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義和團轉戰京津與使館衛隊進京

  對於竇納樂的要求，索爾茲伯理表示原則接受。不過他也告誡竇納樂，除非為了保衛英國人的生命財產，否則未經與他磋商並獲得他的同意，不得輕率地使用任何武力。3月29日，英國軍艦「仙女」號和「快捷」號由上海抵達大沽口外的海面。

  4月7日，美國和義大利兩國的軍艦分別開到大沽口。12日，俄國、英國、法國、美國等國軍艦在大沽海面組織了一次武裝示威，以向清政府進一步施加壓力。

  與此同時，英、美、德、法四國公使於4月6日再次聯名照會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在未來的兩個月內，必須將義和團一律剿除，否則他們將派水陸各軍馳入山東、直隸兩省，代為剿平。

  一　義和團轉戰京津地區

  

  當英、美、法、德等國的公使向清政府不斷施壓的時候，俄、日公使幾乎從來沒有參與過這些抗議行動。3月中旬，五國公使建議進行海軍示威的時候，俄國公使格爾思甚至表示反對。他在與竇納樂進行私人接觸時曾告誡後者，這類示威的行為不僅不會產生積極的效果，反而會帶來不可預測的問題，有意阻止列強對中國進行軍事示威。反過來，格爾思也對清政府提出忠告，希望清政府不要無視列強的警告，無論如何必須採取果斷措施，制止騷亂，以免列強的軍事干涉。4月15日及5月15日，格爾思兩次通過章京聯芳轉告慶親王，強調由於列強幹涉，恐怕會有最嚴重的後果，他希望清政府不要失去時機，在義和團還沒有強固和還沒有在駐集於北京周圍的大隊士兵中獲得信徒時，堅決而有力地將之鎮壓下去。

  俄國的建議沒有引起清政府應有的警覺，列強的警告也沒有引起清政府的高度警惕。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依然沒有根本的變化，義和團在這種曖昧的政治環境中卻逐步成長壯大。1900年2月，義和團運動已經發展至天津城廂內外，每有人在南門外瑞和成機器磨坊後寬闊地方練習拳腳，河北一帶亦有之。時署天津縣令的阮國楨巡行街市，也發現在天津市區不少地方，童子三五成群練習拳術。他們「痛詆洋人，仇殺教民之語日有所聞，習拳者益眾」。「官不深究，匪等愈無忌憚，沿街孩童，三五成群，無非以練拳為戲者。」

  在直隸固安、定縣、清苑以及涿州等地亦都於2-3月間出現了義和團的活動。顯然，至少從2月開始，義和團運動已經向京津一帶轉移，並開始影響京津地區的穩定。3月12日，直隸河間府任丘縣「拳廠林立」，引起了官府的注意，知府王某督同知縣王蕙蘭前往「勸禁」，然行至梁召村時，該村義和團民千餘人竟然「持械抗官」，與清軍發生激烈衝突，擊傷千總一名。3月下旬，天津通城貼有匿名揭帖，號召民眾起來抗擊洋人，並約定於農曆三月初一日起事，攻打外國租界，宣稱「用術將爾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毀，縱火焚燒」。直隸靜海、楊柳青等地的義和團先後與前來鎮壓的清軍發生直接軍事衝突，雙方互有傷亡。

  義和團在京津一帶開始活動，並不能單純地看做是一種無組織的自然狀態。根據清政府方面的報告，義和團在3月間確實曾經有計劃地「分遣黨羽在山東、直隸各省煽誘愚民」，「近因直隸拿辦嚴緊，潛來近畿一帶傳教惑眾，行蹤詭秘」。據御史李擢英的調查，京師義和團主要來源於山東，這大概是因為山東新任巡撫袁世凱的強行鎮壓，迫使義和團向京津地區轉移，這些義和團「散布京城，潛通南宮、冀州一帶，無知之輩，明目張胆，到處勾勸」。

  稍後，義和團便開始在京師公開出現。據3月間至京師的唐晏記載，此時京師「紛傳義和拳之多，幾至遍地皆是。每當夕陽既西，肩挑負販者流，人人相引習拳，甚至有大家亦為之者。且聞端邸為之倡首。又聞某處設有拳壇，其壇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或有供鴻鈞道人者。又未及，則沿街多貼有告白，仿佛希臘神話。時廷議方禁止習拳，告示皇皇，以拳為厲禁。然凡有告示處，則後必有義和拳之告白粘於其後，一若互相詰難也。」

