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卜克斯事件與公使同盟的建立

  清政府尤其是山東地方官員對民間結社的縱容、默許和支持，有利於鞏固清廷的政治統治，在一定意義上帶有抵制列強幹涉的意圖，有利於平衡中國與外國的政治、經濟衝突，但不利於外國教會在中國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因此列強對於各地不斷發生的焚毀教堂、打擊傳教士的事件極為關注。在華北，特別是山東等地有較大利益的英、美、法、德四國公使不斷地向清政府提出抗議，進行交涉，要求嚴懲義和團和撤換那些鎮壓、懲處義和團不力的地方官吏。列強此時並不太主張出兵直接干預義和團事件，他們認為那樣做可能會得不償失，此時基本上傾向於依靠清廷自身的力量控制義和團的發展，以保障他們的在華利益。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和外交壓力下，清廷不得已在那麼短的時間裡接連撤換了三任山東巡撫。

  清廷連續撤換山東巡撫是向列強作出的有限讓步和友好姿態，但這三任巡撫卻因個人的政治信仰或某種特殊的政治背景，並沒有如列強所願，有力地鎮壓不斷發展的民間拳會，比較有效地保障列強的在華利益。各國公使和清政府內部的許多人都已經清楚地看到，義和團的活動在這三任巡撫的統治下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不是消失了，而是擴大了。到1899年的下半年，整個華北地區特別是山東的事態越來越嚴重，於是列強向清廷建議撤換山東巡撫毓賢，並提議由頗具實力和政治手腕的袁世凱接替，以便儘早平息義和團事件。

  1899年12月6日，清廷將山東巡撫毓賢調離，任命袁世凱代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12月26日，袁世凱率領他的數千名新建陸軍來到濟南上任。第二天，袁世凱頒布了措詞強硬的《禁止義和拳匪告示》，對義和拳民大肆恐嚇，揚言各地義和團眾如不聽從他解散、自新的命令，他必將派軍隊嚴厲鎮壓，不分首從，格殺勿論，決不姑息。另一方面，袁世凱也聽從重要謀士徐世昌的建議，對義和團眾採取安撫政策，以獎勵「獻首」、自新為誘餌，對義和團眾進行分化、瓦解，以為「先以解散曉諭為主，次則緝其匪首，以清禍根；如再抗拒不散，再派兵彈壓；倘來格鬥，再相繼擊殲」。如此辦法，「以可謂格外慎重」。

  在袁世凱剿撫兼施政策的影響下，山東的義和團運動確曾受到了重大挫折，大批義和團首領被殺害，許多義和團隊伍被迫解散。為數不多的幾支堅持鬥爭的義和團隊伍處境艱難，山東的義和團運動由此進入了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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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袁世凱沒想到的是，上任不幾天，由於他的強硬政策導致了一名英國傳教士被殺害，並由此深刻影響了後來的政治走勢。

  1899年12月30日，英國傳教士卜克斯不聽從當地官員的勸告，執意「在騷亂的情況下到鄉間去旅行」，「看來卜克斯一定是蓄意進入了一個（他已經受到警告不得進入的）村子，而且拒絕派警衛和他一起進村」。顯然，卜克斯是一個典型的宗教狂熱分子，他在心理上早已做好了為傳教事業而獻身的準備。所以當他執意進入那個村子之後，他毫無恐懼，竟然不顧這個村子裡反基督教的狂熱氣氛，異想天開地到那些小酒館試圖勸說這些狂熱的反基督教村民皈依基督教。於是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他被村民抓起來。卜克斯不是採取宗教勸說的方式，勸告對方放下武器，反而有意動武，結果被輕易制服。鑑於袁世凱剛剛頒布的嚴厲鎮壓措施，村民在第二天索性將卜克斯斬首，將他的屍體扔入溝中，以便銷毀罪證，免遭懲罰。

