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歷史政治篇2

  前幾年有部很火的電影《大明劫》，裡頭就涉及到軍屯虧空的問題。

  大明劫的劇情，是說孫傳庭進駐陝西之後，由於沒辦法從朝廷獲得軍餉，而陝西的鄉紳們又不肯配合繳納賦稅。

  所以孫傳庭一怒之下乾脆拿陝西鄉紳開刀，將這幫子死要錢的鄉紳全部砍了，再拿這些鄉紳的家產沖抵軍餉，這才解決了軍餉問題。

  但要注意的是，理論上來說，有功名的鄉紳是有優免賦稅的特權的。

  而孫傳庭作為朝廷命官，之所以在明明知道鄉紳有優免賦稅特權的前提下，還找他們要稅賦，並且還敢把他們全殺了，拿他們的家產來沖抵賦稅，就是因為這些鄉紳所侵占的不是一般的田地，而是軍屯所屬的田地。

  這正是金瓶梅中吳大舅在監管了軍屯之後幹的事情。

  為何會出現鄉紳侵占軍屯的現象呢？

  是因為軍屯制度的設計，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非常不靠譜的玩意兒。

  大伙兒想想啊，雖然在軍屯服役的軍丁，理論上不需要承擔衛所的軍役，但是軍屯和衛所實際上是共同一套軍戶系統。

  

  也就是，每一家軍戶在派男丁去軍屯種田的同時，還會被朝廷隨時徵發軍役。

  這在明初當然沒有啥大問題,直到後來『重役』的出現,『重役』就是強令一個軍戶出一丁以上或三五丁充當正軍，又要出這麼多壯丁去打仗又要種田，軍戶的負擔之大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理論上屯軍(這裡主要是指屯田士兵)的主要任務是進行生產活動,並不需要承擔其他的勞役。

  但是官府的話，你們懂得。

  實際上,屯軍除了種田的任務外,還被迫承擔其他額外的差役,如征操守備、修渠築堤、轉輸運糧等。

  以上還僅僅是官役而已,此外,屯軍還經常被很多官僚勢要驅使充當私人差役,這些都加大了對屯軍的負擔,及至後來的屯軍出逃,典賣土地等也就不足為奇了。

  更為坑爹的是，在關于田租方面,屯軍受到的壓迫比其他的民戶要深的多,屯地的生產既要滿足自身需求，還得把剩下的交給官府。

  軍屯的屯租是民田的三倍多,一般官田的一倍多。

  而且，要是民田、官田，遇到收成不好的年頭，還能根據收成來調整租稅，但是軍屯可不管你這麼多，管你收成好壞，該給朝廷的租子那是一個也不能少。

  人都不傻，再小的棋子也有自己的意志。

  面對如此重負，還傻傻的留著當軍戶，不跑豈不是傻子。

  所以軍屯制度建立不久就出現軍戶逃亡，導致軍屯日益荒廢的問題，朝廷要收的租子那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公元1403年，朝廷的太倉還受到軍屯交的糧食2345萬石，到了1413年就只受到900多萬石。

  短短的10年時間內，收入跌去了近一半。

  當然，糧食交的少也不僅僅是軍戶逃亡，更主要的原因還是軍官和有門路的鄉紳利用官府管理的疏忽，侵占公田。

  比如中都留守都督陳恭，便利用權勢侵占軍屯土地1000餘畝，脅迫上百名士兵來耕種這些土地，牟利租稅3萬餘斗。

  大明劫中的陝西鄉紳與金瓶梅中的吳大舅，都是如陳恭一樣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或是關係網絡來侵占軍屯公田，謀取私利。

  後來張居正清查土地之時，發現被侵占的土地竟然多達六千多萬畝，這樣一個瞠目結舌的數字，說明了軍屯的田地被侵占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軍官和鄉紳侵占軍屯，導致朝廷的收入大幅度減少，但是對那些屯墾軍屯的軍戶而言，卻未必是壞事。

