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死者有理，活人無過

  街壘就要進入臨終狀態。

  一切都助長這最後時刻的悲壯。空中迴蕩著千百種神秘的聲響：大部隊在望不見的街上行動的喘息、騎隊斷斷續續的奔馳、炮隊行進的沉重震動、齊射的槍聲和炮聲在迷宮似的巴黎的交織、房頂上升起的金黃色戰雲、遠處隱約傳來的不知什麼人的可怕呼號、到處迸發的危險的火光、聖梅里已變為嗚咽的警鐘、溫和的季節、飄著白雲的藍天陽光燦爛、美麗的日子和房舍恐怖的寂靜。

  要知道，從昨天晚上起，麻廠街的兩排樓房變成兩堵牆，兩堵拒人之外的牆，樓門緊閉，窗戶緊閉，窗板緊閉。

  本章節來源於𝑏𝑎𝑛𝑥𝑖𝑎𝑏𝑎.𝑐𝑜𝑚

  那個時期同現在大相逕庭。那時，一旦民眾要結束一種持續過久的局面，要結束國王恩賜的憲章或享有的政治權利，一旦眾怒擴散到大氣中，城市同意掀起路石，一旦起義者對市民耳語傳告口令而引起他們微笑，那麼暴動就深入人心，可以說居民就會協助起義戰士，而民宅也會同靠著民宅臨時建造的堡壘親密無間。然而，只要形勢還未成熟，只要起義還未得到民眾的認同，廣大群眾否認這場運動，那麼起義戰士就註定完蛋，起義周圍的城區將化作沙漠，人心化作冰雪，避難所全部堵死，街道成為掩蔽地帶，有利於軍隊攻取街壘。

  我們不能出其不意，硬推老百姓加快步伐。誰強迫老百姓誰就要倒霉!老百姓絕不任人擺布。一旦出現這種情況，老百姓就會拋棄起義者，把他們看成鼠疫患者。一幢房子就是一面峭壁，一扇門就是一種拒絕，一個住宅的門臉就是一堵牆。這堵牆看得見，聽得清，卻不肯通融，它本來開個縫就能把你救了，但是它不肯。這堵牆就是法官，它注視你並判你死刑。門窗緊閉的房舍，是多麼暗淡的景象!那房舍仿佛死了，卻還活著，裡面的生命暫時停止，但仍然堅持。二十四小時以來，沒有一個人走出門，但是一個人也不缺少。在這岩石內部，居民走來走去，睡覺，起床，全家聚在一起，又吃又喝，大家提心弔膽，這真是可怕的事!因恐懼而採取不好客的可怕態度，是可以諒解的；恐懼中夾雜著驚慌失措，更加情有可原了。有時甚至還會出現這種情況：懼怕變為義憤，驚恐變為震怒，同樣，謹慎變為瘋狂，從而引出這種極為深刻的說法：「溫和的人發瘋。」極端恐懼的烈焰中，會冒出一股悽慘的黑煙，那就是怒氣：「那幫傢伙要幹什麼？他們就沒有滿意的時候，還連累過安寧日子的人，就好像革命還不夠多似的!他們到這兒來幹什麼？讓他們自己想法兒脫身吧。他們活該倒霉，自作自受，怪他們自己。這同我們毫不相干。我們可憐的街道被打得淨是槍眼。他們是一群無賴，千萬不要開門啊!」於是，住宅就像一座墳墓。起義者在住戶門前奄奄一息，他們眼見霰彈打來，刺刀逼近；他們知道如果喊叫，就會有人聽到，可是誰也不會來救；這些牆壁可以保護他們，這裡的人也可以救他們，然而，牆壁即使長了有血有肉的耳朵，人卻是一副副鐵石心腸。

  怪誰呢？

  不怪任何人，又怪所有人。

  怪我們生活在不完善的時代。

  烏托邦轉化為起義，哲學的抗議轉化為武裝抗議，密涅瓦轉化為帕拉斯，[224]總要冒著極大的風險。烏托邦明明知道後果不堪設想，也要急躁冒進，轉化為暴亂，幾乎總是操之過急，結果無可奈何，看不到勝利，只好以隱忍的態度接受災難。烏托邦為否認它的人們效命，毫無怨言，甚至還為他們辯解；它的崇高就在於能接受遺棄，它無堅不摧，卻和藹地對待忘恩負義的人。

