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大沽失守與清政府倉促宣戰

  在聯軍方面看來，西摩聯軍之所以在京津的道路上行進困難、動作遲緩，主要是它的後路被清軍所控制，後援部隊不能及時提供支援。從軍事戰略上看，為了打通天津通往北京的道路，聯軍必須設法占據大沽炮台。

  一　聯軍強占大沽炮台

  大沽位於天津東南、海河入海口的南岸，東臨渤海，北靠京山鐵路，是北京通往海洋的東大門，又是天津之屏障，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經之路，軍事地位極為重要。大沽口自明朝起開始設防，中間雖有變化，但其地位一直引起中國軍方的重視。當八國聯軍組成的時候，駐防在大沽口的清軍約有3000人，天津鎮總兵羅榮光為駐守大沽口的最高指揮官。此外，還有北洋海軍統帥葉祖珪率領的「海容」號巡洋艦和「海龍」、「海犀」、「海青」和「海華」4艘魚雷艇停泊於大沽口內。

  聯軍將領試圖占領大沽炮台的計劃最初無法獲得各國領事的支持，各國駐天津領事擔心，立即進攻大沽炮台將會激起中國軍民更加猛烈的反抗，從而使外國人和外國軍隊處於更加危險的境地。倘若聯軍執意奪取大沽炮台，那麼聯軍將要為每個在內地的外國人簽署死刑證。因此，領事們主張即便確實需要占領大沽炮台，也必須「緩占」。

  然而各國海軍將領們卻不這樣認為。他們指出：在中國需要保護的外國人有四類，即分散在各地的傳教士、處境危險的西摩聯軍、在北京的外僑和在天津的外僑，如果延遲行動，並不意味著能使傳教士和外僑的安全得到保障，反而會使西摩聯軍的處境更加危險；反之，如果迅速奪取大沽炮台，一則可為挽救西摩聯軍打開交通路線，二則能為後繼的大批聯軍取得登陸的據點，三則可以排除駐大沽炮台的清軍對各國艦隊的威脅。有了部隊，才能「代剿團匪」，才能真正保證傳教士和外僑的安全。更何況，這些將領把挽救自己的派遣部隊不致被殲視為軍人的「首要天職」和「最緊要的義務」。

  各國將領執意強占大沽炮台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津京地區的局勢日趨危急之後，清軍確實從山海關向大沽炮台增兵，並在大沽口水面部署了大量的水雷，將鐵路、電線有計劃地進行了破壞，有意阻止各國軍隊在此登陸。在這些各國將領看來，清軍的作為顯然是一種「助匪為虐」的不合作態度，「實與各國有礙」。基於這些事實和判斷，各國將領必然將大沽炮台視為自己必須占領的軍事要地。

  攻打大沽炮台，本是各國海軍的聯合行動，但在這一行動中俄國軍隊表現得最為積極、最為迫切，實際上充當了這次行動的主謀和元兇。俄國軍隊的目的是想儘快提高俄軍在聯軍中的地位，以此削弱英國在聯軍中的影響。俄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強調，如果俄國運送派遣軍前往中國，俄國就必須主宰北直隸灣的登陸地點和前往北京的鐵路，就應該在大沽設立前進基地，應保證把大沽和至北京的鐵路沿線建成主要的據點。駐紮在旅順口的俄國遠東司令阿克謝耶夫也認為，既然英國的西摩將軍已經取得首批進京聯軍的統帥權，那麼攻占大沽口的聯合艦隊就應該由一個俄國軍官來指揮，以便與企圖擔任領導角色的西摩將軍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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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軍方的建議得到了俄國政府的全力支持，於是俄國軍隊憑藉地理優勢，迅速指派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基利傑勃蘭特海軍中將立即從旅順口抽調1600名官兵星夜向大沽口轉移，以便作為進犯大沽口的聯軍主力。

  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基利傑勃蘭特是當時各國駐大沽口海軍將領中級別最高的軍官，且年歲居長。俄軍事當局之所以任命他率領軍隊前往大沽口，實際上是期望他能夠成為聯軍進攻大沽口的最高指揮官，奪取聯軍的指揮權。基利傑勃蘭特到達大沽之後，一方面派人詳細偵察大沽炮台的布防情形，一方面加緊與各國艦隊指揮官串聯勾通，兩次邀集各國海軍將領到俄旗艦「俄羅斯」號巡洋艦上開會，密謀進攻大沽炮台的具體措施。基利傑勃蘭特沒有辜負俄軍事當局的「期望」，他確實充當了後來進攻大沽炮台的聯合艦隊司令。

