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京津局勢持續惡化與清政府舉棋不定

  一　清政府對義和團態度的分化

  清政府對列強的讓步並沒有使自己變得輕鬆起來，相反，同意外國軍隊進入北京更使自己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統治層內部各派勢力進一步分化，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在東南經濟繁榮地區擔負重要責任的封疆大吏出於最務實的考量，堅決主張對義和團加緊鎮壓，一意主剿，儘快平息義和團運動，否則就極有可能引起列強更大規模的武裝干涉。一直在一線負責處理義和團事件的直隸總督裕祿雖然如同先前一樣繼續堅持「剿撫並用」的立場，但鑑於形勢的急劇變化，他此時對「剿撫」的輕重緩急有了新的考慮，他認為義和團發展到如今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再一味主撫恐怕已很難收到實效。為了防止義和團規模繼續擴大，必須儘快集中兵力、精力嚴加懲處。

  清廷內部那些具有排外思想傾向的官僚主張對義和團運動應該停止鎮壓，應該充分利用義和團的力量去與國外軍隊相抗衡。5月30日，軍機大臣、刑部尚書兼順天府尹趙舒翹聯合何乃瑩秉承清廷內部高層某些排外者的旨意上奏清廷，稱義和團到處蔓延，誅不勝誅。既然誅不勝誅，那就不如用安撫、招安的辦法，將他們編入清軍序列，統以將帥，「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氣，化私忿而為公義，緩急可恃，似亦因勢利導之一法」，期待利用義和團對洋人的仇視而與外國軍隊決一雌雄。

  

  清廷實際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對義和團固然並沒有真正的好感，但她此時可能更反感的是列強對她的威脅。她擔心列強堅持派兵進京的真實原因可能並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各國使館，可能還有試圖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尤其是利用中國內部的力量推翻她的統治，重新建立新政府的企圖。後來的事實也表明，列強自從戊戌維新失敗後，確實曾經對慈禧太后表示過不滿，確曾希望用光緒皇帝或「建立一個全國範圍的新中央政府」來代替至少是削弱慈禧太后的權力。這自然是慈禧太后所不能容忍的。因此，當列強要求清政府同意他們向北京派兵的時候，慈禧太后的最初反應是含糊其辭、模稜兩可。她一方面期望通過加強對義和團的鎮壓來換取列強對她的寬容，於5月29日和30日連下兩道諭旨，要求地方文武官員嚴厲查禁義和團，「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對那些甘心為亂、不聽勸阻的義和團民「合力捕拿，嚴刑懲辦」。但另一方面，她也不希望中國官員不加區分地攻擊和鎮壓義和團，而是反覆告誡地方官員在處理義和團事件的時候要區別對待，分清良莠，「其有隨聲附和並無滋擾實跡者，亦應剴切曉諭，立時解散，毋任再起釁端」。這樣一來，慈禧太后既不能從列強那裡討得真正的歡心，也很難從義和團那裡獲取支持。相反，義和團在她這種政策的鼓勵下，更加無所顧忌，獲得更大的發展。

  二　義和團運動在京津地區持續高漲

  對於清廷政治高層的矛盾心態與想法，各國公使似乎也很明白。因此，使館衛隊進入北京之後，各國對此並沒有感到滿足，他們仍然繼續向清政府施加壓力，繼續向中國增調軍隊。到6月2日，集中在渤海灣和大沽口外的各國軍艦共有24艘，其中英、德、日三國各3艘，美、法、意三國各2艘，俄國有9艘。同日，奧匈帝國的「岑塔」號巡洋艦也由日本佐世保港口駛抵大沽口。

  列強調動軍隊進入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穩定北京的局勢。在最初階段，使館衛隊的到來或許對於穩定在北京的外國人的情緒起到過某種鎮靜作用，在以後的一兩天裡，這些外國人原本激動異常的情緒減退了，前往各駐華使館尋求避難的那些教會中的婦女和兒童也開始返回他們自己的住宅。更為重要的是，原先中外各界紛紛傳言端午節將發生重大事件並沒有變成事實，人們在恐慌中終於度過了這一天。顯然，如果不發生意外，北京的局勢應該很快趨於穩定，秩序將很快獲得恢復。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強調兵進入北京的行徑不僅沒有導致北京局勢的真正緩和，而且迅速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激起了義和團更加強烈的反帝愛國情緒。