  凡此，無疑引起各國公使的驚慌。3月22日，美國駐華公使康格赴總理衙門，通報山東等地義和團運動越演越烈的情況，並暗示清政府如果仍不認真「彈壓拿辦」，各國將「電請本國自行設法辦理」。4月6日，英、美、德、法四國公使聯名照會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務必於兩個月內將義和團「一律剿除，否則將派水陸各軍馳入山東、直隸兩省，代為剿平」。4月12日，英、美、俄、法四國艦隊群集大沽，以武力脅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

  列強的不滿確有事實依據。不過如實說來，清政府除個別的官僚如端王載漪等對義和團有所偏愛外，就其整體而言，他們對義和團並非一味縱容和默許，不論是山東巡撫袁世凱還是直隸總督裕祿，他們一直奉命以強硬的手段予以鎮壓，舉凡發現哪裡出現義和團，他們無不迅速派兵「妥為彈壓解散」，毫不客氣地將「設立拳廠，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獲」。然而遺憾的是，他們的強力鎮壓並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義和團運動不僅沒有因他們的鎮壓銷聲匿跡，反而在4-5月間迅猛發展，直接影響到京師的安全。

  4月中旬，義和團在盧溝橋至保定一線頻繁活動，他們分散在附近的鄉村中，並且相當成功地在當地居民中招募了信徒。義和團定期舉事的匿名揭帖到處張貼，據估計，僅僅屯紮於保定府南門外的義和團就有萬餘人。在盧溝橋的義和團百餘人舉行會議，並皆暗帶兵器，散布揭帖，專以殺害教民、仇對洋人為詞。各國公使甚至清政府都普遍擔心，這些在帝國京郊活動的義和團可能很快會與京城中的外國人發生衝突。

  4月下旬，部分義和團民潛入京師，凡遇教堂，他們遍貼揭帖，宣稱現在中國的「混亂擾攘均由洋鬼子招來，彼等在各地傳邪教、立電桿、造鐵路，不信聖人之教，褻瀆天神，其罪擢髮難數」，「天意命汝等先拆電線，次毀鐵路，最後殺盡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搗亂所致」，「消滅洋鬼子之日，便是風調雨順之時」，鼓動民眾與他們一起定期舉事，攻擊教堂和外國人。4月底，京城第一個義和團的壇口終於在東單牌樓西裱背胡同于謙祠內出現。

  進入5月，京城內外的義和團相互配合，越鬧越大。近畿一帶，如清苑、淶水、定興，尤其是保定府，相繼發生焚毀教堂、殺害教民等多起惡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頗有外來奸民，妄造符咒，引誘愚民，相率練習拳會；並散布謠言，張貼揭帖，輒稱拆毀教堂，除滅洋人，借端煽動。」在西四牌樓羊市南壁上發現的義和團乩語云：「一愁長安不安寧，二愁山東一掃平，三愁湖廣人馬亂，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義和拳太軟，六愁洋人鬧直隸，七愁江南喊連天，八愁四川起狼煙，九愁有衣無人穿，十愁有飯無人餐，過戌與亥是陽間。」隨後不久，類似的揭帖在京城到處張貼，聲言焚毀教堂、使館。「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電本國，請兵來京，自行保護。」

  到了5月下旬，當外國軍隊進入京津地區之後，義和團運動反對外國侵略的怒火越燒越旺，其規模已經遍及直隸和京津地區，其政治訴求也在開始發生變化。一份落款為5月28日的義和團揭帖寫道：「茲因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緘默。以致吾等俱聯繫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截殺教民，以免生靈塗炭。」他們由先前反對外國教會的鬥爭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鬥爭，義和團運動也由此走上一個新的階段。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清政府內部的排外勢力在義和團運動的激勵下逐漸占有優勢地位。而外國列強面對這種形勢，則不得不放棄先前依靠清政府自身的力量去剿滅義和團的政策，開始謀劃依靠自己的軍事實力去剿滅義和團，平息事態，確保他們的在華利益。

