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一　教育救國思潮的興起

  與實業救國思潮一樣，教育救國思潮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中國一部分先進人士謀求社會改良的一種進步的社會思潮。教育救國思潮在當時興起的原因也主要是由於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刺激，以及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動。兩種社會思潮的目標都是救亡圖存，但所選擇的道路不同。與實業救國論者主張「商戰」、振興實業以發展經濟的道路不同，教育救國論者則是提倡「學戰」以發展教育為振興中華的出路。

  19世紀末，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維新變法運動興起，維新派在努力謀求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闡發了教育救國的思想。「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這是康有為的主張；「今之自強之道，自以興學為先」，這是張元濟的呼聲。不僅康有為、張元濟如此，而且嚴復、梁啓超、譚嗣同、汪康年等著名的維新派人物也都發表了類似的言論主張。在維新派的《時務報》《知新報》《湘報》《湘學新報》等報刊上，也有不少提倡教育救國的文章。甚至一些趨新的封建官僚，如張之洞、陳寶箴等人，也在呼籲改革科舉制度和興辦新式教育。正是多方面人士，尤其是維新派的鼓吹，使教育救國思想成為當時的社會思潮。20世紀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教育改革是其重要的內容，使教育救國思潮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改良派、立憲派梁啓超、嚴復、楊度、張謇等人繼續鼓吹，而且一些革命派人士也在積極呼籲。1901年，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創辦中國最早的教育專業雜誌《教育世界》，開宗明義地宣稱：「無人才不成世界，無教育不得人才。方今世界不出四語曰：『優勝絀敗』。今中國處此列雄競爭之世，欲圖自存，安得不於教育亟加之意乎？」諸如此類的言論文字，在當時的各種報刊雜誌上可謂比比皆是，由此而使教育救國思潮得以勃發奔涌。

  清末教育救國思潮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認為教育是救亡圖存與立國自強之本。關於發展教育的重要性意義，教育救國論者從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作了充分的認識。他們認為，「學戰」是20世紀各國生存競爭的關鍵，是「兵戰、商戰、農戰、工戰之所以勝所以敗者」的總樞紐。所謂學戰，其實就是教育競爭。在教育救國論者看來，發展教育是其他競爭取勝的不二法門。「欲吾之兵，吾之政，吾之種種經濟事業，足與人國競爭也，舍教育國民之外無他法。」更有人認為：「現在是教育的世界……智爭學戰的時代……人無教育，就不能自立；國無教育，就不能自強……中國倘有一線希望，全在教育。」這幾乎是把發展教育看做中國惟一的希望所在。這是教育救國論者的最高理想，也是教育救國思潮的中心旨意。

  第二，主張進行教育改革，要求發展新式學校教育和重視留學教育，以培養各種新式人才。人才來源於教育，近代新式人才的培養有賴於近代新式學校教育的發展。一方面，教育救國論者極力批判傳統教育制度的種種弊端，要求改革甚至廢除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以八股取士，使傳統士子埋首經書與詩賦詞章之學，鎮錮了天下人才。維新時期，嚴復主張變法之先「莫亟於廢八股」，認為八股之害在於「使天下無人才」。梁啓超說：「科舉之衰，有志亦成為無用……故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廢八股，變科舉，成為維新變法的重要內容。正是由於維新派人士的積極呼號，並有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大臣的大力倡導，1905年終於廢除了科舉制度，為新教育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另一方面，教育救國論者積極主張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要求發展新式學校教育。康有為在戊戌時期就主張仿照德國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建立中國的新學制，所謂「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1903年，清政府頒布了由張之洞等人制訂的仿照日本學制的「癸卯學制」，開啟了中國教育體制的現代化。就具體的學校教育而言，教育救國論者不但非常重視從小學到大學的普通教育，而且特別關注師範、實業等方面的專門教育。張謇認為「師範為教育之母」，辦學校「尤須先從師範始」。實業教育乃「富強之大本」，「苟欲興工，必先興學」。張謇在南通的辦學成就可謂這方面的表率。另外，教育救國論者還努力倡導留學教育。他們認為：「吾國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學為藥，而子弟之出洋求學者，乃如求藥之人。」他們相信留學可以救國，因而呼籲：「留學外國者，今日之急務也，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長、無幼，所宜共勉者也。」當時留學熱潮的興起與此不無關係。教育救國論者的這些主張，無非都是希望通過發展新式教育以培養國家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各種新式人才，以達到圖強禦侮的救國目的。

