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政變起因與新政終結

  一　密謀應對

  與慈禧太后發生言語衝突的當晚，光緒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雖然對太后的誤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認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國政治的最後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夠從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後的諒解。

  正是懷著這樣一種心情，光緒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見楊銳，與楊商討對策。楊銳表示：「此陛下家事，當與大臣謀之。臣人微言輕，徒取罪戾，無益也。」為了克服楊銳的恐懼，光緒皇帝特別向楊銳下達了一份密詔，以便楊銳將來因此而獲罪的時候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脫。詔曰：

  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累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從這份密詔，可以看出：（1）帝後的言語衝突，是那些被罷黜的「老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訴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後處理人事方面更加謹慎，不要動輒罷黜這些大臣，以免鬧得人心惶惶；（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漢族出身的政治新銳要謹慎；（3）光緒皇帝雖曾堅持己見，但太后以為這是政策的底線，不容討論；（4）皇帝感到自己權力不足，如果一味堅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談不上維新事業了；（5）皇帝希望楊銳等軍機四章京籌商一個辦法，既能繼續維新事業，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緒皇帝的密詔，楊銳提出四點建議供皇上參考：第一，重建皇權中心的權威與秩序，由慈禧太后鄭重其事地舉行一次授權儀式，「親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應該確認太后在政治決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擁有政治決策的最終否決權，「應宜遇事將順，行不去處，不宜固執己意」。第二，建議對所有將要進行的改革方案通盤考慮，宜有先後次第。第三，建議在新政推行期間「進退大臣不宜太驟」，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糾紛與反彈。第四，鑑於帝後衝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為的意見，楊銳建議光緒皇帝一定要儘快與康有為脫離關係，否則禍患不得平息。楊銳的原話是：「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退朝後的楊銳急邀與自己關係比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換看法，對於林旭過於聽信康有為的偏激主張提出了批評，「責林甚切」，林旭「默然無聲」，似乎同意楊銳的判斷與建議。

  9月17日上午，光緒皇帝在頤和園召見林旭。關於這次召見的詳細情況史料缺載。不過，這次召見確實為後來康有為等人的行動提供了一個明顯的助動力，那就是在光緒皇帝召見林旭之後，清廷極端反常地「明降諭旨」，責成康有為迅速出京，不得遷延觀望，將楊銳的「去康」建議具體落實。

  

  林旭退朝之後即趕到康有為居住的寓所通報情況，不料康有為外出未歸，林旭遂留下一張便條離去，告訴康有要事通報，明早再來。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約拜訪康有為，向他通報了自己昨天面見光緒皇帝的情況，並口述光緒皇帝的口諭如下：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遲。

  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朕有厚望焉。特諭。

  林旭作為唯一在昨天與光緒皇帝見過面的直接當事人的轉述引起了康有為的高度關切，他肯定覺得這件事太不同尋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緒皇帝的名義明降了諭旨，何以又讓林旭面傳口諭呢？朝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難道光緒皇帝已經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嗎？他一面草密折謝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請林旭復命，並奏報自己肯定將在第二天啟程赴上海督辦官報；一面招來譚嗣同、梁啓超、徐仁鏡、徐仁錄及乃弟康廣仁以及袁世凱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應對之策。

  康有為憑記憶向他們轉述了光緒皇帝先後向楊銳及林旭頒布的兩道密詔，認為光緒皇帝主導的新政已經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勢力的反撲下徹底失敗了。與會者抱頭痛哭。激於義憤，他們決心不惜犧牲自己去拯救皇上，並由此將他們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舊勢力頭目設想為真正的敵人，討論的結果是儘快準備武力或設法動用清朝已有的軍隊解決問題。

  對和平變革步履維艱早就不耐煩的康有為很早就期待軍事解決問題。先是，隨著九月天津閱兵日期的日趨迫近，各種政治傳聞層出不窮，他愈益擔心守舊勢力可能會借天津閱兵的機會除掉光緒皇帝，擁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至光緒皇帝下決心開懋勤殿徵用通達時務之士以議新政的時候，康有為連日草擬一份極端重要的奏摺，建議光緒皇帝仿日本的軍事體制，建立屬於自己統帥的參謀本部；將光緒二十四年改為「維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議光緒皇帝「變衣服而易舊黨心志」；請光緒皇帝遷都上海。光緒皇帝被康有為這些見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掌握軍隊需要相當的時間，這一點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都很清楚。政治局勢的日趨危機迫使康有為等人作出極端冒險的決策。他們一方面繼續設法拉攏袁世凱或其他軍隊領導人，還利用會党進行軍事冒險。按照康有為等人的計劃，只要他們能夠調集一批綠林好漢，由這批綠林好漢出面發難，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權或放手讓光緒皇帝進行政治改革，這樣他們的新政計劃就可以繼續進行。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絕合作、不願放權或不願放手讓光緒皇帝進行政治改革，他們就可以將慈禧太后廢黜。

  康有為的這些計劃得到了譚嗣同等人的回應。

  二　遊說袁世凱

  康有為認為，在清軍已有的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過去也曾附和他一起辦過強學會，知其與董福祥、聶士成等一介武夫迥異。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為覺得袁世凱是最理想的人選，所以早在新政開始之初，他就有意識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錄與袁世凱進行聯絡，以期將來在軍事方面有所憑藉。

  9月11日，康有為代署禮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擬了一份保薦袁世凱的密折，盛讚袁世凱家世將門，深嫻軍旅，於近代西方各國兵制及中國現在應行內政外交諸政策，無不深觀有得，動中機宜。由袁世凱負責訓練的新軍不僅在中國諸軍中出類拔萃，而且獲得了諸如俄國、日本一些軍人將領的讚賞。奏摺稱：

  臣查日本變法之初，妙選將才，立三重鎮。今誠患無將帥之才，幸而得其人，必當隆其位任，重其事權，似不宜加以鈐束，置諸人下。夫兵機事也，緩急有變，大敵當前，秉命則失機宜，專命則嫌驕蹇，既不足盡其才用，切因以貽誤事機。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臣以為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於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庶幾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邊有重鎮，強敵銷萌。

  光緒皇帝在閱讀了這份保薦奏摺之後命令：「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並且他下令按程序將徐致靖的這份保薦書「恭呈慈覽」。

  9月16日黎明時分，光緒皇帝在頤和園毓蘭堂召見袁世凱，垂詢軍事方面的問題甚詳。袁世凱均據實回答。當天的召見本身沒有多少內容，君臣之間的對話也沒有什麼出彩的地方，原本對此次召見甚有期待的袁世凱頗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後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榮祿飭臣督率修理操場，並先期商演陣圖，亟須回津料理。倘無垂詢事件，即請訓。」光緒皇帝就此傳下話來，囑袁世凱待四日後請訓，不會耽擱天津方面的事務等。隨後，光緒皇帝任命袁世凱為侍郎候補，專責訓練新式軍隊。

  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凱來到頤和園謝恩，當面向光緒皇帝表示自己無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賞，慚怵萬狀。光緒皇帝笑著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

  9月18日晚，袁世凱因接到回防天津小站的命令，正在準備請求提前請訓的奏摺時，譚嗣同在夜幕沉沉中匆匆前來拜訪。譚嗣同首先對袁世凱的提升表示祝賀，緊接著就告訴袁有密語相告。袁世凱告訴譚嗣同，因為剛剛收到天津方面的電報，得知英國兵艦數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準備具折次日請訓，請訓後即回天津。聽了袁世凱的說明，譚嗣同引入正題道：「外侮不足憂，大可憂者，內患耳。」世凱急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將有以圖報，上方有大難，非公莫能救。」

  袁世凱聞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辯白道：「予世受國恩，本應力圖報稱，況己身又受不次之賞，敢不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不知難在何處？」

  譚嗣同於是直截了當地告訴袁世凱，根據他們所獲得的情報，榮祿最近向慈禧太后獻策，將廢立弒君。袁世凱表示願聞其詳。譚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有關於榮祿「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報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

  譚嗣同還自信地告訴袁世凱：「我雇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召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袁世凱看到譚嗣同的「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兇器」，於是知道譚嗣同不從他這裡得到準確的回答決不會輕易離開，稍加考慮，告訴譚嗣同：皇上「九月即將巡幸天津，待至伊時軍隊咸集，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譚嗣同對曰：「等不到九月即將廢弒，勢甚迫急。」

