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武昌首義的醞釀與發動

  一　文學社與共進會的革命活動

  湖北武漢之所以成為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區，與清末湖北新政的成敗得失密切相關。由於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長期的苦心經營，使湖北成為清末新政的先進地區。正是湖北新政的發展，為革命造就了許多客觀條件。一方面，湖北新政為革命客觀上準備了物質條件和人才條件。新政時期的實業建設為革命運動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特別是軍事工業的建設，如漢陽兵工廠直接為武昌起義提供了武器裝備；新政時期近代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形成了紳商等新式社會群體，為革命提供了一定的階級力量，尤其是新式學堂的創辦、留學生的派遣與新軍的編練，更是直接為革命提供了人才，新式學生與新軍士兵是革命的最主要的生力軍。另一方面，湖北新政的發展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加劇了社會危機，造就了革命形勢。財政問題始終是晚清政府的一大難題，舉辦新政又勢必增加政府的財政開支，使清政府進一步陷入財政困境；加上貪官污吏肆意中飽私囊，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致使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人民「因為不堪忍受生活上之痛苦，所以需要革命，所以贊助革命」。武昌起義前夕的湖北社會業已成為革命的火藥庫，而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激起的保路風潮更是火上澆油，革命的爆發已是不可避免了。

  當然，武漢能夠成為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區，更與湖北革命黨人的主觀努力密不可分，是他們長期艱苦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的必然結果。20世紀初，革命黨人在武漢地區較早地建立了科學補習所、群學社、日知會等革命團體。1907年初日知會被破壞後，湖北的革命活動一度陷入沉寂狀態。「湖北自日知會失敗後，官廳震於萍鄉醴陵瀏陽前案，偵刺極嚴，軍學界，年余無敢談革命者……然軍中內在之活氣，實日益滋長。彼此默識心通，締結極固。一遇機會，仍可表暴於外也。」顯然，湖北的革命活動並沒有在沉寂中消亡，而是暗中孕育著爆發的因子。

  1908年3月，湖北潛江人、原日知會會員任重遠從四川回鄂，經李長齡介紹，加入新軍第41標當兵。他們有鑑於同盟會在西南邊境屢次起義沒有成效，而圖謀在武漢腹地召集原日知會同志，再結新社，以鐵血振之。於是，任重遠、李長齡便與黃申薌、郭撫宸、覃炳堃等人，同尚在漢陽獄中的李亞東商議組建湖北軍隊同盟會。經過任重遠等人的分途聯絡，共徵集同志400多人。7月26日，成立大會在武昌洪山羅公祠召開，正式宣告湖北軍隊同盟會成立。「鄂中軍人，以久蒙壓抑，突有組織，頓成蒸蒸氣象」。軍隊同盟會的成立，使沉寂年余的湖北革命黨人重新活躍起來。不久，由於任重遠又離鄂赴川，遂使軍隊同盟會會務無形中停頓。儘管如此，但軍隊同盟會在湖北革命運動史上仍然有著重要的地位，「此雖曇花一現，實文學社之胚胎，且為湖北革命運動由軍界自行組織團體之始」。

  軍隊同盟會活動停頓後，會員黃申薌、郭撫宸、楊王鵬、覃炳堃、鍾畸、黃元吉、章裕昆、李長齡、梁維亞、曾省三等人籌謀改組為群治學社。1908年12月13日，群治學社在武昌小東門外金台茶館召開成立大會。會議通過《宣言》《簡章》，並議決兩案：一是本社暫設庶務，維持社務進行，推鍾畸擔任庶務；二是本社同志不得介紹官佐入社，以防不虞。《宣言》宣揚愛國救亡，希望「研究學識，講求自治，促睡獅之猛醒，挽既倒之狂瀾」。《簡章》宣稱「以集合多數人知識，研究學問，提倡自治為宗旨」；並規定嚴密的組織機構，設社長1人、文書2人、會計1人、庶務1人、評議員若干人、均由社員推任；還嚴格規定社員入社程序：「凡加入本社之同志，須得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介紹，經本社派員考查，確認為與本社宗旨相合，願守本社一切規章者，方得為本社社員」。相對於軍隊同盟會而言，群治學社在組織上顯得更加嚴密和成熟。群治學社成立後，便以新軍第41標為活動基地，迅速將組織發展到湖北新軍各標；同時，還與秘密會黨加強聯繫，並與湖北共進會互通聲氣，逐漸使湖北革命力量走向合流。1910年初，漢口《商務報》主筆詹大悲與同盟會員劉復基、蔣翊武加入了群治學社，成為社中骨幹分子，《商務報》成為該社機關報。4月，長沙發生搶米風潮，群治學社與湖南共進會首領焦達峰相約乘機起事。後因長沙搶米風潮很快被鎮壓下去，群治學社未能在武漢發難，但已風聲外露，引起了官府的注意，黃申薌等人紛紛外逃，《商務報》也被查封。群治學社的活動因此消沉。

  1910年8月，群治學社社員李六如、楊王鵬、章裕昆等人聚議，決定避開群治學社的名義，改名為「振武學社」。9月18日，振武學社在黃土坡開一天酒館召開成立大會，推楊王鵬為社長，李六如為文書兼庶務，並通過《簡章》。《簡章》規定建立嚴格的標、營、隊代表制，「各標設標代表一人，由各標社員中推任之；各營設營代表一人，由各營社員中推任之；各隊設隊代表一人，由各隊社員中推任之」，分別由各代表管理各標、營、隊日常社務，組織更加嚴密。10月11日，振武學社在黃鶴樓召開代表會議，各代表報告社員人數，總計240餘人，會議議決擴充社務，要求社員每人每月必須介紹新同志一人入社，但不得濫收。很快，振武學社便發展到近千人的規模。同時，詹大悲、何海鳴等人又集資在漢口創辦《大江報》，為該社言論機關。振武學社社務的迅速發展，為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偵知，黎恐事態擴大，於己不利，因而不敢聲張，只將楊王鵬、李六如等人開除軍籍，以求息事寧人。楊王鵬、李六如等人被迫離鄂，社務交由蔣翊武主持。

