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新式文教機構的設立與引進外國先進文化的開始

  一　同文館等綜合性新式學校的設立

  洋務派要辦好洋務，除了需要有懂得洋務的基層官員和外國顧問之外，還需要有能夠具體辦理洋務的各種人員和有關洋務的各種知識，為此他們在開辦洋務的同時也開始創辦各種培養洋務人才和介紹洋務知識的文化教育機構。

  同文館的教師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主要採用西式教學方式。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美國人丁韙良，他於1863年受聘為英文教習，1868年起講授國際公法，1869年被任命為總教習，直至1894年。他在任職期間引入了不少西方的教學方法，並於1876年制定了較系統的八年學制和五年學制的課程表。課程表規定：「由洋文而及諸學共須八年。館中肄習洋文四種，即英、法、德、俄四國文字也。」「首年：認字寫字，淺解詞句，講解淺書；二年：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三年：講各國地圖，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四年：數量啟蒙，代數學，翻譯公文；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八年：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不學外語，「僅借譯本而求諸學者，共須五年。首年：數量啟蒙，九章算法，代數學；二年：學四元解，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三年：格物入門，兼講化學，重學測算；四年：微分積分，航海測算，天文測算，講求機器；五年：萬國公法，富國策，天文測算，地理金石。」還規定：「漢文經學，原當始終不已」；醫學「或隨時涉於體骨等論，以廣學識，或俟堂憲諭令而專習之皆可」。同時，還建立了嚴格的考試制度。1900年後，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

  上海廣方言館是洋務派設立的第二個教育機構。該館始稱「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也叫「同文學館」，由李鴻章在1863年3月奏准設立，1864年正式開館，並改稱「廣方言館」，分英文、法文、算學三館；由蘇松太道應寶時任監督，陳蘭彬任總辦，馮桂芬任監院。其招生對象規定為「年十四以下，資質穎悟，根器端正之文童」；另外「候補佐雜及紳士中有年及弱冠願入館學習者」亦可保送「入館學習」。主要培養精通外語的人才，可供「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添設翻譯官承辦洋務」時選用。學生所學課程雖以學習外語為主，但也須學習或選學其他課程，因為「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從算學出，若不通算學，即精熟西文亦難施之實用」，所以「凡肄業者算學與西文並須逐日講習，其餘經史各類，隨其資稟所近分習之。專學算學者，聽從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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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方言館於1869年併入新設的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並改訂教學課程，擴大教學內容，中西並課。學生須學習的課程為：在中學方面有經學、史學、時藝。西學則分上、下兩班，「初進館者先在下班，學習外國公理公法，如算學、代數學、幾何學、重學、天文、地理、繪圖等事，皆用初學淺書教習；若作翻譯者，另習外國語言文字等書」。上班分為七門：「一、辨察地產，分煉各金，以備製造之材料；二、選用各金材料，或鑄或打，以成機器；三、製造或木或鐵各種；四、擬定各機器圖樣或司機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陸攻戰；七、外國語言文字，風俗國政。」同時另設學習「廠船機器」和「行船接仗」的半工半讀型的分館兩所，「用總管機器及諳練行船洋人兩名，專司教習」。其學員主要是從「廠中工匠及現在各號輪船領江水手、司機各項人等」中選擇「略識字義，而學習已經入手者」；「廠內工匠於散工之後，船上領江人等於出洋回局之日，每日傍晚五點半鐘始（冬日自六點鐘始）至九點鐘止，在館聽西教習講解」。另新設武學、鐵、船三館，1894年又增設天文館，從而形成具有文、武、理、工學科的綜合性學校。學生數量也有所增加，達到學英、法文者39人，學算學者6人，學武、鐵和船諸學者46人，合計91人，「最盛時生徒達二百人」。從課程設置來看，上海的廣方言館要比北京的同文館先進，在廣方言館設置算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後，同文館才仿而效之。廣方言館所用教師既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英文教師由美國人林樂知擔任，法文教師由英國人傅蘭雅擔任，算學教師由江蘇興化附生劉彝程擔任。直至1905年，上海廣方言館改為上海工業學堂。

