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新舊黨爭與帝後衝突

  軍事領域中的強兵改革是清政府的既定政策，在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反對阻力最小。只是由於時間的原因，在這一百天中並沒有取得多少實際效果。而與軍事領域的改革相關聯的是教育體制的改革，軍事改革曾經觸及武科的存廢與改良，而武科考試實際上也是清朝運行甚久的一項既成教育制度，它的存廢不僅與軍事改革密切相關，其實更是教育改革、科舉制度存廢的根本之所在。

  一　新舊黨爭拉開序幕

  光緒皇帝宣布明定國是詔時，一是宣布創立京師大學堂，作為新知識教育的基地以及將來青年知識分子獲取功名的培養基地，期待以新學堂的創辦去取代舊的教育體制；二是將以八股為主要內容的科舉考試制度的弊端大體指出，但對是否廢除科舉考試、怎樣改革科舉考試，光緒皇帝並沒有提出明確的看法，依然期待能夠尋求一個最佳的妥善方案。

  本書首發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6月16日，康有為利用面見光緒皇帝的機會，直接向光緒皇帝面陳八股科舉考試制度的危害，以為中國近年來一連串的外交失敗，說到底都是八股惹的禍。

  光緒皇帝也認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目前最大的不同在於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學為有用的實學，而中國人所學則基本上是沒有用的東西。這些沒有用的東西當然是指科舉考試制度中的八股文。

  第二天，康有為呈遞一份奏摺，以自己追求科舉功名的痛苦經歷痛斥八股科舉考試制度的荒謬，強調中國在甲午戰爭中之所以失敗，被割去大片土地，承擔大量的戰爭賠款，並不是朝廷無能，而根本原因在於八股科舉考試窒息了士人的性靈。他強烈要求清政府立下明詔，廢除八股科舉考試制度，從此中國知識分子內講中國文學，以研經義、國聞、掌故、名物，則為有用之才；外求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為通方之學。他建議政府第一步廢除八股考試內容，同時加快新教育建設的步伐，宏開學校，教以科學，等到學校盡開，第三步就是逐步廢除科舉考試制度。

  6月18日，康有為上請停止弓刀石武科考試制度改設兵校折，就軍事人才的培養提出建議，實際上也是對舊的教育制度進行批評，建議政府配合新教育體制的建立改用新式軍事學堂訓練將校。

  與此同時，梁啓超也聯絡各省舉人聯署上書，請求清政府特下明詔，停止八股取士，推行經濟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抨擊沿襲數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非徒無用而已，又更愚之……非徒愚士大夫無用已也，又並其農、工、商、兵、婦女而皆愚而棄之」，請求政府宣布天下，停廢八股取士，改用經制六科，培養新式人才。

  各方面的呼籲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視。6月17日，光緒皇帝命樞臣就停廢八股問題擬旨。這一消息傳出後，「京師譁然，傳廢八股，喜色動人」。

  6月20日，康有為代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山東道檢察史楊深秀草擬一封彈劾「守舊禮臣」的告狀信，上書清廷點名指責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騤守舊迂謬，阻撓新政，建議清廷應該將阻撓新政的許應騤解除職務，既為守舊誤國者誡，庶幾內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鄰封之笑柄。光緒皇帝在這份彈劾奏摺上批道：「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一折，著許應騤按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即要求許應騤對彈劾奏摺所涉及的問題說說清楚。

  許應騤希望剛毅在皇上面前美言幾句以保護自己過關，至少希望剛毅能夠給他出出主意，渡過這一難關。剛毅對廢八股確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確曾當面建議光緒皇帝慎重考慮，所以他對許應騤的請求並不感到意外，曾向光緒皇帝為許應騤「乞恩」。他得知彈劾許應騤的奏摺出自康有為之手，曾勸許應騤反攻為守，不要只急於辯白自己，更要敢於攻擊康有為。這便在事實上證明了清廷內部存在一個守舊的派別，他們專以新政為敵。戊戌年間的新舊黨爭於此終於拉開序幕。

  新舊黨爭的態勢當然不是光緒皇帝所期待的，作為清廷最高領導人，他背後有慈禧太后支持，當然期望他的所有臣僚都能夠同舟共濟，推動新政的順利進行。因此當他收到彈劾許應騤的奏摺後，心中自然很反感。他一方面要求許應騤明白回奏，另一方面也充分考慮了剛毅的建議，在當天就廢八股的問題專程赴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徵求意見。

  6月22日，康有為又代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草擬一折，請求清政府立下明詔廢八股，稱時事艱難，國勢危機，人才乏絕，廷臣條陳紛紛，多有請變科舉、廢八股者，而禮臣守舊拘牽駁議，致使皇上和政府依違不決。這份奏摺矛頭直指那些「守舊禮官」，以為正是他們的阻撓，致使許多制度當變而不能變，這些守舊禮官「言科舉不可變、八股不可廢者，與為敵國作反間者無以異」。奏摺建議皇上不要再聽信這些守舊禮官的駁議而貽誤天下大計，特旨明諭天下，罷廢八股，各級各類考試一律改用策論，庶幾天下之青年一代皆改而致力於先聖之義理，以考究古今中外之故，務為有用之學，風氣大開，真才自奮，皇上亦何憚而不為哉？奏摺反覆強調，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是正在開展的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的一件大事。

  同一天，禮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許應騤遵照光緒皇帝的指示「明白回奏」，對康有為代擬的彈劾奏摺所提出的問題一一駁斥，並接受剛毅的建議反攻為守地攻擊康有為。他解釋道：康和他是同鄉，稔知其少年時代即無行鄉里，名聲極壞。迨康有為通籍旋里，屢次與鄉人發生衝突，為眾論所不容。「始行晉京，意圖倖達，終日聯絡台諫，夤緣要津，託詞西學，以聳聽觀，即臣寓所已干謁再三，臣鄙其為人，概予謝絕。」此後，康在廣東會館私自立會，聚眾至200餘人，「臣恐其滋事，復為禁止，此臣修怨於康有為之所由來也。」他指責康有為是政治小人，狂妄至極。「比者飭令入對，即以大用自負，向鄉人揚言，即奉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觖望。」康有為果真如此，這可是中國官場最忌諱的。許應騤還借前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的話說：「今之以西學自炫者，絕無心得，不過借端牟利，借徑弋名。」許應騤指出：現在康有為逞其橫議，廣通聲氣，襲西報之陳說，輕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測。若不將康有為罷黜回籍，任其久居總署，必刺探機密，漏言生事；常住京邸，必勾結朋黨，快意排擠，搖惑人心，混淆國事，關係非淺。

  原本只是程序性的爭議引起了黨爭，黨爭的直接後果是將廢八股的決策儘可能地作了調和，以便各方都能接受。6月23日，光緒皇帝宣布廢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同時又宣布改革在三年之後正式施行，至於如何分場、命題、考試等一切詳細章程，仍將由相關部門儘快制定予以公布。上諭顧及了存廢兩方的面子。