  

  1911年1月，有鑑於以振武學社的名義已不便開展活動，蔣翊武約詹大悲、劉復基、章裕昆等人在閱馬廠集賢酒館聚會，決議改振武學社為文學社，推詹大悲起草《簡章》，以「聯合同志，研究文學」為名，掩護其革命活動。1月30日（春節），文學社在黃鶴樓的風渡樓召開成立大會，推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蔡大輔、王守愚為文書員，鄒毓琳為會計兼庶務，並討論進行方針，「均以擴大範圍為要，號召同志盡力介紹新同志入社」。會後，社員分頭行動，社務突飛猛進，「文學社成立僅月余，而聲勢幾達湖北全軍，其進展之速，初非意料所及」。3月15日，文學社在黃土坡招鶴酒樓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增選旗人較多的第30標正目王憲章為副社長，以便在該標開展活動，派章裕昆前往尚無社員的馬隊第8標進行聯絡工作，還要求詹大悲主辦的《大江報》儘量登載社員採訪之新聞及其言論，並將該報免費贈送各營、隊一份，以供同志閱覽。文學社聲勢日壯，逐漸引人注目，尤其是廣州黃花崗起義後，清政府加強了對新軍的防範，使文學社日常工作難以開展，甚至常會都不能召集。於是，劉復基決計出營，暫居閱馬廠文昌閣，擔任各標、營同志之間的通訊聯絡工作，使社務得以繼續發展。5月10日，文學社在武昌小朝街85號設立機關部，由劉復基常駐辦公，王守愚、蔡大輔協助其工作。6月1日，文學社又設立陽夏支部，以胡玉珍為支部長，負責分駐漢口、漢陽及河南信陽的新軍第42標中的文學社事務。至此，文學社社員已達3000多人，約占湖北新軍總數的1/5，成為武漢地區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在文學社組織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武漢地區另一個重要革命團體共進會也在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共進會於1907年8月成立於日本東京，主要是長江流域的革命黨人因不滿孫中山等人的邊地革命策略，而在同盟會外獨樹一幟的致力於「長江革命」的反清革命團體。1909年，孫武回鄂活動，與黃申薌等人組織湖北共進會。首先，共進會在湖北的革命活動主要是以聯絡會黨為工作重點，但收效甚微。孫武總結經驗教訓時認為：「對於各會黨只可採取聯合，不可依為心腹，必須運用現代新軍堅訂盟約，加緊秘密編制，推舉代表，互通聲息，以形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形勢，一氣串連，互起作用。」於是，共進會在湖北的工作重點便轉向運動新軍。孫武「乃復重整旗鼓，與文學社爭取軍界黨員。又因軍界誤傳孫為孫文總理之弟（以其名為武），是以軍人加入革命者極踴躍。」結果成效顯著，湖北共進會在新軍中的會員很快達到1500多人。1911年初，共進會在武昌三道街胭脂巷24號設立秘密機關，由楊玉如、楊時傑負責主持聯絡工作。其時，居正、譚人鳳受黃興之託，相繼來鄂策動新軍響應廣州黃花崗起義，得到湖北共進會的積極支持。隨即，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兩湖革命黨人便決心擔負首義的重任。5月3日，湖北共進會骨幹分子居正、孫武、劉公、楊時傑、楊玉如與湖南共進會首領焦達峰等人在武昌召開緊急會議，決議「中國革命以兩湖為主動：如湖北首先起義，則湖南即日響應；湖南首先起義，則湖北即日響應；兩湖能同時舉義更好」，並認文學社為「友黨」，表示要「爭取文學社同志贊助，務期同舟共濟，嚴防兩敗俱傷」，還推楊時傑、查光佛、楊玉如與文學社聯絡，謀求通力合作。武漢地區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與文學社的聯合便被提上湖北革命黨人的議事日程。

  本來，文學社在新軍中發展，共進會起先在會黨中發展，後來也轉向新軍，雙方在湖北新軍發展會員的過程中，由於固有的門戶之見，摩擦和衝突在所難免，致使雙方相互猜忌，並產生相當程度的隔閡。共進會的劉公對文學社表示「茫然」，認為「他們的簡章頗缺乏革命性」；文學社的蔣翊武則認為共進會那些「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們一定會上他們的當」。雙方的高層領導人對聯合都抱非常謹慎的態度。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聯合乃勢所必然。事實上，文學社與共進會並沒有根本對立的利害衝突，其反清革命的政治目標則是一致的，而且雙方的不少成員尚有組織上的淵源關係，尤其是廣大基層骨幹分子以及一般的會員、社員都普遍感到應當而且必須聯合，以為「合則力量聚而大，分則力量散而小」。通過一些對雙方均有好感的人士從中反覆溝通，終於使兩團體同意推舉代表，正式商談聯合事宜。

  1911年5月11日，文學社代表劉復基、王守愚、蔡大輔與共進會代表楊玉如、楊時傑、李作棟相聚於武昌長湖西街8號，正式舉行第一次兩團體聯合會議。會上，雙方表示了聯合的意向，認為「合則兩美，離則兩傷」，應當風雨同舟、和衷共濟，尤其是在新軍中發展成員時，要「極力避免摩擦，萬不可互爭黨員」。初次會談雙方都比較客氣，但並沒有涉及兩團體聯合的實質性問題。會後，雙方有過多次接觸，在談到兩團體聯合後的領導人選問題時，雙方爭執不下，因而沒有實質性進展。