  當各國公使建議各國政府調兵進京並替清政府「代為剿滅」義和團的時候，卻又傳來更加令人震驚的消息。6月1日，在保正路工作的36名歐洲人，其中主要是比利時人，鑑於當地局勢的動盪不已，人身安全既無法保證，鐵路既已破壞，工作也無法繼續進行，於是決定從保定府動身乘船逃往天津。他們在距保定160里的雄縣小龍王村附近遭遇義和團的攔截阻擊，被驅趕上岸，雙方發生了直接衝突，這些歐洲人開槍射擊，終於殺出了一條生路。然而當他們於6月2日狼狽抵達天津的時候，這些歐洲人已有9人失蹤。稍後證實其中4人死亡。這一事件對後來局勢的惡化，尤其是列強諸國更大規模地向中國集中兵力，起到了相當重要的誘導作用。

  當這些歐洲人在途中遭遇困難的消息於6月1日夜間傳到北京的時候，比利時公使緊急請求俄國公使派遣軍隊前往協助營救。俄國公使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同意派駐防在天津的25名哥薩克騎兵前往迎接和救援。6月2日晨，這些哥薩克騎兵從天津出發，當天晚上，當他們尚沒有迎接到這些歐洲人時便停止了夜間行進。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在獨流鎮為義和團和村民阻攔並包圍。由於俄軍曾受不准妄發槍彈的軍令，於是只能拔刀格鬥，初殺二人。村民仍猛進，有額束銅箍、腰系紅帶者五人策馬前導，口中喃喃不絕，俄兵懷疑這些人就是所謂的義和團中的祖師，於是揮刀殺之，並殺死村民二三十人，其他的村民見狀開始逃離，俄國騎兵得以衝出重圍，殺開一條血路倉皇逃回天津。其中一名哥薩克軍官從馬上跌了下來，被憤怒的義和團民眾連刺六槍；一名試圖去營救這名軍官的哥薩克士兵甚至被義和團割掉了鼻子。據說義和團方面有大約14人被殺死。

  也是在5月底6月初，義和團為了阻止各國的軍隊繼續進犯北京，又一次掀起了大規模破壞京津鐵路的運動。5月28日，高碑店以北的橋樑、站道被毀，車輛被焚殆盡；高碑店以南鐵路並保定府的料場則岌岌可危；30日，義和團燒毀定興火車站，焚燒長辛店洋房。31日，保定以南方順橋車站及附近橋樑、鐵道均被毀；同一天，高碑店附近的鐵道也被拆毀一段；自涿州至盧溝橋全線被毀，枕木釘板一概無存，鐵軌棄置道旁。

  6月1日，直隸安肅縣南及方順橋附近的車站、鐵道、橋樑及房屋等再次被焚；盧保、津盧鐵路均受到威脅，西路電線已斷。因為收到北京傳來「不准開仗」的指示，駐守在淶水一帶的官兵近於「解體」，義和團乘勢攻占涿州城，城門啟閉，概有義和團掌控。官府「辦公之人不得入城，城內文武具文而已」。稍後，涿州義和團甚至將武衛前軍馬隊左營管帶聶汝康及馬兵等17名「全行扣住」。保定省城內亦有大量的義和團在活動。2日，高碑店以北的鐵道、車站、電線桿等均被拆毀，自保定至長辛店鐵路沿途均由義和團控制，各方面的交通已經受到了嚴重限制。3日，天津至盧溝橋的鐵路受到威脅。4日，黃村火車站及附近橋樑、電線桿等均被焚毀，義和團與前往鎮壓的聶士成軍左路後營管帶張繼良部發生激烈衝突，清軍傷亡80餘名。義和團的勢頭正在迅猛發展，他們在與清軍衝突之後，已經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向京津方向挺進。義和團首領張德成在直隸靜海成立「天下第一團」，隨後率團進入天津，促成天津義和團迅猛發展，京津地區的局勢更加嚴峻。