  如果各位留心一下吳大舅和西門大官人對話的話，就會發現這裡頭其實頗有貓膩。

  首先吳大舅表示，自己管理近三萬頃屯地，明年光繳納的稅就需要近500兩銀子，接下來又說如果徵收的緊了，是很容易的激起民憤的。

  為什麼會徵收的緊了會激起民憤？

  因為朝廷明年要的稅金太重，軍戶們沒辦法按期繳納，你去催人家也拿不出來，或者拿出來了自己就活不了。

  那不造反還等著過年嗎？

  但是接下來吳大舅的話就有意思了，如果管理的好，不光每年可以賺百十兩銀子的外快，到年底還有農戶送雞鵝豬酒啥的孝敬呢。

  這裡的管理得好，明顯不是說老老實實按照朝廷的規定繳納稅金。

  因為吳大舅之前也說了，催收的緊了會激起民憤。

  而吳大舅呢，不僅自己可以撈到外快，還有軍戶送各種吃喝孝敬，這透露出一個信心。

  很明顯，吳大舅雖然自己撈了好處，但是軍戶們也有好處，否則到年底不會也拿不出各種吃喝去孝敬他老人家。

  所以這裡的管理的好恐怕只有一個意思，那就是通過各種理由拖欠朝廷的稅金，然後自己跟軍戶你好我好大家好。

  吳大舅明年撈個百十兩銀子的外快，軍戶們也躲掉了重稅。

  雖然作為交換要交不少好處給吳大舅，但總比承擔朝廷那個坑爹到極致的重稅要輕鬆的多吧。

  其實就一般常識來說，在古代中國，鄉紳侵占土地，更多是對朝廷和官府的收入帶來直接的損失。

  而朝廷和官府為了彌補這些損失，自然就把這部分損失轉嫁到自耕農或耕種官田的農戶頭上。

  但要注意，鄉紳侵占土地，大多數情況下並非是留地不留人。因為人家又不會占土地修房子炒地皮，還是要拿來耕種的。

  要是把人趕走了，還要另外去找人種地，煩不煩？

  所以，對於被侵占土地的農戶而言，其實不過換了一個要交租稅的對象而言。

  而相對於朝廷和官府，給鄉紳們交租子，那明顯還是好一些。

  所以吳大舅才不僅能夠自己撈好處，還有軍戶念他的好，過年去孝敬他。

  但無論如何，這都證明了明朝軍制的落後，戰爭要求部隊能作出快速反應，軍需這類更是，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指望吳大舅這種人，怎麼能做好後勤工作？

  那這樣務必落後的衛所制度，還是讓大明朝在蒙古、女真等勢力的打擊下，撐了二百年，這是為什麼呢？

  咱們下回再說。

  第七節大官人的「勞斯萊斯」揭示了什麼

  上回我們說了，明代衛所制度的落後，從這個制度中可以看出，明朝並沒有一支大規模的職業軍隊。

  所謂職業軍隊，就是以打仗為主，糧餉靠朝廷供應的那種。

  這就讓明軍保證不了戰鬥力，所以幾百人的倭寇在東南沿海橫行無忌，後期為了剿滅倭寇，才有了職業軍隊性質的「戚家軍」。

  明軍這樣菜的戰鬥力，竟然撐了二百多年，咱們大天朝體量大自然是一個原因，但這個解釋肯定是不全面的。

  各位看官老爺想一想，打仗圖啥？

  票子、女人、珠寶等等，咱們只用一個詞形容——好處。

  沒有好處，打什麼仗啊。

  那麼，假如不用打仗就可以獲得好處，那何樂而不為呢？

  當時明朝在北方邊界部署了大量軍隊，規定各地蓄馬以供邊防。

  但因為南方不產馬而改徵銀，儲存在太僕寺常盈庫，再拿這些銀子，到北方去和蒙古人交易馬匹。

  蒙古人不缺馬，通過買賣，大伙兒各取所需，也用不著動刀動槍死人了，這就是明軍戰鬥力低下，還能撐幾百年的重要原因。

  提到買馬，《金瓶梅》中孟玉樓說過一句話：「常言道，世上錢財是倘來之物，哪有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廷爺一時沒有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來使。休說買賣人家，誰有錢放在家裡？」

  當時正是孟玉樓打算改嫁西門大官人的時候。

  她死去老公的舅舅張四害怕她帶走張家的財產，所以堅決反對。

  當然明面上的理由不能這麼說，所以張四的理由時西門大官人這種商人看似富裕，其實「里虛外實，少人家的債負」，遠遠不如嫁給有功名的尚舉人來的實惠。

  但是孟玉樓什麼人？

  不僅是心思慎密，而是作為商人的妻子、布店的老闆娘，自然是深知生意經，借貸是商人做生意的常態，哪有不借貸的生意人，借錢生錢才是商人的巧妙之處，成功之處。

  這反映了孟玉樓的過人之處，但從她反駁張四的話中，一句「馬價銀子」，便涉及了馬市。

  對於明朝社會來說，馬絕不僅僅是一種軍事資源或是代步工具，而是還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

