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西摩聯軍受阻及其潰敗

  隨著京津地區特別是京城局勢的急劇惡化，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榮祿至頤和園痛哭，力請慈禧太后還宮。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遂於6月9日早晨從頤和園匆忙趕往宮中，召集大臣會議，討論局勢及對策。

  榮祿及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雖然有心繼續剿滅義和團，平息局勢，但隨著京津地區局勢的持續惡化，尤其是列強的不斷進逼，他們的意見在此次會議上已不占主導地位。相反，以端王載漪為首的主撫派在會上假借「禦侮」的旗號，力言招撫義和團共御外侮。他們的請求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贊同，於是會議決定不再對義和團進行剿除，命令董福祥軍從南苑進駐北京城裡，並任命端王載漪為總理衙門新任首席大臣，實際管理總理衙門的日常事務。另外一些主撫派骨幹如禮部尚書啟秀、工部右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等滿洲貴族中著名的保守人物在總理衙門上行走。這些結果意味著主撫派的暫時勝利。

  端王載漪出任首席軍機大臣等重要人事變動的消息當天就被各國公使所獲悉，這一系列變動引起了各國公使的普遍不安。他們認為，總理衙門新任首席大臣端王實際上是義和團的首領，所有情報都表明端王載漪是宮廷內設立義和團神壇的主要支持者。端王和其他幾位獲得任命的官員在先前並沒有主持過外交事務，外交團對他們也不是很了解。他們在任職之後既沒有對各國使館進行例行拜訪，而各國公使或許是受那些傳聞的影響，也不願意主動與他們進行接觸，於是中外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困難。各國公使在傳聞的誘導下普遍認為，由端王出任首席大臣便意味著在北京的外國人的處境更加危險，也意味著總理衙門此後與朝廷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總理衙門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多少會考慮到外國人的利益，而極可能變成一個執行清廷排外政策的工具。因此，美國公使康格甚至提議各國公使不應當承認這一人事變動。

  一　西摩聯軍強行出發

  清廷的最新決定引起了公使團的高度恐慌，竇納樂於當天晚上8時30分致電英國駐天津領事賈禮士及英國艦隊司令官西摩將軍，告訴他們北京的局勢正每時每刻地變得更加嚴重，必須派部隊登陸，立即為聯軍大規模進軍北京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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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賈禮士的請求和安排下，各國駐天津領事和海軍司令官立即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討論竇納樂所提出的立即安排衛隊前往北京的緊急要求。日、意、奧、美等國領事和司令官同意和英國軍隊一起派遣所有可能使用的士兵充任衛隊，保護正在修復鐵路的築路人員，並為救援各國使館而逐步向前推進。大約兩個小時之後，西摩便率領軍隊由塘沽乘船向天津進發，其他各國軍隊也連夜由大沽口外的軍艦換乘炮艇或魚雷驅逐艦向塘沽轉移。

  6月10日清晨，西摩率領的聯軍抵達天津，他們立即威逼直隸總督裕祿下令修通鐵路，並為陸戰隊準備開往北京的火車。他們甚至揚言：如果裕祿不能答應他們的這個要求，他們將採取必要的手段奪取一列火車。面對聯軍及領事們的壓力，裕祿表示：他在未得到朝廷的許可之前，無論如何無法同意外國軍隊乘火車進入北京。有了裕祿的態度，鐵路局當然不肯為聯軍調度火車，他們的理由是鐵路被義和團破壞了，開往北京的火車無法運行。

  中國方面這些消極的手段根本無法阻止聯軍向北京進發，英國人和德國人自己跑進車庫，搶占了機車，並派上了自己的司機。上午9時30分，西摩率領英、美、奧、意等國500名全副武裝的聯軍乘坐第一列專列向北京進發。這列車除一節車廂裝有速射炮、野炮等重武器外，許多車廂裝有準備修復鐵路的材料和工具；除了軍人，還帶有幾名英國工程師、司機，並強迫70多名中國勞工隨行。他們計劃如果真的遇到被義和團破壞的鐵路，他們就邊修復，邊行進。

  上午11時，由英、德、日、法、俄等國600餘人組成的第二批聯軍也乘專列向北京方向駛去。這一天，聯軍共從天津開出3列火車，共運送聯軍2053人。在此後的兩三天內，向北京運送的聯軍與武器不斷增加。

  西摩聯軍出發時準備並不充分，他們自信憑藉他們的裝備應該很快就能夠衝進北京，甚至打算趕到北京公使館吃晚餐。因此，海軍陸戰隊只帶了二三天的糧食，每名士兵也只發給200餘發子彈。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太低估義和團和清軍的反應和能力了。

