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你愛吃拉麵嗎？

  其實早在當年崇禎帝吊死在煤山的那會兒，就有很多明朝士子意識到這個王朝從客觀上看已經玩完了，儘管當時南明勢力還看似挺強大，各種王爺上躥下跳地自稱正朔，但其實大夥都明白，這老朱家連萬分之一再興的可能都不存在了。

  只不過這些讀書人卻也並不願意出仕大清，因此他們之後的人生道路大多是從此隱居山林再也不問世事。

  

  而還有一些人，則選擇了出國。

  說起來當國家為外族所滅時跑去外國避難這也算是天朝傳統了，元滅宋朝的那會兒就有無數南宋遺民東渡日本，然而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元朝時好用的手法，到了清朝就未必能用了。

  首先是因為日本搞鎖國，外國人一般不讓你進來；其次是大清也搞鎖國，早在順治初年，清廷就沿襲了明朝的規矩，規定外國貿易不許進廣州，只准在澳門搞，到了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由於東南沿海的鄭成功越發活躍，朝廷乾脆就「無許片帆下海」，一旦發現有任何人踏出國界線，一律以私通海賊（鄭成功）為名施以重典。

  所以當時有條件能夠出國的大明遺老實在是少數黨，而這些少數黨一旦有機會萬幸地跨出國門，其首選目標通常必然是日本。

  這是因為大家都覺得日本是當時世界上無論是思想文化還是生活方式都最接近於天朝的國家。

  說起來也真的是蠻怪的，其實在大明王朝將近三百年的歷史裡，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一直都並不好，確切地說是很差，就算不提那場在朝鮮打了七年的戰爭，哪怕是平素里大明朝野也有北韃南倭的說法，那些士大夫總喜歡將日本人直接和北面未開化的韃靼女真等部落相提並論，其鄙夷不爽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但真的到了北韃來了家破國滅的時候，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卻竟然是往日本跑，縱然對方有鎖國禁令，也擋不住這些人的步伐。

  傳說中的用腳投票，就是這麼一回事兒吧。

  所以有時候我一直認為，中國和日本之間兩千多年的關係並不能用簡單的好與壞來評價，而是應該說，雙方彼此之間無論發生過什麼，那一份高度的互相認同感和默契感都不會有絲毫的淡化。

  萬治三年（1660年），一個60歲的中國老人坐船來到日本，在長崎靠了岸，然後被守港士兵給攔了下來，因為根據鎖國令，外國人不得擅進，本幫人不許私出，這老頭雖說是一副人畜無害的書生打扮，可坐的卻是一艘海盜船，擺明了系偷渡而來。因此長崎的武士們自是不肯放他登陸，但態度還是相當不錯的，並不將其與普通偷渡犯相提並論，一口一個老先生叫著，同時還表示，如果日本這邊有人來接應的話，那您不妨在船上小住幾天等候，每日所需，我們會給您送來的。

  於是那位老人家就這麼住在了船上。數日之後，果真有一個帶著幾個隨從的武士來到長崎，四處打聽消息之後，登船拜訪。

  「在下是柳川藩安東正約，聞得先生已到長崎，特來拜訪。」

  柳川藩是立花宗茂家的領國，而這位安東正約則是立花家的家臣，時年28歲，儘管年紀不大，卻是個文武雙全人物，且說島原之亂那年，年僅15歲的他就跟著藩主立花宗茂提刀出陣參與平亂，並且立下了不小的戰功，拜領了200石的俸祿。同時，安東正約也傾心於學問，曾入著名儒學家松永尺五的門下學習，深受學界好評，被譽為「西海巨儒」。

  而那位在船上住了好些日子的老先生一看對方如此尊敬有加，於是也連忙客氣地回道：「在下明人朱之瑜。」

  朱之瑜就是大名鼎鼎的朱舜水，浙江餘姚出身，自年輕時就是聞名四方的博學之人，尤擅《詩》《書》，被譽為「文武全才第一」，在學術界一般被認為是和黃宗羲、顧炎武同一級別的人物。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來日本了。

