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列強對鐵路礦山利權的掠奪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其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中國從此不僅在經濟上更為嚴重地依賴外國，尤其是外國的不平等借款而苟活，而且在政治上，中國陷入更嚴重的危機之中，其最明顯的特徵是外國列強在中國拼命地劃分勢力範圍，割地狂潮一浪高過一浪，外國列強試圖瓜分中國的陰謀逐步付諸實踐。

  一　對鐵路的貸款、投資與控制

  以甲午戰爭後三次大借款為契機，西方列強不僅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關稅，而且通過借款合同所附有的條件，他們獲得了修建鐵路、開發礦山等項實業投資或貸款等特權，較甲午戰前更多地攫取了路礦附近的經濟、政治上的許多好處。他們既利用這些鐵路向沿線傾銷他們的產品，同時設法控制鐵路沿線的經濟發展，在鐵路沿線及各通商口岸設立工廠，掠奪廉價的原料，獲取沿線礦山的開採權。所以，近代中國，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列強爭奪鐵路的策略就是爭奪在華勢力範圍的策略。鐵路的讓與在當時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質，於是列強忙於規劃中國的鐵路建設，他們甚至對於那些沒有打算興建的鐵路也爭先恐後地爭奪，因為他們清楚，只要能夠爭取這些待建的鐵路項目，就意味著這些鐵路所經過的地區就是它的勢力範圍，從而有效地拒絕其他列強對該地區的覬覦。

  而從清政府方面看，他們在反思甲午戰敗的原因時，許多有識之士也認為中國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的鐵路太少，嚴重影響了戰時軍事物資和兵員的運輸。兩江總督劉坤一指出：國家富強之本，莫急於鐵路的建設，鐵路建設跟不上去，中國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中，依然很難獲勝。關於中國未來鐵路的建設，劉坤一主張設立鐵路公司，利用外國資金，斷不能交給外國人，必須由中國人主持，歸於商辦。張之洞更認為：假如中國的鐵路早些建成，中國何至於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為了未來的戰爭與中國的發展，中國必須在鐵路建設方面下大力氣。而中國目前需要建設的鐵路甚多，張之洞分析了各方面的條件之後認為，「當以盧漢（即京漢，引者注）一路為先務」。他指出：盧漢鐵路只要不讓英、法、俄等大國的商人包辦，就可以充分利用外國的貸款，限以三年必成，成後准其分利幾年，年限滿後，收歸國有。在張之洞之後，廣西按察使胡燏棻也上書清廷，主張設立公司，開辦盧漢鐵路，並主張接通天津到盧溝橋的鐵路，以取代先前擬議中的津通鐵路。

  地方大員的建議在清政府高層得到了積極的回應，1895年12月6日，清廷發布「決心實力」修築鐵路的上諭，批准胡燏棻關於修築津盧鐵路的奏請，並委任胡燏棻督辦。至於盧漢鐵路，清廷決定參照劉坤一等人的建議，歸於商辦，規定各地集股1000萬兩以上者，准許設立公司，從事鐵路的建設。

  1896年1月10日，胡燏棻奏準線路自天津起循運河迤北以達盧溝橋，津盧鐵路的規劃基本完成。根據規劃測算，津盧鐵路所需經費約合240萬兩庫平銀，最初的計劃先由北洋大臣王文韶籌措100萬兩交給胡燏棻，以便儘早開工，其餘的款項由戶部陸續籌撥，待鐵路股份招齊，再行歸還這些撥款。然而北洋所需軍餉等款項都屬於迫不及待的事情，王文韶雖然勉為其難湊齊了100萬兩，但與胡燏棻約定只能作臨時周轉，必須隨借隨還。而北洋大臣主持下的關外鐵路也即將興辦，屆時勢必無力兼顧津盧鐵路的費用。而戶部撥款，也沒有如約到位。津盧鐵路的經費實際上沒有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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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胡燏棻的多方籌措，津盧鐵路開工前期所需的費用總算應付過去了，只是如果工程一旦全面開工，靜等招集股份去應付，恐怕很難保證工程的進度。基於此種考量，胡燏棻建議：為了保障津盧鐵路的施工進度和質量，惟有以將來鐵路收入為抵押，借用外國資本的辦法解燃眉之急。經清政府的同意，胡燏棻與北洋大臣王文韶議定向英商滙豐銀行和德國德華銀行借款40萬英鎊，折扣率為97.5%,年息為5%,以全路作抵押，期限為10年，另行支付銀行的費用10000英鎊。胡燏棻、王文韶的建議以及與滙豐、德華的議定遭到了奕、奕劻等人反對，清政府此時的既定政策是鐵路禁用外債。於是決定由戶部即刻撥付50萬兩應急，並責成北洋湊齊100萬兩陸續交付使用。此兩款用完後，再由戶部劃撥50萬兩，其餘的40萬兩責成胡燏棻用招股的辦法辦理。

  津盧鐵路最初的預算為240萬兩，後來決定延長至馬家堡，比原先的規劃增加了8公里，故需增加經費60萬兩，全線總長為127.2公里，總造價達到300萬兩。在建設過程中，戶部先後劃撥160萬兩，北洋大臣王文韶湊借60萬兩，胡燏棻息借商款40萬兩，另留有缺口40萬兩。津盧鐵路的開工及前期經費總算大體落實。

  清政府依靠民族資本興建鐵路的政策引起了國內商界的高度興趣，但是由於民族資本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育尚不成熟，中國如果僅僅依靠民族資本自身的力量去興建中國的鐵路幹線，構成一個完整的鐵路網，顯然並不現實。同時，政府拒絕利用外國資本的決定也使一些不法紳商鑽了政策的漏洞，這些不法紳商雖然號稱集股達到了清政府的要求，請求政府批准他們成立公司、承建鐵路的計劃，但實際上，在他們背後都有外國資本在支持，他們只不過是在為外商出頭露面而已。所以這些紳商的不法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清政府禁止利用外資從事鐵路建設的政策是不切合實際的空想，促使清政府重新考慮是否使用外國資本的問題，並最終於1896年10月20日下令改變先前不使用外國資本而依靠民族資本的既定政策，任命盛宣懷為鐵路督辦，設立鐵路總公司，負責籌借外國資本，興建盧漢鐵路。

  盧漢鐵路的大規模借款不僅激活了中國鐵路建設的高潮，也使資金一直短缺的津盧鐵路出現了轉機。清政府允許利用外資修建鐵路新政策出台後的第三天，即1896年10月23日，津盧鐵路的督辦胡燏棻就由北洋大臣王文韶擔保，從英國滙豐銀行借款40萬兩，首開近代中國鐵路建設中使用外國資本的先例，史稱「第一次津盧鐵路借款」。

  津盧鐵路從1896年1月開始施工，至1897年6月，自天津至馬家堡全線竣工通車。由於這條鐵路在規劃中不取通州為終點，而經豐臺以達盧溝橋，避免引起漕糧官吏和北運河船戶的反對，但其目的仍在直達京師。所以當1897年5月鐵路修至豐臺時，臨時決定修改原先的規劃，即另行引出一線至馬家堡。這是實際經費較預算增長的原因之一。同時，主持津盧鐵路修建的工程師金達不顧經費困難而運量並非繁重的情況，竟將天津——豐臺——盧溝橋及豐臺——馬家堡間的線路鋪設成雙線，並使用當時造價甚高的重型鋼軌，無形中又提高了津盧鐵路的造價，使每公里的造價達到折合銀2.76萬兩。故而當津盧鐵路全線通車的當月，即1897年6月8日，胡燏棻又從滙豐銀行借款30萬兩，是為第二次津盧鐵路借款。到同年12月，又有兩次鐵路借款，總計4次借款，總額為154萬兩。

  津盧鐵路利用外國借款的成功範例證明了清政府利用外資修建鐵路政策的正確，也引起了國際資本向中國市場的大轉移，特別是當清政府籌借外債興建盧漢鐵路的消息宣布之後，立即引起了國際資本的高度興趣，英、法、德、美等國的商人、銀行紛紛與中國方面進行接觸，有意以路權作抵押投資興建盧漢鐵路。外國資本的踴躍加入改變了盧漢鐵路遲遲無法動工的被動局面，但由於中國方面主持其事的大員們背景不同，因此在究竟應該使用哪個國家的資金方面又發生了分歧。盧漢鐵路的督辦盛宣懷一心想借用美國的資本，而直隸總督王文韶力主借用英國的款項，湖廣總督張之洞和李鴻章則傾向於由得到俄國支持的法比銀團來承接盧漢鐵路的工程項目。

