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官辦新式軍用工業的興起與中國早期工業化的開端

  一　新式軍用工業的興起

  隨著軍隊新式化建設活動的展開，清朝各類軍隊對新式武器的需求日益增加，除了從國外購買之外，逐漸注重自己製造，從而促動了新式軍事工業的興起。

  繼曾國藩設立安慶內軍械所之後，李鴻章以更積極的態度創辦新式軍用工業。1862年，李鴻章率淮軍進駐上海，在目睹洋槍洋炮威力，並經購買採用之後，感到「購器甚難，得其用而昧其體，終屬挾持無具」，於是立志設局仿造，「取彼之長，益我之短」。1863-1864年的一年之內，李鴻章相繼在上海設立了三所洋炮局。第一所洋炮局，即所謂韓殿甲洋炮局，設立於1863年4-5月間。當時，李鴻章一面聘請英、法官兵教練淮軍使用洋槍洋炮，一面「雇募英法弁兵通習兵器者，仿照制辦，並令參將韓殿甲督率中國工匠盡心學習」，製造開花炮彈和自來火等，但亦屬手工生產。接著，設立了第二所洋炮局，由於聘請英人馬格里主持其事，所以又叫做「馬格里洋炮局」。該局開創時也為手工生產，到1864年1月買下了英國一個小艦隊附屬的價「值萬餘金」的修理機器，包括「汽爐，鏇木、打眼、鉸螺旋、鑄彈諸機器」，成為西式機器局，也是中國人自建的第一個採用機器生產的工廠。該局雇用「外國匠人四五名」、中國匠人五六十名，月產大小開花炮彈4000餘個。1864年初又設立了第三所洋炮局，由丁日昌主持。由於丁日昌此前已在廣東負責製造硼炮、子炮、引藥等，所以到上海主持第三洋炮局後，就不雇用外國匠人，也不購置外國機器設備，只用內地泥爐，仿照外國做法，鑄造大小短炸炮及炸炮彈、銅帽、銅自來火引門等，產品雖「不及洋人之精，略可使用」。該三所洋炮局中，以第二所最為先進，後來曾隨李鴻章遷至蘇州，復於1865年遷往南京，並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其餘兩所後來歸併於江南製造總局。

  與此同時，左宗棠也進行了一些仿造新式武器的嘗試。他在浙江與太平軍作戰時看到法國人德克碑、日意格所率軍隊使用洋槍和淺水輪船作戰甚為得力，於是在杭州聘請匠人仿造小輪船，試航於西湖，但航速較慢，加之不久太平軍在浙江失敗，仿造小輪之事遂置之不提。接著，左宗棠率軍到福建與太平軍作戰，不僅在軍中推廣採用洋槍、洋炮，而且在福州聘請洋員監工製造開花炮、炮彈及廣東無殼抬槍。到1866年左宗棠離開福建時，僅開花炮一項就已製造出千斤以下者100餘尊，但製造之事亦隨左宗棠的離開而停止。

  上述三個洋務派實力人物，特別是李鴻章設局所仿造新式武器，可以說標誌著中國現代軍事工業進入到萌發和嘗試階段，為此後完全機器生產的大型現代軍事工業的創建打下了基礎。其意義至少有這樣三點：

  一是證明了中國可以自行製造新式武器，打破了守舊心理和思想上的障礙，進一步堅定了自造和推廣新式武器的信心和決心。如果說安慶內軍械所和左宗棠的仿造新式武器成效甚微，甚或可以說是失敗的，但上海的三個洋炮局應該說獲得了相當的成功。該三局從1863年先後設立起到1865年陰曆五月底，共計由淮軍軍餉撥用經費28.8萬餘兩，大小炮彈可月產1萬多個，短炸炮月可產六七尊，分發淮軍各營使用，對鎮壓太平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李鴻章第一個落實了清廷「飭令中國員弁學習洋人製造各項火器之法」的諭旨，也得到了總理衙門的讚揚：「閣下蒞滬以來，設立軍火局，廣覓巧匠，講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擊銳摧堅，業以著有成效。」由此，總理衙門決定從北京火器營內挑選曾經學制軍火的武弁8名、兵丁40名，前往上海三局「學習外洋製作炸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與制器之器」，以期「事半功倍」，「務得西人之密」，學成後「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制」。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二是產生了進一步改進自造新式武器的思路。李鴻章在創辦上海洋炮局的同時，總結這一段時間建立軍工企業的經驗教訓，覺得尚有諸多不足：「機器未能購全，巧匠不可多得，造成炮彈雖與外洋規模相等，其一切變化新奇之法竊愧未遑。」因此，他認為要製造高質量的新式武器，必須進一步引進和學習外國的機器和技術，獨立自主開辦真正的新式軍事工業。他說：「其長炸炮及洋火藥，非得外國全副機器，延請外國巧匠，不能如法製造。」並進而指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

