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己亥建儲與政治格局的變化

  強烈的排外意識是戊戌後中國社會的基本共識，那時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反對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雖然是近代中國比較早地認識西方近代發展實質與意義的領導人，但在戊戌之後出於最實際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對西方的看法發生了某些變化。她覺得西方國家是故意與她搗亂，因為清政府已明白宣示康有為、梁啓超犯上作亂的罪行，而西方國家不僅不幫助中國將康、梁緝拿歸案，反而協助他們出逃，給予庇護，甚至允許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成立什麼保皇會，蠱惑人心，發行報刊，肆意攻擊、詆毀清政府和她本人。這是專制體制下最高獨裁者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這也是慈禧太后在戊戌後一變而成為西方文明反對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太后的變化深刻影響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紳，曾經參與過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經在政變之後受到了相應的處分與處理，而現任的這些大臣或者原本就是不滿意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政治改革的守舊人物，或者是因為慈禧太后的態度轉而對西方文明比較反感。他們過去或許一度讚美過西方文明，但甲午之後的一系列事實使他們不能不懷疑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真實態度。三國干涉還遼之後，他們對西方列強一度產生過好感，但1897年底開始的膠州灣危機以及此後俄國人乘機索取旅大，英國人、法國人等也乘機要挾，在在反映了西方國家向中國灌輸的所謂文明並不是為了促進中國的富強與進步，而是為了進一步削弱、瓦解中國的一個大陰謀。至於1898年的維新運動，他們也感到其背後有著西方人的影子，西方人和西方國家之所以支持中國的政治變革，可能也是為了瓜分中國。1899年4月28日，英俄兩國簽署協定，劃分並互相承認兩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俄國承諾不干涉英國在揚子江流域的事務，而英國承諾俄國在長城以北地區的殖民統治，而德國已經在山東實行實際上的統治。鑑於這種即將到來的瓜分危機，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紳自然感到空前的恐慌，鄭觀應在當時就明確表示，英、德、俄諸國在中國的瓜分必將引起其他列強對中國的覬覦，全面瓜分中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因此中國必須設法予以解決，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

  一　般民眾當然沒有朝中大臣和那些士紳們的深刻認識，但他們出於最直接的感受，覺得自五口通商以來，外國商品與傳教士毫無節制地湧入中國，他們的日子不是比過去更好些，而是比過去更糟糕。確實，西方國家的經濟勢力進入中國之後，中國固有的舊式工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再加上甲午戰爭後巨額戰爭賠款的壓力，一般民眾的日子越來越難過。戰爭之後大量兵勇的解散，也使流民的數量成倍增加。更為不幸的是，甲午戰爭後的那幾年，天災連年不斷，尤其是華北地區大面積的持續乾旱以及黃河連年失修所導致的災難，造成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痛定思痛，一般民眾雖然不會有多少深刻的認識，但他們直觀地知道他們的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艱難，大概都是洋人來了之後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國大規模地造鐵路、開礦山，將中國的龍脈挖短了，地藏的寶氣泄漏了；洋人在中國城鄉遍設教堂，把中國傳統的神祇、祖先得罪了，侮辱了，這些神祇、祖先也不保佑中國人了。基於這種最直觀的感受與判斷，一般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就是要想恢復往昔的好日子，就非將那些可惡的洋人驅逐出去不可，尤其是非將那些洋教士以及追隨那些洋教士為非作歹的漢奸教民殺掉不可。列強侵略日甚一日引起的社會恐慌，導致這種集體無意識的逐步發酵，加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衝突，終於釀成此伏彼起、連年不斷的教案。僅德國侵占膠州灣之後的一年半中，山東省境內因鐵路、礦山及教案所引發的外交糾紛就有1000餘件。排外心理已占據整個中國社會。

  就最高統治層來說，列強對中國內政毫無收斂的干涉，也使慈禧太后和那些守舊的大臣們相當惱火。追根溯源，他們一致認為作為新政象徵的光緒皇帝依然在位的結果。他們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只要光緒皇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緒皇帝還依然活在人世，不僅康有為等流亡海外的所謂維新志士還有精神寄託和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本，而且西方國家就會繼續以光緒皇帝這一問題向中國施壓。事實上，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訓政之後不斷傳出光緒皇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謠言，這些謠言既有清政府政治高層有意向外釋放的信息，以便為未來的政治決策留下足夠的空間，也有康、梁等人故意誇張的成分。康、梁等人相當清楚，只要光緒皇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緒皇帝依然活在人間，即便他們現在吃夠苦頭，他們也終究會有揚眉吐氣的一天，因為年輕的光緒皇帝終究要比慈禧太后活得時間更長。

