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義和團運動悄然興起

  己亥建儲所引起的中國政治格局的變化主要局限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上層，對於下層民眾似乎並沒有多少直接影響。中國下層民眾在甲午戰後承受著更多的痛苦，戰爭的失敗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艱難，他們沒有能力和途徑就國家大事直接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廣大農民、手工業者為主體的中國社會各階層民眾自發地再次聯合起來，他們用自己獨特的應變方式掀起一場以挽救民族危亡為根本目的，並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具有相當非理性因素的愛國救亡運動。這就是以義和團為組織形式而發動的震動中外、名垂青史的義和團運動。

  正如人們久已知道的那樣，義和團運動是從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們注意的。在此之前的數月間，義和團一直在其發祥地魯西北慢慢地積蓄力量。至1899年冬，義和團越過直隸和山東交界地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快速擴展到華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區，甚至蔓延到東北及內蒙古。

  義和團運動的迅速崛起，與甲午戰爭後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國內社會經濟蕭條有著直接的關係。隨著外國列強的入侵，中國殖民地化的加劇，外國傳教士大量湧入中國內地，中國民間秘密結社的形式及其政治訴求多有變化，他們往往不滿「新異族」傳教士的所作所為而將傳教士作為主要的鬥爭目標和襲擊對象。民間秘密結社成為晚清中國社會中抵抗外來侵略尤其是反對外國傳教士鬥爭的中堅力量。

  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民間秘密結社反洋教的鬥爭雖然時有發生，但從總體上看，這種鬥爭既沒有形成規模，也沒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體的事件而發生的反對教士、教民不法行為的所謂「教案」而已。

  

  甲午戰爭之後則不然。在甲午戰爭之後，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步伐的加快，不僅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而且隨著外國洋貨的大量輸入，近代新式工業的興起，中國民間的生存狀況、生存條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較之戰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進一步惡化。有了這種最直接的個人生命體驗，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村人民在將這種責任歸罪於清政府無能的同時，他們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帝國主義洋槍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們幾乎沒有什麼好東西。他們的憤怒無一例外地對準這些洋教士。於是，甲午戰爭之後的一系列教案不僅在規模上大於甲午戰爭之前，而且在政治訴求上也與戰前大為不同。

  就傳教士本身來檢討，這些傳教士本來是肩負著傳播「福音」的使命來到中國的，他們在甲午之前一般地說來除了個別的傳教士懷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於傳教而熱衷於政治活動外，大多數傳教士還是在中國廣大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的農村地區，作了許多有益的慈善工作、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戰爭之後，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國境內的外國傳教士也發生了某些分化，相當一部分傳教士已不安心於他們的本職工作，而是開始直接或間接地為其國家利益服務，違背了其為上帝傳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國天主教會聖言會在山東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國政府為教會的利益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德國預謀侵占膠州灣時，安治泰又多次建議德國政府搶占膠州。巨野教案發生後，他立即向德國外交部建議：「我們現在應該利用機會占據膠州。它對我們在各方面是個最好的、最能發展的據點。」他甚至當面建議德國皇帝說：「如果德意志帝國真的想在東亞取得一個屬地，並重新鞏固我們幾已掃地的威信，這將是最後一個機會。不管代價如何，我們不應放棄膠州——在經濟與工業方面，膠州有一個比目前的上海更大的、更重要的前途——膠州的占領不會使東方任何人驚異，因為一切人士早已料到這件事。」這種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行動與言論顯然不符合傳教士的角色，不符合傳教士來華的原初本意，顯然是以宗教的外衣從事宗教之外的事務，這自然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這樣的傳教士在當時雖然並不具有普遍的意義，但也為數不少。諸如法國傳教士樊國梁和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等，他們雖然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變化與轉型的過程中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但隨著清政府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他們自己的國家發生某種衝突或外交緊張的時候，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背棄了他們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從於更現實的政治，都曾向他們自己的國家竭力鼓吹瓜分中國，要求其政府動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爭奪租界地、搶占勢力範圍，企圖通過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國的陰謀，一直有西方傳教士在其間起作用。

  像丁韙良、李佳白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多年，精通中國的國情和內部事務。如果沒有他們的鼓吹與煽動，甲午戰爭之後瓜分中國的陰謀或許不會那麼嚴重。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人民反對傳教士和外國教會的鬥爭在甲午戰爭之後便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反對教會與傳教士的局部鬥爭便自然地與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