  況且真就是忘恩負義嗎？

  從人類的角度來說，就是。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不是。

  進步是人的生存方式。人類總的生活稱為進步，人類的集體步伐稱為進步。進步在向前跨越，正是世人走向天上和神聖的偉大旅行，有時停一停，等候落伍者趕上來，在間歇站思考。面對赫然展現遠景的某個光輝燦爛的迦南[225]，它也有睡眠的夜晚，而思想家在黑暗中摸索，看到陰影蒙住人的靈魂，又呼喚不醒酣睡的進步，就不禁焦急萬分。

  「也許上帝死了。」有一天，傑拉爾·德·奈瓦爾[226]對本書作者這樣說道，他將進步和上帝混為一談，將進程中止認作上帝之死。

  誰喪失希望都是錯誤的。進步必然要醒來，甚至可以說它在睡夢中還前進。因為它長大了。等它再站起來的時候，就會發現它長高了。進步猶如江河，想靜止永遠都不可能；就是不築一座街壘，不往河中投一塊石頭，障礙還在，水流照樣激盪，人類照樣沸騰，從而出現混亂局面。然而，混亂局面過後，我們就會看到事實上又前進了。進步總是以革命劃分階段，直到建立天下太平的秩序，直到和諧統一主宰世界的時候為止。

  進步是什麼？我們剛才說過，進步是人民持久的生命。

  然而，個人暫時的生命，有時卻抗拒人類的永久生命。

  我們無須沉痛地承認，每人都有私利，謀求並保衛這種利益也無損大局；現時總有理由圖點私利：有限的人生自有權利，不必為了未來不斷地犧牲自己。現時這一代人該從塵世走一趟，不能為了後代就被迫縮短自己的路程，歸根結底，各代人都是平等的，將來自然會輪到後代到塵世走一遭。「我活在世上，」一個叫作大家的人嘟囔道，「我還年輕，正在戀愛；我老了，想要休息；我是一家之長，我要幹活兒，我要生財發達，我要生意興隆，我有房子出賃，我有錢投放給國家，我生活幸福，我有妻室兒子，我愛這一切，我渴望活下去，別來打擾我。」基於這種種原因，大家對人類高尚的先鋒隊，有時態度就極端冷淡。

  此外我們也得承認，一旦開戰，烏托邦就走出它那光燦的境界。它是明天的真理，卻向昨天的謊言借用了戰爭的手段。它是未來，卻像過去一樣行動。它是純潔的思想，卻變成粗暴的行為。它在自己的英勇行為中，摻雜了它理應為之負責的一種暴力；這種暴力雖是權宜之計，卻違反原則而難逃懲罰。起義戰鬥式的烏托邦，手中拿的還是老軍事法典：它槍斃密探，處死叛徒，取締活人，將其投入陌生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這情況就嚴重了，烏托邦似乎對光明喪失了信念，而光明才是它無往不勝並永不腐變的力量。它揮劍砍殺，殊不知沒有單鋒刃的劍，而每把劍都是雙鋒刃，一面鋒刃傷對手，另一面鋒刃則傷自己。

  以十分嚴肅的態度陳述了這種保留之後，我們不能不讚賞未來事業的光榮戰士，烏托邦的懺悔師，不管他們成功與否。縱然失敗，他們也是值得敬佩的，或許未獲成功而尤其顯得崇高。一次符合進步的勝利，值得人民歡呼；然而，一場英勇的失敗，也同樣值得同情。勝利則輝煌，失敗則壯烈。我們更敬佩殉難者而不是成功者，認為約翰·布朗[227]比華盛頓偉大，皮薩卡納[228]比加里波第[229]偉大。

  總得有人站在敗者一邊。

  對待為實踐未來而失敗的這些偉人，世人的態度是不公正的。

  世人指責革命者散播恐怖。每座街壘都好像在行兇。世人詆毀他們的理論，懷疑他們的目的，唯恐他們居心叵測，揭露他們的信念。世人責備他們反對占主導的社會現狀，築起、壘起、堆起如山的貧窮、痛苦、罪惡、怨恨和絕望，責備他們從底層掘出黑暗的石塊，築起雉堞來戰鬥。世人沖他們喊：「你們掀起了地獄的鋪路石!」他們可以回答：「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街壘是由良好願望造的。[230]」

