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清流派的興起與沉寂

  一　清流派的興起

  除了洋務派之外，19世紀70年代，在清朝統治集團內部還興起了另一個政治集團，這就是所謂的「清流派」（或稱「清流黨」）。其主要成員多是翰林院有專摺奏事權力的官員。清流派參劾官吏，臧否人物，上疏諫諍，評議朝政，一時蔚然成風，對清政府的內政外交一度產生較大影響。

  清流派有所謂「翰林四諫」或「四諫」及「十朋」等名目，主要成員有張佩綸、張之洞、陳寶琛、寶廷、黃體芳、鄧承修、吳大澂等人。其中張佩綸和張之洞最為有名，號稱「青牛（清流）角」。

  張佩綸（1848-1903），字幼樵，號繩庵，又號蕢齋。直隸豐潤縣（今屬河北）人。同治十年（1871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初年先後授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一直任職京官，後又在總理衙門任職，是清流派中最活躍的一個人物。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同治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湖北學政、四川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與其他清流派人物有所不同，他多喜評說時政，很少參劾他人。

  清流派與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保守派和洋務派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一方面，清流派主張仿效西法，興辦洋務，實行自強。這不同於保守派而接近于洋務派。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清流派強調維護名教，主張整飭紀綱，標榜士人氣節，似乎接近於保守派而不同于洋務派。對洋務派「一切行政用人，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才能而不論人品」的做法也「憤懣不平」。在清流派看來，保守派「不知洋人之情」，洋務派則「不知中國君民之情」，皆不能有所作為。他們試圖「參酌中外之情勢」，以「夫任天下之大事，須曲盡天下之人情」的政治理念，推行一種不同於兩者的自強之策。

  二　清流派的自強主張

  

  清流派所要推行的自強之策就是所謂的「攘外修內」，並認為「修內莫亟於用人，攘外莫亟於經武」。所謂攘外，主要是要求抵禦外國侵略，反對在對外交涉中妥協退讓。嚴重的邊疆危機，促使清流派產生了求強禦侮的危局意識，他們認為列強恣意侵擾邊疆，妄行吞併中國鄰國，皆因當道奉行妥協苟安的政策。陳寶琛指責樞臣在對外交涉中「無非張敵焰而損國威」。張佩綸更是直言痛說：「恐謀國者自居貧弱，而視敵為富強，頗有苟安之心，憚為遠大之舉。是故言和則唯，言戰則否，言償款則有，言軍餉則無，言調兵分防，則勉為補苴，言增兵大舉，則相顧色駭。充此數弊，事機坐失，勞費轉增。竊恐各國環伺，且繼日本、法蘭西而起。

  琉球不顧，必及朝鮮，越南不顧，必亡緬甸，誠為危也。方今梯航四通，中外已成列國兵爭之局，我自強，則乘歐洲爭軋，可全亞洲而王之。我不自強，則譬諸投骨於地，而待群犬之相牙，骨不盡不止。」這番言論既表現了清流派對清廷一味妥協苟安的強烈不滿，也反映了他們要求自強以挽救危亡的迫切心態。

  由於崇厚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擅訂喪權條約，清流派紛紛上疏抨擊，要求重治崇厚之罪。張之洞自1879年底至1880年間，就中俄條約上疏近20次，要求改議條約，主張以武備作為交涉的後盾，認為「實有戰心，實有戰具，而後可以為講之地」，請求朝廷諭令李鴻章選將練兵，與俄作決戰準備。正是在清流派的輿論壓力下，清廷才改派曾紀澤赴俄重訂條件，爭回了部分主權。

  在中法戰爭時期，清流派明確主張援越抗法。當1882年法軍侵犯越南北部之時，張佩綸上疏呼籲：「保越以捍邊可也，棄越以讓法不可也。」他力主援越抗法。1884年5月，李鴻章與法國議訂《中法簡明條約》之際，張佩綸又奏請諭令邊海各軍嚴防備戰，認為：「欲議和亦須趕緊設防，防軍強一分，敵焰必減一分。」鄧承修上疏指出：法國「誘和」之舉是因其面臨種種「困敝」而採取的緩兵之計，與之議和乃是「養虎遺患」，請求朝廷「惟有主緩和之議，以破其狡詐之情」，主張積極調兵備戰。