  5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畢盛向各國公使報告說：義和團在距離北京90英里的保定府附近的某處，毀壞了3個村莊，殺死了61名天主教徒，企圖以此事件激起各國武裝直接鎮壓義和團的情緒。

  5月18日，竇納樂通過倫敦會得到消息說，義和拳在北京的東南大約40英里處毀壞了他們的一個禮拜堂，並且殺死了一個中國牧師。竇納樂為此立即致函總理衙門，在通報情況的同時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必須採取堅決措施以避免繼續發生騷亂。同一天，竇納樂又前往總理衙門，詢問清政府正在採取什麼步驟，並且特別強調必須保護偏僻的農村地區。在座的總理衙門的大臣們終於承認局勢是嚴重的。但他們也向竇納樂解釋道：清政府前一天已經頒布了一道上諭，指令順天府尹、五城御史、步軍統領衙門等磋商立即鎮壓義和團運動的措施，並在近幾天內奏報已經採取什麼步驟。至於竇氏提及的廣大農村地區，清政府也已專令直隸總督嚴厲鎮壓義和拳。據竇納樂回憶，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在此次會晤過程中的態度是真誠嚴肅的，他們既與竇納樂坦率地討論了中國政府必須加以克服的實際困難，也以最嚴肅的口吻向竇氏保證說：這些困難將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時間內必能將這場大規模的騷亂鎮壓下去。

  總理衙門諸大臣的態度無疑鼓勵了竇納樂，使竇氏相信清政府已經開始嚴肅地對待義和拳騷亂，他和各國公使過去幾個月的努力終於開始見到了成效。然而第二天，即5月19日，擔任各國駐華公使首席代表的西班牙公使葛絡干，將居住在北京西什庫教堂的法國主教樊國梁剛剛寫給法國公使畢盛的一封信在各國公使中傳閱。樊國梁在這封信中用最陰森的筆調把北京的情形描繪為黯淡無光，中國的局勢似乎已經徹底失控，變得日益嚴重和危險。按照他的描述，北京的四面八方已經被義和團所包圍，義和團的拳眾日漸逼近北京城。他請求公使相信，他是一個了解真實情況的人，而且不會隨便胡說，發生在北京和整個華北地區的所謂宗教迫害只不過是一個掩飾，義和團的主要目的是要消滅在中國的歐洲人，這種目的已經清楚地寫在他們的旗幟上。樊國梁悲觀地預言：最大的不幸事件即將來臨，義和團在北京的同謀者正在等候他們到來，他們將從進攻教堂開始，而最後將攻擊各國使館。

  樊國梁大主教在北京居住了30多年，同社會各階層的中國人經常接觸。各國公使在閱讀了這封信之後，普遍地感到儘管樊國梁的信竭盡誇張之能事，其對勢態嚴重性的渲染，尤其是其嚴厲的措辭似有誇大之嫌。但鑑於樊國梁的經歷及其人際關係，在適當考慮他的言論可能受到他那些中國教徒恐懼情緒的嚴重影響之後，對於他慎重表述的對形勢的看法是不能夠漠然視之的。俄國公使格爾思在看完樊國梁的信之後，立即給俄國政府發出密電，強調北京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估計各國都將派軍隊來中國保護他們的僑民和傳教士，因此他也請求俄國政府早做準備，派遣有陸戰隊的軍艦到秦皇島待命，一旦有必要時能夠很快趕到北京保護俄國使館和俄國僑民。

  各國公使在閱讀了樊國梁信的第二天下午，在法國駐華公使畢盛的請求下，由公使團團長、西班牙駐華公使葛絡干召集英、美、俄、法、德、意、奧、西、比、日等11國公使舉行會議，討論中國所面臨的局勢以及他們的應對方案。在這次會上，法國公使畢盛呼籲各國公使高度重視樊國梁對局勢所作的估計和判斷，強調對於前途的危險無論怎樣估計都已不算過分。他建議各國共同調動軍隊來北京，以保護使館和各國教堂。他聲稱對於總理衙門所要採取的措施，只能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因為總理衙門幾乎從來就沒有對義和團採取過真正的嚴厲懲處措施。