  在破壞鐵路、阻斷交通及通信工具的同時，義和團民眾對外國人，尤其是傳教士幾乎到了見了必殺的仇視程度。6月1日，義和團民眾對由清軍護送的30餘名保正路的外國工作人員強行攔截，並將其中的幾名殺死。同一天，直隸順天府永清縣的數百名義和團民眾於清晨攻入縣城，公然焚毀教堂，殺死了英國教會傳教士一名，帶走了另一名傳教士，將他囚禁在鄰近的一個村莊裡，並於第二天將其殺死。直隸雄縣的義和團也於同一天圍攻八方村教堂，威脅傳教士及教民的安全。也在這一天，直隸蠡縣高家莊的教堂被義和團焚毀，損失慘重。

  6月2日，京師的義和團放火焚燒麥加利銀行，天津的義和團在這一天放火燒毀蘇家橋的教堂。直隸晉州彭家村的義和團在這一天放火燒毀該村及呂家村教民房屋數間。

  6月4日，保定以南之清苑縣的義和團與該縣教會武裝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當地義和團民迅速集結外來團民約兩千人與教會武裝相對峙。至於前往鎮壓的官軍，義和團在與其相對峙的過程中也不讓分毫，甚者毫不客氣地予以打擊，如聶軍部屬就多次在與義和團的衝突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傷亡。凡此，迅猛發展的義和團不僅成為清廷有識之士的心頭之患，更是各國公使難以安寢的因素。

  人們過去只知道義和團大規模地破壞鐵路、電線等近代設備，以為義和團不僅盲目排外，而且太缺乏近代視野，是對近代文明的仇視。不論是贊成義和團為愛國主義運動，還是貶低義和團運動為一場災難的論者，似乎都不太明了義和團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其實，義和團之所以在保定、長辛店一帶破壞鐵路、電線，並迫害洋人，這與當時當地工程中洋人的不法行為，尤其是工程中所使用的來自福建的翻譯人員有關。據時在盧漢路任職的張美翊分析，他在1899年秋在保定一帶公幹時就聽到一些議論，指責辦工員役倚洋欺民，甚至聚眾強姦良家婦女；調戲不遂，栽贓誣陷。在這些工程中的福建翻譯人員，年輕學淺，與洋人言則洋語不夠，與北人言則北語不夠。言語不通，情意遂致隔閡。至其是否漁利舞弊，無從佐驗，不敢隨便亂說，但總使人不可避免有某些懷疑。張美翊建議督辦鐵路事務大臣盛宣懷將長辛店鐵路先逃之司事、翻譯及平日聲名惡劣之人，從重懲罰一二人，以誡其餘，以謝居民，以杜言者之口。至於長辛店一帶一再發生民教衝突，在張美翊看來也是用人體制發生偏離所致。他認為，工程中翻譯人員多為洋人所用，不歸中國方面的總辦節制，這是一再發生用人失誤的根本原因。

  張美翊的這些分析，至少告訴我們義和團之所以在長辛店一帶大肆破壞鐵路、電線，甚至迫害洋人工程師，有鐵路管理方面的原因，然而只是由於時間的緊迫，張的建議來不及獲得盛宣懷和中外雙方政治高層的注意與回應，事態只能按照其固有的規律繼續發展與演化。

  三　清政府舉棋不定

  面對日趨惡化的京津局勢，各國公使惶恐不安。他們擔心義和團運動在京津地區繼續迅速擴展，將北京淪為孤島，並將各國外交人員長時期地圍困在北京。於是這些公使在那些天裡連續召集會議，商討對策。

