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動向

  一　民變事件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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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事變以後，曾經激化的社會矛盾並沒有因此事變的結束而趨向和緩，人民群眾的自發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整個社會仍然動盪不安。時論以為「近年民變之由來有二：一曰抗捐，一曰鬧教」。一方面，由於外國列強通過《辛丑和約》勒索巨額賠款和清政府舉辦新政需要大量費用，都是以各種捐稅的名目直接或間接地轉嫁到廣大人民身上，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與統治者的橫徵暴斂，直接導致了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另一方面，在不平等條約和外國列強侵略勢力的庇護下，一些外國在華教會的教士與教民胡作非為，魚肉百姓，諸多不法行為激起了人民群眾的紛紛反抗。在本國封建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的雙重壓迫下，當人民群眾無法照舊生存下去的時候，他們被迫鋌而走險，走上了「造反」的道路。這就是民變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據統計，1902-1905年的4年間共發生各類民變事件326次，年均81.5次。可見當時民變事件發生的數量之多與頻率之高。這個時期的民變事件大致有以下幾類。

  （一）反洋教

  這個時期的反洋教鬥爭可謂19世紀反洋教鬥爭與義和團運動的繼續與發展，並有新的特點：一是反洋教與反賠款攤派的抗捐抗稅鬥爭結合在一起；二是反洋教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清政府，往往發展為反清武裝起義，並提出了「掃清滅洋」之類的口號。1902年，直隸廣宗、巨鹿等地的人民為了反對因賠款攤派的所謂賠款捐，在景廷賓的領導下舉行起義，他們高舉「官逼民反」、「掃清滅洋」的大旗，結果被清政府鎮壓。與此同時，直隸北部的熱河朝陽爆發了以鄧萊峰為首的群眾反抗教堂「增索賠款」的鬥爭。河南泌陽發生了由「齊心會」領導的紳民抗交攤派賠款並攻打教堂的泌陽教案。四川資陽等地紅燈教、順天教起事，提出「滅清、剿洋、興漢」的口號，號召民眾攻打教堂和官府。湖南發生辰州教案和衡州教案，並有邵陽賀金聲豎「大漢佑民滅洋軍」旗幟，率眾起義。1903年，浙江桐廬白布會由濮振聲領導起事，喊出「仇教滅洋」的口號。1904年，江西新昌、高安等地發生搗毀教堂事件。1905年，廣東饒平發生以林能豐為首的雙刀會搗毀教民房屋事件，等等，可謂「鬧教之案，層見疊出」。反洋教事件遍及全國各地，頗有義和團重現的氣勢。

  （二）抗捐抗稅抗租

  由於分攤賠款和推行新政急需巨款，各級官府巧立名目，增捐加稅，舊捐稅加重徵收，新捐稅層出不窮，「各種雜稅，省省不同，府府不同，縣縣不同，名目不下百數十」。加上一些不法官吏肆意勒索，中飽私囊，更使一般老百姓不堪重負，因而奮起反抗。1901年，江蘇常熟、蘇州掀起農民抗租風潮。1902年，江西德化、贛州、安福發生商人搗毀厘卡與農民抗糧事件。1903年，山西永濟人民反對徵收柿酒稅，搗毀縣衙。1904年，奉天復縣、鳳城、岫巖、安東、遼陽農民抗征鹽捐、山荒稅、牛馬稅。1905年，山東濰縣商民反對菸葉加稅，聚眾拆毀稅局，等等。幾年間，各地抗捐、抗稅、抗租事件頻繁發生。

  （三）罷市與罷工

  商人、手工業者和一般城鎮居民的罷市活動大都是與抗捐抗稅相聯繫的。例如，1902年，湖北武漢煤炭行抗議官府抽收煤炭捐而罷市；1903年，廣州酒商反對酒捐而集體罷市；1904年，四川成都、重慶商人反對厘捐而歇業罷市，等等。工人罷工一般是為了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資，反對延長工作時間，以及反對外國技師、監工的欺侮和虐待。例如，1904年，成都兵工廠工人抗議工頭任意剋扣工資舉行罷工；1905年，江西萍鄉安源煤礦工人反對外國工程師剋扣工資舉行罷工，搗毀洋房，痛打監工。這個時期的工人階級雖然思想幼稚，力量弱小，但他們在自發地為改善自己的經濟和生活條件而鬥爭的同時，也在逐漸自覺地走向反帝反封建的道路。1903年，雲南箇舊錫礦工人在會黨首領周雲祥的領導下，反對法國修築滇越鐵路，舉行反清仇洋武裝起義。這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初步顯示了工人階級作為一種社會新生力量的本色。