  類似於咱們現在的奔馳寶馬勞斯萊斯。

  所以富人家，官人加那是必須有馬的，否則便很不體面。

  西門大官人通過送禮給蔡太師，由生藥店老闆當上了山東提刑所提刑，上下班自然是騎馬了。

  前面我們就曾提到過他買的那匹白馬價值七八十兩銀子，考慮到他借錢給窮哥們常時節買房子，也不過是35兩。

  大官人買的這匹馬，差不多可以和咱們今天的大奔相提並論。

  後來因為他給蔡太師的管家翟謙送去一個十五歲的美女做小妾，兩人便互稱親家。

  翟謙給西門慶送去一匹只有四牙的北方塞外駿馬，這下西門大官人可嘚瑟了，上下班騎在路上對首長夏提刑炫耀起來。

  畢竟騎上太師府送的馬，這馬好不好還在其次，光太師府三個字就比什麼勞特萊斯、寶馬、奔馳的商標都要給力的多。

  騎上這匹馬，等於向外宣布我西門大官人可是太師府的人，倍兒有面子。

  這看的西門大官人的頂頭上司夏提刑那叫一個眼紅啊，於是便借題發揮，跟西門大官人哭窮。

  夏提刑說你老哥騎著太師府送的馬倒是有面子，但是我身為堂堂五品提刑，好歹也是世襲的武職，卻只能騎一匹瘦弱的瘸馬，現在連這匹瘸馬都病了，都只能借別人的馬上下班。

  夏提刑這話真不怕閃了舌頭，作為掌管全山東刑獄的提刑官，有的是撈油水的機會。

  你夏提刑也不是什麼清官，之前幫著西門大官人斷苗青的案子，你老人家不也撈了幾百兩銀子的好處嗎。

  後來離開清河縣的時候，自己住的那套房子轉手也賣了一千兩百兩銀子，所以再窮也不至於窮到借人家的馬上下班的地步。

  說夏提刑借馬上班，這好比城隍老爺拉胡琴——鬼扯，這通牢騷，無非是看下屬巴結上了蔡太師不爽罷了。

  當然，西門大官人何等聰明人，怎麼看不出上司的這點小心思，馬上二話沒說，送了一匹黃驃馬給夏提刑。

  這下夏提刑滿意了，不僅深表感謝，為此還單獨宴請西門慶喝菊花酒。

  不難看出，西門大官人這波在官場上的運作，完全是通過馬來實現的。

  通過騎太師府送的馬來宣揚自己背後有人，又通過送馬來結上司的歡心，足見馬在明朝社會運作中的重要性。

  由於馬市如此之重要，所以當時還出現了不少以馬為名的黑話。

  比如我們前面所曾提到過的「揚州瘦馬」。

  揚州是兩淮鹽商聚集地，富商巨賈雲集，經濟繁榮。飽暖思淫慾，於是便誕生了「養瘦馬」現象。所謂「瘦馬」，說白了就是專門為有錢人培養的情人。

  這些女子個個苗條消瘦，形如瘦弱的馬兒一樣任人驅使。

  明朝「養瘦馬」因其暴利，還催生出一個專門的產業：先用低價將貧苦人家美容較好的女孩買進來，然後從文化修養、儀容形體等諸多方面進行精心，之後通過中介高階賣出。

  而本書的悲情女主潘金蓮，正是這樣一匹從小被精心調教的「揚州瘦馬」。

  馬匹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其確實在代步和運輸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影響之外，也和其高度的稀缺性有關。

  我們都知道，中原和南方歷來就產不出優質的馬匹。

  所以為了獲取優質的馬匹資源，明朝便採取開設馬市，以鹽、茶葉、布匹、絲綢和日用生活品易馬等措施交換馬匹。

  本來嘛，大明朝需要蒙古的馬、牛、羊，特別是馬，那可是戰略資源；蒙古人也需要大明朝的茶葉、絲綢、瓷器。

  大家彼此互相交易，各取所需，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

  但是這裡有一個非常坑爹的地方，那就是大明朝比較傲嬌，不願意放開貿易，讓雙方自由買賣，只允許蒙古人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易規定數量的商品。

  但是另一方面呢？

  大明朝試圖將本來是各取所欲的貿易活動，搞成一個懷柔遠人的政治行為。

  就是說把馬市貿易當做蒙古人對大明朝的朝貢，蒙古人來進貢馬匹等畜牧業產品，來表示對大明朝的忠誠。

  而大明朝為了獎勵蒙古人的忠誠，作為回報賜予蒙古人茶葉、絲綢、瓷器等各種產品。

  當然了，咱們是天朝大國，萬萬不能失了體面。

  所以呢，賜予蒙古人的東西，價值要遠遠高於蒙古人進貢的東西。

  這裡就有個問題，那就是蒙古人看自己的商品能換取如此豐厚得回報，自然是希望多多進貢馬匹之類的畜牧業資源。

  但是大明朝雖然對優質的馬匹資源缺的緊，但是你們蒙古把收購價定了一個天價，我大明朝縱然家業也大，也承受不起你們頻繁的大規模朝貢。

  所以本來好好的一件買賣，被這一連串騷操作搞的大家都不滿意。

  蒙古人嫌大明朝的收購份額太小，而大明朝則覺得蒙古人是在趁機訛詐。

  對此大明朝的反應是經濟上多方面限制朝貢貿易，乃至拒絕、阻斷與蒙之間的經濟聯繫。

  而蒙古人也不含糊，既然你不給我，那我就過來搶，反正蒙古人的騎兵也不是吃素的。

  比如在嘉靖年間，蒙古多次向明朝重新提出貿易互市的請求，但遭到明朝的拒絕，於是俺答一邊派兵入邊搶掠，一邊不斷請求開放貿易。

  後來俺答通過「庚戍之變」，促成了嘉靖三十年馬市的開設，但明朝對蒙古依然保持著敵視的態度。

  蒙古人不斷擴大朝貢的規模，以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

  明朝方面則以蒙古族「貪婪無厭，稍不足欲，則構釁生隙」為由，動輒關閉馬市。

  這種沒有換位思考的貿易政策，導致明蒙關係不斷惡化。

  為了應付蒙古的軍事威脅，大明朝不得不將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北方戰場。

  前幾年熱播的歷史劇大明1566中就有一個段子，徐階為了哄嘉靖開心，給他說南方那邊棉布產的非常順利。

  有了這批棉布，咱們就能拿去和蒙古人重開互市，以此免除刀兵之苦，能省出100多萬兩銀子給你老爺人家修房子。

  雖然這是電視劇中的戲說，但是嘉靖年間的明蒙戰爭搞的大明朝上上下下焦頭爛額卻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到隆慶帝上位之後，通過俺答封貢，重開馬市並且對於雙方的交易也進行了較為合理的規定。

  這樣明朝與蒙古才進入一個比較長期封貢互市的局面。

  而蒙古人雖非我族類，但是也沒有太大的胃口。

  本來打仗求的不過是能貿易互通有無而已，既然大明朝開竅了，願意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貿易關係，蒙古人自然也沒有再和明朝為敵的打算。

