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新政詔書頻頻頒發

  王文韶取代翁同龢出任軍機大臣和戶部尚書，使政府改組基本告一段落，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樣具體推動改革。政府要想真正推動維新變法向縱深發展，就必須儘快理清思路，確定改革的重點與難點，以及應該守住怎樣的政策底線，哪些方面是根本不可觸動的。

  一　召見政治新銳

  6月16日，光緒皇帝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召見康有為。這既是康有為畢生第一次見到光緒皇帝，也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是這次會見給康有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後來的歲月里不斷加以炫耀，反覆強調這次召見的重大意義。

  是日清晨，康有為在東宮門內朝房等候光緒皇帝的召見時，遇見已獲任命的直隸總督榮祿也在等候面見皇上，要表示謝恩。榮祿問康有為：「以子槃槃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道：「非變法不可。」榮祿接著問道：「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直截了當地告訴榮祿：「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則新法行矣。」

  康有為在朝房內的短暫談話給榮祿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由此不僅註定了康有為無法獲得光緒皇帝重用的機會，也為後來的一系列變故留下了重要的伏筆。榮祿與康有為對話結束後迅即入見光緒皇帝，他在與光緒皇帝談完自己的事情之後，有意無意地試探光緒皇帝覺得康有為這個人怎麼樣？光緒皇帝尚未見到康有為本人，他只能從已經看過的康有為文章、著作，以及翁同龢的談話、匯報及最近期的徐致靖的推薦書中判斷康有為「以為能也」。榮祿明顯感到皇上似乎有重用康有為的意思。

  榮祿隨後即到慈禧太后處謝恩。時李鴻章「放居」賢良寺，為謝慈禧太后賞食物，也正在皇太后處。榮祿將剛剛在光緒皇帝那裡所說的話告訴了慈禧太后，表示康有為的激進辦法並不可取，皇上如果過於聽信康有為的主張，必將危害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他甚至恭維在場的李鴻章「多歷事故，宜為皇太后言之」。老資格的政治家李鴻章既看不慣接替自己多年前曾經擔任過的直隸總督職務的「新科」官僚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態，再加上他正在韜光養晦，也不願在自己尚未弄清真相的時候陷入被動。於是當他聽到榮祿讓他向太后詳談的建議後，嚇得「面色大變」，趕緊叩頭，稱「皇太后聖明」，一切由皇太后做主。榮祿的本意是「暗請太后留神」，在適當的時候能夠阻止光緒皇帝一意孤行，過於聽信和過於重用康有為。而慈禧太后則嘆息道：「兒子大了，哪裡認得娘？其實我不管倒好，汝作總督，憑曉得的做罷。」顯然，慈禧太后並不願意在榮祿、李鴻章等人面前表現出自己有意干預正在積極推動變法新政的光緒皇帝。

  根據康有為後來的回憶，這次會面從光緒皇帝詢問康的年歲及出身開始，康有為在作了回答之後進入正題。康談到，如今西方列強環伺中國，步步緊逼，試圖分割中國，中國的危亡就在眼前。對此，光緒皇帝接著說：「皆守舊者致之耳。」光緒皇帝昨日剛剛免去翁同龢的職務，而翁同龢也確實是自膠州灣危機以來最主要的責任擔當者，由此似乎也可以體會到在光緒皇帝的心目中，翁同龢並不是一個維新變法運動的推動者，翁同龢的真實面目可能正是光緒皇帝試圖增加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反對者。

  聽了光緒皇帝的嘆息，康有為對道：皇上聖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即在此。既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對於康有為的這種說法，光緒皇帝表示贊同，他明確表示：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康有為說：現在的問題似乎已經不是變法還是不變法，而是小變還是大變，是枝節的改良，還是根本的、徹底的變革。康的意思很明顯，他不贊成枝節的改良，他期待徹底的變革。康有為還就開制度局以統攬全局，先改定製度法律而不僅僅是對枝節的改良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的數十年中，朝廷諸臣始終都在言變法，但是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反觀這些所謂的變法，實質上都是「變事」而非變法，都是枝節的改良而不是根本的改造。鑑於先前的這些經驗教訓，現在請皇上在變法之先，先統籌全局而全變之，請先開制度局，修訂、制定相關的法律，這樣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對此，光緒皇帝也表示贊同。