  （四）秘密會社起事

  秘密會社是指民間下層民眾的秘密結社組織。陶成章認為：「中國有反對政府之二大秘密團體，具有左右全國之勢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蓮教，即紅巾也；一曰天地會，即洪門也……白蓮之教盛於北，而洪門之會遍於南。」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後，北方的教門組織受到重創，但仍然活動頻繁；與此同時，南方的會黨更加活躍起來。會黨主要是由破產失業的農民、手工業者轉化而來的遊民無產者組成，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生活毫無保障，是動盪社會中最不穩定的因子。這時期，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等省的會黨頻頻起事，而以1902-1905年陸亞發、王和順等會黨首領領導的廣西各族人民大起義歷時最長，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清政府調動鄰近數省10多萬兵力，耗費300多萬兩，歷時近4年，才最終把它鎮壓下去。

  （五）少數民族人民反抗鬥爭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結構。清王朝的奴役統治與外國列強的侵略壓迫，使整個中華民族遭遇雙重災難，各族人民感同身受，他們只有奮起抗爭才是出路。在廣大漢族人民紛紛起來反抗的同時，內蒙、雲南、川邊、青海、新疆等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也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1901年，內蒙綏遠地區口外七廳有馬天蘭領導的蒙漢人民反洋教武裝鬥爭。1903年，雲南鎮邊廳有彝族張朝文、佤族李三明分別聚眾起事，進行抗捐抗租鬥爭。1905年，川邊巴塘藏民發動起義，殺死清政府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焚毀法國天主教堂。少數民族的各種反抗鬥爭同樣是對清王朝與外國侵略勢力的打擊。

  以上各種民變事件的主體基本上是廣大下層人民群眾，此類事變的頻繁發生，表明清王朝統治的社會基礎已經開始動搖與裂變。這一方面給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敲響了警鐘，促使其不得不進一步加快新政改革的步伐，以圖挽救搖搖欲墜的王朝統治；另一方面，也向新生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展示了蘊藏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下層人民群眾中巨大的革命力量，以便其利用和依靠他們向革命的目標邁進。「從最近的經驗中可清楚地看到，滿清軍隊在任何戰場上都不足與我們匹敵，目前愛國分子在廣西的起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他們既然有出奇的戰鬥力，那麼，如果給以足夠的供應，誰還能說他們無法從中國消滅滿清的勢力呢？」這是革命派領袖孫中山的言說，表達的是一種從廣西農民起義的力量中看到的革命必勝的信心。

  二　留學生運動與國內學潮

  留學生走出國門，在國外留學的過程中通過學習新知識，接觸新事物，耳濡目染新思潮，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新生力量。在流亡海外的孫中山、康有為、梁啓超等革命與維新志士的影響下，留學生非常活躍。他們組織社團，創辦報刊，在積極向國內傳播新知識、新思想的同時，還發動了一系列反對列強欺侮、侵略與清政府壓制、迫害的政治活動。

  戊戌政變以後，梁啓超在日本創辦《清議報》和東京高等大同學校，集聚了一批進步留學生。1899年秋，《清議報》助理編輯、原高等大同學校學生鄭貫一與同學馮斯欒、馮懋龍創辦《開智錄》，宣傳自由平等思想。次年，該刊由油印改為鉛印，隨《清議報》附送。後因受孫中山的影響，《開智錄》中出現「排滿」字樣，與保皇會宗旨不合，在出版僅半年之後即被迫停刊。

