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南北對峙與議和

  一　列強的「中立」

  1911年10月17日，駐漢口英、俄、法、德、日領事公派代表與武昌軍政府都督黎元洪面晤，表示「承認民軍為交戰團，各國嚴守中立」。次日，各國領事會銜發出布告，宣稱：「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民軍互起戰事。查國際公法：勿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釁，該國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領事等自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出現，以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系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敦結交誼上應盡之天職，為此剴切布告。」列強公開承認革命軍是與清政府對等的交戰團體，並表示嚴守中立，這樣便正式確立了列強對辛亥革命的「中立」政策。

  列強之所以對辛亥革命採取「中立」政策，主要有兩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　方面，是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的制約。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法、德等國正忙於歐洲事務，都不願意花過多的精力捲入遠東糾紛，只希望繼續保持既有的均勢格局。就英國而言，它在華既得利益最大，而革命政權主要控制了南中國地區，尤其是作為英國勢力範圍的長江流域，這使英國不得不採取謹慎的態度，儘量避免與革命政權發生衝突，以免直接損害自己的切身利益。日俄兩國本想趁火打劫，但又不敢輕舉妄動。日本侵華政策的第一步，是陰謀侵吞滿洲。日本內閣認為：「鑑於帝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與清國之間具有極密切之關係，故我政府應不斷努力，以求對清國占有優勢的地位，並須多方策劃，使滿洲現狀得以永恆持續。……進而確立帝國在滿洲的地位，以求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俄國的目標是侵占滿洲、蒙古和新疆，自然與日本發生利害衝突。這種衝突既可能導致兩者之間你死我活的爭鬥，又可能使兩者在對待中國問題方面採取一致行動。日俄戰爭後，俄國就試圖與日本聯合侵略中國，如沙皇尼古拉二世說過；「俄國在遠東方面應與日本攜手」；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奏沙皇建議：「在目前情況中，為我國利益起見，對中國問題，應儘可能與東京內閣交換意見，以便不錯過加強我國在中國地位的適宜時機。」於是，日俄兩國頻繁接觸，反覆商討共同援助清政府的問題。他們認為，革命運動的發生，「對於日俄兩國所獲得的特殊利益，實是一場很大的危險。迄今為止，日俄兩國所獲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現存的滿清朝廷。與其坐視事變自然消長，何如援助現存的滿清朝廷，或將有利於維護日俄兩國的利益。……只要時機一到，兩國即可根據一九〇七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並可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日俄兩國雖然大打自己的如意算盤，但並不敢擅自付諸行動。日本與英國有盟國關係，俄國與英、法也有協約關係，日、俄的行動不能不顧忌英法等國的態度。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訓令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帝國政府一面要隨時做好應變準備，毫不鬆懈；一面要洞察形勢發展真相，並探索各國動向。……我國在確定態度時，事先至少需與英國政府進行磋商，方為合宜。」顯然，日本非常關注英國等列強的動向。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力量有限，雖然多年來力圖向中國東北地區滲透侵略勢力，但總難與得地理之便的日俄兩國競爭，武力干涉只能更加有利於日俄兩國擴大勢力範圍，因而美國極力反對日俄兩國單獨行動。美國和德國奉行的是列強「一致行動」的原則。正如德國代理外交大臣齊謀門所說：「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希望避免個別國家單獨行動，藉此獲得特殊利益。」日俄兩國只好收斂其武力干涉的意圖，而與英、法、德、美等列強共同採取所謂「中立」政策。