  英國公使竇納樂是最初提議調集軍隊向中國施加壓力的人，可是他此時卻並不支持法國公使立即調集軍隊直接介入鎮壓義和團的行動。因為在會議之前，竇納樂曾經親自「訪問」過總理衙門，總理衙門大臣們的態度和保證使他深受鼓舞。他認為，樊國梁之所以對形勢作了如此悲觀的估計，主要是因為樊國梁受了中國教徒對義和團恐懼情緒的影響。他相信一旦清政府拿出誠意和精力，義和團事件很快就會得到平息。同時，竇納樂基於英國政府已經制定的立場，寧願局勢進一步惡化，也不願操之過急，弄巧成拙，他不想對已經憤怒無比的中國人再施加壓力，更不想因此壓力而促成清政府內部排外勢力的進一步結合。竇納樂呼籲各位公使沉著應變，暫緩出兵。此外，他贊成各國聯合照會清政府，並盼望能下幾天大雨，澆滅激起華北鄉村不安的持續乾旱，這將比清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可更迅速地恢復平靜。因為在他看來，正是這種持續不斷的乾旱助長了華北廣大農村地區的動亂以及對洋人的仇視。

  與竇納樂的態度比較接近的是美國公使康格。康格在5月18日也同總理衙門的官員會晤過，他相信清政府確實覺醒了，清政府已經對局勢的變化感到驚訝，因此可以相信，清政府將要採取有力的行動以儘快平息義和團事件。基於這樣的判斷，康格勸說各國公使建立信心，不必匆忙請求各自的政府調兵遣將。

  根據各國公使的態度，法國公使畢盛草擬了一份聯合通牒，要求清政府用特別的辦法儘快撲滅損害各國在華利益的義和團。第二天，即5月21日清晨，首席公使葛絡干代表與會各國公使將照會提交給總理衙門。

  總理衙門在收到各國聯合照會後一度感到非常恐慌。經過慎重研究，總理衙門在限期的最後一天對聯合照會作了答覆。答覆強調，總理衙門正在奏請朝廷發布一道更加嚴厲的鎮壓義和團運動的上諭。答覆並請各國公使相信，清政府為鎮壓義和團而準備採取的措施與外交團所建議的那些措施並沒有分歧，而總理衙門過去已經採取的各項措施也證明與各國使節的要求完全一致。

  各國公使收到總理衙門的答覆之後並不滿意，他們認為總理衙門的答覆是一般性的，是含糊其辭的。他們指責總理衙門既沒有把馬上將要發布的上諭內容告訴他們，又沒有講清楚清政府在過去所採取的措施中有哪些不足，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因此他們覺得有必要向清政府進一步施壓。

  其實，總理衙門的答覆並非是一般性的，更不是故意含糊其辭，對中國政治情況有著自己理解的赫德就比較清楚地看到了清政府的矛盾心情。他於1900年5月27日告訴遠在倫敦的同人說：「各國使館正討論如何應付義和團。北京似將面臨外國軍隊占領的局面。中國朝廷處於進退兩難的地位，如不鎮壓義和團，則各國使館將以採取行動相威脅；如準備鎮壓，則這一強烈的愛國組織將轉變為反抗清朝的運動。」兩害相權取其輕，清政府此時不僅感到各國的壓力，而且義和團運動的失控也使得它不得不痛下決心，採取有力的措施以平息騷亂。5月25日，經慈禧太后批准，步軍統領等衙門聯合發布《禁拳章程》，嚴令查毀揭帖，不准刻字鋪刻違禁字樣，一旦發現有此等「奸民」，便從重懲處；對於青少年練拳，應責成其父兄實力禁止，如仍敢聽任子弟練習，「唯爾父兄是問，立傳到案，分別辦理」；對於那些依然膽敢聚眾演習武術的拳眾，章程規定要「鄰右同坐」，實行株連。在此前後，直隸總督裕祿也多次派兵前往直隸中部地區義和團活動最活躍的地方進行鎮壓。