  就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各地遭受外國侵略、蹂躪的程度來說，山東的情況更為嚴重。山東人民不僅在甲午戰爭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戰後深受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之害。德國於1897年強行占領膠州灣之後，便開始把德國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視為自己的殖民地，他們在山東境內大肆修築鐵路，開採礦山，強占民田、民房，破壞水道、墳塋，給山東人民，尤其是鐵路沿線的居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與痛苦。特別是按照中德雙方達成的修築鐵路的相關協議明確規定，占用當地居民的土地應該給予相應的補償和優待，但實際上這些被占土地的農民或者根本得不到補償，或者得到的補償非常少，這勢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農民的不滿，引起一系列的突發事情。按照中德雙方的約定，一旦發生這些突發事件，亦應由中國地方官府「從重懲辦，如罪而止。各據具在，並無有德派兵聽其剿洗明文」。然而德國殖民當局根本不顧及這些規定，一旦山東某地發生騷亂，德國殖民當局就很快派兵直接鎮壓，結果雖然將這些以反對強占自己土地為主要宗旨的農民騷亂鎮壓下去了，但無疑激起了山東民眾對德國人極端霸道的反感。為了平息山東的民怨，山東地方當局參與處理這些糾紛的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過很好的建議，希望由政府出面協調與德國殖民當局的關係，建議：「以膠澳條約論，凡租界外原歸我國自主。所有東省鐵路多在租界外，將來保護，或憑官法，或資兵力，固修鐵路勢所難免，然必歸我國自主，庶免喧奪而起紛爭。」然而這樣的建議或不被清廷所重視，或不被德國人所接受，結果矛盾越積越深，局部的抗爭逐步演化成大規模的反抗。

  侵占、瓜分山東的不只是德國，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試圖在山東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甲午戰爭之後，威海衛被日本軍隊占領達三年之久，之後又被英國強行租借。英國還強行圈占文登、榮成等縣，逼迫農民交糧完稅。

  山東在淪為德、英、日的殖民地之後，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南北大運河的運輸業因外國資本壟斷的沿海航運業迅速發展而急劇衰落，過去憑藉運河之利得以謀生的船夫、挑夫、搬運工人等大批失業，四處流浪。

  人禍之外是天災。山東地區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災頻仍。黃河連年決口，受災面積僅山東境內就高達50州縣。1899年，黃河流域又遇到歷史上不多見的大旱，山東境內饑荒嚴重，饑民遍地，流民遍野，人們流離失所，社會動盪不安。處在飢餓、死亡線上的人們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領導反教會鬥爭的秘密結社義旗一張，便立即得到廣大農村民眾的積極響應，山東地區的反教會鬥爭由此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並最終演化成聲勢浩大的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的前身是在中國北方地區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民間秘密結社。這些民間秘密結社具有非常久遠的歷史，明清易代之後，由於滿族人的「異族」統治，以漢族人為主要構成的民間秘密結社在「反清復明」的旗號下獲得新的發展，在中國下層社會形成盤根錯節、世代相沿的巨大勢力和複雜的聯繫網絡。他們活動的隱現起伏，直接反映了政治統治秩序的治亂興衰。一般說來，在政治統治比較鞏固的時期，這些民間秘密結社的活動比較蕭條。反之，當外患嚴重，或統治秩序比較無序的時候，民間秘密結社就比較活躍。

  隨著甲午戰爭後社會的大動盪，民間秘密結社再度活躍。綜合各種文獻記載，自1895-1899年間在北方地區至少存在著武聖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門教）、大刀會、紅拳、義和拳、訣字、紅門、彌勒教、梅花拳、鐵布衫、金鐘罩、紅燈照、八卦教、離卦教、黃洋教、在理教、混元門、六合拳、聖賢道、一炷香、白蓮教、江湖會、仁義會、紅槍會、天地會、哥老會等等。這些教門、結社的成員主要是游離在傳統農業社會經濟結構之外的社會成分，諸如和尚、道士、拳師、術士、游勇、流民等。他們浪跡江湖，見多識廣，行蹤詭秘，飄忽無常；身無所有，勇於反抗，故而在社會動盪時期，他們往往充當反抗官府活動的急先鋒或組織者的角色。

  至於義和團的來源，情況甚為複雜。1899年，時任吳橋縣令的勞乃宣根據有清一代有關白蓮教的上諭、奏疏，著有《義和拳教門源流考》一書，認定義和拳乃19世紀初信奉太平盛世說的白蓮教的一個重要教派。勞氏的這一看法影響很大，許多研究者接受了這一看法，認定義和拳的起源與這一以反朝廷為主旨的民間秘密組織有關。不過，後來有些研究者似乎並不完全認同這一看法，或以為義和團源於一種由官方提倡和主導的勤王的民團組織，即擔負著村莊防衛的民團；或以為大刀會和神拳在義和團運動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直魯邊界地區的義和拳是這次民眾運動的主要來源，即義和團運動顯然是義和拳運動的直接發展；或以為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傳播主要是因為魯西地區特殊的文化環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標誌性儀式，即「刀槍不入」和「降神附體」。這種儀式易於接受，又與其本身來自華北農村的文化和風俗習慣息息相關。