  光緒皇帝的存在成為慈禧太后和那時當權者的一個重大心病。起初他們或許真的試圖通過宮中太監使用藥物的辦法摧毀光緒皇帝的肉體，但這一做法很快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對，有的公開譴責清廷的這一荒唐做法，警告當局不要違背民意進行這一陰謀。

  康、梁等人因新政的失敗流亡國外，雖然吃盡了苦頭，但獲得了許多道義上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較清政府擁有更多、更強的話語權勢。相反，清政府特別是慈禧太后畢竟用「六君子」的生命換取了政權，不管怎麼說似乎在道義上虧了一層。再加上專制政體下的信息不透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反而為話語弱勢。所以我們看到，所謂慈禧太后利用宮中太監向光緒皇帝使用藥物，企圖從肉體上摧毀光緒皇帝的說法基本上來源於康梁系的編造，並沒有檔案或其他方面的證據作支持。

  兩江總督劉坤一在新政開始之初對於康有為主導的新政持反對或消極態度，他不惜遭受光緒皇帝的通報批評而故意拖延新政命令的執行；但當新政中止、慈禧太后建立訓政體制、國內外關於廢黜光緒皇帝的謠言四處傳播的時候，他毅然於1898年10月13日致電總署，期待清廷主事者如慈禧太后、榮祿等人不要將新政的問題全部推到光緒皇帝一人的頭上，更不要像謠傳的那樣使兩宮離間，而是應該團結起來，結束過去，開創未來，兩宮孝慈相孚，尊親共戴，以維繫人心安社稷。對於康有為的餘黨，劉坤一也建議清廷謹守先前的公開宣示，不再追究。如此說來，即便清廷最高決策層在1898年的最後幾個月真的擁有一個廢黜光緒皇帝的計劃，但經過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的勸說，也很快打消了。

  10月15日，慶親王奕劻等總理衙門大臣主動告訴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中國方面清楚地知道到處流傳的關於光緒皇帝身體狀況以及陰謀謀害他的謠言，不過他可以負責任地證實這些謠言是不真實的，他請竇納樂以朋友的資格向中外各方代為闢謠。慶親王以中國官方的資格告訴竇納樂，光緒皇帝的健康大為增進，且常和慈禧太后一同聽政，處理國家事務。慶親王還向竇納樂，並期望通過竇氏向整個西方世界解釋，其實慈禧太后並不是完全反對中國進行改革，只是慈禧太后以為準備條件不夠，中國不適宜於像光緒皇帝那樣實行操之過急而又規模過大的改革。慶親王奕劻還很誠懇地詢問竇氏有什麼辦法能夠儘快使動亂的中國恢復平靜。竇納樂對症下藥地建議：一個保證有效的並使不安狀態歸於平靜的辦法是找一位外國醫生為光緒皇帝看病，並簽署一份光緒皇帝的健康證明書，這樣不論結果如何，都會使西方世界和中國國內的反對者放下心來。按照竇納樂的判斷，清政府如果真的存在一個廢黜光緒皇帝陰謀的話，那麼他們就根本不會接受他的這一建議。

  竇納樂的建議代表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未來的普遍擔心，他們覺得光緒皇帝主持的變法運動儘管有許多問題，但在大的思路上合乎西方世界的普遍價值觀念，中國如果沿著這條道路持續地走下去，必將成為國際社會比較負責任的一員。而慈禧太后重新訓政，不管有多少國內政治的充分理由，她的政治選擇肯定要比光緒皇帝落後得多。所以，西方列強通過多種手段干涉中國的內政，他們普遍不希望由慈禧太后取代光緒皇帝，更不希望太后採取廢立的非常手段處置光緒皇帝，他們儘量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慈禧太后同意光緒皇帝繼續留在皇帝的位置上。

  慶親王奕劻對竇納樂的請求，態度無疑是誠懇的，清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內確實不希望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權力的交替產生懷疑，他們清楚地知道當時的中國已經或正在融入國際社會，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中已經占有相當的分量，如果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國內政治穩定持有強烈的懷疑態度，勢必要影響西方資本在中國的投資，進而肯定會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穩定。不過，慶親王誠懇的態度並不意味著他告訴竇納樂的那些都是事實。事實上，當時的光緒皇帝不僅健康狀況並沒有「大為增進」，反而更加惡化。在慶親王信誓旦旦地告訴竇納樂光緒皇帝「健康大為增進」兩天後，清廷御醫率各省推薦來的名醫對光緒皇帝進行了全面會診，其結論是光緒皇帝遍體是病。第二天，慈禧太后異乎尋常地將這批名醫的會診報告批轉給六部九卿閱看。