  畢竟，雖然無本買賣的受益巨大，但是打仗終歸要流血死人，能夠通過貿易搞到手的東西，那還需要通過刀兵呢。

  而正是伴隨著明蒙貿易關係的安定，大量的優質馬匹不斷進入中原市場。我們的西門大官人才能騎著拉風的高頭大馬到處嘚瑟。

  也正是如此，明朝獲得了短暫的安定，也為張居正變法拉開了序幕，靠著變法，成功給自己續命。

  說到張居正變法，《金瓶梅》的作者是什麼態度呢？

  咱們下回再講。

  第八節口惠而實不至的「免夫錢」

  上一期我們講了張居正變法給明朝成功續命，提到張居正，我們印象中他是能臣，最關鍵的是他是理財能手，他的「一條鞭法」對中國歷史上的財稅制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眾所周知，一直以來我國的中央王朝對於民眾有兩套汲取政策。

  一套比較直接，就是徵收實物稅，顧名思義就是說你種田收穫了多少莊稼，就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繳一部分給官府，再由官府解送給朝廷。

  雖然要交給官府朝廷的實物稅經常會很重，但是大體來說，也就是一錘子買賣，一咬牙把收成交上去就完事了，對於農民來說，還能勉強忍受。

  真正坑爹是另一套，就是徭役。

  徭役是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朝廷要求平民(主要是農民)成年男子在一定時期內或特殊情況下所承擔的一定數量的無償勞動,一般有力役、軍役和雜役等種類。

  先說這徭字，主要指的是義務勞動，這方面包括的就多了，各種各樣的雜活和累活都要去干，比如修建長城，修建運河等等，都要這些人去負責，這就是徭;

  而役呢？自然指的就是服兵役，也就是上戰場的小兵，這些士兵要想出頭是很難的，不是誰都能從小兵到大將軍，幾乎是不可能的，大部分都是炮灰。

  不過不管分成多少種類，各位只要記住幾點就夠了。

  那就是官府隨意徵發，服徭役時間不確定，以及無償勞動，大概率還得你自備乾糧。

  徭役制度本身已經很坑爹了，如果加上稅賦那就更坑爹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想一想啊。

  如果官府的老爺們或者皇帝，有一天突然興起要征徭役，剛好又趕上農忙的時候,你就得放下家裡的農活，自備乾糧去服沒有任何報酬的徭役。

  如果運氣再背一點，一服就是三四個月，再回家農忙時節早過了，還種個鬼的麥子,但是官府老爺可不管你收成咋樣，該交的稅賦還一點不能少，你說你怎麼活吧？

  所以，徭役這個東西，自秦朝創立以來，就一直是一個禍亂之源。

  想當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造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在去服徭役的路上因大雨而耽誤了報導的時間，害怕被處罰。

  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個禍亂之源，但是免費的農民工，還自備乾糧，誰不想用？反正也不一定出事，就算出了事，不還有兵在嗎？

  所以這套制度，就一直被保存了下來。

  當然，一直這樣，確實也不是一個辦法。

  有免費的農民工當然好，但是如果這堆農民工再出幾個陳勝吳廣，那咋辦？

  而實際上後來的反賊頭子，比如說劉福通啥的，還真有不少免費農民工出身的。

  所以呢，我們西門大官人的乾爹，蔡太師就想出了一個辦法來解決這個事情。

  當然，蔡太師這樣的忠臣，肯定不會說讓朝廷出錢僱傭勞工，來替代這群免費農民工這種沒水準的話的。

  蔡太師的算盤是這樣打的，要朝廷出工錢，那是萬萬不可能滴，但是呢，你們可以自己出錢來免掉自己的應該服的徭役。

  然後呢，朝廷再拿你們交的錢去僱人來服這些徭役。

  當然了，你們該交多少免夫錢這個得朝廷來定，所以蔡太師就按人頭，規定每個人每年要交30貫的免夫錢。

  至於交的這些免夫錢，有多少是當做工錢發給被僱傭的農民工或大頭兵，這個嘛，就是由蔡太師代表的朝廷說了算了。

  你就算質疑，蔡太師也不會出來召開記者招待會專門說明一下，你都沒有和人家平等對話的機會。

  話說回來，蔡太師這套算盤雖然打得很精，但並不是他的獨創，以銀錢代替徭役，其實從兩漢就開始了。

  在兩漢所律令中，每個成年健全男子，理論上都需要服徭役，不過可以聘請他人代替。

  另外，擁有一定爵位的，可以根據爵位免除徭役。如果沒有爵位無法免除徭役的，出錢買爵，買爵可納粟、納錢、納奴婢，買爵到第9級以上即可免役。

  然後到了唐代，則是宰相楊炎將賦稅和徭役合併在一起，搞了一個兩稅法。

  簡單來說就是，你們以後不用再交稅了，也不用再服徭役了。

  作為交換呢，朝廷將這些賦稅和徭役都折換為地稅和戶稅，分夏、秋兩季徵收，所以又叫做「兩稅法」。

  而到了宋代，自然就是我們的蔡太師所提出來的免夫錢，不過講道理，這裡蔡太師應該是剽竊了楊炎的創意。

  然後再到金瓶梅作者所處的大明朝，就是前面我們所提到的太岳相公張居正，也是張太師，他老人家所大力推行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實施以前，明朝傳統的賦役制度是將賦和役分開徵調的。

  賦以田為對象，分成夏稅和秋糧，向田主徵收;