  康有為說：他曾經研究過中西各國的變法經驗，西方各國經歷了差不多300年的時間才達到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後來的日本由於有了西方各國的經驗作為借鑑，大約花了30年的時間就達到目前的程度。中國人口眾多、風俗各異，但如果從現在開始算起，認真、踏實地推行新政，舉國同心，那麼大約需要3年的時間就可以達到自立的程度。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恢復大清王朝在世界格局中應有的地位。康有為鼓勵光緒皇帝說：以皇上之聖明，只要下決心實行變法，那麼圖富強，在一反掌間耳。這就表現出後來人們所說的康有為的急躁情緒，或者說是他的激進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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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皇帝誇獎康有為的這些見解甚有條理。康有為接著反問道：「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為久而不舉，坐至割弱？」據康有為後來描述，光緒皇帝聽到康有為的這一反問之後，「以目睨簾外，既而嘆曰：奈掣肘何？」康有為稱他當時就知道光緒皇帝有礙於慈禧太后，不能放手去做變法革新的事情，於是他建議光緒皇帝：「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耆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

  康的這種說法似乎也正對光緒皇帝的心病，光緒皇帝稱，這些老臣皆不留心辦事。康接著說，這些老臣也不能說是不留心辦事，無奈現在的升遷體制制約了人們的創造力，他們當年也都曾奮鬥過，奮發過，無奈當他們奮鬥了幾十年成為當朝大臣的時候，已經精力不濟，且兼差太多，每日忙忙碌碌，既無時間讀書獲知天下正在變化的趨勢，又無心思考具有全局意義的大事。所以他們奉旨辦學堂、辦商務，而這些新東西都不是他們年輕時代學過的，所以也就難怪他們不知道怎樣去辦。康有為建議：皇上如欲變法，只有捨棄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輕的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察其才否，由皇上親自提拔，不吝爵賞，破格使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則已無事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等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使彼等守舊大臣無從議駁。康有為的這個「用新而不特別棄舊」的人事折中建議以及增加政治透明度、遇事即明下詔書以示公開的策略性考慮等，甚得光緒皇帝的賞識。

  接著，康有為將話題轉到開民智以及廢八股等問題上。他說，今日中國之患，主要在於民智不開，所以儘管中國人口眾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夠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實在是太少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個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國家以八股、科舉考試作為選拔人才的唯一途徑，可能嚴重地妨礙了人才的成長。學八股者，不必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只要熟讀那些八股經典以及做文章的方法，再憑藉自己的運氣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滿朝文武人才濟濟，但這些人才無以應對外交難題，從而使中國的外交陷入日趨被動的境地。捫心自問，這都是八股考試的必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這樣說，甲午戰爭的失敗，尤其是台灣及遼東半島的割讓，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戰爭賠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做是八股的危害。

  對八股科舉考試制度的非議在清朝已有很久的歷史，自清中後期以來，已有許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殺人才的危害，但國家選拔人才制度的穩定性，也使這一儘管有著無數弊端的制度長期有效地運轉，因此無數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舉的考試征途中跋涉，任何時間下令取消這一制度都會造成一批無辜的犧牲者，所以清政府的最高決策層對於是否繼續沿用這一人才選拔制度一直猶豫不決。不過清政府自發現這一制度的缺陷後也採取了一些補充措施，諸如早些年就開始實行的幼童出洋留學、鼓勵各方面的特異之士脫穎而出的特殊政策等等，也或多或少地彌補了這一制度缺陷。但是，八股科舉不進行根本的改革，便無法在總體上提供一個人才成長的優良環境，所以康有為繼續前人與時賢的討論，在光緒皇帝召見時再次提及八股考試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層的敏感神經，應該說還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光緒皇帝贊成康有為的這些分析，他接過來說：「然。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