  早在崇禎皇帝吊死的第二年（1645年），朱之瑜就自舟山出發，東渡日本，請求幕府發兵，救援大明。

  此時距離松平信綱把鄭芝龍的求援信拿去擦屁股也不過數月時間，因此德川家當然沒可能答應他，雖說客氣倒是很客氣，無論是接待的幕臣還是守關的小兵，言必稱朱先生，卻連岸都沒讓朱先生上，直接就把人請回了舟山。

  在之後的數年裡，不輕言放棄的朱之瑜又數度往來於中日之間，重複著求援被拒再求援再被拒的死循環，這樣來來回回搞了六七次，他終於放棄了。

  不是因為日本的拒絕，而是因為南明小朝廷的不靠譜。

  話說這個南明政權其實相當不是個東西，抗清沒見他們有多賣力，搞黨爭內鬥倒各個都是一把好手，比如弘光帝時，曾經的閹黨和曾經的東林黨在朝堂之上斗得不可開交，尤其是東林黨，大義凜然狀地指責前閹黨諸君禍國殃民實屬國賊奸佞，可真到了清軍兵臨南京城下了，又是東林黨黨首錢謙益主動開門投降，並主動剃髮更服；弘光之後的隆武，朝政為鄭芝龍把持，鄭芝龍之後卻又降了清，這個我們之前有說，因此縱然是像朱之瑜這樣的大明死忠派，也明白靠這幫傢伙根本不可能迎來復興之日。

  所以乾脆就惹不起躲得起，眼不見為淨吧。

  話再說回日本，朱之瑜東渡的消息其實傳得很快，人還沒到長崎，京都那邊就先有了情報，一個叫江川入德的人告訴了自己的好朋友安東正約，說名揚天下的鴻儒朱之瑜馬上就要來日本了。

  這個江川入德本是中國人，原名陳入德，也系書生，明亡之後去了日本，一直住在京都，跟安東正約關係很好。

  在平日裡的交談中，安東正約知道了這麼個文武全才第一的朱之瑜，然後問了江川入德一句三國演義中被頻頻使用的話：「那位朱之瑜的才華，和先生相比如何？」

  而江川入德的回答也很三國：「此人才華，十倍於我。」

  江川入德告訴安東正約，和以往不同，朱之瑜此次前來日本，必然是不會再回中國了，同為大明讀書人，自己很想為對方找一處立足安頓之地，可惜對日本人生地不熟，所以希望正約看在平日情分，幫一個忙。

  安東正約想都沒想就答應了，然後去了長崎。

  由於朱之瑜並不會說日語，因此兩人當日見面全靠筆談，結果就在這無聲的交流中，讓彼此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先是安東守約被朱之瑜那一手出色的漢字書法和深厚的漢學造詣深深折服，當場就要五體投地執弟子禮；而朱之瑜也坦然地表示自己之前來過日本好幾趟，當年跟著南明混的時候也去過自稱小中華的越南，但像安東守約這樣既精中國文化又通中華禮節的外國人，還是頭一次碰到。

  老先生一邊吐槽自己的祖國「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一邊又將安東正約拔高到了一個「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絕於異域」的高度，把對方高興得當即就表示說先生要不您今晚住我們家？我家紙多，管夠。

  之後，安東正約通過柳川藩上書幕府，請求將軍家允許朱之瑜留居日本，因為當時明朝跑日本來的遺老還算蠻多的，他朱先生既不是第一個也必然不會是最後一個，所以幕府非常大度地表示，特准朱之瑜居住長崎，生活起居交由柳川藩藩士安東正約負責。

  這話說白了，就是同意朱之瑜在日本住，但其餘的一切，幕府並不過問。

  為什麼？

  自德川家康於江戶開幕以來，幕府就一直推崇孔孟之學，作為能和顧炎武黃宗羲相提並論的一代大儒，他朱之瑜就算被德川家直接聘為國師都不為過，可為何卻會落得個不聞不問的下場？