  1900年春，在東京的部分留日學生沈翔雲、戢元丞、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章宗祥、曹雨霖、王璟芳等人組織「勵志會」，以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為宗旨。此為留學界創設團體之始。勵志會會員一開始便分為激烈與穩健兩派，其中一部分激烈分子回國參加了自立軍起義，有的犧牲，有的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另有一部分穩健分子則擋不住清政府功名利祿的引誘，逐漸向官場靠攏，並在政府機構中謀求一官半職。後來，勵志會便在其會員於革命與保皇的抉擇中分化解體。是年底，勵志會成員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人出版《譯書彙編》，專門以編譯歐美法政名著為宗旨，如逐期登載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斯賓塞的《代議政體》等書，譯筆流麗典雅，風行一時，「時人咸推為留學界雜誌之元祖」，在當時青年思想界影響頗巨。

  1901年春，因東西各報盛傳清政府要把廣東割讓給法國，粵籍留日學生鄭貫一、馮斯欒、馮自由、王寵惠、李自重等人憤而發起成立「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脫離清政府統治而獨立，得到不少旅日粵籍華僑的支持。5月，秦力山、沈翔雲、戢元丞、王寵惠、張繼等人發刊《國民報》，大倡革命仇滿學說，「開留學界革命新聞之先河」。他們還擬發起國民會，以「宣揚革命仇滿二大主義」為宗旨。此為留日學生中較早傾向革命的報刊與社團。

  1902年底至1903年初，隨著留日學生人數的逐漸增多，各省留學生的同鄉會紛紛成立，他們創刊了一些帶有明顯鄉土地域色彩的雜誌，作為各自思想宣傳的陣地。如湖南留學生的《遊學譯編》，湖北留學生的《湖北學生界》（後改名《漢聲》），直隸留學生的《直說》，浙江留學生的《浙江潮》，江蘇留學生的《江蘇》。這種方式後來漸為各省留學生仿效。1906-1908年，湖南留學生辦《洞庭波》（後改名《漢幟》），雲南留學生辦《雲南》與《滇話》，四川留學生辦《鵑聲》與《四川》，河南留學生辦《豫報》與《河南》，山西留學生辦《晉乘》，陝甘留學生辦《秦隴》《關隴》與《夏聲》，等等。

  1903年1月30日為癸卯年正月初二日，東京留學生照例在留學生會館舉行新年懇親會，到會600多人，並有駐日公使蔡鈞、留學生監督汪大燮參加。馬君武即席演說「排滿」，以為「滿之為滿，為今天下所當共排」，當即引起強烈反響。此後，「排滿」之說漸在留日學界流行。與此同時，留日學生發起了一系列反抗日本欺侮中國人的民族歧視的鬥爭。2月，日本媒體披露，大阪博覽會將在人類館中展出支那等7種人表演風俗習慣。3月，留學生秦毓鎏等人在參觀大阪博覽會時，發現福建省的產品被陳列在已被日本侵占的台灣館內。這些侮辱國格的舉措遭到留學生們的強烈抗議，並最終迫使博覽會主辦者改變了做法。緊接著，發生弘文學院與成城學校學生因不滿校方無理對待中國學生而罷課、退學的事件。在隨後的拒法、拒俄運動中，留學生與國內學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相互聯合，將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推向高潮。

  1905年，留日學生人數激增達8000餘人。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頒布《關於准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中國留學生稱之為「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規則一出，留學生群起抗議，頓時興起一股反抗風潮。留日學生反「取締規則」事件以湖南學生陳天華的憂憤蹈海自殺為高潮，最後激變為集體退學歸國運動。