  康有為對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

  光緒皇帝明確回答：「可。」

  談完了科舉八股制度的廢除之後，光緒皇帝又就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諮詢康有為的意見。光緒皇帝問道：甲午戰爭之後大量戰爭賠款導致了中國嚴重的財政危機，請問有什麼好的辦法可以籌到大筆的款項嗎？

  在康有為看來，籌款、富民、發展經濟，似乎都不是變法的必經階段，他認為這些舉措都是治標，而不是治本。中國資源豐富，礦物滿地，為地球所無，若大舉而籌款數萬萬，遍築鐵路，練民兵百萬，購鐵艦百艘，遍開郡縣各種學堂、水師學堂、港口，則一舉而大勢立矣。只是這些措施並沒有得到變法的根本。中國地大物博，藏富於地，貧非所患也，中國之所患患在民智之不開。所以康有為在怎樣籌款、怎樣開發富源、怎樣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方面並不願意多作思考，他只能向光緒皇帝談談翻譯東西方書籍、派遣留學生出洋留學、派遣王公大臣出洋遊歷考察各國政治狀況，以廣見聞，以減少變法的阻力等等。光緒皇帝和清政府當時最為關心的是怎樣進行實質性的改革，怎樣解決實質性的問題，諸如怎樣開發中國的經濟與市場，怎樣籌集開發經濟與市場的經費，而這些康有為恰恰認為是「形而下」，認為不值得自己去關懷，去談論。他的關注與光緒皇帝和清政府的關注發生了某些錯位，所以即便沒有榮祿的提醒，即便沒有那麼多人的反對，光緒皇帝和清政府都不可能授予他很重要的權力和地位。這一點是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們當年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

  當天，光緒皇帝召集臣僚對康有為的安排與使用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參加討論的有李鴻章、剛毅以及新進軍機大臣廖壽恆等。光緒皇帝介紹了召見應對的大概情況，廖壽恆提出可以賞給康有為五品卿銜，而滿洲貴族出身的協辦大學士剛毅已得到榮祿的交代，強調不能重用康有為，「當予微差以折之」。光緒皇帝綜合各方面的意見，並對先前的各種傳聞進行了綜合評估，決定任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但特許他可以專摺奏事。

  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當天就得知這一任命，他們對這一出乎意料的結果自然很不滿意。梁啓超在第二天寫給夏曾佑的信中明白指出：「西王母主持於上，它事不能有望也。總署行走，可笑之至，決意即行矣。」一個星期之後，梁啓超又致信夏曾佑，稱康有為在做了許多彌補的活動之後，依然無效。康決定和他的弟子們一起離京南下。

  經過短暫的失望之後，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隨著變法維新運動的不斷推展與深入，便投身於火熱的實際生活之中。

  按照清廷給予康有為的委任，他的職務僅是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但同時具有專摺奏事的特權。根據這些規定，康有為也就盡力發揮自己的長處，並不去總理衙門上班，而是潛心於撰寫那些值得倡導和值得推動的專折及專著。根據一些並不完全的統計，康有為在百日維新期間以自己的名義上書13次，大量的由他撰寫或主筆的奏摺都以別人的名義呈遞，還有一些奏摺雖然不是康有為撰寫，但大概意思是康有為的，或是由康有為直接授意而撰寫的。所有這些奏摺，都可以看做康有為在百日維新期間的思想貢獻，這些奏摺的總量達到36件，加上康有為以自己的名義呈遞的13件，共計49件。

  光緒皇帝在召見了康有為之後，很快召見了張元濟。根據張元濟的回憶，這次召見進行了大約兩刻鐘的時間。光緒皇帝問道：目前外患頻仍，宜籌保御。而滿朝文武除了唯唯諾諾之外，實在拿不出什麼好的主意，他們不通西學，不達時務。而那些存心守舊的官僚們更是亂上添亂，蓄意干擾，使許多本可進行的新政也無法順利推行，比如修建鐵路一事，就是如此。聽說英國在印度修建的鐵路已經修到了我國西藏邊界，現在關於雲南的交涉連續不斷，而由北京到達雲南，路程需要兩三個月，相形之下，我國的外交交涉怎能不吃虧？所以新政必須從經濟方面入手，大規模地修建鐵路刻不容緩。光緒皇帝請張元濟就怎樣才能推動大規模地修建鐵路談談自己的看法。

