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

  一　實業救國思潮的勃興

  清末「實業」一詞，實是經濟的代名詞。時人認為：「實業者，西人賅農工商之名。」「實業救國」，就是要走發展農工商諸業經濟以救亡圖存的道路。這種思想大約產生於19世紀末，而在20世紀初則蔚為一股社會思潮。這是近代中國一部分先進人士謀求社會改良的一種進步的社會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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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實業救國思潮興起的原因有三：

  一是民族危機的刺激。中國是在西方列強的武力侵略下艱難地邁進近代的門檻的，近代中國始終籠罩著嚴重的民族危機，這是各種救國思潮產生的重要前提條件。實業救國思潮也不例外。著名的實業救國論者張謇在回憶自己的人生經歷時說：「年三四十以後，即憤中國之不振；四十後中東事（甲午戰爭——引者注）已，益憤而嘆國人之無常識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謀新矣而不當，欲自為之而無力，反覆推究，當自興實業始。」正如張謇因憤於中國積弱不振而在甲午戰後走上「興實業」的道路，當時已有一部分先進人士萌發了實業救國的思想。庚子事變後，外患日亟，民族危機更趨嚴重，人們對實業救國的認識更進一步。時人以為：「今日救亡之術，固當以振興實業，為惟一之先務。實業不興，國家無向榮之望，人民無蘇息之機，安能振曜精魄，出與列強相見，以少遏其滔天之勢，保吾完全獨立之國乎！」當然，如果絕對地看待這一點，也許這種認識有失偏頗；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實業救國論者有著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真摯的愛國熱忱。可以說，實業救國思潮的勃興正是一部分進步人士對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回應。

  二是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而選擇的一條道路。自鴉片戰爭打開中國的大門以後，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求向西方學習的道路。起初，他們看到的是西方的「船堅炮利」，以魏源著名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為先導，洋務派開展了以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為主的洋務運動。中日甲午一戰，中國的戰敗基本上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在戰後的反思中，人們從中日向西方學習成效的差距中認識到振興工商實業的重要意義。張謇在代湖廣總督張之洞起草的「立國自強」奏疏中，專列「宜速講商務」和「宜講求工政」兩條建策，提出了發展商務和振興工藝的思想主張。他認為，日本因重視商務和工政而「國勢自振」；中國則相反，故必須在各省設商務局和工政局，「加意講求」，尤其是工藝，乃各國「富民強國之本」。「中國人數之多，甲於五洲；但能於工藝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憂貧之事哉！此則養民之大經，富國之妙術；不僅為禦侮計，而禦侮自在其中矣。」鄭觀應更明確地指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此後，「商戰」、「振興商務」、「振興實業」等口號日漸流行，實業救國思潮於是興起。當康梁維新派及其後的立憲派、革命派致力於政治改革與革命的時候，一部分進步人士在努力謀求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社會改良事業。雖然各種改良與革命的方案為近代中國發展設計的道路不盡相同，甚至還有相互矛盾、衝突之處，但是，它們都是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其救亡圖存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可以說，正是各種救國方案紛呈，從而匯成近代中國的救亡大潮，同時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多元格局。

  三是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動。庚子事變後，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採取了一系列鼓勵發展工商實業的政策與措施，這對於實業救國思潮的興起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梁啓超曾經在論及清末「振興實業」的情形時有一個概括性的說明：「全國人心營目注囂囂然言振興實業者，亦既有年矣。上之則政府設立農工商部，設立勸業道，紛紛派員奔走各國考查實業，日不暇給，乃至懸重賞崇銜以獎勵創辦實業之人，即所派遊學及學生試驗，亦無不特重實業，其所以鼓舞而助長之者，可謂至極。下之則舉辦勸業會、共進會，各城鎮乃至海外僑民悉立商會，各報館亦極力鼓吹，而以抵制外貨、挽回利權之目的創立公司者，所在多有，其呈部註冊者，亦不下千家。」實業救國思潮的激盪固然離不開一些社會精英分子的鼓吹，但是，政府革新行為的推動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19世紀末，一些早期改良派人士和康梁維新派大都有實業救國的思想；20世紀初，實業救國論者則主要是立憲派人士，另外還有一部分革命派人士甚至開明官僚也在積極提倡「振興實業」。其中鄭觀應、陳熾、張謇、湯壽潛、鄭孝胥、曾鑄、汪康年、李平書、陳黻宸等人為主要代表人物。