  清流派不同於虛驕輕敵的保守派。他們意識到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既不應當輕敵啟釁，也不應當一有敗挫便輕易將帥，而應該充分估計敵我情勢，總結戰敗教訓，實行持續抗戰之策，以求轉弱為強，爭取最終勝利，認為：「明知法強華弱，初戰不能不敗，特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只要志定氣壯，數敗之後，自然漸知制敵之方。」「可以始敗而終勝，可以小敗而大勝。」

  清流派也批評保守派固拒西法的態度，主張仿效西法，購造新式武器，增加抵禦外侮的軍事實力，「知我之短，而能取人之長」。他們關於興辦新式海陸軍、加強海陸防的主張與李鴻章大致相似，但他們要求抵抗外國侵略，反對一味妥協，這又與李鴻章有所不同。還在伊犁事件發生之際，張之洞就直言批評李鴻章不敢抗擊俄國的妥協態度：「李鴻章高勛重寄，歲靡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為今日。若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對於李鴻章以武器落後，「有兵無器」為由而不敢輕言抗戰的說法，張佩綸批評說：「有兵無器，誠為篤論，惟及今不一試，以後正恐有器無人……恐數十年後，敵患益深，老成益少，坐視中國為其鉗制，欲一搖手不得耳。」清流派也不是不顧形勢而一味主戰。在他們看來，抗戰是議和的必要前提和條件，應該以抗戰迫議和，而不是以妥協求議和。

  清流派希望通過抵抗外國的侵略，來推動內政的整頓，即所謂「借攘外以為修內」。因而在呼籲攘外的同時，他們極力主張修內，即懲治貪官，整肅紀綱，重用人才。同光之際，朝政腐敗，賄賂公行，世風日下。與清流派交往密切的李慈銘揭露說：官場之內「以奔競為材，以便給為智，以諂媚為忠，以親附為信，而其進身之始亦由此得之。賄賂逢迎，相尚不諱，衣缽傳授，習為固然。妻子所不羞，清夜所不悔，父兄所不誡，朋友所不規。嗚呼，蓋世道人心今日而絕矣！」針對時弊，清流派紛紛上疏參劾。張佩綸表現尤其積極，「喜辯論，好搏擊。官翰林日，頻上書彈京省官吏，封章多於台諫。」人稱其疏「太辣」。1882年2月，張佩綸連劾吏部尚書萬青藜、戶部尚書董恂、都御史童華，致使三位部院大員被罷黜或降調，一時震動朝野。1883年，張佩綸赴陝西調查巡撫馮譽驥被控一案，「於原參之外，復論列多人，尋常查辦，無此認真」，並自詡：「往返五千里，咒罵十三家。」號稱「鐵漢」的鄧承修，多次上疏抨擊吏治及科場積弊，其參劾廣東官吏竟至於「推論至六十年，累累凡百餘人。其少近者，皆奉旨察辦，罰鍰降責有差。故承修尤為人所憚。「1875年，四川地方官吏橫徵暴斂，濫殺無辜，釀成「東鄉血案」。1879年，張之洞上疏為「東鄉血案」鳴冤，陳述真相，使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贏得了朝野稱譽。

  清流派所參劾的官員大體分為三類：一是違法亂紀的貪官，二是不思振作的庸官，三是對外妥協的樞臣。他們對樞臣的抨擊尤力。張佩綸說：「修內攘外，要在樞廷、譯署，若兩府之地，或有僉壬，則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而皇太后、皇上修攘之心，亦且為之阻撓而潛沮。」張之洞批評沈桂芬「昏謬私曲，既無公事之法，又不實修戰備，調將帥。籌將帥軍火，籌借餉，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敗壞而後已。」在他們看來，歷次對外交涉之所以屢屢失敗，正是沈桂芬之類的樞臣「但求苟且無事」、一味妥協退讓的結果。