  第三，提倡國民教育，以塑造新國民。教育救國論者不只是關注培養新式人才的精英式教育，而且還積極提倡使整體國民素質提高的普及教育，希望通過國民教育來塑造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新國民。戊戌時期，嚴復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強調從力（體）、智、德三方面提高國民素質；庚子以後，嚴復進一步明確地提出體育、智育、德育「三者並重」的教育觀，並根據當時的形勢強調「智育重於體育，而德育尤重於智育」。這個主張當時已為人們所接受，成為一些教育救國論者關於國民素質教育的基本思想。如有人認為：「民智、民德、民力是改造社會、強國保種的要素。」梁啓超則發表了著名的《新民說》，認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對此，他從兩方面作了論證，就內治而言，「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就外交而言，「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列強——引者注）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顯然，梁啓超這裡所謂的新民，含有提高整體國民素質的意味。要達到這個目的，根本的途徑就是普及教育。時人主張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途徑進行全民普及教育，甚至主張用強迫主義的方式使全體國民人人盡受教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子教育的問題被教育救國論者提上議事日程。他們認為，因長期以來受「女子無才便是德」思想流毒的影響，女子不能與男子平等地接受教育，「學之不明，而千百年來女界乃獨罹其黑暗矣。欲救其弊，惟有興學。」興女學是為了培養占全體國民半數的女子的國民性格，塑造新型女國民。有人甚至把女子教育提高到「鑄造國民母」的高度，認為：「國無國民母，則國民安生，國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故欲鑄造國民，必先鑄造國民母始。」可見對女子教育的重視程度。

  教育救國論者主張通過發展教育實現救亡圖存，這在民族危機日趨嚴重的形勢下，顯然是緩不濟急的，因而也是不現實的。1905年，孫中山與嚴復在英國倫敦會晤，嚴復認為改革「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孫中山不以為然，頗有感慨地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惟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在革命者看來，革命形勢的發展有刻不容緩之勢，這是清末的基本情景。儘管如此，教育救國論者的愛國熱情是不可否認的；而且，這種思潮的出現，無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清末興學與留學熱潮的高漲，對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催生作用。

  二　國內辦學熱潮高漲

  20世紀初年興學熱潮的高漲，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尤以清政府的新政改革為關鍵。一方面，新學制的頒行和學部等各級專門教育行政管理機構的建立，為新學堂的創辦與發展提供了制度保證；另一方面，科舉制度的廢除，斷絕了傳統士人的進身階梯，為新學堂的興起掃除了制度性障礙，使讀書人群趨於學堂。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響應下，新式學堂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形成一股興學熱潮。

  

  這裡首先就這個時期新式學堂總的發展情況列表分析。

  1902-1911年新式學堂發展情況統計表

  上表顯示全國新式學堂發展的大致情形。據不完全統計，1902-1911年間，學堂數從1903年的769所發展到1909年的59117所，約增加了76倍；在校學生數1902年為6912人，1909年為1639641人，約增加236倍；畢業學生數1904年為2167人，1909年為23361人，約增加10倍。顯然，這個時期新式學堂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其最高年份1909年有近6萬所學堂和160多萬學生，其絕對數量也是可觀的。

  各省學堂發展情況可以學務發達而統計資料較為完全的1909年為例：

  1909年各省學堂情況統計表

  *說明：江蘇各項數據為原表中江蘇與江寧合併統計。

  上表顯示1909年各省新式學堂發展的大致情況。在全國22個行省中，從學堂數來看，可分4等，1萬所以上的有直隸與四川2省，5000-2000所的有山東、河南、陝西、湖北、奉天、江蘇、山西、浙江8省，2000-1000所的有雲南、貴州、廣東、湖南、廣西、江西、甘肅7省，1000所以下的有安徽、福建、新疆、吉林、黑龍江5省；從學生數來看，也可分4等，10萬人以上的有四川、直隸、奉天3省，10萬——5萬人的有湖北、河南、廣東、江蘇、浙江、山東、陝西、雲南、山西、湖南、廣西11省，5萬——2萬人的有江西、福建、貴州、安徽、甘肅5省，2萬人以下的有吉林、黑龍江、新疆3省。從這個分析可以看出，新式學堂的發展有著非常明顯的地區分布不平衡性，多者如四川、直隸兩省學堂上萬所，學生二三十萬人，少者如新疆、黑龍江兩省，學堂幾百所，學生幾千人，差距甚為巨大。大致而言，各地區新式學堂的發展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一致，長江流域與沿海地區發展較快，邊疆偏遠省份發展較慢。