  卜克斯不是在中國被殺害的第一個傳教士，但這一事件的特殊性和全部意義只在於卜克斯是英國人。英國公使竇納樂1月2日收到魯北平陰教會通過此地英國國教會史嘉樂主教的報告，獲知卜克斯在山東肥城附近被義和團襲擊、傷害和逮捕的消息後，當然感到非常震驚。他立即委派助理中文秘書柯韙良將這一情況向總理衙門作了通報，並要求清政府向山東巡撫袁世凱發出緊急電令，指示袁世凱務必採取一切措施迅速處理這一事件，特別是使卜克斯儘快獲釋。

  總理衙門的章京們接待了柯韙良，聽取了他的通報，同時也通過柯氏轉告竇納樂，總理衙門已經通過自己的渠道得到關於這個事件的消息，並且已經向山東巡撫發出電報詢問詳細情況。他們答應將竇納樂的通報儘快轉給各位大臣，並發出另一份電報。章京們還告訴柯韙良，新任巡撫袁世凱已經抵達省城，並接印視事。

  第二天，竇納樂親自前往總理衙門探尋消息，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告訴竇氏，袁世凱已經按照總理衙門的指示迅速採取了行動，以便卜克斯神甫能夠順利獲釋。可是他們於當天早上剛剛收到袁世凱的電報，稱奉派趕往肇事地點的候補知府到達肥城後，發現卜克斯神甫已於被捕的第二天即12月31日不幸慘遭殺害。總理衙門並向他表示清政府的深切惋惜。

  鑑於卜克斯神甫不幸被殺害的事實，清政府於1月4日發布上諭，一方面向英國政府表示「殊深惋惜」，一面命令袁世凱速將那些疏於防範的地方各員先行參處，限期緝拿兇犯，務獲懲辦，以靖地方而敦鄰好。在發布上諭的同一天，清政府還利用一年一度新年拜會的慣例，委派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等高級官員專程前往英國公使館，當面就卜克斯事件向竇納樂表示歉意，尋求英國方面的諒解。

  清政府的外交努力比較有效地化解了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因卜克斯事件而產生的憤怒，竇納樂雖然在此事發生之初聯合各國駐華公使向清政府提出過強烈抗議，但他在清廷外交努力之後的當天向本國政府匯報此事時多少已經顯得比較平和了。顯然，在竇納樂的認識中，卜克斯的遇害只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卜克斯本人對此也應該負有責任，他根本不應該在騷亂的情況下到鄉間去旅行。竇納樂相信在袁世凱的認真治理下，義和團事件極可能會因為這個偶然事件的發生而很快結束。

  袁世凱對義和團的鎮壓只代表清廷內部一部分人的主張，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先前清廷對義和團以安撫為主、以剿滅為輔的既定政策。1月6日，竇納樂前往天津，希望與直隸總督裕祿直接會晤，以促使地方官員認真履行光緒皇帝在上諭中的承諾。裕祿在8日與竇納樂的會見中明白告訴竇氏，他完全了解局勢的嚴重性，但是處理義和團的困難在於，這些所謂的義和團是由小股農民組成的，每股大約二三十人不等。當軍隊逼近他們的時候，各股便分散開來，農民們重操平時的職業。在過去的十天中，當場捕獲了兩股，並且已從嚴處理，殺死了一批人，其中包括兩個首領。竇納樂對直隸總督的努力表示讚賞，但他也向直隸總督指出，並非殺死少數受騙的農民就會制止這些「橫暴的可恥的行動」，而是要嚴懲地方官，他們是真正應當承擔罪責的人。

  竇納樂的提示其實也是清政府的既定政策，包括裕祿、袁世凱在內的一線官員並不以捕殺一般農民為滿足，他們當然知道「懲辦匪首，以清禍源，實為扼要辦法」，期待將「匪首」緝拿歸案，「以期早日安靜」。無奈，直隸、山東的情形根本不容樂觀，且有越來越糟之勢。1月9日，竇納樂收到英國國教會駐泰安主教伯夏里轉來的電報，稱「前景極為黯淡；每日發生搶劫；危險持續不斷；查禁的諭旨已發布；軍隊已到，但無用處；泰安府地方官員毫無作為；朝廷密令予以鼓勵」。這份電報引起了竇納樂的高度關切，於是他在1月11日會見總理衙門大臣時，以最嚴重警告的詞句告訴總理衙門大臣，雖然他不能相信關於朝廷確有密令的謠言是可能的，可是僅就這些謠言的流傳這件事，便說明了地方政府的行為給予公眾的印象。竇納樂對山東地方官員的行為表示強烈的抗議，他認為目前所有的困難都能夠追溯到前任巡撫毓賢的態度上，正是毓賢暗中鼓勵了以「義和拳」著稱的會匪。竇納樂反覆向總理衙門的大臣們指出，在清政府下決心處理此類案件中的高級官員之前，這些暴行是不會停止的。