  清末實業救國思潮的主要內容如下：

  其一，關於發展實業的條件，主張政府改良弊政，採取保護實業發展的政策與措施。在分析中國實業不振的原因時，不少實業救國論者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官府，他們認為主要是官府不重視實業，甚至壓制與阻礙實業的發展。陳熾在《振興商務條陳》中說：「中國官商情形隔膜，動以崇本抑末之說，視商人之盈虧成敗，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持此以與泰西各國通商，如下駟駑駘追蹤騏驥，必使中國盈天下無一富商，所有利權皆歸彼族，上下交困，仰人鼻息以為生。」他主張政府減免厘金與捐稅，以保護華商，認為「捐厘減一分，華商多一分之生氣，即增一分之利源」，其結果是「明為恤商，暗實裕國」。鄭觀應更是明確地指出，「官不能護商，而反能病商」。他提出中央設商部兼轄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設商務局並由地方官公舉局董、重訂稅則與釐正捐章、商務局中兼設商學、各府州縣設商務公所並自舉商董等改革措施，認為「如是，則興廢當，謀畫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勢合，利無不興，害無不革，數十年後中國商務之利有不與歐西並駕者，吾不信也」。減免厘金與捐稅，設立商部、商務局與商務公所，創辦商會，制訂經濟法規，開辦實業學堂等，這些是實業救國論者提出的保護實業發展的重要措施，對於清末實業的振興有著重要的作用。

  其二，關於發展實業的道路，主張在發展農、工、商三業的基礎上走工業化道路。對於如何發展實業的問題，實業救國論者大致有「以商為本」和「以工為本」兩種主張。甲午戰爭以後，人們逐漸掙脫傳統的「農本」思想，轉而認同於「以商為本」的重商思想。時人以為：「古之為治者，皆以農為富國之本，今之為治者，當以商為富國之資，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時勢有不同也。」著名的商戰論者鄭觀應認為：「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於民，有利於國，於士、農、工相表里。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張謇則不以為然，他說：「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之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顯然，他強調的是「以工為本」。當然，張謇雖然特別重視工業，但他並不忽視農業，也不偏廢商業。他說：「凡有國家者，立國之本不在兵也，立國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又說：「國非富不強，富非實業完不張……其根本在先致力於農工商，必農工商奮興，而後教育能普及，教育普及，而後民知愛國，練兵乃可得而言也。」事實上，他的著名的棉鐵主義思想就是主張在發展農、工、商三業的基礎上走工業化道路。這種思想主張在當時影響頗大，甚至被某些高層政府官員所接受，而影響清政府的決策。例如，張之洞在其著名的變法思想著作《勸學篇》中大講農、工、商之學，認為：「工者，農、商之樞紐也。內興農利，外增商業，皆非工不為功……大抵農、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鉤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為國矣。」後來，張之洞又把《勸學篇》的思想寫進《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對清末新政有著重要的影響。

  其三，關於發展實業的意義，主張實業為救國與立國之本。對此，張謇有一個頗為形象的比喻，他說：「譬之樹然，教育猶花，海陸軍猶果也，而其根本則在實業。若鶩（騖）其花與果之燦爛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與果將何附而何自生？」這一點是實業救國論者所特別強調的。其具體主張有二：一方面，認為發展實業可以使國富民強，社會安定。時人認為：20世紀為「實業競爭之世界」，「實業盛則國勢盛，實業完則國勢完；實業有進步，則國勢有進步；實業甲全球，則國勢甲全球」，甚至以為「實業興替關於一切之興替」；「實業者，國民資賴以生之物，而國家之血液營養也。實業之盛衰，原為國民生計之舒慘所系，亦為國政隆污之所系，且即國命延促之所系。」在實業救國論者看來，實業是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的。另一方面，認為發展實業可以抵禦外侮，收回利權。鄭觀應的商戰論與張謇的設廠自救論，都明顯具有與外人爭利的意味。商人張振勛則明確提倡「以商戰收回利權」。他說：「商務興則農、工、路、礦無不興，農、工、路、礦興則人力可以盡，地利可以辟，物產可以豐，不特出口貨物可以旺，內地財力可以紓，而且國家賦稅可以增，百姓生計可以足。數十年外溢之利權可以挽，富強之基實繫於此。戰勝之道，亦在於此。」時論《論實業所以救亡》更是認為「實業之興衰，關於國勢之存亡」，「果使一國之民皆能振興實業，舉所謂農、工、商、礦諸事者開拓經營，不致貨棄於地，則彼外人者雖有攘奪之心，更無著手之處，亦只可為臨淵之羨耳」。希望以發展民族經濟抵禦列強的經濟侵略，這是實業救國論者的良苦用心。