  再看各類學堂的具體發展情況。

  （一）普通學堂

  普通學堂是為以國民普及教育為目標的普通教育而設，分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和大學堂四類。據1903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小學堂分初等、高等兩類（高、初等合辦者稱為兩等），另有簡易識字學塾、半日學堂等掃盲性質的學校作為補充。初等小學堂是最基本的國民普及教育，各城、鎮、鄉、村普遍設立。「凡國民七歲以上者入焉，以啟其人生應有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並調護兒童身體，令其發育為宗旨；以識字之民日多為成效。」高等小學堂也設於各城、鎮、鄉、村，每州、縣至少應設一所。中學堂各府必設一所，各州、縣能設最好。高等學堂各省城設一所，為大學預科，分文、理工、醫三類。大學堂以「造就通才」為宗旨，分經學、政法、文學、醫、格致、農、工、商八科，先在京師設一所，然後推廣於各省。據統計，1909年，全國有小學堂51678所，小學生1532746人；中學堂460所，中學生40468人；高等學堂24所，學生4203人；大學堂3所，學生749人。全國普通學堂共計學堂52165所，學生1578166人。

  （二）師範學堂

  師範學堂為培養師資而設，分初級、優級兩類，另有師範傳習所、講習所等臨時性的教師短期培訓學校。初級師範學堂培養小學堂教員，每州、縣必設一所，先在省城暫設一所以為提倡；優級師範學堂培養初級師範學堂和中學堂教員及管理員，在京師與各省城各設一所。1909年，全國有各類師範學堂415所，學生28572人。著名的有南通通州師範學校（1902年）、南京兩江師範學堂（1903年）、上海龍門師範學校（1904年）、直隸北洋師範學堂（1906年）等。

  （三）實業學堂

  實業學堂為實業教育而設，有實業教員講習所、農業學堂、工業學堂、商業學堂、商船學堂等類，各類又分高、中、初三等，各省酌量地方情形隨時興辦。1909年，全國有各類實業學堂254所，學生16649人。

  （四）法政學堂

  法政學堂是適應新政的發展尤其是預備立憲急需新式政治人才的需要而創辦的。1907年初，學部籌設京師法政學堂所擬章程規定，法政學堂「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為宗旨」，分預科、正科與別科。預科兩年畢業後升入正科，分習政治、法律兩門，各三年畢業。另附設講習科，為吏部新分及裁缺人員短期培訓，一年半畢業。據統計，1904-1909年全國各省共設立法政學堂22所，按設立時學額或招生人數，共計3411人。除直隸、兩江設有兩所外，其餘多數省份各設有一所。

  （五）女學堂

  女學堂專為女子教育而開設，在清末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創舉，具有開風氣的意義。1907年，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規定「女子小學堂以養成女子之德操與必須之知識技能並留意使身體發育為宗旨」，女學堂分初等與高等兩類，男女不同校。在此之前，全國已有19個省（含京師）創辦了各省的第一所女子學堂。女學堂不僅有小學堂，還有師範學堂、蠶業學堂、醫學堂、女工傳習所等種類。據不完全統計，1909年，全國有女學堂298所，學生13489人。著名女學堂有上海務本女塾（1902年）、上海愛國女學校（1902年）、北京豫教女學堂（1905年）、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堂（1906年）、湖南周南女塾等。

  （六）其他學堂

  有培養外語人才的方言學堂，如雲南東文學堂（1904年）、兩廣方言學堂（1906年）、吉林外國語學堂（1907年）、南洋方言學堂（1908年）、奉天方言學堂（1908年）等。有培養醫務人才的醫學堂，如湖南醫學堂（1903年）、直隸保定醫學堂（1904年）、京師專門醫學堂（1907年）、山西中西醫學館（1907年）、江西省城醫學堂（1907年）等。有培養體操、美術、音樂人才的專門學堂，如奉天體育美術專修科（1905年）、四川體操專科學堂（1906年）、河南體育專科學堂（1908年）、上海體操學堂（1908年）、直隸體操音樂傳習所（1908年）等。另外，還有培養各項專門人才的巡警學堂、財政學堂、稅務學堂、速記學堂。