  這個我們放到後面講。

  總而言之，朱之瑜老先生在長崎最開始的日子是沒什麼收入的，所以安東正約表示，自己願意把每年兩百石俸祿的一半拿出來，作為老師的生活費。

  我曾經見過不止一撥人把這事兒講成了一個感人物語，說是安東正約撥出一半工資奉養朱先生，然後自己過著清貧的生活。

  江戶時代，一家三五人口的農戶一年生活開銷在七到八石，一百石不敢說能過得奢靡風華，但至少是中產階級。

  因此朱之瑜也非常過意不去，說一百石太多了，老夫獨自一人，用不了那麼多，倒是你拖家帶口的，一下子分出一半收入來，生活豈不是會受影響？

  安東正約回答道：「如果我的生活過得比自己老師都要富裕，那這將是一種罪過。」

  正是由於這一份情誼，後來老先生雖然教安東正約學問，卻從不把他當學生看待，而是視其為「知己」。

  朱之瑜在長崎一住就是五年，在這五年裡，除安東正約外，他又收了不少弟子，每次開壇講座，都能有好幾百人從九州各地甚至是本州四國趕來聽講，其中不乏日本名儒，

  寬文五年（1665年），一個叫小宅處齋的人來到長崎，專程拜訪了朱之瑜，他口稱自己奉了主君之命，前來請老人家去江戶。

  於是老先生當然就要多問一句了：你家主君是何人？

  「在下的主公，乃是水戶侯德川光國殿。」

  德川光國，也稱德川光圀、水戶光圀，就是全日本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水戶黃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拍了一部名為《水戶黃門》的電視劇，至今仍在放送中，這部講述一個退隱的副將軍帶著隨從微服私訪一路上斬奸除惡的電視劇雖然在我看來非常無聊，但開創了全亞洲（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微服私訪題材劇的先河。

  德川光圀他爹叫德川賴房，是德川家康最小的兒子，任水戶藩初代藩主。

  在日本江戶歷史上，石高二十五萬的水戶藩地位非常特殊，素有「定府」之稱。

  所謂定府，就是說水戶藩的藩主不用像其他三百藩諸侯那麼每隔一段時間就來江戶參勤交代來回折騰，他們有資格駐紮在江戶不動彈，可以多年定居那裡陪在將軍身邊與其隨時通商國事，故稱定府，也被譽為天下的副將軍。

  作為水戶藩的世子，將來的二代藩主，德川光圀自幼就是個機智聰慧但品行惡劣的奇葩之人。這傢伙生平愛好並無其他，唯有招搖過市橫行鄉里欺男霸女招貓逗狗，反正是把不輸給他爺爺的聰明才智全都用在了幹壞事上，因為他爹常駐江戶無人敢管，久而久之，這廝便成了日本水戶地區（茨城縣）的頭號禍害。

  這種情形一直到他十八歲那年才得以改變。

  話說那一年的某一天，德川光圀意外地起了個早，然後破天荒地頭一回主動走進了書房，隨手抄起了一本書看了起來，然後就再也沒出來。

  到了黃昏時刻，眾家臣見還沒動靜，深怕這廝可能是感到自己這輩子壞事做絕沒臉見人偷偷躲房裡上吊自殺了，於是也不敢怠慢，連忙很誇張地撞開了並未上鎖的門，沖了進去。

  跑裡面一看，哥們兒正捧著一本書坐那兒，臉上還帶著兩行清淚。

  眾人一驚，忙問少爺你怎麼了？好端端的哭個甚。

  少爺抹了抹臉，說我看書的時候風大，眼睛裡進沙子了。

  打動德川光圀的，是一本書里的某一個章節。

  這章說的是在中國商朝的時候，有一個國王生了三個兒子，老國王偏愛那個最小的，所以在臨終前破了立長不立幼的規矩，將王位傳給了小兒子。但這位弟弟卻絲毫不領情，在父親屍骨未寒的時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大哥，說是長子繼位天經地義，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本該是哥哥的王位還給對方，而那位大哥卻是死活不肯接受，表示廢長立幼雖說的確不是好事，但怎麼說這也是父親的遺命，若不遵守，那就有違孝道，自己為了盡孝，寧可不當這國王。

  一個堅持要讓位，一個死活不肯從，鬧到最後哥哥實在是折騰不過弟弟，便在一個風高月黑的夜裡逃走了，而弟弟一看這情形，也連忙宣布退位，不肯再做國王，並也離開了自己的國家，追隨著哥哥的腳步和他一起隱居在了渤海之濱。