  綜合各家的研究，義和團的成分比較複雜，其組織構成並不僅僅以白蓮教為主，而是以金鐘罩（大刀會）、義和拳（梅花拳）、神拳、紅拳等為核心。這些拳會在18世紀末即已成為秘密教門羽翼。至義和團興起，以劉士端為首的大刀會（金鐘罩）及相關的紅拳會，已與坎卦教、離卦教相融混；趙三多為首的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後又改稱為「神助義和拳」，也與教門相結合；以朱紅燈為首的神拳亦以離卦教為依託，顯然也具有教門特徵。他們不是一般的拳會，實系分屬或結合於以八卦教為主體而區分為文武場的「拳教」組織。

  這些拳教組織往往通過揭帖、壇諭、傳言等各種方式，宣揚民間宗教的所謂「劫變」觀念，宣稱義和拳是順應天意、拯救劫難、有神佛保護的團體，以此作為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擴大影響的工具和手段。他們在習拳練武之外，兼習法術，舉行各種具有明顯荒誕特徵的宗教儀式，渲染各種所謂刀槍不入的超自然本領。儘管這些手段在吸引群眾、鼓舞士氣、提高義和團的戰鬥力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但其非理性的色彩自然比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準的知識分子的質疑，自然使他們除了能夠吸引中國農村的廣大農民之外，很少能夠獲得知識分子的認同。

  作為中國廣大農村中下層群眾自發的鬥爭，義和團運動不可能產生明確的政治訴求和政治理想。他們之所以堅決反對外國教會，除了外國教會、中國教民的不法行為、為非作歹激怒了他們之外，就信仰層面而言，顯然是因為西方的基督教觀念與中國傳統的宗教觀念之間的衝突，是本土文化受外來強勢文化的壓迫而採取的一種非理性的政治動員和政治鬥爭。

  至於義和團曾經宣揚過的「扶清滅洋」的政治口號，也應該作歷史主義的分析。這個口號的歷史淵源無疑是清代早期的「反清復明」政治口號的衍生。

  從「反清復明」轉變到「扶清滅洋」，有著一個複雜的過程，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國民眾尤其是漢族民眾面對西方的壓迫之後，已經比較自覺地認同了原本是「異族」的滿洲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義和團民眾所提出的「扶清滅洋」只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政治選擇，清廷，尤其是清廷中比較「明智」、比較「清醒」的政治家幾乎從來就不願認同義和團的這一口號。他們幾乎從一開始就對義和團充滿著敵視，他們不相信義和團這些「烏合之眾」有能力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因此，儘管清廷中某些昏庸的官僚出於一時的糊塗對義和團加以利用，但他們並沒有將義和團視為自己可以充分依靠、充分信賴的階級。這顯然是義和團運動最大的歷史性悲劇。

  清廷不願讓義和團去「扶」，那麼義和團的「滅洋」目的也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義和團除了在其早期採取某些非理性的手段對外國教會的教堂進行過破壞外，當他們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近代軍隊時，實際上是不堪一擊的。「滅洋」的盲目排外使他們不願看到，更不願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非理性使他們排斥一切外國人以及一切外國的商品。這是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性遺憾，也是中國傳統社會面對外來強勢壓力之後的自發反應。

  義和團運動在醞釀發動的最初時期主要局限於魯西南以及直隸、山東交界地區，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曹州、單縣地區的大刀會的鬥爭，冠縣義和拳的鬥爭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帶的神拳的鬥爭，其規模、聲勢在最初時期都未能引起清廷最高統治層的充分重視。而且，由於清政府統治層內部的不同認識，他們在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最初階段，並沒有採取真正強硬措施加以鎮壓，而在某種程度上還帶有同情、縱容、利用的色彩。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夠在一個並不太長的時間裡造成全國性的影響，成為近代中國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正與清廷中某些人的縱容、默許、利用有關。

  曹州、單縣等地區的大刀會組織最初出現於甲午戰爭時期，他們的首領是曹州人劉士端，他們的政治訴求是以「保衛身家」相號召，以各種不同的手段秘密地反對外國教會。1896年3月，劉士端邀集大刀會眾約十萬人在山東單縣城關火神廟聚會，唱戲四天，以聚會友，展示功夫。他們大多手持紅纓槍，來來往往，公開活動，捏言掐訣念咒，畫符飲吞，排磚排刀，渾身上下無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擊刀砍，不畏火槍洋炮。以其渾身功夫足以抵擋刀槍不入，故又有「金鐘罩」、「鐵布衫」、「無影鞭」等名號。時值甲午戰爭之後，社會秩序比較混亂，農村居民為患盜賊，無法處置，聞大刀會功夫能避刀槍，可以保身家，於是爭相學習，不惜錢鈔，富庶之家墮其術者幾乎千萬戶。這大概是大刀會乃至義和拳最初引起農村居民興趣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清政府在最初階段予以容忍的原因之一。

