第三節 各派政治勢力的明爭暗鬥

  一　袁世凱與孫中山的矛盾和鬥爭

  清帝退位前後，袁世凱在政權交接的關鍵環節上一再玩弄陰謀，始則企圖完全拋開南京臨時政府而另行組建新的政府，既而拒絕南下就職，堅持臨時政府定都北京，以便達到完全控制全國政權的目的。對此，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展開了堅決的鬥爭。

  （一）關於清政權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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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逼迫清帝退位的過程中，袁世凱「決計專從清室入手」，使「袁政府系由清室遞嬗而來」，以便從根本上擺脫南方革命黨人的控制。為了取得列強的支持，袁世凱派人密訪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提出「如果朝廷願意讓位給袁世凱，或者是授權給他建立臨時政府，各國是否將承認他」的問題，朱爾典認為袁世凱已經「博得了各國的信任」，並相信他和南方革命黨人「相互之間應當能夠達成協議」。在探明了列強的態度以後，袁世凱便致電伍廷芳，要求在清帝退位後兩天內，取消南京臨時政府，由袁世凱在北京組織新的臨時政府。孫中山對袁世凱的陰謀堅決予以揭露和抨擊。

  1912年1月18-20日，孫中山連電伍廷芳，要他轉告唐紹儀，向袁世凱提出如下條件：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權同時取消，不得私授於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三、各國承認中華民國之後，臨時總統即行辭職，請參議院公舉袁為大總統。他特別強調：「此於民國安危最有關係，在所必爭，請唐告前途當計及遠大，毋生異議，蓋袁不得於民國未舉之先，接受滿清統治權以自重。"1月22日，孫中山又致電伍廷芳和各報館，公開揭露袁世凱在北京另立政府的陰謀，宣稱：「袁意不獨欲去滿政府，並須同時取消民國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組織臨時政府，則此種臨時政府將為君主立憲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誰知之？縱彼有謂為民主政府，又誰為保證？」他提出最後解決辦法五條，要求袁世凱向各國駐華使節通告清帝退位的消息，並宣布「絕對贊同共和主義」的政見，以表示與滿清政府斷絕關係而變為民國國民，否則後果自負，「戰爭復起，天下流血，其罪當有所歸」。1月27日，孫中山致電各國駐華公使，堅決表示：袁世凱欲令南京臨時政府立即解散，「此則為民國所萬難照辦者」，並揭露袁世凱的用意「實欲使北京政府、民國政府並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獨攬大權」。1月29日，孫中山致電伍廷芳並在報上揭露袁世凱肆意破壞議和大局的罪狀，認為袁世凱在議和過程中背信棄義，「種種失信，為全國軍民所共憤……今以袁世凱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達，又令清帝不能享遜讓之美名，則袁世凱不特為民國之蠹，且實為清帝之仇。此次停戰之期屆滿，民國萬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啟兵釁，全惟袁世凱是咎，舉國軍民，均欲滅袁氏而後朝食。」

  孫中山一連串的揭露和抨擊，使袁世凱陷於十分被動的境地，「袁世凱和他的手下人為所發生的事情亂了手腳」。當時，袁世凱尚未取得清帝退位的同意，在孫中山公布有關條件後，此前袁氏與南方之間用清帝退位換取民國總統的秘密交易便再也無法遮掩，而被完全公開了。袁世凱只好進一步加緊逼宮的步伐。

  清帝退位後，袁世凱立即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臨時參議院，表示絕對贊同共和制度，宣稱「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公認……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但與此同時，袁世凱仍賊心不死，竟然在清帝退位詔書上做手腳，擅自在南京臨時政府擬訂的詔書稿上加入「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等內容，表明其政權來自清政府，而將南京臨時政府撇在一邊。對此，孫中山頗為不滿，他致電袁世凱嚴正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節。」袁世凱的心腹梁士詒等人為之極力狡辯：「清諭有全權組織字樣，南方多反對者。實則此層系滿洲王公疑懼，以為優待條件，此後無人保障，非有此語，幾於旨不能降，並非項城意。故奉旨後，亦未遵照組織政府。清諭現在已歸無效。若欲設法補救，除非清諭重降，自行取消不可。又萬萬無此辦法。南方若堅持此意，實為無結果之風潮。」既成事實難改，袁世凱的陰謀得逞。

  （二）關於臨時政府設立地點

  袁世凱代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後，本應到南京就職，但他藉故拒絕南下，因此發生了一場關於臨時政府所設地點問題的定都之爭。

  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時，曾經提出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和新任總統必須到南京就職等附加條件，「以袁氏難制，欲令遷都江寧以困之」。顯然，孫中山此舉目的在於將袁世凱調離北方老巢，置於南方革命勢力的控制範圍內，以防備其反革命陰謀。

  但是，孫中山的良苦用心不僅遭到許多立憲派、舊官僚的反對，甚至也不被一般革命黨人所理解。2月14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開會討論臨時政府地點問題，革命黨人李肇甫提議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北京，並陳述其理由，得到眾人附議，投票表決結果，以20票對8票的多數通過。當時英國駐南京領事偉晉頌也看出，「參議院的大多數議員很急於實現和平，所以他們投票支持北京為臨時首都，目的在於清除那個使成立聯合政府的談判獲得勝利結果的惟一障礙，即首都的所在地問題」。對於這個結果，孫中山與黃興極為不滿。他們召集參議院中的革命黨人李肇甫、黃復生、鄧家彥等人詰問，鄧、黃等人請求政府再交參議院複議。黃興異常氣憤，宣稱：「政府決不為此委曲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隨即，胡漢民與吳玉章等人加緊活動，一面以臨時大總統名義向參議院發出複議咨文，一面暗中疏通議員，「通知所有的革命黨人，必須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見投票」。2月15日，臨時參議院複議臨時政府地點案，結果以19票對7票的多數通過臨時政府設於南京。當天，袁世凱被參議院選舉為新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賀電中特別說明「臨時政府地點定在南京」，並表示要派專使奉請袁氏「來寧接事」；孫中山還致函袁世凱，說明臨時政府設在南京具有現實政治上的革命性意義，並聲明臨時政府所在地不一定就是將來永久性的都會地點。他說：「今所急要者，但以新國民暫時中央機關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則燕京暫置為閒邑，寧府首建為新都，非特公之與文必表同意於國民，即凡南北主張共和疾首於舊日腐敗官僚政治之群公，寧有間焉。至於異日久定之都會，地點之所宜，俟大局既奠，決之正式國論，今且勿預計也。」他懇切地希望袁世凱「毋以道途為苦」，迅速南下就職。