  役的對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時，按戶出丁，輪流應役。

  官府分別把每戶的田地和戶口，記錄在魚鱗圖冊和黃冊上，作為徵調賦役的依據。

  但是這套到後來越來越不給力，朝廷覺得僅僅靠這一套來汲取資源，效率實在是太低了，而且行政手續也太過於繁瑣，導致賦稅徵收成本太高。

  所以就有官員開始開腦洞，乾脆將民間每年應該繳納的賦稅，按照丁四糧六的比例一塊徵收，先由大名鼎鼎的海瑞海大人在江南一帶試點執行。

  然後我們的太岳相公張太師，根據前人的經驗，搞了一套一籃子工程。

  統計一個州縣的賦役，量地計丁，丁糧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僉募，付給工食費用，其他雜稅土貢等也與稅糧合為一條，計畝征銀，由官府折辦，這就是一條鞭法。

  不難看出，為了解決徭役讓屁民難以承擔的難處，朝廷和官府也算是費盡了心思。

  從漢到明，一次又一次的推出了將徭役折換為錢糧的政策，並且每一次都宣稱這麼做能夠非常切實的解決民間徭役過重的問題。

  至於為什麼朝廷官府想了這麼多用錢糧折抵徭役的主意，卻沒有考慮過乾脆解除徭役，由官府直接出錢來僱人幹活，這個不用解釋了吧。

  皇帝也是人，政府也是一個機構，大伙兒都有保護自己利益的想法。

  不過有一點倒是很明確的，歷朝歷代的將徭役折換為錢糧的政策，似乎都並未能減輕草民的負擔。

  秦朝就不用說了，還沒來得及打這方面的主意，就在農民工陳勝吳廣發動的暴動之下土崩瓦解。

  而兩漢所推出的用錢糧購買爵位，以此來免除徭役的政策，結果卻是有錢有糧的富人花錢免除掉了徭役，但是沒有錢糧來購買爵位的窮人，卻不得不承受所有徭役的重負。

  而唐代的兩稅法更是坑爹。

  本來在過去在「租庸調製」下，全國各地每年的賦稅額度是統一且明晰的，並不會因為某個地方富裕而多征，某個地方富裕而少征，全國各地，一律平等。

  單「兩稅法」卻背離了這一傳統。

  不同於全國在同一數目下統一徵稅，兩稅法在制定的時候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為標準規定各地的不同徵收額度，久而久之這一額度就變成一種硬性規定，打破了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的傳統。

  拿唐代關中貧瘠地區某一村莊舉例，假如這個村莊有人口一百戶，政府分攤下來的糧食為二百石，因此平常年份這個村莊內每戶只需繳納兩石糧食即可。

  但是後來由於各種天災人禍，這個村莊裡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最後只剩下了五十戶，而因為該村的糧食稅額是固定的，因此只能由剩下的五十戶分攤這二百石的糧食稅額，即每戶每年四石，是平常年份的兩倍之多。

  而此時江南富裕地區某村莊也一樣擁有一百戶人家和二百石的糧食稅額，由於北方戰亂大量百姓南遷，這時這個村莊裡有一百二十戶人家，但是由於政府攤派賦稅額度不變，因此此時每戶每年只需繳納大約一點七石糧食即可。

  在這種政策下，貧瘠地區負擔更重的賦稅，而富裕地區卻承擔遠比貧瘠地區小得多的賦稅，這樣勢必會導致全國田租額輕重不等，地方之間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嚴重的威脅。

  蔡太師所提倡的免夫錢呢？其實就是結合兩漢買爵與唐代兩稅法的危機加強版，等於是在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之外，又加征了一項新稅。

  而且不同於漢代全憑個人的自願，而是按人頭攤牌強制徵收。

  等於說有錢沒錢你都得交著三十貫的免夫錢，至於這個錢是不是真的拿錢去僱人來充徭役了，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我們的太岳相公張太師所推行的一條鞭法，其實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因為一條鞭法是將所有徭役稅賦歸併，按照田畝數量來徵收賦稅。

  等於說這個地方有這麼多地就要交這麼多的賦稅，而完全不考慮收成好壞與貧富情況。

  看似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由於士大夫本身具有優免權，等於還是將這些賦稅壓倒了窮人的頭上。

  歸根到底，蔡太師們所提的這些政策，完全是考慮自己的方便，至於說別人的死後，那就不是他們關係的事情了。

  一些有良知的文人士大夫總會對這些「與民爭利」的事情展開批判，他們或許是清流，除了批判之外沒有多少政務能力，但如同今天的在野大v一樣，他們掌握著輿論導向。

  不說蔡京，就是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正面人物，推行自己的政策都需要全社會的「鐵板一塊」，他們是不容許這種反對聲音存在的。

  那麼，他們會怎麼做？我們下期再講。

  第九節學校是民辦好，還是官辦好？

  前面我們說了，蔡京這樣的權臣在推行政策的時候，不會放棄對朝野輿論的監督，總是追求思想上的鐵板一塊。

  那麼，蔡京是如何做得呢？

  蔡太師給皇帝的奏摺中，有一個建議是：「罷科舉制，悉由學校升貢。」

  你沒有聽錯，是取消科舉制，但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員的重要手段，取消了科舉制，怎麼選拔官員呢？