  清廷的行動並沒有獲得各國公使的信任。5月26日晚，首席公使葛絡干再次召集公使團會議，研究局勢和討論出兵問題。法國公使畢盛在會上搶先發言，用十分激烈的言詞攻擊總理衙門的答覆僅僅限於一些口頭的保證，過去未見實行，現在也只能用來安慰各國公使。接著，他列舉所得到的各種情報以證明在中國的羅馬天主教會中存在的恐慌是有足夠的理由的，並斷言在北京將要發生一次嚴重危及所有歐洲人安全的暴動。他甚至認為，在北京城內外的教會各教堂，清政府派駐士兵表面上是為了保護教會，而這些士兵和義和拳結為兄弟，幫助拳民恐嚇基督教徒，因此清軍派駐各教堂的真實目的不是為了保護教堂，而是為了在確定屠殺教徒的時間到來之前防止教徒逃跑。在城內，清政府張貼的布告總是被憤怒的群眾撕毀，這些激憤的群眾譴責清政府竟敢取締像義和團這樣的愛國組織；教士和教徒同樣在各處受到威脅和辱罵。義和團已經變得這樣大膽，以致他們現在竟敢在街上點火作為集合的信號。畢盛的結論是：中國即將發生一次極為嚴重的騷亂，在北京的所有歐洲人都迫切需要保護。如果清政府拿不出迅速而有效的措施，那麼他建議各國使節應該請求各自的政府調來足夠數量的使館衛隊，以預防可能發生的騷亂。

  俄國公使格爾思同意畢盛的意見，以為總理衙門的照會確實不能使人滿意，他表示有理由相信總理衙門的照會沒有適當地表示清政府的意圖，不相信清政府已決定採取有效措施。他不能相信北京所面臨的危險像法國公使所描述的那樣急迫，然而他承認法國公使所具有的情報來源使法國公使比其他國家的公使能夠更好地對局勢作出判斷。因此，俄國公使和其他國家的公使一樣深切地感到不能忽視法國公使畢盛所表示的看法。不過，俄國公使格爾思還認為，既然危險並不像法國公使畢盛所描述的那樣急迫，因此原先考慮的陸戰隊登陸的方案足以應付目前的局勢。

  德國公使克林德聲稱，無論期望清政府做任何有效的事情，或者是各國公使採取任何行動，例如調來衛隊，都是毫無用處的，因為這一決定的依據是相信清政府能夠繼續保持穩定，或者是希望當它垮台時幫助扶持它。克林德宣稱：他認為清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他不相信以設想中國的穩定為根據的任何行動能夠奏效。

  其他各國公使基本同意畢盛等人對總理衙門的責難，他們更傾向於相信畢盛的情報來源，但他們對畢盛對局勢的判斷，尤其是他所預言的那些危險，則將信將疑。

  各國公使最後約定起草一個照會，要求總理衙門向各國公使具體說明清政府將要採取哪些有效措施鎮壓義和團運動，委託早已約定第二天面見慶親王的俄國公使格爾思和英國公使竇納樂，當面將公使團的看法作進一步的說明，表示如果屆時的答覆仍令人失望，他們便將立即要求各自國家的政府緊急調遣使館衛隊進入北京，自行保護。

  5月27日下午，慶親王奕劻相繼接見了竇納樂和格爾思。竇納樂發現沒有必要向中國方面再度強調局勢的危險，因為中國方面顯然已經聽到了關於這個問題所能說的最壞消息，而且慶親王不客氣地立即打斷竇納樂的發言，明明白白地向竇納樂表示清政府對於最近義和團活動的表現所感到的深切憂慮，很顯然，正在激起的動亂和不滿不僅是針對外國人和中國基督教徒的，而且也是反對清政府的，他們是國家的敵人。慶親王告訴竇氏，清政府已向直隸總督發出最嚴厲的訓令，要求直隸總督逮捕和懲罰首惡分子，並驅散受欺騙的一般民眾。在北京城內，清政府也正在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穩定局勢。慶親王告訴竇納樂，作為駐京部隊的軍事指揮官，他願意親自承擔對所有外國人的保護。言下之意，他希望竇納樂告訴各國公使對中國局勢大可放心，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儘快恢復秩序。兼任步軍統領的另一位總理衙門大臣崇禮向竇納樂介紹了步軍統領衙門遵照上諭所採取的措施。

  慶親王期望竇納樂能夠向各國公使轉達清政府的上述保證，當然是希望各國不要火上澆油，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儘快恢復北京的正常秩序，並將竭盡全力地保護各國使館及所有外國人的安全。