  西摩聯軍出動的消息傳開後，很快激起義和團和部分清軍的強烈憤怒。京津鐵路沿線的義和團立即行動起來，他們拆毀鐵軌，搬走枕木，迫使聯軍邊修路，邊行進。西摩聯軍在第一天雖然沒有遇到強有力的反抗及襲擊，但行進極為緩慢。到晚上，西摩乘坐的第一列火車也只行進到距天津50公里處的落垡車站。

  在北京，當聯軍出動的消息傳來，清軍內部首先發生震動。原先奉命在楊村一帶保護京津鐵路和鎮壓義和團的聶士成於10日緊急致電榮祿、裕祿，請求率領部隊返回天津蘆台，放棄鎮壓義和團的任務，以便反擊聯軍的進攻。剛剛調進北京的董福祥的甘軍得知西摩聯軍出動的消息後，迅速控制了北京火車站，他們準備迎頭痛擊膽敢向北京進犯的聯軍。甘軍騎兵甚至於6月11日在永定門外殺死了出城迎接聯軍的日本書記生杉山彬，並殘忍地將其肢解。與此同時，北京同天津以及同西摩聯軍之間的電報聯繫中斷，這使各國公使、西摩聯軍及天津的領事團對局勢的惡化更加憂心忡忡。

  西摩聯軍向北京進發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關切與恐慌。慈禧太后清楚地意識到西摩聯軍大規模進京是一種不祥之兆，可能會極大地動搖她的統治地位，因而堅決反對西摩聯軍進京。在西摩聯軍出動的第二天即6月11日的下午，清政府委派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國使館，告訴他們增加使館衛隊是不必要的，勸說各國公使命令聯軍停止前進。各國公使根本不願聽從勸阻，他們一方面抗議清政府不努力保護使館和鐵路，致使聯軍行進極端困難；另一方面命令各國艦隊司令要毫不猶豫地抽調自己軍艦上的全部兵力飛速進軍北京。竇納樂明確告訴徐景澄和袁昶，交通中斷將增強各國公使對安全的憂慮，以致為援救在京歐洲人而採取的措施可能超過局勢的實際需要。竇納樂建議清政府如欲促使各國撤兵，就必須盡一切努力保護鐵路線，並儘快恢復交通。

  12日，許景澄、袁昶、敬信、那桐、趙舒翹等再次奉命先後兩次赴各國公使館進行交涉，繼續勸說各國公使命令聯軍停止向北京進發。敬信和那桐屬於最近被任命的總理衙門大臣。至於趙舒翹，外國人只知道他是奉命專門調查農村義和團運動的專員，那個調查使趙舒翹感到滿意，他認為義和團是願意聽從政府的勸告和申斥的。由於各國公使帶有這樣的既定認識，可以想見，他們對這幾位清政府官員的來訪自然不會予以多大的重視，對於他們關於聯軍停止向北京進軍的建議根本不予考慮。

  總理衙門的勸阻不起作用，但來自義和團的破壞和阻撓卻使聯軍的行進越來越困難。義和團與聯軍的正面衝突並不多，僅在聯軍從天津出發之後的第二天下午，當聯軍正在西摩的指揮下搶修廊坊附近的鐵路時，突然出現一隊頭扎紅布，手持大刀、長矛和木棍的義和團向聯軍猛撲過來。聯軍措手不及，只好向廊坊車站倉皇逃去，義和團跟蹤追擊。然而正當義和團奮力追擊聯軍的時候，突然從後面趕來一隊美軍，架起大炮向義和團猛烈轟擊，義和團當場死亡30餘人。

  面對死亡，義和團越戰越勇，他們面對來福槍和機關槍秋風掃落葉似的射擊，還是勇猛衝鋒，沒有絲毫的恐懼與躊躇，義和團眾轉身沖向美軍，一個身穿白袍、腰系紅帶的團民，甚至勇敢地逼近聯軍副統帥麥卡加拉身旁，用長矛向麥狠狠地刺去，不幸犧牲在麥的手槍之下。

  在現場的義和團眾與美軍展開了生死搏鬥，很快吸引了附近村莊更多的義和團。越來越多的義和團眾將這支美軍和已逃往廊坊車站的聯軍緊緊圍困在車站一帶。他們時而向聯軍發動突然襲擊，時而後撤拆毀鐵路，連續兩天，戰鬥不斷。