  此後，這類外國語言文字學校和綜合性學校繼續陸續設立，逐漸推廣。相繼設立的這類學堂還有1864年由毛鴻賓設立的廣州同文館、1887年劉秉璋設立的新疆俄文館、劉銘傳設立的台灣西學館、1888年希元設立的琿春俄文館、1893年張之洞設立的湖北自強學堂。在上述幾個後設的學堂中，湖北自強學堂的學科相對較多，規模相對較大，是洋務運動時期最後設立的一個綜合性學校。其設立及演變過程大致如下：1891年6月，張之洞將武昌經心書院改為兩湖書院，增設算學、經濟學課程。接著又設方言商務學堂，開設方言（外語，下同）和商學兩科。1892年7月新建算學學堂，次年11月改稱「自強學堂」，「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每門學生先以二十人為率，湖北、湖南兩省士人方准與考。方言學習泰西語言文字，為馭外之要領；格致兼通化學、重學、電學、光學等事，為眾學之入門；算學乃製造之根源；商務關富強之大計。每門延教習一人。」其中方言一門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種，除學數學者無需學外語外，其餘各科皆須學外語。1896年，將漢陽鐵廠所設之化學學堂併入，另設一門。1903年，自強學堂被改為普通中學。

  二　新式軍事技術學校的設立

  洋務運動時期出現的第二類新式教育機構是各種類型的新式軍事學校。隨著洋務派創辦新式軍用工業和訓練新式軍隊的展開，他們為了培養自己的專業人才，便開始創辦各種新式軍事學校。

  1866年，由左宗棠在創辦福州船政局時同時創辦的福州求是堂藝局（俗稱「船政學堂」），雖以教授造船和船舶駕駛技術為主，具有很強的技術培訓性質，但其培養學生的初衷和結果都是為海軍建設服務，因此應該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所新式軍事學校。該學校的創辦採取了一種新的辦法，即利用船政局所聘用的外國技術人員一面辦廠造船，「一面開設學堂」，要求外國技術人員「教習製造即兼教習駕駛，成即隨同出洋」；「教習法國語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圖自造，教習英國語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學，能自監造、駕駛，方為教有成效」。其宗旨在於「學成製造、駕駛之人，為將來水師將材所自出」，「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不可勝用矣」。

  1867年1月，求是堂藝局正式開辦，規模相當可觀，可謂是當時已開辦各學堂之最。船政大臣沈葆楨向朝廷奏陳其狀況說：「原議學堂兩所（一為法文學堂，亦稱「前學堂」、「製造學堂」；二為英文學堂，亦稱「後學堂」、「駕駛學堂」），藝童60名；後添繪事院（10月設）、駕駛學堂、管輪學堂（1868年設）、藝圃（1868年設）四所，藝童徒共三百餘名。」所選學生均是民間十餘歲粗解文義子弟。7月，該學堂又從廣東招來10名已通英文的學生，作為外學堂學生。所設專業和課程，前學堂為製造專業，主要是訓練學生懂得輪機的功能、大小，以及各個部件所起的作用，能夠設計和仿造輪機的機件，能夠計算、設計並繪製輪船的船體；所設課程有法文、數學（從算術、代數、幾何、三角到微積分）、物理和機械學。繪事院系設計專業，分船體設計和輪機設計兩科；開設的課程包括法文、數學（算術和幾何）、輪機、製圖等。「駕駛學堂所讀者，曰智環啟蒙，曰文法譜，曰第一書以至第五書，皆言語文字及講習文藝之學也；曰數學入門，曰幾何，曰代數，曰三角、弧三角，皆數理之學也；曰地輿圖說，曰行海全書，則駕駛之學也。」尤重算學，占課堂教學的「三分之一」。其教學之方法，則為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學堂之教居其半，練船之教居其半」。1884年中法戰爭以後，福州求是堂藝局有所衰落，到1894年共計有300餘名學生畢業，在福建船政局和沿海各省的造船和海軍建設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天津水師學堂是中國第一所現代海軍專科學校。該學堂是李鴻章參照福州求是堂藝局後學堂的模式設立的，目的在於「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船之本」，也就是為北洋新式海軍的建設培養所需要的人才。其屬性與福州的後學堂相同，並參考了後學堂的章程，也分為駕駛、管輪兩個專業。其管理和教習人員也大多出自福州方面，最初出任學堂練船督辦的是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吳贊誠，1881年接任總辦的是曾任福建船政提調的吳仲翔，出任總教習的則是福州求是堂藝局的高才生、從英國留學海軍歸國的嚴宗光（嚴復）；在教習和教練中也有4名福州後學堂畢業的學生。在選招學生方面顯得更為嚴謹，要求學生有一定的文化基礎、較好的道德和身體素質以及清白的出身。其最初的招生章程規定：「挑選學生，無論天津本籍、或鄰縣、或外省寄籍良家子弟，自十三歲以上，十七歲以下，已經讀書數年，讀過兩三經，能作小講半篇、或全篇者，准取。其紳士認保報名，並將年歲、籍貫、三代開報入冊，屆時由天津道或海關道面試，擇其文理通順者先取百名左右，送赴水師學堂面復。察其體氣充實，資性聰穎，年貌文理相符，果是身家清白挑選六十名。取具本人家屬甘結，親鄰保狀，收入學堂試習二月後，再行察看。倘口齒不靈，或性情惡劣，舉止輕浮，即行剔退。」

