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立憲團體的興起

  一　江浙立憲派與預備立憲公會

  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人文薈萃，經濟發達，風氣開通，思想先進，是國內立憲派活動最重要的基地。張謇、湯壽潛等江浙立憲派是立憲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領導者，他們的思想與活動都業已超越狹隘的省區地域而具有全國性意義。清政府開始預備立憲後，他們首先著手組織了國內第一個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

  預備立憲公會是江浙立憲派為響應朝廷預備立憲而設立的立憲團體。1906年10月26日，鄭孝胥、張謇領銜為在上海設立預備立憲公會向民政部申請備案，宣稱該會的設立，「願為中國立憲國民之前導」。12月16日，預備立憲公會正式召開成立大會，鄭孝胥報告開會宗旨時首先說明，該會根據朝廷預備立憲上諭所稱「使紳民明晰國政以預備立憲」，故定名為「預備立憲公會」。據《預備立憲公會簡章》規定，該會「以發憤為學、合群進化為宗旨」，凡本國人年滿20歲以上，與該宗旨相合，經會員2人以上介紹均可入會。該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2人，會董12人，名譽會董若干人，駐辦員、書記員、會計員各1人，編輯員、調查員、宣講員各若干人。會長與副會長由全會投票公舉15人中互選產生，任期1年，可連選連任。預備立憲公會事務所設在上海靜安寺路54號。具體職員如下：會長鄭孝胥，副會長張謇、湯壽潛，會董張元濟、沈同芳、李鍾珏、王清穆、陸爾奎、劉垣、李厚祐、周晉鑣、許鼎霖、周廷弼、高鳳岐、胡琪、王震、孟昭常、張廣恩、王同愈、李家鏊、高鳳謙，駐辦員孟昭常，編輯員秦瑞玠、湯一鶚、邵羲、孟森、張家鎮，書記屠紹屏，會計柏治華。據一份《預備立憲公會會員題名表》所列235名會員資料統計，其中江蘇103人，浙江55人，江浙籍人士共占會員總數的68%強，可見該會是以江浙立憲派為主體的立憲團體。在這235人中，有113人曾經任過各種政府官職或具有某種官銜，這些官紳將近占會員總數的一半，其餘便主要是在企業、銀行、公司、商會任職的商紳。由於那些官紳事實上也有不少是經營各種工商企業的，因此可以說，預備立憲公會的主要階級基礎是紳商，並與官府有著密切的聯繫。

  

  預備立憲公會的醞釀與成立，曾經得到時任兩廣總督的岑春煊的積極支持，他曾資助該會開辦費1萬元（兩），並允諾為之籌措常年經費每年1000元。福建籍的鄭孝胥能夠擔任該會會長，便與岑春煊的支持分不開。不過，該會的靈魂人物還是江浙立憲派的領袖張謇。

  預備立憲公會成立後，每年按例召開一次常會，選舉正、副會長及其他職員。1907、1908年分別召開第二、三屆常會，鄭孝胥兩次連任會長，張謇、湯壽潛兩次連任副會長。1909年第四屆常會，鄭孝胥不願三次連任會長，結果選舉朱福詵為會長，張謇、孟昭常為副會長。後因孟昭常赴北京組織分會，副會長仍以張謇、湯壽潛充任。1911年初，補開上年第五次常會，選舉張謇為會長，鄭孝胥、張元濟為副會長。

  預備立憲公會的活動以籌辦憲政為中心，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出版書刊，宣傳憲政知識。該會編輯的報刊主要有《預備立憲公會報》和《憲志日刊》兩種。《預備立憲公會報》為半月刊，於1908年2月在上海創辦，至1910年1月停刊，共出46冊。1910年5月在北京改出的《憲志日刊》，由孟昭常主編；次年2月，又議決改為《憲報》。該會出版的書籍主要有孟昭常的《公民必讀》和《城鎮鄉地方自治宣講書》、錢潤的《地方自治綱要》、張家鎮的《地方行政制度》、孟森的《諮議局章程講義》以及邵羲譯的《日本憲法解》、湯一鶚譯的《選舉法要論》等。各書暢銷一時，影響頗大。