  康、梁等人感到光緒皇帝「不徹底」的上諭實際上受制於守舊勢力的包圍，為了打破這些包圍，覺得有必要立即開展一次「立廢八股」運動，以期由此突破守舊勢力對光緒皇帝的影響。6月30日，康有為、康廣仁、梁啓超等人將討論的結果起草成一折一片，以御史宋伯魯的名義呈遞。當天，清廷發布諭旨，修正6月23日發布的三年後廢八股改策論的諭旨，規定「歲舉歸併正科，生童歲科試一律改為策論」，要求各省學政收到此諭旨後，即行一律改為策論，全面採納了康有為等人建議。

  廢八股改策論的決策應該說有利於時務人才的培養，是戊戌年間最值得稱道的一件大事，不過八股制藝畢竟流行了數百年，畢竟已經成為許多人的飯碗，驟然將這一維繫著無數人生計的制度一旦廢除，自然激起一部分人的反對。事實上，當廢八股改策論的消息傳開之後，已有發生社會動盪的徵兆。因廢八股而可能導致失業的大批士人對倡議廢八股的康有為等人恨之入骨，據說直隸的一些士人甚至考慮採用極端的手段對康有為行刺。康身邊的一些人也勸康有為請幾個保鏢，注意保重，深居簡出，以免意外。由此可見廢八股在當時確實不是一件小事。

  7月4日，以穩健著稱的清廷重臣張之洞與湖南巡撫陳寶箴聯名呈遞《妥議科舉新章折》，就廢八股之後如何改進科舉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識分子的權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較務實地解決了廢八股、改科舉過程中所出現的那些矛盾。

  在張之洞、陳寶箴的方案中，他們依然堅持儒家倫理中的道德精義不可廢除的原則，所謂中學為體就是要堅守住儒家倫理，堅守住歷代帝王經天緯地之大政。至於八股的弊病，已為天下所共知，自當改革。但由於科舉體制為天下學術之所系，為國家治本之所關，所以任何改革都當慎之又慎，妥議方案。

  張之洞、陳寶箴「妥議」的改革方案實際上主要體現在內容上，至於形式，這個方案儘量不作大的調整，以免引起激烈的反彈，造成無謂的爭論。所以這個方案既迎合了新的潮流，又充分照顧了數百年來所形成的習慣，是一個新舊兩宜的折中選擇，因此甚得清廷的重視。經過禮部、總理衙門等相關部門的討論與認定，7月19日，清政府發布上諭，以為張之洞、陳寶箴的方案「剴切周詳，頗中肯綮」，決定以張、陳的設計為藍本，頒布廢八股之後的新科舉方案。至此，關於廢八股、改科舉的爭論終於告一段落。

  二　大學堂與官報局

  光緒皇帝在明定國是詔中關於創設京師大學堂的決定，似乎並沒有引起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的真正重視。6月26日，光緒皇帝再下諭旨，對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因循、延遲提出批評，命他們就創設京師大學堂的事情「督飭司員，剋期議復。倘再仍前玩愒，並不依限復奏，定即從嚴懲處不貸。」這才真正引起那些官僚們的重視。

  6月30日，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參照日、英等國大學體制擬定了五條辦學大綱，就京師大學堂及其與中國整個教育體制的關係、選址原則、功課設定、款項的籌措以及委派大臣出洋考察等提出了不少建議，對後來新教育的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啟迪作用。

  有了李盛鐸的規劃，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的大臣們根據這些建議，並參照先前中外各家提出的各種方案進行研究，就京師大學堂的體制、規模以及所需的人才、物質支持等方面於7月3日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方案和詳盡章程，京師大學堂的籌備工作方才真正啟動。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他參與了京師大學堂章程的制定，後來由梁啓超代為執筆起草。梁啓超參酌英、美、日等國已有的制度，制定了這份詳細的章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將大學堂的權力歸於總教習，而管學大臣則形同虛設。

  管學大臣孫家鼐看到梁啓超擬定的大學堂章程後勃然大怒，他以為梁啓超在章程中將大學堂的日常事務的權力歸諸總教習是別有用心，於是與康有為反目成仇。

  7月17日，孫家鼐向清廷呈遞了一份舉報康有為的奏摺，稱康有為的《春秋界說》《孟子界說》及《孔子改制考》等，昌言《公羊》之學，雜引讖緯之書，牽強附會，必證實孔子改制稱王而後已，稱《春秋》既作，周統遂亡，此時王者即是孔子。「康有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才，而轉以蠱惑民志，是導天下於亂也。」孫家鼐建議清政府明降諭旨，將康有為書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的內容一律刪除。

  光緒皇帝在得到孫家鼐的奏摺後，只是著軍機大臣傳旨孫家鼐，再令孫傳旨康有為而已，似乎有意調解孫家鼐與康有為之間的矛盾或誤會。

  同一天，康有為通過御史宋伯魯向清廷呈遞一份要求改《時務報》為官報的奏摺，而正是這份奏摺引發孫家鼐與康有為之間更加劇烈的衝突。

  這份奏摺中首先羅列了報館的四大好處：一是首列論說，指陳時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備朝廷之採擇；二是臚陳各省利弊，民隱得以上達；三是翻譯萬國近事，借鑑敵情；四是或每日一出，或間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載皆新政之事，有利於新政的宣傳與推行。奏摺建議應該出資主持一份屬於政府的官報，並建議將梁啓超、汪康年等人先前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改為官報，並將改版後的《時務官報》移至京師，併入譯書局，委派梁啓超前去主持。如譯書局之例，在上海設立《時務官報》分局，梁啓超可往來京滬，總持其事。奏摺還建議政府將民間的其他報紙收歸國有，由政府主辦，統一輿論。

  光緒皇帝收到這份奏摺後並沒有表示意見，而是按照程序批轉給管學大臣孫家鼐斟酌處理。7月26日，孫家鼐向光緒皇帝提交了處理意見：

  1.不同意調梁啓超主辦《時務官報》，理由是梁啓超已奉旨辦理譯書局事務，現在學堂既開，亟待譯書，以供士子講習，若調梁兼辦官報，恐其分散精力，不利於譯書局的工作。

  2.建議調康有為督辦官報，並提出比較嚴格的管理建議：一是《時務報》雖有可取，而龐雜猥瑣之談、誇誕虛誣之語，實所不免。今既改為官報，宜令主筆者慎加選擇，如有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挾嫌妄議、瀆亂宸聽者，一經查出，主筆者不得辭其咎；二是《時務官報》既為政府主辦的報紙，就不能如民間報紙那些自由議論，應該規定該報不得議論時政，不准臧否人物，其主要功能是翻譯外國報章雜誌上有用文章，俾閱者略知各國情形；三是《時務官報》的經費主要應該由該報自籌及其發行所得，政府不必強行要求各省督撫用公費訂閱和攤派，至於開辦之初的部分經費，可以考慮由上海道代為設法，但應由康有為自往籌商。

  3.對於康有為原奏中提出的將各地民間報紙一律送官報局審查的建議，孫家鼐提出反駁，以為「人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近代西方報館林立，人人閱報，其報能上達於君主，亦不問可知。今時務報改為官報，僅一處官報得以進呈，尚恐見聞不廣。現天津、上海、湖北、廣東等地皆有報館，建議政府諭令各省督撫飭各處報館凡有出版，均應呈送督察院一份、大學堂一份，然後由督察院、大學堂擇其有關時事，無甚悖謬者，一律錄呈御覽，庶幾收兼聽則明，無偏聽之弊。」