  蔡太師說了，讓這些官員從學校選拔，這是什麼意思呢？

  莫非是大學生剛剛畢業，不用參加公務員考試，直接當官？

  這思想也太前衛了點，別著急，咱們慢慢看。

  眾所周知，科舉制誕生於隋，成型於唐，鼎盛於明。

  在明朝，要想在朝廷中混到一官半職，至少要考上舉人，要想做大官，就非進士不可。

  舉人要候補，只能做七品以下的官，進士才有資格可以做七品以上的官，而且「身非進士，不能入內閣」，所以你看海瑞能力是有的，名氣也很大，但他壓根兒沒有入閣的想法，因為海瑞僅僅是個舉人。

  雖然科舉制度的確為天下讀書人提供了出仕為官的直通車，也為中央王朝提供了其維繫官僚體系所必要的文官士大夫群體，可以說打造了一個朝廷與讀書人雙贏的局面。但是歷來詬病科舉制度的也不乏其人。

  連朱熹這樣的大儒都覺得，科舉導致的應試教育，使得讀書人皓首窮經，將主要精力都放在怎麼通過科舉考試上，從而偏離了孔孟本來的教誨。

  而我們的蔡太師呢？

  雖然他自個兒也是正兒八經的進士及第出身，但是他對科舉的抨擊也是不遺餘力，認為當下世道之所以教化凌夷，風俗頹敗，完全都是科舉制度沒有選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也就導致了朝廷的教化無法推行。

  所以呢，蔡太師覺得，反正咱們現在這個科舉，都已經不能選拔出真正的人才了，那乾脆就把科舉廢了，學學漢唐，設置朝廷直營的學校。

  再通過學校的考試來逐層選拔人才，所以說絕不是大學生畢業後直接當官，仍舊要參加考試，不過，朝廷規定了從哪些學校選拔，你如果想當官，就得先進去這些朝廷圈定的學校才可以。

  當然了，蔡太師搞這一套，肯定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打算，所以他還特意的加上了一條，說是要仿照古制按照孝、友、睦、姻、任、恤、忠、和八條標準，「士有此者，即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並「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說白了就是做官我說了算，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一般認為，蔡太師提出這些建議，完全就是為了方便自己賣官賣爵，即沒有考慮朝廷的利益，也斷了天下讀書人的活路，讓天下人想要當官，只能走他蔡太師的門路。

  但是事情真的是如此簡單嗎？

  在《金瓶梅》這部書成書的這段時期，還真出過一件關係天下讀書人命運，揭示朝廷與讀書人之間矛盾的大事，那便是太岳相公張居正禁毀書院。

  那麼蔡太師所上的本子裡所提的這些個建議，自然也可能都是在影射當時的時政。

  話說當年覺得科舉取士的弊病太大的朱熹，他的解決辦法是興辦體制外的私學，也就是書院。而他們這些個真正的儒家士大夫呢，就通過書院講學來培養出遵循儒家正道的真正人才。

  當然朱熹這套做法，雖然很受當時天下讀書人的歡迎，但一開始其實發展勢頭其實不是很好。

  而且馬上又出現宋元疊代的兵荒馬亂，導致書院的發展進一步的受到阻礙，所以，書院的真正發展，還要等到明代。

  不過明太祖朱元璋上位的時候，其實最初並沒有推行過去那種完全放任民間教育主導的科舉制度，而是採取在中央及各地設置由朝廷所設立的社學，國子監之類的官辦學校。

  再以這些官辦學校為基礎，來構建選拔官員。

  這套東西，正是我們的蔡太師所提議設立的學學校升貢的歷史原型。

  某種意義上來說，蔡太師所提議的，還真不是他自己的獨創，而且大明朝的祖宗之法。

  但我們都知道，科舉制度的另一層內容，就是中央王朝為了將天下讀書人納入其政治體系內部而推行的政策。

  但是這麼搞，所吸納來的讀書人由於大多以自學為主，所以還是有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就是自我思想太濃厚，不方便指揮，不是很聽話。

  對於喜歡集權的朱元璋來說，這麼搞肯定也不是很讓他滿意的，所以他乾脆就搞出這麼一個官辦的學校系統，再由學校升貢的玩意，試圖從人才的育成到人才的選拔，都可以由朝廷全盤控制。

  但是這麼一搞，官辦學校培養出來的人，足夠聽話，但是辦事能力不行，根本沒辦法支撐整個帝國文官體系的運作。

  所以當時就有人噴這套制度引的讀書人都是些鑽營利祿之途、徒，並且使得學校教育本身也腐化墮落。

  在當時不僅學生不學無術，培養不出人才，連老師也嚴重不足，甚至還出現地方富家子弟通過捐納物資獲得生員資格，然後再通過捐納物資進入國子監的大量例子。

  正是因為官學實在是辦的太爛了，所以很多儒家士大夫由想起了當年朱熹所提出的興辦私學以彌補科舉與官學之失的辦法。

  這幫人，有理想有能力，當然最重要的是有錢有權。

  所以在這幫人的支持之下，之前一度凋零的民間書院教育再次興盛起來，不僅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老書院得到復興，還出現了不少新的書院。

  到了正德，嘉靖年間，還出現王陽明及其門徒滿大街辦書院的盛況。

  書院的興隆，雖然很有效的彌補的官學的弊病，使得儒學有了空前的發展，比如出現陽明心學這樣的重量級學派。

  但是另一方面，這畢竟是在朝廷官學系統之外搞的玩意，對於大明朝全國上下的思想統一，有非常大的負面效果。

  所以朝廷便由一開始的支持書院創辦轉向打壓書院，特別是在嘉靖和萬曆年間，朝廷先後三次在禁毀書院。

  前兩次都是由青詞宰相嚴嵩在幕後主導，第一次是於嘉靖十六年針對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毀禁了其所創辦的書院。