  毋庸諱言，實業救國思潮強調發展實業是救亡圖存的首要條件，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社會是不現實的，因為在外國列強侵略和本國封建勢力壓迫的雙重壓力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發展。但是，實業救國論者的愛國熱情是不可否認的；而且，這種思潮的出現，無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清末興辦實業熱潮的高漲，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20世紀初年的初步發展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　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發展概況

  20世紀初，在西方列強侵華造成的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形勢下，由於實業救國思潮與收回利權運動的刺激，以及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的推動，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股興辦實業的熱潮，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得到初步發展。

  首先看近代工業的發展情況。

  據統計，1858-1911年的53年間所設立的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民用工礦企業有953家，創辦資本總額為2億多元；而1901-1911年的10年間就設立了650家，資本總額為1.4億多元，各占總數的2/3強。也就是說，這10年是前43年的兩倍多，其發展速度可見一斑。詳情見下表。

  1901-1911年民族資本主義工礦企業統計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清末最後10年，尤其是1905-1910年，出現了一個投資興辦工礦企業的高潮；就企業經營的性質而言，商辦企業無論在家數上，還是在創辦資本額上，都占有絕對的優勢。

  具體就各工業部門來說，發展較快的主要有紡織業、繅絲業、麵粉業、火柴業、水電業、機器業和礦冶業等部門。各業發展的具體情況見下表。

  1840-1911年7個主要近代工業部門統計表

  從上表來看，紡織業方面，包括紡紗業、織染業、軋花業、織麻業、呢絨、絲織業及其他紡織業，1901-1911年共設廠82家，約是此前60年的3倍，創辦資本總額1332.1萬元，略多於此前60年的總和。

  繅絲業方面，1901-1911年共設廠70家，是此前60年的1/2強，創辦資本總額556.9萬元，約是此前60年的1/2.

  麵粉業方面，1901-1911年共設廠53家，約是此前60年的5倍，創辦資本總額786.8萬元，是此前60年的7倍多。

  火柴業方面，1901-1911年共設廠28家，是此前60年的3倍多，創辦資本總額130萬元，約是此前60年的3倍。

  水電業方面，1901-1911年共設廠60家，是此前60年的30倍，創辦資本總額3813.8萬元，是此前60年的381倍多。

  機器業方面，1901-1911年共設廠20家，是此前60年的2倍多，創辦資本總額352.1萬元，是此前60年的10倍多。

  礦冶業方面，包括燃料等採掘業和金屬採掘及冶煉，1901-1911年共設廠73家，比此前60年略多，創辦資本總額2272.9萬元，比此前60年略少。

  另外，鐵路與輪船航運業也有一定的發展。鐵路是西方列強掠奪中國的重要工具，清末的中國鐵路基本上被列強所控制。庚子事變後，民間要求收回利權、自辦鐵路的呼聲漸起，清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下，由新設立的商部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將鐵路修築權向民間開放，允許華商集股修路。此後，各省紛紛創設鐵路公司，掀起一個民營鐵路建設的高潮。據統計，1903-1907年，全國各省共設立鐵路公司16家；到1911年，各鐵路公司共集股額近6000萬元，約占預籌股額總數的30%,其中粵路、川路分別達到75.7%、78.4%,浙路則高達154.2%,總計各省鐵路公司建成的鐵路有422公里。這多少爭回了一些民族利權。