  再後來就改朝換代了，商朝為周所替代，周王聞得兩兄弟有賢名，特地派人邀他們出山做官，但兄弟倆寧死也不願當亡國奴，雙雙不食周粟而亡。

  這哥哥，叫伯夷，那弟弟，叫叔齊，書的名字，則叫《史記》，作者司馬遷。

  看完這個故事後，德川光圀極為震動，其實他並非是德川賴房的長子，而是次子，但因為各種機緣巧合而被選為水戶藩的第二代繼承人。這18年來，身為次子的他一直心安理得地做著水戶德川家的世子，卻從未有過一次想到自己的哥哥松平賴重，他甚至都覺得，自己今天所擁有的一切，是理所當然應該得到的，但當他看了叔齊伯夷的那些事兒之後，心中的那種理所應當的想法第一次發生了動搖，他甚至覺得，哥哥松平賴重吃虧太多，應該把世子的頭銜讓給他才行。

  但江戶時代的日本比不得商周時候的中國，各藩諸侯的世子一旦確定，要想再變動就得通過幕府，得在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之後，方能實行更改。

  也別說中央政府了，就連德川賴房都沒能同意，他覺得這小子忒胡鬧了，今天看了個伯夷叔齊就想搞讓位，那明天要讓你看了陳勝吳廣你打算作甚？

  同時，哥哥松平賴重也堅決不肯，他覺得自己的弟弟天資聰慧，本來就是做水戶藩主的不二人選，現如今更得父親青睞，哪有說改就改的道理？

  就這樣，德川光圀人生中第一次效仿《史記》行動便就此宣告失敗。

  但對於中華文化的傾心和神往，卻再也未曾改變過。

  寬文元年（1661年），德川賴房病逝，33歲的光圀繼承家業，成為水戶藩藩主，在給自己爹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儒式葬禮後（當時日本葬禮多為和式），他便派人四處出訪，打探尋找從大明來日本避難的讀書人，想把他們請來水戶藩。

  其實早在請朱之瑜來江戶之前，小宅處齋就已經奉命拜訪了數十位東渡日本的明朝遺老，在做了深入交談了解後，最終認定朱先生的學問最大，所以就選他了。

  但朱先生卻並不怎麼樂意，一來自己在長崎已經住了五年，地頭人頭全混熟了，都準備打算買田躬耕臥讀了，沒理由說搬走就搬走的；二來是捨不得安東正約，想當年自己初來乍到身無分文，人家毫不猶豫地就拿出工資的一半來周濟，和這份情誼相比，縱然是二十五萬石身家的水戶侯，又算得了什麼？

  倒是安東正約大度得很，表示早就聽說那位天下的副將軍好賢嗜學尊儒重道，既然現在他前來相邀，那就應該去一趟，不為榮華富貴，而是為了能更好地把先生的理想和中華的文化傳播給全日本的讀書人，同時他還安慰朱之瑜，說日本不比中國，地方並不大，就算去了江戶以後也能常來常往的。

  更何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安東正約這一輩子都會管你叫老師的，就算以後發生了什麼不測，只要您回長崎來，我仍將會拿出一半的俸祿來供養老師。

  最終朱之瑜為安東正約說服，於當年七月離開長崎，來到了江戶。

  下船時，德川光圀親率手下家臣團在岸上迎接，見面之後，又恭恭敬敬地行了弟子禮，然後說道：「學生不敢直呼尊師名諱，還請先生取一字號。」

  朱之瑜想了想：「老夫餘姚人，和舜帝同鄉，就叫舜水吧。」

  這便是朱舜水之名的來歷了。

  朱舜水去了江戶之後，主要的工作是講課，水戶藩為他準備了專門的課堂用以傳道授業解惑，當時前去聽課的，都是些在日本叫得上號的學者，或者是跟水戶藩本身有著密切瓜葛的讀書人，比如電視劇《水戶黃門》里跟著黃門一起微服私訪的那位渥美格之進（格さん）的原型安積覺，當年不過10歲，因為他爹安積貞吉乃係水戶名儒，因此特事特辦地入了舜水門下。