  袁世凱自然不會輕易離開北方這片經營多年的地盤，而自投羅網地甘受革命勢力的擺布和控制。他在清帝退位時為表贊同共和而致電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雖然表示「極願南行」，但又藉口「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稍有動搖，牽涉各國」，委婉地拒絕南下。2月15日，當袁世凱得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設在南京的消息後，當即致電孫中山等表示實在難以接受，甚至以「退歸田裡」相威脅。他說：「南行之願，真電業已聲明。然暫時羈絆在此，實為北方危機隱伏，全國半數之生命財產，萬難恝置……若專為個人職任計，舍北而南，則實有無窮窒礙。北方軍民意見尚多紛歧，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北為慮，屢經言及；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牽。若因凱一去，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若舉人自代，實無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長此不能統一，外人無可承認，險象環集，大局益危。反覆思維，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蓋就民設之政府、民舉之總統而謀統一，其事較便。今日之計，惟有由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及各軍隊妥籌接收以後，世凱立即退歸田裡，為共和之國民。當未接收以前，仍當竭智盡愚，暫維秩序。」袁世凱拒絕南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北方各省的秩序問題，二是外國列強的干涉問題。正如張謇為袁世凱所做的時局分析及其進獻的相應對策：「公不能南之義，一面有北數省人民，一面有在京外交團。……目前第一難題，即要公南來。解此題者只有二法：一從在京外交團著手；一從北數省人民著手。」袁世凱始終堅持這兩點，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勢力對此也無可奈何。

  袁世凱反對遷都南京的主張，得到立憲派、舊官僚、部分革命黨人以及外國在華勢力等多種政治力量的應和與支持。2月13日，與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臨時政府應設在南京的同時，章太炎在《時報》上公開發表《致南京參議會論建都書》，認為遷都南京有「五害」：軍事戰略上不能控馭北方，北方文化將益形衰落，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憂，難以震懾擁清復辟勢力，外國使館搬遷困難。因而主張「猶不如仍舊」建都北京。無獨有偶，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同一天也發表署名空海的社論《建都私議》，認為「國都宜在北京，此稍有識者所同意也」。該文詳細列舉了應建都北京的八條理由：謀政治之統一，謀經濟之發展，謀財政之撙節，避外交上之煩難，籌邊防之支持，謀兵權之統一，達光復之目的，鞏固共和之基礎。但是，這些並沒有阻止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將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的決議。

  2月21日，中華民國聯合會、民社、國民協會以及《民立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大共和日報》等七家社團與報館，在《民立報》上聯合發表公電，致南京參議院、蘇州都督莊蘊寬並轉黎元洪副總統及各省都督、議會、督撫、諮議局，認為：「北都關係外交、內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黨有死灰復燃之慮，強敵有乘機侵略之虞。況立法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獨立，民國開此惡例，尤可寒心。望公電抗議，以全大局。」同一天，蘇州都督莊蘊寬也在《申報》上發表致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及社會各界的公電。電文認為，「至政府地點之應設在南京，與新總統之是否須到南京，當就事實上論之，不可參以主客爾我之見，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設為問題數則：一、現勢上之觀念，如袁公南來，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滿、蒙等處能無聯外人、擁幼主以破壞全局之事否？一、地點與歷史上之觀念，披覽地圖，南並能控制西北各邊否？中國古時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價值否？一、外界上之觀念，東西各國能不反對遷都否？以鄙見測之，舍北就南，種種危險，將使和平解決之共和政體自生荊棘，致啟爭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豈能不計？……顧以大局所系，自當尊公理而舍私圖，統一政府之必在京、津，毫無疑義。」隨後，安徽都督孫毓筠、浙江都督蔣尊簋、湖南都督譚延闓、江西都督馬毓寶、福建都督孫道仁、雲南都督蔡鍔、廣西都督陸榮廷、江北都督蔣雁行以及南京軍界要人浙軍司令朱瑞、粵軍司令姚雨平、第一軍團長柏文蔚、光復軍司令李燮和等人，紛紛發布通電，反對遷都南京，主張定都北京。

  北方各界對於遷都南京更是持強烈的反對態度。據《申報》記載，旅居天津的各省商人通電認為：「臨時政府宜北不宜南……現清帝甫經遜位，人心搖惑，若令袁公往南接任總統，北方必有變亂，東三省、內外蒙古控制尤難，於民國前途恐多危險。」又據《民立報》記載，京中各政團及各界「咸以袁總統如駐南京，蒙古、東三省勢難震懾，且外交必多困難，本求統一，實召分裂」。各團各界聯合呈遞請願書，要求袁世凱堅持定見，力排眾說，「即日在北方就職，速行宣告各國，以定人心」。直、魯、豫諮議局為首都地點事致電袁世凱和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南遷窒礙甚多，計有「五慮」：關東外患日亟，京師未靖，各國嘖有煩言，外國使館難以安置，不能控馭蒙藩與回疆。認為「南不如北」，堅持「臨時政府實仍以北京為上」。在京蒙古王公也對於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之說表示「大為不願」，他們集會推舉代表謁見袁世凱，認為：「首都地點仍宜設在北京。緣中國以二十二行省而論，則設立南京為宜；若合滿、蒙、回、藏而言，則北京實為適中之地。」並說：「既合五大族成一共和國，蒙、藏各處尤宜注意。」然而這些意見基本上都不出袁世凱堅持的那兩點。