  袁世凱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須至下月方可萬全。」

  譚曰：「如九月不出巡幸，將奈之何？」

  袁曰：「現已預備妥當，計費數十萬金，我可請榮相力請慈聖，必將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譚云：「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大業，天下事入公掌握，在於公；如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凱聞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訴譚嗣同：「你以我為何如人？我三世受國恩深，斷不至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

  譚嗣同說：「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譚嗣同離開之後，袁世凱的心情無論如何也難以平靜。他反覆籌思，如痴如病，原準備天亮前遞折請訓然後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計劃也只好告吹。

  9月20日晨，袁世凱按照原先的計劃赴宮中請訓，他在所呈遞的奏摺中隱約表達了他對時局的擔憂。奏摺稱：

  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陳。

  請訓之後，袁世凱回到天津，即赴總督府向榮祿匯報北京之行，略述內情。因有人來談其他事務，袁世凱約明日再來詳談。

  第二天一大早，榮祿迫不及待地「枉顧」袁世凱處詳談一切。袁世凱比較如實地向榮祿描述了譚嗣同夜訪的全過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於譚嗣同夜訪的主題是殺榮祿、圍頤和園，所以袁世凱在描述的過程中，重申這只是譚嗣同、康有為等「群小結黨煽惑」，並不代表光緒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說，光緒皇帝對於這些陰謀並不知曉。

  對於譚嗣同的這些指控，素來沉著的榮祿大驚失色，大呼冤枉：「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袁世凱也向榮祿明確表示：所謂殺榮祿、圍謀頤和園的計劃「與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藥而死耳」。

  榮祿、袁世凱籌思良久，迄無善策。不料至傍晚，卻從北京傳來有關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康有為革職以及緝拿康廣仁等方面的電報。也就是說，尚未待袁世凱、榮祿動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為主導，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勢。

  三　伊藤博文來華及其影響

  伊藤博文是日本老一代的著名政治家，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過卓越的貢獻。尤其是在日本近代政治體制的建構方面，伊藤博文主持吸收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精神與政治理念，創建並確立了日本的近代政治體制，長時期擔任日本政府首腦。1894年的甲午戰爭，就是伊藤博文政府蓄意挑起的，1895年的《馬關條約》也是伊藤博文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時的「傑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中國在甲午戰爭之後的不斷衰敗，伊藤博文負有很大的責任。但在當時具有進步思想傾向的中國人那裡，卻以為伊藤主導的日本政治變革才是中國發展的方向。當甲午戰爭之後，國際局勢尤其是遠東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俄國對遠東的擴張急劇加快的時候，不僅中國內部有聯合英、日抗衡俄國的思想主張，即便先前幾年還與中國為敵的日本也竭力拉攏中國，希望與中國聯合抗衡俄國對亞洲的蠶食。

  1898年6月，伊藤博文內閣倒台。賦閒後的伊藤博文萌發到中國遊歷的想法，至少在7月中旬這種傳聞已經在日本國內公開。

  不過，政治新銳康、梁等人，在促成伊藤博文以私人的身份到中國遊歷上也曾起到作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回憶，他曾建議康有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由中國政府聘請伊藤博文做外國顧問。這個建議引起了康、梁的極大興趣，他們在隨後的時間裡通過各方面的關係終於促成了伊藤的來華。

  由於伊藤訪華的目的不為外界所知，這就引起中國乃至世界各方面人士的高度關切與猜測，中國國內的維新勢力期待伊藤博文的訪華能夠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維新變法運動有所推動，而中國外交界和政界一些反對李鴻章等聯俄政策的人，也期待伊藤博文在訪華期間能夠說服清政府放棄這一政策，轉而依靠英、日等國，並進而與日本結盟，特別是伊藤訪華前日本政府差不多經過兩年多辛勤工作，中國政界的一些大員如張之洞、劉坤一等都多少具有這種傾向。所以，伊藤博文的中國之行雖然不具有正式的外交名分，但對中國政治可能發生巨大的作用，則是可以預見的。

  日本方面對伊藤的中國之行也高度重視，他在啟程前曾與明治天皇多次秘密會談，日本政府中的一些重量級人物也在伊藤出訪前多次拜訪，提供意見和諮詢。

  9月11日上午，伊藤博文一行抵達塘沽；14日，抵達北京。

  伊藤博文在中國最敏感的時間訪華，伊藤博文的此次中國之行不可能不帶有政治目的。他在晉見光緒皇帝之前曾與正在北京的英國記者莫里循有過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據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訪華的目的可能還沒有人知道」。根據莫里循的記憶，伊藤博文向他談了至少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國的內政即正在進行的維新運動，二是日本與中國聯盟的可能。

  在北京，伊藤博文拜訪了慶親王奕劻及總理衙門大臣崇禮、廖壽恆、張蔭桓等。談話涉及中國維新事業的進程。伊藤說：此次漫遊貴國，最令人驚嘆者，乃貴國大皇帝聰明而勤於政事。以余寡聞之人，亦聞大皇帝致力於革除積弊，振興庶政，勵精圖治，以求變法。此乃我日本國深為欣幸之事。因為貴國今日急務，實有關於東亞大局乃至整個國際形勢。

  慶親王說：我皇上聖聰，銳意圖治，欲諮詢於閣下。貴國與我中國乃唇齒之邦，又為同讎。閣下久歷興邦之事，趁此遊歷之機，能否以鄰誼修睦之念，不吝教誨，以濟艱難，實我國君臣上下之厚望。

  總理大臣廖壽恆接著問道：我中國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今日年老因循守舊頑固者，概行罷斥，而易以壯年新進熟諳洋務者，果如何？願聞高見？

  伊藤答曰：以學術、識見、經驗言之，皆老成練達之士，不能易之。有關國家利益得失之舉，尤應慎重周詳，且忌輕躁之行為。若是老成練達之人適於佐助改革方針之確立，而盛壯氣銳之士則擅事務之協理。變法需細細考慮，而非猝然急激。否則，亂階將起。

  看來，伊藤的這段話不是在讚賞光緒皇帝的大刀闊斧，而是蘊含著批評的意味。恐怕伊藤對中國激進的政治變革所持的批評態度，恰恰啟發了那些對新政懷有不滿的利益受損者。

  總理衙門王大臣與伊藤博文的會談，算不上什麼秘密，報紙已經公開報導。隨後，伊藤博文與剛被罷免總理大臣職務的李鴻章、現任總理大臣張蔭桓互有拜訪。

  當伊藤一行抵達北京的時候，李提摩太也於9月中旬到達北京，並與伊藤住在同一個旅館。李提摩太居中溝通了康、梁與伊藤的關係。

  9月18日下午，康有為至李提摩太寓所辭行，告訴李提摩太新政進行的艱難，他自己已經奉皇上的諭旨赴上海督辦官報，如果不發生意外，應該在明天即南下。康有為還說：現在的形勢已相當危急，他原準備請求包括英國在內的各友邦向清廷進忠告，警告清政府不要妄為，阻止新政的推行，更不要由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訓政、廢止光緒皇帝的權力。康有為說：可惜貴國公使外出避暑，不在北京，這一請求根本無法實現。

  康有為的說法引起了李提摩太的注意，李氏清楚地意識到所謂危機也只是來自於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的不滿，所以他勸康有為道：難道兩宮之間的矛盾不能調和了嗎？康有為解釋說：皇上推行新政，進行改革，肯定將損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清政府盈廷皆衰謬諸老臣，他們只擔心自己的政治地位、政治特權會隨著改革的進行而喪失，所以整天在太后面前哭訴，太后信之，致橫生阻力，「夫復調和之可言」。