  京津鐵路上的戰鬥持續不斷，義和團的阻擊使得聯軍無法繼續前進。或許是受這種事實的鼓勵，慈禧太后在派大臣「善意」勸說列強停止用兵無效之後，竟於6月13日給裕祿發布一道上諭，以為各國先後到京之兵已有千餘，列強如再不滿足，繼續向北京派兵，後患將無窮。她指示裕祿迅速將正在前線鎮壓義和團的聶士成部全數調回天津鐵路附近駐紮扼要，以便能夠有效地阻止聯軍強行進京，並速令大沽口炮台守將羅榮光加強戒嚴，以防不測。

  有了清軍的介入，聯軍的行動更加困難。14日清晨，已被圍困兩天兩夜的聯軍乘義和團不備之機，繼續乘火車北上，但在離開廊坊車站三英里半的地方便寸步難行。前面的鐵路遭到義和團的徹底破壞，在視線可及處的鐵路路基已變成了一條馬路。

  二　義和團大鬧京城迫使清政府出台招撫方案

  義和團在完全切斷西摩聯軍前進的道路後，又將攻擊的重點放在北京的防衛以及截斷聯軍退回天津的後路上。6月13日下午，義和團大量湧入京城，並同已在城裡的義和團會合。大批義和團的湧入引起了公使館的高度恐懼，所謂使館衛隊在德國公使克林德的直接指揮下，竟然動手在北京街頭肆意抓捕、驅趕，乃至槍殺、炮擊義和團，這不僅使已經混亂不堪的京城更加混亂，而且無疑激起了義和團對外國人的仇視。

  是日夜，憤怒的義和團在京城內起事，到處公開宣稱「洋人進京四十年，氣運已盡，天意該絕，故天遣諸神下界，借附團民之體，燒盡洋樓使館，滅盡洋人教民，以興清朝。」義和團「一意以毀壞洋人產業為務」，開始有計劃地攻擊教堂和教民，崇文門奉真教堂、東堂子胡同施醫院、椿樹胡同堂子、勾欄胡同兩教堂、米市路西天主教堂所開的商鋪，以及四牌樓六條胡同赫德家、日本舊館等，「同時八處皆烈煌飛騰，滿天通紅，付之丙丁矣」。義和團還乘機占領並破壞了一些外國人的房屋，數百名教民及外國人的僕役被殺害。不過，也值得指出的是，義和團的這次行動並沒有傷害歐洲人。

  西摩聯軍開往北京無疑引起了清政府的憂慮，正是這種憂慮促使清政府放棄先前對待義和團的強硬政策。政策的改變激勵了義和團攻擊教民的勇氣。同時，西摩聯軍向北京的進攻也是引起義和團大舉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義和團本來就對歐洲人在中國的胡作非為深惡痛絕，現在既然聽說歐洲人的軍隊要開到中國的京城，他們當然願意起來幫助清政府抵抗這些外國人。他們除了在北京製造主要針對外國人的騷亂外，也有意識地加大對京津鐵路破壞的力度，果斷地截斷西摩聯軍與天津、與北京的交通，使聯軍從京津之間的地帶往返天津運送給養的火車開到楊村就無法再回去，西摩聯軍被義和團圍困於京津鐵路的中間點。

  14日下午，義和團對留守落垡車站的聯軍發起攻擊。這批聯軍招架不住，便開動一輛軌道車到廊坊求援，迫使西摩派兵回來援助。待西摩的援軍來到，義和團主動撤退。西摩又匆忙率領援軍趕迴廊坊，仍然幻想修復鐵路，繼續向北京進發。

  6月14日晚上，在緊靠劃分使館區和外城的那部分城牆的外面，發生了義和團民示威事件。幾千名團民在舉行集會，高喊「殺死洋鬼子」的口號，使北京使館區的安全受到威脅。夜間，這些團民曾對使館區的哨兵進行過幾次試探性的攻擊，但都被使館擊退。

  15日，留守落垡的聯軍又一次受到義和團的包圍，情況十分危急。西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命令部分聯軍立即返回落垡，以便確保廊坊——落垡——楊村之間的鐵路暢通。這樣，當陸路實在無法進京的時候，才能確保聯軍從楊村沿水路進京。否則，一旦落垡失守，聯軍就有可能被義和團團團圍住，前進不得，後退不能，到那時，炎熱、飢餓、傷病、義和團的攻擊一起出現，困守廊坊、落垡、楊村的聯軍只能全軍覆沒。出於對最壞情況的顧忌，西摩於16日決定全軍撤回楊村，試圖在必要時從北運河乘船北上進京。聯軍在西摩的指揮下開始兩線迎戰，部分聯軍留守廊坊，西摩率領聯軍退到落垡。