  基利傑勃蘭特於6月15日主持駐大沽各國海軍將領會議。會議記錄中說：已經見到許多中國軍隊調動，有切斷津沽鐵路的企圖，在白河口也布置了水雷。會議決定必須採取措施保全鐵路並保護天津外僑，於是迅速占領大沽炮台的主張便自然很容易地獲得各國將領的一致同意。他們一致認為，中國軍隊的動向毫無疑問帶有敵對的性質，大沽炮台的清軍企圖遏制外國軍隊繼續在大沽口登陸，從而使天津、西摩聯軍、北京的情勢日趨險惡，特別是在大沽以及通往天津的道路上集中了大量清軍，這一切都促使他們下決心立即奪取並占領大沽炮台，然後以大沽炮台作為聯軍大舉進攻中國的灘頭陣地。不過，當天的會議並沒有就奪取大沽炮台的行動作出最後決定，但顯然已經為這一軍事行動進行了準備。會議之後，300名日軍立即被派往塘沽，占領塘沽火車站；250名俄軍和法軍被派往溯鐵路線而上的軍糧城火車站，企圖控制津塘之間的交通聯絡，保障進入海河的水路暢通無阻。

  各國海軍將領在第二天上午於「俄羅斯」號巡洋艦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對當時的形勢進行了縝密的分析，以為清政府已經從先前對義和團的鎮壓轉為同情。為了控制局面，為了有效地保障外國人的安全，他們最終決定不惜代價，奪取對於整個戰局至關重要的大沽炮台。會議限定中國駐大沽炮台守軍投降的時間為17日凌晨2時，並決定將這份經各國軍艦司令或艦長簽字後的會議記錄送交直隸總督裕祿和大沽炮台的中國守軍將領羅榮光。

  16日上午的會議大約於11時結束。之後，各國海軍將領就對兵力部署進行了周密的安排，計劃兵分兩路攻擊大沽炮台。

  聯軍強行攻占大沽炮台的意圖沒有得到美軍的支持。美國駐華艦隊司令懇布夫早在6月14日就通知英國海軍上將布魯斯說，他未被授權向一個與美國保持著和平的國家發動任何戰爭的行動。15日，他以不能侵占清政府的財產為理由，向聯軍宣布美軍拒絕參加對塘沽車站的占領。16日，他拒絕在「最後通牒」上簽字，不願參加對大沽炮台的聯合進攻。但是，美國軍艦「莫諾卡西」號的艦長崴茲已收到命令要保護美國的利益，所以，在聯軍與清軍正式開戰的時候，同意收容大沽和塘沽的外僑。他同時宣布：一旦美軍受到清軍的攻擊，他將認為那就是宣戰，他便會當即採取相應的行動。懇布夫對其他各國進攻大沽口的不合作立場得到了美國總統麥金萊的支持，他們的理由是：美國並未同中國作戰，因此聯軍這種「敵意的示威」會加強義和團對西摩聯軍和所有外國軍隊的抵抗，從而進一步激怒清政府，促成「排外分子的團結」，使本來已經十分嚴重的局面更加惡化。

  不幸的是，在後來的戰鬥中，本未參加進攻大沽炮台的美國軍艦「莫諾卡西」號僅僅收容了大沽和塘沽的外僑，卻首先被清軍的炮彈所擊中。由此，懇布夫認為中美之間存在著戰爭狀態，於是他開始與其他國家的海軍軍官們合作，進攻大沽炮台由「七國聯軍」變成了「八國聯軍」了。

  已有足夠心理準備的羅榮光收到聯軍的最後通牒時並未驚慌失措，他義正辭嚴地拒絕了聯軍的武力要求。他一方面下令各炮台馬上投入戰鬥準備，一方面立刻派專人赴天津向直隸總督裕祿報告最新情況。與此同時，羅榮光還派專人通知駐守在大沽的北洋海軍統帥葉祖珪，請其命令各魚雷艇管帶趕緊預備戰事，到時由海神廟夾攻，與炮台守軍共同迎擊聯軍的進犯。