  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建成，又仿英國教習章程，修訂《北洋海軍章程》，重申原有招生原則。同時制定新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和方法都較福州求是堂藝局有所進步。章程規定：學生「在堂肄業四年」，「在船練習一年」。在堂需學課程為：英國語言文字、地輿圖說、算學至開平立諸方、幾何原本前六卷、代數至造對數表法、平弧三角法、駕駛諸法、測量天象（推算經緯度諸法）、重學、化學、格致。在船練習之要求為：「凡大炮、洋槍、刀劍、操法、藥彈利弊、上桅接繩、用帆諸法，一切船上應習諸藝，諸能通曉。」還制定了嚴格的考試和記分辦法。此後繼續加強課堂學習與船上練習相結合的方法，增加和擴大學生的知識面。1893年時增加船上練習1年，結束後再回學堂學習3個月，送入槍炮練船再學9個月，合計1年。不久，又增加3年，即派往槍炮學堂和派上練船學習魚雷技藝各6個月；派上「威遠」練船學習船藝及隨船廣歷外洋、考究風濤沙線2年。至1894年，天津水師學堂共計畢業學生147名，成為北洋海軍的骨幹力量。

  天津武備學堂是中國最早的現代陸軍學校。1884年8月間，清廷從德國以重金聘請50名軍官來華，派往水陸各軍擔任教練。其中由李鴻章派往淮軍擔任教練的德國軍官因態度傲慢、缺乏實際戰術、改變訓練方式等，與淮軍將帥發生矛盾，難以合作，遂由淮軍提督周盛波、周盛傳稟請李鴻章，「仿照西國武備書院之制，設立學堂，遴派德弁充當教師，挑選營中精健聰穎，略通文義之弁目，到堂肄業」。李鴻章隨即批准照辦。於1885年2月正式設立，「暫就天津水師公所安置生徒，名曰武備學堂」，任楊宗濂為總理。1886年，新校所在天津紫竹林建成。第一批學生來自北洋各部駐軍，人數約150人，年齡多在18-36歲之間。1886年時增加到250-300人。這頭兩批學生年齡偏高，文化偏低，學習比較困難，學習期限也較短，僅2年。從1887年起開始選募13-16歲的良家子弟入校學習，學習期限也增加到5年。所學課程，據《北洋武備學堂學規》所載：「學堂所習兵法、地利、軍器、炮台、算法、測繪等學；操演所習炮隊、步隊、工隊及分合陣法。」另據李鴻章所述，為：「天文、地輿、格致、測繪、算化諸學，炮台、營壘新法，皆有實用，並時操習馬隊、步隊、炮隊及行軍布陣、分合攻守諸式，仍兼習經史，以充根底。」其所培養之學生中有不少對後來的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如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王士珍、段芝貴、陸建章、李純、鮑貴卿、陳光遠、王占元、楊善德、田中玉、雷震春、吳佩孚等。

  除了上述這些直接為海軍、陸軍培養軍官和技術人員的軍事學校之外，從同治末年起隨著電報開始在軍事上被採用，以及李鴻章創建中國電報局，於是以培養電報操作人員和工程人員為主的各地電報專科學校開始出現。如1876年，丁日昌借丹麥大北電報公司的力量設福州電氣學塾，為船政局和將來的電報局培養電報人才。1880年，李鴻章設天津電報學堂。1882年，中國電報局設上海電報學堂。這兩個學校都是為中國電報局培養人才的。此外，到1892年，還出現了中國第一家礦務專門學校，即湖北礦務局在武昌設立的湖北采務工程學堂。