  其時，武漢地區的革命形勢迅猛發展。7月，革命黨人詹大悲、何海鳴主辦的《大江報》發表《亡中國者和平也》與《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兩篇時評，引起了當局的恐慌，《大江報》被查封，詹大悲、何海鳴被捕入獄。「此案發生後，外間空氣頓形緊張」。與此同時，保路風潮席捲湘鄂川粵，尤其是四川保路運動，更是如火如荼。9月，為了鎮壓四川人民的保路鬥爭及分散湖北新軍的革命力量，清廷一方面令端方率第31、32標部分湖北新軍入川，另一方面又令湖廣總督瑞澂調撥第29、41標、馬隊第8標等部分湖北新軍開往宜昌、沙市、岳州、襄陽等地。湖北新軍的如此調撥，既分散了武漢地區積蓄已久的革命力量，使革命局勢更顯危急；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在該地區原有的統治力量，這又為革命的發動提供了有利條件。這些都使湖北革命黨人看到，在武漢發難已是勢不可緩了。

  9月12日，文學社舉行代表會議，決議與共進會儘快實行團體合併，共同發難。9月1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雄楚樓10號舉行聯席會議，兩團體的重要幹部孫武、蔣翊武、劉公、居正、劉復基、王憲章、楊玉如等人均出席了會議，會議重點討論了兩團體合併及在武昌共同發難的計劃。孫武、劉復基等人相繼發言，認為「武昌革命是文學社與共進會雙方的事」，雙方應該進行「積極的合作」，建立真正統一的革命戰線。對此，雙方取得了共識。會議決議：文學社與共進會名義一律擱置不用，取消各團體負責人原有的領袖頭銜，預選起義時負責統一指揮的主帥。由於劉公、孫武、居正、蔣翊武等互相謙讓，均不肯擔任，使主帥人選一時難以確定。會議最後決定派居正、楊玉如前往上海同盟會中部總會，邀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大舉。文學社與共進會的組織聯合得以真正實現，進一步加快了武漢地區的革命進程。

  二　起義的爆發與成功

  文學社與共進會實現團體聯合後，基本上完成了發難的準備工作，只待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大計。不料，當時黃興還在香港而並不在上海；譚人鳳正因病住院；宋教仁又因胡瑛托人「極言湖北不能發難」，而對居正報告的信息疑信參半，「遂猶豫而欲留待克強矣」。黃興、宋教仁、譚人鳳遲遲不來，武漢的革命黨人已是急不可待。

  9月23日，文學社的劉復基代表已隨新軍外調的蔣翊武與共進會的孫武、鄧玉麟、李作棟等人，在雄楚樓10號舉行預備會，商議領導人選問題。會議初步達成一個折中方案：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專管軍事；孫武為軍政部長，專管軍事行政；劉公任總理，專管民政。涉及全體重大事件，則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決處理。

  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胭脂巷11號召開聯合代表大會，商討軍政府的組織與動員計劃問題，有兩團體的骨幹分子及各標、營代表近百人（或說60多人）與會。會議由孫武主持，討論劉復基所擬草案。這次會議作出了三項重要決議：

  一　是確定八月十五日中秋節（10月6日）為首義日期，推舉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設軍事總指揮部於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部，設政治籌備處於漢口長清里98號共進會機關部（後遷至俄租界寶善里14號），並迅即電知湖南焦達峰同時發難。

  二　是選定軍政府組織人員：總理劉公；軍事總指揮蔣翊武，參謀長孫武兼；軍務部正長孫武，副長蔣翊武兼；參議部正長蔡濟民，副長高尚志、徐達明；內務部正長楊時傑，副長楊玉如；外交部正長宋教仁，副長居正；理財部正長李作棟，副長張振武；調查部正長鄧玉麟，副長彭楚藩、劉復基；交通部正長丁立中，副長王炳楚。另外，還選定劉公、孫武、居正、李作棟等20人為政治籌備員，劉復基、鄧玉麟、蔡濟民、彭楚藩等29人為軍務籌備員，並確定參謀、秘書、軍械、司刑、司勛、司書、會計、庶務等各項具體人選。

  三　是制定總動員計劃：（1）混成協工程、輜重兩隊總代表李鵬升首先在塘角放火為號，同營炮隊總代表蔡鵬來率隊響應，分別占領鳳凰山炮台和青山，迎擊海軍；（2）第8鎮工程第8營總代表熊秉坤負責占領中和門內楚望台軍械庫，第8鎮步隊第29、30標總代表蔡濟民、方維與測繪學堂總代表方興率隊響應，與工程營會合於楚望台，協同進攻總督署；（3）第8鎮炮隊第8標代表徐萬年率炮隊由中和門進城，攻擊總督署由附近8鎮步隊第32標代表陳子龍掩護；（4）第8鎮馬隊第8標代表沙金海及混成協馬隊代表陳孝芬警戒於城外；（5）第8鎮部隊第31標代表江亞蘭及第41標留守步隊代表廖湘芸會同攻占蛇山，掩護炮隊；（6）漢口駐軍混成協步隊第42標之一部，由代表林翼支等率隊響應，進占武勝關；（7）漢陽兵工廠駐軍混成協步隊第42標之一部，由代表祝制六、胡玉珍等率隊響應，占領龜山炮台；（8）憲兵隊代表彭楚藩擔任偵察官方及各軍隊情報，鄧玉麟、楊宏勝擔任各部隊之聯絡交通事宜。