  有專於旗人教育的八旗學堂，如山東省城八旗奉直學堂（1906年）、京師八旗學堂（1907年）、奉天八旗中學（1909年）等。有專於貴族教育的貴胄學堂，如陸軍貴胄學堂（1905年）、貴胄法政學堂（1907年）、京師貴胄學堂（1905年）等。有專於少數民族教育的滿蒙回藏文學堂，如京師滿蒙文高等學堂（1907年）、四川藏文學堂（1907年）等。

  還有標榜「保存國粹」的存古學堂。1907年，在全國各地新式學堂興起的熱潮中，張之洞有感於舊學生存的危機，首先在湖北創辦存古學堂，隨後江蘇、山西、貴州、陝西、廣東、四川等省相繼仿辦。1911年4月，《學部修訂存古學堂章程》規定：「存古學堂以養成初級師範學堂、中學堂與此同等學堂之經學、國文、中國歷史教員為宗旨，並以預備儲升入經科、文科大學之選。」存古學堂分中等、高等兩科，各科分經學、史學、詞章三門，各門課程自以本門為主課，而互以另兩門為補助課。另有多門新學課為通習課，如經學門中等科以經學（附理學、小學）為主課，史學、詞章學為補助課，算學、輿地學、外國史、法制、理財、博物、理化、農業大要、工業大要、商業大要、體操為通習課。可見，存古學堂雖然標榜「保存國粹」，但其創辦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中國傳統學術文化方面的師資力量，從其課程設置來看似乎並不完全守舊，因而也可以歸於新式學堂。

  總的來說，由於起點極低，清末10年間新式學堂與學生數量呈數十、數百倍地增長，新教育發展的速度是驚人的；學生增長的絕對數量有160多萬人，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新式學生群體。另外，各類新式學堂的出現，使新教育的影響逐漸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這對於整個社會的近代轉型有著重要的意義。當然，在充分估計新教育的發展及其價值的同時，還應該看到其不足之處。除前面所述全國各地區發展不平衡以外，還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教育結構不合理。1909年，全國160多萬學生中，普通學堂學生有157萬多人，約占97%,其他各類專門學堂所占比例極小，專門教育不發達。二是教育層次低。1909年占全國學生總數97%的普通學堂的157萬名學生中，小學生153萬人，占97.5%,中學生4萬人，高等學堂學生4000人，大學生僅700人，中、高等教育極不發達。三是普及教育程度不高。1909年全國新式學堂學生數量在當時全國總人口（約4億）中僅占0.4%左右。與剛剛發達而躋身於世界列強行列的東鄰日本相比，更可見其差距之大。據有人統計，當時日本人口5000萬，有學生600多萬，學生占人口總數12%多，日本的學齡兒童就學率達到97.38%,中國僅為3.7%。可見，清末的新式教育雖有發展，但整體水平並不高。

  三　留學風氣極盛

  派遣留學生也是清末新政的一項重要舉措。一方面，清政府推行新政需要大量的新式人才，於是在興辦新式學堂的同時，大力提倡與鼓勵出國留學；另一方面，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傳統士人轉向新式教育，出國留學是一條重要的途徑。一時留學風氣頗為盛行，而以留學日本為多。湖南留日學生在《遊學譯編》上發表《勸湘人留學書》中稱：「現在沿海蘇浙粵東諸省，遊學之盛，至於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東負笈，絡繹不絕。」不僅是沿海地區，其他不少省份也大體如此。對於留學生蜂擁赴日的情形，有日本人作了形象的描述：「學子互相約集，一聲『向右轉』,齊步辭別國內學堂，買舟東去，不遠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湧來。」清末留學生以留日為主，其次是留美、留歐。

  （一）留日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向西方學習成效的總檢驗。日勝中敗的結局，使中日關係急劇逆轉。戰後第一年，即1896年，中國派出了第一批留日學生（13人），從此揭開了近代中國留日的序幕，並迅速掀起一個留日高潮。