  6月17日零時50分，距最後通牒限定的時間還有70分鐘的時候，駐守在大沽炮台的清軍「以攻為守」，向聯軍艦隊開火。緊接著，聯軍艦艇向大沽炮台發動了猛烈的炮火攻擊。經過幾個小時的激烈戰鬥，儘管中國守軍浴血奮戰，視死如歸，但終因後無援兵，大沽炮台在17日早晨5時30分開始陷落。英國軍隊最先攻占西北炮台和北炮台。之後，南岸兩個炮台受到腹背夾攻，終於不支，遂於6時30分失陷。羅榮光收集各營台餘部，打通後路，退至西南新城。

  大沽之戰，中國失掉了炮台，但是中國守台將士在戰鬥中卻表現了英勇無畏、可歌可泣的精神。主將羅榮光身先士卒，副將韓照琦掛花負傷，為國捐軀的將士有90人，負傷者達千餘人。據聯軍目擊者描述，在他們所攻占的所有炮台的大炮附近都發現有斷手、斷腳、斷頭的英勇捍衛者，沿著胸牆到處都躺著已經死亡或負傷的中國守台將士。

  在大沽炮台失守後約3個小時，法國駐天津領事杜士蘭代表列強向直隸總督裕祿提交了照會，內容與聯軍海軍軍官送給羅榮光的相同。照會的日期標為16日，實際送交時間是17日10時以後。顯然，列強有意防止裕祿從天津派兵救援大沽。

  列強的卑鄙伎倆高估了裕祿。裕祿事前雖然沒有收到列強的照會，卻已通過羅榮光差專人前來報警而獲知了消息，他卻以「力顧津郡」為理由，沒有派兵援助大沽。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沽失陷，裕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除了裕祿之外，對大沽失陷負有直接責任的還有當時駐守在大沽的北洋海軍統帥葉祖珪。葉祖珪事前也曾得到羅榮光的通報，羅明確要求葉在戰鬥打響之後能夠給大沽守軍以必要的協助。然而當戰鬥真的打響之後，葉祖珪卻貪生怕死，竟然不顧軍情危機和廣大官兵的抗敵要求，強令艦隊不准開炮，並帶領艦隊倉皇逃命。結果，懸掛海軍提督旗的中國二級巡洋艦被聯軍各艦隊司令扣留在大沽口外，在17日晨舉行的談判中，葉祖珪同意中國軍艦與聯軍艦隊一起熄火拋錨。中國最大的巡洋艦「海容」號和三艘魚雷艇實際上均被聯軍俘獲。

  二　假照會將中國推向戰爭

  大沽炮台的失陷，使京城大門洞開，聯軍便有可能源源不斷地從這裡登陸直達京城，這對中國當然是巨大的危險。因此清政府將聯軍攻占大沽炮台視為各國對華宣戰，並由此立即展開敵對行動。

  清廷決定對外宣戰有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政府內部也有比較複雜的爭論。那些主張鎮壓義和團的官員如許景澄、徐用儀、袁昶、聯元、榮祿、奕劻、王文韶等，以及地方督撫中的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都堅決反對清廷與外國列強開戰。他們認為八國聯軍之所以發動侵華戰爭，根子在於義和團盲目仇外，八國聯軍只不過是「情急而圖自衛」，並願意幫助清政府「代剿拳匪」而已。這些反戰派認為清政府不僅不應該與這些外國結仇，而且應該充分體諒列強基於出兵保護其使館、幫助清政府「代剿」義和團的心情，痛下決心，儘快平定義和團運動。在他們看來，只要清政府能夠有效地鎮壓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就會自動退兵，眼看就要燒到京城的戰火就會自動熄滅，清政府就必然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這些反戰派連上奏摺，不斷要求政府著力「安內」，採取有效措施鎮壓義和團。

  反戰言論在朝廷中得到了光緒帝的支持。光緒帝在戊戌政變之後，或許真的看到慈禧太后廢帝立儲的陰謀一再被列強所抵制，因此他感覺到八國聯軍真的能打進北京，對於他恢復權力可能不無好處。所以，他支持朝野中的反戰主張。

  光緒帝對八國聯軍的期望不無由來。慈禧太后之所以由主和走向主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擔心她的權力可能會因八國聯軍的入侵而受到損害，而列強在決心出兵中國的時候，光緒帝也確曾有過廢黜慈禧太后、恢復自己權力的想法。因此，當反戰的言論一出現，便立即遭到清廷內部以端王載漪為首的後黨頑固官僚的堅決反對。