  第二次則見矛頭指向了官辦書院，以以官學不修，多建書院「聚生徒，供億科擾」，耗財擾民為藉口在全國範圍內毀禁了不少地方官員創辦的書院。

  這兩次禁毀書院是由於當時在朝執政的人，有許多是反對王陽明、湛若水的學者，他們對於王、湛的廣建書院，聚徒講學，妄加罪名，實是為了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進行壓制。

  以「官學不修，別立書院」，「動費萬金，供億科擾」為藉口，禁毀所有書院。

  但書院在當時的影響很大，聲望很高，禁是禁不住的。

  《萬曆野獲編》上說：「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

  不僅如此，官方越禁，民間越辦，所以明代書院，不僅以嘉靖年間為最多，而且相當一部分是嘉靖十六年、十七年之後興辦的。

  嚴黨折騰了半天，結果卻搞出一個書院越禁越多的結局。

  相較而言，我們的太岳相公張居正對書院的禁毀，就要比嚴黨給力多了。

  史載：「張居正最憎講學，言之切齒。

  」他說：「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他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

  他寫信給憲長，也就是主管司法監察的長官周友山，指責當時書院講學為「作偽之亂學」，「講學者全是假好學」。

  張居正本是徐階的弟子，但張最不喜其師的聚眾講學，尤其是成天閒著沒事幹，不在城裡好好呆著吟詩作對，反而上山下鄉，到處講學創辦書院的王陽明門下子弟。

  這一波張太師可是要比嚴閣老給力多了，

  首先是持續時間長，整個禁毀書院政策持續了長達五年，也就是說一直到張太師嗝屁為止，朝廷都在卯著勁和書院過不去。

  然後就是波及範圍廣，雖然重點照顧的王陽明門徒主要活動江西，廣東，但大明朝14個省區都有書院中槍，而明朝總共也才15個省，也就是說除了雲南全體中槍。

  最後就是禁毀數量大，與之前嚴黨只對付幾家書院不同，這次被禁毀的書院，光有史料明確記載的就多達64家，而在這個運動過程中被波及中槍的，恐怕要更多。

  而且，更之前嚴黨只敢小心翼翼的拿地方官員創辦的書院開刀相比，這次張太師是專門盯著民間書院干。

  在張太師看來，辦學校只能由朝廷來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培養出來的人都足夠的靠譜。

  所以，張太師這次大張旗鼓的對付書院，誠然有藉機打壓他最痛恨的王門的心思，更重要的還在於打壓私學以便讓官學能夠出頭。

  蘭陵笑笑生在寫蔡太師提議廢科舉悉由學校升貢這段的時候，恐怕腦海是想的是正是朱元璋和張太師辦官學的段子吧。

  更奇怪的是他們禁止私學的理由之一是浪費錢財，蘭陵笑笑生也隱晦得諷刺了一把，辦私學浪費錢，也沒見你節儉啊，為什麼這麼說？

  咱們下期再講。

  第十節「六黃太尉」在影射什麼？

  前面我們談到，作者在金瓶梅中，常常會埋一些彩蛋，借宋朝的事，來談本朝的段子。

  蔡京請求罷科舉，影射朱元璋、嚴嵩、張居正等人毀私人書院，明明是想加強思想控制，卻說浪費錢財。

  對此，蘭陵笑笑生進行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諷刺，同一封奏摺，蔡京轉眼間就提議「置提舉御前人舡所」，替宋徽宗物色各地的奇珍異寶。

  你不說嫌民辦書院浪費錢嗎？也沒見你多麼節儉啊，倒是變著法子花錢。

  蔡京提議的「提舉御前人舡所」，毫無意外，真就有了這麼一個官職，擔任這個職務的是一個叫「六黃太尉」的人。

  在整部《金瓶梅》中，「六黃太尉」並不是主角，但他的出場對於西門慶的襯托卻又無比重要。

  西門慶在和林太太勾搭上的時候，從別人的口中得知：「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侄女兒女婿」。