  清末中國留日高潮的興起，是由中日兩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從中國方面來看，派遣留日學生是有意識的選擇。張之洞在其著名的《勸學篇》中分析了個中緣由。他說：「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在張之洞看來，在當時急需快速培養人才的形勢下，留學日本比留學西洋有更多有利的因素。路近、費省等客觀因素不必說；更重要的是，日本是通過學習西方強盛起來的榜樣，中國與日本有「同文」、「同種」的特殊關係，通過學習日本的成功經驗而間接地達到學習西方的目的，是一條捷徑。這是時人的共識。從日本方面來看，接受中國留學生是有目的的勸誘。甲午戰後，遠東國際關係格局有了新的變化，西方列強虎視眈眈，迫使日本為圖自保而不得不向一衣帶水的中國示好，為中國培養留學生是其與中國結交的一個重要舉措。雖然不能否認部分對華友好人士確實抱有為中國培養人才的真心誠意，但是，日本政府企圖通過留學教育扶植親日勢力而控制中國的陰謀與野心也是毋庸置疑的。1898年，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致函外務大臣西德二郎說：「如果將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國新人材散布於古老帝國，是為日後樹立日本勢力於東亞大陸的最佳策略；其習武備者，日後不僅將仿效日本兵制，軍用器材等亦必仰賴日本，清國之軍事，將成為日本化。又因培養理科學生之結果，因其職務上之關係，定將與日本發生密切關係，此系擴張日本工商業於中國的階梯。至於專攻法政等學生，定以日本為楷模，為中國將來改革的準則。果真如此，不僅中國官民信賴日本之情，將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無限量地擴張勢力於大陸。」這話毫無遮掩地和盤托出其險惡用心。儘管日本政府主動接受中國留學生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但為大批中國留學生湧向日本敞開了通道；加上某些友好人士的積極接引，留日熱潮自然高漲。

  清末留日熱潮有三個特點：

  一是留日學生人數多，發展速度快，總的發展形勢以1905年為最高峰。見下表。

  1901-1911年留日學生人數統計表

  上表基本顯示了清末留日熱潮發展的總趨勢。1901年，新政開始以後，清政府鼓勵各省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留日學生迅速增加。有人認為，從1901年到1906年，留日學生已有上萬人的規模，「實為任何時期與任何留學國所未有」。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1905年達到最高峰，人數8000是普遍接受而稍偏保守的數據，然而這個數目也是驚人的，不僅在中國留學史上是空前的，而且是當時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學生出洋運動。這個高潮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俄國結果的刺激和科舉制度廢除的直接推動。1906年以後，留日學生人數有逐漸減少的趨勢，這是由於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文部省頒布《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即「取締規則」事件中出現集體輟學歸國運動，以及隨後清政府頒布《管理遊學日本學生章程》而實行限制留學政策的結果。不過，直到1911年，留日學生人數仍保持3000多人的不小規模。清末留日學生的總人數可以根據實藤惠秀的研究作一大致的估算。據他統計，1901-1911年中國留日畢業生總計為2841人，他推算出清末留日學生人數與畢業生人數的比例為10∶1.這樣，清末留日學生總人數約3萬人。

  二是留日學生的省區分布不平衡。各省區留日學生分布情況可以統計資料較全的1904年為例，現據《清國留學史會館第五次報告》統計列表如下：

  1904年全國留日學生省區分布統計表

  據上表數據，1904年全國共有留日學生2406人，其中湖南、湖北、四川、江蘇、浙江、廣東、安徽、福建、江西等長江流域與東南沿海這9個省份共計1883人，占總數的78%強，其他內地與邊遠地區十幾個省區僅有523人，約占22%。有些省區，如甘肅、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等甚至榜上無名。顯然，長江流域與東南沿海地區已經成為中國留學生來源的中心區域，這是與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相一致的。

  三是留日學生成分混雜，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留日成為熱潮，難免魚龍混雜。留學生來源多種多樣：有官費公費，也有自費；有男人，也有女人；有青年，也有老人和小孩；有貧寒百姓子弟，也有富貴公子王孫；有新式學堂學生，也有舊式科舉功名的秀才、舉人、進士甚至翰林等。在他們當中，有父子、夫婦、兄妹，甚至有全家、全族同時留學的情形。留學生來源不一，出國前身份與經歷各異，其留學動機與目的自然不盡相同。「有純為利祿而來者，有懷抱非常之志願者，有勤勤於學校功課而不願一問外事者（此類以學自然科學者為多），有好交遊議論而不悅學者（此類以學社會科學者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為中國未來之正鵠者，有不滿意日本而更言歐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來之資格年齡，亦甚參差，有年已四十五十以上者，有十六七歲者，有為貴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貧寒來自田間者，有為秘密會黨之領袖以亡命來者，有已備有官紳之資格來此為仕進之捷徑者。」關於留日學生的教育程度問題，當時已引起中日兩國各界的注意。據駐日公使楊樞的調查，在近萬人的留日學生中，「綜計官費、公費、自費學生之得畢業人數，其速成者計百分中之六十，其普通者居百分中之三十，其中途退學輾轉無成者居百分中之六七，其專門高等者則僅居百分之三四，而入大學者則不過百分之一而已」。可見，留日教育主要以「速成」為主。1906年，清學部舉行第一次留學畢業生考試，參試100人中，大多數是留日學生，但及格的前5名全是留美畢業生，留日學生全部落第。「速成教育」的弊端暴露無遺。日本媒體紛紛指責中國留日學生「大皆趨鶩速成教育，欲於短期內獲得畢業證書」，清政府從此停止派遣修習速成教育的學生。誠然，留日學生中固然不乏專心求學而獲得日本正規的大學畢業文憑者，但更多的是在一年半載的短期「速成科」中鍍點金色而已，有的甚至只是在日本某些「學商」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學店」中混上數日就能拿到一紙證書。因此，留日學生的留學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也就不足為怪。這顯然是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希望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急躁社會心態所致。儘管如此，從留日學生在清末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實際所起的重要作用來看，留日教育的成效是不能完全否認的。

