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洋務派的形成

  一　漢族官員的崛起與湘淮洋務集團的形成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清廷為鎮壓起義被迫起用大批漢族官員，使一大批漢人官僚相繼興起。太平天國起義以前，督、撫多由滿族官員擔任。太平天國起義以後，漢族官員勢力急劇膨脹，擔任總督和巡撫者逐漸增多，其所占的比例，到太平天國被鎮壓時已大大超過滿族官員。1864年時，清朝的10名總督中漢人占9名，15名巡撫則全部由漢人擔任。從1861年到1890年之間，清廷任命的44位總督中，漢人占34位；挑選來擔任巡撫的117人中，漢人占104人。可見，晚清的地方政權，已基本操在漢人官員之手，「朝廷僅具一空洞之軀殼，不啻告朔餼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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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漢族官員勢力的增長，清政府原有的政治格局發生很大的變化。這種政治格局的變化，一方面表現為清朝中央集權的衰落和滿漢統治者平分政權的新態勢，沉寂已久的漢民族主義意識日益醒悟，漢族官僚與清王朝的分離趨向逐漸擴大，使一些漢族官員意識到清王朝的統治已進入窮途末路。對此，曾國藩的幕僚及親信趙烈文在1867年（同治六年）就已曾轉述曾國藩的話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另一方面更直接的表現則是出現了洋務派。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首的漢族官員在使用洋槍洋炮與太平軍作戰中，在同外國勢力的接觸中，既認識到西方武器的先進，也感受到外國列強的威脅，思想上受到極大震動，產生了危機感和仿效意識。1860年，曾國藩在答覆朝廷關於借洋助剿及采米運津的奏摺中指出：「如能將此兩事妥為經畫，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1861年，總理衙門奏請朝廷購買外國輪船和大炮，曾國藩視之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認為「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所恃」，並建議「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如此，「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他在攻破太平軍所占領的安慶之後，隨即在那裡設立了內軍械所，開始試造新式輪船和槍炮。1862年，他寫信給李鴻章，提出：「以忠剛攝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竊制器之術，國恥足興。」從此，曾國藩與李鴻章聯手，發起了以學習外國製造機器技術仿造武器為主要內容、以自強雪恥為基本宗旨的洋務運動，洋務派亦由此而產生。

  洋務派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主張和領導洋務活動的官僚，一是主張和謀劃洋務活動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洋務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中居於一定的決策和影響地位。此外，在各個洋務企事業中從事經營管理工作的商人和文人，是洋務運動的具體實踐者，也是洋務派官員的聘用人員，他們基本上沒有提出具有一定影響的洋務思想和方針，不能等同于洋務派。