  康有為雖然不相信兩宮的矛盾還有調和的餘地，但李提摩太的告誡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此時除與其門徒積極地準備以武力手段解決問題外，也參照李氏的建議，尋求調和兩宮矛盾的方法與途徑。第二天午後，康有為專程拜訪伊藤博文，兩人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其基調就是請伊藤出面說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康有為說：正如中外許多政治家所知道的那樣，我皇上並沒有主導改革的全權，一切改革詔書莫敢奉行，視為一紙空文，皇上也無如之何。這就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推進緩慢的根本原因。光緒皇帝嗣位雖已20餘年，其實權力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裡。皇上深知中外情形及中國的危機，故決意改革。而太后反之。慈禧太后不知中外情形及中國所面臨的危機，故不欲改革。而且太后所接觸的人主要是那些最受其信任的滿洲權貴，如奕劻、榮祿、剛毅、懷塔布、立山、崇禮一流，這些人愚昧無知，絕少識見，毫無國際眼光，根本不知道外國的情形。在他們的意識中，所謂改革只是漢人向滿族人奪取權力或分享權力的一個陰謀，改革的結果肯定對滿洲貴族不利。他們認為，凡提倡改革者，都是陰謀叛逆之人。這種荒誕的言論日入於太后之耳，不由得太后不相信。所以自皇上明定國是、宣布改革以來的幾個月里，這些守舊的滿族大臣無日不環繞在太后的周圍哭訴，以為如此改革，他們滿洲人的政治地位必然下降，仕宦途絕，衣食路窮。中國古語有「三人成虎」的說法，這些守舊大臣不斷地向太后渲染這些看法，也由不得太后不相信，故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上在進行每一項改革的時候，都必須多次向太后泣諫，而後乃得漸行。這種情況在中國高層官員中是公開的秘密，他們都知道中華帝國的政治權力並不在皇上手裡，所以當皇上的改革詔書聯翩而下的時候，這些官員則陽奉陰違，並不實力執行。皇上對這種狀況也心知肚明，也曾設法解決，不日前因王照條陳一事，遽治懷塔布等禮部六堂官抗旨之罪，也多少表明皇上有意改變目前的僵局。因懲治懷塔布等人事前沒有請示慈禧太后，於是連日來懷塔布等數十滿洲貴族相率跪拜太后面前哭訴，請太后出面阻止皇上改革。我皇上地位如此，改革艱難，故願請閣下深察其情。

  伊藤表示有機會謁見太后時，當盡忠告。

  伊藤博文的友好態度給予康有為心理上極大的滿足，他不禁當面稱頌伊藤曰：「君侯能為太后逐一言此，則一席話足救我中國四萬萬人，豈惟敝邦幸福，東方局面，地球轉運，實系在君侯焉！」伊藤也不禁誇讚康氏謂：「公等赤心，仆所敬服。仆必以盡心於敝邦者，移以盡忠於貴國也。」

  伊藤博文與康有為的談話，在當時也並不是什麼高度機密的東西，通過各種渠道，這些談話內容就流傳了出來，清廷也不難弄到一份副本。從這些談話來看，康有為所請求諸多事項，歸根結底只是一句話，那就是請求伊藤博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有機會拜謁慈禧太后時，能夠為皇上、為康有為等所謂維新志士們美言幾句，以化解慈禧太后的仇視。這是康有為思想的一大轉變，因為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康氏從不把兩宮和解當做一回事，相反，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更願意利用兩宮之間的矛盾去推動他所倡導的改革。他之所以轉變為不惜求助於外人去化解兩宮之間的矛盾，顯然是已經意識到了他及光緒皇帝所面臨的危險。

  這個談話記錄還表明，當時京城內外所傳的由康有為或其他什麼人出面建議清政府聘請伊藤博文留在中國出任政府顧問的事情是子虛烏有的。康有為的談話自始至終都沒有涉及這一問題。

  伊藤博文出於禮貌與同情答應了康有為的一系列請求，但伊藤內心恐怕已經相當清楚，他可能沒有時間或者說沒有機會拜謁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所以他的這些答應並沒有多少實在意義。

  9月20日上午11時許，伊藤博文如約來到勤政殿拜謁光緒皇帝。從日本方面隨行人員公布的記載看，二人對話主要是禮節性內容，大體上是外臣覲見禮節、外交辭令，實質性對話比較簡單。

  伊藤說：大皇帝近日變法自強，力圖振作，此於亞東局面之保全，實關重要。博文回國之後，當告知我國天皇知之，當必欣悅。願大皇帝永保盛業，長享景福。

  光緒皇帝說：貴國自維新後，庶績咸熙，皆出自貴侯手定，各國無不欽仰，無不讚美，朕亦時佩於心。光緒還說：貴國與我國同洲，相距較近。我中國近日正當維新之時，貴爵曾手創大業，必知其中利弊，請為朕詳細言之，並望與總署王大臣會晤時，將改革順序、方法告之。在談到兩國關係時，光緒皇帝表達了願今後兩國邦交從此益敦的願望。

  伊藤亦附和道：我國天皇陛下聖意實亦在此。比來兩國臣民交誼日益加密，故邦交必能因之益固。

  從這份談話記錄看，談話在平和的氣氛中進行，簡短而客套，賓主之間沒有討論政府顧問的聘任問題。日本方面對這次儘管很短暫的會晤仍表示滿意。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致日本外相的報告說：「接待是熱情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皇帝向我們指出了日清之間建立密切關係之必要，並向我們介紹了清國的維新。皇帝說他將通過其大臣們來向侯爵詢問幾個問題。」這也表明伊藤博文的訪華日程都正在按照原先的計劃繼續進行。

  就中國方面而言，伊藤博文與光緒皇帝談話的第二天，宋伯魯向清廷呈遞了一份奏摺，建議清廷「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及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諮詢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並與之商酌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任用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予以協助，以解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危機。看來，政府高層對伊藤博文的來華及拜謁光緒皇帝的後果還來不及作出反映，伊藤博文依然是中國政府尊貴的客人。

  統觀伊藤來華之後的全部政治活動及言論，可以看到他既贊成中國進行合乎當時國際政治規範和潮流的政治改革，對於康有為等年輕的一代政治新銳也給予相當的期待和道義上的同情。但是，他並不贊成康有為等人激進的政治改革做法，甚至不主張將清政府的政治權力交給這批年輕的政治新銳去掌管，而是建議清政府重用經驗豐富的老一代政治家，啟用具有道德心的政治新銳作為輔助的力量。

  但是，由於伊藤博文特殊的身份與背景，加上那時傳媒業不是太發達，他的活動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京城內外傳言四起，或雲伊藤博文將於某日被皇上召見，伊藤將向皇上呈遞改革的條陳；或有京朝大小官員連日上奏請朝廷聘請伊藤博文為中國政府顧問；更有傳言稱慶親王奕劻與端王等一起趕赴頤和園，哭請慈禧太后訓政，以防止皇上擅自做主聘請伊藤為中國政府的顧問，到那時，恐怕大清王朝「不復為太后有矣」。這些傳言雖然沒有多少真實的根據，但在當時已經極度緊張的政治氣氛下，肯定會對時局的演變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楊崇伊後來據此奏請慈禧太后重新訓政，或許都與這些傳言有著密切的因果關聯。

  四　張蔭桓與新政走向終結

  伊藤博文覲見光緒皇帝的第二天（9月21日），中國的政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傳聞步軍統領崇禮率領武裝人員奉諭旨包圍了南海會館和張蔭桓的寓所，張蔭桓被逮。頓時京城大亂，謠傳不一。

  張蔭桓字樵野，與康有為同里，廣東南海人，是晚清政壇甚負盛名的外交家，前期頗得慈禧太后賞識，後來可能是因為翁同龢的關係，又受到光緒皇帝的信賴。由於張蔭桓確實是當時總理衙門諸大臣中最為通曉各國事務的大臣，故而雖然不斷有人要求彈劾張蔭桓，他的地位並沒有因此而改變。

  新政開始不久，翁同龢被開缺，張的地位曾經受到威脅。據說在開缺翁同龢的同時，慈禧太后接到不少舉報張蔭桓的奏摺，指責張蔭桓辦事專擅，或者指責張蔭桓與翁同龢合謀，在當年初與英國人談判借款的時候，共同受賄260萬兩。於是慈禧太后下令崇禮準備查抄張蔭桓。

  為了慎重起見，慈禧太后於罷免翁同龢之後，召見慶親王奕劻、總理衙門大臣廖壽恆及剛毅進行核對，她問道：「近日張蔭桓遇事頗為專擅，參奏甚多，爾等有所見聞否？」廖壽恆答：總理衙門所稱能辦事者惟張蔭桓一人，實際上有許多事也非張蔭桓出面不可。慈禧太后聞言怒甚，她不禁說道：「似爾所言，若張蔭桓死了，則將如何？」各位大臣聽到這裡也不敢再為張說情，沉默移時。慈禧太后復云：「我亦知張蔭桓頗能辦事，究竟有無專擅之跡？」廖壽恆等人鑑於太后的盛怒，也不能不回奏道：「張蔭桓在總理衙門遇有事件，有與同官商議者，亦有一人專擅者，緣張蔭桓所識洋人頗多，凡交涉密議，行蹤詭秘，旁人不得聞知。」廖壽恆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慈禧太后的疑慮，於是她指示光緒皇帝道：「張蔭桓遇事專擅，皇帝明日叫起入見，可以嚴加申飭，便知警戒。」由此看來，慈禧太后雖然對張蔭桓有所不滿，但還沒有拿他開刀。事後光緒皇帝傳張蔭桓及慶親王、廖壽恆、剛毅及新任軍機王文韶等人問話，似乎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護張蔭桓過關。