  在6月4日各國公使緊急會議上，俄國公使指出：俄國軍隊深入中國內地去營救那些被圍困的比利時工程技術人員應該說是一個特例，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俄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深入中國內地對義和團民眾進行直接的武裝征討。然而，由於俄國軍隊不僅沒有成功營救那些歐洲人，反而使自己陷入重圍並損失慘重，最後被迫從義和團面前撤退。這一事實不僅鼓勵了義和團的士氣，反而使人們更加相信義和團真的具有某些神奇的力量。俄國公使承認，這一事件產生了很壞的影響，他表示當他同意派兵前往的時候完全是受人道主義的心情所支配，他請求各國公使不要把這一事件作為一個先例，尤其是不要認為這一事件是深入內地進行武裝征討的藉口。

  法國公使認為：既然火車已經停駛，電報聯繫也可能不久就會中斷。對於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建議必須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希望那些在天津海面停泊有艦隊的各國公使應該立即致電各自的政府，期待各國政府在北京一旦被截斷與外界的聯繫淪為孤島，而且中國的排外運動一旦真的占了上風的時候，那麼各國政府就應該訓令各自的艦隊司令官採取必要的援救措施。法國公使的這一建議被各國公使所接受，他們很快向各自的政府發出求救的電報。

  同一天下午，為了試圖使清政府對已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英國傳教士在永清縣被殺和被抓事件的嚴重性獲得深刻印象，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按照約定前往總理衙門。在會晤一開始，竇納樂就嚴厲地質問總理衙門的大臣們：清政府打算採取什麼措施，以懲罰在永清殺害英國傳教士的兇手，並使被劫持的另一名傳教士儘快獲釋？大臣們告訴竇氏說：直隸總督對此負有責任，總理衙門已經電告總督派軍隊前往肇事地點，而這就是總理衙門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大臣們對於英國傳教士被殺和被劫持的惡性事故並沒有表示惋惜之意，或有急於設法營救那位被囚禁的傳教士的願望。這些大臣在會談時的表現極為冷淡和無能無力，當翻譯正在翻譯竇納樂的談話時，竇氏發現到會的四位大臣中竟然有一位渾然睡著了。竇納樂的惱怒可想而知，他以極為強硬的姿態告訴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英國政府必須使清政府對這種構成犯罪的漠不關心態度承擔責任，這種漠不關心造成了這個可恥的情況。接著，竇納樂要求同慶親王舉行會晤，因為他覺得同總理衙門的這些大臣們討論此事是沒有用處的。

  6月5日下午，竇納樂如約前往總理衙門與慶親王奕劻舉行會晤。由於清政府已獲知在永清縣的兩名英國傳教士均被殺害，於是慶親王對此表示極為遺憾，這對平息竇納樂心中的不滿顯然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談到如何鎮壓義和團的問題時，竇納樂指出，沒有絲毫跡象表明清政府企圖嚴肅處理義和團騷亂。這種態度的結果，便是在京城幾英里以內人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證，而且在京城內也有發生騷亂的嚴重危險。他明確告訴慶親王，就他所能判斷的而言，不鎮壓義和團正直接導致外國干涉，無論各友好國家對這一行動感到多麼遺憾。

  對於竇納樂的指責，慶親王並不企圖為清政府辯解，也不否認竇氏所說的事情。據竇氏觀察，這意味著慶親王在心中同意竇氏所說的話。慶親王還向竇氏表示，他曾在清政府的高級官員中極力陳述這一看法和立場，但是毫無效果。慶親王重申了自己的保證，但據竇氏感覺，慶親王採用了較平時更為敷衍的態度，這並不能使竇納樂對北京的安全感到放心和寬慰。慶親王說，朝廷對危險採取了嚴肅的看法，同時他強調這個事實，即聶士成提督率領6000名軍隊正從天津出動防守鐵路線，以阻止更加惡劣的事件發生。對慶親王的說法，竇納樂表示懷疑，他明確告訴慶親王，根據他所掌握的情報，他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聶士成奉有樞廷密令，絕不允許他的士兵向義和團開火。對於竇納樂的揭示與指責，慶親王立即顯現出「某些戲劇性的驚訝表情」，慶親王顯然也懷疑，這些軍隊除了保護政府財產外，是否允許這些士兵向義和團開火，或即使授權開火，這些士兵是否會服從命令。慶親王的態度顯然更堅定了竇氏對清政府真實態度的懷疑。