  孫家鼐的建議雖然不合乎康有為的需要，但畢竟合情合理，於是當天就獲得光緒皇帝的批准。

  康有為的想法無法獲得實現，與其在中央政府層面政治處境的日趨惡化有關，就連先前比較積極支持康有為的軍機大臣廖壽恆，也在同僚及輿論的壓力下發生轉變。據康有為後來回憶：「時吾遞書遞折及有所傳旨，皆軍機大臣廖仲山為之。京師謠言皆謂廖為吾筆帖式，甚至有謂為康狗者。」這勢必對廖壽恆產生極大的精神壓力，為了官場上的自我保護，廖壽恆只能選擇與康有為等人逐步疏遠的策略。他建議光緒皇帝關於《時務報》改官報的事情，應該由康有為找孫家鼐協商，似乎有意於將康歸之為孫家鼐的部屬。並且他建議今後凡有關報館的事務均由管學大臣孫家鼐遞折，先由軍機大臣傳旨與康有為，令康告知於孫。這種種推託的唯一目的不外乎是為了與康有為等人拉開距離，實際上只是政治場上的一種自我保護而已。

  廖壽恆的建議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同僚的共同看法，也正是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促使孫家鼐敢於提出反建議將康有為以調虎離山的辦法驅逐出京城。孫家鼐調康有為督辦官報局的反建議確實促成了康有為陷入「陷人自陷」的困境，但孫的建議根本不提官報局的經費問題，為康有為的反擊留有足夠的餘地。7月31日，康有為呈遞《謝天恩條陳辦報事宜折》，表示接受督辦官報的委任，但同時提出比較苛刻的經濟資助條件，建議清政府慎重考慮經費方面的問題，並提出依舊例用類似於公款訂閱的方式加以通融，將皮球又踢到了孫家鼐的一邊。

  孫家鼐的目的就是將康有為趕出京城，至於經濟上的區區數千兩銀元，在他看來並不構成障礙，於是他同意向皇帝轉報康有為的要求。光緒帝同意參照所請，「以為久遠之計，著照官書局之例，由兩江總督按月籌撥銀一千兩，並另撥開辦經費六千兩，以資布置。各省官民閱報仍照商報例價，著各督撫統核全省文武衙門差局書院學堂應閱報單數目，移送官報局，該局即按期照數分送。其報價著照湖北成案，籌款墊解。」

  康有為不願遠離北京這個政治中心，又建議孫家鼐在京師另行重組官報局。但孫家鼐秉承相當一部分同僚的意思，一定要藉此機會將康有為排擠出京師，堅拒康有為的建議，堅持要求康有為離開京師，前往上海。他甚至不惜調動其他一些手段再次施壓，於是有9月17日明發御旨，要求康有為迅速離京，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康有為接到這份諭旨之後，似乎確曾準備前往上海，可惜政變將發，康有為前往上海不再是接辦官報局，而是流亡途中的一站而已。

  三　禮部六堂官即行革職

  康有為與孫家鼐的較量以失敗而告終，而王照與舊勢力的衝突卻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一度獲得了成功，不過也由此潛藏著維新運動的深刻危機。

  8月2日，光緒皇帝發布上諭，鼓勵大小臣工就當前的改革與新政各抒讜論，以備採擇，同時規定中央各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一般百姓（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遞。上諭要求中央各部院堂官「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用副邇言必察之至意」，希望用開放言論的辦法廣泛徵集各方面的意見。

  開放言論的上諭贏得了下層官吏的歡迎，原本對現實政治高度關注的年輕一代官僚自然會充分利用這一條件上書言事，表達自己的看法。禮部主事王照在上諭發布之後寫了一份極具內容的建議書，提出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

  王照在奏稿中強調，自從皇上頒布《明定國是詔》以後，在國內外都獲得了極好的反響，國內有識之士覺得天相中國，牏啟聖聰，四萬萬臣民福命未絕；而國外的反應以在華外國人最為突出，他們普遍認為皇上宣布明定國是之後的一系列新政詔書如此英明，為目前各國元首所少有，惟俄國昔年之大彼得第一有點相似。所有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不過居安思危，兩個月來也有一些令人憂慮的問題。基於這種憂慮，王照向光緒皇帝提出三點建議。第一條是請旨宣示削亡之禍已在目前，竭力挽回猶恐不及，勿空言萬全以貽誤。此條建議的主旨是請皇上和政府向國人宣布中國的危機並沒有因甲午戰爭的結束而結束，更不能為眼前的暫時的和平所迷惑，甲午戰爭之後的國際形勢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西方諸列強對付中國已無需採用過去的手段進行戰爭，諸大臣沒有必要因無戰爭的威脅而高興，而謂改舊章為傷元氣，謂倡新政為啟亂萌，以空談正學術為純臣，以大言輕外夷為良將。事實上，現在的中國並不安靜，國內亂民到處滋事，無不託言殺鬼子。對於這種盲目排外的不良心態，許多士大夫反而稱許為「義民」，以此為中國之元氣。王照指出：對於這種不良心態必須加以糾正，否則必將給中國帶來極大的危害，對於此等所謂純臣、良將、義民者，也必須設法遏制，否則任其坐大，在在掣皇上之肘，以致變法無效。

  建議的第二點是請皇上奉皇太后聖駕巡幸中外以益光榮而定趨向。建議稱：當此新政開啟、困難重重之際，皇上應該充分利用慈禧太后的政治資源和政治智慧，「今者合萬國之歡心以隆教養，正宜奉慈駕遊歷鄰邦，藉以考證得失，決定從違」。王照還建議，皇上奉太后遊歷鄰邦可以從日本開始，因為中日兩國的國情大致相同，禮教一致，政治架構以及權力組合都極為相似，具有很強的可比性。對於外交禮節上過於強調「先往為降尊」的看法，王照以為實為政治上的短視，按照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外交慣例，並不以往來的先後判別尊卑，而是通過頻繁的首腦外交溝通各國人民的感情，維護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

  王照的第三條建議是請專設教部。此條建議的關鍵是於學部之外專設教部，專門負責管理宗教，尤其是儒教方面的事務，「今請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勸學之法興我中國之學」，教學分離，相輔而行，不相牽制，庶幾儒教可衛而學可興。這條建議實際上是對康有為等人重建孔教論的回應，就當時的政治層面而言似乎並不具有迫切的意義。

  王照三條建議的核心是第二條，也就是他不惜冒險勸說光緒皇帝不要與慈禧太后發生衝突，相反應該尊奉太后為最高的、最具權威的領導人，這樣就可以有效地化解改革的阻力，有力地推動新政的展開。王照希望以禮部主事的身份通過正常的渠道將這份奏摺呈遞給光緒皇帝，不料禮部滿漢兩尚書懷塔布、許應騤拒絕接受和代呈。王照與懷塔布、許應騤等人據理力爭，堅請由禮部代呈，表示自己在上書中的建議是否被皇上採納應該由皇上決定，不應該由禮部主管官員代為拒絕，以遮蔽皇上的見聞。王照的態度相當堅決，言語也相當決絕，許應騤後來向光緒皇帝描述為「咆哮署堂，借端挾制」。