  端郡王載漪是大阿哥的父親。在載漪等人看來，當時最大的問題莫過於廢帝立儲，他們對於不斷阻撓廢帝立儲的列強十分惱火。他們主張安內必先攘外，主張利用義和團排外情緒去報複列強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乘機廢帝立儲。他們計劃一旦完成廢帝立儲的大事之後，再回過頭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去鎮壓義和團運動。到那時，哪怕割地賠款損失再大，但廢帝立儲已成既成事實。「當宣戰之日，故逆計異時之必歸於和。使館朝夷，皇位夕移矣。大事既成，盲風怪雨不轉瞬而日月明概，雖割地以贖前愆，亦所不恤，侮辱一勝之不可幸邀也，天也。」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主戰派的目的也不怎樣光明正大，他們並不是為了國家利益，而是為了他們小政治集團的私利；他們並不是真的支持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而是利用義和團的仇外情緒去實現自己政治集團的私利。

  出於對自己最大利益的考量，慈禧太后當然從感情上比較傾向於主戰派的看法。但是作為清廷最高決策者，慈禧太后也無法僅僅從感情出發去制定政策，事實上她一直在戰和之間搖擺不定。在沒有得到列強在大沽炮台開釁的報告之前，雖然對義和團的態度是時剿時撫，但她對列強並不敢真正得罪，一直設法向列強乞和卻是始終如一的。即便到了列強的所謂「使館衛隊」和西摩聯軍相繼進發北京以後，慈禧太后雖然比較傾向於主戰派的意見，傾向於如果列強首先開釁，中國將不惜一戰，但她依然不願擴大事態，依然寄希望於能夠有效地鎮壓義和團，從而迫使列強沒有理由繼續用兵。

  慈禧太后的願望只是一廂情願，事態的發展並沒有按照她的願望去進行。一方面義和團運動沒有因為清廷的鎮壓而平息，反而在所謂「使館衛隊」進京之後，尤其是西摩聯軍出征之後承擔了抗擊列強、阻撓聯軍的重任；另一方面，聯軍在面對義和團抗擊，甚至遭到清軍阻擊的情況下，也沒有停止向北京進兵，其氣焰反而更加囂張。

  面對這種情況，慈禧太后於6月16日電召善於與列強周旋的兩廣總督李鴻章立即進京，並於同日下午召集有百餘人參加的御前會議，研討對策。

  在這次御前會議上，以載漪為首的主戰派和以榮祿、許景澄、袁昶為首的主和派圍繞著對八國聯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也分別站在不同的方面，直接對立。

  主和派為了爭取主動，搶先發言。他們反覆強調中國的力量太弱，不足與列強抗衡。如果真的與外國開戰，等待中國的只能是亡國。吏部侍郎許景澄說：中國與外洋交往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東交民巷使館，義和團日窺伺之，幾於朝不謀夕。倘不測，真不知宗社生靈將置諸何地？

  太常寺卿袁昶接著說：釁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

  太常寺少卿張亨嘉說：義和團決不可恃。

  或許張亨嘉的說法太過絕對，立即引起一番爭論。倉場侍郎長萃大聲說：「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

  長萃的說法來自親眼目睹，於是很快引起載漪、載濂及戶部侍郎溥良等人附和。他們都認為，人心不可失，現在應該利用義和團的熱情與列強決一雌雄。

  在這種情況下，光緒皇帝按捺不住談話的興致，他聲稱：人心不足恃，只能更加添亂而已。今人喜言兵，然自甲午一戰，創巨痛深，效果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諸國合而謀我，何以御之？

  對此，載漪反駁道：「董福祥剿叛回有功，以御夷，當無敵。」

  光緒帝道：「董福祥驕難用，敵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

  侍講學士朱祖謀也認為董福祥不過是一個無賴，根本不足以成事。

  按照主和派的意見，清政府目前的唯一政策選擇就是痛下決心，堅決鎮壓義和團，捕殺首要，懲儆協從；並派人前往各國使館表明政府的心跡，請求公使阻止添調外兵來華。還有的主和派官僚請清廷考慮調袁世凱、劉坤一等人率軍來京以維大局。

  此次會議之後，慈禧太后命令總理衙門大臣那桐、許景澄等出城前往馬家堡以南，勸阻西摩聯軍不要入侵北京。如不聽命，即派董福祥軍前往阻攔；再不服阻，則決戰。慈禧太后大有先禮後兵的意思了。