  這次會議對武昌起義作了非常詳細周密的部署。武昌起義已如在弦之箭。

  就在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席會議召開的當天午後，南湖炮隊第8標第3營部分士兵因故與官長發生衝突，哄搶大炮，幾至發生暴動事件。經此事變，革命黨人八月十五日起義的消息漸被傳開。其時，武漢三鎮紛紛傳說「八月十五殺韃子」，引起了清朝官方的極大恐慌。

  10月3日，湖廣總督瑞澂召集文武官員舉行防務會議，決定調右路巡防營進城助防；加強總督衙門、軍械庫、漢陽兵工廠、租界與各碼頭的防務；調集水師「楚豫」、「楚謙」、「楚材」、「楚有」等兵艦夜間升火待命；命巡警晝夜巡察。同時下令收繳新軍士兵的子彈和槍炮機栓，並要求新軍各標營提前一天過中秋節，宣布八月十五日全城戒嚴，嚴禁士兵出營，有可疑形跡者，一律格殺勿論。

  局勢異常緊張，武漢的革命黨人不得不採取相應的對策，調整原定的起義計劃。其時，由於黃興、宋教仁等人來鄂日期未定，湖南的焦達峰也函請暫緩發難，於是起義總指揮部只好決定改期於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起事，並催促在外的蔣翊武、楊玉如、居正等人迅速返鄂，共圖大舉。

  10月9日下午3時左右，意外地發生了寶善里爆炸事件，再一次打亂了既定的起義部署。當時，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機關裝配炸彈，有人不慎將紙菸火星掉入炸藥中，引起爆炸。頓時大火熊熊，濃煙滾滾。孫武的臉部被燒成重傷，當即被送往醫院救治。俄租界巡捕聞訊趕來，查抄了室內所存為起義準備的旗幟、符號、文告、印信、鈔票等物品及革命黨人名冊，並逮捕了劉公之妻及其弟劉同等人。隨即，俄國駐漢口領事將劉同等人引渡給清方。在清朝官府的嚴刑逼供之下，有人吐露了革命黨人武裝起義的秘密情況。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武漢全城戒嚴，軍警四出，大肆搜捕革命黨人。

  武漢三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情況十分緊急。當時，剛從岳州趕回的蔣翊武正在武昌小朝街85號總指揮部與劉復基、王憲章、彭楚藩等人密謀起義計劃。當得知寶善里機關失事後，眾人力謀應急之策，劉復基、鄧玉麟主張立即起義，得到大家基本一致的贊同。下午5時，蔣翊武以臨時總司令的名義簽發了起義命令，規定當晚12點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同時起義。他們同時決定，將命令複寫多份，派人分送各標、營；由鄧玉麟負責通知南湖炮隊，楊宏勝負責分送子彈、炸彈；蔣翊武、劉復基、彭楚藩等人在總指揮部等候起義的信號。結果，由於城內戒備森嚴，鄧玉麟沒有及時出城把命令送達南湖炮隊。午夜12時，南湖的炮聲未響，起義未能如期發動。與此同時，清方接到小朝街85號等處設有革命黨機關的密報，湖廣總督瑞澂與新軍第8鎮統制張彪立刻調集軍警大肆搜捕查抄，逮捕了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等革命黨人數十人。瑞澂下令連夜突擊審訊彭、劉、楊三人。三人在法堂上慷慨激昂，均承認為革命黨人，並大罵滿清政府不止，表現得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相繼於10日凌晨英勇就義。「臨刑之時，三人神色益壯。劉堯澂（復基）更向大眾演說，謂我是為四萬萬同胞受死，從此漢人獨立，都不畏死，則異族專制，永不再見於中國，我是死得其所哉。」三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殉難時均年僅20多歲。

  三　烈士就義的消息傳開，武漢全城震動。瑞澂飭令軍警繼續查抄革命黨機關，搜捕革命黨人，尤其對於新軍，更是查拿甚嚴，聲言要據革命黨名冊「按名拿捕」，致使新軍中的革命同志頗感危急，紛紛表示「與其就縛，不如今晚一齊動手，還可死裡求生」。於是，各標營革命黨人遂約定當晚起義。當瑞澂電奏清廷已「弭患於初萌，定亂於俄頃……現在武昌漢口地方一律安謐」，正要邀功請賞之際，革命黨人的槍聲劃破了武昌沉寂的夜空，敲響了清王朝倒台的喪鐘。

  10月10日晚8時許，新軍第8鎮工程第8營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

  工程第8營駐武昌中和門內、紫陽湖旁，乃湖北新軍集中駐地和革命黨人薈萃之區。該營革命基礎深厚，組織健全，營總代表熊秉坤在士兵中素有威信，頗具號召力。該營率先發難，可得四處黨人呼應。當天，熊秉坤已與營內及他部同志約定當晚起事。傍晚時分，2排排長陶啟勝查棚時，見士兵金兆龍臂纏白布、手持步槍，指為造反，雙方發生口角，並相互扭打。金急呼同志動手，同棚士兵程定國應聲而起，迅速用槍托猛擊陶頭部，陶負傷外逃，程當即開槍擊中陶的腰部，「此即首義第一聲」。第一槍打響後，在熊秉坤的號召下，營內革命士兵立即行動起來，擊斃了前來彈壓的代理管帶阮榮發、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直撲楚望台軍械庫。在守衛士兵里革命同志的配合下，熊秉坤率軍順利地攻占了楚望台軍械庫。隨後，工程營士兵紛紛趕到楚望台集合，很快匯集約400人。熊秉坤便以總代表的名義進行指揮，宣布起義部隊為湖北革命軍，並布置守衛楚望台、接應城外起義軍進城和進攻總督署的戰鬥任務。隨著聚集到楚望台的起義士兵越來越多，秩序漸見混亂，「熊秉坤雖為一營總代表，而其地位階級與眾無殊，其勢指揮不能如意」。這時，有人找來既富軍事知識而平時威望又高的隊官吳兆麟，熊秉坤與各隊代表商議，決定推舉吳兆麟為革命軍臨時總指揮，暫時負責統一指揮。