  自不待言，最好還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總之，我們要承認，人們一看見路石，就會聯想到那隻熊[231]，而社會為之不安的正是一種好願望。然而，社會應當自救，我們呼喚的也正是社會本身的良好願望，不必使用任何猛藥。要以和善的態度診斷、確定並治好病痛。我們也正是敦促社會這樣做。

  不管怎麼說，這種人分布在世界各個角落，都在注視著法蘭西，他們遵循理想的不可動搖的邏輯，為偉大的事業而奮鬥，即使倒下，尤其倒下的時候，確實令人敬佩。他們為了人類的進步，甘願獻出自己的生命，體現了天意，做出了宗教的舉動；時候一到，他們就像演員接台詞那樣，絲毫也不考慮個人安全，服從上天安排的劇情走進墳墓。這種毫無希望的戰鬥、這種視死如歸的消泯，他們都能接受，以便推動1789年7月14日開創的所向披靡的人類的壯闊運動，最後在普天下結出美不勝收的果實。這些戰士是傳教士。法蘭西革命是上帝的一個舉動。

  我們在另一章已經指出差別，此外還應當補充一點：有的起義為人接受，稱為革命；有的革命被人拒絕，則稱為暴動。一場起義爆發了，也就是接受人民檢驗的一種思想。如果人民讓黑球掉下來，那麼這種思想就成為枯果，起義也就成為輕舉妄動了。

  老百姓並不像烏托邦所期望的那樣，一聲號召就投入戰爭。隨時當英雄和烈士，並不是所有民族都有這種氣質。

  他們講求實際，對起義特別反感，一是起義造成的災難還記憶猶新，二是起義的出發點總那麼抽象。

  獻身的人固然值得讚美，但總是為理想，也僅僅為理想獻身。一場起義就是一股激情，而激情卻可以化為激憤，於是拿起武器。不過，凡是針對政府或政體的起義，總要瞄準更高的目標。譬如，我們再強調一下，1832年起義的領袖，尤其麻廠街的這些熱血青年，要打倒的主要不是路易-菲力浦。在坦率的交談中，對於這位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間的國王的優點，大多數人倒能給予公允的評價，誰也不憎恨他。其實，他們在路易-菲力浦身上攻擊的，是世襲神權的旁支，正如早先他們在查理十世身上，攻擊的是這種神權的長房。我們已經解釋過，他們在法國推翻王朝，旨在全世界推翻人對人的竊奪、特權對人權的竊奪。巴黎一旦沒有了國王，世界上就相應除掉獨裁。他們是這樣推論的。他們的目標肯定很遙遠，也許還很模糊，越奮鬥就越遠離；但目標卻是偉大的。

  情況就是這樣。這些人為幻象獻身，而在獻身者看來，這種幻象幾乎總是幻想，總之是摻雜人類信念的幻想。起義者總給起義鍍金並賦予詩意。他們投身到這類悲慘事件中，並沉醉於他們即將實現的壯舉。誰知道呢？也許會成功呢。他們只有一小撮，卻抗拒一支大軍：但是，他們保衛人權、自然法則，保衛每個人都不能放棄的主權，保衛正義、真理，必要時就像那三百名斯巴達人一樣戰死。他們想到的不是堂吉訶德[232]，而是萊奧尼達斯。他們勇往直前，一旦投身進來，就絕不後退，而是低著頭往前闖，希望取得空前的勝利。也就是完成革命，恢復進步的自由，使人類更高尚，解放全世界；最糟也不過成為溫泉關式的烈士。

  這類為了進步的武裝鬥爭往往失敗，上面也談了失敗的原因。民眾不肯受這些勇士的驅動。沉滯的民眾，正因為滯鈍而脆弱，他們害怕冒險，而理想恰恰有冒險的因素。

  況且，我們也不能忘記，還有利益擺在這兒，同理想和感情不大投機。腸胃有時能麻痹心臟。

  法蘭西偉大和美麗，正在於她不像其他民族那樣大腹便便，扎腰就方便得多。她總是頭一個醒來，最後一個睡覺。她往前走，還不斷探索。

  這正因為她是藝術家。

  理想無非是邏輯的頂點，同樣，美無非是真的頂點。藝術的民族，也必然是始終不渝的民族。愛美，就是尋求光明。因此，歐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最早是由希臘舉起來，再傳給義大利，又傳給法蘭西。充當先鋒隊的神聖民族!「他們傳遞生命的火炬。」[233]