  對於竇納樂對山東地方官員「不作為」的指控，總理衙門的大臣們作了相應的解釋。他們的理由是，這些地方的官員困難很大，在山東許多地方引起騷亂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教徒與一般老百姓之間存在著惡感。這種惡感的發展導致暴徒成群結隊，他們使基督教徒和其他老百姓都同樣受到折磨。地方官員們至今沒有足夠的力量以應付如此普遍的一次起事，但是既然袁世凱和他的部隊已被派往該省，相信在袁世凱的治理下，山東省的秩序應該很快能夠獲得恢復。

  袁世凱一味迎合列強和傳教士的需要所採取的強硬立場，曾在清政府內部引起強烈的反彈。一些御史指責袁世凱在山東的強硬鎮壓，加劇了山東的民教衝突和官民衝突；有的御史認為，袁世凱的強硬政策迫使那些村民畏懼官府的嚴懲，只好將卜克斯殺掉以毀滅證據，逃避懲罰。這些御史的說法多少有點道理，清廷對待日益猖獗的義和團活動特別是民教衝突，應該分清是非，不能一味地偏袒那些狂熱的傳教士，更不能一味地、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中國民眾。

  御史們的建議引起了清廷的重視。清政府於1900年1月11日發布上諭，要求各地督撫在對義和團進行鎮壓的時候，不可將那些集眾習武者盲目地視為會匪，不要擴大打擊面，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本著守望相助之義。各級各地官員若遇有民教衝突，萬不可良莠不分，而應持平辦理。據外國人的理解，這是曉諭各省巡撫等地方官員對待民間秘密結社分子要採取溫和的態度，「首要的是不要懲罰一個無辜的人，不論他幹過什麼」。各國駐華公使對清廷的這道上諭非常不滿意。美國公使明確表示，對於這道上諭「奇怪的措詞，我個人是有些擔心的」；法國公使認為，這道上諭所使用的詞語「含糊不清，模稜兩可」，「語義雙關」；英國公使擔心這道上諭有可能被解釋為對義和拳之類的結社予以寬恕，有鼓勵義和團運動的傾向。

  公使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當清政府在御史們的壓力下發布上諭，強調「化大為小，化有為無」，並指責袁世凱「意氣用事，徒恃兵力」之後，也確實一度深深打擊了袁世凱的銳氣。袁世凱抱怨稱，這些指責未免來得太早，「東省事如何辦起，只好暫作停頓」。在他的示範效應下，地方官稟遵「京官之奏，均不敢派兵剿除，胥役又不能捕，未知鬧到何時始能了事。前任（毓賢）一味縱容，並出諷煽。匪民自謂奉管所允，又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敢避前，安得不猖獗也。」於是，在袁世凱剿撫並用策略的打擊和分化下，本已開始消散的義和團卻又蠢蠢欲動，「初起時專掠教民，尚有良民附和之者。近則掠及良善，綁票勒贖，專以搶掠為生計。良民由集團協捕者。現平民已知其為匪，有業者各歸農田，只剩數十悍匪，隨處糾合無賴少年，或百餘人，或數十人，任意搶掠，直掠至距省卅里。」顯然，正如公使們判斷的那樣，不管清政府11日上諭的出發點是什麼，其客觀效果確實有礙於山東、直隸地區平息義和團引起的社會動盪。