  慶親王明白地告訴竇氏說，對於像義和團運動那樣顯然深入人心所提供的這一民意表達是不能漠然視之的。這個運動首先是由於中國基督教徒及其教士們的行動而引起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的一種表現；雖然教徒們受到嚴重損失，而且政府的財產遭到破壞，但直到目前為止，普通的中國良民絕沒有受到騷擾。如果由於義和團表達了人民的普遍情緒而不分青紅皂白地予以懲罰，那麼中國良民將認為那是最不公平的。慶親王承認，清政府確實不願意嚴厲地懲處義和團運動，因為這個運動由於它的排外性質而深入人心。而這一點應該是清政府內部在如何處置義和團問題上搖擺不定的真實原因之一。

  竇納樂在這次會晤中顯然沒有獲得他最想得到的東西。竇氏相信，作為清政府的一個槓桿，總理衙門正在徹底瓦解。總理衙門顯然希望竇納樂了解局勢的極端嚴重，而且因為慈禧太后愚昧無知的顧問們的影響，總理衙門已無力挽救時局。竇納樂據此領悟到，慶親王及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實際上是告訴他，由於清政府一貫認識到列強武裝干涉充滿著政治糾紛的危險，因此竇氏今後不必再耗費太多的時間與總理衙門的大臣們繼續交涉，而是應該設法尋求與清政府最高層進行直接接觸。所以，竇納樂在獲得總理衙門正式同意他所堅持的必須逮捕和處決永清事件的兇手的要求之後，就離開了總理衙門。

  在此後的幾天時間裡，竇納樂與各國公使頻繁地進行協商。他們一致認為，由於慈禧太后及其顧問中更保守的人物對義和團排外運動的明顯同情，京津地區的局勢正在明顯、迅速地惡化。他們擔心如果慈禧太后的態度不能發生根本改變，如果沒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國家對北京進行武裝占領，北京城裡的局勢照此發展下去將更加危險，極有可能會爆發更大規模的義和團起事，出現無政府狀態，導致各省的叛亂。而且他們感到，他們通常對清政府施加壓力的方法已經失去作用，因為以慶親王為首的總理衙門雖然傾向於鎮壓義和團，保護外國使館，但現在的情況可能是，總理衙門已無力說服朝廷對義和團採取更加嚴厲的鎮壓措施。因此他們一致決定繼續向北京增派軍隊，並照會清政府負起保護京津鐵路和電報線的責任。為了直接抗議清政府對列強保護不力，公使們要求集體覲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這些公使看來，這或許是使清政府獲得深刻印象的唯一的機會。

  6月6日，外交團舉行會議，討論目前所面臨的困難，以及集體覲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可能性。當會議將要舉行的時候，竇納樂獲悉聶士成提督已接到最嚴厲的命令鎮壓義和團，而且聶軍實際上已經在鐵路沿線與義和團發生衝突。總理衙門答應外交團，鐵路交通至遲將於6月9日恢復，同時要求各國使節延緩實現關於集體覲見的想法。

  同一天，英國駐大沽口艦隊司令西摩中將在「百人長」號軍艦上與法、德、意、俄、奧、美、日等國高級海軍軍官舉行會議，討論局勢並安排在必要時與會諸國的在華軍事力量採取一致行動。此次會議進行了兩天，最終達成了諒解，同意各國駐華軍事力量在必要時採取一致的行動。

  第二天，英國外相索爾茲伯理批准了竇納樂的授權請求，授權他和海軍中將西摩視中國局勢的演變，全權處理在中國，尤其是華北廣大地區所發生的主要針對外國人，特別是歐洲人的義和團騷亂。與此同時，各國駐華公使及各國駐華艦隊司令官也都先後接到本國政府的指示，都被授予「極廣泛的全權」，視局勢發展自由而不受任何束縛地決定採取何種措施。至6月初，在天津租界的八國聯軍已達2000餘人。他們計劃先用武力奪取天津，然後再從天津乘火車前往北京。