  張元濟回答：要推動大規模的修建鐵路就必須儘快儲備人才，西方的工程師儘管有知識、有技術，但從國家根本利益方面去考慮，這些洋工程師並不可靠。不但鐵路，即是礦山、河渠、船廠、機器廠等莫不如此，在在需要中國自己培養懂得這些近代技術的大量人才。張元濟建議光緒皇帝應該責成將要創辦的大學堂認真造就各類人才，為國家將要開始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張元濟還根據自己在總理衙門工作的經驗，認為政府的外交人才更為缺乏，如果中國有大量合格的外交人才，駐外公使、領事都能達到相當的水準，相信中國的外交肯定會有大的起色，外交危機必將逐步克服。為此，張元濟建議光緒皇帝除了繼續辦好同文館及一些省份的廣方言館外，應該有新的外交人才培養機構，造就大量的外交人才。這些建議似乎都不難被光緒皇帝所接受。

  廣泛聽取年輕一代新銳政治家的意見，是光緒皇帝和改組後的新政府的既定方針，隨著新政的推展，這種召見也一直在進行著。7月3日，光緒皇帝並未顧及御史黃均隆對黃遵憲、譚嗣同以及梁啓超等人的彈劾，依然如約召見僅僅是舉人出身的梁啓超，聽取梁啓超對新政的建議。根據梁啓超的說法，按照清朝的成例，四品以上的官員才能獲得皇上的召見，皇上召見官品低下的小臣自咸豐以後40餘年間從未有過先例，至於梁啓超僅以舉人的身份獲皇上的召見，梁啓超也感到相當的自豪，稱其「尤為本朝數百年所未見」，足見梁啓超也未能免俗，他和乃師康有為一樣，也將這次召見看得很重。

  梁啓超很看重這次召見，但是關於這次召見的談話內容與談話時的情形，梁啓超並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此次召見的結果是，光緒皇帝讓梁啓超退朝之後將所著《變法通義》一書呈遞上來，並賞給梁啓超六品官銜，責成他會同相關部門籌辦並主持譯書局的事務。

  清政府對這些新銳政治家用其所長的做法，在黃遵憲、譚嗣同以及楊銳、劉光第等人身上都有很好的體現。按理說，不論是名聲，還是所擁有的新思想，這幾個人與康、梁都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在清政府最高決策層的眼裡，卻是可以委以相當實際職務的官員。7月30日，清廷發布上諭，重申6月13日的上諭，要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即飭黃遵憲、譚嗣同迅速來京，毋稍遲延。8月11日，當黃遵憲尚未到京的時候，清廷又發布上諭，著黃遵憲以二品京堂候補的身份充任清政府駐日本公使。

  獲光緒皇帝召見且沒有獲得重用的還有嚴復。推薦嚴復的為順天府尹胡燏棻、詹事府詹事王錫蕃。王錫蕃在8月29日所上的《保奏人才折》中對嚴復的才幹竭盡渲染之能事，當然希望清廷能夠重用嚴復。折中寫道，嚴復於近代西方典章名理之學，俱能探本溯源，潛心研究；對於中國的學說，也能通貫群籍。嚴復著述甚富，水師的情形尤其所熟知專習。他久在北洋奉差，奉公之外，閉戶寡合，其人品尤為高卓。但光緒皇帝於9月14日與嚴復進行一番談話之後並沒有提升嚴復的職位，嚴復依然回到他在北洋水師學堂的教學崗位上去了。

  二　建設新經濟體制的努力

  就本質而言，1898年的百日維新是從外交困境開始。而外交上的沒辦法，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沒辦法；中國經濟沒辦法，又是因為中國政治沒辦法。所以，這樣一環扣一環地推進，終於釀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變動。但是要說百日維新的起點，就必須從改組後的新政府重建具有近代特徵的經濟體制說起。