  就思想傾向而言，王照雖然對康有為的某些政治主張和政治行為持批評態度，但他無疑與具有維新思想傾向的康、梁等人為同道。康有為等人也對他寄予相當大的期待，他的上書與康有為有關，而上書受挫的消息自然也為康有為等人所關注。王照本屬於年輕氣盛的少壯派，原本就對懷塔布、許應騤阻止他上書有很多不滿，於是在康氏兄弟的鼓動下，上書彈劾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阻撓新政。

  王照的堅持終於驚動了光緒皇帝。9月1日，光緒皇帝就懷塔布、許應騤阻撓王照上書的事情作出批示，著將懷塔布、許應騤等交吏部議處，重申此後各衙門司員等條陳事件呈請堂官代遞，即由各該堂官原封呈進，毋庸拆看。隨後他又在上諭中宣布將懷塔布、許應騤等禮部六堂官即行革職，並對王照不畏強御的精神給予表彰，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

  禮部六堂官一併即行革職的處分以及對王照的獎賞震動了朝野。此後各部院主管對於臣民的上書一般說來再也不敢無故拒絕，行政效率有所提高；青年知識分子和年輕官僚更加關心國政，勇於上書言事，就重大問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在此後的半個多月中，各衙門所收到的建議書越來越多，政治的開放度也越來越大，光緒新政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

  四　超常升遷的軍機四章京

  因禮部六堂官的革職而引發的人事變動還在繼續。9月5日，清廷委任裕祿、李端棻代理禮部尚書，任命王錫蕃、徐致靖等人代理禮部侍郎；任命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四人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

  軍機四章京的提拔是戊戌年間的一件大事。他們四人在政治傾向上都主張中國應該進行改革，都具有新思想和相當的行政能力，但他們在當時政治格局中所處陣營並不一致。楊銳為張之洞登堂入室的「第一親厚之弟子」，為張在中央政府的一個重要耳目，多年來不間斷地向張之洞提供京城中的重要消息。在政治傾向上，楊銳比較認同康有為的政治改革主張，但對康過於激進以及樹敵太多也甚為不滿。他並不以為康有為是主導改革的理想人物，所以他與康梁系的關係若即若離，他心目中最有能力主導中國全面改革的理想人物當然還是他的恩師張之洞。

  與楊銳的情況相類似，劉光第也是張之洞的親信與心腹，他對康梁系的學術思想與政治見解很不以為然，似乎也不願與康有為有過多的接觸。他之所以被任命為軍機章京上行走，與楊銳一樣，都是陳寶箴受張之洞的示意而保薦的。

  林旭的情況與楊銳、劉光第稍有不同。楊、劉為四川人，與張之洞關係密切，而林旭為福建人，少負才名，為晚清重臣沈葆楨的孫女婿，與康有為關係比較密切，對康的學術思想與政治主張也比較佩服。他的升遷與康有為並沒有多大的關係，相反，他在出任軍機章京之前卻是康有為的政治對手榮祿的幕府中人物。

  至於譚嗣同，他的出身與經歷與楊銳、劉光第、林旭都不同。他的父親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因此他不僅擁有很好的行政資源，而且見多識廣，博學多聞，遍識天下英才，與康、梁的關係相對說來比較密切。在政治傾向上，譚嗣同不僅高度認同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主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比康有為走得更遠。他甚至認為一個新的中國不應該重建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而要廢除君主專制體制，因為君主以天下為個人的私有財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發誓要衝決網羅，蕩滌舊俗，重建一個新的理想社會形態。在陳寶箴主導的湖南維新實驗中，譚嗣同應邀參加，是湖南新政中比較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南學會的一系列演講，慷慨激昂，聲情並茂，對於喚醒湖南人的覺醒，對於湖南局部維新風氣的形成，起到過重要的作用。光緒皇帝宣布明定國是第三天，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出面保薦譚嗣同、張元濟、黃遵憲以及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在後來的政治活動中，譚嗣同堅定地站在康有為的一邊。

  楊銳、劉光第、林旭及譚嗣同被保薦為軍機處章京的時間不一，陳寶箴保薦楊銳、劉光第為8月5日，王錫蕃保薦林旭為8月29日，而徐致靖保薦譚嗣同則遠在6月13日，而他們四人的合併任命則為9月5日。所以從很多跡象上看，軍機四章京的任命應該與禮部六堂官的革職有著重要的因果關係。光緒皇帝感覺到原先的舊人已經很難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他們「狃於積習，不能實力奉行」，已嚴重影響了新政的進程，因此有必要用一批政治新銳去影響他們、替換他們，從而推動新政的健康發展。

  軍機四章京獲得任命的第二天，光緒皇帝特別交代他們四人要盡心盡力協助朝廷推行新政，且要與軍機大臣們搞好團結，並在程序上規定他們的所有建議都不存在著繞開原先的體制進行運轉的可能，而是一如先前，由軍機大臣們呈遞。

  按照當時的行政體制，軍機處是輔助皇帝處理日常事務的重要政務部門，當時的六名軍機大臣每日都有機會面見光緒皇帝，就一些重大的國際國內問題提出對策，用「面奉諭旨」的名義向各部門、各地方的官員發布指示。軍機大臣的屬僚稱「軍機章京」，或稱「小軍機」，負責繕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以及接受皇帝或軍機大臣的委託，就某些重大問題進行調研並提出方案。軍機章京的正常出身，一般由中央各部院司員中選拔，經過專門的考試後依次遞補。由於這些軍機章京較一般大臣有更多的機會與皇帝和軍機大臣們相處，他們的地位實際上相當的特殊，很受各部院主管及地方督撫們的重視。光緒皇帝突然直接任命的四位年輕的軍機章京，具有明顯的政治新銳特徵，他們的到來不能不引起原有章京們的恐懼和不安。

  按照光緒皇帝的設想，新任四章京與原來的章京們並不構成利益與工作方面的衝突，新任四章京的工作職責主要是參與新政，而原來的章京們還繼續已有的文秘工作，他們的分工至少在光緒皇帝那裡也是相當清楚的，而四章京也是這樣做的。問題在於，四章京的這一特殊分工使他們介於軍機大臣與章京之間，他們雖然沒有軍機大臣的名分和地位，但其功能卻與軍機大臣相仿佛；他們雖然也被稱為「章京」，但實際政治地位卻又比那些原先的章京高得多。所以，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他們不僅與原先的章京們發生衝突，即便是與那些軍機大臣們也很難真正和睦相處；再加上光緒皇帝確實對那些暮氣沉沉的軍機大臣們推行新政不力嚴重不滿，許多事直接交代給四章京而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軍機大臣們的存在，軍機大臣們對許多重大事務茫然無知，這自然惡化了四章京與軍機大臣們之間的關係。而四章京年輕氣盛，自恃有皇帝的特諭，對於皇帝交代的事務自然盡心盡力，卻也很少或根本不與軍機大臣們溝通。這樣一來，四章京原本與軍機大臣們並不構成矛盾，現在卻也成為對立的態勢，這都為後來的政治變動留下伏筆。

