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維新變法正式開始

  一　明定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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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皇帝正想抓住恭親王奕去世的機會，推動變法維新事業。他對慶親王奕劻說：「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慈禧太后聽到奕劻的轉述後大怒，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奕劻極力勸說，慈禧答允說：「由他辦去，俟辦不出模樣再說。」奕劻回來復命說：「太后不禁皇上辦事。」於是，《明定國是詔》於6月11日發布。

  從奕去世到宣布變法短短13天，光緒皇帝除了有4天時間是獨自居住在皇宮外，其餘的時間差不多都與慈禧太后在一起。從這些跡象進行觀察，光緒皇帝發布的《明定國是詔》應該是清政府最高統治層的共識，並不是光緒皇帝或所謂「帝黨」背開慈禧太后或所謂「後黨」而發動的政治運動。

  在《明定國是詔》中，光緒皇帝向中外宣布清政府變法維新的決心。詔書說：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努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敝。

  《明定國是詔》提出以創辦京師大學堂為最亟要務，責成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提出具體的創辦方案。

  在當天發布的第二道詔書中，光緒皇帝指出，方今各國交流越來越多，外交人才已成當務之急。著各省督撫於平日所知品學端正、通達時務、不染習氣者，無論官職大小，酌情保薦一批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帶領引見，以備政府選用。

  6月11日的兩道詔書，標誌著百日維新正式開始。這樣兩份立論平實、不偏不倚的詔書，開始並未引起一般社會公眾和外國政治觀察家的注意，只是到了隨後另外一批詔書的頒布，方才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議論以及外國觀察家的注意，或以為這些詔書將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利益，或以為中國將從此進入一個體制創新的艱難過程。

  二　人事安排與革除守舊派官員

  《明定國是詔》發布的第二天，即6月12日，光緒皇帝又發布上諭，稱商務為國家富強之要圖，著各省督撫率員紳認真研究，從速妥善籌備，總期聯絡商情，上下一氣，勿得虛應故事。選派宗室王公遊歷各國，開闊眼界，著宗人府察看保薦、聽候有關部門的選派和統一安排。這份上諭今天看似平常，卻在滿洲官員中間引起相當大的反響。一部分比較敏感的滿洲貴族似乎認識到，選派宗室成員遊歷各國，考察各國政治體制，似乎有意於改變大清王朝已有體制的趨勢。再加上成立京師大學堂及著各省督撫保薦外交人才的兩份詔書，實行起來勢必影響到滿洲人在大清王朝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6月13日，光緒皇帝連續發布了幾道上諭，宣布將於三天後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令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啓超著總理衙門察看具奏。

  6月15日，光緒皇帝又發布了幾道令人困惑的詔書。

  第一道上諭稱，從此以後，凡被授予文武一品暨滿漢侍郎者，都應在向皇上謝恩後具折恭詣皇太后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提督等官也應一體具折至皇太后面前奏謝。這個規定在慈禧太后明確宣布光緒皇帝親政之後不曾有過，它的含義自然是太后又從後台走到了前台，擁有極大的人事權力。這究竟是光緒皇帝的本意，還是慈禧太后脅迫的結果？

  第二道御旨稱，從今之後，只要皇帝住在頤和園，那麼政府各部門遇有應行引見之員，也應一體帶領向皇太后引見。這一道上諭的含義與第一道相同，表明不僅重要的人事變動要經過皇太后的同意，即便是各衙門的事務，只要是皇帝在頤和園辦公，皇太后也有權知道。

  第三道上諭是宣布免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的職務，理由是翁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任樞機重任。決定將他開缺回籍。

  第四道上諭是所有願意出國考察遊歷的王公貝勒，不必再經過宗人府的選派、保薦，由皇帝親自察看、決定。其王公貝勒以下及閒散宗室內如有志趣遠大、才具優長者，仍由宗人府隨時保奏。