  劉士端為山東曹州燒餅劉莊人（今屬單縣），幼年時代從白蓮教徒趙金環練習武術，習金鐘罩。後參與創立大刀會，並逐漸上升為曹州大刀會的首領。與劉士端齊名的大刀會首領還有曹得禮，其家境不錯，有田數十畝，為單縣大刀會的首領。從他們的身份背景看，大概有點像遊走江湖的藝人，他們憑藉自己的身手吸引群眾，並換得生活費用。當然，由於這批民間藝人常年遊走江湖，在他們身上必然存在著濃厚的江湖義氣。這種義氣在昇平時代固然有助於社會穩定和統治，而一旦社會動盪，這種義氣又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動盪的因素之一。劉士端此次聚會似乎就帶有這種性質。甲午戰爭後「海疆不靖，民間以此教可避槍炮，傳習愈多，幾乎無處不有。其愚者以為可保衛身家，其黠者遂藉以逞其凶暴。兼以外來游匪從而煽惑，漸至聚眾滋事。」「百姓有不隨己者，群起而攻之；兵丁偶有觸犯，鳩眾而擊之。」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基於近代科學背景，當然不會相信大刀會真的能夠刀槍不入，甚者或許指責這些江湖藝人為「妄誕」。於是大刀會就此與天主教結下仇恨，「凡天主教堂，思盡燒毀；天主教人，思盡殺滅」。尤有甚者，大刀會聚眾數萬人，在曹州、城武縣、單縣、豐縣、沛縣、蕭縣、碭山縣、考城縣、蘭儀縣同時舉事，不僅燒毀了一些教堂，而且傷害了一些教民。這大概是甲午戰爭後大刀會起事的開端。

  大刀會與教會、教民的衝突固然有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原因，但實在說來也有最實際的物質上的利益。甲午戰爭後清政府一蹶不振，外國人，特別是占據山東的德國人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原本只承擔傳播福音的外國教會也開始漸露驕姿，他們不是感化教民、傳播福音，且不分良莠，致使一些流氓無賴為著自己的私利，也躋身於教會中充當教民，尋求保護。當這些不法教民與中國民眾發生衝突的時候，教會並沒有秉公處理，而每每袒護教民。此點正如山東巡撫李秉衡所調查的那樣：「自西教傳入中國，習其教者率皆無業莠民，借洋教為護符，包攬詞訟，凌轢鄉里，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為間說，甚已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開釁取戾，每多遷就了結，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飲恨吞聲，教民愈志得意滿。久之，民氣遏抑太甚，積不能忍，以為官府不足恃，惟私鬥尚可泄其忿。於是有聚眾尋釁，焚拆教堂之事，雖至身罹法網，罪應駢誅而不暇恤。是愚民敢於為亂，不啻教民有以驅之也。」應該承認，李秉衡的這些分析是合乎情理和事實的。教會的不公，無疑加深了大刀會與教會之間的衝突，且積怨太深，遂至一發而不可制。

  1896年6月，江蘇碭山縣（今屬安徽）劉隄頭村教民憑藉教會方面的勢力無理搶割平民地里的莊稼，雙方發生械鬥。當地大刀會集合1000餘人，焚毀了劉隄頭教堂以示懲罰。鄰近數縣的大刀會眾聞訊後群起聲援，先後焚毀、搗毀教堂20餘處。劉士端還派單縣大刀會會眾1000餘人趕赴江蘇助戰。在山東、江蘇交界的馬良集，他們搗毀了當地的官署，焚毀教堂，並與清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碭山縣的大刀會首領龐三傑聞訊後聯絡山東大刀會以及牛金聲（一作尤金聲）、彭桂林、韓秉義、陳玉得、劉仲文等首領，率眾前往單縣及江蘇豐縣戴套樓等地找教民復仇，砸毀一些教民家中的家具，並焚燒了薛孔樓洋學等。由此引起清廷的注意，諭令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李秉衡各派隊伍，速往鎮壓。

  龐三傑起事之初，率眾不過四五百人，他們的活動區域主要集中在蘇魯交界的馬良集等地。劉坤一與李秉衡派出的官兵與大刀會在馬良集等地鏖戰數次，先後殺傷大刀會眾800餘人，彭桂林、劉士端、曹得禮等首領先後被捕，殘部千餘人繼續活躍於山東曹州、河南東諸、江蘇徐州等三省周邊地帶。

  曹州、單縣的大刀會鬥爭是甲午戰爭之後山東地區第一次規模較大的反教會鬥爭。這次鬥爭儘管時間不算太長，儘管遭到了清政府的無情鎮壓，但它對山東地區正在興起的反洋教鬥爭，對於義和團運動的進一步展開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山東巡撫李秉衡在對大刀會進行嚴厲鎮壓的同時，也曾對山東民間結社的興起給予高度關切，派人深入了解、調查這些民間秘密組織的情況。當他了解到這些民間秘密結社的情況，尤其是其政治訴求之後，一般地說，他在執行朝廷的政令實施堅決鎮壓的同時，也對這些民間秘密結社給予相當的同情，期望這些民間秘密結社能夠成為清政府解決民族危機時一種可以利用的民間政治力量或外交談判時的政治砝碼。