  第二，開辦法政講習所，培養憲政人才。1909年2月接辦原由江蘇學會創辦的法政講習所，招收各省學員學習法政知識。先有半年一期的班次，注重地方自治知識，包括財政、預算、決算等方面，專門培養地方自治人才；後增設一年一期的班次，注重法律，以造就司法人才。

  第三，編纂商法，促成政府頒布商法。1907年7月，預備立憲公會與上海商務總會和商學公會商議編纂商法，準備邀請全國各商會及海外華商代表約期召開商法特別會議。為此，預備立憲公會成立商法編輯所，聘秦瑞玠、湯一鶚、邵羲、孟昭常、張家鎮為編輯，籌備商法起草事宜。11月，商法特別會議在上海召開，各商會代表聚會研討商法草案提綱，並決定由各商會推舉代表一人組織商法草案評議會。1909年12月，完成了《公司法》與《商法總則》，經各商會代表評議通過，並推舉孟昭常、秦瑞玠進京呈送農工商部和修訂法律館，以促成政府正式頒布商法。

  第四，推動地方自治的進行與諮議局的籌辦。在推行地方自治方面，預備立憲公會不僅督促各地士紳學習法政知識，而且催促憲政編查館從速制訂地方自治章程。在籌辦諮議局方面，預備立憲公會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會中設立通信部，統一諮議局章程的解釋與施行辦法；每周召開談話會一次，商議諮議局議案；與各省諮議局聯繫，互相交流經驗。張謇被選為江蘇諮議局議長，其他不少預備立憲公會會員被選為諮議局議員。

  第五，參與國會請願運動。張謇、雷奮、楊廷棟、孟森、孟昭常等預備立憲公會成員在清末國會請願運動中非常活躍。

  預備立憲公會的活動一直持續到武昌起義以後，是清末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立憲團體。

  二　康、梁與帝國憲政會及政聞社

  在張謇等立憲派於國內設立預備立憲公會的同時，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啓超也在謀求組織立憲團體。

  1906年10月21日，康有為以個人名義向各埠保皇會會眾發布公啟，宣布在丁未（1907年）新年元旦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並擬定了改會簡章。在公啟中，康有為首先回顧了保皇會的歷史，然後說明了改組的目的。他認為，朝廷實行預備立憲後，保皇會的使命已經完成，「皇上日漸有權，聖躬必可無恙，從此不復勞吾同志之憂矣」。預備立憲既已宣布，當務之急就是籌備憲政，所謂「從今切近之急務，莫如講憲政」，因此建立籌備憲政的政黨是很有必要的。「皇上不危，無待於保，歸政雖要，尚屬更端。就本會之義務言之，此後當無所事事，而成立大黨，遍於五洲，實居舉國之先河，而為政黨之前導者也。」在改會簡章中，康有為詳細說明了改組的具體事宜。他宣布五洲各埠保皇會將在丁未新年元旦舉行大型慶典，一律改名為「國民憲政會」，亦稱「國民憲政黨」，「以成中國最先最大之政黨」。他還要求保皇會各報刊登這個公啟與簡章，凡《維新報》《文興報》《新中國報》《東華報》《總匯報》《新民叢報》《國事報》「一律立登勿遲」。當時，梁啓超正在日本與熊希齡、楊度、蔣智由、徐佛蘇等人商議組黨。他接到康有為關於保皇會改名的信後，便與熊希齡等人商榷，熊希齡等人建議改用「帝國憲政會」之名。當康有為已經對外公布上述公啟及簡章後，梁啓超仍然堅持改用「帝國憲政會」之名。他致書康有為稱：「何不用帝國之名，而用國民之名耶？豈趕不及耶？竊以為及今改之，未為晚也。」康有為並未表示反對。