  新進軍機四章京的政治品格無可挑剔，就其政治傾向性而言，也基本上都認同於以光緒皇帝為主導的新政改革，他們受命於光緒皇帝，效忠於光緒皇帝，這是他們一致的地方。但是，由於年齡、性格、出身以及各自複雜的人際關係的影響，他們四人在行為方式等方面還是有著比較大的差異。相對說來，譚嗣同在政治上比較堅定與堅持，自然也就比較偏激與激進，受康有為的影響也比較大；受張之洞的影響，楊銳比較穩重與老成，在政治上比較傾向於穩健的改革，主張用新人而不棄舊人，舉凡涉及人事的變動，強調以穩妥為主，不要人為地製造改革的對立面，不要將那些原本並不堅定反對改革的人推到了改革的對立面；劉光第屬於另外一種類型，他本性淳樸，富有正義感和事業心，但由於久居京師，熟悉官場，所以他在政治上和楊銳一樣，不主張採取激進的變革措施，更沒有康有為式的凡事必須分出新舊的思維邏輯，而強調任何改革都應該儘量團結所有的人，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應該循序漸進，以社會的承受力為衡量改革力度的尺度；軍機四章京中年齡相對比較小，也比較盛氣凌人、恃才自傲的可能是林旭。光緒皇帝的賞識、榮祿的提拔、康有為的看重，都使林旭覺得有一種「捨我其誰」的自負，這勢必在有意無意中惡化軍機四章京與各方面關係，乃至軍機四章京內部的關係。據楊銳在家書中自述，根據分工，他與林旭同在一班輪值，譚嗣同與劉光第在另一班。他們每天的工作十分繁忙，對於所有發下來的條陳都必須仔細閱讀，簽署意見，分別是否可行，然後決定是否進呈御覽。這些工作本相當繁重，他們四人與其他章京的關係也已相當緊張，四人之間也並不能很容易獲得一致，每每發生不必要的分歧。據他的看法，譚嗣同與康有為的關係最好，處處按照康有為的意思去辦；不過譚嗣同為人尚算正直，在輪值的時候「尚稱安靜」，按照規矩辦事。而林旭「則隨事都欲取巧」，對於所批閱的文件、條陳並不太上心，簽署的意見「有甚不妥者」，對此，楊銳必須三番五次地「強令」林旭修改，有時甚至強令修改三四次方能通過，楊銳擔心這樣下去他與林旭的關係很難相處。

  由於四章京上任不久就發生了政變，他們四人一起登上了斷頭台，所以他們之間的衝突並沒有如楊銳所擔心的那樣發生。在他們共同協助光緒皇帝推行新政的那半個月裡，他們之間的密切合作應該說還是主流，也有流傳至今的佳話。比如9月8日，湖南舉人曾廉上書彈劾康有為、梁啓超創邪說舞文誣聖，聚眾徒假權行教，「覬覦非常，大有教皇中國之意」，請求清廷斬康、梁以塞邪慝之門，以快人心，以申天討。光緒皇帝得讀此上書後深感事關重大，此書所反映的果真屬實，康、梁必遭殺身之禍。為了保護康、梁，光緒皇帝將此書批轉軍機大臣裕祿，並示意裕祿轉交與康、梁關係密切的新進軍機章京譚嗣同逐條駁斥。譚嗣同見疏之後極為憤怒，在其所起草的諭旨中建議誅殺曾廉，以遏制反對勢力對新政的攻擊，對新人的陷害。光緒皇帝沒有同意譚嗣同的建議，以為「甫詔求言，而遽殺人以逞，非所以服天下也」。第二天，譚嗣同再次請求光緒皇帝誅殺曾廉，光緒皇帝「卒格不下」，依然覺得誅殺的辦法不合乎新政的精神，繼續責成譚嗣同還是從道理上駁斥曾廉。譚嗣同在逐條駁斥曾廉的同時，並表明可以擔保康、梁對大清王朝和光緒皇帝忠貞無二，公開表示「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與譚嗣同同班輪值的新進軍機章京劉光第也毅然在譚嗣同起草的文件上署名，稱「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嗣同、劉光第等新進軍機章京勇於負責、勇於擔當的正義之氣深深地感動了光緒皇帝，光緒皇帝決定此事就此結束，並沒有將曾廉的彈劾奏摺呈送慈禧太后。

  新進軍機四章京的任命就本意而言並沒有主動挑起所謂新舊衝突，但在客觀效果上確實加速了政治層面的人事分化，引起了許多無謂的糾紛，也為後來的政治變故留下了許多伏筆。後來他們四人被慈禧太后下令予以殘酷地殺害，都和他們在那短短的十幾天時間裡的活動有關。

  五　裁冗署

  光緒皇帝任命軍機四章京並沒有結束政府改組後人事變動的後續動作，四章京上任之後的第二天，清廷任命裕祿在總理衙門行走併兼任禮部滿尚書，任命李端棻為禮部漢尚書。至此，禮部的改組方告完成。而同一天，清廷還免去李鴻章、敬信在總理衙門行走。15日，光緒皇帝接受張英麟的保薦，著廣東候補道林合峒等來京預備召見。至少到此時，表明政府改組的後續動作在繼續進行，沒有停止的跡象。

  擢新人、黜舊人，進行一系列人事調整，是新政改革的需要。一大批被廢黜的舊官員在內心深處當然對此不會滿意，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見解問題，而是關涉每一個官員的實際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而那些新獲提升的年輕官員雖然具有許多新思想、新見解，雖然發自內心真誠支持新政改革，但他們在官場上的經驗畢竟不太豐富，政治上也不太成熟，對許多事務的處理過於簡單。這樣勢必加速政治生態的惡化，許多具有舊思想、舊手段的官僚即便先前有著無數的矛盾與衝突，他們又在應對新政這一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重新集結起來。

  與擢新人、黜舊人相近且在某些程度上相重疊的是裁冗署、設新局。這一具有明顯的行政體制改革特徵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更加深了清廷內部相當一部分人甚至包括慈禧太后對新政的懷疑與憂慮。他們擔心如果一味對新政的政治體制改革採取支持和遷就的態度，可能會損害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影響滿洲貴族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這是他們先前之所以支持、同意進行新政改革的前提與先決條件，所以一旦這些前提與條件受到影響，他們自然會收回對新政改革的支持，從而阻止改革的進行。這也是後來政治變動比較直接的原因之一。

  按照康有為的判斷，中國的一切問題在於政治上沒有辦法。中國只有在政治上有辦法，其他的經濟問題、教育問題、外交問題、軍事改革問題等，都可迎刃而解。而中國政治上的有辦法，在康有為看來，就是參照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模式，重建中國的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這是康有為在戊戌年之前數年間的一貫看法。

  康有為關於設制度局、新政局的建議實際上是西方近代國家三權分立立憲政體在中國的演變。按照康的設想，制度局主要的職能是議政和制定規則，具有西方近代國家的議會功能；新政局是行政權力中心，是辦事機構，凡制度局已經議定的新政事務，皆交給新政局負責具體執行。根據康有為的說法，他之所以建議於內廷仿南書房和會典館的舊例設置制度局，就是要廢棄已有的軍機處。他覺得軍機處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演變，已經失去先前應有的活力，對於無例可援、前無古人的新政事業，軍機處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軍機出納喉舌，亦非論道經邦，跪對頃刻，豈能討論？」繼續由軍機處擔當議政的功能，顯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可靠的。至於在總理衙門和六部之外另組行政中心，在康有為看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六部本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議；而總理衙門困於外交，總理大臣也多為兼職，「簿書期會，刻無暇晷」，根本無法擔當推動變法的責任。基於這樣的判斷，康有為認為不變法則已，要變法，要維新，就必須另組織制度局和新政局。前者擔負議政功能，後者擔負執行責任。