  李秉衡一方面比較清楚地看到這些農村民間秘密結社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對付外國教會在廣大農村的非法行為，因此當官府的力量尚不足以從體制上、實力上制約外國教會在中國的不法行為的時候，這些農村中的秘密結社對於平衡民間社會的結構顯然是一種比較有效的自發自治組織，一般說來，並不會對社會的穩定，尤其是不會對官方的政治統治構成多麼大的危害。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這些民間秘密結社雖然受到先前白蓮教等民間秘密教門的影響，其前身雖然具有反對清朝政治統治的性質，但到了他們這一代傳人——義和拳——則性質大為改變，義和拳不僅不再是清朝政治統治的異己力量，而且因其以「扶清滅洋」相號召，反而是清政府進行對外鬥爭時可以利用的一種民間勢力，是可以在與外國列強進行外交交涉時進行談判的一種政治砝碼。因為像李秉衡這些的官僚雖然害怕列強，但他們對列強的飛揚跋扈、指手畫腳的行為也總是有些不情願的。

  基於這種認識，包括李秉衡在內的山東幾任巡撫對義和拳、大刀會等民間秘密結社進行鎮壓時，就遠不如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對待民間秘密結社那樣嚴厲。如李秉衡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就採取了區別會與匪、首與從的關係，對不同成員採取了不同的鎮壓、安撫政策。對於那些不願屈從的「悍匪」，李秉衡進行了殘酷無情的鎮壓；對於那些並無政治主見的一般「會匪」，李秉衡則採取了較為溫和的處理措施。一般說來，對於大規模武裝抗拒者嚴行剿辦，對為首者予以嚴厲查拿，但對一般會眾，則曉諭其解散，既往不咎；對那些能夠與官府合作，「但若能悔罪出會者，准其自新」。其結果，「在會者聞朝廷法外之恩，多能洗心革面；其頑梗抗拒者，又即迅速捕獲悉與殲除。」

  李秉衡這種區別對待處理民間秘密結社的方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某種程度上使民間秘密結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這種方法既為他的繼任者們所仿效，也是清廷在向外國宣戰前對付山東、直隸一帶義和團的一般方針。

  毓賢在處理濟寧紅拳反教會鬥爭時說過這樣的話：「平民學習拳棒，多系自保身家。惟前受教民欺詐太甚，加之外來匪徒乘機煽惑，遂各懷報復之心。」待到朱紅燈的神拳起事的時候，毓賢更明確指出：「山東民情強悍，因屢受教民欺侮，積不能報，多習技勇自衛身家，其事容或有之。至於聚眾逞凶，只是外匪乘民教不和，從中挑釁生事。」他甚至把那些反洋教鬥爭的拳民說成是「冒稱大刀會、義和拳等名目」進行搗亂的「外來游匪」，以此為大刀會、義和拳開脫和正名。

  在毓賢這種指導思想的影響下，一些地方官對於當地民眾反對教會的鬥爭也儘量予以掩蓋，實在掩蓋不住，就指責是那些「外來匪徒」「假託」拳會之名而搗亂。這在某種程度上縱容或支持了義和團運動的發生。

  與李秉衡的「會匪區別」的政策相比，毓賢的辦法顯然更進一步。他不僅認為應該區分會與匪，而且從根本上否認拳會是反洋教鬥爭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他的目的一是要以鎮壓「外匪」的名義鎮壓大規模的反洋教鬥爭，把人民自發地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限制或納入官方許可的軌道上；二是在鎮壓的同時避免過分損傷人民群眾反對外國教會勢力的熱情和力量，並以此來抵制教會勢力的過分囂張，平衡民間力量，維持社會穩定。

  基於這種考慮，毓賢在鎮壓人民反洋教的鬥爭時，也同樣採取了「懲首解從」的方針，對那些不堪教民欺侮投身拳會進行鬥爭的平民，毓賢要求要「分別良莠，悉令解散」，不要因少數人的不法行為而擴大打擊面，以免事態的進一步擴大。

  顯然，毓賢的這種政策並不僅僅是因為拳民人數眾多，「如不分別對待，誠恐株累太多」，當然也不是因為擔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勢必鋌而走險，潰川決防，不可收拾」，而是因為在他的思想深處，深感僅僅憑藉政府的力量並不足以與洋人進行交涉，並不足以抗衡飛揚跋扈的外國教會，因此他真誠地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拳民的積極性和反抗外來侵略的熱情，在主觀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以與外來勢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於是他的這種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支持和縱容義和團進一步興盛的效果。

  義和團之所以在那麼短的時間裡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的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官方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據記載，在義和團興起之初，山東當局在採取「會匪區別」和「懲首解從」的政策外，也確曾希望將這一民間自發的反對外來侵略的力量官方化，採取了所謂「改拳為團」的特殊政策。1898年6月30日，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清廷，稱正在山東、直隸交界處活躍的義和拳實際上是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創立的鄉團，因此他建議清廷充分考慮「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的建議，適時決定「督飭地方官吏剴切勸諭，嚴密禁察，將拳民列諸鄉團之內，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這樣，就可以將民間的力量納入官方的軌道，利用這些力量以與外來勢力的壓迫進行有序的鬥爭。