  美國對中國的鐵路利權期待最早和最大，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在甲午戰爭進行之際就向美國國務院建議，要注意中國在戰後為了支付巨額的戰爭賠款，有可能向外國讓與迄今都不曾讓與的某些優先權，而這些優先權的重要部分可能就包括鐵路的修築權。此後不久，美國的摩根和弗林辛迪加就向清政府提議貸款20000萬兩，但條件就是由他們擁有中國鐵路的控制權。美國的華美合興公司於1895、1896年兩次派員來華，與中國方面探討承建中國當時急需興建的所有鐵路工程。鐵路總公司成立後，合興公司的經理人巴時於1896年11月就與盛宣懷簽訂了盧漢鐵路借款的草合同。緊接著，合興公司又向中方提出包辦全部工程、事權獨攬的要求，並提出在借款利息和折扣外，中方必須向合興方面另付給辦公酬勞及餘利紅股的不正當要求。尤有甚者，合興公司在談判尚未結束的時候，竟然擅自派員勘察路線，並派員安插到將為盧漢鐵路建設提供生產器材的漢陽鐵廠。而美國駐華公使田貝也以美國在甲午戰爭期間曾經幫助中國謀致和平為由，威脅中國必須與美國公司簽訂長遠合同，否則美國可能因此對中國產生惡感，以致影響中美之間的友好關係。所有這些，不能不引起中國方面的極大不滿和反感，這就使美國獲取盧漢鐵路的修築權蒙上了陰影。

  美國方面有意承攬中國鐵路的修築權，但其真正的興奮點並不在盧漢鐵路，而是粵漢鐵路和東北的鐵路。但粵漢鐵路屬於英國人的勢力範圍，而東北鐵路更與俄國、日本的利益密切相關。所以，美國資本謀求中國鐵路修築權的努力因這種種原因而告吹，不得不退出中國鐵路修築尤其是盧漢鐵路修築的競爭。

  美國資本退出盧漢鐵路競爭的另一個原因是英國的堅決反對。英國人認為，盧漢鐵路將主要貫通其勢力範圍所在的長江流域，如果讓美國勢力染指盧漢鐵路，那麼英國的影響勢必大減。為了摧毀美國公司在盧漢鐵路興建中的競爭力，英國方面不惜編造盛宣懷接受美國公司的賄賂、被美國收買的謠言，迫使中美雙方不得不停止在盧漢鐵路修築項目上的合作。

  在排除了美國公司之後，中英公司代表於1897年3月提出了一項400萬英鎊的借款草約，並附有粵漢鐵路也歸該公司承建的條件。中國方面對這項合作表示了濃厚的興致，王文韶竭力贊成與英國公司的合作，他認為從草約文本看，借款的利息不算太高，英國公司也沒有提出過於苛刻的條件。但是，張之洞堅決反對使用英國的借款，他認為如果讓英國承建粵漢、盧漢兩鐵路，那麼英國必將控制從香港直至北京的全部路權，其後果將不堪設想。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張之洞的分析自然很有道理，於是中國方面只得放棄與英國公司的合作。

  張之洞不僅無意與英國公司進行合作，而且從他本意來說，他根本無意將盧漢鐵路交給任何大國的公司去承建。他之所以同意各大國的公司來競爭，只是為了獲得盧漢鐵路「發包」過程中的主動權。事實上，他和李鴻章等大員傾向於「國小志短」的比利時，他們相信像比利時這樣的小國決不會像英、美等大國那樣霸道，比較容易與中國方面進行合作。因此，早在1895年7月，張之洞就曾與比利時營造官德海斯就修建盧漢鐵路進行過洽談，德海斯在此後不久也曾草擬兩份較為詳細的鐵路建設方案轉送給總理衙門。1896年，李鴻章出訪歐洲時，也曾就修建盧漢鐵路的問題與比利時國王進行過商談。所以說，盧漢鐵路在這個項目剛剛確定時事實上就基本定下由比利時承建的方案。

  作為一個歐洲小國，比利時方面太清楚在各大國激烈的競爭中如欲獲勝，沒有大國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當中國政府有意將盧漢鐵路的修築權交給比利時的時候，比利時方面很快就找到了法國和俄國的銀行、企業進行合作。而法、俄本來對在中國承建鐵路就有很大的興趣，但都因為中國政府懼怕與大國合作而告吹。現在由比利時這樣的小國在前面負責交涉，法俄兩國提供資本與技術，獲取實際利益，故而事情的進展相對說來比較順利。1897年5月27日，《盧漢鐵路借款草合同》在武昌簽字。合同規定，借款總數為450萬鎊，年息4厘，以鐵路及其附屬財產作保；自1909年起分20年還清本息，借款期內聘用比利時工程師修造、經營鐵路；器材一半由中國自造，一半向比利時購買。

  草合同簽訂之後，比利時方面援引英德借款的先例，向中方索要35萬鎊佣金，並在購置材料及用人等方面向中國施壓。而英、美、德等國由於沒有從這一巨大的工程項目中得到好處，也紛紛反對，甚至揭露比款中有法國資本，竭力期望中比之間的合作失敗。

  對於比款中的法國資本問題，中方早有覺察。盛宣懷早就知道這一點，他反對盧漢鐵路與比利時合作的理由也正因為此。但是，張之洞等人則認為比款中的法國資本問題不必過慮，因為盧漢鐵路的合作方畢竟是比方，而非法方，何況法國資本只是法國的商業資本，並非法國。「法商但能分比商之利，豈能出頭攬我鐵路之權？」張之洞的這一判斷在後來的交涉中證明是錯誤的。

  兩個月後，即1897年7月27日，《盧漢鐵路交款續增合同》簽字，按照此合同的規定，比利時必須在翌年2月向中方支付第一筆借款100萬鎊。由於當時德國軍隊強占膠州灣，國際形勢尤其是遠東的形勢日趨緊張，比方遂尋找藉口不肯照合同辦理，提出更改協議的要求。

  由比利時承建盧漢鐵路本來就遭到英、美等國的反對，比利時方面提出變更原議更為這種反對提供了新的機會。英國一直認為，比利時在法國、俄國的支持下承建盧漢鐵路是侵犯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是一種反對英國的政治行動。1898年6月7日，英國政府訓令其駐華公使竇納樂要求清政府將長江流域的鐵路建設均交給英國的公司。兩天後，英國政府又指使竇納樂對總理衙門進行威脅，聲稱中國如果在長江流域對俄國或其他國家給予特別開放或賦予特權，那麼英國政府在與中國有關的其他問題上將不可能繼續以友好的態度進行合作。竇納樂還竭力利用中比合作中出現的問題，慫恿清政府拒絕比款，期望中國政府將盧漢鐵路的承建權交給英國的公司。

  在這種情況下，王文韶勸盛宣懷不要貿然答應比方更改協議的條件，靜觀時變；而盛宣懷本來就不想使用比利時的借款而一直主張使用美國的資本，因此在這個時候，盛宣懷就名正言順地提出放棄與比方的合作，盧漢、粵漢鐵路均歸美國承建的主張。

  盛宣懷棄比歸美的主張不論是否有道理，但立即遭到法俄兩國的反對。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明確表示：比利時出面提供的盧漢鐵路借款系法國銀行代辦，法國有權干涉，法國堅持認為必須維持由比利時承建盧漢鐵路的原則，不願意看到此項合作有什麼改變。俄國駐華代辦巴布羅福也向總理衙門提出類似的要求。