  在武昌的黎元洪集團本來企圖在南北相爭不下時從中漁利，力爭定都武昌，但並沒有多少支持的力量，於是在鼓譟一時之後便傾向支持袁世凱。2月27日，在各處紛紛通電支持定都北京的促動下，黎元洪上書宣稱：「欲為民國謀統一、規久遠，則臨時政府自應以地形險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國樞紐者為適當之地點。居中馭遠，莫若武昌，有識者類能言之。第值此新陳代謝，情誼未孚，陝疆有戰雲未靖之憂，勝國有死灰復燃之慮，蒙、藏諸邊，尤為岌岌，倘非假因利乘便之勢，從容坐鎮，必不能維持秩序，控制中邊，稍一疏虞，將至人心動搖，鄰邦干涉，內憂外患，迭起叢生。言念及此，深為焦灼……竊謂暫時權宜之計，必仍規定燕京，借消隱患。將來宅中建國，仍在武昌，既足滌三百年舊染之污，亦可辟億萬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為宜。如蒙允諾，即請從速組織臨時政府，規劃一切。」黎元洪雖然仍然堅持將來應定都武昌的意見，但也公開表示了支持在北京建立臨時政府的主張。

  外國在華勢力也公然支持袁世凱。據《民立報》記載，各國公使對於遷都南京「頗不謂然」。他們認為：「北京為東亞之中心，數百年來皆建為都會。況且庚子以後，東交民巷一帶，已締立專約，各使署及洋行建築費巨工大，煞費經營，不獨為各外商生民財產所託，於各邦國體誠有重大之關係。今南政府不待各國承認，率以一二人之私見，遽議遷都……南政府輕視外交，要用正式干涉。」各國公使為此集會。英國公使朱爾典在會上說：「現在中國政體既已解決，南北兩方面爭持甚力者，僅在建設臨時政府地點問題。現在南北兩面相較，南方之搖動，究不若北方之穩固。設使袁總統一旦南去，情形甚屬危險。」其他各國公使均表贊同，並擬照會外務部。外國勢力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

  在定都問題的南北之爭中有多種政治勢力是支持袁世凱的，如《民立報》所謂「各都督、各督撫、各軍團、各報館、各政黨、各紳商，大多數主張北京」。這個情況對於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勢力非常不利。

  孫中山、黃興等南方革命勢力也不甘沉默，仍然堅持原議，並對建都北京之說展開了反擊。黃興針對莊蘊寬、章太炎及《民立報》所論定都北京的理由，予以一一駁斥，認為：「袁公雖與清廷脫離關係，尚與清帝共處一城。民國政府移就北京，有民軍受降之嫌，軍隊必大鼓譟。且臨時政府既立，萬不能瞬息取消。清帝既退其統治權，統一政府未成立以前，當仍在南京，臨時政府自應受之於政府所在地，更無移政府而送其接受之理……袁能南來，以北方領袖之宏才，為民國統一之元首，南方服其坦白，北方服其威重，感情融洽，統一之局可以大定。種種研究，臨時政府地點必以南京為適宜。」南京臨時政府外交次長魏宸組致電莊蘊寬，指責莊之通電「有類於聳動社會，反對政府，擾亂秩序」，並逐一反駁了莊蘊寬主張建都北京的理由：「維持秩序，賴有兵力，固與袁之在南在北無關也。控制西北，亦視兵力與政治若何，決不因京城為轉移；英於印度，法於安南，美於菲律賓，未聞因京城之遠而失之也。聯外人，擁幼主，系公過慮。夫外人果欲保全清帝，於武昌起事之日，以一紙書或可辦到，豈尚待今日哉？至各國反對一節，尤為大謬。義師一起，商務全消，各國何嘗不反對，吾人故未嘗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後施行革命也。」聯軍總司令孫岳、參謀長李鼎揚、軍旅長米占元、鎮軍團長臧在新、寧軍團長謝時致電孫中山、袁世凱、黃興及各都督、各司令、各省督撫、各諮議局、各報館，對於莊蘊寬等人「建都應在北京」的主張表示不以為然，認為：「建都北京，其害有三：一、人心之趨向，一如舊日。二、中原幅員廣大，偏處一隅，則尾大不掉。三、對於滿族之膠葛，永無斷絕。」梅馨、蔣國經、趙恆惕、黃本璞、覃振以漢口湘桂聯軍8000人的名義，致電孫中山、黃興表示：「南部暗潮洶湧，藉非袁公南來，萬不足以維大局、安人心……袁果贊成共和，則請速推誠布公，毅然南來，俾南北政府統一組織成立，庶內部不起猜疑，外交得免破壞，五大族幸甚。若猶眷戀於專制巢穴，負隅思逞，不惜人言，不顧天命，內訌外患，民國危矣。則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拼一死戰，不血洗二百餘年之穢污地，不為黃漢子孫。」可見，南方革命勢力的反對也是相當激烈的。

  與此同時，孫中山一面繼續函、電敦促袁世凱南下；一面力爭主動，派遣以蔡元培為首的歡迎代表團，偕唐紹儀北上，專程迎請袁世凱南下就職。迎袁代表團以教育總長蔡元培為歡迎專使，外交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局長宋教仁、陸軍部軍需局長曾昭文、步兵第31團長黃愷元、湖北外交司長王正廷、前議和參贊汪精衛為歡迎員。陣容頗為壯觀。

  2月21日，蔡元培專使代表團啟程北上。26日，唐紹儀與汪精衛先期抵京，並於當晚謁見袁世凱，晤談臨時政府地點問題。27日，迎袁代表團全部進京，受到袁世凱的熱烈歡迎。袁世凱派胡惟德到火車站迎接，同時前往歡迎的尚有以段祺瑞為首的各軍高級將領，以及各商會代表與軍隊、巡警、學生等人群，「排列如堵」，火車站裝飾得甚為美觀，「全城皆飛五色新旗」。各代表寓居貴胄法政學堂。28日，袁世凱在迎賓館會見蔡元培一行，「一見面則允許赴寧就職」，並擬以唐紹儀在北京留守。這時，南方專使已不再拘泥於「建都問題及臨時政府地點問題」，而只專注於迎請袁世凱南下就職。正如蔡元培所說：「袁公之就職於南京，准之理論，按之時局，實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而培等歡迎之目的，專屬於是，與其他建都問題及臨時政府地點問題均了無關係者也。」袁世凱始終沒有表示不能南行之意，蔡元培等人也對此深信不疑。