  此次御前會議使慈禧太后在和戰問題上更加傾向於戰，更加依靠主戰派。

  主戰派首領端郡王載漪為了促使慈禧太后早下宣戰的決心，竟然於16日晚煞費苦心地偽造了一個列強的「歸政照會」，派遣江蘇糧道羅嘉傑之子於午夜時分呈交榮祿。榮祿見信，信以為真，遂於次日黎明速呈慈禧太后。

  雖說「歸政照會」是偽造的，但在當時這個偽造的「照會」模仿列強的口氣要求慈禧太后將權力交還給光緒皇帝，確實觸及了慈禧太后的痛處。慈禧太后一見照會，既悲且憤，她對洋人的惱怒一時壓倒了她對洋人的恐懼，必須對洋人宣戰、一決雌雄的底案便在心裡基本形成，於是她在當天立即召集第二次御前會議，再次討論是否宣戰的問題。

  在17日召開的第二次御前會議上，主和派再次爭取主動，重申清政府無論如何不能依靠義和團這些「亂民」去與列強抗爭，否則自取滅亡。

  光緒皇帝也在這次會議上強調，用人心去抵禦外侮本來就是一句空話，更何況義和團是一群烏合之眾，並不能代表中國的民心，那麼又怎能指望他們去與敵人血肉相搏呢？光緒帝強調：戰非不可言，顧中國積衰，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

  主和派，尤其是光緒皇帝的言論無疑激怒了載漪等人。他們實在忍不住，遂群起而駁之。他們大肆吹噓義和團是如何如何的英勇無敵，義和團的法術是怎樣怎樣的靈驗等。不料戶部尚書立山舉出許多事實，證明義和團的法術並不靈驗，根本不具備載漪等人所吹噓的那種神奇的力量。

  立山對義和團法術的揭露使載漪等人十分惱火。載漪氣急敗壞地立即回擊立山道：「用其心耳，何論術乎！立山敢廷爭，是且與夷通，試遣山退夷兵，夷必聽。」立山也不讓步，反唇相譏道：「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不習夷情，且非其職。」慈禧太后調解，叫雙方不要爭吵，載漪卻大罵立山是漢奸。立山起而抗辯，會議氣氛驟然緊張。後黨官僚20餘人面對此景此情，乘機起來「痛哭合詞面奏」，皆同意載漪利用義和團宣戰的主張。

  此次御前會議上，載漪等人的氣勢占了明顯的優勢，他們的宣戰主張進一步鼓勵了清晨就被偽造的歸政照會嚇壞了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遂取出偽造的照會當眾宣布：「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但對於第四條「勒令慈禧太后歸政」，慈禧太后並沒有當眾宣布。她接著說：「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群臣聽到這些話，不禁頓首，咸曰「臣等願效死力」。

  她接著宣布：「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慈禧太后宣戰的決心由此而定。

  這封偽造照會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光緒皇帝的態度，特別是「各使以兵馬錢糧統歸管轄為要挾」，肯定會對其原先主和的認識產生影響。據總理衙門章京鄒嘉來的觀察，聯軍不顧清政府的勸阻一意進攻北京和各國使節以接管中國兵馬錢糧為要挾這兩條對清政府高層態度的轉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甚至連光緒皇帝也一度表示：如果確實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那麼也只好作「背城之舉」，因為畢竟「宗社生民所系至重」。

  17日御前會議一結束，清廷即派徐用儀、立山、聯元等前往各國使館說明清政府的立場，希望各國公使勸阻聯軍進京，聲稱「如必欲開釁，可即下旗歸國」。清政府不惜與列強一戰的態度已基本明朗。

  然而就在主戰派得意洋洋贏得慈禧太后支持的同一天，清廷收到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請總理衙門轉奏的電報。劉、張等人在電報中堅決反對清政府對列強宣戰，力主嚴厲鎮壓義和團，聲稱政府在鎮壓義和團的問題上如果再遲疑不決，不利用自己的力量「速剿」，則勢必引來各國的干預，一旦各國的軍隊「大至」，越俎代謀，那麼中國也就禍在眉睫了。對於清廷內部一些人主張利用義和團的力量禦敵的建議，劉坤一、張之洞在電報中也予以駁斥。他們指出：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爛，悔不當追。希望政府在利用義和團的問題上慎重考慮，謹慎行事。

  劉坤一、張之洞的電報在清廷內部引起極大的反響。袁昶等主和派深感得到劉、張兩位封疆大吏的支持，局面或許會有所轉變。於是他們迅速起草《請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巨患疏》，力陳對義和團「必中國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並建議朝廷責成榮祿「得以便宜從事」，准其對義和團「格殺勿論」。