  三是開啟了新式軍事工業的先河。這些局所雖然以手工生產為主，設備落後，生產的技術和能力低下，產品質量相對較差，但它們進行了創辦新式軍事工業的嘗試，並為後來者繼承和發展。如李鴻章、左宗棠在這一階段的設局仿造軍火活動，與後來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建船政局的開辦，都有著較多的人事、技術、設備和產品的傳承關係。

  1865年，李鴻章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設備較精、規模較大的軍工企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是年，他派上海江海關道丁日昌買下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廠（Thos.Hunt&Co.)，歸併原上海洋炮局中由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二所，又接收了由曾國藩於1863年冬派容閎赴美購買來的製造輪船的機器，在上海成立「江南製造總局」，以丁日昌為總辦，韓殿甲和兵工專家馮焌光為會辦。該局於1867年冬遷至上海城南高昌廟，占地70餘畝，大加擴充，分設汽爐廠、機器廠、木工廠、鑄銅鐵廠、熟鐵廠、洋槍樓、輪船廠、船塢等，並更名為「江南機器製造總局」。1869年，增建翻譯館、汽錘廠、槍廠、卷槍廠等。1874年，又在龍華鎮購地80餘畝，建成黑色火藥廠和槍子廠，製造洋槍細藥及銅帽、炮引等。至此，江南製造總局已成為一個設備比較先進、生產功能比較全面的軍工大企業，建設資金也已超過100萬兩。在建局後的10年時間內，在製造新式武器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產品不斷創新。在槍炮製造方面，1866年「造成小炸炮，可與外國相埒」，1868年製成前裝滑膛槍，1869年製成來福槍（前裝線膛槍），1873年又造成美國林明敦槍（後裝線膛槍）。在兵輪製造方面，1868年製成第一艘鐵殼兵輪，號「恬吉」（後改「惠吉」），排水量600噸，馬力392匹，裝炮8尊；1869年製成與「恬吉」號相仿之兵輪2艘，號「操江」、「測海」；1871年初造成「威靖」號，前進了一步，排水量1000噸，馬力605匹，裝炮13尊；1873年初再前進一步，造成「海安」號，排水量2800噸，馬力1800匹，裝炮20尊；1875年又造成與「海安」相同配置的「馭遠」號，同時還造成鐵殼小兵輪「金甌」號。

  此後，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發展勢頭雖開始減弱，有些方面呈現為停滯不前的狀態，但總體上來說仍在繼續發展之中。它於1878年改汽錘廠為炮廠，1879年設炮彈廠，1881年設水雷廠。1890年籌設煉鋼廠，於1892年先後建成日產3噸和15噸鋼的平爐各一座，並配置了相關的軋鋼設備。1893年和1895年又分別建成栗色火藥廠和無煙火藥廠，從而成為晚清規模最大的、東亞罕見的大型軍工企業，建設投資已達到540萬兩。在這一階段中，江南製造總局的生產，在步槍方面改進不大，僅於1892年「專造快槍」以及1894年底試造「抬式快槍」；在造船方面幾乎停止，只在1885年造成較為先進的一艘「保民」號鋼板船之外，直到1905年就不再製造。但在大炮方面則取得了一些新的進步：1874年仿造成前裝12磅重炮彈的前裝線膛炮，1878年造成發射9磅和40磅重炮彈的前裝線膛炮，1880年、1881年、1888年先後造成發射120磅、150磅、180磅重炮彈的前裝線膛大炮。從1890年起，開始仿造後膛各式大炮及速射炮（俗稱「快炮」）。1893年造成發射長式800磅重炮彈的後膛大炮，以及12公分口徑發射40磅重炮彈的速射炮（每分鐘能發射12發）；1894年造成15公分口徑發射100磅重炮彈的全鋼速射炮；此外，還能造發射40磅、80磅、250磅、400磅炮彈的各種後膛炮。到1894年時，累計生產了245具車刨床、316具機器、52002支槍、588尊炮、563具水雷、4081470磅火藥、410622隻銅引、158250枚槍彈、1206328枚炮彈、8艘兵船（1885年前的產量）。但所造各種兵器與西方最先進者相比，仍有10年以上的差距，且故障頗多，而所用生產經費總計達875萬兩，可見其效益是比較低的。