  在國外留學生進行各種愛國與革命活動的同時，國內學界也不斷地發生鬧學風潮。學潮發生的情形不一，但一般起因主要源於學校內部，如反對校方對學生的壓制和不合理待遇，反對學校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反對外國勢力干預的教會學校進行奴化教育，等等。當學潮的發展越出學校的大門，匯入拒法拒俄運動、收回利權運動、抵制美貨運動的潮流時，便自然成為了反帝愛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教育會的成立是國內學潮興起的契機。1902年4月27日，中國教育會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當選為事務長，王慕陶、蔣智由、戢元丞等人為幹事，聚集了一批在上海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名流，如章太炎、吳稚暉、黃宗仰、陳范、馬君武、龍澤厚、蔣維喬、劉師培、張繼等人。中國教育會章程標榜「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其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復國權之基礎為目的」，名義上致力於教育改良，實際上暗中從事革命宣傳與組織活動。「倡議諸子，均屬熱心民族主義之名宿，故此會不啻隱然為東南各省革命之集團。」當時以上海為中心的各地學界風潮的興起與發展，得到了中國教育會的積極支持。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學（現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發生退學風潮。起因是教習郭鎮瀛不學無術，專以欺壓學生為能事，學生為圖報復，特意在教室的師座上放置一隻洗淨的空墨水瓶，郭以為是有意侮辱他，要求校方開除學生伍正鈞等人。全校學生200餘人集會抗議，沒有結果，最終集體退學。南洋公學退學事件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支持。中國教育會決定成立愛國學社，接納大部分南洋公學退學的學生。學社由蔡元培任總理，吳稚暉為舍監，並由教育會選派教師。「一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差不多成為上海新學界的一個重要中心。」愛國學社後來還接納了一些其他學堂退學的學生，成為培養愛國與革命青年的搖籃。

  南洋公學退學風潮引起了國內學界的強烈震動，各地學潮接連發生，風起雲湧。最先起來響應的是浙江吳興潯溪公學的學生，他們公議登報祝賀南洋公學學生，遭到總教杜亞泉的干涉，有29名學生憤然退學。1903年，在拒俄運動發展的推動下，國內學潮陡然高漲。如南京陸師學堂學生反對校方專制，30餘人退學，後來加入愛國學社。浙江大學堂學生反對總理勞乃宣無理開除學生，80餘人退學，自建勵志學社。杭州的教會學校蕙蘭書院學生反對美國傳教士的欺侮虐待，50餘人退學，組建改進學社。1905年以前學潮的形式多為退學，之後則主要是罷課。1907年，雲南高等學堂學生反對政府出賣七府礦權和滇越鐵路修築權，要求通電抗議，與電報局衝突，舉行罷課。1908年，浙江金華府中學堂學生聯合罷課，反對學校監督。1909年，福建澄海學生反對抽收米捐，全體罷課。1910年，武漢陸軍特別小學學生反對日本強修安奉鐵路，他們張貼標語，被巡警逮捕數人，全體學生罷課。據統計，1902-1905年，全國共發生學潮160次，年均40次，地域分布遍及江蘇、浙江、湖北、廣東、直隸、安徽、北京、湖南、福建、江西、河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陝西、甘肅等17省市。1905-1911年，全國共發生學潮347次，年均約50次，地域分布除以上17省市以外，尚有山東、山西、吉林、黑龍江4省。學界風潮幾乎遍及全國，不僅在長江流域與東南沿海這些經濟與文化教育發達的地區不斷發生，而且波及到西南、西北與東北較為偏遠的省區。

  國內學潮與留學生運動一樣，表明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在政治上的覺醒與崛起。通過參與一系列的政治實踐活動，新型知識分子在鍛鍊中成長起來，他們逐漸走上愛國與革命的道路，成為推動社會大變革的有生力量。

  三　拒法、拒俄運動

  1903年，廣西會黨起義如火如荼，清廷多次嚴諭巡撫王之春「速平匪亂」，但終究是力不從心，「蔓延半載有餘，主撫主剿，迄無成效」。4月24日，日本報紙披露，王之春為平定廣西會黨起義，請求駐紮在越南諒山的法國軍隊援助，並向法國的亨達利洋行籌借巨款，許諾事平之後以廣西全省路礦利權相讓。消息傳出，國外留學界與國內學界及紳商各界頗為震驚，拒法怒潮勃然興起。