  德川光圀也聽課，不過他當然不用跟人一塊兒擠教室，每有閒暇，便會親自登門拜訪，和朱舜水坐席論道。

  兩個人什麼都談，反正水戶藩財大氣粗買得起紙，從中國文化到日本典故無所不寫。

  話說有一天，德川光圀跟朱舜水聊起了一個人，叫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武士，不過他很特別，首先並非源平之後，而是橘氏子孫；其次，他效忠的對象也不是幕府或地方豪族，而是天皇。

  此外，楠木正成的軍事素養也確實很值得稱道，由源賴朝建立的鎌倉幕府，正是在他的帶領以及活躍之下，走向滅亡的。

  不過他的下場極為悲慘，因為後來站錯了隊，跟了南朝的天皇，從而受到以室町幕府初代將軍足利尊氏為首的北朝諸豪族的領兵圍攻，雖然力戰但終究寡不敵眾，不得已自盡於湊川，年僅42歲。

  臨死前，留下著名遺言：「吾願七次轉世報效國家。」

  意思是講他願意連著七輩子都精忠報國。這也就是以前日本人常說的七生報國的由來。

  順道一提，這位楠木正成應該是日本最早被冠以軍神稱號的人。

  再順道一提，今天日本東京的皇宮邊上，還有他的雕像，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參拜一下。

  再再順道一提，今天東京的皇宮裡面，住的是北朝天皇的後裔，有興趣的同學……最好不要貿然進去參拜。

  於是問題就來了，為何北朝後裔要在家門口雕一個南朝大將的塑像？

  事實上楠木正成一直是被後來奪了政權的北朝皇室定性為惡黨朝敵，這種情況在江戶時代也不曾改變，只不過這人真的是很厲害，因此常常被閒雜人等在飯後茶餘津津樂道。

  聽完了楠木正成的故事之後，朱舜水說道：「我覺得，這人不應該是朝敵啊。」

  「何以見得？」

  「為自己的主君盡忠而死，怎能被論為朝敵？南北兩朝更替那無非是天運，如此詬病一個忠耿良將，是沒有道理的。」朱舜水解釋道，「更何況這楠木正成要真是大奸大惡之人，又怎會說出七生報國這樣的話？」

  德川光圀先是一愣，但隨後立即點頭稱善。

  朱舜水則繼續說道：「水戶殿下，據我所知，當今日本雖然由幕府治理，但實際上國家最高統治者應該是位於京都的天皇。」

  德川光圀說沒錯，本來自戰國之後皇家威望就一落千丈，再加上我爺爺神君德川家康的一部公家諸法度，更是把朝廷那群人管的半死不活。

  「殿下難道不覺得這並不合適嗎？」朱舜水坦言道，「日本天皇和我中華皇帝一樣，都是受命於天的天子，德川幕府說到底不過是臣子，臣子以法度來約束天子，未免不妥。」

  雖然以法制君在現在看來乃是近乎君主立憲的先進位度了，但在當時的朱舜水眼裡，顯然不是什麼好事兒。

  老先生認為，德川幕府是馬上得的天下，也就是所謂的霸道，作為霸者，理應尊重王者，也就是天皇，倒不是說要把國家大權讓給朝廷，而是應該對天子禮遇有加跪天拜地，絕不應該制定什麼只讓天皇研究學問的法度。

  江戶時代的日本並無西方禮節，如果有的話，那麼此時德川光圀要做的事情多半是上去緊緊握住朱舜水的手，甚至是熱烈地擁抱，然後說一聲：「知音哪！」

  因為不能這麼做，所以光圀只是一臉嚴肅正經地說道：「舜水先生，在下有一事相求。」

  「何事？」

  「希望你能助我修史。」

  「什麼？！」年近七十的朱舜水沒把持住，著實吃了一驚。

  雖然他是一代大儒沒錯，可那是中國的大儒，老人家來日本不過五六年連日本話都沒整明白，你讓他幫著修日本史，豈不是開玩笑？

  德川光圀表示自己是認真的，絕非開玩笑，而且水戶藩已經組起了一套寫作班子，用不著先生您親自動手，您只需要常常給他們傳道授業解惑，教會他們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就行了。

  話說到這個份上，朱舜水當然只能答應了。

  身為一介諸侯卻想編撰史書，德川光圀的動機並非是想攀附文雅名垂青史，而是為了圓自己的一個夢想，同時也為了一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叫林羅山。