  另一方面，是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的影響。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獨立，革命烽火很快便席捲大半個中國，這種狂飆突進的形勢是列強所始料不及的。當獨立各省相繼建立革命政權，形成與清政府對峙的局面時，列強一時無所適從，甚至對清廷失去信心。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與俄國總理大臣談話時說：「革命黨實力究竟如何，雖尚不得確知，但全國各地對於滿清朝廷已經普遍心懷不滿，則是無可懷疑之事實；而清國既無健全的軍隊，財政又很困難，政府軍隊若不能迅速平定變亂，則革命運動或將瀰漫至全國各地，亦未可知……鑑於清國現政府之極端腐敗與混亂，據本使所見，寄希望於滿清朝廷這一派獲得最後勝利，實屬危險之極。」顯然，列強不會冒險支持一個即將崩潰的清王朝，而置自身於迅猛發展的革命力量的對立面。同時，革命政權的對外政策和行動，也使列強從恐懼於義和團式的「排外」緊張中有所解脫。他們看到：「運動進行的方式有條不紊以及對外國利益所表現出來的顯著尊重，使得它同以前所有此類起事區別開來，並且在中國人中間獲得了對它的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滿清朝廷再也不能聲稱享有這種同情了。」因此，在革命形勢迅猛發展，而清政府的前途頗為微妙的時候，列強自然會謹慎地採取「中立」觀望的態度。

  需要說明的是，列強的「中立」政策是建立在武力威脅的基礎之上的。武昌起義後，列強藉口保護租界和外僑，迅速調動軍艦駛入漢口港。據英國駐漢口代總領事葛福的報告，1911年10月16日，共有13艘外國軍艦停泊在漢口港，其中英國5艘，美國3艘，德國與日本各2艘，法國1艘；此外還有2艘將於次日到達。11月初，上海光復後，英國海軍部訓令駐香港部隊做好準備，以便需要時立即派往上海。駐港部隊包括工兵40人、炮兵80人、英國步兵350人、印度土著步兵150人，並配備4挺速射機關槍和4尊過山炮。另據英國駐華使館陸軍武官韋樂沛12月15日的報告，當時各國駐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官兵總數達7021人，共配備45門野戰炮和60門機關炮。其中英國2840人，法國1315人，日本1216人，俄國585人，德國356人，美國321人，義大利194人，奧地利125人，荷蘭48人，比利時21人；分駐北京2098人，天津4553人，塘沽40人，唐山116人，秦皇島78人，山海關136人。這些各國分遣部隊可以從俄、日、德三國分駐北滿、南滿和青島的部隊中最容易獲得增援，其第二個援軍來源是西伯利亞、菲律賓、香港和印度。列強不僅調動軍艦和軍隊進駐中國沿江與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及戰略要地，而且使其在中國周邊殖民地的軍隊也進入軍事戒備狀態，以便隨時徵調赴援。

  當然，列強並沒有實際採取激烈的軍事行動，而是始終打著「中立」的幌子，以坐收漁翁之利。在「中立」觀望的過程中，列強清楚地看到，腐朽的清王朝行將崩潰，以載灃為首的清廷已經無力回天；於是，他們便寄希望於強權人物袁世凱建立一個強有力政府，以代取清政府。當袁世凱受命進京組閣的時候，英國外交大臣格雷致電駐華公使朱爾典說：「我們對袁世凱懷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們希望看到，作為革命的一個結果，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與各國公正交往，並維持內部秩序和有利條件，使在中國建立起來的貿易獲得進展。這樣的一個政府將得到我們能夠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於是，列強開始逐漸棄清廷而扶植袁世凱，意圖使袁世凱成為他們在華的新的政治代理人。

  二　議和呼聲四起

  袁世凱復出後，既想力圖控制北方清朝政權，又要設法對付南方獨立各省的革命力量。袁世凱深知南方革命力量不是完全可以用武力鎮壓的，而且即使能夠鎮壓，對自己也沒有好處，反而會使自己失去一個要挾清政府的重要籌碼。於是，狡黠的袁世凱採取「剿撫兼施」的兩面手法：一面派精銳的北洋軍猛攻漢口、漢陽，迫使南方革命政權就範以屈從自己的意旨；一面又點到為止，並不想一舉撲滅南方的革命力量，而是藉以繼續給清政府施加壓力，以便達到自己進一步攬權的目的，最後坐收「和議」之功，攫取全國最高統治權力。正如徐世昌所說：「以項城才略經歷，自屬過人，其對於時局，言剿改而言撫，言撫進而言和，純出於項城之主持。漢口、漢陽以兵力威脅南方，攻占以後，決定不再進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帶，以鞏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諭旨，均從宣布德意著筆，而資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項城之利用，經此醞釀，乃促成南北議和之局，此中運用，則非旁觀者所能盡知也。」