  在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影響下，主和派積極活動，慈禧太后遂於6月18日第三次召集御前會議，再次討論和戰問題。

  在此次御前會議上，由於有了昨天慈禧太后的宣戰決心，主戰派的勢力占優勢。載漪等人不顧國際慣例和許景澄等人的反對，主張首先攻打使館，希望以此威脅各國公使，從而達到「使館朝夷，皇位夕易」的政治目的。載漪這一政治短視的外交手段由於極為符合慈禧太后此時的心情，因而當即獲得批准。

  主戰派攻打使館的主張荒唐至極，實行起來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主和派對此絕不能聽之任之，他們群起而反對。幾乎一直沉默不語的軍機大臣王文韶也「以一旦開釁，何以善後」為由，請太后三思而後行，認為絕不能聽信主戰者這些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總理衙門大臣聯元「頓首亟言」：假如攻打使館，勢必危及公使們的安全，那麼日後聯軍進京，北京城必然會因他們的復仇情緒所激勵而被殺得雞犬不留。

  主和派的這些話引起慈禧太后反感，她禁不住拍桌子大罵道：你們這一套我早已聽厭了，假如你們真有本事，何不去勸說各國公使阻止聯軍入城，「否則且斬若」。

  在雙方相爭不下的情況下，慈禧太后自然無法就立即宣戰作出最後決定。她在此次會議結束時，命令戶部尚書立山陪同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許景澄等人前往使館勸說公使阻止聯軍繼續向北京進兵，暫緩宣戰。

  立山不是總理衙門的官員，但顯然他很得慈禧太后的寵信。他們一同來到英國駐華使館，拜會英國公使竇納樂，轉達清政府的建議。他們首先向竇納樂表示了清政府對義和團騷亂所感到的遺憾，然後進一步說明義和團對聯軍所進行的任何反抗不應被解釋為得到清政府的贊同，因為清政府不能阻止它。不過，他們也向竇納樂保證說，現在即將恢復平靜。由此他們建議各國援軍應留駐在距北京大約12英里的黃村車站，不要冒險挺進北京。

  竇納樂明確拒絕了立山等人的建議，對於義和團與聯軍的衝突，竇納樂表示相信立山等人的解釋，承認清政府應該沒有支持義和團對聯軍進軍北京的阻撓，不過他接著威脅立山等人說，如果清軍一旦被發現進攻聯軍，那就將是另外一回事了。

  對於此次來訪的真實目的，竇納樂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竇納樂的猜測是，最簡單而且也許是最可能的解釋是，清政府中的主和派被允許借談判和討論來寬慰自己，而他們的反對除了使那些談判和討論毫無效果及毫無用處之外，無意讓他有任何收穫。

  可惜的是，竇納樂的這種認識已經是後來的事情了。在當時，他並沒有理解立山等人來訪的真實用意，更沒有幫助這些所謂「主和派」去勸阻聯軍繼續向北京進軍。反過來，他如果當時真的理解立山等人的苦衷，真的能夠幫助這些所謂主和派去勸阻聯軍進一步向北京進軍和增兵，那麼清廷內部的政治格局或許將是另外一個結果，慈禧太后執意「與世界為敵」的事情估計也就不會出現。然而，假設永遠無法替代後來發生的殘酷的事實。

  三　裕祿的報告促使清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立山等人的努力沒有換來各國公使勸阻聯軍進京的承諾，而第二天直隸總督裕祿卻傳來了聯軍限時要中國守軍將大沽炮台交給聯軍「收管」，否則聯軍將用武力強行占領的消息。裕祿的報告說：本月17日接到法國總領事杜士蘭的一封照會，稱「其要意，乃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兩點鐘時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不願善交，則各國水師提督、統領即當以力占據」等語。其實，裕祿收到這封照會的時候已經得知聯軍用武力強占了大沽炮台，中國守軍損失慘重，但是裕祿為了迴避自己不出兵援救的責任，他在這封奏摺中故意不報告大沽炮台已被聯軍占領的事實，而僅僅說是法國總領事杜士蘭代表各國軍事指揮官要求清軍交出大沽炮台，這樣給清政府統治高層的印象是：列強欺人太甚，竟然向中國索要大沽炮台。從戰略上說，大沽為海口重地，也是守衛北京的重要門戶，如果將大沽炮台交給聯軍收管，實際上就是將進入北京的大門鑰匙交給了聯軍。對於聯軍的這一蠻橫要求，清政府最高統治層不禁感到列強太過咄咄逼人。如果同意了這一要求，就不止是喪失北京的一個重要屏障，而且此後的政府也只能在列強的卵翼下苟且偷生，所謂的清政府也只能是洋人的朝廷，洋人一定會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慈禧太后獲知這一消息後，為了尋找應對辦法，於當天下午在儀鑾殿緊急召集第四次，也是決心向列強宣戰的最後一次御前會議。