  張汝梅的建議得到了清廷的默許，於是「改拳勇為民團」便成為山東地方當局對待義和團、大刀會的一般方針。至1898年11月，清廷又將這一方針推廣到直隸、奉天等地，這些地區的許多拳會會員都被政府強制收編為鄉團，使這些原本民間自發的秘密組織公開化、官方化。

  毓賢出任山東巡撫後，繼續執行張汝梅的這一方針。他一方面禁止民間私立大刀會、義和拳等名目的拳會，一方面命令地方官員認真稽查，「凡屬私團，概行歸官督率辦理」，以杜流弊；他企圖以官辦的方式將這些民間自發組織轉換成為政府所能掌控的一支力量，以消弭或限制民間秘密結社所進行的無序的反教會鬥爭。

  「改拳會為鄉團」的政策在最初階段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山東等地的秘密結社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這一政策的主觀目的不是為了從根本上消除民間秘密結社的存在和民間秘密結社產生的土壤，而是期望通過這一政策將民間的反抗外來侵略的力量整合為政府所能憑藉的工具。於是這一政策所帶來的另一後果必然是，民間秘密結社並不因為「改拳會為鄉團」的政策推行而得以消弭，相反卻因這一政策所提供的空間與容忍而以不同的形式得以擴大和興盛。大刀會、義和拳、神拳等都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相繼興起，其鬥爭的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超出政府所能夠控制的範圍。清政府本想利用這些民間的力量與外國勢力相抗衡，不料這些民間力量一旦真的成長壯大之後，便極容易脫離政府所確定的軌道，成為政府的異己力量。

  不過有一點必須指出，義和團在山東的勢力和影響越來越大的另一個原因是外國勢力特別是列強駐北京的公使們過於偏袒傳教士和那些中國教民，舉凡發生民教衝突，公使們就聽信傳教士和教民的一面之詞，一味向清政府施壓，特別是德國公使，為了掩飾其搶占膠澳的卑鄙事實，不斷地向清政府尋找藉口，甚至不惜製造謠言以影響輿論。這樣一來，深悉真相的中國地方政府在不得不承受外交壓力的同時，也理所當然地對中國民眾產生一種同情，對外國勢力尤其是利用外國勢力壓迫清政府的那些所謂的中國教民深惡痛絕，於是矛盾越積越深。這一點誠如山東巡撫張汝梅1898年2月20日致盛宣懷信中所說的那樣，在山東境內，中德衝突越演越烈，而我政府迄今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味聽從德國人的擺布。德兵占據膠澳，將及兩月。巨野教案一月前早已辦結，而德國方面忽藉口曹州又有欲殺洋人之事。實際上，據該道、府、縣稟報，全屬捕風捉影之談，簡直就是以勢力相凌，故意與我為難。膠澳為南北洋之樞紐，事關全局，如果處理不當，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他建議政府應該堅持定見，維護中德之間已經達成的諸多諒解。他還告訴盛宣懷，在山東，不僅德國人飛揚跋扈，而且英國等國家的人也仗勢欺人，無視中國的主權與文化傳統。如英教士至曲阜欲遊覽文廟，守門者以無人帶領相阻，致彼此口角。英領事不明真相，竟相信英國傳教士被戕害的謠言，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似此無中生有，令人應接不暇，交涉事何從措手？真令人悶損！」在這樣一種委屈心情的支配下，怎能指望中國地方官員一味如列強所期待的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地去鎮壓自己那些可憐的同胞呢？

  山東歷任巡撫李秉衡、張汝梅、毓賢等之所以對大刀會、義和拳等民間秘密結社採取有限的鎮壓政策，除了他們個人的思想認識、主觀願望外，更多的是因為當時的歷史條件使然，是清廷在外國教會勢力、外國政治勢力、地方統治勢力以及民間反抗外國壓迫的勢力多種因素中平衡的結果。按照清政府統治者的認識，當外來壓迫日益嚴重的時候，不妨有限度地利用民間力量予以制衡，毓賢就曾明白無誤地說過，「當此時局艱難，外患紛沓之際，當以固民心為要圖」，企圖以民間的自發力量平衡中國與外國之間的矛盾。他們甚至認為，此時如果對民間秘密結社的活動採取嚴厲的鎮壓措施，「若必概行拿禁，是即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必盡成教民而後已。其將何以立國？」在弱勢的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時候，這些首當其衝的政府中人自然知道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去與外國進行交涉是無力的、無效的，因此他們不希望將這些民間力量推到敵對的方面，而希望利用這些反教會的民間力量去制衡外國教會的囂張，遏制列強在中國的貪婪和野心，「豈知今日時勢，不仗兵力而仗民心；各國之覬覦而不敢遽動者，亦不畏兵力而畏民心」。民心既然可用，他們便沒有將之徹底鎮壓，平白無故將他們推到敵對方面去的道理。這就是義和團運動之所以在清政府專制集權統治下得以興起、發展、興盛的根本原因。