  6月12日，光緒皇帝發布了一道上諭，強調「商務為富強要圖」，要求各省督撫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妥速於各省會籌辦商務局，公舉殷實紳商，派充局董，詳定章程，認真講究，總期聯絡商情，上下一氣，振興商務。同時要求各地著力整頓商務、礦務，以開利源，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7月19日，康有為具折條陳，從理論上闡釋發展商務的重要性，指出西方國家的洋貨之所以能夠越萬里而暢銷中國，主要是因為西方國家高度重視商務，其國中有商學以教之，有商報以通之，有商部以統之，有商律以齊之，有商會以結之，有比較廠以勵之，有專利牌以誘之。這還僅僅是貨物尚在西方國家內的情況，待到這些貨物出國之後，西方國家更有許多措施進行保護，假之資本以助之，輕其出口稅以便之，有保險以安其心，有兵船以衛其勢，聽其立商兵輪以護其業。又有遍布各通商口岸的領事對各地經濟狀況的詳盡考察及相關建議，官商相通，上下一體，故西方國家的物品能夠製造精、暢銷易，視萬里重洋若枕席，所以西方國家基於商業的繁榮，在軍費開支上似乎從來就沒有像中國這樣困難過，民足而君足，國富而勢強，都是重商主義的必然結果。

  借鑑西方國家的經驗，康有為建議清政府應該竭力張揚重商主義的精神，鼓勵一切有利於中國進步與繁榮、有利於中國市場開發的舉措。他指出：中國政府應該像西方近代國家的政府一樣設專司專學以啟發民眾的商業意識，改變各級官吏對商人的歧視；鼓勵開商學、譯商書、出商報，立商律，為商務的繁榮提供外在的環境；政府還應該像西方國家那樣，調整稅率，鼓勵出口，制定專利制度以保護專利產品等。康的建議最後歸結為令各省商務局立商學、商報和商會，並仿日本立勸工場及農務學堂，講究工藝農學。

  康有為的這些建議受到清廷的重視。7月25日發布的上諭就明確要求劉坤一、張之洞選派通達商務明白公正之員紳試辦商務局，並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漢口等地調查資源，提出方案，並就如何設立商學、商報、商會等制定切實可行的規劃。

  振興商務，特別是要建立具有近代特徵的商業流通體系，就必須有近代金融手段，必須設立相應的國家銀行和各種商業銀行。設立國家銀行的準備工作早在1897年初就由盛宣懷負責進行，是年5月27日在上海設立總行，自夏徂冬，先後在天津、漢口、廣州、汕頭、煙臺、鎮江等地設立了分行，翌年初在北京設立了京城銀行。至此，具有近代特徵的金融體系初步形成，此後自京畿以迄各通商碼頭，都有中國自己的銀行分號，或不致如先前僅為洋商所把持，中國自主的金融管理與經營系統大體確立。當清政府宣布變法維新前後，盛宣懷覺得有必要將已建立的金融系統提升為國家銀行，於是他向清政府提出了設立「中國通商銀行」這一具有國家銀行性質的方案。7月8日，光緒皇帝原則批准了這個方案，交戶部速議具奏。

  按照光緒皇帝的要求，戶部對盛宣懷的方案進行了討論和研究。7月13日，清政府基本上同意了盛宣懷的建議，即著盛宣懷將銀行收存官款，如何議生利息、匯兌官款，如何議減匯費，先與各省關商定明確，切實辦理，並著戶部咨行各省將軍、督撫、各關監督，凡有通商銀行之處，匯兌官款協餉，如查明匯費輕減，即酌交通商銀行妥慎承辦，以重商務。