  按照張蔭桓後來的分析，他之所以被動介入了所謂帝後之間的衝突，不再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與他忽略了李蓮英這一大內總管的存在有關。張蔭桓回憶稱：1897年他奉命赴英國致賀女王維多利亞在位60周年時，有內大臣某曾告訴他，歸國時務必攜帶一些外洋新奇寶物奉獻給慈禧太后。張蔭桓謹記此囑不敢忘。歸國後，張蔭桓將精心準備的兩件禮物通過李蓮英送到慈禧太后那裡，慈禧太后將其中一件轉送給皇上，兩宮為此皆大歡喜。但他未能給李蓮英準備禮物。據張後來回想，他之所以在後來失歡於太后，之所以蒙難，未嘗不與此次小小的失誤有著相當重要的關聯。

  在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我們不必想像任何一項重大決策都是鄭重其事討論的結果，更不必想像都是最高領導人意志的產物。事實上，高度的政治集權為最高領導人身邊的那些「小人物」留下了無限的活動空間，他們的喜怒哀樂決定著最高領導人的意志，影響著政治決策，更影響著那些職業政治官僚的地位與前途。像李蓮英這樣深受慈禧太后賞識的大內總管，他在晚清的政治發展中起到過極端重要的作用，他不止是慈禧太后的耳目和鷹犬，而且他能夠稍用手腕便可轉移太后的情緒與意志，決定著其他政客乃至光緒皇帝的命運。誠如當年與李蓮英、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都有直接接觸的德齡公主所分析的那樣，李蓮英的情緒、意氣以及他與當時政治場上所有人的明爭暗鬥，影響實在是極其遠大的，「滿清一朝的命運，因此決定，中國的歷史，也因此改變，甚至可以說，連遠東方面現在的這種局勢，也未嘗不是受了他們的影響」。至於張蔭桓後來的落難，對於李蓮英來說，或許正中下懷。

  就思想傾向而言，張蔭桓雖不贊成康有為的激進做法，不過他與康有為一樣，具有較為開闊的國際視野，較早認為中國就是要老老實實地向西方學習，建立起自己與西方先發國家比較一致的政治體制。所以，當康有為在京城從事政治活動之初，也曾多次以同鄉後輩的身份向張蔭桓請益，以期獲得在清廷政治格局中擁有相當重要地位的張蔭桓的支持。

  新政開始之後，張蔭桓於8月2日受命與王文韶一起籌設礦務鐵路總局。8月10日，二人又一同受命籌辦路礦學堂。9月5日，張蔭桓奏請增修內政以戢民志。光緒皇帝破例將此折批轉各將軍、督撫，並要求他們應照張的建議，務當認真考核，實力奉行，以期政平訟理，不准虛應故事，視同具文。同一天，張蔭桓還上奏建議清廷實行團練。光緒皇帝同樣破例批轉各省督撫，要求他們按照張蔭桓所請一律切實籌辦。這似乎表明張蔭桓不僅在政治上高度活躍，已將自己的觸角伸到戶部右侍郎及總署大臣所轄領域之外，對內政及團練上表達自己的看法，而且從光緒皇帝「破例批轉」的姿態看，張蔭桓在清廷中的政治地位急劇上升。在光緒皇帝的心目中，張蔭桓不僅是外交領域的優秀人才，而且具有內政方面的卓越見解。

  張蔭桓在清政府中地位的上升，也與當時中國外交新困境，特別是政府內部的親英、親俄等派別的鬥爭有關。甲午戰爭之後，西方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資本輸出，他們在爭奪中國利權的同時，特別著意於規模巨大的鐵路建設的投資機會，只要他們能夠獲得某一鐵路的投資權，就意味著他們將更有效地控制住他們已經在中國瓜分到的勢力範圍。在這方面，法國、德國及俄國下手都比較早，他們在1898年之前就獲得了在各自勢力範圍內修築鐵路的權力。而相對於這幾個國家，英國動手比較遲，直到1898年5月方才獲得修築滬寧鐵路的權力。不過英國素來將長江領域視作自己的勢力範圍，特別是他們憑藉與清政府中一大批親英官員的特殊關係，並不擔心其他列強覬覦英國在長江領域的特殊利益。

  英國駐華官員的判斷太過於自信了。事實上，不論是德國、法國，還是俄國，他們雖然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但他們當然更覬覦中國最富庶的長江領域，如果他們能夠在這塊土地上獲得一定的利益，他們當然會竭力爭取。所以，他們從來不承認英國獨占長江領域的權力，他們一直期待中國政府允許他們與英國一道共同開發長江領域這塊熱土。

  當英國獲得滬寧鐵路修築權的消息傳出後，德國、法國及俄國紛紛反對英國的獨占，他們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壓力，另一方面與英國直接談判，要求分享這一權利。面對各國的爭奪，英國態度堅決，它甚至以攻為守，利用比較特殊的機會於1898年6月7日獲得了《關內外鐵路借款草合同》，在俄國的傳統勢力範圍內尋求突破，以便增加與俄國談判的籌碼。

  對於英國的進攻姿態，俄國、法國乃至德國都很清楚，他們也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向清政府施壓，迫使英國就範。俄法集團通過比利時銀團與清政府談判修訂去年簽訂的《盧漢鐵路借款合同》，企圖達到完全控制盧漢鐵路，藉以滲透到長江流域的目的。迫於俄法集團的壓力，清政府只能讓步。6月26日，清政府與比利時銀團就盧漢鐵路的借款合同及行車合同進行了修訂，滿足了俄法集團的要求。

  清政府默許或者說支持俄法集團及德國向英國的勢力範圍滲透，惹怒了素來傲慢的英國人。6月9日，英國政府訓令其駐華公使竇納樂向總理衙門提出警告，聲稱中國如果在把中國東北地區及山東地區的特殊利益分別給予俄國和德國的同時，又給予這些國家或其他國家在長江地區的特別機會或特權，那麼英國政府便不可能在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上繼續以友好的姿態進行合作。當清政府最終沒有顧及英國政府的反對而同意與俄法集團修訂盧漢鐵路的合同後，惱羞成怒的英國政府於8月21日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承造天津至鎮江，河南、山西至長江，九江至廣州，浦口至信陽，蘇州至杭州五條鐵路的權力，以作為對中國政府答應與俄法集團修訂盧漢鐵路合同的報復。竇納樂告訴總理衙門大臣說，除非中國政府立即同意英國的要求，否則英國政府將認為中國政府關於盧漢鐵路合同的修改行為是對英國的背信，是故意敵視英國的一種行動。與此同時，為了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英國政府命令其停泊在大沽口的艦隊做好戰爭準備，表示一旦談判破裂，就將採取軍事行動。

  在英國駐華外交官及政治觀察家們看來，中國政府之所以敢於無視英國的利益，轉而依靠俄國、德國和法國，主要是因為在中國政府內部形成了一個以李鴻章為主導的親俄勢力集團。所以，英國政府在向中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的同時，也向中國政府施加政治壓力，迫使清政府設法解除李鴻章的職務以保護英國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利益。

  面對英國的外交及軍事壓力，清政府政治高層進行了緊急磋商。他們在全面評估了英國的要求及其背景之後，檢討了幾年來的外交政策的得失，認為中國幾年來的外交政策可能在李鴻章親俄路線的主導下全面失敗了。親俄外交不僅沒有如《中俄密約》所許諾的那樣可保中國20年相安無事；恰恰相反，俄國政府利用與中國的特殊外交關係不斷向中國要求額外的好處。1897年底的膠州灣事件不難引起這些高官的沉痛回憶，於是政治高層將李鴻章的外交主張視為徹底失敗，應該是對當時外交政策反省的必然結果。

  自膠州灣事件發生以來，清政府內已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拋棄親俄政策轉而採取聯合英、日，甚至與英、日結盟。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持這種立場，而在中央政府內如張蔭桓則更是堅定地認為，中國只能走聯合英、日的外交路線。光緒皇帝先前雖曾一度贊成李鴻章的外交主張，但在康有為等有關聯合英、日的主張影響下，特別是與中國國情基本相近的日本通過短短數十年的新政就擺脫了落後地位，走向成功，凡此不能不使光緒皇帝的外交主張發生變化。