  竇納樂忠告慶親王說：所有國家的使節都認為北京乃至整個中國的局勢相當嚴重，並因此報告他們的政府。如果他們不能從清政府方面得到他們企圖得到的保護，那麼，他們自衛的方式便將是調集使館衛隊，當天下午或許就要決定是否調集使館衛隊的問題。同時，如果調集使館衛隊，他們前來的人數無疑將比以往多得多。

  對於這一具有明顯威脅性質的建議，慶親王從容應對，表示並不反對各國向北京派遣必要的使館衛隊。慶親王解釋說：他已經知道有些國家的公使擔心北京的局勢失控，有意向北京派遣使館衛隊。清政府現在已認識到義和團運動的力量和破壞作用，因此對於調來外國軍隊以增進安全可能抱歡迎態度。他再次重申：各國使館能夠期望得到主人應當給予客人的一切保護。

  慶親王奕劻和總理衙門各位大臣的坦誠表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各國駐華公使的緊張情緒，給他們帶來了一線希望。他們相信清政府終於意識到義和團運動將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危機，相信清政府正在對義和團採取有力措施，義和團運動的進展終於使清政府感到十分驚恐。因此，各國公使在當天晚上舉行的會議上決定再等待24小時，以便進一步觀察清政府的態度，然後再對是否調兵進京保護使館及教堂作出最後的決定。

  第二天（28日）晚上，各國公使按照預定的計劃舉行會議。這次會議將對是否向北京派遣使館衛隊作出決定，只是在決定之前繼續等待總理衙門已經答應提出的通知，這個通知是關於上諭的內容以及清政府為鎮壓義和團準備採取的具體措施。當外交團按照預定的計劃召集會議時，總理衙門的通知已經及時送到。然而，鑑於在過去的一天裡所發生的嚴重事件，各國公使普遍認為，考慮治安措施的純例行套語的時候已經過去，因為那些套語甚至寫在紙上也是令人不滿的。

  在過去的一天時間裡，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發生了一系列意外事件，鐵路沿線的一些車站，其中包括京津之間的最重要的豐臺車站以及機車房和歐洲人的住房均被焚毀。京津之間的鐵路聯繫已經中斷，沿途被毀壞的鐵路已有多處。

  如果說義和團對鐵路及車站的破壞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話，那麼清政府及其軍隊在過去一天中的表現實在與清政府對各國的保證不相符。各國公使根據各自的情報已經確認，在這一系列的破壞活動中，清政府對局勢的嚴重性漠不關心，軍隊無所作為，聽任局勢繼續惡化。

  二　使館衛隊進入北京

  義和團焚毀豐臺火車站的消息和京津鐵路已被破壞，以及關於義和團正開往京城以增援他們在城內的信徒等謠言在外交團及傳教士中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英國公使竇納樂匆忙邀請北京城內英國教會的重要成員於夜間來到公使館避難，法國公使畢盛緊急要求法國軍隊進京保護法國公使館及法國傳教士。在這種緊張氣氛中舉行的各國公使會議上，各國公使毫不猶豫地同意「不失時機地」調動軍隊進京保護公使館。

  第二天（即5月29日），驚恐情緒稍有平息。已查明京津之間的鐵路並沒有遭到破壞，一列載有清政府官員的火車自天津到達北京火車站，這些官員已經著手恢復秩序並使鐵路重新通車。步軍統領衙門已經奉慈禧太后的命令派兵在東交民巷各使館附近晝夜巡守，保護使館；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榮祿亦親往豐臺、馬家堡一帶巡閱，並派武衛中軍五營馳赴豐臺，馬步三營馳赴馬家堡，馬步三營移駐永定門內，加強了對北京外圍的防守及城內的巡查，期望儘快恢復秩序。

  然而，謠言及消息滯後等依然困惑著外國人，他們不相信清軍已經遵照政府的指示轉變了對外國人的態度。或者是因為這些軍隊一時間尚未接到上級的命令，或思想尚未完全轉過來，於是一些有機會騎馬的外國人在通往火車站的街道上依然感到那些站崗或巡查的清軍士兵的惡劣態度，或許確有外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侮辱，或許也有士兵向他們揚言：他們被派到這裡站崗或巡查，並不是單純地為了保護外國人，而且為了阻止外國軍隊通過城門進入北京。