  1907年3月23日至4月2日，康有為在紐約召集各埠代表正式召開改憲政會大會。康有為發表長篇演講，凡歷三時，長十餘萬言，「演說改憲政會開會議之由，敘各國憲政之本原得失，明政黨之結構重要，慶中國之將行憲政，同志須預為講習，然後盡國民之義務，乃能收其權利」。會議由各埠代表議決了會章，規定本會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對外則稱「中華帝國憲政會」，確定本會「以君主立憲為宗旨」，同時標榜尊帝室、擴民權、監督政府、講求憲政。至此，帝國憲政會正式宣布成立。

  帝國憲政會成立後，在國內的活動主要是響應國會請願運動。1907年底至1908年初，康有為發動亞、歐、美、非、澳五洲兩百埠帝國憲政會僑民數十餘萬人上書請願，要求「立開國會以實行立憲」。在海外，帝國憲政會不僅面臨著日益壯大的革命黨人勢力的競爭，而且因為開辦商務公司、華墨銀行，尤其是振華公司等實業，經營不善，致使其內部矛盾重重，勢力大為削弱，反而不如保皇會時期聲勢之大。武昌起義以後，康有為通告各埠會眾改帝國憲政會為「國民黨」，後被合併於共和黨。

  如前所述，在康有為醞釀改組保皇會時，梁啓超也在與楊度、蔣智由、徐佛蘇、熊希齡等人謀求組黨。當時梁啓超致書康有為，匯報了有關情況：海外的保皇會改為帝國立憲會，在國內另設新會為憲政會，「新舊兩會名分而實合，始分而終合」；憲政會由梁啓超出名為發起人，康有為不出名，但必擁戴康為會長，故暫不設會長，空席以待康，由康暗中主持，梁啓超以尋常會員之名稟康之命代行會長之事；憲政會先在東京成立，然後設本部於上海，以幹事長主之，幹事長以楊度任之。會章綱領大致有三：一為尊崇皇室，擴張民權；二為鞏固國防，獎勵民業；三為要求善良之憲法，建設有責任之政府。在東京的最初發起人為梁啓超、楊度、蔣智由、吳仲遙、徐佛蘇、徐勤、麥孟華、狄葆賢、羅普、湯叡，及學生十餘人；擬舉徐勤為會計長，掌握財權；梁啓超擬親到上海一次，努力爭取張謇、鄭孝胥、湯壽潛三人入會；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為暗中贊助人，熊希齡已與交涉，得其許諾；擬擁戴醇親王載灃為總裁，載澤為副總裁，由熊希齡進京運動；經費由熊希齡籌集15萬，以5萬辦《北京報》，10萬為會中基本金，其款半由袁世凱、端方、趙爾巽所出，梁啓超自籌5萬，請康有為設法代籌；擬招海外會員入會，其不入者聽便。後來，由於領導權問題，楊度與梁啓超等人發生矛盾，致使雙方合作組黨計劃流產。梁啓超認為，楊度之所以熱心組黨之事，是因為他頗有野心，即希望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財力與名譽圖謀個人的發展。所謂「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為主體，而吾輩皆為客體」，「欲利用吾黨之金錢名譽，而將來得間則拔戟自成一隊」。結果，楊度成立了憲政講習會，梁啓超與蔣智由、徐佛蘇等人組織了政聞社。

  1907年10月17日，政聞社在東京神田區錦輝館正式召開成立大會。當天與會者，有以梁啓超為首的社員近兩百人，其他赴會者千餘人，並有日本名士犬養毅等人為之捧場。當梁啓超演說國會議院等事時，潛伏其中的革命黨人張繼、金剛、陶成章等人起身喊打，會場一片混亂，梁啓超等人落荒而逃，大會不歡而散。政聞社在一場鬧劇中正式成立。