  袁世凱被清廷起用之初，即通過與黎元洪有同鄉舊誼的道員劉承恩散布「和平」空氣。劉承恩連續兩次致函黎元洪，並通過湖北爭路代表張伯烈向革命黨人轉達了這樣的信息：「袁氏可與革命軍合作。擬即進省，報告黎都督。日前戰事不能長久，當有和議的轉機。「1911年11月1日，北洋軍攻下漢口之際，劉承恩第三次致函黎元洪，說明清廷已下罪己之詔，並宣布實行立憲，開放黨禁，皇族不問國政，「國政尚可有挽回振興之期」，要求黎元洪「務宜設法和平了結」，並表示「諸公皆大才榱槃，不獨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辦理朝政」。黎元洪覆信力勸袁世凱反正，棄滿清而歸民國，表面上義正詞嚴，實則為議和預留地步。黎聲稱：「公果能來歸乎？與吾儕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黃興也以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的名義致書袁世凱，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思。他說：「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後之別。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他們的意思非常清楚：只要袁世凱起來反清，將來就可以推舉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和談當然不在話下。

  

  11月11日，袁世凱派劉承恩和海軍正參領蔡廷幹到武昌作試探性的議和談判。黎元洪率湖北軍政府重要職員在議事廳接見了劉、蔡二人。劉、蔡提出以承認君主立憲為停戰議和的先決條件，認為「除民主國體外，無論何種意見皆可代達袁項城代奏，請朝廷採擇實行」。這正與革命軍政府的民主共和宗旨相矛盾。儘管黎元洪「態度尚溫和」，但孫武、張振武等革命黨人「見所開條件中有君主立憲一條」，都表示反對，甚至有職員拔刀大喝：「誰主和，誰吃刀！」並有民眾團體在都督府門前示威抗議。宋教仁說：「吾輩之目的原在共和，今滿政府仍欲君主立憲，則吾輩之目的並未達。」即使立憲派人士如胡瑞霖（自笏）也認為：「吾輩之所主張者在民主國體，今除民主國體不議，則此次實無可議之餘地。」結果，因雙方在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宗旨上存在根本分歧，談判破裂。

  其實袁世凱並不是真正地主張君主立憲，其「主張君主立憲，『留存本朝皇帝』,非忠於清，其意蓋別有所在」。其時袁世凱正受命進京組閣，這正好給了他完全控制清朝政府權力的良機，其標榜君主立憲顯然是別有用心的。革命黨人以歸順共和為條件而許諾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也並非無動於衷，實有難言之隱而已。「袁世凱懼第一期之大統領為他人所得，而又無能為毛遂之謀，故於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運動，己則揚言共和政體如何不宜於今日之中國。實則一俟運動成熟，遂爾實行，其所以反對共和者，意固別有所在。」事實上，袁世凱本無所謂立憲或共和的政治成見，而實際只有攫取國家政權的政治野心。於是，袁世凱在完成組閣而基本控制清朝政府權力之後，便進而以武力迫使南方革命力量就範。

  11月27日，馮國璋率軍攻克漢陽，本欲乘勝進攻武昌，袁世凱「親以長途電話勒止之」。隔江對峙，其意在給武昌軍政府施加壓力。在北洋軍強大攻勢的威脅下，武昌岌岌可危。經過英國駐漢口代總領事葛福（H.Goffe，又譯戈飛）的斡旋，黎元洪以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名義正式提出停戰條款三條：「一、停戰十五天，在此期間內，目前各方所占領的領土應各自駐守。二、已加入革命黨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會，他們將選出全權代表與袁世凱所指派的代表進行談判。三、如有必要，停戰繼續延長十五天。」停戰條款由湖北軍政府主動提出，正中袁世凱的圈套。