  留日學生首先行動起來。當天，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的幹事與各省評議員舉行會議，作出五項決議：（一）電致政務處，請其撤回桂撫，謝絕法人；（二）電致粵督德制軍及調任粵督岑制軍；（三）電告上海教育會，請其協力電爭；（四）作詳函致政務處王大臣；（五）作英、德、法文寄登歐洲各有名之報紙。次日，他們又召集全體留學生在錦輝館開會，通告各項辦法。他們在致政務處的電、函中稱：「假款乞援，桂省必非我有。各國從此生心，大局動搖……此國家存亡之樞紐，民生休戚之大故。凡有血氣，不能不爭者也。」勢必力爭的愛國情懷躍然紙上。

  與此同時，國內紳商學界也採取了積極行動。廣西紳商龍澤厚等人在上海張園發起召開拒法會，在滬中國教育會會員與愛國學社學生全體參加，與會紳商400餘人。馬君武、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相繼發表演說，提出設立自治會與動員工商人士罷市等舉措。會議決定通電阻止借兵借款。當天有300餘人簽名願意加入阻法會。隨後，在滬兩廣紳商再次集會，並進行愛國募捐活動。

  在留日學界與上海興起的拒法運動，還得到杭州、廣州等地學生集會的響應。後來，有確切消息證實，所謂向法國借兵借款是誤傳，拒法運動自然停息。這個事件充分說明，以留學生與國內學界為主體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具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尚的愛國情懷。這一點被當時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所進一步證明。

  1903年4月，俄國拒絕履行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規定的從金州、牛莊、遼陽等地撤軍的義務，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七項新條件，企圖把中國的東北與蒙古變成其獨占的勢力範圍。消息傳開，國人群情激憤，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拒俄風潮。

  27日，由浙江士紳汪康年等人發起，寓滬各省人士千餘人在張園集會，決定力拒俄約。他們致電清外務部稱：「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釁，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同時又分電各國外交部稱，「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表明了廣大愛國人士奮起力爭的嚴正立場。

  軍國民教育會成立後，在加緊進行會員的軍事化訓練的同時，派出特派員、運動員分頭行動，積極加強與國內各界聯繫。在國內，上海愛國人士多次在張園集會，經常到會者達1000餘人，有紳商，也有學生，其中中國教育會會員與愛國學社學生特別活躍。他們商議成立中國四民總會（或稱「四民公會「），」此會以保全中國國土國權為目的，凡一切與中國有關係之事，會中人皆當設法干涉之」。隨後，四民總會改名「中國國民總會」。當上海愛國人士得知東京留學生成立拒俄義勇隊時，他們當即商議簽名成立上海拒俄義勇隊，並派代表汪德淵、朱蓮溪赴日聯絡。後來，上海拒俄義勇隊也相應改為軍國民教育會。東京與上海互通聲氣，步調基本一致。

  東京與上海的拒俄呼聲得到全國各地愛國人士的積極響應。在北京，京師大學堂師範、仕學兩館學生上書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八旗生員也上書外務部表示拒俄的決心。在武昌，各學堂停課集會，湖北高等學堂學生上書兼署湖廣總督端方請電爭俄約。在安慶，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桐懷公學各學堂學生成立愛國會，並擬以此為基礎，與上海愛國學社連通一氣，聯絡東南各省志士創設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之侵凌」。在南昌，江西大學堂學生得知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他們也願組織一部，附入上海學生軍，同為響應。在廣州，志士桂少偉、伍漢持等聯名致電清廷抗爭。其他如直隸、浙江、江蘇、福建、湖南、河南等地各界人士也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拒俄活動。拒俄運動由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發起與領導，很快便成為一場具有全國規模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

  拒俄運動的發展給清政府施加了壓力，加上英、美、日等列強的干預，清政府始終不敢接受俄國的無理要求。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拒俄運動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與此同時，拒俄風潮在全國的迅速發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直接威脅了清王朝搖搖欲墜的政權統治，使清政府頗感恐懼，因而竭力予以控制和鎮壓。留日學生組織義勇隊時，即計劃與北洋大臣袁世凱聯繫，將義勇隊「隸其麾下」；義勇隊改為學生軍後，又明確地規定其體制為「在政府統治之下」，希望與政府聯絡，取得政府的支持。他們致電、發函給袁世凱，並派出特派員湯槱、鈕永建到天津求見，但都沒有結果。不僅如此，清政府還以「防範革命」的名義對拒俄運動採取鎮壓的舉措。駐日公使蔡鈞誣告東京留學生義勇隊「名為拒俄，實則革命」。某御史奏稱：「東京留學生已盡化為革命黨，不可不加之防備。」於是，清政府密諭各省地方督撫：「於各學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拿到，就地正法。」愛國有罪，拒俄志士們的滿腔熱情被清政府的瓢潑冷水澆滅。