  下層士兵及一般民眾的態度當然不能代表清政府的真實看法，但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各國公使已經無意於相信清政府的能力和誠意。29日，已經駛抵大沽口外的各國艦隊先後接到進入北京保護使館的命令，他們迅速派出海軍陸戰隊，由海河乘船到達天津，準備向北京進發。

  按照當時國際通行慣例及國際法原則，保護各國使館的安全本是駐在國政府的責任，外國軍隊無權調動軍隊自行保護，更何況各國駐華使館在當時並未真的受到威脅和衝擊。然而弱國無外交。各國似乎根本無視清政府的存在。

  外國軍隊乘火車進入北京必須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否則中國鐵路上的官員是沒有權力將外國武裝人員運往天津的，更不要說進入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了。當各國軍隊在大沽口等地集結的時候，公使團曾向清政府提出調動大批軍隊進京保護各自的使館，並要求清政府提供運輸上的便利。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士蘭代表各國領事致函直隸總督裕祿，要求於各國軍隊抵達時「竭力幫助登岸」，並速飭所屬相關部門儘快向各國軍隊提供火車，以便這些軍隊趕赴北京，保護使館，以期妥速。

  清政府在得知各國公使派軍隊進京的決定後大為恐慌，但也不願放棄外國軍隊不得進京的原則立場。5月30日，總理衙門在答覆各國的照會中拒絕各國軍隊進京；即便一定要進京，也應該再給清政府一次機會，以便清政府正在採取的措施能夠見到實效，希望各國能夠尊重中國的主權，不派軍隊進入北京。直隸總督裕祿也秉承政府旨意，命令中國鐵路不得運送外國軍隊進入北京。

  各國公使得知清政府的態度後極為惱火，但是他們也相信，清政府拒絕外國使館衛隊進京的態度不會堅持很久，因為此時的局勢極為嚴重，「人們很激動，而且士兵叛變。毫無疑問，現在的問題是這裡歐洲人的生命財產正處在危險中。」基於這樣的判斷，各國公使於5月30日中午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策。英國公使竇納樂在會上告訴各國同事說：總理衙門的一位譯員今天早上就使館衛隊問題前來英國使館面商。竇氏明確表示沒有任何事情能干涉和阻止各國使節調來部隊的意圖，但這支部隊的人數是否僅是一支衛隊的數目，或者是它將擴大到足以克服有組織的抵抗，這要取決於中國政府。竇氏還竭力勸告這位譯員，總理衙門應建議清政府善意地服從局勢的需要，並且為衛隊前來北京提供一切便利。竇納樂認為，現在各國使館和所有外國人所面臨的危險，來自清軍的遠比來自義和團的要更為嚴重，因此他們迫切需要得到有效的保護。

  法國公使畢盛以為清軍是不可指望的，各國使館及所有外國人的安全必須依靠外國軍隊進行保護，因此向北京派遣特種部隊是完全必要的。畢盛還以自己得到的報告強調，可能正是董福祥的甘軍才是長辛店5月27日放火燒毀歐洲人房屋的罪魁。

  義大利公使薩爾瓦葛建議各國公使一致行動，如果總理衙門堅持反對外國軍隊進入北京，那麼清政府就必須作出採取行動的明確決定。否則，各國必須調來特遣部隊使用武力。也就是說，外交使團已經無法顧及清政府的態度，已經決定立即向北京派遣特種部隊。

  各國公使大體同意義大利公使的判斷和建議，推舉英、俄、法、美四國公使立即前往總理衙門進行交涉，宣布外交團的意圖。

  四　國公使在會議結束後立即趕到總理衙門，他們威脅中國官員說：不管清政府的態度如何，外交團調兵進京保護使館的決心已定。同時，為了避免將來的後果，他們勸告清政府對於外交團的決定予以同意。如果清政府善意地答應外交團的要求，那麼衛隊僅留駐到各駐華使館不再有危險的時候為止；如果清政府就此提出反對意見，繼續拒絕各國派軍隊進京保護使館，那就不可能確定結果將會如何。四國公使沒有明說而會談雙方都心知肚明的意思是，一旦清政府拒絕各國派遣使館衛隊進京，那麼各國就共同調來特遣部隊並使用武力，而且還可能會增派大量軍隊強行北上。到那時，清政府必須承擔為此而付出的代價，那就是不但東三省、北五省將非中國所有，可能連中國的南方亦非中國之地了。反之，如果清政府此時能夠適度讓步，能夠向各國進京部隊提供必要的便利條件，那麼各國軍隊進京的人數將會很少，並且僅留駐到不再有危險的時候為止。他們限令總理衙門必須在30日當天晚上將答應各國調兵進京的決定通知直隸總督裕祿。