  康有為的提議不論有多少道理，但他無法回答新舊權力機構之間如何協調這一重大問題。繼恭親王奕之後主導總理衙門的慶親王奕劻對此頗感為難，他既無法向光緒皇帝公開反對康有為的建議，更深知如果同意了康有為的建議，於內廷設立制度局將可能帶來的後果。慶親王奕劻只好將康有為奏摺中「改官換人諸大端」摘要報告慈禧太后，以此徵詢慈禧太后的意見。慈禧太后雖然期待大清王朝通過改革重建輝煌，但她對所有的改革，尤其是涉及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極為敏感，有著明確的政策底線，她絕不會以政治改革喪失滿洲貴族的整體利益，甚至由此斷送大清王朝的江山。所以，當她收到慶親王奕劻的摘要報告後態度極其鮮明，她直率地告訴慶親王奕劻：既然康有為這個另起爐灶設立制度局的建議不可行而光緒皇帝又同意，那就由總署依據自己的職責與權限對皇上的意見予以「奏駁」。

  有了慈禧太后的態度，總理衙門的大臣們便於7月2日向光緒皇帝呈遞了總理衙門的「妥議具奏」，對康有為等人的建議予以全面駁斥，認為如果按照康氏所請進行行政體制的改革，勢必給國家的行政體制帶來極大的危害，嚴重削弱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符合新政的精神和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勸告光緒皇帝不要聽信那些政治小人的胡說八道，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固守住那些最基本的政策底線。

  奕劻等人的這份駁議全面否定了康有為設立制度局、新政局以及對全國的行政體制進行改革的建議，但並沒有真正說服光緒皇帝。而且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動態是，康有為等人堅守支持光緒皇帝一人的既定立場，他們不惜通過各種合法、非法的渠道向光緒皇帝施加壓力，不斷地鼓動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及王公大臣、總理衙門為對立面，激起光緒皇帝對這些政治對立面的厭惡，進而同意他們另起爐灶的全面性改革。所以，光緒皇帝在收到奕劻等總理衙門大臣的駁議之後極為不滿，他指示總理衙門「另行妥議具奏」，並特意召見具有改革傾向並與康有為關係較好的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且責之，謂汝等盡駁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辦乎？」他再次將球踢給了總理衙門的大臣們，並試圖動用皇帝的行政資源迫使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議准。

  與總理衙門那些老資格的政治家相比，康有為乃至光緒皇帝無疑都過於幼稚。康有為等人在通過各種手段不斷向光緒皇帝施加影響的同時，也不斷地散布這一關涉大清王朝根本制度改革的相關情況，這些傳言在不斷地複製過程中已經嚴重變形。根據康有為的原折，只是建議清政府另行組建專司議政的制度局，另行組建獨立於總理衙門和六部的新政局及其十二分局，專司推行新政的責任，並沒有提及裁冗員、撤衙門的事情。傳言不斷流布，「物議沸騰，且因新黨中少年高興到處議論某官可以裁，某人宜去，現已如何奏請皇上飭辦，而皇上發下何旨。肆意矜張，為守舊中有心相仇者聽去遍傳也。」傳言的後果是，「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設立鬼子衙門，用鬼子辦事之謠；竟有老邁昏庸之堂官，懵懂無知之司官，焦急欲死者，惟有詛謗皇上，痛罵康有為而已」。這無形中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將那些原本並不一定反對改革的人統統推到了保守的陣營。即便當事人康有為後來在回顧這一事件時也不能不承認，「我請於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民政局。於是流言紛紜，咸謂我盡廢內閣六部及督撫、藩臬司道矣。故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煊請廢卿寺、裁局員，皆歸之於我。於是京朝震動，外省怵驚，謠謗不可聽聞矣。」

  信息的不對稱導致了秩序的混亂，加重了改革的阻力。而最了解事情真相的一些大臣們卻期待著這種混亂，以便加重反對康有為改革方案的砝碼。7月13日，總理衙門在拖了差不多十天的時間方才對光緒皇帝再次重議的指示作出回答。這次回奏由於是在光緒皇帝再次要求後作出的，因此不可能繼續以強硬的姿態直接否定康有為的方案，而是採取了更加迂迴的辦法，聲稱康有為的方案事涉重大，牽涉國家行政體制的根本變革，且更多的不屬於總理衙門分管的外交及通商事宜，「均系變易內政」，故而建議皇上特旨委派王公大臣會同總理衙門一起討論，尋找出可行性更強的辦法。

  變更國家固有的行政體制確實不是總理衙門的權力和責任，按照清朝已有的權力架構，事涉重大的體制變更，必須通過具有議政功能的軍機處進行討論。所以光緒皇帝對於總理衙門大臣們的「軟抵抗」毫無辦法，只好採納總理衙門的建議，指示由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王大臣們「切實籌議具奏，毋得空言搪塞」。

  軍機大臣們太清楚康有為設立制度局、新政局及改革省以下行政機構的必然後果了，那就是：制度局立，軍機處廢。所以軍機大臣們出於維護自己利益的本能反應，只能是堅決反對設立什麼制度局。有的軍機大臣甚至粗魯地公開宣稱：「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而已，必不可開。」新任漢軍機大臣王文韶認為，皇上的傾向性已經很明顯，他受康有為的蠱惑，已下定決心設立制度局、新政局及對整個帝國的行政體制進行全面改革。皇上既然讓我們「切實籌議具奏」，那是給我們一次發言的機會，如果我們不利用這次機會充分表達我們的不同意見，儘量說服皇上回心轉意，而是像總理衙門先前所做的那樣對康有為的改革方案全面否定和駁斥，那麼結果可能是皇上「明發上諭」，宣布成立制度局、新政局，並對帝國的整個體制進行全面改革。王文韶建議，為了帝國的整體利益，也為了各位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的利益，與其對康有為的方案全面對抗導致我們喪失權力，不如設法敷衍皇上，用軟抵抗的策略達到硬抵抗的目的。

  軍機處於8月2日向光緒皇帝呈遞了並沒有「空言搪塞」的奏議，這份奏議雖然在目的上與總理衙門的兩次駁議一樣，是要徹底否定康有為的行政改革方案，但道理要比總理衙門的駁議說得清楚，論證也比較周密，至少他們沒有再一味否定康有為的價值，而是在高度抽象的意義上充分肯定了康有為的建議有應行變通者，有已舉辦者，有尚須推廣者，有應請緩辦者，有不便施行者。這種評價有肯定，有否定，但從接受學的角度去觀察，軍機大臣們的這種做法與評判，在光緒皇帝那裡當然比較容易獲得理解。因為他們並沒有完全否定康有為建議的價值與意義，而是作了相應的分類處理。