  工程第8營的槍聲有如起義的號角，周圍各標營的革命士兵聞聲紛紛起來響應。離工程營最近的29標、第30標分別由代表蔡濟民、彭紀麟集合隊伍，直奔楚望台。臨近的測繪學堂學生也在李翊東的號召下，全體整隊奔赴楚望台。駐紮左旗營房的第31標和第41標的部分留守士兵在代表闕龍、廖湘芸等人率領下，起來響應起義。城北塘角混成協輜重隊、工程隊和炮隊第11營的革命士兵起義後，一部分由總代表李鵬升率領繞城到中和門，直奔楚望台；其餘大部分由總代表余鳳齋率領破城攻占了鳳凰山高地。城南南湖炮隊第8標起義後，在城內工程營的接應下從中和門順利進城，隨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處高地布設炮陣；同時，南湖炮隊附近的32標和馬隊第8標的部分留守部隊，也宣布響應起義。至此，武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已全部參加了起義，各路革命軍紛紛匯集楚望台、蛇山、鳳凰山等高地布置了炮兵陣地，對湖廣總督署形成圍攻之勢。

  當時，駐紮武昌城內外的清軍總兵力共9000多人，陸續參加起義的革命軍已達3000-4000人，清方直接控制的兵力尚有5000多人。但由於清兵較分散，其實際作戰能力並不強於革命軍，尤其是革命軍集中攻擊督署時，直接與革命軍對抗的只有守衛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鎮司令部約2000名清兵，因此無論是士氣還是人數，革命軍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都占了上風。

  當晚11時許，革命軍以工程營為主力，在其他各路起義軍的配合下，向總督署連續發起了3次進攻。經過3個多小時的浴血奮戰，到次日凌晨2時，革命軍攻占了第8鎮司令部。瑞澂見勢不妙，害怕被包圍，便責令張彪固守督署，自己則帶領衛隊倉皇逃往漢口江面上的「楚豫」艦。張彪見瑞澂先逃，知大勢已去，也就命令教導隊留下死守督署，自己則帶著衛隊和輜重第8營逃往漢口劉家廟。瑞澂、張彪逃跑後，清兵軍心動搖，潰不成軍，革命軍很快占領了湖廣總督署。11日清晨，革命軍光復武昌全城，黃鶴樓上高高飄揚著十八星大旗，標誌著武昌首義成功。

  11日上午，武昌光復的消息很快傳到一江之隔的漢陽、漢口。當時，新軍混成協第42標第1營駐漢陽，第2營駐漢口。得知武昌光復後，1營代表胡玉珍與2營代表趙承武相約當晚同時起義。夜幕降臨，胡玉珍在漢陽鳴槍為號，集合革命同志，宣布起義，並派人打開子彈庫，分發子彈。管帶汪炳山見狀逃亡，隊官宋錫全被革命士兵推為指揮。起義軍迅速占領了鋼藥廠和兵工廠，並拉出3門大炮在龜山布設陣地，痛擊清軍「楚材」艦。12日凌晨，漢陽光復。與此同時，趙承武在漢口鳴槍發難，標統張永漢、管帶陳鍾麟見狀逃走。12日，在漢陽援軍的配合下，漢口起義軍控制了除劉家廟地區以外的漢口全城。至此，武漢三鎮全部光復。

  三　湖北軍政府的組建

  武昌首義成功後，如何儘快組建革命政權以鞏固和發展勝利的局面，便成為革命黨人面臨的首要任務。

  10月11日上午，武昌光復未久，革命黨人蔡濟民、張振武、李作棟、高尚志、吳醒漢、徐達明、黃元吉、朱樹烈、李翊東、王文錦、陳壘等10餘人聚集於閱馬場諮議局開會，商議組建軍政府事宜。會議討論的首要問題便是軍政府都督人選。當時眾人以為必須推舉一位有威望、有影響的人物，但是，湖北革命黨人期待已久的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著名的革命領袖人物均尚未來到武昌，武漢本地的革命組織文學社與共進會的領導人蔣翊武、孫武、劉公等人也都因故不在武昌，而起義各軍領袖又「都以資望淺，責任重，既莫能相當，亦不敢自專」。於是，會議決定推舉代表民意機關的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應革命黨人之邀，湯化龍與諮議局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秘書長石山儼，議員阮毓崧、沈維周、胡瑞霖、劉賡藻等人前來參加會議。由於時局尚不明朗，湯化龍對於出任都督頗感猶豫。他雖然表示贊同革命，但又按照姻親胡瑞霖所謂「文人不知治兵，請別舉賢能」的計策，以「此時正是軍事時代，兄弟非軍人，不知用兵」為辭予以推脫。隨後，有人推舉新軍協統黎元洪，會議決定派蔡濟民與劉賡藻去找黎。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他早年畢業於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海軍。甲午戰爭後，黎元洪隨張之洞在湖北訓練新軍，曾多次赴日本考察軍事，遞升至第21混成協協統，成為湖北新軍中地位僅次於第8鎮統制張彪的高級將領。黎元洪素有「知兵」、「愛兵」的美譽，聲望遠在張彪之上，「為人有謹厚之稱，以視張彪之不學無術、刻扣自肥，相去遠矣，故獨能得兵士歡心」。保路運動中，黎元洪還以軍界代表的身份參加湖北各界保路團體「鐵路協會」，並積極支持進京請願，表現出較為開明的形象。因此，黎元洪是革命黨人與立憲派等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合適人選。