  清流派策劃參劾軍機大臣王文韶，更顯示其政治能量。沈桂芬在與李鴻藻的政爭中，將門生、時任湖南巡撫的王文韶引入軍機處，以圖穩定自己的地位。以圓滑著稱的王文韶入軍機處後，卻不敢在兩人之間左右袒。1881年沈桂芬死去後，李鴻藻秉政卻又不諳洋務，王文韶得以實際主持總理衙門事務，依然承襲沈桂芬的應付之法而無所作為。清流派為了打破樞臣因循無為的格局，遂開始謀劃劾罷王文韶。1882年發生雲南軍需報銷不實一案，牽涉戶部尚書景廉和戶部侍郎王文韶。清流派決定以此發難，由鄧承修、張佩綸先後出面，一面為景廉開脫，一面集中參劾王文韶，指責其德才皆不足以擔任樞臣。清廷最終將王文韶開缺回籍。此舉不僅引起了朝野的極大震動，也成為清流派成功排除對立勢力的一個標誌。

  清流派奉行儒家治平之道，評議朝政，對清廷最高統治者也不乏大膽諫諍。1878年，寶廷上《應詔陳言疏》，公開批評「上下偷安，日甚一日」，要求「樞臣力加振作，以為諸臣倡」，而「皇太后、皇上尤當力加振作，以為樞臣、部院、督撫及大小臣工倡」。1880年，慈禧太后派太監李三順送食物給其胞妹（即光緒帝生母），事先未告知門衛放行，李三順行至午門，不理睬護軍的盤問，強闖午門。事後，慈禧太后偏袒宦官，諭令重治護軍之罪。張之洞、陳寶琛上疏諫諍，要求遵循本朝祖制，嚴格約束宦官，從輕處置護軍，使「聖心之公，國法之平，天威之赫，曉然昭著於天下」，迫使慈禧太后不得不下旨從輕處置護軍，也懲處了肇事宦官。清流派的修內言行，對慈禧太后的專制和貪官的橫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作用。

  三　甲申朝變與清流派的洋務歸宿

  5月8日，清廷發布諭旨，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慈禧的用意不過是「使書生典戎，以速其敗」。張佩綸也明知這是對他作為「主戰禍首，建言黨魁」的懲罰。對於清流派來說，這次會辦海疆，既有實現其攘外主張的機遇，更有身敗名裂的風險。三人之中，吳大澂與李鴻章原有私交，北洋距抗法前線較遠，尚無明顯風險；陳寶琛到南洋後，不久即因丁母憂而去職。清流派的成敗似乎主要取決於張佩綸的福建之行，而張佩綸是否有所作為，則又不能不取決於清廷對待法國的和戰態度。張佩綸抵達福建後，雖然決意抗法，多方籌措戰備，但受清廷求和政策的鉗制，無法在戰場上爭取主動，終因馬江慘敗而遭到參劾，成為清廷掩飾敗績的替罪羊，被發配充軍，三年期滿赦回，寄居李鴻章處，後被招贅為婿，遂致被人誹議，原有的清流形象黯然失色。

  清流派的其他重要人物也大多先後遭到貶斥。陳寶琛丁憂回籍後，即因一同保舉徐廷旭、唐炯而受到降五級調用的處分，光緒年間一直未被起用。鄧承修先於1885年因營救言官被革職留用，旋奉命與法使會勘中越分界事宜，事竣後雖免革職處分，但不久仍被解職。黃體芳因參劾李鴻章，於1886年被革去兵部左侍郎職，降一級留用，改為閒職。寶廷則早以考差途中納妓自劾而被革職。

  從總體上來說，自中法戰爭後，清流派已經難以發揮影響清廷外交和內政的作用而日漸沉寂。僅有張之洞一人，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尚掌握一方大權，雖仍保留著力圖抗外的清流遺風，但其「自強」舉措與洋務派別無二致，成為洋務運動的一方領袖，增強了洋務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