  英國駐天津領事賈禮士獲悉有關清政府似乎有不利於外國使館的消息，給直隸總督裕祿寫了一封信，勸告裕祿向朝廷說明，所有國家對於各國公使都負有儘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給予保護的責任。6月15日，裕祿致函天津領事團首席領事杜士蘭，希望杜士蘭通知領事團，他已奏報朝廷，並且建議，在一支優良衛隊保護下護送那些想離開北京的各國使館的任何成員前往天津。

  各國公使暫避天津的計劃沒有獲得駐天津各國領事的同意。西摩聯軍也只好繼續在進京的途中掙扎，與此同時，北京的情況自6月15日起繼續惡化。原來用於保護使館的海軍陸戰隊在這一天和隨後的幾天中從南堂附近等地區救出了大約2000名教民，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南堂是城南的羅馬天主教堂，在兩天前被焚毀。這些難民中有許多人被嚴重燒傷，或被刀砍傷。看到這些難民，各國公使普遍相信，這些難民不過是義和團所策劃的一系列全面大屠殺中的倖存者而已。第二天，類似的救援隊伍在一座廟宇中發現許多義和團正準備用祭壇行動謀殺一些教民。救援隊伍只好動用武器擊斃了40餘名義和團民，將這些差點被殺害的教民救了出來。據參與其事的外國人說，在這一系列的救援活動中，基本是使館衛隊獨自行動，根本看不見清政府的舉措或清軍的影子。這無疑加深了各國公使的疑慮。

  各國公使的疑慮顯然誇大了事實，或對清政府正在進行的活動並不真的了解。實際上，對於北京發生的騷亂，清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內並沒有多少人感到慶幸。6月15日，清政府發布一份措辭相當嚴厲的上諭，要求步軍統領嚴飭各地面官兵，並著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並添派武衛中軍弁兵，會同彈壓，加緊梭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正法。上諭勒限將首要各犯迅速嚴拿，不准再事姑息。對於那些僅僅附和脅從之徒，該上諭要求飭令即行解散，遞解出城。對於京城內外設立的那些義和團壇棚，上諭要求立即拆除。並著派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貝勒載濂、大學士榮祿等總負責，督飭派出各員及馬步各營和那些地方文武官員實力遵行。從這個上諭看，清政府對待北京發生的騷亂也是相當惱火的，其處理的方式也是相當嚴肅和相當認真的。

  清政府的這份上諭並沒有在各國公使那裡獲得同情和善意的回應。竇納樂認為，這份上諭雖然表明慈禧太后對於伴隨義和團入城而發生的某些事件確實感到不快，但是這份上諭並沒有這個廣泛流傳的信念，即義和團運動本身獲得她的贊同和支持。而竇納樂對這個信念常常予以注意，認為這個信念是局勢的一個最危險的特點。基於這種偏見，竇納樂認為這份上諭只是表明義和團進入北京之後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超過了他們的任務範圍，因為他們的掠奪行徑已經擴大到了普通的中國老百姓那裡了。總之，竇納樂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清政府鼓勵的一個以排外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一運動的部分綱領是：凡是帶有外國來源或與外國有關聯的一切東西都不應該繼續存在而受到破壞。因此，竇納樂認定，這一非理性的民族主義運動絕不會因這道上諭而停止。

  制止騷亂或許需要一個過程，由政府和軍隊出面將義和團遞解出城或許需要一段時間。然而事實卻被竇納樂不幸而言中，就在上諭發布的第二天上午9時許，在內城的前門外主要商業區大柵欄內出售洋藥的老德記西藥房被憤怒的義和團民放火焚燒，火勢失控，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其受災範圍南至小齊家胡同，西至觀音寺街，東至前門大街，北至西河沿西月牆，烈焰飛騰，金龍萬頃，可憐數千家生意生業頃刻間化為灰燼。大柵欄一帶為當時京師商業之精華，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富商雲集，尤其是幾家頗具規模的大藥房均在這一帶，凡珠寶、玉器、金店、書店、古玩店以及西洋器物，經過這場大火，所剩無幾，其損失之慘重實在無法估計。根據時人的記載及後人的研究，大柵欄大火為聚集此處的義和團有意所為，他們的目標是焚燒具有外國背景的德記洋貨店及屈臣氏大藥房，而之所以導致如此大面積的火災，主要是因為當德記洋貨店、屈臣氏大藥房著火後，義和團勇不許救火，並宣稱此火具有神力，只燒洋店，斷不連燒民屋。孰知竟無把握，造成巨大損失，並殃及正陽門樓洞及城門上的建築物。