  8月底或9月初，光緒皇帝手擬硃筆諭條面交張蔭桓，委派張前往日本駐華公使館，與日使討論中國擬派頭等欽差駐日本，以及委派康有為赴日「坐探」日本的變法經驗以供中國參考。顯然光緒皇帝在繼續參照日本改革經驗的同時，有意進一步密切中日之間的外交關係，最終走向中日結盟對付俄國，至少憑藉與日本的特殊關係保護中國自身的利益。

  9月5日下午，王文韶、張蔭桓抵達日本駐華公使館，拜訪林權助公使。張蔭桓首先介紹道：漢首席軍機大臣王文韶奉大清國皇帝之命，親自帶來皇帝諭旨訪問貴官，故而本大臣亦與王文韶大臣同道而來。接著，張蔭桓向林權助表述了三個意思：一是「最近以來，我國與貴國大加親密，由此我大皇帝陛下欲使此親交愈加密切。如今希望將頭等第一勳章贈送給貴國大皇帝陛下，並命正在北上途中的新任公使黃遵憲將其攜帶至日本，奉呈貴國大皇帝陛下。」二是「此次黃遵憲攜帶的國書，其詞句與以前同樣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國書上大改字句，以示親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親自擬定。新國書以『大清國大皇帝敬問我同洲至親至近友邦誕膺天佑踐萬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開頭。現敬請電詢貴國政府，以此清國大皇帝之御意，轉達於貴國皇帝陛下。」三是「想問貴政府之意向，清國皇帝有意向貴國派遣特命全權大使，不知貴國皇帝陛下是否有意受之？而且，貴國也向清國同樣派大使。本件系以黃遵憲出發之期臨近，我皇帝欲於事前得到貴政府的回答。這事亦請貴官以電報詢問貴政府的意向。」

  林權助當場答覆王、張二人：「毫無疑問，清國皇帝陛下對於我皇帝陛下愈加親密之意，與看重兩國邦交之願望，我皇帝亦欣然接受。並且本官深信對于贈送勳章之一事，肯定會同樣回禮。至於第二點，即互派大使之事，歷來我政府亦有此願望，只是不得不先確認英俄兩國是否有同樣的希望。由於各種情況，或許難以速定互派大使。然而關於清國的情況，從去年年底以來，俄然大呈變狀。由於我國與清國之關係勢必成為所謂同洲至親至近之友邦，在不遠的將來，必須互派大使，這是不容置疑的。以上只能作為個人私見。」

  林權助的談話與承諾堅定了中國政治高層拋棄親俄外交路線，轉而依靠英、日，甚至聯合英、日的外交路線的確立。第二天，清政府照復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表示除天津至鎮江的鐵路外，中國政府接受英國8月21日的全部要求。又過了一天，即9月7日，清政府宣布將李鴻章及敬信逐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就在政治外交上回應了英國要求解除所謂親俄派李鴻章職務的請求。

  解除李鴻章總理衙門大臣的職務應該是慈禧太后的最終決定，但是這件事在當時不論是官場一般輿論，還是李鴻章本人，都將之歸罪於所謂的親英派大臣張蔭桓，而英國人也認為中國政府答應解除李的職務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巨大勝利，是對俄國外交的一個重大打擊。事實上，隨著李鴻章的出局，張蔭桓在清政府中的地位確實在上升，他不僅繼續負責協調清政府的外交事務，而且在內政方面也在發揮著作用，他已經成為光緒皇帝最值得信賴的漢人出身的大臣之一。

  在外交政策的選擇上，張蔭桓確實是主張聯合英、日的主要人物，他與日本的伊藤博文等政治家有過直接且相當友好的接觸；一年前，他奉命出使英國，與英國的一些政治家建立了直接的聯繫。而當時由於外事活動的安排以及英國、日本方面不斷地做工作，在清政府內部也確實形成了主張聯合英、日以維護中國利益的共識，地方大員張之洞、劉坤一的轄地就是英國人的勢力範圍，而日本人至少在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就對張、劉二人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張之洞、劉坤一與中央大員張蔭桓遙相呼應，都比較傾向於聯合英、日以抗衡俄國和德國。

  清廷內外這種聯合英、日的主張深刻地影響了光緒皇帝。所以當光緒皇帝有意創設懋勤殿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樣獲得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幫助，甚至考慮過聘請李氏為顧問大臣。9月9日，李提摩太離開上海趕赴北京，似乎也有意對中國發展有所建白。而李提摩太過去曾與張蔭桓多次會面，也是張的一位老朋友。

  與李提摩太趕赴北京的同時，日本下野的政治家伊藤博文也正好到中國遊歷觀光。伊藤博文也是張蔭桓的老朋友，當多年前張氏出使美洲途經日本的時候，就曾受到過伊藤的熱情款待。所以，當伊藤抵達北京的時候，張蔭桓當天就趕去拜訪，之後又專門設宴款待伊藤及其隨行人員。9月20日，光緒皇帝接見伊藤博文的時候，也是由張蔭桓引見的。據張後來回憶，他之所以得罪慈禧太后並獲罪，未嘗不與伊藤博文訪華，尤其是由他陪同覲見光緒皇帝有關。或問曰：「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系伊藤自來遊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張答曰：「噫！我之禍亦由於此。此次伊藤系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師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系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國禮，而太后不知。上殿時我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坐，太后皆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夫復何言？」

  在伊藤博文一行拜謁光緒皇帝之前的那幾天裡，京城中確曾流傳著張蔭桓被捕的消息，但在伊藤拜謁光緒皇帝的頭一天晚上，張蔭桓曾設宴款待伊藤一行。張蔭桓參加了伊藤與光緒皇帝的會晤，會晤後慶親王奕劻專門為伊藤舉辦了午餐招待會。伊藤與林權助推測，這一安排的用意似乎是為了平息張蔭桓被捕的謠傳。

  伊藤博文覲見光緒皇帝的第二天早上大約10時，步軍統領崇禮率領300名武裝人員奉諭旨包圍了南海會館和張蔭桓的寓所。這一消息很快傳到了日本駐華公使館，並立即引起伊藤博文及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的高度關切，他們迅速派出公使館的翻譯官策馬打探這一消息的真實性。由於此時的北京城內一片慌亂，謠言紛紛，翻譯官回來報告說張蔭桓被捕的消息基本可以確認。伊藤博文及林權助對於張蔭桓被捕的真實原因並不清楚，所以他們能夠認定的只是「不用說一定是發生一種政變或是什麼」，但具體的細節也沒有辦法打探清楚。

  其實，張蔭桓在9月21日並沒有被逮捕。步軍統領崇禮那天早上確實率領武裝人員封鎖了張蔭桓居住的錫拉胡同東西兩頭，而正在家的張蔭桓也以為幾個月來多次傳言的查抄終於成為現實，於是在家被動地等待而未敢出門。崇禮的武裝人員在張蔭桓的家裡帶走了張的一位親戚、刑部主事區震。至官廳，群呼區震為「康有為」。區震遂差人至張宅送信，張蔭桓始知崇禮帶人查抄張宅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逮捕張蔭桓，而是為了搜捕康有為。

  當日晚間，張蔭桓應邀參加朝官的一個筵宴，在座的有慶親王奕劻及總理衙門大臣廖壽恆等。慶親王見到張蔭桓時顯得格外高興，他拍著張蔭桓的胸說：「汝放心，與汝無干，汝勿畏。」廖壽恆也以尋常話語勸慰張，張不禁對廖惱怒道：「汝亦無良，事不涉汝，自不畏，參我者重，我能勿畏乎？」可見，查抄張宅以逮捕康有為之舉，雖然同為總署大臣的張蔭桓並不知道，但似乎慶親王奕劻對此了如指掌。

  張蔭桓在9月21日並沒有遇到危險，但步軍統領崇禮確實查抄過張宅，張蔭桓的真實處境並不為外人所知，許多人誤以為張已經如康廣仁一樣被清廷逮捕。

  梁啓超在乃師康有為離京出走之後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21日上午，梁啓超往訪譚嗣同，兩人正在談話之時，傳來南海會館及張宅被查抄以及慈禧太后再次垂簾聽政的消息。譚嗣同勸梁趕快到日本駐華公使館拜訪伊藤博文，請求伊藤設法保護康有為。當天午後，梁啓超匆忙趕到日本駐華公使館求見伊藤及林權助。根據梁的說法，張蔭桓之被捕，主要是因為他對於康、梁等人「有所策動，有秘密寄予同情的嫌疑」。梁啓超的到來主要是請求伊藤能夠設法保護光緒皇帝和正在逃亡的康有為以及其他可能將會被捕的維新志士，但他所通報的張蔭桓的處境確實引起了伊藤博文及林權助的高度注意。