  不過，英國公使竇納樂並不準備立即就這份上諭向清政府發難，他計劃如果清政府不能有效地兌現1月4日上諭中嚴厲鎮壓義和團的承諾，那麼他就可以利用1月11日的這份上諭作為清政府方面缺乏誠意的證據。德國公使克林德獲知這份上諭之後，立即對他最親信的部下馮·葛爾士說：「你到總理衙門去見那些庸人，問他們慈禧太后的第二道諭旨究竟是什麼意思。」葛爾士到總理衙門去了，回來對克林德說：「他們肯定，太后的第二道諭旨只意味著鼓舞各社會團體實行互助保護和作些體操鍛鍊，絕沒有傷害和平的德國人的意圖。」然而，英國公使竇納樂和其他懷有同樣心情的人互相議論，他們等著瞧義和團、大刀會是否還會再傷害外國人和中國教民。他們發誓：「如果再傷害，我們真要發狂了，讓他們也知道我們的厲害。」而總理衙門的官員們仍和往常一樣，掩著衣袖莞爾笑。

  其實，從山東、直隸南部傳來的消息和那些居住在受影響地區的外國傳教士寄來的報告，都在證實著公使們起初存在的顧慮和判斷。於是，1月11日的上諭帶來了兩個實際後果：一是此後義和團的活動有增無減，加入義和團的人數也在日益攀升；二是義和團對清政府逐步建立了同情與理解，以為政府只是受到了洋人的欺詐才不得不對義和團進行象徵性的鎮壓，這為後來義和團與清政府的結合提供了契機。所以當時相當一部分人士都認為，清政府有意識要實行董福祥提出的要將所有洋人都驅逐到大海里的計劃，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不能不藉助於義和團這個重要同盟。這一系列傳言與分析不斷加強了公使們的判斷，這些公使為了避免最可怕的結果，遂不斷加緊向清廷施加壓力，不斷警告清政府要儘快、徹底地鎮壓各地的義和團運動。

  1月中旬，被撤職的山東巡撫毓賢回到北京，他對自己在山東巡撫任上鎮壓義和團運動不力不僅沒有絲毫表示，反而不斷地向端郡王載漪、剛毅等權貴宣揚義和團忠勇可信，從而贏得了載漪等人的信任，並被慈禧太后召見，恩寵有加，並賜以福字匾額。清政府高層的這些舉動無疑激怒了各國公使，他們紛紛猜測清政府的真實用意，進一步懷疑清政府允諾鎮壓義和團的誠意。美國公使立即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表示擔心清廷表彰毓賢的舉動並不明智，這勢必為社會上久已流傳的清政府將利用義和團驅逐洋人的流言「提供了理由」。

  1月23日，在華傳教勢力最大且負責保護傳教權力的法國公使畢盛提議召開法、美、德、英四國公使會議，討論正在中國所發生的義和團事件及其對策。25日，四國公使又在英國公使館繼續進行會商。四國公使於27日向清政府提出聯合照會，認為清政府1月11日的上諭的措辭不幸造成了一個普遍的印象，即清政府對義和拳和大刀會這樣的結社抱有好感，同時這些結社的成員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喜悅，並且從上諭中得到鼓勵，繼續對基督教徒施加強暴。照會強調在山東北部和直隸中南部所存在的悲慘局勢對任何文明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恥辱，它是由於某些「暴徒」的胡作非為所造成的，這些「暴徒」已經聯合起來，加入了分別被稱為「義和拳」和「大刀會」的兩個結社之中；中國地方官員們對這些結社不聞不問，而且在某種情況下予以實際上的縱容和鼓勵。照會格外提醒清政府特別注意，即這些人所打的旗幟上幾乎都寫著「滅洋」的字樣。照會強烈要求清政府立即發布一道措辭嚴厲的上諭，下令指名對義和拳和大刀會進行全面鎮壓和取締，要求清政府在上諭中清楚地說明，凡是加入這兩個結社中任何一個或窩藏其任何成員者，均為觸犯中國法律的刑事犯罪。

  義大利公使也久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在四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之前或同時，也向總理衙門遞交了一份照會，提出與四國類似的要求。至此，由五國公使組成的公使聯盟基本形成，是此後一段時間與清政府進行交涉的重要對手。

