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非西方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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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6月4日至8日的中途島海戰讓日本品嘗到被殺戮的滋味。

  氣急敗壞的日本人對投降者以及手無寸鐵的俘虜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和折磨，這在日軍士兵中幾乎是普遍的行為，在中國、菲律賓和太平洋戰場皆是如此。

  戰爭情況下，避免不了殺戮。但這與藉助戰爭施以暴行的行為來講，又是兩回事。應該說，日本人暴行的頻率遠高於英國人或美國人。「盟軍集中營和日本集中營之間毫無可比之處，後者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醫藥實驗和例行的射殺俘虜行為。」

  當然，美國人實際上殺死了更多的日本人，例如對日本城市的轟炸，和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襲擊。維克托·漢森認為：「但是在美國人眼裡，無差別的地毯式轟炸作戰和謀殺戰俘並不能相提並論。這是徹底的西方式戰爭特點，源自古希臘在光天化日之下挑選場地進行殺戮的習俗。這種習俗在羅馬時代得到發展，在中世紀得到進化，在基督教世界中依舊存在，這是關於正義戰爭的概念。」

  具體來說，「盟軍也進行了大規模殲滅敵人的行動，但那幾乎都是通過公開和直接的進攻完成的，並事先表明了自己的意圖。這樣的大規模攻擊往往是報復性的，盟軍會在敵人的火力下發動攻擊，而不是在營地裏偷襲，或是停火後背信棄義地進攻。日本的防空火力和戰鬥機會嘗試射擊跳傘的敵軍轟炸機機組，這些人被迫在敵占區著陸後，經常會被日本人處決」。301

  不過，在日本人看來，他們不會覺得屠殺有什麼不妥。美國人會認為，「隻要他們在轟炸時，是在實際的火力對射中殺死敵人，同時將轟炸這種方法作為破壞日本帝國軍事工業基礎的努力之一，那一切幾乎就和正面戰鬥沒什麼不同」。日本人的思路則與此相反，「他們隻會計算轟炸中死亡的人數，然後指出，成千上萬死於美軍轟炸的本國無辜公民，要比日本戰俘營裏審訊者和警衛處決、肢解的美國俘虜多得多」。

  這其實就是日本與西方思想衝突的分歧，或者說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譬如，在歐洲人登陸美洲後，那個著名的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會因為阿茲特克屠殺俘虜而義憤填膺，但是他們自己會覺得，激烈交戰中從後方追殺數千缺乏防護的土著人的行為則顯得十分正當。這就是說，站在美國人的立場而言，這種差異體現了軍事理性的完美。在戰場上進行的殺戮與非戰場上進行的殺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具體來說，當美國人使用燃燒彈進行轟炸的戰術，僅在1945年3月的一周之內就燒死居住在東京的日本士兵、工人和市民20萬人，與此同時，美國人又將日本戰俘安置到美國內陸相對人道主義的戰俘營，這兩種行為可看作軍事上的理性。不過，對日本人來說，「屠殺墜機的B-29飛行員的舉動，隻不過是為他們幾十萬被燒死同胞進行的一次小小報復」。當然，這絕不是為了給殺戮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而是站在意識形態的層面，討論中途島海戰背後日本個人主義浸透在國家意識形態之中的複雜性及要義，繼而指向可怕的殺戮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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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越二郎、奧宮正武在《零戰》裏有這樣的描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最初6個月裡，敵軍和日本船艦的損失比例，完全實現了海軍「理想戰鬥條件」的內容，即「隻在擁有制空權的條件下，進行一場決定性海戰」。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10年裡，日本海航飛行員一直被灌輸這樣的理念——在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進行海上交戰一定會取得勝利。太平洋戰爭初期階段的神奇戰果，很好地支持了這樣的信念。

  上述內容具有非常重要的分析價值。這份來自「理想戰鬥條件」的自信竟然讓日本人對俘虜有了毫無理由的殘忍殺戮行為，因為他們會認為凡是投降者都是懦夫。以珍珠港事件後的威克島海戰（1941年）為例，那些被日軍俘獲的美軍水兵下場極慘，在將這些俘虜用船運回日本和中國的集中營之前，日本人通常會用棍棒猛烈擊打他們。這還是輕的，在日本人看來，嚴重的刑罰是先讓數名俘虜站在甲闆上，然後在所謂斬首儀式的名義下施以斬首。最後歡呼雀躍的日本水兵會將死者的身體進行肢解，並將它們扔向大海。