  2月29日夜晚，袁世凱的親信曹錕所屬第3鎮在北京發動兵變。亂兵「始焚東城，繼搶城外」，在京城內外大肆燒殺搶掠，商民店鋪、居所損失數以千計，迎袁專使寓所也不能倖免，蔡元培等人被迫倉皇逃避使館區的六國飯店。3月1日夜，亂兵「復搶西城，計焚兩鍾之久，槍聲徹夜不絕。豐臺同時兵變，竟開大炮」。這次兵變是袁世凱故意製造的，如時人所謂「初意系授意稍為暴動，借免南行之意」。繼北京兵變之後，天津、保定等地也發生軍隊譁變事件。如此造成北方局勢動盪的跡象，為袁世凱拒絕南下提供了有利的藉口。

  一時間，要求袁世凱在北京組織統一政府的呼聲再次高漲。南北軍政各界、各社團、商會、報館紛紛通電、上書，反對袁世凱南下。副總統黎元洪致電各省及各機關，認為「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如果南北相爭持久不決，將導致「兵亡」、「民亡」、「國亡」、「種亡」的嚴重後果。北軍將領段祺瑞、薑桂題、馮國璋發布通電，斷然主張：「茲就內情、外交、邊部各方面觀之，臨時政府必應設於北京，大總統受任必暫難離京一步，統一政府必須旦夕組定。」上海的《申報》《新聞報》《時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民立報》《天鐸報》《愛國報》《民報》《大共和日報》《民聲報》聯銜致電孫中山和南京臨時參議院：「國都及臨時政府地點應在北，其理由早經各報暨莊都督詳細說明，即旅北商民，亦公電贊同。因日久相持，人心不定，致肇京、津、保定之變，商業損失益巨。倘再遷延，易啟外人干涉，良用危懼。務懇迅賜協商允妥，亟就北京組織完全政府，建定國都，以期南北統一。」外國勢力也開始加緊活動。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團緊急集會，決定從天津再調兵1000人，增援使館衛隊，並每天在街道上進行武裝巡邏，「以便對現存統治當局給予道義上的支持」。各國以保護使館為名，陸續增兵北京；同時放出空氣，希望袁世凱迅速在北京組織統一政府。

  在這種情況下，迎袁專使蔡元培等人不得不接連致電南京臨時政府，提議改變臨時政府地點，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他們電稱：「前月二十九日夜，北京軍隊忽起變亂，一般輿論以袁將南行為其主要之一原因。內亂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現，無政府之狀態，其害不可終日。於是一方面袁君頗不能南行，而一方面則統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實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會議數次，全體一致，謂不能不犧牲我等此來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事已至此，孫中山與南方革命勢力也無可奈何。

  3月6日，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政府交議《關於袁總統受職與重行組織統一政府辦法案》。議員湯漪提議袁世凱「來電既謂北京略已平靖，即應電請袁君南來就職」，少數贊成，被否決。議員鄧家彥提議「電允袁總統在北京受職」，多數贊成，可決。議員谷鍾秀提議關於袁世凱受職與重行組織統一政府辦法六條，議決如下：（1）由參議院電知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就職，（2）袁大總統接電後即電參議院宣誓，（3）參議院接到宣誓之電後即復電認為已經受職，（4）袁大總統受職後即將擬派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姓名電知參議院求其同意，（5）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委定後即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6）孫大總統於交代之日始行解職。對南京臨時參議院的決議，孫中山完全贊同。第二天，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表示：「尤望即依參議院所開手續，正式受職……早定大局。」於是，袁世凱便著手在北京組織臨時統一政府。

  二　立憲派、舊官僚與革命派的紛爭

  在武昌起義以後的革命大風潮中，不少立憲派、舊官僚自覺不自覺地拋棄清廷，及時地轉向革命，附從革命，這對於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並迅速取得成功，無疑功不可沒；但是，在隨後的革命政權建設過程中，這些立憲派、舊官僚又難以與革命派同心同德、共濟時艱，而是互起攻訐，甚至處處為難，以致政爭不已，不僅渙散了革命陣線，而且削弱了革命力量，致使革命政權很快落入舊勢力代表袁世凱的手中。在這一點上，他們是難逃其咎的。

  如前所述，在各省獨立的過程中，立憲派、舊官僚與革命派既有合作，也有爭鬥，並因此而分享了革命政權。當時，各省建立的軍政府大都是由革命派、立憲派、舊官僚三種勢力組成的聯合體，有不少立憲派、舊官僚占住重要職位，甚至成為軍政府都督，如湖北都督黎元洪、蘇州都督程德全是典型的舊官僚，浙江都督湯壽潛、湖南都督譚延闓是著名的立憲派人物。隨著各省紛紛獨立，籌組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事被提上議事日程，立憲派、舊官僚頗顯活躍，尤其江浙名流張謇、湯壽潛、趙鳳昌、程德全、莊蘊寬、雷奮、楊廷棟等人，企圖控制統一中央政府的組織權，在上海與武昌兩派勢力之間縱橫捭闔。南北議和期間，這些立憲派、舊官僚更是在南方革命勢力與北方袁世凱勢力之間上下其手，操縱自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張謇、湯壽潛、程德全雖掛名南京臨時政府總長，但常住上海租界；孫中山函聘趙鳳昌為樞密顧問，趙在上海堅辭不就；湯化龍也匿居上海不就臨時政府法制局副局長之職。顯然，這些立憲派、舊官僚們對革命派掌握的新生的革命政權採取了消極的不合作態度。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在組織上依託中華民國聯合會和統一黨，與同盟會和南京臨時政府在政見上處於對立狀態。