  商務為社會經濟最重要的流通環節，而農業則是社會經濟的基礎，尤其是在以農業立國背景下的中國，農業的蕭條不僅影響經濟的發展，而且勢必導致嚴重的經濟問題，所以清政府在宣布振興商務的同時，也格外注意農業的進步。6月20日，總署奉旨妥議提倡學藝農工礦業事宜。7月4日，發布上諭，著各省督撫督飭各該地勸諭紳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實振興農業。上諭強調，講究農政在中國已有久遠的傳統，這本是中國古代「勞農相勸」的意思，所以各地官吏對此要隨時維持保護，實力奉行。如果哪個地方辦得確有成效，准該督撫奏請獎敘。該上諭還稱：聽說羅振玉等人在上海創辦了農學會，對於轉移風氣，促進農業的進步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著兩江總督劉坤一查明上海農學會的章程，咨送總理衙門查核頒布，供各地參考。同時也希望各地注意外國農學圖書的翻譯與介紹，總期為農業的復興提供幫助。8月2日，光緒皇帝再發上諭，重申勸導紳民兼采中西各法，振興農政，獎勵工藝，強調以農為體、以工商為用，指示各省督撫一旦發現有能創製新法者必當立於優獎，期待各省督撫及各地官員皆當認真體察朝廷的深意，悉心講求，次第興辦，毋得徒託空言，一奏塞責，而應切實負起勸導、推廣的責任。

  以農為體、以工商為用的方針符合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而中國農業的根本改觀有待於中國能否切實改變中國千百年來的農業生產習慣，能否引進和採納西方國家已經採用的那些行之有效的技術和手段。8月18日，康有為向清政府呈遞《請開農學堂地質局以興農殖民而富國本折》，比較詳細地介紹了東西方各國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技術進步和技術手段，諸如農業的機械化、化肥、溫室大棚等。他在奏摺中提醒光緒皇帝和清廷其他決策者鑒觀其精詳，比較其得失，必將憬然動於心，而知東西方這些小國寡民之所以富強，而我中國土廣民眾之所以貧弱者，其關鍵只在於技術的發展與運用。康有為建議清政府下令各省府州縣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幫助，如酌撥官地，提供開辦經費，設立農學堂，創辦農報，翻譯東西方農業書籍，鼓勵民眾創辦農會，以廣見聞，交流心得；創辦地質局，測定各地的土壤條件，然後根據這些條件勸導民眾種植適宜於本地環境及有一定市場價值的農作物。並建議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尤其是像上海、廣東這樣的大城市設立地質總局，將各地測繪所得的數據，各地根據這些數據重新制定的種植計劃及相關產品等陳列於各地質總局，供外國商界人士參考，庶幾商業盛而流通廣，農業並興，地利溢出，而國可富。康有為還建議，為了統籌全國的農業、商業，中央政府應該設立農商局，各省應該設立農商分局。

  康有為的這一切實可行的建議立即獲得了清政府的回應和批准。8月21日，上諭宣布設立農工商總局，委派端方、徐建寅、吳懋鼎三人負責，統籌全國的農工商業的政策制定與協調。要求各省府州縣都應該設立農務學堂，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進行技術性試驗，考求新法，精益求精，待取得經驗後逐步推廣，庶幾農業興而生殖日蕃，商業盛而流通益廣，為國家富強提供堅實的基礎。

  7月28日，清政府委任榮祿會同張之洞率盛宣懷等著手籌辦盧漢鐵路等處的鐵路建設。8月2日，清政府決定在京師成立礦務鐵路總局，特派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理其事，所有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均歸礦務鐵路總局統轄。上諭強調鐵路、礦務為時政之最要關鍵，現在津榆、津盧鐵路早已竣工，由山海關至大凌河一帶正在籌款接辦，其粵漢、盧漢兩路均歸總公司建造，至此，幹路規模大體已具。礦務以開平、漠河兩處辦理的最為得法，成效已著，現在正在推廣。惟鐵路、礦務方面的事務格外繁重，各省的辦法也不甚一致，或致章程歧出，動多窒礙，因此有必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機構進行協調。這實際上隱含有將全國的鐵路、礦務等涉及國家戰略的重大基礎建設一律收歸國家主辦的意思，預示將會有以國家的力量控制那些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領域的舉措出台。