  列強的侵略氣焰進一步激怒了義和團。為了阻止八國聯軍繼續向北京進犯，義和團再次拆除了京津鐵路的部分鐵軌。6月8日，各國公使得到天津方面傳來的消息，義和團已經到達楊村，正在焚毀該處的鐵路橋樑，被派去保護鐵路的聶士成軍卻開始撤回他們在天津以東的蘆台營地。在各國公使看來，聶士成撤回蘆台，就意味著總理衙門聲言可以信賴的唯一部隊已放棄保護北京的企圖，也粉碎了他們尋求恢復京津鐵路交通的一切希望。根據這一判斷，他們認為：「刻下惟有各國合謀保護旅華西人身家產業，並須速下辣手，占管鐵路，為第一要著。」

  當列強不斷向北京派兵，不斷向大沽口外集結軍隊的時候，慈禧太后考慮變換一下手法，試圖對義和團進行緩和性的瓦解。6月3日，軍機處向榮祿、裕祿傳達慈禧太后對義和團的最新指示：「現在畿輔一帶拳匪蔓延日廣，亟應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該督務當通飭各州縣親歷各鄉，諄切勸導，不可操切從事。至帶兵員弁，亦當嚴行申誡，毋得輕傷民命，啟釁邀功。」

  6月4日晚，慈禧太后密召軍機大臣入宮議事，為時甚久。旋即議定，決計不將義和團剿除，因「該團實皆忠心於國之人。如與以上等軍械，好為操演，即可成為有用勁旅，以之抵禦洋人，頗為有用。」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榮祿等人對此不以為然，召對時，榮祿將招撫義和團「誤事之言詳細言之」。諸王、貝勒如端王載漪、剛毅、啟秀、趙舒翹等，俱同聲討伐，大聲疾呼，謂斷不可剿辦義和團。因勢力不及他人，主剿者亦怯，如王文韶則默然無語，不置可否。慈禧太后對各大臣的奏對並不認可，以為未能中肯，赫然震怒，認為除榮祿之外，餘眾才幹均遠在張之洞之下。顯然，太后並沒有在主撫、主剿這兩種方案中作出最後的決斷。

  毫無疑問，慈禧太后和清廷最高層的猶豫不決是義和團運動不斷擴大的原因之一。面對這種危局，駐守在外的疆臣們憂心如焚，南洋大臣劉坤一、北洋大臣裕祿、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等封疆大吏皆主堅決討伐。6月6日，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署，力陳義和團「斷非僅恃勸導所能解散」，政府的正確選擇只有一條，那就是「自行剿辦」，始不至「釀成大患」。深悉洋務的會辦商務大臣駐滬辦事的盛宣懷甚至於6月3日起草了一份建議書，建議清政府無論如何也要儘快作出抉擇，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指出：現在義和團儘管勢力昌盛，然而說到底不過是一批烏合之眾，並沒有什麼像樣的武器，因此並不難蕩平，而難在立定主見。自來亂民初起，莫不由於議撫釀成大患。或曰會匪可攘外患，不當問罪，致失民心。或曰百姓眾多，恐動兵激成事變。其實，義和團不過是借「助清滅洋」為名，蒙蔽清議，煽惑愚民。若再遲疑，撫而不剿，恐山東、河南各省會匪合股，形成更大的勢力。而長江領域素有哥老會，一旦哥老會聞風起事，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孫文等人也勢必在外有所舉動，甚至潛回國內舉事。果如此，中國大面積的動亂勢不可免。到那時，要想平息騷亂恐怕就要花費更多的精力、時間和財力。而且更為可怕的是，隨著中國動盪局面的形成，列強很可能會繼續推廣保護使館這樣的動議，藉機派兵深入中國內地保護商埠、教堂、鐵路，就此兵權、餉權均落他人之手。況北方大面積的旱災已經形成，延至大秋不收，災民遍地，剿撫兩難。同時，由於甲午戰爭後大量的戰爭賠款，致使各省裁兵，這些被裁的大量士兵實際上已經淪為田間無賴，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動盪的主力。鑑於這種種不祥的因素，盛宣懷建議在各省土匪尚未發動、外人尚未開口之時，迅就武衛各軍兵力肅清畿輔，以消外釁，以杜效尤。