  歷史在這裡開了一個令人非常尷尬的玩笑。黎元洪不僅並不是一個自覺的革命者，而且相反，他是一個鎮壓革命的劊子手。但歷史卻讓他一夜之間搖身一變為革命元勛。武昌起義爆發之初，黎元洪是堅持血腥鎮壓的，他曾親手殺害革命士兵周榮棠、鄒玉溪等人。當革命軍炮轟總督衙門時，他見形勢不妙，便跑到黃土坡躲藏在部屬劉文吉家裡。在革命士兵將他強行「請」到楚望台見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吳兆麟時，他竟然質問吳：「你為什麼要革命？這是要全家誅戮的事！你學問很好，資格很深，你萬不該與革命黨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軍隊進級很易。請你叫大家各回各營，事情太鬧大了，更不得了！」他根本不想革命，但革命黨人卻堅決不答應，硬要逼迫他「革命」。其時，蔡濟民與劉賡藻也趕到了楚望台。黎元洪在吳兆麟等人的簇擁下來到諮議局，受到與會諸人的熱烈歡迎。但是，對於出任都督一職，任憑立憲黨人的婉勸和革命黨人的脅迫，甚至以槍相逼，黎元洪仍是無動於衷，堅決拒絕。結果，革命黨人李翊東代黎元洪簽署了第一份安民告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隨著布告在武昌街頭的廣布，「黎都督」的名聲也就不脛而走。木已成舟，黎元洪只好默認。就這樣，黎元洪身不由己地被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人士推上了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寶座。

  舊官僚黎元洪成為新生的革命政權的領導者，無疑是歷史的機緣巧合。黎元洪以軍政府都督的名義發布的第一份布告，公開宣告要推翻封建專制，建立中華民國。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黎之布告出，往觀者途為之塞，白髮老翁亦以先睹為快，旅漢外籍人士聞之驚異，皆曰：『想不到黎協統也是革命黨』。」無論如何，黎元洪最終附從革命，不僅及時填補了革命黨人群龍無首的人事權力真空，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革命局勢，其積極作用是不容否認的。

  黎元洪雖然被迫掛了都督的名，但他起初仍是以沉默處之，甚至一度還想自殺了之。隨著漢陽、漢口相繼光復，來犯的清軍也被革命軍擊潰，局勢日漸明朗起來，黎元洪的態度開始悄然變化。10月13日，黎元洪為表示革命的決心，剪去了象徵著與清王朝聯繫的辮子，並在都督府召開的軍事會議上當眾宣布：「自此以後，我即為軍政府之一人，不計成敗利鈍，與諸君共生死。"14日，譚人鳳、居正從上海趕到武昌，看到湖北的局面並不令人樂觀，秩序比較混亂，以為「主帥徒擁虛名，無以整肅三軍」，於是便想方設法提高黎元洪的威信。16日，他們策劃了一次在閱馬場設壇請都督誓師的儀式，由譚人鳳向黎元洪授旗授劍，居正宣講革命精神，黎元洪祭拜天地與黃帝，並宣誓、閱兵，正式就任軍政府都督。

  正是有鑑於軍政府初期組織狀況的混亂，軍政府「雖有參謀、庶務、軍事各部辦事，規則均未厘定，喧囂擁擠忙亂非常」，譚人鳳便要居正根據同盟會《革命方略》大旨，草擬各機關條例，準備重新組織。其時，湯化龍與黃中塏等人頗有同感，認為軍政府「所以凌亂無紀者，無法令可守耳」，於是起草了一份《軍政府組織條例》。這個條例雖然得到黎元洪的讚賞，卻遭到軍政府中革命黨人的冷落，被扔進了字紙簍。湯化龍等人找到居正，告以草擬條例不得發表之苦衷，並出條例相示，得到居正的大力支持。10月16日晚，居正召集黨人大會，宣稱條例是孫中山在海外預先制訂的，「逐條朗誦，眾無異議」，獲得一致通過。

  10月17日，《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正式頒布。該條例規定軍政府下設4部：軍令部、軍務部、參謀部、政事部；政事部下設7局：外務局、內務局、財政局、司法局、交通局、文書局、編制局；軍令、軍務、參謀部自下級軍官以上，政事部自局長以上，均由都督親任。據此條例，確定軍政府各部及政事部各局負責人名單如下：

  軍令部部長：杜錫鈞（清軍管帶）

  軍務部部長：孫武（共進會員）

  參謀部部長：楊開甲（清軍標統）

  政事部部長：湯化龍（諮議局議長）

  外務局局長：黃中塏（立憲派）

  內務局局長：舒禮鑒（諮議局議員）

  財政局局長：胡瑞霖（諮議局議員）

  司法局局長：徐聲金（立憲派）

  交通局局長：馬中驥（漢口憲政同志會成員）

  文書局局長：阮毓崧（諮議局議員）

  編制局局長：張國溶（諮議局副議長）

  從以上的人事安排來看，湖北軍政府顯然是一個由舊官僚、立憲派與革命黨人多種政治勢力組成的聯合體，其中以湯化龍為首的立憲派明顯地占有優勢。這是革命黨人無法接受的。「政事部人選，革命軍幹部原無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謂其（湯化龍）曾主張君憲，固與革命主義不相容。"10月25日，在孫武、劉公、張振武等人的提議下，軍政府再次開會，修改了原先制訂的組織條例。最重要的變動是取消了包攬大權的政事部，將原政事部下屬7局中除文書局以外的6局升為部，與原有軍令、軍務、參謀3部，直屬都督，組成軍政府。據此改訂的條例，確定軍政府各部負責人名單如下：