  除了洋務官僚之外，還有一批竭力鼓吹和支持洋務的知識分子。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不僅直接繼承了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的「經世致用」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其大大豐富和發展起來。他們大多充當過湘淮軍將帥和洋務官僚的幕僚和助手，沒有實權，地位不高，但能在思想和謀略上影響洋務官僚，乃至影響到整個洋務運動的決策。他們雖處於官學之間，或有一定官職，但仍不失知識分子之本性。這批人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與洋務官僚關係密切者，或入幕襄贊，或奉派出使，或經管事業，直接參與洋務派的決策和實施活動，如馮桂芬、馬建忠、薛福成等人，他們或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或協助辦理外交事務，或在洋務企業里擔任管理職務。二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有較多了解者，他們或遊歷於外洋，或受教於西方，對西方語言文字、政治風俗、經濟貿易較為熟悉，如王韜、容閎、陳蘭彬等人。三是具有經世思想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思想比較開明，探求新知，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或來自於考察直觀，或藉助於西書，如陳熾、陳虬、湯震、鄭觀應。上述這些知識分子，無論哪一類，他們都具有共同的特徵，即在思想上有較強的開放性和探索性，開明、務實；在觀念上不閉目塞聽，不固步自封，注意新事物，研究新問題，探索新路徑，努力向西方尋求強國富民之策。這一特徵使他們不僅成為洋務思潮的代言人，而且逐步成為早期改良思潮的代言人。再從他們的籍貫來看，馮桂芬、薛福成、馬建忠、王韜出生於江蘇，鄭觀應、容閎出生於廣東，陳虬、湯震出生於浙江，都來自東南沿海一帶。這些地區是外國資本主義最早侵入的地方，也是中國志士仁人最早接觸西方文明的地方。這也是洋務思潮和改良思潮最早出現在他們身上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以曾國藩為首的由湘軍將帥、官員和幕僚構成的湘系。湘軍首領曾國藩是第一個倡議和實施洋務活動的封疆大吏，又是當時聲望最高的地方官員，因此，湘系可以說是第一個地方性洋務派系。曾國藩手下湘系洋務派的核心人物主要有四個。第一個是湘軍的第二號人物左宗棠。他於1861年底任浙江巡撫，1863年升任閩浙總督，1866年創辦福州船政局；同年調任陝甘總督，1873年創建甘肅機器製造局，1880年創建蘭州機器織呢局，1881年調任兩江總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創辦徐州利國驛煤鐵礦。第二個是湘軍大將劉坤一。他於1865年就任江西巡撫，1875年初升任署理兩江總督，贊成造船、鑄炮；次年初調任兩廣總督；1879年末調任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開始在江南重建新式湘軍；1881年被免職回鄉；1891年再次調任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並幫辦海軍事務。第三個是沈葆楨。他於1862年由曾國藩推薦出任江西巡撫，1866年由左宗棠推薦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4年調任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1875年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第四個是曾國藩的四弟曾國荃。他於1881年被朝廷授為山西巡撫，不久升任陝甘總督，從1884年起在兩江總督和南洋大臣任上達6年之久，直至死去。他在兩江任上利用中法戰爭時各方紛調原駐防營之機，藉口江南空虛，擴建湘軍新營20餘個；還派湘軍將領為南洋輪船艦隊總統，於1884年以李成謀曾是湘軍水師統將而派為南洋艦隊總統，1890年又任命原湘軍陸軍將領陳湜接任南洋海軍總統。

  湘系洋務派多由湘軍將領出身，較多側重於軍事方面採用新法，且在思想觀念上受曾國藩的傳統思想影響較多，其洋務觀念和行動往往處於求新與守舊之間。如在他們所最關心的武器革新方面，就處於這種求新與保守的矛盾狀態。曾國藩認為：「制勝之道，在人不在器」，新式武器如同八股士人之於詩賦雜藝，可有可無。左宗棠抱同樣的觀點，認為「戰事還憑人力，亦不專任槍炮」，「純用洋槍，終失長短互用之妙」，只要模仿西洋槍炮改良中國舊式火器，就可以「師其長並能補其短」。即使其所設局製造和採用之新式武器，亦一成不變，更新緩慢。對於其他洋務事業，湘系洋務派不甚關心。如劉坤一雖贊成造船、鑄炮，對於電報、鐵路則視為「變華為夷」，「期期以為不可」；將學習外國看做是「竟欲舉中國之制度、典章，盡變而為英、為法、為普」。這種觀念不僅致使湘軍的裝備和戰術遠不及淮軍，曾國藩在去世前不久也感嘆說，「將來湘軍陣法或能步武淮軍後塵，則大慰矣」，而且也影響到他們舉辦洋務事業的範圍和效益。

  三是以李鴻章為首的，由淮軍將帥、官員和幕僚構成的淮系。李鴻章作為淮軍的首領和封疆大吏雖大大晚於曾國藩，但作為洋務派的一派首領則後來居上，加之曾國藩的早逝，使之很快成為地方洋務派的第一號人物。他於1862年組成淮軍進駐上海，被朝廷任命為江蘇巡撫，次年兼署通商大臣。1865年因曾國藩率軍北上剿捻而署理兩江總督。1868年因剿滅捻軍之功，朝廷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1870年因辦理天津教案有功，接替曾國藩，繼任直隸總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1875年又兼任北洋海防大臣。1885年再兼任會辦海軍大臣，專門負責籌建海軍的具體事宜。李鴻章秉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政25年，清廷有關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等一切重大舉措幾乎無不參與。其所率淮軍陸續分駐直隸、山東、江蘇、廣西、廣東、台灣等省，成為清朝國防主力的常備軍，以他為首領，由淮軍將領、幕僚和官員組成的淮系洋務派，成為最具實力的洋務集團。