  梁啓超的消息是不真實的。張蔭桓不僅在那天平安無恙，即便第二天也一切如故。9月22日一大早，張蔭桓依然隨班朝見，慈禧太后在簾內，光緒皇帝在炕側坐。慈禧太后命令廖壽恆草擬拿辦康有為黨羽的諭旨。廖擬就，呈光緒皇帝。光緒皇帝稍事瀏覽即轉呈太后，太后閱畢仍遞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視軍機諸大臣，躊躇久之，始發下。是日並無其他不好的消息，張蔭桓又安然度過一日。這一天，清廷下令逮捕的只是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下令革職的只是「濫保匪人的御史宋伯魯」，而康有為本人則於前一天離京出走，這一天為康有為定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誘言亂政」八個字。

  張蔭桓真正遇到麻煩是9月23日。那天早上8時左右（辰刻），步軍統領崇禮派遣翼尉率緹騎數人至張宅，「邀請」張蔭桓到提督衙門接旨。24日，方有旨拿張蔭桓交刑部審訊，正式收監。而這一天同時被革職拿辦的還有侍讀學士徐致靖、御史楊深秀和軍機章京上行走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

  據當時人傳言，康廣仁被逮之後立即受到了審訊，他不僅交代了他所參與的謀圍頤和園的陰謀，還交代、「誣攀」百數十人。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是，據說對光緒皇帝一片忠心的王照曾與日本人合謀武力拯救傳言中被幽禁的皇上，而尚未被逮捕的譚嗣同也與著名俠客大刀王五準備採取非常手段劫持光緒皇帝。凡此種種動向已不難被清廷所獲悉，因為至少在9月22日清廷已命令步軍統領衙門加強對皇宮、頤和園及整個京城的警衛與巡邏，所以這一系列的非常行動不僅無法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加重了清廷政治最高層的憂慮，使他們更覺得康有為等人可能真有一個大的武裝陰謀。

  張蔭桓是清政府中有名的英、日聯盟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被捕自然引起英日兩國駐華外交官及非政府人士的高度關注。大約在張蔭桓被正式收監的當天（9月24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就已經通過自己的渠道獲知，清政府考慮到張蔭桓是當時中國有名的外交家，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國、日本都有相當不錯的聲譽，為了避免引起英、日干預，主張用最快的速度於25日當天晚上或26日早晨將張處死。竇納樂與張蔭桓也有比較良好的個人關係，所以當他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開始了營救。他與中國政府直接進行交涉，建議清政府慎重考慮對張蔭桓的懲罰。據當時的傳言，張蔭桓之所以被逮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李鴻章陷害的。所以要挽救張蔭桓的性命，必須說服李鴻章不要落井下石，清政府可以處置張蔭桓，但最好不要傷害張的性命，至少不能如此突然地處死。基於這種考慮，竇納樂於25日下午給李鴻章寫了一封信，指出清政府如此匆忙決定處死像張蔭桓這樣一位在西方各國很聞名的高級官吏，這在西方各國看來無疑帶有極端恐怖的色彩，勢必將在西方各國引起很壞的結果。竇納樂誠懇地請求李鴻章於自己權力所及阻止這種匆忙的行動。信的末尾，竇納樂不忘恭維李氏道：我之所以向閣下請求，是因為閣下是目前北京「唯一懂得洋務的政治家」，因此閣下定能看出匆忙處死張蔭桓將給予西方人士一種凶暴的印象。竇納樂的建議引起了李鴻章的重視，李氏在當天回復竇納樂的信中表示，他個人極端尊重竇納樂的「寬厚而人道」的意見，並向竇氏保證，中國政府決不會匆忙行事處死張蔭桓。

  按照中日外交計劃日程，正在中國遊歷的日本前首相將於9月25日晚在日本駐華公使舉辦一個以答謝中國官員為主的招待會，李鴻章以及清政府的許多重要官員都將出席。竇納樂期待林權助能夠在這次宴會上為張蔭桓說情，於是他派英國公使館的書記官帶著他的親筆信在宴會開始前面見林權助，希望林能夠與他一起運用英、日聯手的外交力量迫使李鴻章等讓步，挽救張蔭桓。

  林權助也已經獲知張蔭桓被捕的消息，他也知道張可能會被清政府處死，連日來他與伊藤都在想辦法，但他覺得在招待中國官員的會上向中國方面，特別是向李鴻章等要員提出，可能並非聰明之舉。林決定在招待會結束之後去找李鴻章幫忙。在取得伊藤博文的支持後，大約當晚11時半或12時，林權助抵達李鴻章寓所。

  林權助簡單地向李鴻章說明來意及請求，李鴻章推託無能為力。林權助表示殺了張蔭桓可能招致列強的干涉。李鴻章表示可以考慮幫忙。

  當時主張處死或反對處死張蔭桓的人，都考慮到了外國干涉的因素。當張被捕之後，清政府內部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從速將張處死，他們的理由也是只有從速處死張蔭桓，才能有效地避免張與已經逃亡的康有為一起勾結洋人以亂國政。9月26日，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等建議清政府將張蔭桓、徐致靖等速行懲辦，「若稽延時日，萬一張蔭桓勾串西人，變生意外，悔將無及」。

  但是，對於清政府來說，來自英國、日本公使的壓力畢竟是現實的。即便李鴻章與張蔭桓是政治上的死對頭，真的一意孤行要迅速處死張蔭桓，但也並不是所有高級官員都站在李鴻章一邊，並不都是張蔭桓的政治對手。其實，在地方大員中，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在政治立場上與張蔭桓比較接近，而對李鴻章的親俄政策實際上不以為然。至於直隸總督榮祿與張蔭桓也沒有根本衝突。他們還普遍意識到，如果中國政府不經審判就迅速處死張蔭桓，可能會導致西方的干涉，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所以，當張蔭桓被正式逮捕的第二天，對清廷政治甚有影響的盛宣懷致電張之洞，請張之洞出面建議清廷不可再有進一步的行動，因為康有為既然已經被英國政府出面保護下來，那麼中英之間的外交肯定會在一段時間裡出現一些困難，如果中國政府此時大開殺戒，處死張蔭桓這樣的親英派，那麼在英國看來，肯定會影響英國在中國的利益，以為中國政府完全倒向了俄國，這樣英國政府總要尋找藉口干預中國的內政。盛宣懷同時致電對清廷政治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榮祿說：「近日洋報紛議，殊駭聽聞。英尤慮俄為所欲為，頗思先發。深宮舉動似未可操之過急，以防彼族藉口干預內政。拿問諸人連類查辦，似宜從寬，一面以懿旨明諭中外，一切新政持平辦理，力求自強，以消乘間伺隙之心，以慰薄海臣民之望。大局安危，間不容髮，扶危定傾，非中堂莫屬。」這就不僅是在建議清廷對張蔭桓等人要從寬發落，而且建議清廷儘快鄭重向中外宣示：即便將康有為等人緝拿歸案，也不影響中國的改革與新政，中國政府決心在新政的道路上持續走下去。

  9月26日，清廷宣布：「張蔭桓屢經被人參奏，聲名甚劣，惟尚非康有為之黨，著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這當然是為了回應英、日公使的外交壓力，也是清政府內部所能夠達成的共識，終於將張蔭桓從康有為「謀反」的案件中摘了出來，張蔭桓的性命暫時總算可以保留下來了。28日，清廷宣布對張蔭桓的最終處理決定：著發往新疆，交該巡撫嚴加管束。

  五　康有為倉皇出逃

  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可能性結果，康有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當譚嗣同前往袁世凱的住所詳談的時候，康有為已做好了最壞的準備。這天晚上，他在南海會館「盡卻客」，收拾自己的行裝及書籍文稿，一旦消息證實，即按照光緒皇帝的諭旨所指示的那樣，離京出走，趕赴上海。