  另一個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軍工企業是福建船政局。它由閩浙總督左宗棠在1866年7月奏准創辦於福州，聘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招聘洋員、洋匠45人。左宗棠於10月調任陝甘總督後，由丁憂在籍的江西巡撫沈葆楨繼任船政大臣。到1874年基本建成，陸續建有小鐵廠、船台（4座）、轉鋸廠、制模廠、舢板廠、鐘錶廠、帆纜廠、大鐵廠（內含鍋爐廠、輪機廠、合攏廠、鑄鐵廠）、錘鐵廠（即打鐵廠）、拉鐵廠（即軋鐵廠）、鐵船槽、造磚廠，以及廣儲所、儲才所、機器所等倉庫，用地約238畝。另外，還建有各種辦公房屋和學堂、公寓等，全局占地約630畝，共計花費達176萬兩。在建廠的同時開始造船，1869年造成第一艘「萬年青」號，排水量1450噸，馬力150匹，裝炮6尊。此後，直至1871年第六艘輪船「鎮海」號的製成，尚未有超過第一艘水平的，但此一階段中的一個重要進步是於1871年自製成150匹馬力輪機。1872年造成第七艘「揚武」號，排水量為1393噸，馬力增至250匹。從1873年開始由中國人自行仿造輪船，即「在沒有歐洲人員的支援下，船廠能夠按照迄今已經仿製的款式，繼續製造輪船及輪機」，並培養出了10餘名能夠擔任廠長、按已經造過的款式指揮製造船身和輪機的人才、300餘名能夠按圖承擔各項工作的藝徒和工匠，進而於1874年遣散所有聘用的洋員和洋匠。至此，福建船政局已建成為一個基本能夠自行製造的、大型的現代輪船製造企業，已共計造成各式輪船15艘，其中運輸艦9艘、炮艦2艘、通信炮艦3艘、快速兵艦1艘。它的製造水平的起點較江南製造總局稍高一點，但其後所造的輪船均與江南製造局相仿，甚或不如；且所造船隻，名曰兵船，實則多為小型運輸艦。

  1874年以後，由於經費的困難、主持者的較多變動和外界的影響，福建船政局也像江南製造總局一樣出現了不景氣的局面，但仍在努力進取之中，獲得了一些新的進展和成就。1874年9月，清廷發出諭旨，向福建船政局提出了新的造船要求說：「鐵甲船必不可少，即使議購有成，將來仍應鳩工自造，目前尤須講求駕駛之法，沈葆楨等惟當切實籌辦，力圖自強……興造得力輪船以資利用。」於是，製造鐵甲艦提上了福建船政局的議事日程。在設備建設方面，於1876年建成鐵肋廠，內置鑽床、剪床、卷機、碾機、刨床、火爐等新購器械。1886年為了適應製造大型輪船的需要，提出建造大石船塢，至1893年建成，長420英尺，寬110英尺，深29英尺，潮平時塢口水深32英尺。在生產方面，1877年製成第一艘採用康邦輪機的鐵肋輪船，取名「威遠」，排水量1268噸，與前造之船相仿，但馬力增至750匹，航速也從每小時10海里提高到12海里，但仍為運輸式輪船。此後至1885年續造同式輪船4艘。1883年造成第一艘名為「開濟」號的巡洋艦，排水量2200噸，採用2400匹馬力三汽鼓康邦輪機，航速每小時15海里，裝炮10尊。1889年造成第一艘鋼甲軍艦「龍威」號（由北洋海軍接收後改名「平遠」），排水量2100噸，配三汽輪機兩副，馬力2400匹，航速14海里（實際約為12海里），裝有26公分口徑大炮1尊、12公分口徑大炮3尊、連珠炮4尊、魚雷炮2尊。此外，於1887年起為廣東協造輪船8艘，其中鐵肋快輪1艘、穹甲快輪3艘、河海並用淺水兵輪4艘，直至1896年方始全部造成，速度極其緩慢。在1875-1894年間，共計造成輪船19艘，加上1874年之前的所造之船，合計為34艘。