  清末的中國輪船航運業也是基本上由外國勢力所壟斷。中國自己的民族輪船航運業雖然只能在列強侵略勢力的夾縫中艱難地生長，但在20世紀初也有一定的發展。據統計，中國開設的資本1萬元以上的輪船公司，1860-1900年的40年間有74家，創辦資本總額為273.9萬元，1901-1911年的10年間有138家，創辦資本總額為1450.7萬元。在開設的家數方面，後者約是前者的2倍；在創辦資本總額方面，後者是前者的5倍多。又據歷次海關10年報告統計，1900年，中國有輪船517艘，總噸位18215噸，1911年增加到901艘和90169噸，分別增長74.3%和395%。雖然中國自辦輪船航運業從根本上無法與外國在華輪船航運業相比，但其發展速度還是較快的。

  再看商業與金融業的發展情況。

  近代商業發展的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國內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在對外貿易方面，據統計，1871-1873年進出口貿易額分別為1.06億元、1.1億元，1901-1903年為4.73億元、3.11億元，1909-1911年為7.02億元、5.7億元。如以1871-1873年的進、出口值為100%,1901-1903年的進、出口值分別增至446.2%、282.7%,1909-1911年又分別增至662.3%、518.2%。雖然入超現象嚴重，這是由於近代中國商業的半殖民地性質決定的。當時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廉價的農產品、手工製品及工業原料，而進口的則是價格較貴的機制工業品；但是，無論進口還是出口，其發展速度都是可觀的。在國內貿易方面，據有人研究估計，19世紀90年代中國產品的國內流轉額比19世紀80年代增長了63.9%,進入20世紀後，每10年的遞增率更上升到70%以上。國內貿易的發展速度也不慢。

  二是形成了一批近代商業中心城市。中國近代商業發展的基本方式，是以通商口岸為中心向周邊地區輻射，逐漸形成網狀的商品流通體系。「大約在1894年以後，我國傳統的商品流通渠道即逐漸改變，形成一個以上海等通商都市為中心的、從通商都市到內地和農村的商業網。"20世紀初，在外國侵略勢力的壓力下，中國被迫進一步對外開放，通商口岸（含自開）從1894年的34個增加到1910年的82個。這些通商口岸便逐漸成為重要的商業中心，其中尤以上海、廣州、漢口、天津、大連等沿江沿海城市發展較為迅速。據統計，1909-1911年，這5個港口城市的外貿額占全國對外貿易總值的67.7%,其中上海占44.2%。上海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中心。有人描述說，上海占住了長江口的有利地理位置，「獨霸著這條大江沿岸兩面各處地方的商業，和她有交易關係的中國人已有二萬萬之多，所以上海實在已經握著中國全部商業之一半了」。武漢三鎮「占長江沿岸最樞要之地，商況之殷盛，亦冠於沿岸之諸港」。漢口更是長江中游的商業貿易中心，「舟楫之輻輳，貨物之聚散，其盛不亞於上海，其餘則尚未能比類也」。漢口成為當時中國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商貿港口，有「東洋芝加哥」之稱。其他如天津、廣州、大連等城市，也是各地區的商業貿易中心。

  三是近代商業組織活動與設施建設發展迅速。首先是商會的設立。1903年，清廷設立商部，次年頒布《商會簡明章程》，隨後各地大量商會興起，傳統的商業行幫組織逐漸向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商會轉化。時人以為，「商會之立，其為中國商業史之第一紀元乎」。商會的設立，可謂中國商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其次是參與國際商品博覽會與舉辦國內商品博覽會。1905年，商部奏准《出洋賽會章程》，鼓勵和勸導華商參加國際商品博覽會，以擴大對外貿易，並觀摩先進國家的產品，以促進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如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1906年義大利米蘭博覽會、1910年義大利都朗國際博覽會等，都有中國商品參展，使中國商人大長見識。與此同時，清政府還鼓勵在國內舉辦勸業會、勸工會、物產會、商品陳列所等各種類型的商品博覽會，以推動工商業的發展。如1909年的武漢勸業獎進會在武昌舉行，展期45天，「觀者絡繹不絕，途之為塞」。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在南京舉辦，全部陳列物品計分24部420類，展期6個月，前往觀摩者達20多萬人次，極一時之盛。再次是百貨商店與公司的大量湧現。在一些重要的商業中心城市，商業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商業店鋪林立，除了原有的經營糧、油、鹽、木材、中藥等傳統農副產品的舊店鋪以外，出現了大量經營機制棉紗布、針棉毛織品、五金、百貨、化工顏料、西藥、紙菸等近代工業產品的新式商店，還出現了綜合性的大型百貨公司，經營國內外各式工業製品、手工藝品以及農副特產。據調查統計，1909年左右，廣州有各種商號27524家，漢口也有商店7000多家。這些商業中心城市的繁榮程度於此可見一斑。