  李鴻章屬下淮系洋務派主要人物有這樣幾個：

  一是張樹聲。他由淮軍大將出身，1866年任直隸按察使；1869年署理直隸布政使；1870年授任山西布政使，旋署理山西巡撫；1871年升任漕運總督；1872年署理江蘇巡撫，旋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事務大臣；1879年授貴州巡撫，旋調任廣西巡撫，升任兩廣總督；1882年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隨李鴻章征戰上海、江蘇，又在直隸、廣東從政，對列強的堅船利炮和西方文明有較多的感受，「遇有與洋人交涉事務一切情形，往往留心考察」，成為洋務新政積極支持者和追隨者，曾向光緒皇帝提出自己的洋務主張：「論中國聲明文物高出萬國之上，自強之道除練兵、造船、簡器數端外，而不必一一效法西人。」

  二是丁日昌。他雖由湘軍出身，但自1862年（同治元年）被李鴻章調至上海主持洋炮局，便成為李鴻章辦理洋務的得力幹將。他於1865年升任蘇松太道，旋兼任上海海關道，並支持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隨即又改任兩淮鹽運使；1867年升任江蘇布政使，旋升任江蘇巡撫，督辦江南機器製造總局；1875年（光緒元年）授北洋幫辦大臣，繼而改授福建巡撫兼船政大臣；1879年加總督銜，駐南洋會辦海防事宜，並節制所有南洋水師。

  三是劉銘傳。他是淮軍的一員名將，雖然長期領兵打仗，但頗關心洋務，在1872-1884年辭職家居的十餘年間，與吳汝綸、薛福成、陳寶琛、徐潤等洋務人士常有交往，並常讀西方報刊譯作，「靜研中外得失」，曾慨言：「中國不變西法，罷科舉，火六部例案，速開學校，譯西書，以厲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為矣！"1884年7月，劉銘傳受朝廷詔令，以巡撫銜督辦台灣事務；11月補授福建巡撫，仍駐台灣督辦防務。1885年10月，清廷改福建巡撫為台灣巡撫，劉銘傳被任命為首任台灣巡撫，隨即籌劃台灣設省事宜，並大力舉辦洋務事業。

  四是盛宣懷。他雖出道較晚，入淮系亦較遲，但後來居上，成為李鴻章辦理洋務企業最得力的一個謀士和干將。他於1870年（同治九年）才入李鴻章幕府，不久即任知府、升道員；1872年受李鴻章之命，會同朱其昂等擬定輪船招商局章程，並被委為輪船招商局會辦；1875年（光緒元年）受委督辦湖北煤鐵礦務；1879年署天津河間兵備道，籌辦電報；1881年被委任為電報局總辦；1884年署理天津海關道；1886年授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1892年調任天津海關道，兼津海關監督，負責建造華盛紡織總廠，任督辦。