  中華民國聯合會和統一黨與革命黨人章太炎密切相關。1911年11月中旬，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立即投入緊張的政治活動當中，「擔任調人之職，為聯合之謀」。當時，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各種政治勢力都在謀求籌組新的統一政府。在武昌的譚人鳳等革命黨人致電包括章太炎在內的各地革命黨同志稱，「民國漸次成立，請諸君速來鄂組織一切」，顯然是要各地革命黨人到武昌組織民國政府。章太炎回電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今讀來電，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諸君能戰則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章太炎公開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毋庸諱言，從辛亥革命的角度看，這個口號反對同盟會一黨領導的意思是很明顯的，其對革命的破壞性影響不容低估。革命領袖孫中山日後反思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時認為：這個口號在當時造成了「一種很可怪的空氣」，某些舊官僚與革命黨人彼此唱和，瓦解了革命精神，「後來革命黨的失敗，都是在這句話上面，這是我們大家不可不徹底覺悟的」。但是，如果我們從民國政治建設的角度看，就會發現這個口號應該還有另一層意思：在革命成功以後，取消革命政黨，建立近代普通政黨，進行民主憲政的國家建設。這是民國之初進行政黨政治建設的「毀黨造黨論」社會思潮的反映，是章太炎創立近代政黨、進行政黨政治建設的理論依據。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章太炎一回國就立即謀求組建政黨。當時，章太炎在上海常與張謇見面，「會商民國成立以後的政治建設。一面謀鞏固民主根基，一面謀民權民氣在正當的軌道上發揚，尤其著重在政黨的建設。認為要進行政治上的演進，政見上的表現，必得有對待的二黨在同一國體之下，各自團結，拿政綱政見互相切磋，互相砥礪；使人民有從違擇舍的自由和信從。」後來，他們組織了中華民國聯合會與統一黨。

  1912年1月3日，中華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以「聯合全國，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為宗旨。聯合會的幹部體制採用會長負責制，由正副會長、幹事、參議員構成。具體情況如下：正會長章太炎，副會長程德全，參議員江蘇唐文治、張謇，浙江蔡元培、應德閎，湖南熊希齡、張通典，湖北黃侃，安徽汪德淵、程承澤，四川黃雲鵬、賀孝齊，江西劉樹堂、鄒凌沅，廣西陳郁瑺，雲南陳榮昌，廣東鄧實，甘肅牛載坤，貴州符詩鎔、王朴，駐會幹事江蘇唐演、浙江黃理中、江西符鼎升、湖南章駕時、四川廖希賢、福建林長民、山西景耀月、貴州王朴、安徽江謙。1月4日，聯合會發刊《大共和日報》，為其言論機關報。中華民國聯合會是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成立的第一個重要的政治團體，其明確表示「本會性質對於政府立於監督補助地位」。

  3月2日，中華民國聯合會根據章程「改會為黨」，正式成立統一黨，以「統一全國，建設強固中央政府，促進完美共和政治」為宗旨。統一黨的幹部體制採用理事合議制，由理事、參事、幹事、評議員構成。統一黨成立時本部職員如下：理事：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熊希齡、宋教仁；參事：湯壽潛、趙鳳昌、唐文治、陳榮昌、鄧實、應德閎、王清穆、葉景葵、莊蘊寬、蔣尊簋、唐紹儀、湯化龍、溫宗堯；幹事：總務科黃雲鵬、孟森，書記科康寶忠、劉瑩澤、王朴、馬質、錢芥塵、易宗周，會計科黃理中、張弧，交際科王印川、林長民、王觀銘、龔煥辰、楊擇、王紹鏊，庶務科章駕時、王秀琳；基金監：趙鳳昌；評議員：江蘇唐文治、陳則民，浙江應德閎、陳毓楠，四川黃雲鵬、曾道，安徽汪德淵、劉慎怡，湖南章駕時、鄧起樞，廣西周應熙、汪鳳翔，河南張達善，江西李約，貴州楊華、寧士楨，直隸紀文瀚。統一黨成立的第二天，同盟會也由秘密革命團體改為公開的政黨，形成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相對立的兩個重要政黨。

  從上述開列的中華民國聯合會與統一黨的幹部成員來看，其黨員構成融合了革命派、立憲派、舊官僚三種政治勢力。據記載，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時，「凡國人之主張共和及統一建國者，不問其南北新舊，有無黨籍，率可入會」。統一黨更是「兼容各派，共赴一鵠，直開後來政黨聯合陣線之先河，彌為國人所樂附」。正如統一黨的《宣言》所稱：「本黨本集革命、憲政、中立諸黨而成，無故無新，惟善是與。只求主義不涉危險，立論不近偏枯，行事不趨狂暴，在官不聞貪佞者，皆願相互提攜，研求至當。」當然，上述名單中不少人實際上是掛名的。如宋教仁當時正隨迎袁專使蔡元培在北京，當得知被統一黨舉為理事時，即在京發電辭職，回南京後又致電《民立報》登報發表聲明。事實上，無論是中華民國聯合會還是統一黨，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核心人物還是章太炎與江浙立憲派、舊官僚張謇、程德全、趙鳳昌等人。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同盟會根據「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原則，基本上掌握了政府權力，儼然一執政黨；而中華民國聯合會與統一黨雖然有黨員入閣，但始終處於在野黨的地位。兩黨之間存在許多政見分歧。中華民國聯合會與統一黨可謂是同盟會及南京臨時政府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前者對後者的種種舉措多持強烈的反對態度。

  例如，反對改用陽曆。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之初，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根據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的決議，宣布自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陽曆。章太炎以《大共和日報》社長的名義連續發表宣言，認為此舉由各省都督府代表組織的參事會所議定，「不合法制」，故反對改用陽曆。宣言稱：「本年改用陽曆，由參事會所議定。尋今日南北未一，觀聽互殊，豈容遽改正朔？況此次參事會，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變名，既非國民公選，何有決議改歷之權？故在議員未選、曆書未頒，對於此等少數空言，斷難遵行。」「曆法為人民所公用，非官吏所獨用。陽曆誠便於從事，然改變人民所用之舊貫，非民選議員，不得有決議之權。今以都督府代表擅議，故曰少數；有其議而不頒曆書，故曰空言。各軍政府雖依用，民間未有曆書，雖有東西人通用之歷，依法宜自政府刊行頒布。故曰斷難遵行。凡事當決於民議，不決於是非。仆非反對陽曆，乃反對用陽曆者之不合法制。」