  得知康有為將離京出走的一批朋友根本無法顧及康有為「卻客」的意思，楊深秀、宋伯魯、李岳瑞、王照等紛紛來到南海會館與康有為話別，並通報京城的最新情況。楊深秀告訴康有為，現在京城上下都在紛紛傳言八月將有大的政治變動，市場上物價騰貴，並有傳言稱董福祥的軍隊已經從北邊移駐內城，「居民震恐，乃有紛紛遷避者」；李岳瑞告訴康有為，聽說英國已派出7艘戰艦停泊在大沽口，將與俄國在中國本土或領海開展一場惡戰。他們傳遞的所有消息都不外乎局勢越來越危急。或許是因為康有為擔心人多嘴雜，容易泄密，康有為與這些人談話時，並沒有將光緒皇帝所謂兩份密詔的事情告訴他們，而是順著他們對局勢危機的擔心，將他與李提摩太見面時李交給他的所謂列強「瓜分圖」供各位傳看，進一步強化他們的危機意識，並明確建議他們應該多聯絡一些人向清廷上書，建議清廷儘快調袁世凱的軍隊「入京勤王」。顯然，儘管康有為沒有將所謂密詔的事情向他們通報，他還是向他們通報了已經派人與袁世凱聯絡、準備動員袁世凱「棄暗投明」出兵勤王的計劃。這樣一來，先後知道康有為以武力解決時局困境大概計劃的人就越來越多，並且已經超出了他那最親密的小圈子。

  康有為與楊深秀等人的談話進行到當天夜裡12時左右（子刻），內城門開，他遂與楊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金頂廟容閎的寓所，與當晚早些時候就已到達這裡等候譚嗣同消息的梁啓超會面。

  等了3個小時左右，深夜3時許（也即9月19日凌晨3時許），與袁世凱長談而並沒有獲得實際結果的譚嗣同按照原先的約定來到金頂廟容閎的寓所，向康有為、梁啓超及容閎通報與袁世凱談話的情況。譚嗣同的判斷不太樂觀，他們得出的一個共同結論是袁世凱不可能「舉兵扶上，清君側」。雖然這一結果也在他們的預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證實還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為決計按照先前已確定的計劃，儘早離開京城，趕赴上海，另想辦法。

  9月19日上午9時許，康有為拜訪李提摩太，希望在說服英國公使出面干預方面能夠獲得李提摩太的支持。下午3時許，康有為來到伊藤博文的寓所拜訪，兩人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話。這次談話的主旨，正如康有為後來所說的那樣，由於他擔心清政府可能會指責他「假權外人」，故而他改變了談話的策略，不再像與李提摩太的談話那樣請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轉為「請其說太后而已」，即請伊藤博文在覲見慈禧太后時盡最大可能為光緒皇帝及康有為等人說情，儘量以客觀公正的姿態向慈禧太后說明光緒皇帝和康有為及那些維新志士並沒有其他的用心，他們的所有作為都是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為了中國的未來。

  按照這個策略，康有為確實說服了伊藤博文，伊藤答應如果能夠見到慈禧太后，他一定盡其所能勸說慈禧太后，盡力化解兩宮之間的誤會。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終並沒有見到慈禧太后，他的承諾沒有實現的前提條件。

  是日晚，翰林院侍讀黃紹箕為康有為設宴餞行。席間，他們互相通報了相關情況。黃紹箕告訴康有為，據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實都不過是傳言），現在局勢非常危險，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對康有為非常惱火，估計榮祿可能會採取非常措施加害於康先生。為了康的安全，黃建議康易西服出京，直奔山東，不要經過榮祿的轄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黃紹箕似乎相信，康有為只要躲過了榮祿的捕殺，就沒有大的危險。黃紹箕的信息與建議當然同樣引起了康有為的重視，這更促使他必須儘快離開北京這個是非之地。

  餞行宴後，康有為鬱鬱寡歡地回到了南海會館。不一會兒，林旭來談。林旭告訴康有為，據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國與俄國今天已經開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從頤和園返回宮中。這一新的變化自然引起康有為的注意，他又開始僥倖地認為，外交危機的突然到來，或許能夠緩解國內的政治衝突。他覺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舊勢力無論怎樣痛恨他們這些維新派，也不會在外交危機的嚴重關頭發動政變，於是「稍為安心」，對於已經確定的離京出走計劃又表示了猶豫。

  在弟子門生的強烈要求下，康有為同意留下樑啟超、康廣仁等人繼續在京城「謀救」皇上，他個人於9月20日天未明時淒涼離京出走。

  六　新政終結

  9月18日，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上奏摺，懇請慈禧太后「即日訓政」。奏摺所列舉的幾點理由主要有：其一，文廷式創設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為主，內奉康有為為主」；其二，康有為與其弟康廣仁、梁啓超來京講學，「將以煽動天下之士心」，「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臣，藉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最重要的是其三，指責光緒皇帝聽信康有為等人的蠱惑宣傳，企圖引用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奏摺稱：「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其應如響。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份奏摺顯然使慈禧太后深感不安。

  據記載，慈禧太后「原定初六日還宮，皇上於初三日代傳懿旨，忽於初三日酉刻進城，諸務倉促未備。所以匆匆還宮者，為監視皇上見伊藤也。」同一人還記載說，光緒帝接見伊藤當日，「太后先在屏後坐聽，以鑑察之，上僅能與照例數語而退」。當事人之一的張蔭桓事後回憶說：「伊藤覲見，又系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可見，慈禧太后臨時改變計劃，提前自圓明園回宮，趕在光緒帝接見伊藤時在屏後監視，政情是很緊張的。難怪光緒帝與伊藤的會見外交辭令式的客套居多，會見程式行禮如儀。

  慈禧太后於9月19日夜提前還宮，表明她完全接受了楊崇伊奏摺，決心恢復「訓政」。20日中午，她在屏內監視了光緒帝與伊藤博文的會見。在迫使光緒帝接受「訓政」後，21日一大早，慈禧太后返回圓明園。同日，她以皇帝名義發布兩道諭旨：

  一　、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誘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二　、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機，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吁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

  遵照清廷的決定，步軍統領衙門於同一天早上派緹騎數百人分別包圍了南海會館及張蔭桓的官邸，抓到了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及康有為的門人並僕人等多人，並查獲康有為收到的書函百餘封、門簿一本等文件。康有為已經早一天離京出走。隨即審訊康廣仁，沒有材料說康廣仁一言不發，卻有傳言稱康廣仁在這一天的審訊過程中竟「誣攀百數十人」。

  同日晚，楊崇伊把慈禧「訓政」的消息帶到直隸總督榮祿處，並在天津獲悉了袁世凱所述譚嗣同有謀圍圓明園、劫制皇太后的密謀，次日趕回北京，把消息捅給了慶親王奕劻。奕劻立即報給了慈禧太后。

  當慈禧太后得知審訊康廣仁的報告後火速趕回宮中，據說抵達宮中的時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時分。返回宮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緊急會議，慶王、端王、軍機御前大臣跪於案右，光緒皇帝跪於案左，慈禧太后並設朱杖於座前，疾聲厲色責問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聵，不肖乃爾！」

  憤怒的慈禧太后也沒有忘記訓斥諸王大臣：「皇帝無知，汝等何不力諫？以為我真不管，聽他亡國敗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易輕舉妄動，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雖人在頤和園，而心時時在朝中也。我惟恐有奸人蠱惑，所以常囑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盡心國事；現幸我還康健，必不負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說，皇上既肯勵精圖治，謂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詳，並有不學無術之人，反以為我把持，不許他放手辦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擁立者，他若亡國，其罪在我，我能不問乎？汝等不力諍，是汝等罪也。」

  聽了太后的指責，光緒皇帝戰慄對曰：「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后聞言厲聲怒曰：「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太后復厲聲問：「汝知之乎，抑同謀乎？」光緒皇帝戰慄對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還不正法，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殺。」

  這段記載雖然有不少「小說家言」，但大體上反映了慈禧太后獲知康有為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情報後的心態，由此也就容易理解此後清廷的一系列部署及善後。清廷立即決定，一是電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及上海道蔡鈞等，著榮祿於天津火車站及塘沽一帶嚴密查拿康有為行蹤，若康有為從天津逃走，著蔡鈞等在康抵達上海時立即抓捕，務必不要讓其避匿租界；二是責成步軍統領衙門加強對紫禁城、西苑及頤和園三處的警衛力量，嚴防康黨門徒狗急跳牆，藉機生事。

  9月23日晨，慈禧太后在勤政殿舉行重新訓政的正式典禮，接受光緒皇帝及百官的恭賀。典禮畢，慈禧太后復於便殿召集群臣繼續審問光緒皇帝，並將所查抄皇上書房中及康有為寓中奏章、說帖等件，逐條審訊，以諸臣質之。內有楊銳、林旭述光緒皇帝催康有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問皇上，皇上不敢認，推託為楊銳的意思。其實，慈禧太后此時已經從榮祿那裡獲知袁世凱的報告，對康有為、譚嗣同的密謀已有大概的了解，但她似乎還不知道此事與光緒皇帝是否真的有牽連，所以她問皇上康有為的這一計劃究竟是什麼意思。康有為的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的計劃，其實根本就沒有明白告訴過光緒皇帝，因此光緒皇帝也就很難說出康計劃的真實企圖，只得將此計劃的責任推到康有為一人頭上。