  三　派遣留學生

  直到1870年事情才有了一個轉機。一是由清廷所派使臣蒲安臣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所訂立的《續增條約》（《蒲安臣條約》），於1869年11月獲得清廷批准而生效，其中所規定的「嗣後中國人慾入國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一條，為留學生派遣國的選定提供了條件，遂確定美國為派遣國。二是1870年發生天津教案，容閎作為譯員，隨從曾國藩、丁日昌前往天津處理教案，趁機再次通過丁日昌向曾國藩提出派遣留學生的建議，終於獲得曾國藩的支持和採納。10月，曾國藩經過精心醞釀，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建議：「博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書院，及軍政船政等院，分門學習」，並提議由陳蘭彬和容閎「攜帶子弟前赴外國」學習。次年3月，曾國藩又在關於海防的奏摺中再次提出選派留學生之事，並把此事作為籌議海防江防「講求實際」的三大要端之一。同時，曾國藩還與接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商定：先做好「議訂條款，預備經費」等籌備事項，等到都有了眉目，再聯銜會奏。到1871年6月26日（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日），籌備事項基本就緒，曾國藩和李鴻章便聯銜擬就《論幼童出洋肄業》，與總理衙門函商，獲到允准。8月18日，再由曾、李聯銜上奏《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折》，指出此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凡西人遊學他國得有長技者，歸即延入的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於軍政、船政，直視為身心性命之學。今中國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當此風氣既開，似宜亟選聰穎子弟，攜往外國肄業，實力講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圖自強之至意。」然後，又由總理衙門複議，經曾、李另外擬定一個應辦事宜六條，於1872年2月27日補奏《幼童出洋肄業事宜折》，再由總理衙門於5月17日（四月十一日）議復而得以批准。

  至此，經過歷時10年的反覆籌議，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之事才算成功。其艱難之處，主要是在於出國留學畢竟比在國內設立學堂聘洋人來中國任教要複雜得多，既需要進一步的開放思想，衝破守舊思想的束縛和守舊派的阻撓，也有待於具體事項的籌備落實，還需要有一定的外交條件。因此，其籌議時間之長是情有可原的。這一步的邁出，較之開辦新式學校又前進了一大步。

  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派遣留學生奏摺得到朝廷批准後，便立即付之實施，分批選派學生赴美留學。按照原定方案的120名學生，從1872年起分4年派遣，每年30名，留學期限15年；由候補刑部主事、曾任上海廣方言館總辦的陳蘭彬任正委員，容閎任副委員，負責管理學生。所選學生的地區分布為：廣東83人、江蘇22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東1人，絕大多數為東南沿海比較開放地區的漢人子弟，無一滿人；文化基礎均為曾經讀中國書數年，稍通中國文理，年10-16歲的聰慧幼童；家庭出身，除少數為買辦商人的子弟外，大多數為普通人民的子弟。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主要目的當然是為了學習各種西學。學生們到美國以後，便陸續考入各種專業學習。就可查知的90人而言，其專業分布的狀況是：學法政的12人，學工科的17人，學礦學的6人，入中學的36人，入小學的19人；入中學而後又學法政者9人，入中小學而後又學工科者5人，學礦學者2人，學化學者1人。在這專業清楚的52人中，學社會科學者21人，占40%;學自然科學者31人，占60%。但是在學習西學的同時，按照曾國藩、李鴻章所訂章程的規定：「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這一規定旨在保證學生的思想意識不被西化，保持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不忘效忠朝廷，其用意所在既有堅持封建主義教育的一面，也有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面，與國內興辦新式學校一樣體現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這一基本原則。

  如此，經10年醞釀籌備，原定留學15年的留美學生，僅經最長9年、最短6年的學習，正在學識「頗有長進」期間就被迫中途折回，實在可惜。這些撤回的留美學生中，只有詹天佑、歐陽賡已經大學畢業；有35人正在大學學習；其餘55人尚在中小學就讀。這些學生儘管是中途撤回，也已有一定的西學基礎，特別是已入大學學習和畢業者，但在他們回國之初並沒有得到合理的使用和安置，第一批撤回的21人均送電報局學習發送電報；第二、三批撤回者中，16人撥歸福建船政局後學堂改學駕駛，7人由上海機器製造局留用；50人則分撥於天津水師學堂、機器局、魚雷局廠、電報局、醫館等處學習當差。