  英、法、俄的爭奪使盛宣懷無法將盧漢鐵路的承建權轉交給美國的公司，而清政府內部高層主持其事的李鴻章更不希望發生這種變化。李鴻章應比利時駐華公使的請求進行斡旋，一方面與比利時方面直接商談借款條件，另一方面明示盛宣懷不要指望美國的投資，繼續與比方進行合作，儘早達成合作協議。特別是在英德續借款合同已經簽訂之後，來自英德兩國的阻力已大為減少，為了避免夜長夢多，盛宣懷遂於1898年6月26日在上海與比利時方面簽訂《盧漢鐵路比國借款續訂詳細合同》及附件《行車合同》。

  盧漢鐵路的競爭最終以法國及其盟國俄國的勝利而告終，倍感失落的美國在看到競爭盧漢鐵路無望的時候，就通過曾經留學美國的容閎轉而競爭津鎮鐵路的承建權。1898年1月18日，容閎以江蘇候補道的身份向總理衙門遞交《津鎮鐵路條陳》，建議招集洋股，設立公司，修築由天津經山東德州至江蘇鎮江的鐵路。同年2月，清政府批准容閎籌借洋款，設立公司，修築津鎮鐵路。

  清政府批准容閎修築津鎮鐵路的建議首先遭到德國的反對，德國援引《膠澳租界條約》中的約定，宣稱山東為其勢力範圍，在山東境內修建鐵路是德國的專有權，無論何人都不能越過德國在山東境內修建鐵路。如果中國政府一定要在山東境內修建鐵路，就必須交給德國公司承建。

  在盧漢鐵路競爭中失敗的英國也一直在謀求所謂「補償」。1898年8月17日，英國外相指示駐華公使竇納樂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補償要求，揚言若清政府不立即同意英國的要求，英國政府認為這是對它蓄意的敵對行為，英國將為此而採取相應的措施。8月21日，竇納樂致函總理衙門，一舉提出包括津鎮鐵路在內的五路承築計劃，以補償英國未能承建盧漢鐵路而少獲得的利益。為了確保英國的要求能夠獲得清政府的滿意答覆，英國不惜命令其太平洋艦隊進入戰鬥準備，並向威海衛和漢口集結。在英國外交和軍事的雙重壓力下，清政府於9月6日照復竇納樂，答應了其中的四條鐵路可由英國承建，至於津鎮鐵路，由於必須通過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清政府沒有貿然答應。

  英國政府知道修築津鎮鐵路必須與德國進行協商，因為在英國強租威海衛的時候，英國為了換取德國的支持，曾公開承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因此，為了獲得津鎮鐵路的修築權，英國開始有意識地拉攏德國。1898年3月底4月初，英國首相就向德國駐英公使表示希望兩國聯合，共同阻止俄國進一步吞併中國，表示英國將盡力在中國支持德國。8月2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建議英國政府發表聲明，表明英國在中國所採取的行動絕無損害德國利益的意思，而是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至於津鎮鐵路的合作，竇納樂建議該路的長江一段由英國的公司承建，山東一段由德國的公司負責。8月30日，德國駐英公使表示，德國希望兩國資本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上參加津鎮鐵路的修建；英國政府表示同意德國的建議，認為這是解決津鎮鐵路問題的最好辦法。

  按照英德兩國政府達成的共識，兩國金融界代表於9月1日開始在倫敦舉行談判，第二天達成兩國共同修建津鎮鐵路的合作協議。這份協議不僅確認了津鎮鐵路的合作方式，而且重新確認了英德兩國在華的勢力範圍。

  英德協議簽字後，9月10日，兩國駐華公使分別照會總理衙門，要求按盧漢鐵路同樣的條件，由英德兩國的公司承建津鎮鐵路。德國公使同時表示，德國商人要求承建津鎮鐵路代表了德國政府的意思，希望中國政府予以積極的配合。如果中國政府不答應此項要求，那麼中德之間的友誼極可能因此而中止。

  從中國政府的立場看，其實津鎮鐵路的建設並非那麼急迫，盧漢鐵路建造後，中國並不急於再建造一條與之平行的南北鐵路，因此清政府對於容閎過去提出的津鎮鐵路建造計劃，事實上已經擱置不議。英德兩國向清政府提出承建津鎮鐵路的建議後，清政府方面表示為難，但由於英德兩國的強硬態度，也使清政府無法阻止，只得派出工部侍郎許景澄等人與之談判。中方建議將津鎮鐵路的建設規劃暫時擱置，不過考慮到英德兩國銀團的利益，建議德國將山東境內的鐵路從濟南向西連接盧漢鐵路上的保定，建議英國將浦口西線接至盧漢線上的信陽。然而由於德國一心要南下長江、北上天津，根本不願聽從清政府方面的建議，中方也只好回到建造津鎮鐵路的原規劃方案上來。

  鑑於英德兩國銀團的分工與合作，德方在談判過程中提出津鎮鐵路分三段修築，其中由天津到濟南一線由德華銀行承建，濟南至山東南境由德國包造，山東南境至鎮江一線歸英國的滙豐銀行建造。這個建議對於英德兩國銀團的分工固然方便，但從許景澄等人的立場看，分段建築實在障礙甚多，因此中方建議，津鎮鐵路的全線必須統一規劃、一律辦理。經過一番爭論和妥協，雙方達成的協議是：津鎮鐵路以山東嶧縣為界，分南北兩段建造，南段由英國公司負責承建與管理，北段歸德華銀行承建和負責。1899年5月18日，津鎮鐵路督辦許景澄、幫辦張翼與英國中英銀公司、德國德華銀行在北京簽訂《津鎮鐵路借款草合同》，其借款、承建及管理模式實際上是參照盧漢鐵路的方案。

  津鎮鐵路的最初動議原本是為了利用美國的資本，結果卻被英德兩國的銀團獲得了承建權，美國資本集團的失望可想而知，因此美國資本將重心轉移到粵漢鐵路的爭奪上。

  粵漢鐵路最初擬議從武昌經江西至廣州，後欲以粵漢路與法國自九龍起計劃築至湖南的鐵路競爭，並拉直鐵路，縮短距離，在湖南紳民的要求下，將粵漢鐵路改為經湖南下廣州。粵漢鐵路全長約1048公里，工程預算約為3000萬兩，鐵路所經的湖南、廣東、湖北的紳民對粵漢鐵路懷有極大的熱情，倡議集股修築，不用外國資本。湖南紳民迅速創辦了湘粵鐵路公司，準備集股自行修建，以此抵制外國資本的輸入和外國人的控制。1898年1月26日，清政府諭令直隸總督王文韶、鄂督張之洞、粵督譚鍾麟、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隨時會商鐵路總公司督辦盛宣懷，參照盧漢鐵路的辦法，妥議招股借款各節，並選舉各省紳商，設立分局，迅速開辦。諭令建議，各國如有承辦此路為請者，即由總理衙門告以三省紳商自行承辦，已有成議為辭予以拒絕。

  清政府以三省紳商自籌資金為辭拒絕外國資本只是一種外交手段，實際上盛宣懷、張之洞等人並不相信三省紳商有能力自籌到足夠的資金，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將粵漢鐵路的承建權交給美國，以三省紳商自籌資金為辭所拒絕的只是英、法、德、俄等國。按照盛宣懷的分析，德國已強占膠州灣，俄國也強租了旅順，法國對海南島虎視眈眈，英國或有圖扼長江吳淞之謀，結果造成中國的各海口幾盡為外國人所控制。僅有內地，尚可南北往來。而漢口為各行省南北東西水陸交通之樞紐，若粵漢鐵路再被英國人控制，將來北方俄國人控制的鐵路南引，南方英國人控制的鐵路北上，那麼中國的國家安全則不堪設想。基於此，盛宣懷認為無論如何，粵漢鐵路的承建權都不能再落到英、法、德、俄的手中。而三省紳商的集資能力，盛宣懷、張之洞等人也深表懷疑，即使能夠籌集部分資金，但肯定遠遠不夠。為了使粵漢鐵路早日建成，必然要利用外國的資本，而美國此時不斷宣稱保全中國，在中國既無勢力範圍，也無鐵路權益，因此盛宣懷建議，為了以粵漢路保盧漢路，壓制比利時在盧漢路上讓步，並抵制英、法、德、俄等國的覬覦，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只有利用美國資本修築粵漢鐵路方能達到目的。