  繼曹州、單縣大刀會的鬥爭之後，冠縣義和拳領導的反洋教鬥爭也相繼展開。冠縣的反洋教鬥爭始於梨園屯教案。而梨園屯教案的起因也是由民教經濟糾紛釀成的。1873年（同治十二年），民教雙方開始爭奪冠縣梨園屯玉皇廟地基，此後相持多年。甲午戰爭後，冠縣、威縣一帶逐步形成以威縣沙柳寨梅花拳第十四輩傳人趙三多及梨園屯「十八魁」首領閻書琴等人為頭領的拳會組織，他們同受法國保護的天主教方濟各會相對立。1897年3月24日，趙三多、閻書琴傳帖集合直隸威縣、曲周、清河、南宮及山東臨清、邱縣等地的拳會3000餘人到梨園屯「亮拳」3天，向教會示威。27日，拳民攻打梨園屯玉皇廟教堂工地，死教民1人。

  糾紛發生後，山東東昌府知府洪用舟前往調解，賠款緝兇，將玉皇廟地產充公。至於教堂用地，由官府另行解決。按理說，這一解決方案照顧了雙方的分歧。然而到了同年10月，德軍強占膠州灣之後，時局動盪，方濟各會主教馬天恩反悔，推翻原議，堅持拆毀廟宇，索討原基地，致使拳會與教會的衝突再次發生。

  衝突發生後，洪用舟於1898年2月28日率兵勇赴梨園屯鎮壓，擊斃一名拳民，槍傷閻書琴，並將廟宇拆毀，將原基地歸還給教會。這種處理方式當然引起了當地拳會及村民的嚴重不滿。再加上當地那時又出現「要來洋兵」的傳言，冠縣、威縣一帶的拳民迅速集結，並與外地的拳會取得了聯繫。洪用舟聞訊後傳見趙三多，勸告他不要用梅花拳傳單聚眾，擾亂秩序。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後果，趙三多為其活動牽涉梅拳各支計，以所屬梅拳聯合其他拳會、民眾，打出「義和拳」的名號。「自是以後，各路拳民間或聚會亮拳，遂諱言梅拳，仍舊立義和名目」。由此揭開了義和團運動的序幕，直接推動了山東乃至全國反洋教鬥爭的深入發展。

  3月，閻書琴、趙三多再次以義和拳的名義傳單直隸、山東、河南、江蘇等地，呼籲「毀教滅夷」，各地拳會數千人聞訊趕往冠縣梨園屯援助，並焚毀附近教堂。新任冠縣署知縣曹倜軟硬兼施，一面勸諭趙三多「解散徒眾」，一面調集馬隊攻剿堅持鬥爭的義和拳餘眾。

  曹倜的手腕使義和拳活動一度消沉，然而法國公使卻不就此滿足，一再要求總理衙門威逼山東當局嚴禁拳會，妥善處理梨園屯方濟各會的損失，並指名索要「十八魁」。7月，山東洋務局與方濟各會主教馬天恩就教會損失的賠償問題達成妥協，由洋務局賠銀兩萬兩，嚴緝「十八魁」。梨園屯教案似乎就此可以了結，然法國公使步步進逼，仍堅持抓獲「十八魁」始能銷案。

  10月中旬，姚文起以山東文武衙門出票要拿拳民，傳帖聚眾；又因駐臨清小盧防勇至沙柳寨摭拿牛肉，與拳民發生衝突，姚文起遂於10月25日與閻書琴等並威縣二門拳民至沙柳寨，擁趙三多到冠縣蔣家莊。第二天在蔣家莊馬場眾人祭旗起義，聚眾2000餘人，用頭帕和長靴作標記，主要武器為火槍或長矛，旗號「扶清滅洋」，公開打出與列強為敵的旗幟。

  義和拳蔣家莊起事之後，拳民們首先攻打了冠縣、臨清交界的黑劉村教堂和紅桃園教堂。隊伍也隨之擴大，活動區域遍及直隸曲周及山東臨清、邱縣一帶，聲勢浩大，威震四方。

  蔣家莊起事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關注，清政府急電直隸總督裕祿、山東巡撫張汝梅加速鎮壓。裕祿、張汝梅遂派兩隊人馬，分路圍剿，擒獲義和拳早期首領姚洛奇等數十人。義和拳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部分義和拳的拳民在首領趙三多的率領下主動北撤，繼續進行一些小規模的反教會的活動。

  當冠縣義和拳起事發生後，與此鄰近的高唐、恩縣、荏平、臨清、平原一帶的拳會及其他民間秘密會社組織在其影響下也紛紛起事，反教會的鬥爭此起彼伏，聲勢浩大，並由此逐步形成以朱紅燈為首領的、具有山東全省規模的義和團。