  在這一時期中，除了總理衙門派遣幼童赴美留學之外，還有沈葆楨選派福州求是堂藝局學生分赴法國和英國留學之舉。沈葆楨此舉是仿效總理衙門派幼童留美而行的。他在1872年5月反駁宋晉要求裁撤船政局謬論的奏摺中提出：「洋人來中國教習，未必非（習）上上之技。去年曾國藩有募幼童赴英國（美國）學藝之舉，閩中欲踵而行之，以艱於籌費而止。擬限滿後，選通曉製造、駕駛之藝童，輔以年少技優之工匠，移洋人薪為之經費，以中國已成之技，求外國益精之學。」其意要求在1874年船政局聘用洋匠造船期限滿後，以聘用洋匠的費用作為派學生出國留學之經費，仿照總理衙門的做法，派學船政生出國深造。1873年11月末，沈葆楨又提出具體實施方案說：「前學堂習法國語言文字者也，當選其學生之天資穎異、學有根底者，仍赴法國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陳出新之理。後學堂習英國語言文字者也，當選其學生之天資穎異、學有根底者，仍赴英國深究其駛船之方，及其練兵制勝之理。速則三年，遲則五年，必事半而功倍。……三年、五年後有由外國學成而歸者，則以學堂後進之可造者補之，斯人才源源而來，朝廷不乏於用。」遂經左宗棠、李鴻章等大臣的複議贊同，獲得清廷的批准。後因沈葆楨奉命處理1874年日本侵犯台灣事件而延緩，只是派魏瀚、陳兆翱、陳季同、劉步蟾、林泰曾5名學生，乘隨同日意格赴歐洲購買新式船艦機器之機，在英國有關院校作為期1-2年的考察和學習。

  1875年5月以後，沈葆楨調任兩江總督，船政大臣由淮系干將丁日昌、吳贊誠相繼接任，又恰逢李鴻章正籌建北洋海軍，急需人才，極力支持派學生出國留學之事。至1876年，留學章程經李鴻章改定後上奏清廷，遂得批准。1877年3月，選定學製造的學生18名赴法國學習，學駕駛的學生12名赴英國學習，中途又曾派廠徒5名赴法國學習，由李鳳苞、日意格分別擔任華洋監督。這批學生的命運較留美學生為好，得以全部學成回國，且取得了較理想的效果，其中後來成為海軍和福建船政局骨幹人物的有嚴宗光、劉步蟾、林泰曾、方伯謙、薩鎮冰、魏瀚等。到1880年第一批學生學習期滿先後回國後，1882年船政學堂又派出了10名學生赴英國、法國和德國留學，於1885-1886年學成回國。同時，還有李鴻章另派的9名員弁和學生，以及李鳳苞指派6名匠首赴歐觀摩學習。1886年，李鴻章又選派了第三批留學生，學生來源從船政學堂擴大到北洋艦隊現役軍官、天津水師學堂的教習和畢業生，共計34名。1891年，李鴻章本欲派遣第四批留學生，但因英國政府以琅威理辭去北洋艦隊總查之職為由，拒絕接受中國留學生而終止。

  四　翻譯西書活動的興起

  近代中國的翻譯西書活動出現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當時的從事者主要是一些西方來華傳教士所設立的文化機構，由中國自己設立的文化機構所從事的翻譯西書活動則開始於同文館。同文館成立以後以「譯書為要務」，少數受聘擔任教習的西方人士，便在「訓課之餘，兼能翻譯各項書籍」，以充教材所需。到1874年5月（同治十三年四月），「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呈請譯書，開具章程六條」，從此開始了同文館有組織的翻譯西書工作。「其初總教習、教習等自譯，近來學生頗可襄助，間有能自行翻譯者。」不僅洋教習從事譯書者進一步增加，也有一些同文館的學生程度不同地參與了譯書工作，如汪鳳藻、鳳儀、聯芳、慶常、楊樞、長秀、承霖、王鍾祥、席淦、貴榮、熙璋、左庚、文祜、德貞等。