  戊戌年間新政中最具有重建近代中國經濟體制意味的舉措是頒布了一系列獎勵、鼓勵發明與著作的政策，特別是具有保護專利色彩的相關法律的制定。康有為等主張革新的思想家和行動者，當時都注意到西方的富強雖然有著多種原因，但西方國家普遍重視發明與創造，普遍鼓勵各行各業的能人智士勇於創新、勇於發明的辦法還是給他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6月26日，康有為上書清廷，建議設立爵位獎勵新藝、新法、新書、新器，設立特許專賣以激勵人才開民智而濟時艱，建議清政府借鑑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特立新書、新器之賞，以高報酬、高待遇吸引海內人才。果如此，「以中國聰明靈敏之才，四萬萬人民之眾，踴躍舞蹈，竭其耳目心思以赴，皇上之求何求不得哉？」

  在康有為等人看來，中國儘管有著幾千年的思想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乏閉關鎖國、孤芳自賞的先例，但是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西方工業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改造了傳統農業社會。這一巨大進步實際上已將傳統的國家主權理論、傳統的國家邊境、國家安全作了很大的調整，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已經無法迴避，與其繼續閉關鎖國、孤芳自賞，不如打開國門，大度地歡迎西方的先進文化、先進科學技術，並將這些文化、技術進行適當的改造，使之更合乎中國的國情，使之更有助於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的主動轉變。這種轉變是一種世界大勢，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所左右的世界潮流，現在政府強調變法，強調維新，實際上也就是要改變中國的舊習慣，主動促使中國迎合世界潮流，迎合世界大勢，移易民心，去愚尚智，棄守舊，尚日新，變傳統的農業社會為工業化的近代國家。這應該是變法維新的根本目的。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康有為建議清政府儘快調整政策，制定和頒布獎勵工藝、獎勵創新的新政策，由政府出面鼓勵、獎勵、激勵民間及社會各界的知識分子、志士能人，著作新書，尋發新地，啟發新俗。

  康有為的建議確實抓住了世界潮流，有助於中國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變，很快獲得了清政府的採納。7月5日，光緒皇帝發布上諭，強調變法維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振興庶務，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振興庶務的關鍵，首先在於鼓勵人才。因此政府決定，各省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果系堪資實用者，允宜懸賞以為之勸。或量其才能，試以實職；或賜以章服，表以殊榮。由其所製造的新器，由政府頒發執照，酌定年限，准其專利售賣。其有能力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建槍炮等工廠者，有禆於經國遠猷，殖民大計者，政府將參照軍功之例，給予特賞，以昭激勵。至於具體的獎勵標準及實施辦法，光緒皇帝著總理衙門認真研究，提出方案。

  總理衙門根據光緒皇帝的指示，迅速擬定了專利和獎勵章程十二條，對創造發明的範圍、性質以及獎勵的標準、提升職務的級別、專利的保護年限等，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7月13日，光緒皇帝再發諭旨，公布總理衙門議定的專利獎勵章程，並稱朝廷鼓勵人才，不靳破格之賞，但仍應嚴防假冒與泛濫，所有著書及創造發明，都應該由相關部門聘請相關專家認真考察、檢驗，嚴定罰懲，「以期無負振興庶務、實事求是之至意」。

  經濟建設，以及為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法律、體制環境，是戊戌維新時期的一個主要任務。但是，由於能夠放手讓光緒皇帝比較獨立自主地主持政府事務的時間太短，在這僅僅一百天的時間裡，除了留下這部專利獎勵章程外，具體的經濟建設都很難看出實際效果。同時，由於新政啟動的時間過於短促，當新政詔書接二連三、聯翩而至的時候，各級官吏實在是有點難以消化、承受。8月26日，光緒皇帝再下詔書，點名批評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指責他們「積習相沿，因循玩愒」，對新政詔書「置若罔聞」。可惜的是，百日維新很快就走上它的末路，這些封疆大臣們即便有意於加快進行，也趕不上急劇變化的歷史車輪。