  軍令部部長：杜錫鈞（清軍管帶）

  軍務部部長：孫武（共進會員）

  參謀部部長：楊開甲（清軍標統）

  外交部部長：胡瑛（同盟會員）

  內務部部長：馮開濬（留日學生）

  理財部部長：胡瑞霖（諮議局議員）

  司法部部長：張知本（同盟會員）

  交通部部長：熊繼貞（同盟會員）

  編制部部長：湯化龍（諮議局議長）

  新的人事安排大大增強了革命黨人的力量，相應地削弱了立憲派的力量。新的軍政府雖然仍由舊官僚、立憲派與革命黨人多種政治勢力組成，但其實權已基本上控制在革命黨人的手中。湯化龍因僅得一個有名無實的編制部部長，頗感失望，不久便與胡瑞霖、黃中塏等人悄然引退，離開武昌，前往上海、南京另謀活動。

  與湖北軍政府在武昌組建的同時，漢口成立了軍政分府，由剛出獄的詹大悲任主任，何海鳴副之；漢陽也建立了革命政權，由系獄多年的革命黨人李亞東任知府。

  湖北軍政府成立後，便立刻採取革命措施，頒布政策、法令，以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

  （一）發布通電、文告，宣布革命宗旨。軍政府從成立之日起，便以「黎都督」的名義陸續發布了《布告全國文》《布告海內人士電》《諭湖北各府州縣政務及自治公所電》《檄各府州縣文》《檄各督撫文》《布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文》《宣布滿清政府罪狀檄》《致滿政府電》《聯合東南進討滿奴檄》《檄湖南文》《檄雲南文》《檄南京文》《檄安徽文》《檄山東文》《檄河南文》等重要通電、文告，宣布革命宗旨，痛斥滿清專制政府，號召全國人民奮起響應革命，「永久建立共和政體，與世界列強並峙於太平洋之上，而共享萬國和平之福」。

  （二）整頓內政，穩定社會秩序。頒布刑賞令16條，明確規定藏匿滿人、藏匿偵探、買賣不平、傷害外人、擾亂商務、奸擄燒殺、邀約罷市、違抗義師者斬，樂輸糧餉、接濟軍火、保護租界、守衛教堂、率眾投降、勸導鄉民、報告敵情、維持商務者賞。廢除苛捐雜稅，裁撤除鹽、煤、酒、土膏各稅捐外的所有稅捐局卡和除海關以外的所有稅關，豁免丁漕及除為地方所用者以外的各屬雜稅。以保商為宗旨，積極維護工商業的發展。為穩定市面，允許舊鈔幣一律按面值照常流通，並設立軍界兌換所和商界兌換所，按人限量兌換。緊縮財政開支，實行低薪制，都督以下職官月薪僅支20元。禁止蓄辮、纏足和販賣、吸食鴉片煙，革除官場陋習，樹立社會新風，改善人民生計。

  （三）照會各國駐漢口領事，謀求對外交涉。10月13日，軍政府向英、法、俄、德、日等各國駐漢口領事發出照會，宣布對外政策，希望得到列強的承認。照會聲明：所有清政府前此與各國締結條約繼續有效，賠款外債照舊由各省如期如數攤還，保護各國在華既得權利和人民財產，不承認此後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權利及所借外債，各國幫助清政府則概以敵人視之，沒收各國接濟清政府的各種軍用物品。這是同盟會《革命方略》對外宣言的基本精神。各國領事團雖然宣布「嚴守中立」，但並不承認湖北軍政府，仍然對清政府心存僥倖。

  （四）制定和頒布《鄂州約法》。宋教仁於10月下旬從上海到武昌後，便開始起草《鄂州約法》，後經革命同志孫武、劉公、居正等人共同審定，由軍政府於11月9日正式公布。《鄂州約法》共7章60條，對鄂州政府的組織原則與人民的民主權利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主要內容有：（1）鄂州政府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2）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通信、信教、居住遷徙、財產、營業、人身、家宅等自由，有訴訟於法司和行政審判院、陳請於議會、陳訴於行政官署、應任官考試、選舉與被選舉等權利，並有納稅和當兵的義務；（3）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可連任一次，有總攬政務、暫時制定與公布法律、對外宣戰媾和與締結條約、統率水陸軍隊、制定官職官規、任命文武職員、頒授勳章榮典、宣告戒嚴與大赦特赦以及減刑復權等權力；（4）政務委員由都督任命，執行政務，發布命令，向議會提出法律案、編制會計預算、募集公債等議案；（5）議會由人民選舉議員組成，有制訂法律、議定條約、審理預算決算、向政務委員提出條陳、質問和彈劾政務委員等權力，並受理人民之陳請，送於政務委員；（6）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組成，依法審判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鄂州約法》以西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原則構建了近代中國第一個民主共和制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地區性資產階級民主立法，為以後南京臨時政府制訂和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提供了範本。

  以上各種舉措，充分顯示了湖北軍政府的資產階級革命政權的性質。這對以後相繼獨立的各省軍政府的組建，甚至南京臨時政府的建設，都有相當程度的示範意義。

  四　陽夏保衛戰

  武昌首義成功，漢陽、漢口光復，湖北各府、州、縣紛紛響應起義，相繼建立各級新的革命政權。與此同時，清政府調集大量軍隊進攻武漢，革命黨人開展了保衛武漢的戰鬥。這次戰爭主要在漢口、漢陽進行，因漢口時稱「夏口」，故史又稱「陽夏保衛戰」。