  反帝愛國的拒俄運動遭到清政府高壓政策的壓制，促使部分新型知識分子從愛國走向革命的道路。「我以熱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夫有拒俄之誠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滿洲者懼矣……嗚呼！革命其可免乎！」愛國無門，革命有路。後來，不少軍國民教育會成員如黃興等人成為重要的革命骨幹分子，甚至領袖人物。

  四　抵制美貨運動

  繼拒法、拒俄運動以後發生於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是一次由民族資產階級倡議和領導的更大規模的全國性群眾反帝愛國運動。

  中國人民的反美運動是由於美國實行殘酷的虐待與排斥華工政策引起的。早在19世紀末，大量中國勞工湧入美國，從事採礦、築路與墾荒等繁重的勞動，為美國西部經濟的開發與繁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在國內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實行種族歧視政策，制訂排華法案，限禁華工入境，苛待華工，製造一系列排華事件。1894年，美國政府迫使清政府簽訂《限禁華工保護華民條約》，規定10年內禁止華工入美，在美華工必須註冊登記，事實上承認了美國的排華法律。隨後，美國政府還將其排華法律從本土推行到美國新占領的殖民地夏威夷、菲律賓兩地，在這兩個地區同樣實行限禁華工的政策。軟弱的清政府雖然一再提出抗議，但都毫無結果。

  1904年，中美限禁華工條約10年期滿。在此之前，不堪屈辱的華僑華工們已多次強烈要求清政府與美國交涉廢約。在輿論的壓力下，清政府指示駐美公使梁誠與美國政府談判，要求廢除舊約，另訂新約；但美國政府只願對舊約稍加修改，而不願改訂新約，致使雙方多次交涉，毫無結果。1905年初，美國政府派出新任駐華公使柔克義（W.W.Rockhill），企圖繞過態度強硬而又熟悉海外僑情的梁誠，直接與清政府談判訂約。消息傳開，激起了旅美華人及國內廣大愛國人士的強烈義憤，一場反美愛國運動迅速興起。

  5月10日，上海總商會召開各幫商董特別會議，商議對策。上海總商會會長曾鑄登台演說，「激昂慷慨，語語動人」，繼而提議抵制辦法：「以兩月為期，如美國不允將苛例刪改而強我續約，則我華人當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為抵制。」在座紳商全體舉手贊成。隨後議決通電，由於對於領銜問題眾商董猶疑不決，曾鑄自告奮勇承擔，得到大家贊同。隨即，由曾鑄領銜致電外務部，稟請「堅拒簽約」，並電請南北洋大臣鼎力主持，電部抗阻。另外，他們又電告漢口、宜昌、鎮江、天津、重慶、煙臺、南京、九江、蕪湖、安慶、泗洲、廣州、福州、廈門、汕頭、梧州、長沙、沙市、香港、杭州、蘇州21處商埠商會，一致行動，共同抵制，得到各地商會的積極響應與支持。14日，福建幫商董開會，曾鑄提出抵制美貨辦法五條：（1）包括機器在內之美貨一概不用；（2）華人貨運不用美船；（3）華人子弟不入美人所設學堂讀書；（4）不擔任美國商行之買辦、通譯等職；（5）勸令美人所雇華傭、車夫等罷工。並電21商埠商會「一律照辦」。