  政聞社成立時，便在已經停刊的《新民叢報》的基礎上創辦了《政論》月刊，作為輿論機關報。《政論》創刊後隨政聞社內遷上海，由蔣智由具體負責編務，梁啓超在日本遙領筆政。在《政論》第一期上刊登了《政聞社宣言書》和《政聞社社約》，明確地宣布了政聞社的政綱、宗旨及其實行辦法。政聞社政綱有四：一為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為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為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為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政聞社宗旨有三：一為確定立憲政治，使國人皆有參與國政之權；二為對於內政外交，指陳其利害得失，以盡國民對於國家之責任心；三為喚起國人政治之熱心，及增長其政治上之智識與道德。具體實行辦法有三：一為編撰，以次發行有力之雜誌、日報，及適用之書籍等；二為交通及調查，交通各內地輸入政治上之學識，及通告政治上之利弊，又調查其關於政治上一切之事；三為建議及警告，關係國家重要之事，申告政府。

  在組織機構方面，政聞社設社長一人（為了給康、梁預留地位，暫虛其位）。社長之下設總務員一人、常務員二人，由社員公舉產生，主持全社事務。以下職員分六科：庶務科、書記科、會計科、編纂科、調查科、交際科，科員由總務員、常務員指定，各科設主任一人，負責本科事務。另設評議員若干，由社員公舉產生，評議員長由評議員會選舉。總務員由馬良擔任，常務員為徐佛蘇和麥孟華。

  在康、梁不便出面的情況下，政聞社以德高望重的馬良為總務員，意在擴大影響。政聞社成立不久，即派湯叡回上海迎請馬良到東京就職。在歡迎會上，徐佛蘇致歡迎詞說：「馬先生深通吾國經世之術，四十年前畢業於法國大學，邃於哲理法政諸學，並旁通拉丁、羅馬、英、德諸國文字，本其心得，以見諸躬行，其碩德懿行，皆足為吾國人表率。今以七十高年，冒萬里風波之險，專為吾社員全體及中國前途而來，吾輩對之真不勝欣慕。」梁啓超與之暢談一日，也認為馬良「已承許以全力擔任社務，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不過，政聞社的實際社務是由常務員徐佛蘇和麥孟華負責；尤其是掌管財權的會計科按梁啓超最初的設想果真由徐勤任主任，這便使康、梁完全可以在暗中主持政聞社。

  政聞社在海外成立後，便面臨著艱難的生存環境，主要是與革命派的矛盾衝突不可避免。雙方當時在海外的活動主要是以華僑與留學生為依託，這勢必在人力、財力與活動空間等方面存在著激烈的爭鬥。還在商議組黨之時，梁啓超已經察覺到非常嚴峻的形勢。他致書康有為稱：「革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政聞社成立大會上，革命派張繼等人的存心搗亂更使雙方的矛盾衝突公開化。因此，政聞社成立不久，即謀求轉向國內活動。

  1908年初，馬良、徐佛蘇、麥孟華等率政聞社本部遷回上海，此後便主要在國內活動。政聞社試圖以上海為基地，逐漸將勢力滲透到各省，於是派出特派員到各省活動，如北京有湯覺頓、潘若海，兩湖有侯延爽，四川有鄧孝可，福建有徐碧泉，廣西有孔希伯等。但是，各地活動進展也並不順利。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聞社以康梁勢力為背景，使許多朝野人士避之猶恐不及。不僅梁啓超原來設想拉攏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等封疆大吏和擁戴皇親貴族載灃、載澤為正、副總裁的計劃落空，而且聯絡地方名流張謇、鄭孝胥、湯壽潛之事也沒有結果。就是狄楚青主持的《時報》，雖創辦之時曾得康、梁巨款資助，但因恐被政聞社「累及」，而不敢與之靠得太近，以致徐勤、湯叡公然指責狄楚青為「叛黨之人」。梁啓超也對之頗為不滿，認為：「吾黨費十餘萬金以辦此報，今欲擴張黨勢於內地，而此報至不能為我機關，則要來何用，無怪諸人之憤憤也。」他堅決主張派徐勤前往「整頓」。二是政聞社的活動還受到國內其他立憲團體的排斥。例如，政聞社派侯延爽到武漢開展活動，本來計劃開辦《江漢公報》（又名《大江日報》）和江漢公學（法政大學），以圖控制輿論和培養人才，但結果未能辦成，其原因雖有經費缺乏的問題，但也與楊度的憲政講習會的排擠有關，正如侯延爽所謂「楊晢子等造謠嫁禍，不如暫避嫌疑」。