  袁世凱抓住有利時機，繼續玩弄兩面手法，通過進一步的軍事打擊，迫使武昌軍政府儘快簽定停戰協議。12月1日，清軍從龜山隔江炮擊武昌，一舉擊中都督府，黎元洪倉皇逃往武昌城外數十里的葛店。當天，英國駐漢口代總領事葛福委派英人、萬國商會會長盤恩，攜帶袁世凱關於停戰三天的公文，在湖北軍政府顧問孫發緒的陪同下，到武昌面見軍政府參謀總長吳兆麟，提出只要在公文上蓋上都督印，「即可停戰」。當時因黎元洪出逃時已將印帶走，吳兆麟與孫武等人商議臨時趕刻一顆印蓋上，就這樣草簽了停戰協議。協議規定：民軍與北軍在武漢所占之地，不得變換；自12月2日（十月十二日）上午8時起，至5日（十五日）上午8時止，停戰3日；民軍與北軍在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均由駐漢英國水師官監督。12月9日，雙方又通過葛福續簽停戰15天的協議：時間從12月9日至24日；北京不遣兵向南，南軍亦不遣兵向北；雙方互派代表討論大局；除晉、陝、蜀三省以外，南北全面停戰。當天，黎元洪通電各省，一律遵行。至此，基本上實現南北停戰，並即將開始議和。

  袁世凱之所以力謀停戰議和，其實只不過是企圖利用和平的手段以達到自己篡奪革命成果的目的罷了。但此舉的促成卻與當時多種政治勢力密不可分。

  其一，革命派的妥協。當時有不少革命黨人對革命的前途認識模糊，他們以為只要清帝退位，掛上民國的招牌，就是革命的成功。他們甚至對袁世凱寄予厚望，認為如果袁世凱能夠放棄君主立憲而贊成民主共和，並迫使清帝退位，就可以擁戴他為民國大總統。如有人所謂：「項城贊成共和，則兵弭而中國可以不亡。項城若效忠清廷，則禍結而中國必無倖存。中國之存亡，實惟項城一手操之。倘天牖其衷，項城能傾覆清廷，願以大總統相屬。」更有甚者，汪精衛從刑部獄中釋放出來後即被袁世凱收買，極盡恭維之能事，當面奉承袁氏，說：「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在袁世凱的巨款資助下，汪精衛與楊度等人組織國事共濟會，極力鼓吹「停戰」、「議和」。章太炎從日本回來後，便與立憲派、舊官僚張謇、趙鳳昌、程德全等人沆瀣一氣，宣揚「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渙散了革命力量。甚至黃興也曾為袁氏所迷惑。他復電汪精衛時說道：「項城雄才英略，素負全國重望，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令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宋教仁主持的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雖然揭露袁世凱想「為莽為操，一躍而居九五之尊」，或「起而附和獨立，冀奪總統而為之」，但仍希望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而總統之席，袁氏終有時當選」。當革命黨人試圖「以大總統餌袁世凱而推翻清室」時，老辣的袁世凱自會因勢利導，坐收一石二鳥之功。

  其二，立憲派與舊官僚的附和。立憲派與舊官僚在武昌起義後之所以轉向革命，雖是對清政府的失望，但更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袁世凱復出後，張謇、湯壽潛、趙鳳昌、程德全等江浙立憲派、舊官僚頗為活躍，無不寄希望於袁世凱統一大局。張謇致電袁世凱稱：「公之明哲，瞻言百里。願征廣義，益宏遠謨。為神州大陸洗四等國最近之大羞，毋為立憲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種子……公宜迅北，入定京師。防外撼以固根本，采眾論以定政體。」他們希望袁世凱能夠俯采輿論，力贊共和。為此，張謇還與程德全會商，擬派江蘇諮議局議員楊廷棟向袁世凱面陳贊成共和之意。當新軍將領張紹曾、藍天蔚等人兵諫清廷要求立憲時，張謇致函相勸，希望張、藍等人「贊助項城，早定大局」，認為「若多一日躊躇，則多一日糜爛」。北洋軍攻下漢陽後，武昌形勢危急，張謇致函湯壽潛，認為「必須議和，庶免戰事延長」。顯然，他們對停戰議和持贊成的態度。