  盛宣懷的建議獲得清政府的批准，1898年4月2日，清廷諭准粵漢鐵路向美國公司借款。14日，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委託駐美大臣伍廷芳為代表與美國合興公司在華盛頓簽訂《粵漢鐵路借款合同》。

  粵漢鐵路的承建權終於落入美國人的手中，在中國華南地區具有重要經濟利益的英國自然感到不安，然而為了討好美國，贏得美國對其在華利益進行支持，英國政府也未便在粵漢鐵路的承建權問題上與美國人進行競爭。後經兩國公使從中斡旋，英國的中英公司與美國的合興公司進行談判，並於1898年12月達成協議，約定今後任何一方在中國經辦的企業均邀請對方參加一半的投資，只是對方不必承擔必須參加的義務。根據這項約定，合興公司承建的粵漢鐵路，允許中英公司參加投資；中英公司承建的廣九鐵路，允許合興公司參加投資。英美兩國公司的約定，或許有助於粵漢鐵路的建設，但另一結果卻是使中國政府原本拒絕英國投資粵漢鐵路，防止英國控制中國南北交通大動脈的設想化為泡影。

  粵漢鐵路借款合同簽字後，華美合興公司即派員對線路進行了勘察。1899年3月，合興公司向中國方面提交鐵路附近開礦章程，提出在韶州、衡州、郴州等地開礦的要求。中方根據清政府路礦不能兼辦的新章程，婉拒了美國方面的要求。然而美國方面堅持，中美粵漢鐵路的借款合同在前，而新規定在後。根據中美粵漢鐵路借款合同的約定，美方有權在鐵路所經過的附近地區開礦。

  美方的要求引起了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紳商的強烈不滿，而已經簽署的借款合同中也確實同意合興公司有在鐵路所經地區開礦的權力。這種不可和解的衝突幾乎使粵漢鐵路的合作談判陷入僵局，後在美國駐華公使及張之洞等人調解下，粵漢鐵路合作的談判得以繼續。1900年7月13日，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代表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在華盛頓與合興公司簽訂《粵漢鐵路借款續約》，給予合興公司開辦同鐵路有關的火輪、渡船、棧房及其工廠的特權。

  粵漢鐵路、盧漢鐵路及津盧鐵路雖然基本構成了中國鐵路網的大框架，但這個框架的主體部分只是溝通了中國的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如果不能將東三省併入這個鐵路網，那麼這個網絡結構總是不太合理與圓滿的。

  東三省的鐵路建設也曾引起國際資本的高度關注，美、英、德、法等國的資本都曾有意於東三省鐵路的承建權，但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俄國的反對。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有意聯合俄國抵制日本，俄國也以主持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有功而向中國索取更多的特權。1896年6月3日，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俄國政府簽訂《中俄密約》，該密約以中俄結成軍事同盟對付日本為藉口，允許俄國以華俄道勝銀行的名義組成鐵路公司，建築並經營一條從西伯利亞鐵路引入中國境內，通過黑龍江、吉林兩省以達海參崴的鐵路，並規定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均可使用該路運兵、運糧和運送軍用物資。這條鐵路又稱「東清鐵路」。李鴻章還允諾中國不擬展築向北延長的鐵路，如果一定要修築，則使用俄國的資本，聘用俄國工程師。

  根據李鴻章與俄國方面達成的原則，1896年9月8日，中國駐俄兼駐德公使許景澄與華俄道勝銀行總辦羅啟泰在柏林簽訂《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議定由華俄道勝銀行組建中國東省鐵路（又稱「中東鐵路」）公司，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公司章程應照俄國鐵路公司成規辦理，所有的股票只准華俄商民購買。

  12月29日，東省鐵路股票開始發售，由於開售僅幾分鐘就宣布結束，預告出售30%的股票全部由俄國政府買進。東省鐵路的各項權力實際上集中在俄國政府手中。同月，俄國督辦西伯利亞鐵路事務大臣庫洛木金單方面公布經俄國政府批准的《東省鐵路公司章程》，公然違背中俄雙方先前達成的共識，更加放肆地侵犯中國的主權。1897年3月1日，東省鐵路公司正式成立，總公司設在聖彼得堡，分公司設在北京，清政府任命許景澄兼任公司總董（一稱「督辦」），俄國政府任命蓋爾貝茨為會辦。東省鐵路的建設進入正式籌備的階段。

  俄國向來視中國的東三省為其堅固的勢力範圍，不許別的國家染指。俄國政府的真實意圖是，所有鄰近俄國邊境的中國各省，尤其是東三省，除了俄國外，不希望有任何其他國家的勢力。然而俄國自己卻又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國家，它除了期望擁有東三省的特權外，總是企圖進入別國的勢力範圍，尤其是期望深入長江流域的英國勢力範圍。

  在盧漢鐵路借款的問題上，俄國人通過法俄聯盟的關係，利用小國比利時戰勝了英國和德國，其勢力範圍明顯地進入英國人控制的長江流域。對於俄國人的進入，尤其是俄國人在盧漢鐵路借款問題上的做法與勝利，英國人一直耿耿於懷，英國人認為一味被動地防止俄國勢力的進入，不如主動地將自己的勢力打入俄國人的地盤，於是對於俄國人在東三省的特權，英國人總想找機會進行挑戰。

  從清政府方面說，要進行大規模的鐵路建設需要各列強的借款和支持，但是甲午戰爭後特殊的中國弱勢又使中國政府對各國勢力的進入保持一種警惕和懷疑，於是中國政府有意利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將各列強的在華勢力進行分化和控制，鐵路借款問題就是採取以夷制夷的辦法，堅決阻止英國承建粵漢路，轉而讓給對中國主張保全政策的美國，將盧漢路讓與小國比利時。因此，對於俄國勢力進入英國的範圍，對於英國勢力試圖染指俄國人控制的東三省，清政府不僅不反對，而且可能更期望如此。

  清政府的默許加劇了英俄之間的摩擦。俄國駐華代理公使巴布羅福最先以個人的身份向總理衙門表示：在天津——山海關鐵路向北延長線上雇用英國工程師主持技術工作，將會引起俄國的不滿。但是他的這個建議遭到了總理衙門的拒絕。過了兩三天，即1897年8月17日，巴布羅福帶著俄國政府的訓令，向總理衙門要求以俄國工程師替換英國工程師金達的職位，並抗議中國政府修建山海關外鐵路的決定沒有事先與俄國協商，違反了中俄之間先前所達成的共識，侵犯了俄國的權益。

  英國工程師金達在中國鐵路建設方面服務了十多年，設計修造了唐胥鐵路及津盧鐵路等一系列工程，根基深厚，貢獻良多。津盧鐵路通車後，關東鐵路山海關至關外的綏中段也通車了，原津榆鐵路總局與津盧鐵路總局合併為關內外鐵路總局，原津盧鐵路總局督辦胡燏棻改任關內外鐵路總局督辦，原先在津盧鐵路總局主持技術的金達隨胡燏棻調任關內外鐵路總局，主持將要修建的關外鐵路的技術工作，不僅順理成章，而且也是中國方面自己的權力，俄國人並無權力干涉。

  當然，俄國人的抗議及更換金達的請求主要是反對英國的勢力向東三省延伸，並不是完全對著中國政府的。8月21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往訪總理衙門，表明英國政府對可能免去金達職務這一問題深為不快，並提醒中國政府，英國沒有反對西伯利亞鐵路延長線之通過滿洲，這表明了英國無意於阻礙俄國的發展；但是，除非認為山海關向北延展的鐵路是一條俄國的鐵路，俄國便沒有理由反對中國政府雇用它所願意的任何一個國籍的工程師，何況是這樣一個充分得到他們信任的工程師。總理衙門的官員對竇納樂明確表示，中國政府是決不會同意辭退金達的。

  俄國方面步步進逼。10月上旬，巴布羅福為此事不斷向總理衙門施加壓力，竇納樂則不斷地向總理衙門鼓勁，希望中國方面頂住俄國的壓力。總理衙門有了英國方面的支持，確實不準備讓步。