  自江南製造總局、福建船政局成立之後，各省督撫都鑑於購買洋槍洋炮價格昂貴、採購不便、緩不濟急，已設各局所產槍炮供不應求的狀況，相繼在全國各重要城市開設軍工企業。到1884年（光緒十年），所建局（廠）已遍及18個省份，大小共計32家。此後10年中，則僅有2家軍購企業成立。一併計之，在這34個軍工企業中，有24個一直堅持生產到1894年。詳如下表2-2所示：

  表2-2 1865-1894年官辦軍用工業簡況表（經費單位：兩）

  說明：（1）本表據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四）第1267-1390、1508、1522-1525頁資料整理編制，並參考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以及樊百川《清季的洋務新政》有關數據。（2）「計算起止（或停辦）年份」一欄，表示的是經費計算所涉及的年份，其中截止年份為1894年的，並不意味著該企業於1894年停辦，而截止年份為1894年之前者則截止年份也就是其停辦的年份。

  表2-2中所列的34家企業中，其規模結構狀況是：屬於廠房設備投資在100萬兩以上的大型企業者5家，屬於廠房設備投資在10萬——50萬兩的中型企業者11家，屬於廠房設備投資在10萬兩以下的小型企業者18家。其所用經費結構狀況是：全部企業的廠房設備經費總額為16911392兩，生產經費總額為40873036兩，其中占企業總數14.7%的5家大型企業的設備經費與生產經費分別為13133592兩，占77.66%和26020765兩，占63.66%。其生產類別結構狀況是：福建船政局、旅順船塢、大沽船塢、威海水師機器廠專造輪船，江南製造局和廣東機器局兼造槍炮火器和輪船，其餘均為製造槍炮、子彈、火藥的企業。

  二　軍用工業的經濟性質

  上述這些軍工企業，在管理體制上和產權歸屬上均為官辦企業。所謂官辦，就是完全由官府承辦和管理。具體言之，包含五個意思：一是由官府發起創辦，二是由官府直接委派官員負責管理，三是由官府調撥資金作為企業的建設和生產經費，四是由官府決定生產計劃，五是由官府支配全部或絕大部分產品。因此，從管理和經營的形式上看，它與傳統的封建官府工業基本類同，但從生產和經營方式的實質內容上看，它已與傳統的封建官府工業有本質的差別。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採用了機器大生產的方式。這些軍用企業，除了安慶內軍械所、上海第一和第二炮局，以及少量規模極小的局廠仍是手工生產之外，其餘的官辦軍用企業特別是那些中型以上的企業，都程度不同地採用了機器生產。其中江南製造總局、福建船政局、湖北槍炮廠三個大型企業，在當時都堪稱東方世界一流規模的大型新式軍工企業。它們所採用的機器設備、製造技術和所生產的新式武器，雖然由於見識、知識、意識和資金、環境、經營上的原因，與同時代外國最先進的機器、技術和軍工產品相比，仍然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但是與中國傳統工業的生產設備、製造技術和產品相比，則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已開始從手工生產轉變為機器生產，已從傳統工業進入到現代工業。