  此外，還有不少由李鴻章從文武官員、開明紳商、文人士子中物色來的洋務人才，不再一一列舉。

  淮系洋務派雖亦如湘系一樣多為軍事將領出身，但由於淮軍起家於上海、江浙等受西方影響較早、較多的地區，且與洋人有較多的交往和合作，因而他們的思想觀念比湘系要開放得多，不僅在軍事上更講求「師夷長技」，而且在經濟和文化上也主張效法西人。如他們的首領李鴻章，在1862年剛剛組成淮軍進駐上海時，就一面聯絡洋人、任用洋務人才，一面整改淮軍，「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以洋槍洋炮為主要裝備，並聘請洋教練訓練軍隊。然後，又提出了比較全面地發展工商業的方案：「設機器自為製造，輪船鐵路自為轉運」，勘察礦產，「擇其利厚者次第開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籌藉資本，或勸遠近富商湊股合立公司」，以期「漸開風氣以利民用」。如張樹聲則在1884年去世時留下的《遺折》中提出了最為前衛的洋務主張：「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育才於學堂，議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因此，朝廷應「統籌全局……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又如丁日昌在1868年向曾國藩呈遞了《內外洋水師章程》和《海洋水師章程別議》，提出：「專用大兵輪及招募駕駛之人」，「沿海擇要修築炮台」，「選練陸兵」，建北洋、中洋、南洋水師，「使北東南三洋聯為一氣」等12條洋務建議（但曾國藩閱後卻無甚反映）。次年又上奏朝廷，主張「舉賢才，汰虛冗，益廉俸，先書吏，輸漕粟，變科舉」。在任福建巡撫時，上奏朝廷，主張在台灣築鐵路，開礦產，造輪船，辟航路。再如劉銘傳在1880年提交的《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中提出：「以為失今不圖自強，後雖欲圖，恐無及矣。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並主張借外債先修京師至清江的南北幹線。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劉銘傳奉詔入京，又上《遵籌整頓海防講求武備折》，提出切實辦好十件要事：沿海扼要設防，改建海口炮台、籌辦海軍兵輪，改造內河水師，整頓福建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籌備大批槍炮，稽查軍械、整頓礦務，酌裁募勇而參用練軍，嚴定賞罰以求將材，譯刻西書並推廣，以求實用人才。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李鴻章雖與曾國藩一樣均為地方大員，但曾國藩去世較早，使湘系勢力中途衰落，而李鴻章則軍政地位蒸蒸日上，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和會辦海軍大臣要職，形成為清朝的一個特殊勢力。如有人說：李鴻章「坐鎮津門，朝廷大事悉咨而後行，北洋章奏所請無不予也，淮軍將領果有能者無不用也，臣下彈章如黃潄蘭侍郎、朱蓉生侍御，皆立予譴責，不能動也。」有的說：他「經營海疆二十年，用人籌款一切以便宜行事。」「廣設局所，大興洋務，天津一隅，遂成藩府專制之局，而朝廷不敢詰也。」或者說：「李鴻章兼任將相，獨握兵權，復無可與為牽制參抗之人。」「養淮軍三十年，辦海軍亦十年，天下之兵權，一人管之，天下之利權亦一人管之。」正是由於淮系洋務派思想觀念上有較多的開放性，又有李鴻章的特殊地位，使淮系洋務派不僅能夠長盛不衰，而且能夠事業多成。

  二　洋務派的思想和主張

  洋務派雖有派系之分，他們所持的洋務思想也各有差異，但其基本主張和思想特色可以概括為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變局」論。其核心內容是認識到中國已面臨列強紛至的「千古變局」，已被捲入到世界大格局之中，力求把握時代機遇，在危機中尋求振興。這一觀念最早出現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變局」論已成為洋務論者的共同時局觀。1861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再次明確提出「變局」論，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接著王韜於1864年有感於西方各國與中國通商貿易之情景說：「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所謂不世出之機也。」同年薛福成也說：「方今中外之勢，古今之變局也。」李鴻章也在一封信中指出：「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並進而指出：「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除了李鴻章等側重從軍事上觀測時局之變化外，鄭觀應、王韜、薛福成等紳商、士子則從歷史變遷和中外商務交往方面認識變局的內涵。如鄭觀應認為，西方各國「叩關互市」，「入居內地」，「此乃中國一大變局，三千餘年來未之有」。王韜則稱這種現象為「四千年來未有之創局」。又說：「泰西大小各國無不通和立約，叩關而求互市，舉海外數十國悉聚於一中國之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幾於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秦漢以來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蓋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全地東西兩半球，所有大小各國無不入我之市，旅我之疆，通好求盟，此來而彼往。」薛福成把這種變局概括為：「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為中外聯屬之天下。」這些論調也就是說，過去的華夷秩序和閉關自守均已被打破，列國訂約通商已成大勢所趨，要想回到「閉門而不納」的閉關鎖國時代已根本不可能了。