  林羅山是江戶時代初期的日本大儒，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儒，不僅知識淵博而且辯才也十分了得，屬當之無愧的日本第一，能把圓的說成方的。

  這不是誇張，而是事實。

  且說在慶長十一年（1606年）的時候，有一個真名不詳教名叫哈比恩的日本天主教修士來到江戶城，說是找林羅山辯論。

  辯論的主題是地球是圓的還是方的。

  時為公元17世紀，正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成功繞地球走了一圈的大航海高潮時代，地球是一個球體的理論早就被證明了無數次，已然成了真理，就連地球儀也早發明了出來，而且普及率還很高，日本就有的賣，當年織田信長手裡就有一個，同時這哥們兒還有一張世界地圖。至於我們中國，那也早在漢朝的時候就已經由偉大科學家張衡提出了「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的理論了，按說，這玩意兒本沒有任何討論的意義，擺明了就是那樣，多說無益，說破了天，都是這樣。

  然而結果卻是任誰都沒有想到的，面對接受過多年洋教育，精通西洋文字西洋科學的哈比恩，全然不知近代科學為何物的林羅山提了一套四書五經就上場了，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公開辯論，哈比恩被說得徹底崩潰，手裡拿著還在轉動的地球儀，嘴上卻連連口稱林大哥我錯了，這地球它就是方的，從今往後誰要不承認地球是方的我跟他急。

  同時，此事也直接讓哈比恩對上帝的信仰產生了動搖，後來沒過多久，他就退教了。

  如果幕府肯讓林羅山去對付天主教徒的話，那想必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島原之亂了。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作為一代大學者，林羅山同時也是一代大忙人，自寬永元年（1624年）起他就擔任了德川家光的侍講老師，同時負責《武家諸法度》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起草和修改，順便還要帶著兒子林春齋以及其他一些學者組成一個班子共同編撰史書《本朝通鑑》。

  《本朝通鑑》是奉了幕府之命效仿中國的《資政通鑑》而寫成的史書，從日本起源一直寫到第一百零七代後陽成天皇，本來這事兒應該跟他水戶藩的德川光圀沒有半毛錢干係，可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話說在當年看完《史記》讓位於兄長不成之後，光圀並未放棄，他認為以自己現在的能力，即便是學不成叔齊伯夷，也至少能學一學司馬遷——當然，不是切弟弟。

  德川光圀決定效仿太史公，為日本修史書一部。

  自定下這個宏願後，他也不再整日裡為非作歹了，而是博覽群書，積累知識。其中，這傢伙最愛的讀物乃《神皇正統記》。

  這是南北朝公卿北畠親房所著的一部作品，主要內容是說日本乃神之國度，應由神的代理人天皇統領一切，同時也強調了皇家這種神性的獨一性，認為放眼全天下都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了。

  《神皇正統記》很對德川光圀的胃口，也更加激發了他寫史的熱情，結果又恰逢當時林家父子在編《本朝通鑑》，於是光圀也買了一套，想要取他山之石一番。

  結果還沒看上幾句，他就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真乃不臣也！」

  讓德川光圀義憤填膺的，其實是書里的一句話：「日本子民，乃係吳太伯之末裔也。」

  就是說大和民族起源於江浙滬之吳越。

  這話有錯嗎？

  當然沒錯，歷來古書里提到日本都是這麼說的，而且早期日本人來中國朝貢，亦是滿口吳音，就連今天的現代日語，也有著濃濃的吳越腔。

  那他德川光圀有什麼好憤怒的？

  原因很簡單，作為《神皇正統記》這本書的腦殘粉，德川光圀已經認定了日本是一個具有獨一無二神聖性的國家，天皇就是神的代言人，現在你林羅山說大和民族乃太伯之後，那等於是否認了日本的神聖性或是唯一的神聖性，自然也就不能為光圀送容忍了。

  因為《本朝通鑑》的存在，讓德川光圀的修史欲望更加激烈，恨不得當下就提起春秋之筆龍飛鳳舞一般，寫出一部驚世之作將那大逆不道的《本朝通鑑》批得落花流水一文不值。

  但他終究還是沒這麼做，因為不敢。

  畢竟《本朝通鑑》的主編乃當之無愧的江戶朝嘴炮王林羅山，這傢伙談笑間就能顛倒黑白，更何況這次人家真理在握並未出錯，若是憑著德川光圀這兩把刷子貿然上前拍磚踢館，那其下場必然是可悲的。