  由於在御前會議召開的時候慈禧太后和朝中大臣似乎尚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經淪入聯軍之手，他們的討論還是以聯軍索要大沽炮台為前提。大臣們普遍認為，聯軍索要大沽炮台將要引發政治危機，權衡利弊，他們所能作出的決定就是必須堅決拒絕列強的這一蠻橫要求，至少在外交上要作出準備破裂的姿態，以期待列強能夠回心轉意，放棄這一蠻橫的主張。慈禧太后根本無法顧及再讓官員們就宣戰的利弊得失進行討論，決定對外宣戰。她聲稱：在各國公使未請「歸政」以前，她尚有嚴懲義和團的想法；「乃歸政之事，朝廷自有權衡，非外人所得干預也。況當今體素稱弱，垂簾聽政，本系不得已之舉」，外國人對此無權說三道四。至於各國公使干預她的聽政之權，干預中國內政，更系「狂悖已極」。顯而易見，慈禧太后匆忙決定向列強宣戰，除了列強索要大沽炮台等直接的刺激外，更主要的是因為在內心深處最擔心的依然是列強的軍隊一旦進京，就會利用他們的軍事、外交力量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強令她將政權歸還給光緒皇帝。這是慈禧太后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因此，她反覆強調，她之所以決定向列強宣戰，實在是有「不得已之苦衷，非臣子所知」。

  慈禧太后執意向各國開戰的另外一個理由，應該說與義和團的活動有關。義和團運動經過清政府早一段時間的打擊和招撫，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清政府手中的一個砝碼，慈禧太后似乎也知道義和團所渲染的那些法術並不一定可信，但是當外來壓力不斷加大的時候，她自然想到利用義和團這個砝碼去進行平衡。因此，當此次御前會議有大臣對義和團的法術表示擔心、以為不足恃的時候，慈禧太后明確告訴大家：「法術雖難盡恃，人心自有可憑；此時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國了。」總之，慈禧太后不希望出現腹背受敵的局面，她要在列強與義和團之間保持適度平衡。

  當19日御前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慈禧太后命令許景澄等給各國使館送去照會，宣布「因彼水師提督，塞我大沽口門，占我炮台」，限各國使臣在24小時之內「下旗出京回國」，由清政府派兵護送到天津。光緒皇帝不贊成與各國輕易開戰，聞言不禁驚慌失措，絕望中顧不得君臣之禮，匆忙拉住許景澄的手連說「更妥商量」。慈禧太后見狀似乎也覺得皇上的做法有失君臣之禮，遂怒斥道：「皇帝放手，毋誤事。」侍郎聯元見狀聲淚俱下，苦苦哀求慈禧太后再冷靜地考慮考慮，如果一定要宣戰，也只應該向挑起此次傳教士事端的法國宣戰，他說：「法蘭西為傳教國，釁亦啟自法，即戰，只能仇法，斷無結怨十一國之理。果如是，國危矣。」聯元的哀求無法打動慈禧太后，與列強決裂已成定局。

  6月19日下午5時許，總理衙門向11國駐華使館及關稅處送去12份同文照會。照會稱：現據直隸總督奏報，法國總領事杜士蘭17日照會直隸總督稱，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2時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即當以力占據等語。聞之殊為駭異！中國與各國向來和好，乃各水師提督遽有占據炮台之說，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現在京城義和團紛起，人情浮動，貴使臣及各眷屬人等在此使館情形危險，中國實有保護難周之勢。「應請於二十四點鐘之內帶同護館弁兵等妥為約束，速即起行前往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撥隊伍沿途護送並知照地方官放行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按照這個照會的意思，清政府由於北京紛亂情勢，難以保護11國公使及其屬員以及總稅務司的洋員在北京的安全，將在24小時之內護送他們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顯然這是出於保護使館安全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