  大柵欄大火及正陽門部分被焚是庚子年間的一個重大事件，不論對清政府來說，還是對一般老百姓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對於這場災難，清政府的態度是認真的。15日上諭曾責成步軍統領崇禮等負責將義和團驅逐出城，並要求加強巡邏。然而從當時的兵力看，駐守在京城並可供驅使的步軍等實在太少，而各處大火此起彼伏，根本無力撲滅。崇禮6月15日的奏摺談到13日崇文門內的大火時曾指出：當大火剛起時，「刻即調兵彈壓。不意各處教堂陸續起火，延燒多處，情形甚迫，實非人力所能撲救。」據此可以推測，清政府對於京城秩序的管理並非竇納樂所想像的那樣任意聽憑義和團所為，而是兵力不足所致。17日，巡視中城御史文瑮等曾就大柵欄大火及義和團的發展、京師的兵力狀況有一個詳細的報告，從中我們很容易看到義和團騷亂之所以控制不住的真實原因。該奏摺說：「近日匪徒黨羽日眾，殺人放火，橫行無忌。始而近畿滋事，今則城內矣；始而三五成群，今則什百矣；始而託辭仇教，今則害良矣。前三門連日均有殺害教民，焚燒洋書館、教民房屋多處，並延燒城樓，串入內城東棋盤街情事。紅巾金刃，氣焰甚凶，加以游勇匪徒，混跡滋事，人心張皇，大局不堪設想。」在文瑮等人看來，義和團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而更重要的是由於義和團的騷亂，一些游勇匪徒也混跡其間鬧事，許多殺人放火事件實際上是這些游勇匪徒所為。至於京城的兵力，文瑮等人在奏摺中認為是嚴重不足，「查每城練勇僅二百名，但就前三門分段巡邏，已屬不敷分布。至九門以外，東西南北四城，每城所管地面，縱橫合計，遠則三百里內外，近亦約有一百餘里。臣等有巡視之責，自應遵旨查辦。惟地方遼闊，稽查難以周密。目下情形，前三門以外，較之九門以外尤為吃緊。」從這份奏摺不難看出京城兵力不足的難題確實不小。

  正是鑑於京城兵力的嚴重不足，清政府在6月17日著派李端遇、王懿榮為京師團練大臣，會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勇，嚴密稽查，加意巡邏；城門出入，按時啟閉，以靖閭閻，並通過軍機處寄發各省督撫另一上諭，要求他們重視京城的混亂情況，設法選派部分得力的部隊迅速來京，協助平息騷亂。凡此，都應該看做是清政府對待義和拳騷亂比較認真、比較嚴肅的一面。

  6月16日，奉命與奕劻、載漪、榮祿等人一起督率各該員弁嚴拿義和團的貝勒載濂上了奏摺，提出了招撫義和團以抵抗聯軍的另一個思路。他說：京城輦轂重地連續數日發生多起殺害教民、焚燒教堂，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重大案件，實屬駭人聽聞。然推其原因，總由積怨太深之故。朝廷即大加懲治，恐復潰甚防川。若果斷絕根株，將來賠償巨款，償命太多，實有非今日力所能給者。彼類願或不遂，仍多責言。彼時人心渙散於內，敵心猖獗於外，大局何堪設想？竊查拳民能避火器，雖無確據，其勇猛之氣，不顧生死，實為敵人所憚。不擾良善，則系眾口一詞。惟漫無紀律，以致奸民乘勢擾亂。倘飭統兵大員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為招撫，練為前隊，可以資敵愾而壯軍聲，「就大勢言之，拳民總宜善撫，不宜遽剿；洋人總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則失眾心，拒洋人則堅眾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轉移之機，即在於此。」如果結合西摩聯軍不顧一切地向北京進軍，駐紮在天津一帶的聯軍正在不斷集結，以及京師兵力不濟，對義和團騷亂無可奈何的事實，載濂的這一建議不能不說也是可以一試的辦法。