  在同文館師生的共同努力之下，迅速翻譯出版了一批頗有價值的西學著作。到1888年之前，師生輯譯書籍共計已有26種，包括：法學著作，如《萬國公法》《公法便覽》《公法會通》《法國律例》《新嘉坡刑律》;經濟學著作，如《富國策》;歷史學著作，如《俄國歷史》《各國史略》;物理學著作，如《格物入門》《格物測算》《電理測微》;化學著作，如《化學指南》《化學闡原》;算學著作，如《算學課藝》;天文學著作，如《星學發軔》;醫學著作，如《全體通考》;外交學著作，如《星軺指掌》;外語著作，如《英文舉隅》《漢法字彙》;曆法著作，如中西合曆等各個方面。

  這些所譯西書對同文館的教學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們大多被用作教材，有的課程就直接以所譯西書的名稱命名的，如「萬國公法」、「各國史略」、「富國策」等。

  第二個從事翻譯西書工作的機構是上海機器製造局所設的翻譯館。1867年，在上海廣方言館任教的徐壽向江南製造局會辦沈寶靖、馮焌光建議：「設一便考西學之法，至能中西藝術共相頡頏。」他認為：「將西國要書譯出，不獨自增見識，並可刊印傳播，以便國人盡知。」此建議經兩江總督曾國藩同意後，從1867年下半年開始由在上海的英國人偉烈亞力、美國人傅蘭雅、瑪高溫和江南機器製造局翻譯委員徐壽、華蘅芳、徐建寅合作試譯；前3位為口譯，後3位為筆述。到1868年上半年，譯出西書4種，即《汽機發軔》《汽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採煤圖說》，並隨即送交曾國藩審閱。曾國藩閱後，大加讚賞，便奏請清廷設立翻譯館。其奏摺說：「蓋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擬俟學館建成，即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其說，另勒成書。此擇地遷廠及添建翻譯館之情形也。"1868年6月，翻譯館正式開館。

  1869年10月，上海廣方言館遷入翻譯館後，有些教習和學生也投入了翻譯西書的行列，使翻譯館的翻譯西書工作進入高潮階段，並且取得了比同文館大得多的成績。1871年，翻譯館開始正式出版所譯西書，計14種41冊。此後歷年出版西書的數量為：1872年11種，1873年9種，1874年12種，1875年6種，1876年9種，1877年12種，1878年2種，1879年14種。到1880年共計出版98種235冊，尚有譯成未刊之書45種124冊。到1899年所出版的書已增至126種，1909年又增至160種。其種類結構為：兵學21種，工藝18種，兵制12種，醫學11種，礦學10種，農學9種，化學8種，算學7種，交涉7種，圖學7種，船政6種，史志6種，工程4種，電學4種，商學3種，格致3種，地學3種，政治3種，天學2種，學務2種，聲學1種，光學1種，補遺2種，附刻10種。如果以大學科分類，以工程技術類和軍事類為多，這與洋務運動以工礦業和軍隊建設為主的狀況是相一致的。

  參與翻譯館西書翻譯工作的人員比同文館多得多。西方主要人士有英國人傅蘭雅（譯書77種）、美國人金楷理（譯書15種）、美國人林樂知（譯書8種）、美國人衛理（譯書7種）、英國人秀耀春（譯書5種）、英國人羅亨利（譯書3種）、美國人瑪高溫（譯書2種）、英國人偉烈亞力（譯書2種）。中國主要人士有舒高第（譯書19種）、趙元益（譯書17種）、徐壽（譯書16種）、鄭昌棪（譯書16種）、汪振聲（譯書12種）、李鳳苞（譯書12種）、華蘅芳（譯書11種）、徐建寅（譯書10種）、鍾天緯（譯書6種）、王汝（馬冉）（譯書6種）、賈步緯（譯書6種）、瞿昂來（譯書5種），此外還有35人，各譯書1-3種。

  這一時期的翻譯西書，既開了中國自己組織翻譯西書的先河，將西學各主要學科的基本知識引入中國，為培養中國第一代工程技術人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鍛鍊和培養了第一批中國自己的翻譯人員，為1895年甲午戰爭以後翻譯西書的大規模展開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