  政聞社在國內活動的最大目標是請願速開國會。在1907-1908年立憲派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中，政聞社充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政聞社不僅與上海預備立憲公會等團體發起組織國會期成會，發動全國規模的簽名請願速開國會運動，而且還以該社名義致電憲政編查館請願，「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國會」。1908年7月25日，政聞社成員、法部主事陳景仁以個人名義電奏朝廷，請求確定三年內召開國會，並把主張從緩立憲的赴德國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革職以謝天下，結果陳景仁反被清廷革職。8月13日，清廷諭令查禁政聞社。上諭稱：「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將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項社伙，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正式成立不到一年的政聞社因此被迫解散。

  三　楊度與憲政講習會及憲政公會

  楊度（1875-1931），原名承瓚，字晢子，後改名度，號虎公、虎禪，湖南湘潭人。1894年（光緒二十年）應順天鄉試，中試舉人。後師從清末著名學者王闓運，學習經史及帝王之學，為王氏得意門生。1902年，他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與湖南留日學生籌辦《遊學譯編》，並為之作《敘》。1903年，他回國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獲一等第二名，後因被參劾與革命黨聯繫密切，遭官府查拿。為避禍，他再次東渡日本，相繼入弘文學院和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留日期間，楊度非常活躍，一度被選為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他與革命黨人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楊毓麟、劉揆一和立憲黨人梁啓超、蔣智由、徐佛蘇等均有頻繁交往，其政治態度，先是傾向革命，後漸轉向立憲。1906年，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經隨員熊希齡聯絡，楊度為之草擬各國憲政情況報告。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以後，他便全身心地投入立憲運動。

  1907年1月20日，楊度在東京創辦《中國新報》，自任總編撰員，積極鼓吹君主立憲，主張「變吾專制國家為立憲國家，變吾放任政府為責任政府」，認為「今日中國之事實，但能為君主立憲，而不能為民主立憲」。與此同時，楊度開始與梁啓超、蔣智由、徐佛蘇、熊希齡等人籌謀組織立憲團體，後因意見不合，主要是因為楊度不願依附康、梁，遂謀求獨立組黨活動。2月9日，楊度與方表、陸鴻逵、楊德鄰等人在東京組織政俗調查會，「其宗旨在反對政府及革命黨，而主張君主立憲」。6-7月間，楊度與熊范輿等人在政俗調查會的基礎上正式成立憲政講習會（又稱「中國憲政講習會」）。

  憲政講習會標榜其宗旨在於「預備憲政進行之方法，以期憲政之施行」。其組織機構：設會長一人，主持會務，由會員公選產生；設評議部，議決一切事務，評議員由會員選舉，評議部部長由評議員互選；設事務員若干，辦理評議部議決的事務，事務員由會員選舉。憲政講習會以熊范輿為會長，其實際主持人是楊度。

  憲政講習會成立不久，即對外公開發表《意見書》，提出設立民選議院的主張，認為欲救中國「非改造責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責任政府，則非設立民選議院不可」，並表示本會同志願為「憲政之先驅」。同年10月，在楊度與憲政講習會的策劃下，由熊范輿領銜向朝廷請願，要求開設民選議院。這成為民間請願開國會之先河，並掀起了一場全國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