  或許正是有了載濂的這一建議，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在這一天緊急召見世鐸、奕劻、載漪、那彥圖、載濂、榮祿、剛毅、王文韶、立山、崇綺、啟秀、敬信、崇禮、鐵良、袁昶、聯元、許景澄、惲毓鼎等王公大臣及滿漢要員舉行了一次重要的御前會議，決定責成剛毅、董福祥，「一面親自開導，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壯者，即行招募成軍，嚴加約束。該拳民既以義勇為名，如足備折衝禦侮之資，朝廷原可宥其前衍，以觀後效。究竟該拳民臨敵接仗有無把握，世鐸等須細加察驗，謀定後動，萬不可孟浪從事。」顯然，清政府期待用中國歷史上屢試不爽的招安辦法來化解義和團給京師所帶來的騷亂。

  從參加御前會議的名單看，真正有自己的見解且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的大臣實在是少得可憐，像奕劻、榮祿、王文韶等人雖然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們在這前後舉行的一系列會議上要麼一言不發，要麼所說也不著邊際，甚者引起京外重臣的嚴重不滿。也就在此次御前會議召開的同一天，盛宣懷致函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勸說王文韶無論如何也應該向清廷最高政治層表達真實的危急狀態，堅定清廷剿平義和團的信心。在致函王文韶的同一天，盛宣懷還將同一意思致函榮祿，希望榮祿能夠利用自己在清廷中的特殊地位發揮作用，儘早平息內亂，杜絕外患。他通過榮祿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四點建議：

  1.請政府發布一道上諭，表示對畿輔各處義和團所焚教堂，所殺教民教士，以及傷斃比、法、意、瑞等國鐵路工程洋員、洋匠加意惋惜。

  2.請政府發布一道上諭，限10日內即行肅清畿輔及津京地區的義和團，並飭將電桿、鐵路趕緊修復，以通消息，而便饋運。

  3.請政府發布第三道上諭，以賑為撫，安撫直隸、京津地區的流民，促使他們儘快返回鄉里。

  4.請政府儘快調整人事，調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因李鴻章督直隸25年，深得民心，雖屢經奇荒，地方帖服，且剿平發捻，直隸、山東、河南等數省至今震其威名，此內亂不難蕩平也。至各國兵船集於津沽，水師登岸，由津赴京，數已不少。李鴻章若至北洋，當可勸阻洋兵不再進京，此外釁亦較易消弭也。

  盛宣懷致王文韶和榮祿的函件及其四條建議很快上達清廷，由於這四條建議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因而也很容易獲得王文韶、榮祿乃至清政府最高政治層的認同和採納。然而由於時間的關係，除了調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這一條很快進入實踐外，其他的三條或有所表示，或無法實行，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擴大使館衛隊是因為使館所面臨的可能危險，因此如果能夠有效地化解使館這種可能的危險，那麼就有可能說服天津的外交團不再向北京派出第二批聯軍。根據這一思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委派幫辦鐵路大臣、前內閣侍讀學士張翼、津海關道黃建笎、秦皇島稅務司洋員德璀琳與天津外交團領袖、法國駐津總領事杜士蘭會談，以期阻止各國繼續向北京派出第二批聯軍。杜士蘭告訴張翼等人：天津外交團鑑於駐北京各國公使不斷地催兵，確有再次向北京派兵的意向。其二次出兵雖仍以保護使館為言，但其中更多地流露出保護眷屬出京之意。杜士蘭在會談中承諾：如果清政府能夠切實地履行保護使館及外國人眷屬的責任，朝廷能夠有切實的諭旨發布以安定外國人心，則續進之兵，可從緩議。杜士蘭甚至暗示，清政府如果真的能夠做到這些，他可以通過相關渠道與各國公使會商，將滯留在京津途中的西摩聯軍召回天津。張翼與杜士蘭的會談情況由裕祿後來專折「五百里馳奏」，裕祿在奏摺中明確建議明降諭旨，在京各國使館及洋人住居處所，多派得力將弁兵丁加意保護。若各國駐京公使及各國洋人眷屬有願出京者，一經各國駐京公使照會總理衙門，即妥派大員，多帶弁兵，沿途妥為送至廊坊，由火車來津。裕祿的報告，尤其是其解決問題的辦法引起了御前會議的重視，只是鑑於津京之間目前的危險狀態，御前會議建議使館眷屬暫時還是不要離開北京為好。至於裕祿關於加強使館保護並由清廷明降諭旨等建議，均被御前會議完全接受。如果不帶偏見的話，應該承認，清政府招撫義和團以及對使館區加強保護的措施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然而，或許是偏見在各國公使中已經形成，或許是因為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士蘭尚沒有來得及與各國公使進行溝通，總之，各國公使在得知這一上諭之後普遍認為這是一道「奇怪的」上諭，尤其是這道上諭對義和團起因的解釋歸咎於「民教尋仇」，更使各國公使難以理解。因此，當總理衙門將關於由榮祿率領武衛中軍得力部隊保護使館的意見通知各國公使以後，各國公使的答覆是：清軍派駐崗哨時，應同使館本身的衛兵相隔若干距離，以防止暴徒的逼近。這顯然是對清軍的不信任，特別是當他們知道所謂榮祿的軍隊其實只是董福祥甘軍的時候，這種不信任就更加嚴重。