  或許是因為1月24日宣布立大阿哥引起了國內的混亂，清政府並沒有及時回答五國公使的照會。至2月21日，五國公使再次要求總理衙門予以答覆，並且要求與總理衙門緊急會晤，指定慶親王奕劻必須親自參加。

  3月2日，英國公使竇納樂、美國公使康格、德國公使克林德、義大利公使薩爾瓦葛和法國代辦唐端依然如約聯合「訪問」了總理衙門，清政府參加此次會見的包括了慶親王在內的所有總理衙門大臣。英國公使竇納樂代表五國公使向慶親王表達了他們關於鎮壓義和團、大刀會的意見，重申清政府再次發布嚴厲鎮壓義和團和大刀會的上諭，並要求諭旨全文必須在公開出版的官方公報上發表。德國公使克林德強調，清政府3月1日送來的上諭雖然提到要取締義和團，但是沒有提及取締大刀會，而這兩個秘密結社必須取締是各國的一致要求。

  對於各國公使的問題及要求，慶親王作了解釋。他認為，清政府對於制止這些民間秘密結社所犯暴行的決定是嚴肅認真的；把上諭送交有關巡撫，將它包含在一個告示中並照此辦理，比在其他官方公報上發表要更迅速和更有效得多；至於已有的上諭中之所以沒有提及大刀會的名稱，是因為從清政府所掌握的情況看，大刀會與義和團實際上是一個組織。

  經過中國方面的解釋，各國公使承認該上諭以及通過告示傳播該上諭所表現出來的誠意，但是仍對總理衙門所使用的論據表示難以相信。所以，各國公使在會談結束時仍舊將3月1日晚擬就的新照會遞交給了總理衙門，以便對清政府進一步施加壓力。3月7日，總理衙門以在《京報》上發表取締結社的上諭與先例不合為由，對五國公使3月1日的照會要求予以拒絕。

  3月10日，五國公使舉行會議，他們一致傾向於使用更堅決的口吻重申他們已經提出的要求，表示如果清政府一旦不同意他們的要求，且形勢沒有得到根本改善，那麼他們將建議各自的政府，為了他們的僑民、傳教士在中國的生命財產而採取其他必要的措施，包括在中國北部水域舉行聯合海軍示威的形式。五國公使將這一意見分別電告各自的政府。

  五　國政府沒有立即同意公使們的建議，政府擔心聯合海軍的示威有可能會進一步激化事態，不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影響他們的在華勢力和地位。尤其是在華經濟利益最大的英國格外強調這一點。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認為，英國在這件事情上一定要格外謹慎地處理，更不要妄想居於處理此事的為首地位。他還指責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認為竇未經請示就帶頭髮起武力威脅的提議是愚蠢之舉，並要求竇暫時平靜下來，拖宕此事，以免導致任何海軍行動。

  與英國政府的態度稍有不同，法國政府在接到駐華公使的報告後，似乎傾向於由列強聯合起來採取軍事行動。法國外交部部長戴爾卡賽3月12日對英國駐法大使愛德華·芒遜說，五國駐華公使要求海軍示威的建議不可避免。因此，五國應該對此做好充分的準備。然而兩天之後，法國駐英國大使向他報告，英國外交部長索爾茲伯理告知他海軍示威是一危險的步驟，並告知他英國寧願讓時局進一步發展，而不願立即採取什麼行動。與此同時，法國駐華代辦唐端在致函戴爾卡賽時解釋道，他之所以附和其他公使的軍事威脅，主要是為了不使自己與其他公使的行動相脫離。他本人的意見是，籌劃一次海軍行動的條件並沒有成熟。根據上述報告，法國外交部長戴爾卡賽很快修正了自己的態度，他表示，法國人現在宣稱示威是極嚴重的步驟，並電告法國駐華代表提供更多的情報。法國政府對華態度的轉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法國不願得罪它的重要盟友俄國。而俄國此時的對華態度明顯呈現出「溫和」、「友善」的姿態。而法國如果附和美國、義大利等國對中國立即採取海軍示威的行動，勢必引起俄國人的不滿。

  英法兩國政府的態度影響了美、德、意三國政府。由此，五國公使聯盟所提出來的進行海軍示威的建議便被他們的政府暫時擱置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