  同時，楊度因料理伯父喪事回湘，憲政講習會也隨之開始在國內發展勢力。是年底，楊度與湘紳譚延闓、龍紱瑞、廖名縉等人在長沙成立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1908年初，楊度改憲政講習會為憲政公會，湖南支部即稱「湖南憲政公會」。隨後，楊度進京設立憲政公會本部，並在上海等地建立分會，積極從事國會請願聯絡活動。4月20日，由於張之洞與袁世凱的保薦，朝廷諭令楊度「以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此後，楊度藉助在政府中的各種關係，大力發展憲政公會的勢力。

  6月30日，楊度等人向民政部稟請設立憲政公會，得到批准。次日，憲政公會在北京正式成立，熊范輿為總事務員，「以專責成」。《憲政公會章程》規定，本會以「確定君主立憲政體」為宗旨。其組織結構是：設總裁一人、副總裁二人，主持會務；設常務員若干，綜理會務，常務員由各支部幹事長推舉；設常務員長一人，由常務員公舉；各地設支部，各支部設幹事長一人，兼評議長，並設評議員及幹事若干。同時發布的《憲政公會宣言書》提出：「朝廷預備立憲下詔有年，然舉國上下無肯實行，國事如茲，自何能救？吾黨於此亦所痛心，平時研究講習既有時日，用特團合運動，以冀開國會，布憲法，建設責任政府，消專制之威，免暴動之禍，實行君主立憲制度，上安皇室，下起民權，使吾國自危而之安，自亡而之存，合滿漢蒙回苗藏諸同胞，以與列強爭雄於世界。」隨即，憲政公會在天津、上海、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相繼建立支部，勢力極一時之盛。

  然而，憲政公會很快就由盛而衰。楊度進入清朝政府體制後，其政治立場逐漸發生微妙的變化，開始由著名的立憲派領袖轉變為清政府籌辦憲政的御用官僚。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籌備立憲清單》，明確規定以九年為預備立憲期限。某些立憲派人士認為九年為時過長，攻擊朝廷有意拖延時間，甚至懷疑朝廷立憲的誠意。9月，楊度以憲政公會常務長的名義發表《布告憲政公會文》，公開為朝廷辯護，認為「以君主大權制欽定憲法，實於今日中國國勢辦理最宜」；至於立憲期限，則是「寧遲無速，立憲政體不可早成」，「上而諭旨惶惶，豈宜違反」；並勸告本會會員「此時但宜奉揚諭旨，引導人民恪遵分年預備之單而為確立基礎之法，不宜以空言為重，以實事為輕，見目前之近情，遺天下之大計」。除楊度以外，憲政公會其他一些重要骨幹分子也紛紛進入官場：熊范輿先被河南巡撫林紹年聘為法政學堂總教習，後又被雲貴總督李經羲調往雲南任知府；沈鈞儒被浙江巡撫增韞聘為諮議局籌辦處總參議；薛大可應湖廣總督之聘，陸鴻逵應湖南巡撫之聘，方表、黃敦懌應山東巡撫之聘，楊德鄰應東三省總督之聘，分別籌辦諮議局和地方自治等。誠如時人所謂「彼團中人皆分布各省督撫幕府」，而憲政公會會務無人打理，組織漸形渙散。政聞社被查禁後，清政府對集會結社取締甚嚴，憲政公會也便逐漸自然消亡。

  四　其他地方性立憲團體

  除了上述幾個跨省區甚至具有全國性規模的重要立憲團體以外，立憲派還組織了基本上是以省區為單位的地方性立憲團體，如吉林省自治會、廣東粵商自治會、貴州憲政預備會、湖北憲政籌備會、福建政與會等。