  10月18日，巴布羅福徑直往訪竇納樂，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金達問題，他希望知道，總理衙門是不是已經如他們所說的那樣正式答應了英國方面的要求，金達不應從天津至吉林的延長線上撤換掉。竇納樂對巴布羅福說，他曾向中國方面作這樣要求，並且已經得到了允諾。竇納樂還表示，他當然已經聽到巴布羅福對金達的抨擊，所以立即採取步驟來保護一個英國公民的權利和利益。他指出，金達曾在中國政府供職十多年，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極幹練、極誠實的人，中國人非常希望他保留職務。他最後還增加了一句，這種由一個友好強國的代表對於一個英國公民所加的抨擊，實在使他驚詫萬狀。巴布羅福坦率地說，他並不因為金達是一個英國人而要驅逐他，而是因為他不是一個俄國人。他強調，俄國政府企望鄰接俄國邊界的中國各省內，除俄國外，不應有任何其他國家的勢力。

  巴布羅福與竇納樂的這次正面交鋒使「金達事件」暫時擱置起來，不料到了1898年3月，巴布羅福兼用書面和口頭的形式，向總理衙門提出將金達從天津至山海關線上調走，而代之以一位俄國人，並再次向中國方面強調，山海關以北的鐵路線應該用俄國資本和俄國工程師來建築。巴布羅福的態度非常堅決，所用的語言也極為強硬。但由於總理衙門有英國政府在背後支持，並沒有答應巴布羅福的要求。

  俄國政府此時正為強租旅大的事情與清政府進行緊張的交涉，為了獲得英國政府對它強租旅大的支持或認同，俄國政府有意緩和與英國在金達事件上的衝突。這樣，所謂「金達事件」就在英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下而不了了之。

  金達事件只不過是英俄兩國在東三省鐵路建設問題上的前哨戰，俄國政府以金達事件為藉口，其目的是為了阻止英國勢力向東三省滲透。而英國政府之所以在金達事件上寸步不讓，還是因為它對俄國勢力介入盧漢鐵路的承建而不滿，必欲將自己的勢力發展到東三省，在俄國人的勢力範圍內打入一個楔子，其真實目的是要獲得關外鐵路的承建權。而清政府對於俄國人的霸道一直很惱火，也不希望東三省完全成為俄國人獨占的勢力範圍，所以關外鐵路的借款，清政府在最初階段就將目標鎖定在滙豐銀行。1898年6月7日，督辦中國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順天府尹胡燏棻與滙豐銀行並代英國公司在北京訂立《關內外鐵路借款草合同》，約定中方向滙豐借款建造山海關外中後所至新民廳、營口的鐵路，並繼續委任英國工程師金達為關外鐵路總工程師。

  《關內外鐵路借款草合同》的簽訂引起了俄國政府的憤怒。合同簽字當天，巴布羅福就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聲稱這條鐵路的修建違反了中俄雙方於1898年5月7日在聖彼得堡簽訂的《續訂旅大租地條約》的相關規定。對此，總理衙門授權胡燏棻予以駁斥，指出《續訂旅大租地條約》明確規定不包括這條鐵路在內，而且胡燏棻還證實在《續訂旅大租地條約》簽訂後，巴布羅福在與胡本人的一次會面中曾作出明確承諾，即展築至牛莊的鐵路線，不管雇用何國國籍人員或向何處借款，都將與俄國無關。

  胡燏棻的答覆並沒有真正說服巴布羅福。7月12日，巴布羅福向總理衙門再次提出抗議，並向清政府明確提出三點要求：（1）中國如確欲修建此鐵路，不得以該鐵路抵押借款；（2）該鐵路將永為中國政府的財產；（3）該鐵路不得為外國人控制。

  巴布羅福的糾纏使中國政府相當為難，但巴布羅福提出的三個條件對總理衙門的官員也頗有誘惑，中國政府如果真的能夠說服英國方面實行這三個條件，也不失為對中國有利的辦法。因此，總理衙門在接到巴布羅福的抗議要求後，似乎也確曾一度猶豫。

  中國方面的想法也為英國方面所洞悉，為了安慰中方，也為了平息俄國方面的抗議，英國一度想用關外鐵路的權利與盧漢鐵路的權利相交換，即中國政府答應由英國承建盧漢鐵路的話，那麼英國將放棄在關外鐵路上的權利。然而在英方得知盧漢鐵路借款合同已於6月26日正式簽訂，英俄兩國已不存在交換權利的可能時，又轉而在關外鐵路問題上採取強硬的態度。7月24日，竇納樂告知總理衙門：他昨天接到英國外交部的來電說，只要中國政府同意向英國借款修築關外鐵路，那麼無論何國與中國有征戰之事，英國必願相助。總理衙門的官員說，俄國並沒有征戰之事，但不免常來總理衙門爭論而已。對此，竇納樂說：只要中國將修建關外鐵路的事交給英國人，那麼將來不論何國向總理衙門爭論，英國均有辦法。27日，竇納樂又照會總理衙門，反對俄國政府提出的三點要求，宣稱如果中國政府答應了俄方的要求，勢必對中英之間的關係產生較大影響。中國政府現在既然知道英國政府幫助中國，那麼英國建議中方還是不要答應俄方為是。英國方面以軟硬兼施的手段促使中國政府不要向俄國讓步，但總理衙門實在抵擋不住俄國的壓力及其條件的誘惑，還是拒絕了竇納樂的建議轉而答應了巴布羅福的要求。8月1日，總理衙門就竇納樂7月27日的照會作如下答覆：關於關外鐵路借款一事，俄國政府與本衙門議明借款不得以此路作押，中國國家嗣後應永為此路之主，無論如何，永不得以此路或此路之段借詞託故改為外國人產業，亦不得歸外國人經營，亦不准外國人干預鐵路相關之事。中俄之間的這項約定於中英之間的交涉並無直接的關係，因此來照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無法同意。8月6日，總理衙門正式通知竇納樂，鑑於俄國方面的堅決反對，中方不能履行中英雙方於6月7日簽署的關外鐵路借款合同。

  為了挽回敗局，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於8月8日下午在倫敦約見中國公使，稱俄國沒有任何權利來抗議滙豐銀行貸與牛莊的抵押貸款，他「堅決建議」中國將俄國政府的抗議置之不理。然而，中俄之間的共識畢竟對中國是利大於弊，除非英國採取某些極端的措施，中國並不會輕易改變已經作出的決定。

  英國在承建關外鐵路問題上的挫折提醒了英國政府，使英國政府看到俄國人在占領旅大之後，將有效地控制住中國的整個東北地區，在俄國人的控制下，東三省不可能再向任何國家開放。而且更為危險的是，俄國人在有效地控制東三省之後，它的勢力勢必以東三省為基地，向京津地區逼近，並進而向揚子江流域長驅直入，威脅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鑑於此種危險，英國政府已經深感有必要同俄國政府進行直接談判，確定兩國在華的各自勢力範圍。

  英國人的想法也正是俄國人的想法。英國意欲承建關外鐵路，在俄國人看來，就是想將英國的勢力滲透到自己的範圍內，這是俄國政府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俄國政府認為，整個中國的北部地區，特別是東三省是它獨家占有的，至於它是否能在中國的中南部地區獲得部分利益，那畢竟是不可測的未來，當務之急是俄國必須與英國就各自的勢力範圍確定一個大致的原則。1898年8月12日，俄國駐英代辦雷薩爾奉命向英國政府建議就此進行談判。在談判中，雷薩爾堅持山海關——牛莊鐵路不能抵押給滙豐銀行，同時承諾如果英國不再堅持原有的主張，同意由另外的財源支付銀行貸款，則俄國不再反對建築這條鐵路，並同意不在長江流域謀求租讓權，同時英國也不得在中國東北地區謀求租讓權。8月18日，英國駐俄大使斯科特往訪俄國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表示英國政府贊成雷薩爾的建議。然而由於清政府已於8月11日批准《盧漢鐵路比國借款合同》，俄國政府自認為通過盧漢鐵路向中國中南部地區擴展自己的勢力有了通道，因而臨時改變態度，不願與英國立即達成妥協。穆拉維約夫冷淡地對斯科特說：雷薩爾的建議純粹是他個人的看法，並不代表俄國政府，目前最好的辦法是哪一方面都不要作肯定的建議。英俄兩國的直接談判暫時中斷。