  再如，反對南京臨時參議院與《臨時約法》。在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上，蔡元培曾提議「請願臨時政府組織民選參議院」。嗣後，聯合會與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對此兩次交換意見。首先，聯合會上書臨時大總統，從法理上認為共和政治當有民選議院，所謂「共和政治之精神，在伸張民權，而伸張民權之機關，即在民選議院，此誠今日所當亟而不可草率將事者」。上書對於由各省都督府代表組織的議事機構不以為然，認為是「以行政之員而參與立法」，「僅足以代表各省都督府，而不能代表全國人民之總意」，「止能參預行政事宜，不得干預立法權」，要求臨時大總統「通告各省，召集省議會，選舉議員，速赴南京，組織參議院……庶符民國共和政治尊重民權之至意」。臨時大總統則從事理上申述臨時政府時期只當有臨時參議院，認為「臨時參議院由各省都督派員組織，不過一時權宜，豈遂認為定製？目下光復各地，軍政猶布，地方未靖。即欲召集省議會，選舉議員，機關、手續俱無從著手；必待民選告成，乃議立法，又非臨時政府建設之意；且北伐之舉，有進無退，江淮頻警，楚氛甚惡，臨時政府所枕戈不遑者，方在破虜一事。民選議會，當俟北虜破滅後議之，在此非謂理有不可，蓋於勢有不能也。」接著，聯合會退而求其次，認為臨時參議院僅為「一時權宜」，主張限制其立法權。其復書稱：「大總統既知此種議會為一時權宜，不為定製，以後關於永久之法，應請限制此會不得妄議。其萬不得已一時急於施行者，但可取用章程格令等名，不得以法律名義頒布，庶幾權限劃清，思無出位。」對此，臨時大總統表示認可，認為其所論限制臨時參議院立法權「切中時弊」，「當加意致謹」。1912年1月2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由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三人組成，與中華民國聯合會民選議院主張大相逕庭。南北議和成功後，統一黨又重提民選問題，主張撤銷臨時參議院，認為「參議院者，實各省都督所派之代表團，而南京臨時政府之假署立法機關也，其非國民之代表國民之立法機關，自事實上法理上言之，了無疑義……今南北既已統一，自為單獨之國家立法機關當歸民選，其裁撤當即在目前」。更有甚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時頒布了由臨時參議院制定並通過的《臨時約法》，統一黨認為這顯然與中華民國聯合會希望限制臨時參議員立法權的主張相違背，故而對其大加非議：「國民為共和國之人，有主權者，參議員為都督府之差官，無主權者，故國民對參議院之《臨時約法》有不承認之權，此最簡明之理由也。雖然，使該院所制定者尚屬可行，其制定手續雖不適法，吾國民亦可宥其越權之罪，委曲承認；乃按該約法規定既多紕繆，性質又不盡合臨時，吾國民若再緘默不定，則是自棄其天職爾。」統一黨認為《臨時約法》由不合法的臨時參議院制定，不合立法手續，且其本身又不完備，因而建議國民不予承認。

  當然，中華民國聯合會和統一黨還有不少政見與同盟會及南京臨時政府不同。如章太炎、張謇、莊蘊寬等人致電、致函，強烈反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以漢冶萍公司抵押借款及其定都南京的主張，已如前述，此不贅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持各種反對理由，大都合理合法，冠冕堂皇，給南京臨時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使其處境頗為尷尬。

  應該看到，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民初政壇上的政治格局主要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派革命勢力與袁世凱勢力的競爭，而中華民國聯合會和統一黨處處表現與同盟會及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政見分歧，這無疑在客觀上是有利於袁世凱的。「當時同盟會與統一黨以主義分急進、漸進相對峙，遂令梟雄袁世凱乘隙而入，施其操縱慣技，坐享漁人之利。」正如統一黨的重要黨員王紹鏊日後回憶時所認為，統一黨「實際上是不知不覺地做了袁世凱的應聲蟲」。

  三　革命派內部的矛盾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很快便陷入內外交困的艱難境地：列強不予承認，財政危機嚴重，同時還面臨著袁世凱勢力的威脅，而立憲派、舊官僚又處處為難，革命政權岌岌可危。這要求革命派團結一致、共渡難關，但革命派內部也是矛盾重重。

  革命派內部的矛盾主要是源於不少革命黨人對革命艱巨性的認識不足及其權利享樂思想的泛濫。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在民國建立與清帝退位這種政治轉換的表象中，一些革命黨人便沉溺於「革命成功」的幻覺，開始迷失了革命的目標與前進的方向。「自辛亥革命以後，熱心消滅，奮鬥之精神逐漸喪失。人人皆以為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業不肯繼續做去。」此時一些革命黨人便居功自傲，很快滋生權利享樂思想。「當時同志中志得意滿、行為浪漫者頗不乏人；『逢人稱首義，無兵不元勛』,舍本偏於逐末，革命止於革官。」他們「開始蛻變，逐漸地喪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個人的官職和利祿」。這些革命黨人以革命為做官發財的捷徑，於是在奪取政權之後為了權位與利益而互起紛爭，以至內訌不已。正如孫中山日後批評所說：「當時黨人已大有爭權奪利之思想，其勢將不可壓。」

  當然，革命派內部的紛爭，既有權利思想的作祟，還因政見的不同而引起。下面是幾方面的矛盾情形：

  （一）武漢與南京的矛盾

  武漢是首義之區，湖北革命黨人自視甚高，居功攬權之心甚切。在籌建統一中央政府的時候，他們曾經與上海各種政治勢力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試圖掌握臨時政府的組織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他們又多方活動，想方設法為自己謀取職位。劉成禺、時功玖等人要求孫中山「宜寵異武昌諸將，勿令怨望」，但沒有結果。孫武親自到南京活動，欲在臨時政府謀一陸軍次長之職，也未能如願。南京臨時政府除給黎元洪以副總統職位外，並沒有給其他武昌首義諸人以特別的位置。由於對權力分配的失望，湖北革命黨人對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頗為不滿。他們認為：「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多材，應另樹一幟，以與之相抗。」