  因此他學了一回他爺爺德川家康——忍。

  明歷三年（1657年）一月，一代名儒林羅山因病去世，享年74歲。

  在代表水戶藩致以沉痛哀悼的同時，德川光圀大腿一拍，頓感機會已經來到。

  就在當年，林羅山屍骨未寒，哥們兒就招兵買馬張羅隊伍，招聘了一批堪稱當時日本史學界最強的學者，號稱要寫一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歷史著作。

  不過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這些當年日本國內最強的史學家，其實之前大多都在林羅山手底下編過《本朝通鑑》，他們的三觀史觀早就被嘴炮王給洗腦洗得無限接近於林家父子，因此寫出來的東西也必然是太伯之後那一套，這讓德川光圀非常頭疼。

  這也就是他四處尋找大明流亡大儒，然後要朱舜水開壇布講的最大原因——第一是想給那些老的史學家洗洗腦，給他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價值觀；第二則想順便培養新人，畢竟這部在他心目中有著無限崇高地位的史書也不是一兩代人可以修完的。

  要說那朱舜水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朱舜水，果然是不負眾望，在他那強大的理論攻勢之下，當年的林家軍一個個全成了尊王派，水戶藩也深受影響，興起了以尊王為主流的水戶學。

  所謂尊王，指的就是承認日本皇家的神聖性，在理論上同意朝廷高於幕府這麼個概念，而水戶學則是由尊王理論所衍生出來的學派，主旨是四個字：敬天愛人。

  這四個字後來被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奉為座右銘。

  除此之外，很多新人也被確確實實地培養了起來，比如那位10歲就入舜水門下的安積覺，成了朱舜水的首席弟子，成年之後參與了史書的編撰工作，一直到他去世都擔任著主要編者的重任。

  至於那部史書，則被命名為《大日本史》，在德川光圀活著的時候它只被編撰了一小部分，然後歷經水戶藩數代人，花了整整250多年的時間，才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由光圀的後人德川圀順給完全編撰完畢。

  該書在形式上基本效仿了司馬遷的《史記》，以紀傳體的方式從神武天皇日本開國起一直寫到明德三年（1392年）南北朝統一，總共有本紀73卷，列傳170卷，各種志以及各種表154卷，共計397卷分226冊。

  說實話，這部《大日本史》工程浩瀚誠然不假，但和同時代或者之前的日本歷史著作相比，也沒什麼太大的特色，如果一定要講一個出挑新意之處的話，那我想應該就是皇國史觀了。

  《大日本史》是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明確了皇國史觀的歷史著作。

  所謂皇國史觀，指的就是認為日本歷史是由天皇為中心而形成的，評斷歷史人物、事件之於天皇屬於忠誠或是叛逆之觀點而出發的思想觀點。

  應該講，這顯然是當時德川幕府所不能忍的理論。

  不過德川光圀也不傻，他並沒有堂而皇之地在《大日本史》里提出像《神皇正統記》那樣露骨的概念，只不過側記旁敲地說了幾句，然後就把主題引向了民粹主義——天皇的起源才不是什麼太伯之後，而是神的後裔，所以我們日本是神的子民。

  於是一部很有可能變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史書就此搖身一變成了愛國主義教材，幕府自然也就不能多說什麼了。

  趁著這個機會，水戶藩在全國大肆發行《大日本史》，造成了非常轟動且深遠的影響，皇國史觀從明治維新之後一直到日本戰敗之前都是日本各種歷史教科讀物的絕對正統和主流。

  這也就是為何楠木正成會被樹在皇宮門外了——在皇國史觀之下，他這種為了皇家慷慨赴死勇斗足利幕府軍的精神，被認為是忠臣之鑑，於是一下子就從當年的朝敵被追封為正一位，並賜尊號大楠公。