  第五道上諭發布了兩項人事調整，一是召王文韶迅速來京陛見，一是命令榮祿暫時署理直隸總督。

  這五道上諭大多涉及人事問題，第一、第二道上諭是說人事問題的一般原則，第三、第五道上諭發布的是具體人事調整。這些上諭的發布引起廣泛的猜測。

  關心中國政局演變的外國觀察家在得知新任命的高級官員必須向太后表示感謝的新規定之後，其最初反映是這可能表明慈禧太后正在奪得大權，奇怪的事情和新奇的做法完全可能發生。甚至有人認為將翁同龢免職實質上構成一次政變，它的重要性在於即使不是真正廢黜了，也實際上廢黜了皇帝。恭親王之死，已經使光緒皇帝失去了一位老一輩的庇護者，而慈禧太后又立刻進了一步，脅迫這位可憐的年輕皇帝革去了他的最忠誠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職。同時，慈禧太后還強迫光緒帝下令，受任新職的高級官吏必須到慈禧面前謝恩，這就意味著她將親自垂詢這些高級官吏對當前事件的見解，並親自向他們頒發怎樣處理這些事件的諭旨。「據說，慈禧曾說，恭親王去世了，光緒皇帝的親政已經使大清國瀕於毀滅，再也不能聽任光緒去辦朝政了，而她必須重新臨朝聽政。」有的外國觀察者在混亂的局勢下還聽說，清政府內部高層「已經在議論真正的廢黜皇帝而不止是實際上的廢黜了，但是又懼怕牽涉到外國列強而引起複雜的局面，似乎已經放棄了這種設想」。他們根據這些傳言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6月15日一系列詔書表明「這次政變的兩個次要結果將是：前景是非常嚴重和不平靜的；但是，起初事態也許進展得很緩慢，也就是說，在王文韶和張之洞到達和新的改組安排妥當以前，還需要一些時日」。不過在經過幾天的觀察與詳細了解之後，他們已經同意當時許多中國人的說法，目前採取主動的是光緒皇帝，而不是慈禧太后。兩宮之間的一致性遠遠大於他們的分歧，不應因後來的兩宮衝突去看待在宣布變法之初的兩宮關係。

  6月15日這批詔書在國內外還引起了另外一種幾乎截然不同的反映，這些反映認為，不管在這件事情的決策上是慈禧太后占據主動，還是年輕的光緒皇帝占據主動，其結果都意味著新改組的政府已經摒除原先的保守與暮氣，將翁同龢免職不是削弱光緒皇帝權力，更不是保守派對革新者的打擊，恰恰相反，清除翁同龢是為新政府將要進行的改革掃清人事上的障礙。完全可以相信，沒有翁同龢的新政府在光緒皇帝的帶領下和慈禧太后的協助下，一定會採取許多有意義的改革。美國新任駐天津領事向美國國務院報告稱：被開缺回籍的翁同龢多年來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寵信；他相當誠實，心地善良，但極端排外，「是頑固派中的頑固派」。對於中國政局的未來，美國領事一方面憂慮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在治國理念上的差別遲早會引出麻煩，另一方面對中國的政治前途充滿信心，相信隨著慈禧太后重新掌握權力，李鴻章將很快再次復出並恢復其影響力，而李鴻章是中國高級官僚中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們相信李鴻章主導的政府一定會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改革，促進中國的進步與發展，縮小中國與西方文明世界的距離。

  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則根據自己與翁同龢直接交往的經歷表示：翁同龢的出局不會影響中國的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出局是為中國的改革力量掃除了一個堅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他說，翁同龢「是守舊派，他的影響是不變的來反抗革新及進步，在緬甸邊界及西江交涉里，顯著的我發現他是極端的妨礙一切，但是後來我看他是在改善了。至於個人方面，他受人尊敬的，有學者風度的，——一位守舊的中國政治家最優美的典型。」與翁同龢有著很多直接交往的赫德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以為翁同龢總體上說代表了舊的方面，他的出局應該有助於改革的進行。赫德說，翁同龢被開缺回籍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件，「它意味著一種過於守舊的政策的放棄。這可能表明了宮廷內的爭吵，皇太后要廢掉光緒皇帝——但是中國人說並非如此。我為可憐的翁老頭難過。他有很多卓越的見解，但是據說他利用了作為太傅的職權，過多地干預了這位皇帝關於實行民眾參政的主張。可惜的是，這位皇帝沒有把它實行得更溫和一些。」既為翁同龢的如此結局感到遺憾與惋惜，也慶幸中國終於放棄了過去過於守舊的政策。這大概就是當時人們的一般看法。

  在翁同龢被開缺的第二天，康有為按照既定的安排覲見光緒皇帝，他不僅沒有為翁同龢的免職提出任何異議，相反卻鼓勵光緒皇帝為了能夠順利推行變法新政，應該更多地將那些守舊的高官剔除出局。甚至在他等候皇帝召見的時候巧遇榮祿向他諮詢怎樣才能夠補救時局、順利推行變法時，康有為明確表示僅僅將那些守舊的高官免職出局還不夠，最好能夠殺幾個一品大員。由此可見康有為此時的心情似乎並不同情翁同龢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