  （一）吉林省自治會

  1907年1月6日，吉林紳士松毓聯絡同志，召開成立吉林地方自治研究會大會，與會者100多人，投票公舉松毓為會長，慶山、文祿為副會長，此外參議三人，並設總務、法制、文書、會計、調查、慈善六課，每課舉職員一二名不等。隨後擬定《試辦章程》，呈報民政部、吉林將軍備案，「是為自治會成立之始」。據其《試辦章程》規定，該會定名為「試辦吉林地方自治研究總會」，以「準備地方自治」為宗旨。該會應辦之事有九：一是詳細調查省情，以為籌辦地方自治之準備；二是討論本省地方所有重要問題，以求妥善辦法；三是著譯書籍，或以表政見，或以資常識；四是派員按日演說，提倡或贊成公益事業，並附設宣講所、白話報，以啟民智、開風氣；五是向本省督撫或中央政府條陳關於本省大計之政見，以求興革；六是贊助地方善舉；七是提倡學務，促進普及教育；八是振興實業，聯絡商界；九是附設本省之教育會、勸學所、宣講所、董事會、閱報處。

  同年10月7日，《吉林地方自治研究會第二次簡章》公布，正式改名為「吉林省自治會」，仍以「準備本省地方自治」為宗旨。自治會下設議事處和辦事處，另設編輯所。議事處為意志機關，有代表全體意志之權及討論關於地方利弊事件。其應行議決之事有四：一是城鄉村鎮各自治會等自治團體之設立，二是有關教育、警察、衛生、實業、工程、水利、救恤、消防、市場等類自治事務之創設及改良方法，三是地方財政之預算決算等事，四是監督執行議事處及各職員被人指摘處分事，及糾察辦事之得失。辦事處是執行機關，對內則執行政務，對外則代表自治全體，以處理議事處所交議決之事件。其應行負擔之事有七：一是議事處開會布置之事，二是議事處議決交辦之事，三是地方應歸辦理及監督之事務，四是依議事處議決之預算為收支之事，五是受地方官委託關於地方全體公益之事，六是對於各級自治商辦之事，七是代表自治團體為陳訴之事。辦事處下設總務、法制、調查、文書、會計、慈善六課。編輯所的職任為編輯憲報、白話報和宣講資料，以及審核付印文件。吉林省自治會以署理吉林民政使司民政使謝汝欽為監督，松毓為會長，慶山為副會長，孫樹棠、文耆、李芳為參議，另有總務課員承志、景芳，法制課員裕康、衣迺經、顧植、胡煥、瞿鉞，調查課員沈德涵、恩溥，文書課員崇祺、馬良翰，會計課員伊鏗額，慈善課員楊敬修，調查員孫毓竹，事務員趙銘新、聶樹清、莊萬銓、吳寶琛、榮光、巴揚阿、澍霖、景昌。

  自治會設立後，便積極開展籌辦地方自治的準備工作。一是在省城設立自治研究所，1907年12月23日開學，由各屬選送士紳學習，以四個月為期，畢業後回各屬辦理地方自治。二是編輯《自治報告書》，每月三冊，免費送閱，並呈送民政部、吉林公署及移送各局、署、學堂，第七期以後改為《公民日報》，1908年6月29日出版。三是在省城東、南、北三區設立宣講所三處，延聘明通士子，每日宣講新學，以期開通風氣。

  自治會還積極參與了吉林省諮議局的籌辦等憲政籌備工作，表現極為活躍。自治會的發展使紳民權力逐漸得以擴張，引起了官府的不滿和嫉恨，最終招致被解散的命運。1908年11月10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與吉林巡撫陳昭常發布公告，認為吉林省自治會「乃尚未奉有部章，而研究亦未見成效，竟自謂吉林全省自治會已經成立。於營利則多方講求，於公益則未聞舉辦，徒事鋪張，不求實事，殊於自治義理大有不合，更與政府宗旨顯相違背」，因而宣布解散該會，將吉林省地方自治事宜改歸諮議局籌辦處一併籌辦，並縮小規模，改為吉林府自治局，擬先從吉林一府試辦。