  金融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民族資本自辦銀行的開辦。據統計，1900年以前，創辦資本在5萬元以上的中國自辦銀行只有盛宣懷辦的中國通商銀行（1897）和中俄合辦的華俄銀行（1896）；1901-1911年，中國自辦銀行猛增29家，創辦資本總額達2133.6萬元。其中重要的官辦與官商合辦銀行有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商辦銀行有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北京厚德商業銀行、天津興殖銀行等。雖然這些銀行無法同外國在華銀行競爭，甚至比不過舊式的錢莊、票號。尤其是商辦銀行，其生存是相當艱難的，但是中國自辦銀行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國新式金融資本的生長。

  從上述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情況來看，可以發現20世紀初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是發展速度快，增長幅度大。這主要是因為起點低的緣故。如水電業在1900年以前只有2家，此後10年內增設60家，創辦資本總額增長380倍之多。

  二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各部門發展不平衡。主要集中在輕工業，尤其是紡織業與生活服務業方面，機器製造與鋼鐵工業不發達。據對前文所列7個主要工業部門的統計，在1901-1911年全國民族資本所設650家工礦企業中，紡織業、繅絲業、麵粉業、火柴業、水電業5個部門共設廠293家，占45%強，而機器業與礦冶業共設廠93家，僅占14%多。

  三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地區發展不平衡。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尤其是江浙、兩湖和廣東。據統計，1901-1911年全國民族資本所設的650家工礦企業，主要在沿江沿海省區，江蘇（含上海）162家，湖北82家，廣東54家，四川42家，直隸（含天津）37家，浙江36家，奉天30家，福建22家，安徽21家，山東20家，湖南11家，江西10家，共527家，占全國總數的81%強，其中江浙、兩湖和廣東共345家，占53%多。

  四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無法同外國在華經濟勢力競爭。據有人研究估計，1913年外國在華產業資本共達123709.4萬元，中國本國資本僅為30386.2萬元，約為外國資本的1/4.

  五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極小，尤其是工業化水平極低。據有人研究估算，1920年左右，中國近代工業總產值僅占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4.87%,連同手工業在內，也只占10.8%。清末中國工業化水平之低可想而知。

  總之，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雖然仍是力量弱小，但較之19世紀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使得民族資產階級的隊伍逐漸壯大起來。據有人對商會會員人數估算，1911年全國民族資產階級總數達到5萬餘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為清末政治運動——無論是立憲還是革命——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來源不同於西歐，不是產生於城市市民等級，而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買辦轉化而來。據有人對1872-1913年的棉紡、毛紡、繅絲、水電、麵粉、水泥、榨油、捲菸、航運、煤礦等10個主要行業的產業資本家來源所作的統計，其中官僚地主占59.8%,買辦占23.8%,商人占16.4%。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本國封建勢力和國際帝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使其自身具有明顯的政治軟弱性。如果說清末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是與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那麼，從民族資本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可以大致觀察到清末政治運動發展的基本形勢。一方面，由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浙、兩湖和廣東，因而這幾個地區政治運動的發展特別引人注目；另一方面，由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和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軟弱性，致使清末政治運動的發展呈艱難曲折之勢。

  三　商會與資產階級組織形態的現代化

  商會是在清末新政過程中適應中外商戰形勢而產生的資產階級工商業社團。20世紀初，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以及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行，在社會上湧現了一系列的資產階級新式社團，除商會以外，還有自治會、教育會、研究會、學會、農會、工會、消防會、風俗改良會等，種類繁多，遍及政治、經濟、學務、警務、市政、社會公益等各個領域。其中，在傳統的行會組織基礎上成立的近代商會是這些新式社團的「中樞組織」或「領袖團體」。以商會為中心的各種新式社團的形成，是資產階級組織形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