  事情妙就妙在，一個民族的詩歌是它進步的因素，文明的量是以想像的量測定的。不過，一個文明的民族應當保持剛強的性格。像科林斯，很好；像錫巴里斯，不行。[234]性格柔弱，就要衰退。既不要當業餘愛好者，也不要當演奏高手，要當藝術家。在文明方面，應當追求的不是精妙，而是高尚。在這種條件下，向人類提供的楷模則是理想。

  現代理想從藝術中找到樣板，從科學中找到手段。人們通過科學，就能實現詩人的這種神聖幻象：社會的美。用A加B，就能重建伊甸園。文明發展到現在這樣高度，精確就成為輝煌必不可少的一種要素，科學手段不僅輔佐，而且充實藝術情感；夢想必須計算。作為征服者的藝術，必須以善於行進的科學為支點。坐騎是否穩固至關重要。現代精神，就是以印度天才為車駕的希臘天才，就是乘坐大象的亞歷山大。

  在教條中僵化或受利慾腐蝕的民族，不宜領導文明。面對偶像或金錢頂禮膜拜，行走的肌肉要萎縮，進取的意志也要衰退。一國人民沉迷於宗教或商業，光彩就漸趨暗淡，視野逐漸縮小，水平也逐步降低，從而喪失能使民族肩負使命，並以世界為目標的那種人神兼備的智慧。巴比倫沒有理想，迦太基也沒有。雅典和羅馬才有文明的光環，並通過多少世紀的重重黑暗保存下來。

  法蘭西和希臘、義大利是同樣優質的民族。論美，她是雅典；論偉大，她又是羅馬。此外，她還善良，樂於奉獻。比起其他民族來，她更容易情緒高漲，樂於獻身犧牲。不過，這種情緒時來時去。因此，當她只想走時誰偏要跑，或者當她要停下時誰偏要走，誰就冒極大的風險。法蘭西也有過唯物是求的失誤；在某種時刻，這顆傑出的頭腦里充斥的思想，再也沒有一絲一毫能令人想起法蘭西的偉大，而只有密蘇里州或南卡羅來納州那么小的範圍了。有什麼辦法呢？巨人裝矮子；泱泱法蘭西也好任性，區區蕞爾小國，事情不過如此。

  這一點無可厚非。人民同星辰一樣，也有暫時隱沒的權利。只要還會重現光明，只要隱沒不是轉化為黑夜，那麼一切就好。黎明和復活是同義詞。光明的再現和「我」的持續是同一的。

  讓我們冷靜地對待這些事實。戰死在街壘還是進入流放的墳墓，這對於獻身者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一種後果。獻身的真正名稱，就是無私。遭人遺棄就遺棄吧，流放就流放吧，我們只求偉大的人民後退時不要退得太遠。不應當藉口恢復理智，就在下坡路上滑過了頭。

  物質存在，時光存在，利益存在，肚子也存在；然而，不要把肚子看成唯一的明哲。短暫的人生有其權利，我們承認這一點，但是永久人生也有其權利。唉!升高了也難免跌下來。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一個民族極盛一時，品嘗到理想，繼而又陷入泥潭大啖污泥，還覺得這樣很好；如果問他們何以拋棄蘇格拉底而看好法斯托夫[235]，他們就這樣回答：「因為我們喜歡政客。」

  回到混戰之前，再講幾句。

  我們在此講述的這樣一場戰爭，無非是趨向理想的一陣痙攣。受到阻遏的進步呈現病態，於是這種可悲的癲癇症就發作了。進步的這種疾病，內戰，我們在途中不免遭遇。這也是一齣戲中必然的一個階段，既是一幕又是幕間休息，而這齣戲的主角是社會的受苦人，真正名稱叫「進步」。

  進步!

  我們經常發出的這一呼喊，體現了我們的全部思想。這場悲劇發展到這一點，包含的思想雖然還要不止一次地經受考驗，但是也可能允許我們拉起幕布，至少要讓它的光亮清晰地透出來。

  此刻讀者展閱的這部書，無論存在怎樣的間歇、例外或欠缺，但是從頭至尾，從整體到細節，全是講述人從惡走向善，從非正義走向正義，從假走向真，從黑夜走向光明，從欲望走向良心，從腐朽走向生命，從獸性走向責任，從地獄走向天堂，從虛無走向上帝。起點是物質，終點是靈魂。始為九頭蛇，終成為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