  這是六黃太尉的第一次亮相。

  從官職來看，「太尉」可不是一般的官兒。

  秦漢時期，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也就是皇帝之外的三大高官，太尉是主管兵政的。

  到漢武帝時期，改太尉為大司馬，作為大將軍、驃騎將軍的加官，所以衛青和霍去病的官職為「大將軍大司馬、驃騎將軍大司馬」。

  東漢的時候，以太尉、司空、司徒為三公，後來曹操擔任丞相後，廢除了三公。

  隋唐時期呢，又把太尉可以開府治事的權力給抹掉了，日後的太尉更多的是親王、宰相的加官或者贈官，代表的是一種榮寵的地位。

  到明朝已經取消了這一頭銜。

  那文中的六黃太尉是什麼人？多大的官？又為何加個「六」字？

  先說說宋朝的官僚制度。

  霸占了我們童年記憶的包青天還記得嗎？

  包青天作為開封府知府，不畏強權，為民做主，而且他能經常見到皇帝，朝中官員甚至稱他為「包相爺」，連他手底下的展昭都是四五品左右的帶刀護衛。

  但是，歷史上的包拯在開封府的時候，是一個叫「權知開封府事」的官職，就是說讓他臨時代理開封知府的工作。

  沒想到吧，大名鼎鼎的包青天竟然是個「臨時工」！

  那包拯當時本身擔任的官職是什麼呢？右司郎中，不過是個六品官！

  跟印象里的地位相比一落千丈有沒有？

  按其本官，他的形象應該是坐在開封府正堂上穿著一件看起來非常環保的官服——綠色。

  宋承唐制，一二三品服紫，四五品服緋，六七品服綠，八九品服青。

  包拯只有六品，那他手下動不動就四品的護衛們當然也就是假的。

  一個破六品官，包拯哪來的底氣懟天懟地懟空氣呢？

  因為人家還有除了官，還有職。

  「職」容易理解成實際的職務，其實在宋朝這是一個限定性很強的頭銜，特指館閣學士的頭銜，級別分大學士、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

  各個館閣的地位也稍有不同，如昭文館大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就是宰相專用的職銜。

  還有「監修國史」這個頭銜，雖不帶學士字樣，也是館職，並且也是宰相專用。

  三者的排序是昭文>監修>集賢。

  所以如果是宰相銜加昭文館大學士，就是首相；加監修國史就是次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就是排位最末的宰相。

  宰相最多3個名額，也經常只有2個，首相既是昭文館大學士又是監修國史。

  除了這三個宰相專用館職之外，觀文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也是地位很高的，一般是宰相之外的重要政策顧問。

  還有翰林學士，參與各種政策的草擬，屬於決策層的秘書機要人員。

  包拯在開封府任上的時候的職是「龍圖閣直學士」。這也就是「包龍圖」稱呼的由來，在龍圖閣直學士之前他的館職是「天章閣待制」，比直學士低一級。

  那這是幾品呢？龍圖閣直學士視從三品。

  那包拯究竟是三品官還是六品官呢？

  那就要搞清楚「右司郎中」和「龍圖閣直學士」的用處。

  宋朝的官是用來領工資的，啥也不用干；而職，就是xxx學士之類的字樣，純屬一種精英認證的證書，代表皇帝看重你，把你當作未來的肱骨之臣培養，象徵著你的政治地位。

  至於臨時的差遣工作，才是宋代官員需要具體負責的事務。

  這樣看來，包拯就是領著六品官的薪水，享受著三品官的政治待遇，臨時管理著開封府。

  那開封府的正式長官在哪裡呢？

  開封府的正式長官叫開封府尹，這一般是宋代下一任皇帝擔任的頭銜，所以包黑子在開封府一輩子別想轉正了。

  六黃太尉的「太尉」就是「官」，用來領工資的，也代表了一定的地位。

  六黃太尉叫黃經臣，宋徽宗的聖旨里寫道：「加黃經臣為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

  太尉在元豐改制期間，曾經被宋神宗撤掉，在宋徽宗年間又恢復，為正二品。

  黃太尉由殿前太尉晉升為殿前都太尉，也就是禁衛軍總司令的意思，不過他並不能真正管理禁軍。

  因為，聖旨的最後一句：「提督御前人船」，才是黃太尉真正要幹的事情。

  那為何黃太尉前面要加個「六字」呢？

  有人認為，是六位太尉中姓黃的太尉的簡稱。

  《金瓶梅》第七十回提到了執金吾堂大太尉朱勔以下有六位太尉：「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大尉侄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

  六位太尉前來參見上級朱勔，書中文字還表明六位太尉職級相等，六位太尉中只有黃經臣姓黃，所以推測為「六位太尉中姓黃的那位。」

  但還有一種說法，「六」就是大的意思。

  在蔡太師家族沒落後，蔡絛（tao)的《鐵圍山叢談》中說:「政和初，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陸贄為陸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後，兄弟盡蒙用家人禮，而以行次呼之。至於嬪嬙宦寺亦從天子稱之，以為常也。目仲兄則曰十哥，季兄則曰十一，吾亦荷上聖呼之為十三。」

  「伯氏」是指蔡家老大蔡攸，那麼老大為什麼變成了「蔡六」？

  大概是咱們中國人喜歡賭博，賭博要擲色子，色子最大的就是六。

  所以，正史中的「楊六郎」很可能就是楊家老大的意思。

  這是自從唐朝以來，貴族們玩的文字遊戲。

  六黃太尉無非就是家中排行第一的黃太尉黃經臣，那黃經臣此人為什麼特別呢？

  在《宋史·宋欽宗本紀》里，記載道：「靖康年間，金兵攻破東京，宦者黃經臣投火而死。」

  一個「宦者」，宦官的宦，說明了黃經臣是個太監！

  正史中的黃經臣，算一個高尚的人物，一直與蔡京作對，但是在《金瓶梅》中，黃經臣與蔡京是同一陣營。

  這也難怪，理學名臣楊時楊龜山，還被作者嘲諷呢，那故意把黃經臣惡搞一下，用意是什麼呢？

  用太監當禁衛軍總司令，雖然他不能真正指揮作戰，但「名與器，不可輕授」，宋徽宗真正是有創意！

  更何況，北宋末年，與西夏、契丹、女真作戰的宋軍主帥童貫，就是個太監！

  放到明代，雖然沒有了太監當軍隊主帥，但卻有太監監軍的制度。

  在"靖難之役"中，由於宦官的反叛，朱棣順利攻進南京，奪得帝位，宦官開始受到皇帝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