  在英俄兩國進行談判的同時，英國與其他列強就劃分在華鐵路利權範圍的談判也在緊張地進行。9月2日，英、德就各自在華的利益範圍達成協議，互相承認在華利益範圍。英國與美國的談判也有了進展。9月6日，總理衙門就英國提出的五路承建計劃作了答覆，允其承建除津鎮鐵路之外的四條。英國在緩和了與德國、美國的矛盾以及獲得清政府的承諾後，開始有精力集中處理與俄國之間的問題，英國政府鑑於俄國在關外鐵路的問題上不可能讓步的考慮，也有意識地改變某些策略，提出以山海關——天津——北京鐵路作為向中國貸款修建山海關——牛莊鐵路的擔保，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俄國政府不願中國政府以關外鐵路作保貸款的建議。

  對於英國政府關於山海關——牛莊鐵路借款擔保問題的建議草案，俄國政府基本滿意。9月10日，俄國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致電俄國駐華代辦巴布羅福稱：鑑於這條鐵路原本就在英國人手裡，看來沒有理由不同意英國政府的建議，以便結束英俄兩國關於這一問題的爭吵。

  關外鐵路貸款抵押問題只是英俄兩國目前衝突的一個局部問題，英國政府在關外鐵路貸款問題上的讓步，是想以此換取俄國就兩國在華勢力範圍的劃分舉行直接談判。為了更準確地表達英國政府的意思，英國駐俄大使斯科特於9月21日向俄方提出一個具體的協定草案：（1）修築山海關——牛莊鐵路，可以使用滙豐銀行的貸款，但該路應永為中國的鐵路線，並置於中國人監督之下，不得抵押給任何非中國的公司；（2）俄國政府承擔不在長江地區為俄國或俄國臣民謀求任何鐵路租讓權的義務，並且不直接或間接阻撓英國政府支持的在長江地區申請鐵路租讓權的活動；（3）英國政府承擔不在滿洲為英國或英國臣民謀求任何鐵路租讓權的義務，亦不直接或間接阻撓為俄國政府支持的在滿洲地區申請鐵路租讓權的活動；（4）上述鐵路租讓不得含有任何有利於獲得租讓國家的鐵路優惠運價或客貨運特別稅率的規定；（5）兩國政府將本協議通知各國駐華代表，由後者提出建立同中國鐵路租讓有關的英俄兩國銀行、辛迪加之間的聯繫，並促使其與兩國政府的行動協調一致。

  斯科特的建議在俄國政府內部引起不同的反響。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認為英俄兩國應該就各自在華利益範圍進行談判，理由是俄國租借的旅大尚未鞏固，中東鐵路和南滿支線還未建成，俄國在太平洋沿岸的地位尚無保障，因此俄國應該通過與英國的談判阻止或緩解任何可能引起政治糾紛的行為，以便集中精力鞏固俄國在東三省的地位。而財政大臣維特則認為，對俄國最為有利的是遠東保持完全的自由行動，與英國進行劃分各自勢力範圍的談判等於束縛俄國自己的手腳，英國的建議也只是為了擴大英國自己的利益，並儘可能地限制俄國的利益，建議本身也沒有任何值得交換的好處。俄國的勢力雖然暫時局限於中國的東北地區，但俄國必須看到在中國的中南部地區還有許多潛在的利益可以去追求，英國所欲占據的長江流域的面積是東北的兩倍多，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俄國的勢力在鞏固了東北地區之後，完全有機會、有能力向南發展，如果此時與英國達成各自勢力範圍的協議，便只能束縛俄國未來發展的手腳。至於英國政府建議在各自承建、管理的鐵路上不實行優惠運價和差別稅率，維特更持反對態度，他認為如果真的實行了這個方針，那麼將會導致俄國在東北的貿易和投資受到嚴重的傷害，甚至使俄國根據中東鐵路合同所獲得的利益化為泡影。維特主張俄國在東北地區通過運價和關稅特權實行門戶關閉政策，而期望英國在長江流域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允許俄國勢力進入。

  維特的主張在俄國政府內部暫時居於上風，因此俄國政府對於英國政府的建議草案置之不理。然而形勢的發展並不總是有利於俄國，俄國國內正在發生的經濟危機，已經引起嚴重的社會矛盾。而國際環境的急劇變化，似乎也與俄國過不去，中國政府內部主張聯俄抗日的李鴻章因國內維新運動的高漲而於9月7日被罷免在總理衙門的職務，沒有李鴻章的總理衙門對俄國勢力的南下充滿著戒心，因此在關外鐵路的借款問題上又開始傾向於使用英款而拒絕俄款。10月10日，關內外鐵路督辦大臣胡燏棻與英國中英銀公司（滙豐銀行與怡和洋行合辦）在北京簽訂《關內外鐵路借款合同》，約定該項借款以原有關內外鐵路產業及進款和新造關外鐵路進款作保；該路永遠為中國產業，無論何國不得借端侵占；但又約定，在借款期間，總工程師應任用英國人，鐵路辦事處負責人員及司帳均由歐洲人充當，以「監督」該路的建造和款項的使用。英國終於利用國際環境的變化如願以償地獲得了對該路的實際控制權。

  英國的成功使俄國政府感到非常沮喪，俄國政府在向中國政府交涉未果的情況下，開始反省其對英國的強硬政策是否值得。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認為，俄國在關外鐵路承建問題上的最終失利，主要應該歸結於維特的過高要求，從俄國的自身利益及當時的國際環境看，俄國為了鞏固在遠東地區的地位，必須盡一切可能與英國達成諒解和較為親善的協議。基於這種判斷，俄國政府對英國的政策開始出現重大調整，有意接受英國方面在1898年9月21日提出的就兩國在華勢力範圍進行直接談判的方案。1899年2月7日，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照會英國駐俄大使，就兩國在中國承建和經營鐵路的問題提出建議：（1）俄國不阻撓英國在長江地區的任何鐵路事業；（2）英國也不阻撓俄國在長城以北地區的鐵路事業。這個建議是對英國原先建議的積極回應，但為了獲得談判中的主動權，穆拉維約夫的照會對雙方最為關心的一方可否在另一方的勢力範圍內進行鐵路投資的問題卻隻字未提。俄國政策的底線或許是：如果英國在俄國的勢力範圍內進行諸如關外鐵路這樣的投資，那麼俄國就要在長江流域英國人的勢力範圍內進行同樣的事情。因為按照維特先前的分析，長江流域的面積是東三省的兩倍多，潛在的商業利益遠比東三省大得多。對於俄國政府的這種心跡，英國方面似乎也洞若觀火，因此當英國居於談判的主動地位時，英國方面明確提出必須規定各自不得在對方的勢力範圍內進行鐵路投資的條款。暫居弱勢的俄國只能對此表示接受。作為回報或交換條件，英國同意俄國將其勢力範圍由中國的東北地區擴展到整個長城以北，並表示在協議中不再提出鐵路運價和稅率的問題。對於英國已經獲得的北京至牛莊鐵路借款的事實，俄國也作了相應的讓步，表示俄國並不反對締結為建築這條鐵路提供英國借款的合同，而是要使中國政府注意其不遵守對俄協定的傾向，將英俄兩國關於關外鐵路借款問題爭吵的責任嫁禍於中國。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和適度的讓步，英俄兩國於1899年4月28日以換文的形式確立了各自在華鐵路利益的範圍。換文稱：英俄兩國為真誠謀求避免彼此在中國的利益交錯問題上可能引起衝突的一切原因，並考慮到中國某些地區在經濟上、地理上的重要性，業經協議如下：（1）英國約定不在長城以北，為自己或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爭求任何鐵路讓與權，並且不阻撓——直接的或間接的——為俄國政府所支持的對這一地區鐵路讓與權的要求；（2）俄國方面約定不在揚子江流域為自己或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爭求任何鐵路讓與權，並且不阻撓——直接的或間接的——為英國政府所支持的對這一地區鐵路讓與權的要求。