  日本人的這種殘暴行為除了所謂「懦夫」的因素，還源自內心的種族仇恨，這不難解釋，對極端主義者來說，這是很好的理由。另外，日本軍國主義者往往對古代軍事禮儀中的武士道核心理念缺乏理解，他們更願意歪曲，認為隻有殺戮才能解決一切問題。某種程度上出於對歐洲人長期殖民亞洲壓抑的憤怒，也是其殘暴的因素。日本人將這種行為放置到中途島海戰中，足以看出參戰人員心理的高度緊張和亢奮，特別是這種暴虐、殘忍的戰爭方式受到美英同盟的反擊後，表現得更為明顯。更人神共憤的是，在戰場殺戮結束後，日本人對投降者、手無寸鐵的俘虜或是平民的屠殺和折磨，幾乎是最為普遍的行為。這種行為不限於太平洋戰場，在中國、菲律賓等地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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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45年為止，日本從未被西方人殖民或征服過。首要的原因在於，這個島國與歐洲之間的距離遙遠，且親近「秉持孤立主義和內向型做法的19世紀的美國」，以及缺乏誘人的土地和充足的資源（包括日本重要的中井竹山、中井履軒等學者型的人物，他們認為像北海道這樣的地區完全屬於窮鄉僻壤）。加之數量龐大的飢餓人口，這都使得日本對西方征服者不具備吸引力。

  然而，在19世紀日本與西方首次發生接觸後，即指1853年的黑船事件，日本人開始有意識地效法西方。特別是薩英戰爭302的失敗，讓日本堅定地認識到自己與歐洲的巨大差距。於是，日本努力與歐洲各國保持親密關係，銳意取彼之長，補己之短。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更加注重的是西方的工業生產技術和技術研究方法，並在其基礎上加以提高。像發明飛機的是美國人，鐵甲艦和航空母艦的自力推進是英美創造的，以油為動力的海上艦隊理念純粹是歐洲人發展起來的，對於這些高端的技術若沒有很強的吸收消化能力，外來者很難在短時間內完全掌握。但是，日本人在1941年的時候，他們建造的艦船和飛機已經能與英美並駕齊驅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了他們。

  這種超強的能力還可以追溯到16世紀中期，當時日本人首次與葡萄牙人接觸。這次接觸為日本人帶來了驚喜，他們從葡萄牙人那裡學到了火器製造技術，之後數十年內就給整支軍隊裝備了改進後的火炮和火槍。這是非常大的進步，由於使用了這種新式裝備，甚至威脅到了武士階層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武士階層的「軍事資本是建立在精神性的、反技術的、排外的、反現代化的基礎之上」。因此，日本現代化進程之一——革新軍事技術遭到了巨大的挑戰，「出於對這些新技術的反動，封建領主們逐步解除了人民的武裝，此外，作為對外國各方面影響的全面禁令的一部分，他們還阻止了武器的進一步輸入。海船被禁止建造。基督教被宣布為非法，大部分外國人遭到驅逐」。這一切的改觀得益於1853年的黑船事件。當時，一支由馬修·佩裏（Matthew Perry）將軍指揮的美國艦隊駛入了江戶灣。在這一刻，日本的技術進步幾乎是完全停滯的，在全國上下的武器庫裏很難找出能用於抵抗美軍的裝備。

  佩裏的火炮和榴彈，還有他的蒸汽艦隊以及他麾下攜帶有線膛槍的陸戰隊，讓日本人猛然醒悟過來。因此，與其說是一種羞辱，還不如說是一種「神奇的覺醒力量」。日本人認識到拒絕西方科學的愚蠢，對入侵者的反應不僅僅是憤怒，更多的是意識形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西方化」一詞是比較中肯的詮釋，「在進行了少數徒勞抵抗後，日本開始全面接受西方製造業和銀行業。」1877年，這一年是日本史上比較重要的一年，在薩摩發生了一起暴動。古闆的、固執的武士們裝備著傳統的日本刀，同裝備著歐式武器，並具備歐式訓練特質的軍隊對決，結果顯而易見，武士們被徹底打敗。換句話說，19世紀最後的25年，日本軍閥的權力已被終結。