  華夷由隔絕到聯屬，中國由閉關自守到開關互市，這種變局對中國是福是利，是禍是害？洋務派認為禍福利害兩方面兼而有之，而且兩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關鍵在於自己如何處之，如何把握，即所謂：「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為」。「天下聚數十西國於我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非欲禍中國，正欲福中國。欲善為用者，可以轉禍而為福，變弱而為強。不患彼西人之日來，而但患我中國之自域。無他，在一變而已矣。」「所謂變者，在我而已，非我不變而彼強我以必變也。彼使我變，利為彼得；我自欲變，權為我操。」不僅如此，他們還將乘勢自變看成盛衰強弱分合之一大轉機，指出：「今日中外大勢，惟有因勢利導之方，萬無杜絕驅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國可盛可衰、可強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機會也。」總之，在他們看來，各國互市，聚於中國，給中國提供了取法效仿的機會，如不乘此難得的有利時機急起直追，將悔之晚矣；誠能同心戮力，以圖自強，「則敵國外患未必非中國振興之資，是在一轉移間而已」。可見，洋務派的「變局」論，著眼於歷史演變，立足於社會現實，看到了中國的發展機遇，字裡行間包含著一定的辯證因素和反求諸己的自主意識與乘時奮發的精神。

  第二，「自強」論。要對付變局就需要自強，其主要涵義是中國應自立和自我圖強，儘快轉弱為強。「自強」論的含義主要有三層。

  二為「自強」是抵禦列強侵略的根本所在。文祥認為，「中外和好」的局面「非信約所能堅，非羈縻所可結，尤非姑息遷就所能了」，而「總視中國之自強為定準」，只有「自強」才是抵禦外侮的唯一有效手段。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也指出「自強」與禦侮的關係，說：「不自強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強而無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自強而有事，則我有以待之，矧一強而可弭之使無事也。自強而無事，則我不為禍始，即中外生靈之福。」李鴻章在分析往後的中日關係時指出：「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視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併效於彼，分西人之利藪。」這就是說，日後日本會不會侵略中國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自強。

  第三，求富論。自強不僅僅限於軍事方面，還需要開創和發展新式工商業，這是求富論的主要內容。其含義也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層次：

  一是求強以求富為先。李鴻章明確指出：「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後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劉銘傳也同樣認為「欲自強必致富」。馬建忠也持這樣的觀點：「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而且富國必先富民，「民富而國自強」。

  二是求富以興商為要。所謂興商就是振興工商業，像西方列強那樣實行工商立國的方針。馮桂芬是這一觀念創始者。他看到，五口通商後外貿發展，絲、茶為出口之大宗、富國之大源；更主張開發礦產，發揮地利，以為欲國之道。他強調，各國都「以開礦為常政」，「中國地多遺利，設我不開而彼開之，坐視其捆載而去，將若之何？」王韜也看到，西方各國「恃商為國本」，且「以兵力佐其行賈」，以為「商富即國富」，主張「廣貿易以重貨財」，「誠能通商於泰西各國，自握其利權……而中日見其富矣」。薛福成也指出：西人之謀富強，「以工商為先」，「英人經營國事，上下一心，殫精竭慮，工商之務蒸蒸日上，其富強甲於地球諸國」。

  三是興商，以商戰為經。商戰也就是通過商場競爭，抵禦列強的經濟侵略，挽回中國應有之利權。王韜在提出與西方國家進行商戰的方針時說：中外雙方「彼此可共獲之利，則從而分之；中國所自有之利，則從而擴之；外洋所獨擅之利，則從而奪之。三要既得，而中國之富可期，中國富而後諸務可次第修舉。」李鴻章認為，中國自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月盛，出口土貨卻年減一年，欲扭轉這一局面，只有「設法仿造，自為運銷」。如其創辦輪船招商局之「初意」在於：「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損一分之利，即中國益一分之利。」

  第四，人才論。洋務派認為，要自強、求富就需要各種有用人才，人才缺乏不能只憑藉才異域，更需自己培養，要培養有用人才就必須改革傳統的科舉制度，採用辦學堂、派留學等的新教育方法，其主要內容涉及用才、育才、選才、儲才四個方面。

  對於用才，他們認為，必須使用切合洋務需要的有用之才，這是舉辦洋務的當務之急和根本所在。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議奏總理衙門提出的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緊要應辦事宜」，各疆臣均以為亟應籌辦，「而於用人、持久尤力言之」。李鴻章說：「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而「用人最是急務」。郭嵩燾認為：六條之中，練兵、制器、造船、理財皆為末，「至言其本，則用人而已矣」。