  名醫的診斷應該是真實的，而慈禧太后將診斷報告異乎尋常地批轉給各位大臣，其用意很值得分析。從善意的角度去理解，清廷最高統治層肯定受到了各方面謠言的壓力，以為清廷真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陰謀，或故意迫害光緒皇帝，所以慈禧太后將皇上的病情及時向六部九卿各大臣通報，以便光緒皇帝萬一有什麼不測，也好使各位大臣心中有數；另一種可能是從惡的角度去分析，慈禧太后似乎依然不能原諒光緒皇帝在新政後期的作為，尤其是其所謂「不忠」，她之所以向各位大臣公布光緒皇帝的嚴重病情，似乎是為有一天進行廢立而作準備。不過，後一種可能性應該極小，因為就在向六部九卿各大臣公布病情的第二天，清廷又異乎尋常地接受了竇納樂的建議，請法國駐華公使館醫生多德福入宮為光緒皇帝診病。20日，多德福向總理衙門出具了光緒皇帝的病情報告書。根據多德福的診斷，光緒皇帝「雖然沒有立刻的危險，但皇帝是有了微恙」。言下之意，光緒皇帝的病情並不影響他繼續履行他所承擔的政務。

  多德福的診斷報告公開之後，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局穩定的懷疑，他們逐步接受了慈禧太后訓政的現實。過去的經驗使西方國家普遍相信，即便慈禧太后出於國內政局穩定的需要可能會使中國政治一時倒退，但她決沒有理由與西方人敵視到底。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正是由於慈禧太后的主持，使中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開放與發展。所以，他們普遍地相信慈禧太后在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守舊頑固派，她一旦有效地控制住了局勢，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還會很快走向正常。

  11月5日，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一起在儀鑾殿接見日本使臣矢野文雄；12月13日，慈禧太后又與光緒皇帝一起在宮中召見英、美、德、法、俄、奧、荷、日等各國駐京使臣的夫人，光緒皇帝還與各位使臣夫人一一握手還禮。這一系列姿態不僅向中外表明光緒皇帝的健康已經大為增進，而且兩宮和睦，孝慈相孚，共同治理著這個國家，並不像外界尤其是康、梁等流亡人士所宣傳的那樣帝後之間勢同水火。

  此後不久，光緒皇帝的身體狀況可能日趨惡化，病情越來越嚴重。1899年1月22日，清廷通過上諭的方式告知中外「朕體違和，近來服藥調理，尚未大愈」。此後一段時間有關壇廟大祀等禮儀性的活動不擬參加，「若勉強親行，精力恐有未周，進退拜獻設有衍儀，轉不足以昭誠敬」，故而決定次年正月初十日孟春時享太廟的典禮著派慶親王奕劻恭代，正月十三日祭祈谷壇著派怡親王溥靜恭代。

  2月17日，清廷公開宣布光緒皇帝以上年夏秋之交違和，尚未痊癒，命將太醫院脈案，按五日一權，抄發各省督撫閱看。22日，清廷再次公開宣布，光緒皇帝以病未痊癒，恭謝各國駐華公使請覲賀年。光緒皇帝實際上停止了所有的政務活動。

  1899年1月下旬，慈禧太后連續召見皇族中溥字輩的幼童十餘人，從中考察能否有人適合在光緒皇帝死後出而擔當皇帝的重任。慈禧太后對皇帝繼承人考察的消息在京城內外傳播的時候，不能不引起人們更多的猜疑。或許正如張之洞判斷的那樣，梁啓超主編的《清議報》於1898年12月在日本橫濱創辦之後，專以詆毀中國朝政為能事，蓄意攻擊慈禧太后，種種捏造，變亂是非，意在煽惑人心，必欲中國立時大亂而後已。從事後驗證的角度看，《清議報》「所說各事皆是虛誣」。但在專制政體下，朝政的非公開性只能導致流言的盛行，康梁系的人馬即便不是有意造謠，那也是聽信來自京城的傳言，以訛傳訛。或許是為了以正視聽，4月3日，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口氣以病狀諭知兩江總督劉坤一：「覽奏具見悃忱，朕躬仍日進湯劑，總未大安，且身軟氣弱，不時眩暈，不耐久於坐立，每日召見臣工尚覺勉強，朕心亦不勝焦急。知卿企念，特諭及之。」期待以此化解中外各方面的誤會與誤解。