  1912年1月16日，孫武、劉成禺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民社。民社之名「援盧梭人民社會之旨」，其宗旨標榜「對於統一共和政治持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福」。民社主要幹部名單如下：理事長：黎元洪；常務理事：孫武、劉成禺、饒漢祥、張伯烈、孫發緒；總幹事：吳敬恆；幹事：秘書科何雯，庶務科汪彭年，主計科張伯烈，招待科寧調元；評議員：李登輝、王正廷、周恢、項驤、張伯烈、孫發緒、張振武。民社擁黎元洪為領袖，其核心人物是失意的革命黨人孫武、劉成禺和湖北軍政府中的政客張伯烈、孫發緒、饒漢祥，其社員以湖北軍政界人士為多。「湖北籍的國會議員，湖北的師旅長，以及各部首腦人物，多系民社主要分子。」民社本部設在上海，基地卻在武昌，其經費由湖北軍政府直接資助。據記載，湖北理財部部長李作棟曾一次撥給民社活動經費5萬元。民社的基本政治態度就是「反孫倒黃，捧黎擁袁」，可謂武昌首義集團對抗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的重要政治團體。「民社組織之日，正南京政府成立之時。對於南京的一切設施，監督得極其嚴緊。例如漢冶萍與外人合辦一事，招商局抵押借款一事，合同並未訂結，武昌就嚴電反對起來……和議未成，政局未定，而南方革命陣營中，已經造成了武昌與南京的矛盾。」

  3月1日，湖北籍參議員劉成禺、時功玖、張伯烈因反對南京臨時政府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而憤然辭職，由此引起了一場否定南京臨時參議院的政治風波。劉成禺等人的舉動，得到幾乎同時辭職的江蘇籍參議員楊廷棟等人的支持與配合，他們通電要求各省議會另選參議員，組織臨時中央議會，從而否定南京臨時參議院，進而否定其所制定並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對南京臨時政府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二）光復會與同盟會的矛盾

  光復會與同盟會是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它們都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由於兩者之間的歷史糾葛，積怨甚深，勢同水火。革命成功之後，為了謀取權勢與地位，雙方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進一步顯露出來。上海光復，是同盟會陳其美與光復會李燮和通力合作的結果。但是在組建滬軍都督府時，陳其美不僅利用手腕為自己取得都督職位，而且多用同盟會會員掌管都督府重要職權，對光復會一系排斥甚力，僅予李燮和以參謀之職，使李燮和及光復會黨人頗為不滿。在李燮和避走吳淞、出任吳淞軍政分府都督後，陳其美及其黨羽「甚為嫉妒」，居然多次派人暗殺。李燮和在吳淞另樹一幟，為了「不受制於陳其美」，決定將吳淞軍政分府隸屬於江蘇都督程德全治下，並取消都督名號，改任吳淞軍政分府水陸軍總司令。上海光復前後，陳其美與李燮和的矛盾，表明同盟會與光復會的裂痕難以彌合。

  1912年1月14日，陳其美派人暗殺光復會領袖人物陶成章於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造成民國初年第一起震驚全國的政治暗殺事件。與排擠李燮和一樣，暗殺陶成章也是陳其美對付光復會的重要步驟。這是早有預謀的。據說，上海光復前夕，陳其美曾經「密約親信同志」集議，商談武昌起義後同盟會的應對策略。陳其美說：「今日武昌為首義之區，南北兩京，尚在滿清之手，各省自聽命於武昌。而武昌起義者，又均系光復會人。長江一帶，本為光復會勢力所瀰漫，今以首義示天下，同盟會將無立足之地。所以吾人為同盟會計，為報答孫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計，不得不繼武昌而立奇功於長江下游。苟能從光復上海入手，次第光復江、浙、南京、皖、贛以達北京，共和告成，同盟會化為永占優勢之政黨，始可無恨。今觀武昌軍政府，令李燮和以總司令名義來滬，協助光復，其居心可知。況李燮和又為陶成章之親信者。吾同志中諸好友，能有出奇制勝之策否？」顯然，當時陳其美等人便在謀劃以「出奇制勝之策」對付光復會的李燮和、陶成章等人，以保住同盟會「永占優勢」的地位。當然，要想在上海與江浙地區等光復會的活動重地「出奇制勝」，陳其美只有不擇手段了。陳其美不惜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對付自己的同盟軍，並不能真正有效地解決同盟會與光復會之間的派系紛爭問題，反而只能進一步增大雙方的敵對矛盾，同時相應地削弱自己的戰鬥力。

  廣東是同盟會勢力控制的重要基地，陳炯明出任都督後，為加強同盟會的統治力量，力圖壓制與打擊光復會等異己勢力。汕頭民軍司令光復會員許雪秋、陳芸生「與同盟會員之領軍者不合，勢成水火」。為此，光復會會長章太炎致書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指出：「同盟、光復二會，日益軋轢……幾有貴族、平民之分。」他認為，光復會與同盟會本來應該是平等的，兩黨的革命目標基本上是相同的，光復會也為革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雖然兩黨領袖政見稍有區別，但絕不能自相殘殺。他對於同盟會壓制光復會之事深表不滿，並說明其嚴重後果：「若以名號相爭，而令挾私復怨者，得借是以為名，無損於虜，徒令粵東糜爛。」孫中山致電陳炯明及同盟會，完全贊同章太炎關於同盟會與光復會兩黨關係的意見，並指示陳炯明「解釋調處」。他認為：「同盟、光復二會在昔同為革命黨之團體……兩會欣戴宗國，同仇建虜，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縱前茲一二首領政見稍殊，初無關於全體。今茲民國新立，建虜未平，正宜協力同心，以達共同之目的，豈有猜貳而生鬩牆。」無論是章太炎還是孫中山，在主觀上似乎都希望同盟、光復兩會能夠泯滅黨見，和衷共濟，但事實上兩者仍是紛爭不已，其結果只不過是革命陣線里有生力量的內耗，而客觀上給袁世凱攫取革命成果以可乘之機。