  通過軍機大臣們的技術性分析，康有為的十二分局的建議，或者已經舉辦，或者應該繼續推廣，或者只能緩辦。這樣一來，軍機大臣看似並沒有完全否定康的建議，但實質上已將康的建議消解在大清王朝舊有體制之中。即便這些機構已經設立或將要設立，但其結果已與康有為原來的設想、原來的目的南轅北轍。軍機大臣們判斷，所謂新政十二局，在清朝固有的政治體制中「亦並非向來所無，大抵分隸於各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或散見於各項局所。果是各勤職業，辦理自可裕如，正不必更立名目，轉滋紛擾。至多設一局，即多一繁費，猶其小焉者也；宋創製置三司條例司而天下驛騷，明設二十四衙門而大權旁落，其前鑒也。但在行其事之實，而不在襲其局之名，斟酌至當，執兩用中。」現實的困境、歷史的教訓、經費的困難，所有這些都擺在光緒皇帝的面前。這些「切實籌議」有理有節，有張有弛，既沒有完全否定康有為建議的抽象價值，且將個別有新意的建議容納至清朝固有的政治體制之中。這樣一來，即便光緒皇帝有心繼續採納康有為的建議以分解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權力，他也無法繼續從這個方面予以突破。

  康有為也似乎早就預感到他的方案將被軍機大臣們予以否決，所以早在7月24日就指使其弟子梁啓超以李端棻的名義上了一份奏摺，提出循大清王朝先前已有的例子，在內廷開設懋勤殿，以期通過這種特殊的機構設置，用最便捷的辦法進入光緒皇帝的身邊，參與議政。光緒皇帝收到這份奏摺後，循例批轉慶親王奕劻及孫家鼐處理。

  7月28日，奕劻與孫家鼐分別向光緒皇帝呈遞了各自的處理意見。奕劻雖然沒有明確反對設置懋勤殿，但他建議光緒皇帝一定要慎重對待，可以選擇一些具有真才實學且人品高尚的人以備顧問，無疑其並不太同意設置什麼懋勤殿。孫家鼐的處理意見與奕劻的看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也原則上同意皇上仿康熙年間的舊例選拔一些人才在身邊以備顧問，同時也告誡皇上此類顧問既不能以才華作為選取的唯一標準，更要注意其人品、其心術，並建議採用公舉的辦法，尤其要注意公眾輿論的認知度。對於那些心術不正、人品低劣的人，不論其才華如何出眾，都必須堅決剔除。

  設制度局、新政局以及懋勤殿的主張均在總理衙門大臣和軍機大臣們軟硬兼施的反對下不了了之，康有為先立而後破的行政改革思路明顯受挫。但是不論那些老資格的政治家怎樣為大清王朝舊有的行政體制進行辯護，一個不容懷疑的事實是清朝的行政體制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行政效率的低下也是當時有識之士比較一致的看法。按照康有為原來的想法，他之所以不先去觸動舊有的行政體制而另起爐灶，除了他想通過這種便捷的辦法直接進入權力中心的私心外，主要的是為了減少改革的壓力。他並不希望因為改革舊有的行政體制而導致大批舊官僚的失業，更不希望因此而引起政治場上的巨大風暴，他期待以和平的改革先立而後破，待到新體制運行一段時間之後並能夠儘量容納舊有的官僚階層之後再去處理舊有的行政體制。這就是他後來概括的「選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舊人」的改革策略。

  康有為的善良願望不得實現，而行政體制的改革在光緒皇帝看來又刻不容緩，於是這一改革便無法沿著康有為設計的平和改革路線前進，而是走上了康有為曾經有意避免的劇烈衝突一途——從裁撤舊有的衙門開始，引發晚清政壇的一場大地震。

  裁撤舊衙門的契機是太僕少卿岑春煊於8月23日提出來的。岑春煊是康有為的朋友，具有很強的維新思想傾向，他的這份奏摺是否受到康有為的指使，目前的資料尚看不出來。他在這份題為《敬陳管見伏冀採擇折》中所提出的改革思路雖然在個別方面與康有為的思路明顯不同，但在大的方面則基本一致，所以當他的這份奏摺提出後，許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將這些見解歸於康有為，就連仔細閱讀過這份奏摺的光緒皇帝也以為這些見解與康有為的主張高度一致。

  岑春煊的建議在清政府高層引起了強烈反響。這些建議迎合了光緒皇帝進行行政體制改革的想法，儘管在政府高層有強烈的反對意見，光緒皇帝也有意採納這些建議，對行政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甚至引證康有為的觀點，以為康有為也是贊成這些改革的。其實，在改革行政體制方面，康有為從來的主張是「增新」，即主張通過建立制度局、新政局等全新的機構吸引新的人才，對舊有的衙門維持現狀，使其功能自動喪失。當岑春煊的奏議在政治高層引起強烈的反彈、引起更多人對康有為產生誤會的時候，康有為覺得有必要為自己辯解，他在一些場合明確表示岑春煊的建議並不合乎他的想法，他的設想與岑氏的建議完全是兩碼事。

  康有為的這些說法引起了軍機大臣廖壽恆的注意。明顯具有改革傾向的廖壽恆覺得行政體制既要改革，也不能因改革而引起無謂的混亂，否則欲速則不達，過於激進的改革勢必引起激烈的反彈。於是他建議康有為將自己的這些想法寫出來，供光緒皇帝和政府高層參考，以阻止岑春煊那些過於激進的改革變成現實。

  在廖壽恆的督促下，康有為於8月29日呈遞了《厘定官制請分別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優耆舊以差使任才能折》，對岑春煊的建議進行了全面批評，請求光緒皇帝在裁撤衙門、裁減官員的問題上要高度慎重，統籌全局，從長計議，不要因這一局部的改革而影響整個的改革大業。康有為根據官、差的界限原則，建議在最初的改革階段，專論差使，不問本官。他認為，現在政府採用的差使之名出於宋，但官差不別、品秩太峻，結果非集資累格不足以致大位，而達到大位則已年邁力衰。官差不別，則若尚書、侍郎既領樞垣、譯署之差，即不當復任本部，任事既不當充各要差。蓋以一人之身，才力有限，精神無多，且皆垂老之年，而令其官差雜沓，並歸一人，勢必一切具文不辦而後止。這是政府最高層的一般情況，至於外省督撫亦以年資獲得選用，結果和政府高層的政治老人一樣，即便想辦事也有很多困難。這就是官差不分、官爵不分所帶來的必然後果。鑑於這種情況，康有為建議清政府實行官差分離、官爵分離的行政體制，「以高爵待耆舊，以差使任才能」，這樣那些老資格的政治家各得其所，獲得比較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以官終身，而年輕一代的政治家也可以比較自由地獲得施展，以差獲任。

  從光緒皇帝方面說，現實的政治生活使他深切地感到不徹底廢棄舊有的行政體制，不在行政體制方面進行大膽的改革，那麼他曾經向國內外鄭重宣示的所謂新政只是一篇空話，因為幾個月來的政治現實已經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舊有體制的束縛和舊有官僚的怠慢，所以他寧願冒點風險也不願意選擇康有為的折中方案，而是傾向於採納岑春煊的大規模裁撤衙門和精簡官員的建議。8月30日，光緒皇帝發布大規模裁撤冗署並裁減官員的上諭，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其相關業務分別併入內閣及禮部、兵部或刑部等衙門。京外所有督、撫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均著以總督兼管巡撫事。裁撤河工總督，山東境內由山東巡撫管理，河南境內由河南巡撫管理。至於各省無運可辦之糧道、無場銷鹽之鹽道，亦均著裁缺。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貳等官，有但兼水利、鹽捕並無地方之責者，均屬閒冗，即著查明裁汰。上諭還宣布，除應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諭旨暨裁缺之巡撫、河督、京卿等員聽候另行錄用外，其餘京外尚有應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減歸併各事宜，著大學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撫分別詳議籌辦，並將籌議情形迅速具奏。上諭還要求各督撫參照先前一系列上諭的精神和規定，將現有各局所中冗員一律裁撤淨盡，並將候補、分發、捐納、勞績等項人員一律嚴加甄別沙汰，限期一個月全部辦理完畢並向中央復奏。