  清政府沒有採納裕祿、盛宣懷等人的建議，不過也沒有立即就主撫、主剿作出最後的決斷。然而，慈禧太后的猶豫實際上使清政府的權力系統被一分為二，主撫、主剿的雙方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發號施令，於是此後不久清廷的權力系統基本上是在因人而異地各行其是，不斷傳出相互矛盾的聲音，發布相互矛盾的命令。6月5日，清廷派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尹趙舒翹會同先一日被任命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等地向義和團喊話，希望拳民能夠和平解散，如果拳民不聽從解散的命令，再執迷不悟，一經大兵剿捕，勢必父母妻子離散，家敗身亡。第二天，清廷又加派協辦大學士剛毅前往涿州一帶「察看」並「勸散」義和團，「名為宣旨解散，實隱察其情勢」，「意在以勸導為要」。這實際上引發了義和團大批進入京師的後果。

  6月6日，清廷再發上諭，有意識地改變先前一意剿滅義和團的既定政策，公然宣稱義和團的興起事出有因。只要義和團現在立即交出那些破壞鐵路等國家財產的首惡分子，一般的民眾可以獲得寬大處理，否則這些民眾也會作為叛民遭到徹底的鎮壓和消滅。清軍的將領們已經獲得政府的授權，對那些匪徒中的首惡分子實行剿殺和追捕，當然這些將領在處理廣大民眾時，還是應該遵守區別首要與脅從的原則。從6月6日這份上諭看，清廷希望參照趙舒翹、何乃瑩等人建議，舒緩與義和團之間的關係，並藉此收服義和團拳眾，以免動用更多的武力。

  政策的轉向並沒有如其所期待的那樣緩和了已經十分緊張的京津地區，相反這一轉向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義和拳騷亂。6月7日，奉命保護鐵路、恢復鐵路交通的聶士成在趕赴豐臺途徑廊坊的時候，遭到了義和團有組織的截擊，義和團主動與清軍交手，這在過去還是不曾有過的。聶軍被迫折回落垡，又在那裡與正在拆毀鐵路的義和團發生極為激烈的衝突。雙方各有不同程度的傷亡。同一天凌晨3時許，聶軍邢長春獲悉義和團焚毀北河大橋，乃密率馬隊前往阻止，不料遭到上千名拳民的攻擊，官軍被迫開槍。不久，定興大東溝的數千拳民聞訊趕來協助義和團與官軍作戰。也正是這一天，外州縣的義和團民三五成群，頭包紅布，手持刀械，開始絡繹不絕地進入京師。京城地面形跡可疑及結黨持械、造謠生事之人隨處可見。這些遍布京師的義和團民於城廂內外遍張揭帖，略謂「必須焚滅教堂，殺盡教民，勸人不可歸教等語」。6月8日，京津地區的形勢急劇惡化。在北京的義和團於南西門外殺死教民數人，並焚燒房屋不少，城門被迫關閉半天。在通州，一群前來避難的美國教士遭到了義和團的屠殺，傳教士們把他們的房屋交給清軍看管後，其房屋竟然也遭到了清軍士兵的焚燒和搶劫。在天津，由義和團首領楊壽臣率領的數百名義和團民自安次縣進入天津，於三義廟建立總壇，樹立旗幟，大量無業游民紛紛往投。自此，天津城廂內外相率立壇，僅僅兩天的時間，城廂內外據不完全統計就立壇三四十處，每處或數百人或數十人不等。同一天，京津地區的義和團民依然繼續破壞京津之間的鐵路，廊坊、落垡一帶的鐵道已被拆毀，並逐步向靠近天津的楊村逼近，負責保護京津鐵路的聶士成部被迫後撤，京津之間的鐵路聯繫實際上已經中斷，總理衙門所許諾的迅速恢復鐵路交通的計劃已被徹底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