  （二）廣東粵商自治會

  （三）貴州憲政預備會

  貴州較早的重要立憲團體為自治學社，由張百麟等人於1907年底創辦。自治學社為輿論機關，發行《自治學社雜誌》，其社章標榜「以預備立憲、催促立憲為宗旨……認定個人自治、地方自治、國家自治為希望立憲之方法，凡研究、行動皆以自治為社綱」。起初，自治學社完全是一個愛國立憲團體；1908年秋以後，自治學社逐漸轉向革命；到1910年以後，自治學社終於匯入革命的洪流，成為革命團體。

  在自治學社逐漸轉向革命的時候，貴州立憲派開始籌設新的立憲團體——憲政預備會。貴州憲政預備會在貴州教育會的基礎上產生，任可澄為會長，陳廷棻為副會長，其會務實際上由教育會會長唐爾鏞掌控。1909年11月28日，貴州憲政預備會正式召開成立大會。會上，任可澄宣稱「本會以預備憲政為範圍」，「方今朝廷預備立憲期以九年，然上既有立憲之政府，下必有立憲之國民，惟是國民程度必成就於政治團體，故政治團體實為立憲國民之必要」，其具體進行方法分調查、著譯、演說、研究四類。該會還辦有法政學堂，並出版《黔報》和《貴州公報》，以鼓吹立憲。

  （四）湖北憲政籌備會

  湖北憲政籌備會附設於湖北教育總會。1909年5月20日，湖北憲政籌備會開會選舉職員，學界紳界有資望者80多人與會。會上選舉姚晉圻為會長，李哲明為副會長，湯化龍、余德元為書記，張仁靜、李國鏞為庶務，郭肇明為候補庶務，張國溶、陳武、夏壽康、李步青為編輯，時象晉、呂逵先為會計，胡柏年、黃訓典為候補會計。湖北憲政籌備會的實際領導人是著名立憲派人物湯化龍與張國溶。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湖北立憲派團聚於憲政籌備會，積極參加國會請願運動，成為憲政改革運動的重要力量。

  （五）福建政與會

  福建政與會成立於1909年12月，其宗旨：「專以輔佐地方自治之不逮，並為諮議局機關之助」。政與會主要職員如下：主理幹事為林長民、劉崇佑、陳之麟，評議員為高登鯉、黃乃裳、林輅存、王邦儷、孟思培、盧初璜、黃士恆、薩君陸、楊展堂、林炳勛、椿安、吳曾提、連賢基、鄭祖蔭、王孝緝、鍾麟祥、馬光禎、楊慕震、劉子達、王子懿，幹事員為王振先、黃展雲、何秀先、陳興年、劉道鏗、張冠瀛、趙錫榮、陳遵統、劉崇偉、黃永筠。該會辦事綱領有八：一是奉戴皇室，翼護憲政之成立；二是尊重中央官廳與地方官廳之責任；三是求自治制之發達；四是保全國權，顧重民生；五是注重財政，實行各項調查；六是聯合海外華僑，振興內地實業；七是促成交通之機關；八是企圖國民教育之普及。政與會內部分為會報、調查、講習、演說四科。該會每年開大會一次，議定本會目的達到之方法，為向資政院、諮議局提出議案作準備。福建政與會是與諮議局等憲政機構關係密切的重要立憲團體。

  另外，還出現了許多以一府、一州、一縣或一個城市為單位的規模更小的地方性立憲團體，如揚州的法政研究會、天津的自治期成會、常熟的地方自治會、汕頭的自治研究社等。還有一些立憲團體是專為某一項特定的憲政目標而結成的，如國會期成會、國會請願同志會、諮議局研究會、地方自治研究會等。京城與駐防八旗士民也成立了自己的立憲團體，如北京的八旗憲政會、杭州的杭乍兩防旗人自治會等。據不完全統計，在1906-1911年的立憲運動中，海內外各地共建立各種立憲團體84個。各地立憲團體的紛紛湧現，是立憲派作為一個獨立政治派別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同時，正是由於國內外各個立憲團體之間不斷的聯合活動，而使各地立憲派逐步實現了全國性的聯合，並將全國立憲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