  面對四國公使的狂妄姿態，總理衙門的大臣們當然希望用拖延的辦法予以緩和。他們藉口事關重大，必須要同正在頤和園的慶親王進行協商之後方可答覆，他們建議四國公使不必催之過急，中國方面一定力爭在次日下午予以答覆。

  四　國公使無意聽從總理衙門大臣的建議，或許是因為6月1日（農曆五月初五日）為中國傳統的端午節，他們擔心義和團將在那一天弄出更大的危險，因此堅持使館衛隊必須在第二天（即5月31日）抵達北京。他們要求總理衙門必須儘快訓令直隸總督裕祿為各國使館衛隊進京提供方便，否則沿鐵路線前來的特遣部隊將有充足的人數，以應付因此而產生的困難局勢。

  在當晚舉行的外交團會議上，四國公使向與會者通報了與總理衙門交涉的最新進展，各國公使就最新局勢和將要採取的步驟達成一致。他們議定向各國駐天津首席領事發出一份電報，說明各國使節的決定，期望首席領事在與直隸總督進行交涉的時候，能夠說服直隸總督裕祿儘快向各國衛隊提供進京的火車。

  此時，各國駐天津首席領事為法國駐天津領事杜士蘭。杜士蘭當四國公使大鬧總理衙門的時候就已前往直隸總督衙門，要求直隸總督裕祿為各國軍隊進入北京提供協助。在收到各國公使的電報之後，他更明確地當面告訴裕祿稱，各國此次送兵進京，並非與中國為難，不過是為自為保護起見。各國向北京派遣使館衛隊的決定已由各國公使會議通過，萬難改易。現在各國軍隊均已抵達天津，因此不論總署同意與否，各國使館衛隊定準明日進入北京。他希望裕祿能夠予以積極的協助並努力促成。他甚至威脅道：如果候至明晨尚不能獲得滿意的答覆，那麼各國軍隊即赴車站乘火車動身；若火車拒絕運送各國使館衛隊，那麼各國軍隊亦將自行起早前往。

  強大的外交壓力以及對6月1日端午節可能發生災難的擔憂，不能不使清政府屈從於各國的要求。5月31日黎明前，總理衙門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致函四國公使，同意撤回反對外國軍隊進入北京保護使館的意見，但強調各國所調軍隊不得超過30名，而且一旦在北京恢復秩序之後必須立即撤退。同日晨，總理衙門奉命致電直隸總督裕祿，准許他派火車協助各國運送軍隊進入北京，但必須控制進入北京的外國軍隊人數。該電同時告知裕祿：由於此事尚需到頤和園與最高層商量，「往返需時，先聞」。似乎在得到了最高層的同意後，時至近午，總理衙門再致電裕祿，同意「洋兵護館，准由火車運送」，但「人數不得過多，致礙邦交」。與此同時，清政府還將同情義和團並聲言將要阻擊外國軍隊進入北京的甘軍從北京車站附近撤走，以防清軍與列強的軍隊發生衝突。

  各國公使在當天早上收到總理衙門的信後，立即開會討論，他們對於清政府對他們在調兵人數上的限制根本不予理會，決定在天津已經準備就緒的所有那些特遣部隊應立即前來北京。各國公使電令駐津各領事與直隸總督裕祿直接交涉，從速安排各國軍隊乘火車進京。

  在直隸總督裕祿的協助下，由英國、俄國、美國、日本、法國、義大利等國軍隊參加的300多人的聯軍，於5月31日下午7時左右由天津乘一專用火車抵達北京馬家堡站。隨後，德國、奧地利兩國援例各派出50名和30名官兵參加聯軍，於6月1日和6月3日分別進入北京。此後，各國仍不斷增兵，至6月8日，進入北京的外國軍隊已近千人。這一批所謂「使館衛隊」實際上就是八國聯軍的先遣隊。他們進入北京之後得意洋洋，相互慶賀他們逼迫清政府「敞開」北京城門讓他們「自由走進」的所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