  光緒皇帝果斷的決策不僅面臨執行上的實際困難，而且使京城內外官場中早些天就已流傳的所謂皇上批准康有為的建議，裁撤六部九卿的謠言似乎逐步得到證實，已被宣布裁撤的那些衙門中的官員自然焦慮不安，尚未被宣布裁撤的衙門實際上也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這對後來發生的懇請慈禧太后回宮重新主持朝廷的日常事務，即後來所說的所謂政變發生了直接的作用。

  鑑於裁撤冗署所引起的恐慌，康有為於9月5日代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起草了一份奏摺，建議清政府增設三四五品散卿及三四五品散學士，以容納那些被裁撤的人員中具有學識與能力的人充當議政之官。因為在康有為看來，既然專門議政的制度局一時難以開設，那麼不妨讓這次被裁撤衙門中的優秀者充當專門的議政之官，「行政之官不可冗，議政之官不厭多」，藉此作為議政、行政分離的雛形。

  署名徐致靖的這份奏摺引起了光緒皇帝的注意，他當天即批轉孫家鼐妥速議奏。9月9日，孫家鼐議復贊成徐致靖建議的同時，又將徐折摘錄要點送呈慈禧太后，結果徐致靖的建議在「慈覽」後以「應毋庸議」予以否決。設散員以容納「下崗官員」的設想終於沒有變成現實。

  9月10日，光緒皇帝再發諭旨，要求總理衙門王大臣會同六部尚書及各省督撫等就中央各衙門多餘人員何者應裁，何者應並，詳加討論，提出方案。對於京外已裁實缺、候補各員應如何分別錄用及飭令回籍候缺，也一併提出處理建議。至於外省道員及同通、佐貳等官及候補、分發、捐納、勞績等項人員的裁撤，光緒皇帝的決心似乎並沒有改變，他依然要求各省督撫從嚴掌握，認真裁併，並嚴加甄別沙汰，其各局所冗員一律裁併淨盡。

  光緒皇帝在行政改革方面之所以逐步走上堅定的道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先前的舊有體制運轉不靈，效率低下，尤其是他個人實在有點指揮不動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反對的意見由於各種原因並沒有及時上達天聰，而中下級的年輕官僚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呈遞必須裁撤冗署、冗員的理由和方案。

  光緒皇帝不顧後果、「於變政勇決已甚」的政治姿態，顯然對於已經恐慌的人心起到了更大的負面影響，穩定的政治局面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已被裁撤的官員和即將被裁撤的官員都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犧牲品。從這個意義上說，光緒皇帝主導的行政體制改革即便不是戊戌年間政變的直接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來政治局面的發展，為慈禧太后重新出山、垂簾聽政提供了契機。

  六　設新局

  9月13日，光緒皇帝決定於內廷設置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洋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統籌全局，將一切應舉、應革之事全盤籌定，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是日晨，光緒皇帝召見湖北候補知府錢恂，試圖通過與張之洞關係密切的錢恂了解張氏對設立議政局的看法，並向錢允諾「議政局必設」。同一天，光緒皇帝特派內侍持《歷朝聖訓》等相關圖書送給譚嗣同，命譚氏查考雍正、乾隆、嘉慶三朝設置懋勤殿的故事並擬一上諭，以便其持此赴頤和園面見慈禧太后，待與慈禧太后討論並經太后批准後予以實施。

  也是在這一天，康有為代宋伯魯草擬《請選通才以備顧問折》，建議清政府於內廷開設懋勤殿，由皇上親自選聘天下通才十人入值懋勤殿，作為皇帝的高級顧問，並在此折中推薦黃遵憲、梁啓超二人。與此同時，康有為大肆活動，致使京城政治場人人咸知光緒皇帝已經決定設置懋勤殿，「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後與帝之不相容」。原本因大規模裁撤冗署、冗員而高度恐慌的京城政治場更加動盪不安，謠言四起。凡此，都無形中增加了後來政治變動的機率。

  康有為代宋伯魯擬就推薦奏摺之後仍不放心，他於是日午後「面有喜色」地找到王照與徐致靖，將他獲知將設懋勤殿的消息大體轉告，並稱譚嗣同已經請光緒帝開懋勤殿，用顧問官十人，業已商定，但須由外廷推薦，並將此十人名單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草擬奏摺，推薦此十人。王照、徐致靖分別繕寫兩份推薦奏摺，王照參照康有為的名單推薦了康廣仁、徐致靖、宋伯魯等六人，而徐致靖則參照康的名單推薦了康有為等四人。是日夜，這兩份奏摺呈遞清廷。

  光緒皇帝收到這兩份保薦奏摺後並沒有表示態度，他於第二天前往頤和園與慈禧太后面商懋勤殿等事務的時候，只是將這兩份保薦奏摺交軍機處「記名」，並不準備與慈禧太后具體討論懋勤殿的人選問題。

  從光緒皇帝方面來說，9月14日這一天和往常一樣，他在按先前的計劃在乾清宮召見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候補道嚴復及辦理其他事務之後，至頤和園樂壽堂向慈禧太后請安，並準備就懋勤殿等事務向慈禧太后當面請示。幾天來被革職的禮部尚書懷塔布夫婦利用與總管內務府太監李蓮英的特殊關係，不停地向慈禧太后哭訴自己的委屈，並離間太后與光緒帝的關係，稱「皇上為左右熒惑，變亂朝政，求老佛爺作主」。而那些被懷塔布收買的大小太監們也可能因為新政的改革最終將侵害他們的利益，他們也隨著懷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詆毀由光緒皇帝主導的新政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慈禧太后的判斷。

  光緒皇帝在向慈禧太后請安後，慈禧太后勸告他在人事處理上不可操之過急，不要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輕易罷黜，不要將那些年輕的漢人政治新銳提拔到政治高層，更不能改變大清王朝的既成體制，由這些所謂「通達英勇之人」去議政。對於慈禧太后的指責與勸誡，光緒皇帝有些能夠接受，有些則不免進行了解釋與辯白，這反而激怒了太后。在太后看來，光緒皇帝的態度正好驗證了幾天來懷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離間。於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氣地批評光緒皇帝：「小子為左右熒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壞之，如祖宗何？」太后的憤怒終於勾起了光緒帝的滿腹委屈，他邊哭邊向太后說：「時事至此，敵驕民困，不可不更張以救，祖宗在亦必自變法。臣寧變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人笑，而負祖宗及太后之付託也。」

  兩人不歡而散。光緒皇帝根本無時間也無心情向太后提及與討論於內廷開懋勤殿的計劃，遂極其鬱悶地返回自己的住所玉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