  （二）留美

  中國學生留美最早可以追溯到容閎。1854年，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成為中國第一個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留學生。1872-1875年，在容閎的積極倡導下，清政府選送120名幼童留學美國，這是中國留美史上的壯舉。1881年，留美幼童因故全部撤回。此後較長時期內，雖然在美國傳教士的幫助下自費留美者仍是不絕如縷，但終似散兵游勇，未成大氣候。

  新政伊始，一些地方督撫在大批派遣留日學生的同時，也選派了一些學生留美。但是，與留日的熱潮相比，零星稀少的學生留美顯得頗為寂靜。據統計，1900-1907年，官費留美學生總計約有100餘人，自然無法與8000人甚至上萬人的留日大軍相提並論。1908年，美國政府決定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給中國，作為接受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的經費。次年，清政府制訂了一個關於「庚款留學」的基本辦法：（1）設立遊美學務處，作為選送留美學生的管理機構。（2）設立肄業館，為留美預備學校。（3）考選學生分兩格：第一格年齡在20歲以下，國文通達，英文及科學程度可入美國大學或專門學校，由外務部和學部在京招考，並由各省選錄合格學生進京復考，定額100名；第二格年齡在15歲以下，國文通達，資稟特異，定額200名，由各省按省份大小及其負擔的賠款多少確定的份額選送學生。兩格學生被選進京後，先在肄業館學習數月或一年，然後從中各選50名赴美留學，未入選者，仍留館肄業。（4）用部分經費津貼在美自費生。（5）專設駐美監督，管理留美學生在美國的學習與生活。隨即，清政府開始選拔庚款留美學生，並在北京西郊清華園設立「游美肄業館」，作為專門的留美預備學校。1910年，肄業館改名「清華學堂」，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前身。

  「庚款留學」教育計劃的實施，無疑是從屬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舉措。雖然不能否認美國政府有著與日、英等列強爭奪中國留學生教育權以影響中國青年的目的，但此舉對於清末中國教育改革，尤其是留美運動的興起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自此以後，中國留美學生人數迅速增加。據統計，到1911年，留美學生已增至650人，其中官費生207人，自費生443人。留美學生雖然在人數上遠遠不能與留日學生相比，但是他們的教育程度則普遍高於留日學生。清末新政時期，留美幼童出身者如唐紹儀、梁敦彥、梁誠、詹天佑等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個時期派出的留美學生也有少量陸續回國服務，但大多數人如庚款留學者，其影響則是在民國時顯現。

  （三）留歐

  與留美一樣，中國學生留歐也是始於零星自發。1849年，容閎的同學黃寬從美國的中學畢業後轉入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可謂先導。後繼者如何啟、伍廷芳、辜鴻銘等人，均是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1877-1897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與北洋大臣李鴻章等人，從福州船政學堂先後分4批選派85名學生（其中藝徒9名，另有10名學生為北洋水師學堂附派），赴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學習輪船製造與駕駛及其他工程技術。據有人研究，在福州船政學堂派出的留歐學生中，除有5名在國外病逝外，有68名在歐洲完成了留學教育。他們有的成為中國新式海軍的第一批軍官，有的成為當時剛剛興起的礦山採掘、工業企業、土木工程等新式企業的技術骨幹。早期留歐學生的貢獻當然不止如此，例如嚴復對近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就有深遠影響。