  （三）同盟會內部的矛盾

  同盟會自成立以後，歷經共進會獨樹一幟、光復會重建及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等事件，在組織上逐漸趨於渙散狀態。武昌起義突然爆發，同盟會在組織上和思想上都缺乏充分的準備，以至於在如何應對時局及如何自處等關鍵問題上，同盟會內部的認識非常混亂。章太炎宣揚「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老革命黨人劉揆一主張：「自今以後，務皆以提倡共和民主政體、組織中華民國政黨為共同純一之宗旨。凡從前所設立如同盟會、憲政公會、憲友會、辛亥俱樂部以及一切黨會諸名義，應請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對此，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也表示贊同，認為：「非有此種涵天蓋地之識量，萬不足以救黨派分歧之中國。」宋教仁更是直接「主張解散同盟會另組政黨」，「選擇同盟會中穩健分子，集為政黨，變名更署，與同盟會分離」。這些關於取消同盟會和另組政黨的言論，一時甚囂塵上，使同盟會幾乎面臨解體的危險。

  1911年12月30日，歸國不久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了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改訂了同盟會暫行章程，並發表《中國同盟會意見書》。意見書承認了同盟會的渙散狀態，「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為萬途」；號召黨人加強團結，希望「吾黨宜益廣其結納，羅致碩人，以閎其力，惟必先自結合，以成堅固不破之群」。同時還嚴肅地批評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言論，以為「是儒生闒茸之言，無一粲之值」。意見書還宣稱同盟會應勇敢地承擔領導革命的重任：「當千鈞一髮之時，則冒鋒鏑、捐肝腦為前驅以爭其最後者，舍吾黨其誰屬？」該書重申實現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革命理想，「欲造成圓滿純固之國家，以副其始志者，則必完全貫徹此三大主義而無遺」。最後，意見書還表明了要在適當的時候將同盟會改為公開政黨的意向：「俟民國成立，全局大定之後，再訂開全體大會，改為最閎大之政黨，仍其主義，別草新制，公布天下。」這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孫中山等同盟會最高層領導人試圖重新振興同盟會勢力的希望及其努力的方向，應該說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但效果並不理想。

  事實上，當時同盟會內部的分裂業已顯露端倪。隨後，章太炎與江浙立憲派、舊官僚張謇、程德全等人組織了中華民國聯合會，湖北革命黨人孫武、劉成禺等人擁戴黎元洪成立了民社。章太炎、孫武等人既從同盟會分裂出來，又公然攻擊同盟會，使同盟會備受壓力。1912年1月22日，同盟會總部在南京舉行會員大會，有18省會員到會，約2000人，規模盛大。胡漢民代表孫中山出席，並提議修正誓詞為「顛覆滿清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並得到會眾贊成。會議在討論同盟會的改組問題時，會員意見出現分歧：右派以宋教仁為代表，認為「武裝革命已告終了，應改為公開之政黨，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復帶秘密之性質」。左派以胡漢民為代表，認為「革命之目的，並未達到，讓權袁氏，前途尤多危險，黨中宜保存從來秘密工作，而更推廣之，不宜傾重合法的政治競爭，而公開一切」。討論的結果是右派占多數。這種意見分歧，正是同盟會內部分別以孫中山與宋教仁為代表的兩派政治勢力不同政見的反映。當時，正值南北和談的關鍵時刻，清帝尚未退位，孫中山對讓位給袁世凱也心有不甘，於是希望繼續保持同盟會的革命性質；而宋教仁向來主張實行政黨政治，當然希望將同盟會改組為公開政黨，以實現其責任內閣制理想。

  3月3日，同盟會本部再次在南京召開全體大會，到會者數千人，正式決定由秘密革命團體改為公開政黨，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大會宣布政綱九條：（1）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2）實行種族進（同）化；（3）採用國家社會政策；（4）普及義務教育；（5）主張男女平權；（6）勵行徵兵制度；（7）整理財政，厘定稅制；（8）力謀國民（際）平等；（9）注重移民墾殖事業。改組後的同盟會本部主要職員如下：總理孫文，協理黃興、黎元洪；總務部主任幹事汪兆銘；交際部主任幹事張繼；政事部主任幹事宋教仁；理財部主任幹事居正；文事部主任幹事李肇甫；評議部議長張耀曾，副議長田桐。孫中山、黃興對同盟會的改組是贊同的。但由於孫、黃政務繁忙，難兼黨務，即使卸任之後，也主要是忙於實業建設，而黎元洪又是掛名的，胡漢民後任廣東都督，汪兆銘不久出國留學，這樣便使「實際的黨務，落入較溫和的宋教仁之手」。

  同盟會改組其實也是其內部矛盾分化的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盟會本是秘密革命團體，改組為公開政黨後，其性質遂發生變化，如章士釗所謂「從前之名稱雖未易，而其實質則已消」。「同盟會既為政黨，則今後之所為，當謀避免普通政治結社之行動，而力崇黨德，實行黨綱。政黨者，與國會相依為命者也，故黨員當為議員，否則為議員候補者，余則恃選民而已。」改組後的同盟會希圖逐漸步入政黨政治的軌道，其從前所有的革命性便將隨之而喪失。後來，宋教仁以此同盟會為基礎，聯合其他幾個小團體，組建國民黨，更是如孫中山所謂已「完全變為政黨，革命精神遂以消失」。因此，同盟會的改組，不但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革命領導核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來就並不夠強大的革命力量，終於難以粉碎袁世凱勢力攫取民國政權的陰謀。

  總之，在清末以及民初政局演變的過程中，各派政治勢力展開了激烈的明爭暗鬥，「立憲派和革命派與清政府斗；攝政王與袁世凱及立憲派和革命黨斗；善耆與載灃弟兄斗，結果均歸失敗，成功者只一袁世凱。」事實上，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政治手腕方面根本不是舊官僚政客袁世凱的對手，立憲派、舊官僚與革命派組織的反清革命聯合陣線在清王朝垮台之後又互起紛爭，革命派內部也隨之不斷分化而矛盾重重。種種跡象表明，袁世凱能夠成為這場政治角逐中最後的贏家，是有多方面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