  兩個月的期限很快過去，雖然上海總商會與美國駐滬總領事進行過多次交涉，但結果沒有絲毫進展，美國政府仍然拒絕議改禁工條約。7月22日，上海總商會再次召開商董特別會議，進一步商議對策。會議議決自即日起正式實行抵制美貨。會上當即就有機器業、五金業、火油業、洋布業、麵粉業等著名商董祝大椿、朱葆三等人籤押，保證不進美貨，不賣美貨。會後又有航運、鐘錶、紙張、裁縫、印刷等70多個行業籤押，加入抵制美貨的行列。各地紳、商、學界聞風響應，神州大地風雲激盪。在天津，各幫商董200餘人在商務總會公所集會，相約不買美貨，違者罰銀5萬元。在漢口，由商會動員全市工商業者不銷美貨，不用美貨，各界群眾積極響應。在長沙，由商會發起湖南全省抵制美貨禁約會，有數千人到會，會議決定成立湖南辦理抵制美貨事務公所。在廣州，由總商會聯合72行和9大善堂連日集會，成立廣東抵制美貨總公所。在杭州，有布業、綢業等50多個行業的商人議定：所有美貨一律不進，一概不用。在蘇州，各商幫集會，決議誓絕美貨。煙業商董吳訥士在表示停售美煙的同時，還當眾宣布將店內所存美貨於此日公開焚毀。以上所舉僅為這次風潮中的幾個例子，其他各地群眾所採取的各種形式的抵制美貨行動，不一而足。

  抵制美貨運動是由以商會為中心的民族資產階級發動和領導的，參加運動的不僅有廣大商人，而且有學生、工人與一般市民群眾，甚至還有不少農民，海外華僑與留學生更是表現得非常活躍。可以說，正是由於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支持和參與，而使抵制美貨風潮迅速發展成為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時論以為：「今者，抵制禁約之潮流，風動商會矣，波及學界矣，由商埠而省會、內地而海外矣。電公使、電疆吏、電政府，其托諸空言者勿論，而『拒美貨』、『拒美貨』之聲，且譁然於全國。一人唱而百人和，銅山崩而洛鍾應。美哉！吾民氣未有發達如是速者，吾民志未有堅忍如是久者。識者曰：此吾國民權實行之先聲歟！」據統計，當時全國有160多個城市相繼成立「拒約會」、「爭約處」或「抵制美貨公所」的組織，各地紳商學界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舉行的各種集會達300多次。可見運動發展的廣度及其激烈程度。

  運動的迅猛發展震驚了美國政府。美國公使柔克義一面往來於京、津、滬等地，指揮各處領事進行直接的干涉破壞活動；一面威脅恐嚇清政府，要挾其禁止抵制風潮。迫於美國的壓力，清政府於8月31日發布上諭，責令各省督撫「認真勸諭，隨時稽查……倘有無知之徒，從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從嚴查究，以弭隱患」。實際上宣布了政府禁止抵制美貨運動。各省督撫紛紛行動起來，對抵制運動進行各種形式的壓制和打擊，使運動大受挫折。

  政府態度的急轉，使抵制運動的領導者開始動搖、退卻。8月11日，曾鑄發表《留別天下同胞書》，正式宣布退出運動。在抵制運動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涉及到具體的利害問題，原來賣美貨的商人與不賣美貨的商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著名紳商張謇、湯壽潛、汪康年等人出面調解，他們與上海總商會總理議定，7月10日之前所進美貨，可以由商會發給印花照常出售。這得到賣美貨的商人的支持。此後抵制運動便發生分化，並逐漸消沉下去，最後終於難以為繼。

  抵制美貨運動雖然最終迫使清政府未能與美國續訂限禁華工新約，但並未從根本上使美國政府改變其排華政策。儘管如此，這次運動仍然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時人以為：「美禁華工，群謀抵制，一經發起，海內風馳。執事振發其精神，擔負其責任，兩月以來，無或稍懈，足征維持之苦，魄力之雄，不愧為南洋偉人，商場領袖。所籌抵制之策，各埠商會共表同情……足見人心團結，事雖至巨，不難挽回。我國民之精神，其從此可以煥發乎！」與此前的拒法、拒俄運動及幾乎同時興起的收回利權運動一樣，這種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反帝愛國運動的開展，不僅沉重地打擊了列強侵華的囂張氣焰，充分展示了中國人民正義的呼聲與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覺悟，促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啟蒙和政治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