  新政時期，清政府在大量派遣留日學生的同時，也要求各省督撫選派學生赴歐留學。1904年，外務部與學務大臣奏准《遊學西洋簡明章程》，認為：「英、美、德、法於武備、製造、農工商諸學，各有專門，一時推重；比利時路礦、工藝，素所擅長。學者必通西文，乃有門徑。」規定選擇年齡15-25歲已通西文者出洋留學，不通西文者只能選14、15歲的少年「出洋從語文入手」。章程還對留歐學生的監督、管理與學費等方面，作了明確的規定。隨著留歐學生人數日漸增多，在革命風潮的鼓動下，頻生事端，使清政府頗感不安。為了加強監督與管理，1907年底，清政府設立「歐洲遊學生監督」，派開缺淮揚海道蒯光典為首任監督，「各省旅歐學生概歸管理」。1909-1910年，又將「歐洲遊學生監督」一職由特派專員改歸使臣節制，並在英、德、法、俄、比5個主要的留學國分別設立管理遊學生監督處，各設監督一員，其餘各國由相距最近的監督處兼管，進一步加強了對於留歐學生的管理與控制。

  清末學生留歐總的形勢與留美相近，規模上難以與留日相比。與留美、留日學生相對集中於一個國家的情形不同，留歐學生具有明顯的分散性特點，其分布幾乎遍及歐洲各國，而以英、法、德、比、俄5國為主。據統計，到1910年，中國留歐學生為500餘人，其中留法學生140餘人，留英官費生124人，留德學生77人，留俄學生23人。留比學生具體人數不詳，估計與留英、留法差不多。留歐學生的教育程度與留美學生一樣，普遍高於留日學生，他們大多能在歐洲完成大學教育，有的甚至能夠獲得更高級的學位。

  留學教育本來應是國內教育的補充，但是在清末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留學生的影響有著特殊的意義。比如，新式學堂的師資便有不少來源於留學生。據統計，1909年，全國各類專門學堂、實業學堂、優級師範學堂分別有留學生出身的教員370人、243人、144人，各占總數的31.6%、30.9%、15.8%。留學教育對於國內新式教育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隨著留學熱潮的興起而形成的留學生群體，是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影響不僅在新式教育，事實上已經廣泛地滲透到整個社會、政治變革的過程中。

  四　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20世紀初年，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中國出現了一個不同於舊式傳統士大夫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即所謂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主要是在清政府舉辦新政的過程中，隨著國內興學與出洋留學熱潮的勃興而形成的。

  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主要來源與基本構成有三種。

  一是國內新式學堂的學生與教職員。據前面敘述國內學堂發展情況的統計，1909年有在校學生1639641人（或為1626720人），各學堂職員95820人，教員89362人，此前幾年各校畢業生共計70249人。將這幾項人數相加共計1895072人（或為1882151人）。考慮到有些學生畢業後可能充當教師或職員，有的職員又可能是純粹的傭工而不能算做知識分子，那麼這一部分新型知識分子應在180萬人左右。

  二是留學生。據前面所述留學生情況的統計數據，清末留日學生總人數將近3萬人，1910年有留歐學生500人，1911年有留美學生650人。根據這3項統計數據，清末共有留學生3萬人左右。這個數字在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總數統計上意義並不大，而且有人可能出身國內新式學堂學生，還有人可能回國做了新式學堂教職員，因而可能與上述新式學生的統計有較大的重疊，但這部分人在新知識、新思想的傳播與社會政治變革過程中的影響能量是巨大的。

  三是由具有傳統功名的舊式士人轉化而來的趨新人士。舊式士人轉化為新型知識分子的途徑，除了進國內新式學堂學習與出國留學以外，還有一條是閱讀新式報刊與翻譯的西書。據統計，1815-1911年，中國及海外出版的中文報刊有1753種，中國境內出版的外文報刊有136種，共計1889種，其中有確切年份可查的，1900-1911年的中文報刊1333種，外文報刊71種，共1404種，占總數的74.3%,年均117種；1811-1911年，中國共翻譯、出版西學書籍2291種，其中1900-1911年共有1599種，占總數的69.8%,年均145種，且大部分是文學、歷史、哲學、經濟、法學等社會科學書籍。這些新式報刊與中譯西書是傳播新知識與新思想的重要媒介，也是傳統士人藉以了解與學習西方新知新理而轉向新型知識分子的重要途徑。這部分新型知識分子的確切數量實在難以估量，有一個數據也許有助於說明問題。據張仲禮研究估算，中國19世紀末的紳士階層總人數約為140萬人，其中約有20萬人為進士、舉人、貢生出身的上層紳士，其餘120萬左右為生員、監生出身的下層紳士，應該可以說這是當時中國主要的舊式士人。這些舊式士人有不少可能是通過進新式學堂或出國留學轉化為新式知識分子，這就與前兩類多有重複。一般而言，在清末新式學生中，小學堂學生以沒有功名的童生為主，中等學堂以上的學生則多有生員等正式功名。有人統計，1906年京師大學堂有學生321人，其中243人有舉人、貢生或生員的功名，約占3/4;1907-1908年成都的高等、中等、師範學堂全部有舊式功名。據前面所述新式學堂學生的統計數據，全國中等學堂以上的學生約有10萬人，就算他們全部來自有功名的紳士階層，另加上不少也有舊式功名的留學生，也就是說，可能有10萬左右的舊式紳士是通過進新式學堂或留學而轉化為新式知識分子的。那麼，另外130萬左右的舊式紳士要轉化為趨新人士就只有通過閱讀新式報刊與中譯西書的途徑。雖然不能說他們可能會全部轉變為新型知識分子，但在科舉制度被廢除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紳士尤其是占絕大多數的下層紳士要尋求新的出路，必須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化。這部分趨新人士應該為數不少。