  光緒皇帝出面解釋以及清廷的努力，都有助於化解因光緒皇帝的病情而導致的中外誤解。到了1899年的上半年，不僅屠殺六君子的陰影基本消除，而且中外輿論出現了兩宮和睦並有意於重新推行新政的傳聞。以康、梁等人為首的流亡海外志士也因應形勢的變化，相應改變了自己的鬥爭策略，不再一味地攻擊慈禧太后，逐步放棄先前堅守的「保全中國非賴皇上不可」的立場，強調「今日變法必自調和兩宮始」，以為慈禧太后果能誅殺挑撥兩宮關係的「賊臣」榮祿等人以謝天下，重走維新之路以振興中國的目標未嘗不可成為現實。

  然而到了1899年下半年，情況又發生了變化。9月4日，光緒皇帝以上諭昭告中外，「朕躬服藥日久，未見大效」，這表明光緒皇帝的身體狀況似乎很難擔當更大的責任，期待以其為主導重新啟動新政的程序也不太可能，海內外普遍懷疑是清廷內部又在醞釀廢立陰謀，於是輿論又增加了對光緒皇帝的同情。海外華僑在此後不久借為慈禧太后賀壽的名義與機會，連電總署，要求慈禧太后將政權交給光緒皇帝，歸政以頤養天年。

  海外華僑要求慈禧太后歸政的請求實際上都是接受了康梁系的宣傳，這樣就勢必加劇清廷對流亡者康、梁等人的敵視，特別是康有為的保皇會成立和梁啓超主編的《清議報》出版之後，這種敵視並沒有因為清廷的許多表白而稍緩。

  清廷內部的廢立計劃再次被提上政治日程。12月4日出版的香港《士蔑報》根據上海、北京方面的傳言，確認清政府已決計於明年初即1900年初改元，另立新主，傳言李鴻章、徐桐、昆崗數人各效忠誠，苦諫慈禧太后，謂倘必廢立，則請先行斬彼老臣，以免干涉此悖亂取危之事。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皆有親信在京打探消息，故慈禧太后正在躊躇之際，忽然接到劉坤一、張之洞各來一電，又有劉坤一、譚鍾麟聯名電報一紙，均切諫廢立，奏請勿為此舉，以免國家分裂更早於外人之瓜分。

  據傳聞，廢立計劃的啟動屬剛毅、徐桐、崇綺、載漪以及尚書啟秀等人所為。崇綺久廢在私第，而大學士徐桐雖然已80高齡，但對於弄權非常有興趣，尚書啟秀在樞廷與徐桐關係不錯，他們遂相邀定策功。徐桐、崇綺與啟秀三人日夕密謀，擬就內外大臣聯名籲請廢立的奏稿密呈慈禧太后，太后可之，但命二人須先找榮祿商定。是時，榮祿為軍中統帥，實力最強，大權獨攬，且為慈禧太后最親近，言無不從。所以廢立的計劃如果不能得到榮祿的同意，那也只是紙上談兵，空歡喜一場。12月30日，啟秀退朝後找到榮祿轉達徐桐、崇綺的意思，榮祿聞言大驚。待徐桐、崇綺二人到榮祿家詳談此事時，榮祿告訴家人不讓二人入門。苦苦想了一整天，待次日罷朝後，榮祿請與慈禧太后獨對，太后可之。榮祿遂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之事，信乎？」

  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

  榮祿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太后曰：「事且露，奈何？」

  榮祿對曰：「無妨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篡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

  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

  1900年1月23日，上諭命恭親王溥偉，貝勒載濂、載瀅、載瀾及大學士、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部院滿漢尚書等於明日侍候召見。第二天經過御前會議的討論後發布上諭，宣布封端郡王載漪之子溥雋為大阿哥，繼承穆宗毅皇帝同治為子，派崇綺為師傅授讀，並派徐桐常川照料。此日為農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中國近代史上稱這一事件為「己亥建儲」。

  當光緒皇帝的身體狀況不足以應付朝廷中的日常典禮的時候，有了大阿哥的代勞，至少可以使朝廷的日常事務更加名正言順。同一天，另一份上諭就宣布明年正月初一日高殿奉先殿著大阿哥溥雋恭代行禮。這多少可以使重病在身的光緒帝擺脫若干禮儀性活動，有助於其康復。

  國內外輿論在康梁系話語的影響下，總以為己亥建儲是清廷廢黜光緒皇帝的一個大陰謀，所以當建儲的消息傳播出來之後，上海電報局總管經元善甚至發起數千地方名流的簽名運動，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呼籲慶親王奕劻及榮祿「公忠體國，奏請聖上力疾監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憂勤，下以彌中外之反側」，由此而引發此後經年不息的所謂「保皇運動」，為此後中國政治變化注入了新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