  其三，外國勢力的支持。如前所述，列強在武昌起義後便很快以「中立」作幌子，卻有意扶植袁世凱，目的在於使它成為其統治中國的新的代理人。正是由於列強的直接插手，而使袁世凱與南方革命力量之間達成了停戰議和協議。12月15日，南北議和即將開始，英、法、德、俄、美、日六國駐華使節決定以各國政府的名義，通過各國駐上海領事向議和專使說明：「中國目前的戰事如繼續進行，不僅使該國本身，而且也使外國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嚴重的危險。……必須儘快達成一項協議，以便停止目前的衝突，因為它相信這個意見是符合有關雙方的願望的。」這是列強對南北議和的直接干預。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贊同停戰議和。事實上有不少獨立省區的民軍及一些社會團體仍然反對議和，而堅決主張北伐。江西軍界通電錶示：「此間有勁旅一鎮，群思效死，聯同北伐，誓滅醜虜而朝食。和議詭計，素禍中國，最後解決，惟待征誅。」上海共和建設會、共和促進會致電各省都督軍政分府，指出：「和議難信，人心皇皇，萬勿為袁所愚而誤大局，乞速北伐，君主立憲國民誓不承認。」同盟會中一部分激烈派也是人言籍籍，「甚囂塵上，北伐聲浪，到處可聞」。但是，這些言論並不能左右政局。於是，所謂「南北和談」終究還是如期舉行了。

  三　南北和談及幕後交易

  1911年12月7日，清廷授袁世凱為全權大臣，命其委派代表馳赴南方討論南北大局。袁世凱奉旨後，即委任唐紹儀為全權大臣總代表，嚴修、楊士琦為代表（嚴修未行），汪精衛（兆銘）、魏宸組、楊度為參贊（後汪精衛改任南方參贊），又以在京每省一人為各省代表：直隸劉若曾、江蘇許鼎霖、浙江章宗祥、廣西關冕鈞、福建嚴復、湖北張國淦、廣東馮耿光（或曰陳錦濤）、山東侯延爽（或曰周自齊）、吉林齊照甲、湖南鄭沅、江西蔡金台（或曰朱益藩）、貴州蹇企益、山西渠本翹、雲南張鍇、安徽孫多森、四川傅增湘、甘肅劉篤慶、陝西雷多壽（或曰於邦華）、蒙古熙鈺、黑龍江廣山。12月9日，南方11省公舉伍廷芳為民軍代表，並迅速組織議和班子：參贊溫宗堯、汪精衛、王寵惠、鈕永建，湖北特派代表胡瑛、王正廷，職員陳經、虞熙正、關文湛、余沅、沈寶善、何智輝、曾廣勷、蔡序東、劉汝霖、朱文柄、李范之、張公室、曾廣智、史丹鈗、潘茂昭。12月11日，唐紹儀率北方代表團抵達漢口，並於13日到武昌會晤黎元洪。當時漢口已落入北洋軍之手，袁世凱本擬在漢口議和，但由於江浙立憲派張謇、趙鳳昌等人的多方活動和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強烈要求，以及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駐滬總領事法磊士（E.D.H.Fraser）的居間撮合，最後雙方決定議和地點定在上海。12月17日，唐紹儀一行到達上海。

  12月18日，南北和談在上海公共租界內市政廳正式開議。南北雙方出席談判會議的代表為：民國總代表伍廷芳、中央軍政府代表王正廷、民國總代表參贊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鈕永建，袁內閣代表唐紹儀及其隨員歐賡祥、許鼎霖、趙椿年、馮懿同。談判桌坐次安排如圖。