  對於育才，他們認為，興辦洋務「殊乏可用之才」，雖可「借才異域」，但不能持久，必須自己培養。培養之道，一為辦學堂，即所謂「當今急務，以開學館、培人才為最」。李鴻章有言曰：「學堂為培植將才之根基」，「亟宜加意培植」，「非多設學堂不足以資造就」洋務人才。馬建忠為海軍人才的培育提出建議：「仿照西國章程」，於沿海省份設立水師小學，學英語、算學、幾何等；再於京城設立水師大學院，學習駕駛、製造、會計、醫學、法律等各種專業，「以專造就」。二為派留學。李鴻章主持選派學童赴美國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並指出：「中國選募學生肄習西學以圖自強，實為目前當務之急」，「自強根本」；又選派學生赴英國和法國學習造船、駕駛、造水雷等技術。

  對於選才，他們提出，要選拔有用之才，必須改變傳統科舉取士制度，開闢務實的多途的選才之路。自清代中葉始，就有先進思想家開始抨擊八股取士的科舉考試制度，魏源即要求士大夫舍楷書帖而討朝章國故。馮桂芬繼承這一思想，首先系統地提出了廢八股、改科舉、設特科以造就有用之才的主張。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他專門撰寫了《改科舉議》《改會試議》《廣取士議》《停武試議》《制洋器議》等篇章，指出八股取士謬種流傳，敗壞天下人才，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主張廢八股、改科舉、改會試、停武試、停捐輸，考試內容則改為解經、古學、策問三項，並另用功名獎勵工藝技術人員，「重其事，導其選，特設一科，以待能者」。沈葆楨奏請設立算學科，要求「廢無用之武科以勵必需之算學，導之先路，十數年後，人才蒸蒸日上，無求於西人」。李鴻章指出：文武兩途仍以章句、弓馬為進身之階，施于洋務，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為此，他奏請對考試制度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人才。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設立洋學局，分設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等，有略通一二並取得實際應用成效者，「分別文武，照軍務保舉章程奏獎升階，授以濱海沿江實缺，與正途徑出身無異」。丁日昌在1867年提出了全面改革科舉制度的建議，主張將八股之制改為八科考試：「一曰忠信篤敬以覘其品，二曰直言時事以覘其識，三曰考證經史百家以覘其學，四曰試帖詩賦以覘其才，五曰詢刑名錢穀以覘其長於吏治，六曰詢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覘其能兵，七曰考歷算格致以覘其通，八曰試以外國情形利弊、言語文字以覘其能否不致辱命。」鄭觀應進一步指出：以中國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在無才？只因科目所害，使豪傑之士「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於無用之時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他主張於文武正科外，特設專科以考西學，一試格致、化學、電學、重學、礦學新法，二試暢發天文精蘊、五洲地輿水陸形勢，三試內外醫科、配藥及農家植物新法。取中之卷，「論其藝而不論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資格，精其選而不必定額數」。此外，「亦須令於制藝之外，習一有用之學，或天文，或地理，所算法，或富強之事」，否則，一概不予錄用。他堅信，如此變通推廣，或可轉移世運。「他日奇才碩彥應運而生，天地無棄材，國家即永無外患，斯萬變之權輿，及今為之未為晚。」

  對於儲才，他們已認識到選拔人才不能只限於眼前的需要，還要廣選和多選人才，以備將來之用。如李鴻章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創辦天津武備學堂時，其目的在於以此「為儲備將才之地」。張之洞曾發布《延訪洋務人才啟》，向全社會廣招人才，內中寫道：「經國以自強為本，自強以儲才為先。方今萬國盟聘，事變日多，洋務最為當務之急。……其有研精天算，周曆地球，通曉諸邦之形聲，熟於沿海之險要，或多見機器，運用得宜，或推闡洋法，自能創造，或究極船炮之利鈍，或精通礦學之法門，或能貫徹新舊條約之變遷，或能剖析公法西例之同異，兼擅眾長者俾為人師，專通一門者亦師節取。苟能褰裳就我，即當開閣延賓。」

  上述洋務派所鼓吹的變局論、自強論、求富論和育才論，在相當深刻的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天下觀、夷夏觀和價值觀，從而給資本主義觀念及其經濟的產生打開了一個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