  三　仿西制以強兵

  維新變法運動的另一個主題是「強兵」，它與第一個主題「富國」密切相關。

  6月17日，康有為呈遞《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折》，建議清政府停止早已不合時宜的弓刀石武試，並廣設武備學堂，先於京津，遍於各省，小學、大學次第備置，課程功課仿照德國、日本；並考慮將過去的武試舉人一律送進這種具有近代特徵的軍事學校學習。同時，他還建議清政府派遣強健才武有志學生就學於德國、日本軍校，以期能夠直接從德、日教官那裡學到一些真東西。

  康有為的建議確實點到軍隊的弱項，軍隊教育體制、管理體制的改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5月25日，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奏請朝廷下令剋期精練陸軍，並下令軍隊一律改習洋操。曾宗彥、康有為的建議無疑都引起了清廷的重視，6月19日，光緒皇帝指示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兵部就曾宗彥的建議提出具體方案。上諭指出：今日時事，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練兵第一要著，惟需選教習以勤訓練，核餉力以籌軍實。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系學習過洋操的新式軍隊，在軍費沒有大的增長的時候，可以考慮選派這兩支新軍中訓練有素的軍官分至各省協助訓練軍隊。至於軍械槍炮的購置或自造，也應制定出一個統一的規劃和統一的技術標準，以便使用。

  6月27日，光緒皇帝再發上諭，就軍隊的管理體製作出重大改革，撤銷督辦軍務處，命令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指揮的新建陸軍改歸直隸總督節制，任命榮祿補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意順天府尹胡燏棻先前奏請精練陸軍並神機營改用新法操練，以及出使大臣伍廷芳先前奏請京營綠營參用西法進行訓練的建議，下發軍機大臣會同督辦軍務大臣等研究具體實施辦法。7月9日，軍機大臣會同神機營王大臣、八旗都統等就胡燏棻、伍廷芳的建議提出具體實施辦法，同意各省綠營練勇認真裁併，同意神機營挑選馬步官兵萬餘人勤加訓練，汰弱留強，實力講求，務成勁旅；同意八旗、滿洲、蒙古等舊有軍隊以不同方式改習洋槍，刷新精神，摒除積習，以切實增強戰鬥力，以免辜負朝廷整軍經武、富國強兵之至意。此次兵制改革，明確包括八旗在內，這就是後來梁啓超所說的「命一國皆改兵制」。顯然，此次軍事改革已不再是枝葉末節的小修小補，而是包括八旗在內的整體性的改革。

  7月15日，光緒皇帝再下諭旨，嚴諭各省將軍、督撫切實裁兵、練兵，務必將那些已不能適應新式戰爭的冗員徹底裁撤，務期以有限的軍費練就一支強大的新式軍隊，指示各省「無論水陸各軍，一律挑留精壯勤加訓練，俾成勁旅」。

  在人才的選拔方面，百日維新期間的軍事改革也有相當大的舉動，那就是廢除先前的武場科舉，採用新式學堂培養軍官。7月23日，光緒皇帝諭各省將軍、督撫和學政，參照黃槐森先前變通武場科舉的建議，責成各省將軍、督撫、學政提出完善的具體辦法，以利於軍事人才的選拔。

  7月28日，光緒皇帝命令各省將軍、督撫籌撥經費，以備添設海軍、籌造軍艦之用，將重建海軍重新提上日程。

  由於時間的急迫，百日維新期間發起的軍事改革並沒有取得實際效果，但是這一改革的方向、所觸及的問題，實際上開啟了後來幾十年中國軍事的發展方向，如廢除綠營、八旗，重建新式軍隊建制；如創建新式軍事學堂，聘請外國教習與顧問，創建軍校教育的新體制；再如派遣軍事將校出洋留學，雖然在百日維新期間沒有成為現實，但它對後來若干年分赴東西洋留學軍事熱潮的興起明顯具有啟迪作用；再如新式軍事工業的興建，百日維新期間也曾提出國內各軍事工業基地應該由兵部制定相應的統一技術標準，只是由於時間的短暫而沒有來得及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