  從上面分析的三種情況，最難確定的變數是最後所說的130萬左右的舊式紳士是否轉化為趨新人士。大致作一估計，清末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總人數應當在180萬——310萬人，最保守的估計，也在200萬人左右。這當然是一個規模不小的群體。

  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不僅人數多，規模大，而且知識結構新，思想先進。他們通過進新式學堂或出洋留學，通過閱讀新式報刊與西書，沐浴歐風美雨，求索新學新知。由於救亡圖存的特殊歷史條件的制約，時代要求他們特別關注社會政治變革問題，因而在他們的知識結構里占主導地位的已不是傳統的四書五經，甚至也不是聲、光、化、電等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而主要是變革、進化、尚武、民權、平等、自由等近代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當時的留學生普遍重視社會科學，如留日學生的熱門專業是法政與軍事兩門。梁啓超說：「（留學生）所學者，政治也，法律也，經濟也，武備也，此其最著者也。」據有人對1872-1911年3320名官費留學生所學專業統計，學文科與軍事的占76.32%。從翻譯西書的情況來看，也是社會科學占較大的比重，如1901-1908年中國新知識界所譯日、英、美、法、德、俄等國533種書籍中，社會科學類計有413種，占77.49%。通過吸收這些新的知識養料，新型知識分子群體養成了不同於舊式傳統士人的新的思想性格。

  其一，危機憂患意識。新型知識分子見識多，視野廣，能清醒地把握世勢與國情，尤其對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列強瓜分危機的險惡的國際形勢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們認為：「今日之世界，非競爭風潮最劇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國，非世界競爭風潮最劇烈之旋渦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張牙，環伺於四千餘年病獅之傍。」列強虎視鷹瞵，中國的前途如何？中國的出路在哪裡？他們對此深感憂慮。

  其二，愛國救亡思想。在清醒地認識到當時中國所處的危機形勢的同時，強烈的愛國情懷使新型知識分子迫切地希望能夠擺脫這種危險的境地，使祖國成為世界強國。「吾人將以正確可行之論，輸入國民之腦，使其有獨立自強之性，而一去其舊染之污，與世界最文明之國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設新國家，使我二十世紀之支那，進而為世界第一強國，是則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神聖的使命感使他們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自覺而勇敢地承擔起救國重任。

  其三，變革與革命精神。新型知識分子在深刻反思民族危機的時候，自覺地意識到救亡圖存是自己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二十世紀之中國，學生之中國也。其興也惟學生興之，其亡也學生亡之……為今日之學生者，當豫勉為革新之健將。」他們希望進行社會政治變革，改變阻礙社會正常發展的傳統政治制度，努力推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溫和者或投身於政府的新政改革，或追隨維新派的足跡走向立憲道路，試圖對舊制度進行漸進的修補；激進者加入革命的行列，毅然與舊制度進行最徹底的決裂。雖然他們要求「革新」的方式與程度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則有一致之處，無論是漸進的變革還是激進的革命，都是推動社會政治發展的進步力量。可以說，20世紀初年形成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是當時中國社會變革最根本的革新力量，無論是革命派、立憲派人士，還是清政府內部的趨新勢力，基本上都源於此。正是在這些「革新之健將」的新型知識分子的主演下，新政、立憲與革命的精彩劇目交互激盪，將一場中國社會政治大變革的歷史重頭戲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