  10月18日，陽夏保衛戰正式打響。凌晨3時，武漢革命軍主動出擊，進攻盤踞漢口劉家廟的張彪殘部和前來增援的部分河南軍隊。清軍負隅頑抗，在江面上軍艦炮火的掩護下兇猛反撲，革命軍傷亡較多，被迫退回。下午2時，革命軍再次組織進攻，並在鐵路工人和附近農民的配合下，成功地狙擊了一輛滿載清軍援兵的列車，殲敵400多人，繳獲大批軍事裝備。19日，革命軍在炮火的掩護下大舉進攻，清軍招架不住，紛紛潰逃灄口，革命軍一舉占領了劉家廟，繳獲更多的軍需物資，取得劉家廟大捷。初戰告捷，武漢軍民人心大為振奮。

  劉家廟大捷後，革命軍內部因攻守問題意見有分歧，或主乘勝追擊，或主就地設防，雙方相持不下，致使攻不力而守不固，坐視戰機貽誤。與此同時，清軍集結優勢兵力，並搶占從灄口到劉家廟之間的軍事戰略要地三道橋，做好了充分的全面反攻準備。10月26-27日，清軍從水陸兩面大舉進犯革命軍，遭到革命軍英勇頑強的抵抗，雙方在劉家廟附近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激戰兩晝夜，雙方各傷亡2000多人，清軍重新占領劉家廟，革命軍被迫退守漢口市區，形勢萬分危急。就在這個時候，黃興偕宋教仁、田桐等人從上海來到武漢。

  漢口失陷當天，湖北軍政府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會上，黃興具體分析了漢口戰事失利的原因，使革命黨人認清了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會議決定，革命軍先在漢陽堅守，等湖南援軍開到後再反攻漢口。同時，會議還決定推舉黃興為戰時總司令，節制調遣各省援鄂軍隊。11月3日，湖北軍政府在閱馬場築起拜將台，齊集文武官員，仿效漢代劉邦拜韓信為大將的故事，由黎元洪親授委任狀、印信、令箭，公開任命黃興為戰時總司令。隨後，黃興在漢陽西門外昭忠祠組織總司令部，以李書城為參謀長，楊璽章為副參謀長，王孝縝為副官長，田桐為秘書長，日人萱野長知等為軍事顧問。黃興正式就任戰時總司令，名正言順地成為漢陽保衛戰的前敵總指揮。

  當時保衛漢陽的革命軍連同湖南援軍在內約兩萬人，而清軍集結了三萬多人，且在武器裝備與軍事訓練方面占有明顯優勢。武漢革命黨人內部仍在進攻還是防守這個戰略問題上存在分歧：孫武、吳兆麟等人認為不宜發動進攻，主張堅守漢陽，黃興則堅持主動出擊，反攻漢口。11月16日，黃興以戰時總司令的名義，命令革命軍兵分三路進攻漢口。起初，進展還比較順利，各路軍隊分別從武昌、漢陽渡江向漢口進發，尤其是湖南援軍黃隆中部推進迅速。但是，與清軍短兵相接後，由於清軍占住有利地勢，並用機關槍封鎖路口，革命軍前進困難。結果，在清軍強大火力的猛烈攻擊下，部分革命軍慌亂潰逃，致使軍心動搖，局面混亂不堪。黃興只好下令退守漢陽，反攻漢口以失敗告終。

  反攻漢口失敗，無疑是一次嚴重的軍事決策失誤，既挫傷了革命軍的士氣，又暴露了革命軍的弱點，使漢陽防守的形勢更趨緊張。正在此時，原擬進攻武漢的清朝海軍艦隊舉行起義，並控制了武漢江面，使革命軍力量有所增強，精神為之振奮。但是，漢陽的防守任務仍然非常艱巨。

  11月21日，漢陽保衛戰正式開始。清軍從蔡甸和漢口分兩路大舉向漢陽發動進攻，遭到革命軍的頑強抵抗，雙方激戰三天。至24日，革命軍相繼失守美娘山、仙女山、鍋底山、扁擔山、磨子山等重要陣地。漢陽屏障盡失，形勢異常危急。25日，黃興親自坐鎮前線督陣，軍政府各機關人員，如參謀部副長楊璽章、稽查部長蔡漢卿、軍務部副長張振武等人也紛紛上前線助戰。革命軍拼死奪回磨子山、扁擔山，但很快就得而復失，湘軍統領劉玉堂陣亡，張振武也在進攻鍋底山時受傷，代價極為慘重。26日，兩路清軍會攻十里舖，占領黑山，革命軍全線潰退，楊璽章壯烈犧牲。27日，漢陽失守。

  當天，湖北軍政府召開緊急會議。黃興報告漢陽戰爭經過情形時說：「此次漢陽之役，非軍隊不多，非防禦陣地不固，又非彈藥糧秣不充足。其所以致敗之原因：第一，系官長不用命；第二，軍隊無教育；第三，缺乏機關槍。有此三缺點，故每戰失利……現在，武昌均系戰敗部隊，不宜再用；用則仍敗。為今之計，只有棄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後組織北伐精銳軍隊，再圖恢復可也。」黃興「棄武昌而援南京」的主張，遭到武漢多數革命黨人的強烈反對。張振武拔劍而起，慷慨陳詞，力言武昌有「三不可棄」，甚至揚言：「敢言棄武昌者斬！」范騰霄也堅決主張「應死守武昌，以待天下響應」，眾人鼓掌贊成。黃興見眾意難違，乃於當夜乘輪東下，黯然離鄂赴滬。

  歷時一個半月的陽夏保衛戰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武漢革命軍的英勇奮戰，不僅捍衛了第一個新生的革命政權——湖北軍政府，而且有效地牽制了清朝的主力軍——北洋新軍，為其他各省起義爭取獨立，創造了有利條件，進一步推動了全國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