  由於對外國使館及眷屬有了比較妥善的安排（至少清政府本身是這樣認為的），所以6月16日的御前會議另外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根據裕祿報告中所說的那樣，可以阻止聯軍繼續向北京進發。清廷在同一天通過軍機處寄發給直隸總督裕祿、直隸提督聶士成以及羅榮光等人的一道上諭稱：「現在各國使館已飭榮祿派武衛中軍認真保護，明降諭旨矣。此後各國如有續到之兵，仍欲來京，應即力為阻止，以符張翼等與杜士蘭約定原議。如各國不肯踐言，則釁自彼開，該督等須相機行事，朝廷不為遙制。萬勿任令長驅直入，貽誤大局，是為至要。欽此。」清廷這份上諭中的自信顯然是因為裕祿奏摺中所說的張翼與杜士蘭的約定。可惜的是，事情後來並沒有按照清政府的善良願望發展。

  總之，從6月16日御前會議的幾個重要決定看，清政府對於義和團引起的騷亂並沒有絲毫的縱容之意，其對義和團由先前的堅決鎮壓走向有條件的招撫，既是受其自身條件如兵力不濟的制約，也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招安策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運用。至於對外關係，就其政策的基本走向看，此次御前會議並不意味著清政府在和與戰的問題上已經有了決斷，其政策的變化也只是隨著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外之間的溝通情況而變化。可以相信，如果沒有張翼與杜士蘭的會談及裕祿的報告，清政府此時估計也會出台加強使館保衛及阻止聯軍繼續向北京進軍的政策。問題僅僅在於，清政府的政策沒有與各國公使進行良好的溝通，各國公使對清政府的敵視態度使其對清政府的任何新的決策都持懷疑立場。結果，良好的政策期待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三　西摩聯軍被迫回撤天津

  被圍困的西摩聯軍一方面在京津路上努力修復被破壞的鐵路，另一方面還要時刻提防著義和團和清軍的突然襲擊。6月17日，被圍困在廊坊的聯軍終於第一次從北京方向發現了清軍的旗幟。走在前面的是清軍的偵察馬隊，聯軍猜測可能是以仇洋著稱的董福祥的甘軍，於是便派出由俄、德軍組成的偵察部隊。很快，聯軍的偵察部隊與清軍交火，清軍隨即撤退。

  短暫的交火引起聯軍指揮官的警惕。因為自從聯軍從天津出動以來，清軍對聯軍參與鎮壓義和團一直表示出友好的姿態，雖說清軍也不希望聯軍繼續北上進京，但清軍還不至於與聯軍開戰。而現在清軍見到聯軍立即開火，這顯然表明清政府的政策可能已經有了新的變化，有了新的轉折。

  清軍態度的轉變引起聯軍指揮官的注意，而困守在京津線上的聯軍修復鐵路的工程困難極大，進展極慢，到了後來幾乎處於停頓狀態。疲勞、飢餓、酷暑、風沙，尤其是義和團持續不斷、突如其來的襲擊，使聯軍如驚弓之鳥。17日夜，留守廊坊的俄國哨兵在黑暗中發現一個可疑的黑影，這個可疑的黑影不僅不回答哨兵的口令，反而不停頓地向列車靠近。哨兵以為是義和團，於是發出警報。俄國軍隊和德國軍隊分別從車廂中跳了出來，在黑暗中互相射擊，英國軍隊也從車廂窗口向外射擊，俄國與德國的軍隊各有幾人被英國人打傷。然而在停止射擊之後，他們卻發現那個黑影根本不是什麼義和團，而是一條狗。

  6月18日上午，俄軍和德軍一大早就到附近的村莊搶掠食物，由於所有的農舍都已人去屋空，他們只好掃興而歸。上午11時，飢餓難耐的聯軍遭到3000多名甘軍和2000多名義和團的聯合襲擊。沖在前面的仍然是清軍的騎兵，他們在後方步兵和炮兵的掩護下，迅速逼近車站，迎面遭到俄國水兵的猛烈射擊。清軍的騎兵迅速轉移進攻方向，繞過附近的一個小村莊，改向聯軍的右邊進攻，又與德國的軍隊發生了激烈的戰鬥。隨後，清軍步兵和義和團沖了上來。裝備有現代步槍的甘軍，射擊技術也較好，他們與裝備有更先進武器的聯軍激戰了兩個小時，致使雙方互有傷亡。聯軍方面共有6人陣亡，48人負傷；而清軍和義和團方面的死亡數字，據西摩的估計應有四五百人。