  日本同歐洲的廣泛接觸，上至天皇，下至其他階層，開始了效法現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努力。這一進程具備劃時代的意義，階層不再固化，它們開始演變；國民意識發生轉變，不再故步自封。學者羅伯特·埃傑頓（Robert Edgerton）在《大日本帝國的武士》裏這樣描述道：「步槍和火炮的訂單雪片般飛向法國……當德國於1871年擊敗法國後，日本人迅速轉向了勝利者，改變了學習對象。很快日本士兵開始走鵝步，效法普魯士步兵戰術。日本海軍軍官大部分來自一度反叛的薩摩藩，他們向英國皇家海軍學習，時常經年累月搭乘英軍戰艦出海。日本的新式戰艦也會在英國製造，因為英國統治了海洋，而日本人希望學習最優秀的國家。日本的西方化並不局限於軍事事物，西方的藝術、文學、科技、音樂和風尚也在日本繁榮興旺。大學生們盡情接觸一切西方化的東西……而武士們也變成了工業家、鐵路巨頭和銀行家。」在軍隊建制和軍銜上，日本也與歐洲同行類似。直到這種軍事力量越來越強大，並打算用它支配亞洲事務，乃至更廣闊的區域。

  因此，「西方化」的日本國力越來越強，其軍事力量方面的表現也是有目共睹的。1894年，日本將當時滿清的軍事力量趕出了朝鮮；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中，日本遠征軍是開赴北京、援救使館的歐式部隊中武裝、紀律和組織最好的軍隊；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最後是日本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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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日本在進行「西方化」的過程中，並不像開始時那樣對西方技術和意識形態等廣泛接受。日本依然固守著頑固的文化傳統。這種力量會「阻礙科學研究和武器研發過程中真正的、不狹隘的西方方法」。這種接受形式或態度，我們完全可以用「非西方化的日本」來形容。正如學者埃傑頓在《大日本帝國的武士》裏的描述：「在佩裏到訪後，日本人隻得承認西方技術遠遠優於本國技術（如果不是承認西方文化其他各個方面也完全占優的話）。對任何一個民族而言，這樣的承認都是令人不快的，對日本人來說就尤其如此了，因為他們與地球上的大部分民族不一樣，懷有對『大和』民族自身的偉大、內在優越乃至神性的信念。日本人在思考自身價值時的矛盾心理，顯得尤為痛苦。由於許多人自慚形穢，因此他們開始害怕並厭惡西方人，就像他們之前害怕並厭惡中國人一樣。當西方人後來被證明並非不可傷害時，摧毀他們的誘惑就開始滋長了。」

  對此，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托蘭在《日本帝國的衰亡》中做了更為直接的描述：「西方人不理解的是，日本在現代化和西方化的表面之下，實際上卻仍然是東洋人。日本由封建主義變成帝國主義的速度之快，使得隻想學習西方方法而不想學習西方價值觀的領導人，來不及或者無意去發展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

  這就導緻日本在採用西方戰爭方式時，他們更願意發起一場全面殲滅、毫無憐憫的戰爭。他們更願意以天皇的名義作戰，這樣才不會使他們思考自我價值時的矛盾心理顯得更為痛苦。極端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讓他們感受到歐洲人會在意他們的長相、臭味或者說缺乏男子氣概——這是多麼悖謬，也許有歐洲人認為他們是靠聰明的發明和機器換來勝利，而不是靠男子氣概中的內在勇氣。

  中途島海戰失敗後，一些日本軍官開始反思這場失敗。淵田美津雄、奧宮正武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中途島海戰中》一書中，他們這樣寫道：「歸根結底，不僅是在中途島海戰中，而且是在整個戰爭中日本戰敗的根源深深地蘊藏在日本的國民性裏。我國國民有一種違背理性和容易衝動的性格，所以行動上漫無目標，往往自相矛盾。地方觀念的傳統使我們心胸狹窄、主觀固執、因循守舊，對於即便是必要的改革也遲遲不願採用。我們優柔寡斷，因此易陷於夜郎自大，這又使我們瞧不起別人。我們投機取巧，缺乏大膽和獨立精神，習慣於依賴別人和奉承上司。」