  南北和談坐次示意圖

  從12月18日至月底，共開五次會議，主要討論了三個問題：停戰、國體和國民會議問題。

  關於停戰問題。南北議和本以雙方業已簽定的停戰協議為基礎，但袁世凱在委派唐紹儀南下議和的同時，公然違反停戰協議，派遣重兵向山西、陝西、安徽等省民軍進攻。12月18日第一次會議一開始，伍廷芳就嚴正指出清軍違約開戰的事實，提議各處一律停戰。唐紹儀認為是山西民軍首先開戰。雙方便在誰先開戰以及彼此在停戰期內進占之地等問題上爭論不休。會後調查結果顯示，「停戰期內，彼此均有違約進攻之事」。於是，在12月20日的第二次會議上，首先簽訂續停戰條約，規定自原定停戰下限12月24日起，續議停戰7天，至12月31日，「期內兩軍於各省現在用兵地方，一律停止進攻」。

  關於國體問題。是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這是第二次會議討論的主題。袁世凱本來就沒有什麼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的政治成見，而只有攫取國家政權的政治野心，他之所以標榜君主立憲而反對民主共和，只不過是借清廷之勢為籌碼以與南方討價還價而已。因此所謂國體問題的實質，就是如何處置清廷而安置袁世凱。從唐紹儀與伍廷芳的談判來看，雙方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根本的分歧。伍廷芳詳細闡述了南方堅持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的理由，認為「為今之計，中國必須民主，由百姓公選大總統，重新締造，我意以此說為確不可易」。唐紹儀表示，北方代表並「無反對之意向」，自己的共和思想甚至比伍廷芳還早，並舉黃興以贊成共和為條件而推袁世凱為總統的電文，說明袁世凱也是贊成的，「不過不能出口耳」。顯然，其用意無非在為袁氏謀總統之位。他關心的是如何用和平的辦法達到這個目的，「免致清廷橫生阻力」。伍廷芳主張清帝遜位，給予優待，認為只要承認共和，「則一切辦法皆可商量」。雙方議定，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君主民主問題，以多數為準。如唐紹儀所說：「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也。」

  事實上，在唐、伍公開談判的同時，南北雙方還進行了秘密的幕後交易。黃興委派蘇浙滬聯軍總參謀顧忠琛與段祺瑞秉承袁世凱旨意委派的保定姚村陸軍小學堂監督廖宇春在上海甘肅路的文明書局秘密會談。12月20日，廖宇春提出議和條件四條：（1）優待清室；（2）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項城為大總統；（3）優待滿漢兩方面之將士，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4）開臨時國會，恢復各省秩序。顧忠琛認為：「項城傾覆清室，即推為大總統；此當然事也。不然，此一廢紙耳，何以明著之條文為哉！」於是修訂為草約五條：（1）確定共和政體；（2）優待清皇室；（3）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4）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5）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雙方簽署互換文本。可見，所謂國體問題、相關的清廷待遇以及袁世凱位置問題，都在這幕後交易中解決了。

  關於國民會議問題。這是12月29、30、31日的第三、四、五次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雙方約定：每省派代表3人，每人1票；各省到會代表有3/4，即可開議；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發電報召集，直隸、山東、河南、東三省、甘肅、新疆由清政府發電報召集，內外蒙古、西藏由兩政府分別發電報召集；會議地點在上海；日期定於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電達袁內閣，請其從速電復。」至此，議和似乎頗為順利，只待袁世凱電復即可大功告成。

  不料，袁氏未及電復，局勢突變，議和陡起波折。其時，孫中山回國而被各省代表會議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並於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職。袁世凱得知消息，頗為惱怒，眼看自己的大總統迷夢就要破碎，實在於心不甘。於是，他便以唐紹儀越權為由，完全否認唐、伍會談的條款，認為唐、伍「會議各條，均未與本大臣商明，遽行簽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須聲明及礙難實行各節」，因而「不允承認，著令取消」。1911年12月31日，唐紹儀電請辭職。1912年1月2日，袁世凱請旨准其辭任，並致電伍廷芳，表示以後應商事件「由本大臣與貴代表直接往返電商」。此後，南北議和便由公開會談而轉為私下交易，「各方仍不斷努力，故代表會形式上取消，而南北運用，未曾停止，仍由伍、唐在內幕溝通商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