  這實際上意味著光緒皇帝的立場正在發生急劇轉變。24日，上諭宣布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先行革職。至此，戊戌年間以康有為「謀反」罪名而受牽連人員已增加至十人左右。

  軍機四章京的被捕，特別是光緒皇帝最為信賴的大臣張蔭桓的下獄，實際上勢必追究光緒皇帝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光緒皇帝在事實上也已經無法正常工作。然而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國不可一日無主，在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光緒皇帝領導或指使康有為等人謀反弒後的情況下，慈禧太后也無法罷黜光緒皇帝的地位，也無法很快找到一個能夠替代光緒皇帝的人。因此光緒皇帝既不能引咎辭職，也無法處理朝政。9月25日，皇帝表示：「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勿稍延緩。」所謂自四月以來，系指1898年5-6月以來，這正是新政開展的開始時間。顯然，光緒皇帝借身體有病為由，檢討新政開展以來的作為，帶有自責之意。

  同一天，清廷採取的另一重大舉措是調直隸總督榮祿即刻來京。隨後清廷正式任命吏部左侍郎徐用儀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任命榮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管理兵部事務，所有北洋各軍仍由榮祿節制。這表明，慈禧訓政之後開始大刀闊斧地調整政府人事，力求儘快抓緊康有為一案的善後處理及穩定大局。

  9月26日，步軍統領衙門大臣崇禮向清廷匯報了康有為一案主要人犯被捕的情況。由於此案事關重大，牽連大小臣工多名，崇禮建議清廷政治最高當局參照大清王朝已有成例，委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一起審理。清廷當日批准了崇禮的請求，並對如何處置此案中的所有人犯劃定一個大致的底線，決定：「所有官犯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著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其張蔭桓雖經有人參奏，劣跡昭著，惟尚非康有為之黨，著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至康有為結黨營私，情罪重大，業將附和該犯之徐致靖等交部刑訊。此外官紳中被其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至意。」這一政策底線為後來處理康案及善後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指向。

  此後，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為穩定大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嚴懲與康有為案有關人員。9月29日，公布了康有為罪行，宣布處死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六人，史稱「戊戌六君子」。諭旨全文如下：

  諭。近因時事多艱，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強，凡所設施，無非為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且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察覺，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日著述無非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講求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啓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矇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復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此事為非常之變，附和姦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為首創逆謀，罪惡貫盈，諒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眾咸知。我朝以禮教立國，如康有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為覆載所不容，鷹鸇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誘惑甘心附從者，黨類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寬大，業經明降諭旨，概不深究株連。嗣後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為為炯戒，力扶名教，共濟時艱，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予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陸續被懲處的官員有：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發往新疆嚴加管束；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永遠監禁；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徐仁鑄，革職永不敘用；禮部尚書李端棻因奏保康有為、譚嗣同，即行革職，發往新疆嚴加管束；都察院候補四品京堂王照畏罪避匿，實難姑容，即行革職，嚴拿務獲，並將原籍家產一律查抄；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即行革職，永不敘用；陳寶箴之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一併革職；候補四品京堂江標、庶吉士熊希齡，因庇護奸黨，暗通消息，革職永不敘用；張百熙保送康有為，交部嚴加議處；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均革職永不敘用。這樣，對提倡新政有關主要人員都作了處理，或者被殺，或者被關押，或者被流放，或者被革職，或者被通緝。

  第二，任命、調動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員，組成新的負責機構。除上述榮祿、徐用儀的任命外，又調啟秀為禮部尚書，趙舒翹為刑部尚書，裕德為理藩院尚書；任命前革職官員懷塔布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總管內務府大臣，賞袁昶在總理衙門行走等。一些地方官員也相應作了調配。

  第三，撤銷新政期間的若干舉措。首先恢復先前一度下令裁撤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裁撤《時務官報》，廢止士民上書。為此頒發的上諭稱：

  諭。朝廷振興商務，籌辦一切新政，原為當此時局，冀為國家圖富強，為吾民籌生計，並非好為變法，棄舊如遺。此朕不得已之苦衷，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諒。乃體察近日民情頗覺惶惑，總緣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體朕意，以致無識之徒妄相揣測，議論紛騰。即如裁併官缺一事，本為沙汰冗員，而外間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為請者。舉此類推，將以訛傳訛，伊於胡底？若不開誠宣示，誠恐胥動浮言，民氣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圖自強之本意。所有現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門，原議將應辦之事分別歸併以省繁冗，現在詳察情形，此減彼增，轉多周折，不若仍悉其舊。著將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併。其各省應行裁併局所冗員，仍著各該督撫認真裁汰。至開辦時務報及准令士民上書，原以寓明目達聰之用。惟現在朝廷廣開言路，內外臣工條陳時政者，言苟可采，無不立見施行，而疏章競進，輒多摭拾浮詞，雷同附和，甚至語涉荒誕，殊多龐雜，嗣後凡有言責之員，自當各抒讜論，以達民隱而宣國是，其餘不應奏事人員，概不准擅遞封章，以符定製。《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並著即行裁撤。大學堂為培植人材之地，除京師及各省會業已次第興辦外，其各府州縣議設之小學堂，著該地方官查酌情形，聽民自便；其各省祠廟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著一仍其舊，毋庸改為學堂，致於民情不便。此外業經議行及現在交議各事，如通商、惠工、重農、育材，以及修武備、浚利源，實系有關國計民生者，亟當切實次第推行。其無裨時政而有礙治體者，均毋庸置議。著六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加核議，據實奏明，分別辦理。方今時事艱難，一切興革事宜，總須斟酌盡善，期與毫無流弊。朕執兩用中，不存成見，爾大小臣工等務當善體朕心，共矢公忠，實事求是，是以符朝廷勵精圖治不厭求詳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根據這個諭旨，除京師大學堂繼續興辦外，其他新政事業大多廢止。慈禧太后還頒發懿旨，規定鄉會試及歲科考等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經濟特科，易茲流弊，即行停罷。關於廢止士民上書，懿旨進一步強調：當經申明舊章，凡不應奏事人員，仍不許擅遞封奏。

  第四，實施加強社會控制的措施。首先宣布康有為「學術乖謬，大背聖教。其所著作，無非惑世誣民、離經叛道之言」，命令將康有為所有書籍板片，由地方官嚴查銷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湖南是新政最為活躍的地方，清廷特別對湖南採取措施，命令張之洞執行：「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等名目，跡近植黨，應即一併裁撤；會中所有學約、界說、札記、答問等書，一律銷毀，以絕根株。」對於報館，重申嚴禁：「近聞天津、上海、漢口各處，仍復報館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亟應設法禁止。」認為報館主筆都是斯文敗類，不顧廉恥，各地地方官要嚴行訪拿，從重懲治，「以息邪說而靖人心」。對於維新時期的各地學會，也命令禁止。懿旨稱：「聯名結會，本干例禁。乃近來風氣，往往私立會名，官宦鄉紳，罔顧名教，甘心符合，名為勸人向善，實則結黨營私，有害於世道人心，實非淺鮮。」要求嚴行查核，拿獲入會人等，分別首從，按律治罪；其設會房屋，封禁入官。

  第五，停止閱兵，加強練兵。為了防止萬一，在處死譚嗣同等六人後，清政府又明令停止原計劃於10月在天津的閱操。懿旨強調，現在時事艱難，以練兵為第一要務，特別任命榮祿為欽差大臣，節制提督宋慶所部毅軍、提督董福祥所部甘軍、提督聶士成所部武毅軍、候補侍郎袁世凱所部新建陸軍，以及北洋各軍，統一事權，認真督練，俾使各軍悉成勁旅。

  慈禧太后出園訓政，光緒皇帝養病，康有為、梁啓超出逃，戊戌六君子被殺，榮祿調任中央主持政府日常事務，新政期間的新生事物，除了保持京師大學堂外，其他大多復舊。慈禧太后說：「我朝聖聖相承，憲度修明，盡美盡善。至於厚澤深仁，難以枚舉。」大體上，整個社會運轉和政治操作，恢復舊時模樣。凡此均標誌著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運動徹底結束，中國在沉悶與失望中結束了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