  1902年，盛宣懷飭令上海道台袁樹勛會同著名商董嚴信厚等人，召集上海各業商董成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這是中國第一個商會組織。同年，廣州和漢口也分別創設了商業會議公所和商會公所。1903年，天津紳商成立天津商務公所。1904年初，清政府頒布《商會簡明章程》，諭令在全國各省各埠設立商會，「凡屬商務繁富之區，不論系會垣、系城埠，宜設立商務總會；而於商務稍次之地，設立分會，仍就省分隸於商務總會。」在此前已經設立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與天津商務公所相繼改組為商務總會，同時各地陸續創辦商務總會和分會。1906年，江蘇錫金商會總理周廷弼稟請商部在各縣下之鄉鎮設立「分會之分會」，得到商部批准，統一定名為「商務分所」，札文稱：「嗣後各府、州、縣中，如已設立商會而各村鎮尚有續請設立者，即令定名為商務分所，與各該處總分會設法聯絡。」於是，清末的商會便形成總會、分會與分所的三級組織體制。據統計，1902-1912年，全國約有商務總會、分會900多個，連同商務分所共有2000個左右。全國除西藏等偏遠地區外，基本上達到普及的程度。一般的情況是，省會與重要商埠設總會，府、廳、州、縣設分會，鄉鎮設分所，分所隸屬於分會，分會隸屬於總會，層層統屬，互為一體，逐漸形成以省會城市或重要商埠為中心的區域性社會整合。直到1912年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的成立，實現了全國範圍的整合。

  商會的內部構造一般由各業行會和新式企業的代表組成，而尤以後者為主，並因此突顯其現代性。例如，上海商務總會成立時第一屆會員有171人，其中有茶業、木業、錢業、洋貨業、花業、匯票業、典業、米業、珠寶業、質業、農業等傳統行幫代表18人，占總數的10.5%,還有銀行、輪船公司、工廠、商號、外商企業等新式企業代表153人，占總數的89.5%。儘管商會中一般還有不少傳統的行幫代表，但在商會中居於領袖地位並能左右會務活動的主要還是那些新式企業代表，他們不僅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多數，而且在經濟實力方面也居於壓倒的優勢。可以說，近代商會作為一種新式的工商業社團組織，是對傳統的行會與行幫組織的超越。一方面，商會突破了行幫的地域界限，把同一城市之內來自不同地區的工商業者聯為一體；另一方面，商會又突破了行會的行業界限，把同一城市中各個行業組織成為一個整體。更重要的是，商會在職能上突破了行幫、行會「聯鄉情」、「固行宜」的狹隘範圍，而具備了調查商業、和協商情、研究商學、改良品物、發達營業等以振興工商實業為主旨的廣泛社會職能。「商會並不是行幫的簡單的集合體，而是對後者的一種歷史的否定。」從商會的產生、構成與職能等方面來看，中國近代的商會是由工商業界在聯合起來共同振興實業的目的認同下自願組織發起，並依照政府的法定程序經由政府批准而設立的，又是自定章程、自選領袖、自籌經費、有自己固定的組織機構和職能部門，有廣大的會員，有能夠獨立支配的經費和財產，有法定的權利、義務和活動範圍。因此，中國近代的商會既不是官方的或半官方的組織機構，也不是官督商辦社團，而基本上是一種「商辦法人社團」。商會的現代性是非常明顯的。

  商會成立後，積極參加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在清末，商會的經濟活動主要為聯絡工商、調查商情、興商學、開商智、維持市面、受理商事糾紛、保護工商利益、參與制訂經濟法規、維護經濟秩序、推動民族工業發展和尋求平等互利的中外經濟合作等。商會的經濟活動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資產階級的力量得到明顯增長。在進行各種經濟活動的同時，商會還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如：參加抵制美貨運動和收回利權運動；擁護預備立憲，參加國會請願；籌辦地方自治，推動立憲運動。甚至捲入革命行列，影響革命進程等。商會的創辦與發展及其積極的政治參與，表明資產階級已經作為一支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