  當天晚上，這兩列火車勉強開到楊村與西摩會合。義和團和甘軍緊追不放，於深夜把楊村車站團團包圍起來。聯軍措手不及，死傷近40人。

  還是在6月18日這一天，西摩的聯軍得到情報說，義和團又在破壞英國人修好的那段通往天津的回頭路。中國人正在放火燒毀供聯軍後撤的各個橋樑，撬掉鐵軌，擰開螺栓，或者向鐵軌上傾倒一堆一堆的碎石。有的地方，義和團只是把螺絲擰松，鐵軌仍留在原地。列車在運行時很難發現這些線路受破壞，因此極容易使列車出軌。為了保住退路，德國人又被指派去修復和守衛通往天津的那段鐵路。

  19日，與天津後方基地方面失去聯繫已達6天之久的西摩聯軍完全斷絕了給養。西摩既已認識到進京無路，又意識到他們離開後方基地越遠，他們全軍覆沒的可能性就越大，於是西摩下令聯軍沿北運河向天津方面撤退，分散的各國陸戰隊立即向楊村集結。19日凌晨4時，原本氣勢洶洶欲進北京的八國聯軍終於承認進軍北京的計劃失敗，開始從楊村向天津總撤退。

  西摩的敗退更加激勵了義和團，他們用盡一切辦法消滅聯軍，封鎖鐵路，切斷從鐵路來的一切支援。他們從每一處河堤、每一道牆壁、每一個村莊大舉進攻。聯軍在漢溝、郎園、曲家灣、趙莊子等地都遭到義和團不同程度的打擊，致使西摩聯軍白天不敢行動，只好選擇夜間行軍。

  6月21日，西摩聯軍退至北倉，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聯軍才占領北倉，但擔任參謀長的英軍上校澤力科在這場戰鬥中身負重傷，聯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23日黎明，西摩聯軍通過夜行軍才好不容易逃到位於天津城北8公里處的西沽。在該處，西摩聯軍與中國守軍似乎通過談判達到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但不知何故，當聯軍的士兵暴露在對面河岸的時候，卻突然遭到了中國守軍猛烈的炮火襲擊。在這種情況下，疲憊不堪的西摩聯軍利用自己的火力優勢進行還擊，擋住正面的清軍，然後派蔣士敦少校率領的一支海軍陸戰隊和水兵繞過陣地，偷襲清軍的後方防線，很快就占領了一個凸出點，並擄獲一門大炮。隨後，下游的德國人使清軍的兩門大炮沉寂下來，然後渡河奪取了大炮。西摩聯軍於是有效地占領了這所對清軍來說比較重要的武器庫，這所武器庫儲存有大量最新式的槍炮、軍械和彈藥。

  西沽武器庫被聯軍偷襲之後，守庫清軍為了奪回武器庫，在當天和後來的幾天內與聯軍展開了一系列的激戰，西沽附近霍家咀、白廟、教場口一帶的義和團民也聞訊趕來助戰。一連三天，清軍與義和團協同作戰，將西摩聯軍團團地圍困在武器庫內。他們曾幾次向武器庫內的聯軍發起進攻，都由於聯軍在武器庫得到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和充足的糧食補給而未能攻下。為了進行有效的防禦，聯軍利用繳獲的幾門大炮和充足的彈藥瘋狂地對下游的中國炮台進行轟擊，但他們幾次試圖突圍，都由於傷員太多而行動困難以及清軍和義和團的重重圍困而難以成功。西摩聯軍被死死地困在這所武器庫中。

  6月25日凌晨4時，天津租界的聯軍組成一支以俄國軍隊為主的2500多人的混合救援部隊，他們在俄國上校希林斯基的率領下從租界出發，由送信奸細帶路，沿土圍子和鐵路向西沽行進，於當天上午到達西沽，並將被困的西摩聯軍解圍。

  西摩聯軍逃回租界，致使歷時17天的聯軍北上進京計劃無果而終。在這17天中，聯軍有14天是與義和團和清軍的激烈戰鬥中度過的，聯軍共死亡62人，受傷228人。義和團和清軍的陣亡人數有三四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