  這樣看來，似乎又很好解釋「非西方化的日本」了。就在那些「工業家和科研人員推動日本經濟和軍事沿著歐洲路線現代化時，多數日本人依然停留在相當大程度上等級化、專制化的亞洲社會中」。於是，這種矛盾的、深層自卑的心理控制著這些人的公眾行為。對天皇的忠誠是絕對的，軍方卻又享有對政府幾乎完全的控制。隨著日本國內自然資源的大規模缺乏，歐洲法西斯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的崛起，「歐洲殖民主義者的種族主義歷史、美國針對亞洲移民的歧視，這些因素都有助於在二戰前夕鞏固日本民族主義者和右翼軍國主義者的地位」。

  美國著名的政治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軍人與國家》裏這樣說：「因為它（日本領導層）浸透在國家意識形態中，因為它難以（如果不是無法的話）用冷靜的現實主義方法和科學方法分析軍事局面……從本質上講，那是用日本國家意識形態的精神和原則……個人對國家的認同和他對天皇意志的服從……這給軍方提供了事實上以武士道和皇道理想培養全體男性人口的機會。」因此，這群人才是更可怕的，瘋狂殺戮在他們的眼裡太正常不過了。當不可避免的戰爭爆發，自然就會發生最糟糕的暴行了。

  古老的封建武士信條在被19世紀的軍國主義者重新詮釋和包裝後，不過是一個現代版的「殘忍殺戮罪惡」罷了。1931年與中國爆發的戰爭便是這種特質下的表現形式。隨後，這種瘋狂下的野心開始逐步擴大區域，給那些區域下的國家、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

  瘋狂的殺戮必將導緻被殺戮者的復仇行動。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利用神風戰機（一種自殺式飛機，艙門被封死，用自身去撞擊戰艦）攻擊美軍的行為讓世人震驚。就在之前，像淵田美津雄這樣的日本海航指揮官還嘲笑美國人缺乏戰鬥意願。當美軍實施復仇行動後，殺戮與殺戮的對決便進行得更加激烈了。戈登·威廉·普朗奇（Gordon William Prange）在其著作《中途島奇蹟》（Miracle at Midway）中描述了美軍軍官的心頭之怒，中途島海戰期間，「大黃蜂」號VT-8魚雷轟炸機中隊中隊長約翰·查爾斯·「傑克」·沃爾德隆（John Charles「Jack」Waldron）少校在起飛前對同僚發出了這樣的命令：「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我們能獲得有利的戰術條件，但倘若我們的處境越發糟糕，我依舊希望我們中的每個人都能竭盡全力去摧毀敵人。如果隻有一架飛機能夠成功切入進行投彈，我希望機組成員能勉力飛行，命中目標。上帝將與我們同在。祝大家好運，希望你們能夠順利著陸，讓敵人下地獄吧！」

  這樣看來，「漂浮的地獄」終將是殺戮者的最終歸宿，曾經的被殺戮者會以莫大的勇氣和正義的使命發揮出無與倫比的力量。而「非西方化的日本」既讓日本在一段時期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也讓日本最終走向失敗的結局。

  然而，以淵田美津雄、奧宮正武為典型代表的日本人，卻將這場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結於攻擊計劃的洩密。「美軍提前發覺日本的攻擊計劃，是日本失利的唯一最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這無可置疑。從日本方面來看，敵人情報工作這一成就轉而成為我方的失敗——我們沒有採取充分的保密措施……但是，說它是美國情報工作的勝利，其意義還不止於此，這一次敵人情報工作的積極成就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在反面，亦即日本情報工作的糟糕和不頂事。」303

  並非要否定進攻計劃被洩密是重要的失敗因素，但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一個可供商榷的思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日本僅僅將戰爭失敗歸結於技術層面的個人主義者是否會有一些新的反思。譬如，在當時的戰爭困境下，有多少人還願意讓個體完全服從於國家；當戰爭演變成飛蛾撲火式的煉獄場，有多少人不會認為自己正在為日本軍部的威權主義而白白葬送了性命；極端的個人神性崇拜是否會因這場戰爭的失敗而得到改變……或許從這樣的角度重新闡釋中途島海戰，將給予我們一些不同的思考。而本文所做的一切努力或許隻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