  倒是那位足利尊氏，因為有過向皇家拔刀相向的經歷，在明治朝被判成了朝敵，這就叫三百年風水輪流轉。

  與此同時，皇國史觀也把日本引向了激進民族主義的不歸路——既然大和民族是神的子民，那豈不是高過全世界其他國民一等？那為什麼他們不聽從於我等嘞？

  為了讓大家都聽從自己，於是就有了戰爭，當然這是後話了。

  不過，儘管水戶藩對朱舜水禮遇有加幾乎尊其為國師，再加上老先生接著定府之便在江戶也混得風生水起名聲極大，但中央幕府卻對這人基本沒有任何反應，宛如之前他剛到長崎那會兒般不聞不問，仿佛從來就沒聽說過這個人一般。

  理由其實很簡單，因為朱舜水屬於陽明心學派，而德川幕府重的是朱子理學派。

  所謂朱子理學，主要講的是三綱五常臣為君死，一般認為是在正治元年（1199年）由宋朝真言宗的和尚俊艿傳入日本，在鎌倉時代，朱子學是一門作為每一個和尚都必須具備的基本學問而存在的。

  到了江戶時代，大儒林羅山認為朱子學乃「上下定分之理」，系武士政治的基礎理念，於是便上書幕府要求定朱子學為正學，在得到批准後的兩百多年裡，全日本便只認朱子學為正統，在寬政二年（1790年），幕府還規定所有幕轄學校和藩屬學校只許教朱子學不許教其他，這也就是著名的寬政異學之禁。

  不過若是要說起朱子學給日本帶來的最大影響物，或許很多人知道卻未必能想到，那便是武士道。

  確切地說，是江戶武士道。

  在今天為眾人所津津樂道的那種以忠為中心的武士道，其實就是江戶時代盛行朱子學後的產物，事實上日本每個時期的武士道都是不同的，滅私奉公忠君愛國這種僅限於江戶時期，為的就是方便統治，所以要求武士們忠上加忠。而在江戶之前的戰國時代，真正的武士道是「與其壯麗聖潔地死去，還不如稍微骯髒一點地活下來」。

  是不是覺得太文藝了？那我用原話吧——「所謂武士，就算像狗像畜生那樣，也必須得活下來。」

  說這話的人，是跟軍神上杉謙信齊名的另一位軍神——朝倉宗滴。

  所以，武士道也是有時效性的，「與時代脫節的武士道，是沒有貫徹價值的」。

  但不管怎麼說，作為統治階級，較之於朱舜水的陽明學，幕府顯然更願意接受朱子學，於是朱舜水被中央政權所冷落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這種冷落完全是暫時性的，兩百多年後，一群對幕府心懷不滿想將其推翻的人為了能給自己的行為找到理論基礎，於是便高舉朱舜水和水戶學中的尊王理論反將了起來，然後開創了一個以天皇為政治中心的新日本，並且美其名曰：明治維新——這個我們後面幾章里會詳細講。

  天和二年（1682年）四月十七日，一代鴻儒朱舜水於江戶病逝，享年82歲。德川光圀將其厚葬於瑞龍山（茨城縣內）水戶藩藩主專用墓區內，親筆以隸書題寫「明徵君子朱子墓」，並諡其為「文恭」。

  人既然走了，那我們就來簡單地做個評價吧。

  一般來講，現在很多人都喜歡把朱舜水拔高到了一個很虛無玄幻的高度，稱之為日本孔子，原因是他門下弟子很多，又備受推崇影響極大，很有當年孔聖人的風範。

  不過我倒是覺得，朱舜水對於日本來講，並非是一個如同孔子一般的教育者那麼簡單，而是一位啟蒙者，他和德川光圀所率先提出的尊王論，最終成了明治維新的思想基礎，在這場維新的促成者中，很多人最初被改變三觀的，正是尊王論，比如之前所提的那位敬天愛人的三傑之一西鄉隆盛，再比如另外一傑木戶孝允，也是一個信奉尊王論的人。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必要給朱舜水戴上日本孔子這種虛頭巴腦的頭銜，完全可以說一句，朱舜水先生，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啟蒙者。

  最後再想說一句的是，德川光圀後來過繼了大哥松平賴重的兒子，取名為德川綱條，並讓其繼承了水戶藩，換言之，自水戶藩第三代藩主起，其實大都是松平賴重那一支的血脈。

  他最終還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