  2.採用了僱傭勞動的方式。在軍用企業中雖曾有調用士兵充當工人之事，但大多數工人是受僱用的勞動者，特別是操作機器的技術工人大多雇自外資在華工廠。如江南製造總局的第一批技術工人是在收買美商旗記鐵廠時一併接收過來的，以後陸續增加的兩三千工人都是從當地及寧波、廣州和香港等地的社會上和外資工廠中招募來的。天津機器局也是「所雇華匠，皆自香港等洋廠募來」，且對工人按技術熟練程度或勞動量大小付給相應的報酬。如江南製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工匠、小工則「價有等差，較技藝之優劣為準」。金陵機器局，「匠役工食，系按技藝之優劣，以定支數之多寡」；臨時加班，「亦系按工加給工資」。如福州船政局，所實行的勞動和工資制度，已經比較明顯地體現了按需招用、按勞付酬的原則。其所用的工人「是從帝國不同的地方招來的」，按各人技術之高低，「工資由每天兩角五分至三元不等」；各級各類職員，按需設崗，「薪水視官階，告假者按日扣除，間有責任較重、廠務較繁、尤為出力者，另籌津貼以優異之，於量能授食之中，寓獎勵人才之道」，少數技術高超的歸國留學人員，月工資高達136兩。這些僱傭關係已具有資本主義僱傭關係的基本特徵。

  3.逐漸而部分地實行成本核算。這些軍用工業在創辦之初，其產品均無償調撥給軍隊使用，但從19世紀70-80年代起，由於經費來源不能得到官款的保證，有不少局廠逐漸採用有償提供或定價出售產品的方式，有意無意地實行部分的成本核算。如福建船政局，在1879年前所造之船「派撥各省，並不索取原價分文」；此後因「制船之費既無巨款可資」，「乃以協造酌劑其盈虛」。所謂「協造」，其主要方式是造船所用材料費由用船單位撥付，其餘如「員紳薪水、書役辛工及零星添置器具、修理廠所，皆開支於閩廠」。到1885年之後，「協造」已成為船政局轉讓產品的一種主要方式，無論南、北洋「添設練船，擬備料價銀兩向船政調取」。如從1886年起為廣東所協造的8艘輪船，採取「粵濟閩經費之不足，閩助粵工力所有餘」的辦法，由廣東撥付的「協銀」共計53萬兩。這種「協造」制度雖尚未實行產品的全部有償轉讓，但已具有初步的訂貨加工性質，也進行了成本核算，如果所付協銀不足生產成本則不予協造。其他各局廠亦不乏仿行這種「協造」方法，有的還出賣自己的部分產品。

  4.帶有一定的發展中國經濟的動機。在這一點上，兩家最大的企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和福建船政局的創辦者都有所認識。李鴻章在1865年奏請設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之始就已經認識到：採用機器進行生產，雖然在開始之時可以用政治權力把採用的範圍限制在軍用生產領域，但一經採用，由於機器本身功能的影響所及就必然會突破軍用領域，而致使民用生產領域也採用機器。他指出：「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求利益者。」後來的中國經濟發展事實正如此言。

  左宗棠在1866年奏請設立福建船政局時，其商業意識則比李鴻章更強，帶動社會經濟的發展似乎已是其創辦福建船政局的初衷之一。其奏摺的第一段就說：

  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無事之時，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廛肆，匪獨魚鹽蒲蛤足以業貧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眾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輸，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國家建都於燕京，天津實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飆舉，無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浸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圜闠蕭條，稅厘減色，富商變為窶人，游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是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為功。

  他試圖通過製造輪船，促進運輸業和商貿業的發展，並增強與外商的競爭能力。他還試圖借商用之途徑緩解薪金支付和輪船修造經費問題，提出：「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商雇，薄取其值，以為修造之費。」他又指出製造輪船能帶來的經濟和軍事利益說：「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投資造船）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雖然這只是左宗棠的一個設想，在事實上限於各種條件並沒能得以實現，但這表明他在興辦軍事工業之時考慮著社會經濟發展和軍事建設的經濟效益問題，已經把軍事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聯繫起來。

  繼左宗棠之後接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不僅繼承了左宗棠的這一軍事和經濟互利互動的思想，而且一度付之實施。1873年，他大膽地改變福建船政局的經營方針，增加其商業性，將接下來所造的第12至15號4艘船隻改造為商船，「以備招商試行領運」，旨在緩解「養船經費支絀異常」的局面，同時也藉此「廣閭閻之生計，節國家之度支」。這一計劃得到總理衙門的同意而付之實施，後來也因總理衙門的限制而停造商船。

  洋務軍用工業的這些經濟性質，無論在生產力方面還是生產關係方面，都表明它們已具有一定的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的屬性，因而洋務軍用工業的產生具有中國現代工業誕生的意義，也標誌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