  朱紅燈本名或為朱紅登，因自稱為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後裔，故有人稱其為「朱紅燈」，或「朱逢明」，暗示其具有「反清復明」的寓意。朱紅燈家無親屬，隻身遊蕩，稍有文化，略通醫道。1898年春，朱紅燈因避水災來到長清縣大李莊（今齊河縣）舅父家，以賣藥行醫為生，併兼設壇練習神拳，招收門徒，也是為了補貼生計。由於朱紅燈略通醫道，且自稱其拳術得自神授，可打擊洋教，故其名聲越來越大，活動範圍也旁及周邊一些地區，追隨者越來越多。後來由於其受挫於當地民團，轉移到山東荏平縣五里莊。遂以荏平為基地，發展組織，訓練拳眾，從事反教會的政治宣傳。與此同時，朱紅燈的神拳注意與當地及外地的各路神拳的聯合，期望能夠互相聲援、互為支持。這樣，在朱紅燈的領導下，荏平的反教會力量迅速壯大，在全縣860個自然村莊中，幾乎都設有供拳眾練拳的專門場所。

  1899年9月，平原縣槓子李莊神拳與教徒衝突，該縣知縣蔣楷率勇役前往該莊捕拿拳民六人，激起眾怒。幸得逃脫的該莊神拳首領李長水遂邀朱紅燈相助復仇。仗義行俠的朱紅燈義無反顧，慨然答應。10月9日，朱紅燈聯合高唐、荏平、長清等地的拳民數百人前往平原縣槓子李莊支援，又傳帖邀請附近拳民相聚。由於朱紅燈的名聲甚大，幾天後，平原、恩縣的神拳以及曹州府的大刀會等先後趕來，參加到朱紅燈的隊伍中。

  11日，知縣蔣楷聞訊率捕勇數十人前往槓子李莊捕拿。朱紅燈聞訊，將旗號並不統一的各路拳民集中改編成「義和拳」，豎起「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的旗幟。這些拳民在朱紅燈的指揮下，「輪伏輪起，輪退輪進」，在槓子李莊大敗前來鎮壓的捕勇，擊斃官兵二名，擊傷數人，蔣楷率兵倉皇退出，朱紅燈的名聲由此更加響亮。於是，朱紅燈決定乘勝追擊，17日，率眾攻打恩縣劉王莊、龐莊兩個教堂，後駐紮於距平原縣城18里的森羅殿。各地拳民陸續前來參加，人數擴大到數千人。

  朱紅燈起事震動朝野，山東巡撫毓賢速派官兵前往鎮壓。18日，朱紅燈的隊伍在森羅殿一帶受到清軍的三路圍攻，激戰數小時，互有傷亡，情形十分危急。

  面對這種險境，朱紅燈沉著應戰，集中兵力猛攻中路清軍。經過激烈的戰鬥，中路清軍終於潰退，其他兩路清軍也不戰而逃。朱紅燈率領拳民取得了森羅殿戰鬥的重大勝利。

  森羅殿戰鬥的勝利在義和團運動史上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通過這次戰鬥，不僅展示了拳民們的戰鬥力量，而且使山東反洋教鬥爭的各種力量很快地集中在以朱紅燈為首領的旗幟下，並將各地的隊伍普遍改稱為「義和團」，明確提出「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的政治訴求，使先前組織鬆散、政治目標不明朗的群眾性運動變得更加組織化、政治化。

  在義和團主導的這場群眾性的愛國運動中，民間秘密會社等團體起到過積極的組織、領導作用。但是對整個運動而言，就整個運動的性質來說，義和團運動是一場自發的群眾性運動，它既沒有統一的政治領導機關，沒有嚴密的領導體制，更沒有獲得大多數義和團成員擁戴的具有絕對權威的領導人。

  就義和團的組織形態而言，它的組織結構比較鬆散，他們雖然在一些重大的戰鬥戰役中能夠緊密團結、相互配合，但他們基本上沒有上下級的直接隸屬關係，而大多是以自然村為基本單位，多者百人以上，少則二三十人不等。各個自然村設立壇口或拳場，由武藝高強或威望較高、入道較早的人出任首領。這些人一般被稱為大師兄、二師兄等等，具有濃厚的宗法社會色彩及秘密結社的特徵。

  在各個自然村暨各個壇口、拳場之上，有的地方也有某種程度的、不同形式的聯合。這時聯合起來的幾個或幾十個壇組成一個總壇，其首領一般被稱為「老祖師」。

  當義和團發展到直隸之後，他們的組織形式較先前稍有改變，相互之間的關係也由先前過於鬆散的狀態變得稍微系統和緊密。平時各壇之間儘管沒有上下隸屬關係，在組織上互相獨立，但當遇到一些大的戰鬥或某些特殊需要希望聯合時，他們往往通過揭帖聚合，將幾個壇組成一個團，然後以八卦中的某一卦名為團名，比如乾字團、坎字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