  英俄兩國政府的換文暫時平衡了兩國在華利益，也有助於緩解在中國鐵路事業發展早期各列強在中國盲目的爭奪而導致的混亂。但是，這個協定畢竟是背著中國方面達成的，它雖然聲稱無意侵犯中國主權，但事實上還是對中國的主權及領土完整構成了很大的威脅。總理衙門在收到兩國公使的照會後，於1899年5月2日分別照會兩國公使，鄭重聲明該換文稱英俄兩國無意侵越中國自主之權，具征好意。惟本衙門應當申明者：揚子江一帶、長城以北，乃中國土地，權在自主。兩國自不肯侵越中國自主之權，將來中國設或欲作某處鐵路，應由中國自主。即某國願意承辦何處鐵路，亦應聽中國商明准駁，方於自主之權無損，自不得以貴國與某國自行商議之事，作為中國允許之據。總理衙門的聲明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對於維護中國主權完整，特別是對後來收回路權運動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文獻依據。

  列強通過向中國提供貸款承建鐵路，確實在中國獲得了不少政治上，尤其是經濟上的特權，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在中國巨大的鐵路上獲得超額的回報，也極大地加強了列強對中國政局和社會的控制能力。但是，資本的本性從來都是以利益的最大化為追逐目標，期望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鐵路事業的發展進行無償、低利率的投資，顯然也是不現實的。而且，借款築路是中國政府在甲午戰爭後的主動選擇，也是中國政府在主要依靠民族資本大規模修築鐵路政策失敗之後的選擇。因此，讓西方列強在獲得鐵路承建權的同時，獲取某些高額利潤，也是落後國家在發展初期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價。

  從積極的方面看，清末，尤其是甲午戰爭後至1898年的幾年間，用借款大規模修建的鐵路，不僅使中國的鐵路建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而且基本完成中國鐵路網的總體布局，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進了中國社會結構特別是近代經濟成分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鐵路的延伸，傳播著近代文明的種子。鐵路的興建，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古老的中華大地的面貌，而且有力地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改變了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方式。短短几年間，近萬里鐵路所經過的地區，不僅帶動了鐵路沿線礦產資源的開發、新型工業的崛起，而且重繪了中國經濟布局的藍圖，一批鐵路沿線的新興城市如哈爾濱、瀋陽、鄭州、石家莊等，漸漸地成為中國新的中心城市，而一批老的中心城市如天津、上海、武漢等，也因鐵路的修建更加壯大，成為全國性的中心樞紐，西方近代以來的先進技術、先進觀念，通過鐵路這條大動脈源源不斷地流向中華沃土。

  二　對礦山的貸款、投資與控制

  當三國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的干涉活動還在東京進行而中俄之間的借款談判也未塵埃落定的關口，俄法兩國就開始著手制定深入中國的計劃，利用干涉還遼的有利時機，向中國政府索取在中國開採礦產資源的權利。1895年5月8日，法國外交部長哈洛托向中國駐英法兩國公使龔照瑗表示，法國屢次幫助中國，但中越邊界及通商問題至今尚未解決，請立即安排雙方代表進行磋商，找到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通融辦法。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也在北京四處活動，一再要求總理衙門允訂中越界約和商約。他宣稱：「此次中日和局，法與各國出為調處，大有益於中國，而法都議院屢詰外部，何以為中國如此出力？故外部急欲訂此約，俾闔國紳民咸知中國優待法國之意。」

  對於法國的這種居功要挾的姿態，總理衙門的官員們雖然看得很清楚，但是畢竟弱國無外交，也不敢斷然拒絕法國的這些要求。在訂約談判中，法國提出割讓雲南邊境上的一部分領土、滇桂開埠通商以及給予法國開採礦產資源優先權等要求。總理衙門為了避免開罪法國，不得不勉從其請，同意了這些要求，以示對法國幫助中國的酬答之意。1895年6月20日，奕劻和徐用儀兩人代表清政府與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在北京共同簽署了《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及《續議商務專條附章》兩個條約。根據前一個條約，劃定了中越邊界，把中國的一些領土給予法國。根據第二個條約，中國同意將來在雲南、廣西、廣東等三省開採礦產時，可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法國由此不僅獲得了在三省開採礦產資源的優先權，而且實際上在三省奠定了法國勢力範圍的基礎，並開始由此為基地進而向四川等地滲透。1899年5月，四川礦務總局招商保福公司，向在華法商民集資，組織由中外資金參與的福安公司，獲得灌縣、犍為、威遠、綦江、合州、巴縣等地鐵礦、煤礦的優先開採權。同年11月，法商組織福成公司，又取得天全、懋功兩處五金礦的開採權。

  中法之間的兩個條約在簽訂之前就遭到英國方面的反對。英國認為，法國通過這兩個條約獲得了在中國西南諸省的特權，這一方面勢必動搖英國在長江上游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也將割斷英屬印度、緬甸與中國的陸上交通，威脅英國在東南亞的地位。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曾赴總理衙門進行交涉，希望中國不要簽署這兩個條約。當簽約的趨勢不可挽回之後，英國政府又製造藉口，聲稱中國政府違背了1894年3月1日簽訂的中英滇緬條約，要求獲得補償。

  法國在西南諸省獲得的開採礦產資源的特權深深地刺激了英國，英商摩根於1896年向素來主張延聘外國工程師勘察中國礦產資源的盛宣懷提交說帖，表示要自備資本與設備，代替中國方面勘察中國全境與藩屬的礦產資源，有意壟斷中國礦產資源的勘探權，盛宣懷自然不敢答應。

  盛宣懷不敢答應的原因，是清政府此時尚未改變不讓外國人開採中國礦產資源的既定政策，而事實上這一政策在借款修築鐵路高潮中正在逐步打破。山西境內礦產資源豐富，尤其是煤炭資源更是國內各省望塵莫及。為了開發這些資源，1897年，山西巡撫胡聘之向清政府要求由山西省出面舉借外債修築太原至柳林堡（後改為太原至正定）鐵路支線，以便與盧漢鐵路幹線相銜接，緩解山西境內煤炭外運的壓力。1897年7月14日，清政府同意了胡聘之的建議。隨後，胡聘之安排山西商務局職員方孝傑與俄國華俄道勝銀行進行借款談判，又指示候選知府劉鶚與義大利商人羅沙底的福公司進行另一筆借款談判。福公司是義大利商人羅沙底利用英國商業資本創辦的一家以開發中國礦產資源為主要目的的英國公司。1898年初，福公司與劉鶚經過談判簽訂了一份開採山西省境內煤炭、鋼鐵資源的草合同。

  利用外資開採中國的礦產資源應該說是一個有創意的大膽之舉，但當清政府不許外資介入中國礦務開採方面的政策未改變的時候，山西商務局的借款草合同自然有違中國政府的規定。因此，當這一草合同簽訂之後尚未執行時，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樹銘等人就上奏清廷，以「外人制勝之法，假鐵路以侵地，假礦務以奪利」為由，反對山西商務局借款修路、開礦合同，並指責方孝傑、劉鶚等人劣跡素著，請求清廷將二人革職查辦，以振綱紀。

  徐樹銘的指控雖然顯得守舊，但畢竟符合清廷的既定政策，於是清廷在研究了徐的指控後，於1898年2月28日下令將方、劉二人革職，不准他們再介入山西省的商業事務。方孝傑、劉鶚的行為原本就不是其個人行為，而是胡聘之交待他們的，因此如果他們真的觸犯了清廷的法律，其責任也應該由胡聘之來承擔，而不是由他們承擔全部責任。3月7日，胡聘之應清廷的要求將山西省借款修路、開礦的全部情形報告清廷，並在這份報告中重申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當甲午戰爭後強鄰環伺的情形下，如將鐵路的修建、礦山的開採全部交給外國人，種種要挾，不如其意不止；中國與其遷延坐誤，喪失時機，不如借款自己興辦鐵路，開採礦產，使外國資本為我所用，外國資本獲得其應得的利潤，既可因此而泯列強覬覦中國的野心，也可使中國因此而擺脫貧窮落後的現狀。

  胡聘之的意見引起了總理衙門的注意，再加上在京的義大利商人羅沙底、俄國華俄道勝銀行的代表璞科第多次到總理衙門不斷地催問，聲稱他們分別與山西商務局簽訂的合同不僅經過山西巡撫的批准，而且已報告本國政府，此合同只能照章履行，很難更改，因此希望總理衙門儘快批准施行。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總理衙門向清廷提交了山西路礦辦法的計劃書，認為都御史的指控雖有道理，也多所牽強，不足以折服洋人，建議對合同章程斟酌妥善，批准借用外國資金興辦山西境內的鐵路、礦山，於國於民都必將有莫大的好處。

  總理衙門的意見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視。1898年5月21日，山西商務局在北京與英國福公司及俄國華俄道勝銀行分別簽訂了《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合辦礦務章程》及《柳太鐵路合同》，前者約定將山西省盂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轉請福公司辦理。合同甚至約定，以後中國他處有用洋款開採煤鐵礦者，應一概仿照此章，將所有礦產值百抽五納稅，以歸劃一。

  福公司企圖將其與山西商務局簽訂的合同原則推廣到中國的所有用洋款開採的礦務中，雖然口氣大了些，但在福公司自己所控制的中國利用其資金開發的礦山中，確實基本上遵循了這次合同的基本原則。1898年初，福公司與翰林院檢討吳式訓訂立合同草案，準備由河南豫豐公司向福公司借款辦理河南全省的礦務。其後雖有給事中鄭思賀上奏清廷請求制止，但總理衙門因已經批准了山西礦務局的借款章程，沒有理由制止河南借用洋款開發礦產資源，遂建議清廷予以批准。1898年6月21日，福公司與河南豫豐公司就在河南境內開採礦產資源的合作問題在北京簽訂《河南礦務合同章程》，各項大的原則確實與福公司先前與山西商務局議定的大體相當。

  山西、河南借款開採礦產資源的辦法，意味著清政府先前既定的不准外資介入中國礦產資源開採的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而且由此也引起各國的廣泛關注和激烈的競爭。為了有序地安排外資進入中國的礦產資源開採領域，清政府於1898年初就開始醞釀建立一個專門管理礦山開採事務的機構。8月2日，清政府下令成立「礦務鐵路總局」，特派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理其事，所有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均歸該局總管。

  礦務鐵路總局的成立，以及由該局會同總理衙門擬定的《礦務鐵路章程》的頒布，對於引導、協調各省引進外國資金開發礦產資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此後各省引進外國資金開發礦產資源一般說來比較有序，中外雙方的責、權、利的分配也有了比較可靠的法律依據。

  1898年10月10日，督辦津榆鐵路的大臣胡燏棻與英國滙豐銀行並代怡和洋行經理華英公司在簽訂關內外鐵路借款合同的同時，又簽署了一份《南票礦務合同》，約定督辦大臣向朝陽縣之南票地方購買上、中、下三票煤礦，現與公司商訂合同，合股開辦。從合同上看，三票煤礦由中英合辦，這是路礦總局成立之後產生的第一家利用外資而創辦的企業，其分配原則、管理原則也基本上符合路礦總局頒布的章程，它對於三票煤礦開採的技術近代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899年4月14日，英國摩根公司與四川礦務局設立的華益公司在成都訂立《四川礦務華洋合辦章程》，以華洋合辦、利益均沾、分利平權的原則，合作開採四川省境內的煤炭、鋼鐵、石油等礦產。

  英國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裡，在中國獲得了山西、河南、直隸、四川等省的礦產資源的優先開採權，是西方列強當時在中國獲得礦產利權最多的國家。英國的成功激勵著其他列強向中國索取礦產資源的優先開採權，德國表現得最為積極。

  德國對中國的礦產資源一直覬覦著。1891年，德國的德華銀行利用開平煤礦資金不足的困難向開平煤礦借款200萬兩（庫平銀）以為周轉，是為開平礦務局借款，也是德國資本染指開平煤礦之始。1898年3月6日，中德之間的《膠澳租界條約》在北京簽訂，該條約的第二端專門討論鐵路礦務等事，其第四款允准德國在山東境內修建膠濟鐵路的同時，於所開各道鐵路附近之處相距30里內，如膠濟鐵路北路在濰縣、博山縣等處，膠沂濟南路在沂州府、萊蕪縣等處，具優先開採煤礦的權利。其合作方式，亦可由德商、華商合股籌組合資公司。該條約的第三端約定，中國政府如果在山東省境內有開辦其他實業的計劃，並決定向外國招集幫助的時候，或使用外國人，或用外國資本，或用外國物質的時候，中國方面有義務先聽取德國方面的意見，德國享有籌辦工程，售賣物質的優先權，只有當德國商人無意於該項工程時，中國方面才有向其他國家諮詢、商談合作的權利。

  中國的東北三省向來被俄國看做是自己的勢力範圍，當三國干涉還遼尚在進行的時候，俄國政府就與法國政府合謀獲取在中國境內開採礦產資源的特權，法國計劃從南而北，俄國則準備從北而南發展。俄國通過修築中東鐵路及南滿支線的過程，實際上已經獲得了在鐵路沿線開採礦產資源的權利。1896年12月16日，俄國政府單方面宣布的《東省鐵路公司章程》竟然擅自宣布東省鐵路公司經中國政府准許有權開採煤礦，無論與鐵路合辦或單獨辦理，並有權在中國組織一切工商礦務之實業。也就是說，俄國政府已經將不僅在東三省，而且在整個中國境內開採礦產資源的特權視為理所當然。只是俄國政府並不以此為滿足，它依然不斷地向清政府要求給予他處礦產資源的優先開採權。1898年2月，俄國政府向清政府提出開採黑龍江右岸中國境內的金礦和煤礦。4月9日，俄國政府又向中國方面提出未經俄國方面的同意，中國不得將遼東半島大半部分地方讓與他國享用，並不將造路、開礦及工商諸利益讓給，實際上是向中國索取對遼東半島的獨占權。5月7日，中俄雙方在聖彼得堡簽訂的《續訂旅大租地條約》第五款確認了這一原則。1899年8月，華俄道勝銀行駐北京的代理人要求開採錦州所屬各處的五金礦，隨後俄國駐華公使也代表俄國商人向中國政府索要開採興安嶺金礦的權利。同年，華俄道勝銀行又背著清政府與英國福公司達成一項協議，由華俄道勝銀行允許福公司在柳太鐵路所經地區建造支線，並給予經營礦務的便利，作為回報，福公司放棄太原等7處礦產資源的開採權。不久，俄國又獲得在蒙古鄂爾河地區開採金礦25年的權利。還是在1899年，俄國又與新疆辦礦總局簽訂《合辦金礦合同》，取得新疆塔城和庫爾喀喇烏蘇廳等處開採金礦25年的權利。俄國事實上已經獲得長城以北及東三省、內蒙古、新疆等遼闊土地上開採各種礦產資源的優先權。

  甲午戰爭的戰勝國日本雖然通過戰爭獲得了台灣，但它對列強在中國獲得的鐵路承建權及礦產資源開採權依然十分眼紅，但由於日本的戰爭行為及戰後的掠奪實在激怒了中國人，因此日本在甲午戰爭後中國市場的瓜分方面幾乎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直到1899年方才獲得大冶鐵礦礦石的合同，開始有機會染指中國內陸的礦產資源。

  大冶鐵礦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於1891年主持興建，為了與大冶鐵礦相配套，張之洞於1894年又在漢陽興建了漢陽鐵廠。這兩個企業成為後來組建的大型煤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的兩個重要支柱。1896年，清政府因官款支絀，遂將漢陽鐵廠改為官督商辦，派盛宣懷督辦。盛上任之後，為了解決漢陽鐵廠的市場銷售問題，於1899年4月7日在上海與日本八幡制鐵所簽訂《大冶礦石合同》，約定大冶鐵礦所產鐵礦石除漢陽鐵廠自用外，應儘先供應日本八幡制鐵所，其數量每年不少於五萬噸；與此相應，八幡制鐵所每年向漢陽鐵廠供應不少於三四萬噸的煤。八幡制鐵所有權派員駐礦廠監督合同的履行。這是日本染指中國內陸礦產資源的開始，也是日本將參與列強在中國瓜分勢力範圍的重要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