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魔山》中的中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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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紀有一部震驚世界文壇的教育諷刺小說《魔山》，該書的作者是托馬斯·曼（Thomas Mann）259。作品的主人公叫漢斯·卡斯托爾普（Hans Castorp），另一個中心人物叫洛多維科·塞滕布里尼（Lodovico Settembrini），他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文主義者，總是竭盡全力地想將漢斯·卡斯托爾普培養成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忠實擁躉。當然，我們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擁護啟蒙運動，支持法國大革命，儘管這兩者已經沾染了些許灰塵，但還是表現得熱切而執著。他的言談中始終充斥著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技術進步三大主題。因此，他算是20世紀初的「文明吹鼓手」之一。

  不過，要將一個人培養成具備某種特質的人是不容易的。最重要的是這個人的身份很重要，且博學多識——至少看起來是這個樣子的。讀者看完《魔山》這部小說，會發現「托馬斯·曼選擇讓一個義大利人來完成這一學究式的教育任務絕非偶然」。最直接的兩點可從體裁和內容上感知：首先這是一部具有教育諷刺意義的小說，這符合此類作品的高級內涵；其次就是中心人物塞滕布里尼喜歡做演講，偏偏周日的演說言辭雄辯卻無法始終保持思想一致，因為他「大部分演說內容的靈感源自左翼自由主義政治家和革命家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年）的著作」。

  作為統一的義大利的締造者之一，朱塞佩·馬志尼除了擁有屢戰屢敗的起義生涯，還是一位擅長著述之人。1860年4月23日，他根據自己的政治際遇寫了一本名叫《論人的責任》的書。其實，這本書里的共和理念與當時義大利的基本轉向君主制統一運動是背道而馳的。回想他的政治生涯，總因政治才幹不足而敗於對手薩伏依王朝260。面對這樣的結果，他時常嘆息：「我要的是一個青年的義大利，你們卻給了我一個木乃伊。」

  同樣讓人覺得不是偶然的是，塞滕布里尼演說中「不僅捍衛了抽象原則」，對涉及19世紀歐洲各國的原則「也反映了十分明確的敵友觀念」。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托馬斯·曼設置這個人物形象的用意了，塞滕布里尼身上有朱塞佩·馬志尼的影子。也就是說，「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法國代表了美好、進步、有前途的國家模式。相反，多民族的奧地利帝國則成了邪惡、守舊、仇視進步且不人道的化身」。這時候，解決問題的理想主義者來了，他就像塞滕布里尼一樣，有著非友即敵的思維模式，卻又自身才幹不足。他竭盡所能試圖將漢斯·卡斯托爾普培養成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的忠實擁躉。於是，他化身為「文明吹鼓手」，以建立一個「理性統治並實行民主的民族國家」為夢想。「不過在達到這一目的之前，那種亞洲式的奴顏婢膝、墨守成規的制度必須要徹底打垮。」換句話說，「在維也納，應當先把奧地利擊潰，這樣既可為過去報仇雪恥，又能使正義占上風，讓地球上的人們獲得幸福」。

  回到利薩海戰，1866年夏天的這場海上戰事本意是「為過去復仇」，最終卻成為一場令「年輕的義大利自由派、愛國者與啟蒙思想捍衛者難以承受的恥辱」。這倒非常符合托馬斯·曼小說《魔山》所彰顯的諷刺特質。

  

  利薩海戰是「第三次義大利獨立戰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場獨立戰爭並不長久，如果不是發生了利薩海戰，它就缺少了許多獨立戰爭中具備的高潮部分。簡單來說，這場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是1866年普奧戰爭在南歐的分支部分」。「面對兩個德意志強國之間日益惡化的緊張關係與迫在眉睫的軍事衝突，年輕的義大利王國直到1861年3月17日才宣布與普魯士結盟」。

  當時的奧地利帝國皇帝弗蘭西斯·約瑟夫一世（Francis Joseph Ⅰ）為了對付敵人，不得不將陸軍拆分為兩部分：對付普魯士的北方軍團；在上義大利地區作戰的相對較弱的南方軍團。結果，那場1866年6月24日發生在庫斯托扎的戰事太出人意料了！處於弱勢的奧地利軍隊竟然在庫斯托扎附近的加爾達湖南部大敗人數遠遠占優的義大利軍隊。「但對戰爭結局而言，這一勝利似乎只有次要意義，因為僅10天之後，奧軍主力便在凱尼格列附近與普魯士軍隊交戰時遭遇慘敗」。即便如此，義大利軍隊的這次失敗讓國內輿論譁然，畢竟己方兵力兩倍於敵方，卻以大敗收場。

  於是，義大利公眾輿論毫不客氣地發出質問：「單靠外國盟友能贏得對那個可惡的維也納死敵的勝利嗎？失敗對於這個年輕王國的軍事和政治聲望來說不啻為一場災難。」公眾輿論的這番話語還指向了另一場災難，這場災難表現在義大利想要獲取更廣闊領土的要求遭遇了「滑鐵盧」。如果戰爭勝利，奧地利人應割讓威尼斯、南蒂羅爾（Südtirol，今義大利特倫蒂諾-上阿迪傑大區的一部分）、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達爾馬提亞的一部分土地。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因庫斯托扎戰役的失敗泡湯了。

  民眾自然是難以接受這樣的結果，特別是那些民族主義者。正如學者斯科蒂在《利薩1866》中所言：「如果說，和平需要用武力獲得，我們就不能從拿破崙的手中獲得威尼斯和威尼托（Veneto）地區。」換句話說，「如果義大利對戰勝奧地利人的貢獻只是庫斯托扎的慘敗的話，這些過分的願望很難得到滿足」。由此可見民眾對庫斯托扎戰役失敗的屈辱感有多麼強烈。而「為過去復仇」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力發展海軍，並擁有一支新式的艦隊。

  於是，義大利王國建國後便立即投入大量財力與人力組建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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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直到1870年教皇國終結後才成為義大利首都。成立於佛羅倫斯的議會經過討論，站在政治因素的制高點，批准了投入巨額資金建設艦隊的方案。可是，為什麼一定是政治要求而非軍事要求呢？在海軍部長德普萊提斯在1866年7月7日給迪佩爾薩諾提出的要求里，我們會知曉答案。

  當時，他滿腔熱忱（其本意是想激發迪佩爾薩諾的積極性，希望他有所作為）地說道：「要知道，義大利將自己的艦隊視為它未來的力量，義大利最美麗的城市就坐落在這個海邊，這就證明這片海是屬於它的。」更重要的是，「義大利王國的主張深受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群體支持」。然而，「在實踐中，兼併結構、傳統和文化甚至語言都迥然不同的領土帶來了一系列難題，大部分難題時至今日都未能解決」。在這種背景下，「義大利創造出本民族象徵的願望十分迫切，艦隊就是這種象徵」。261

  1860—1880年的20年間，正好是軍事航海領域不斷發生革命性創新的階段。顯然，這得益於蒸汽革命的福祉，為了擁有一支先進的艦隊，義大利投入艦隊建設的資金高達3億法郎。

  1765年，英國的儀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發明了蒸汽機。這種使用新動力的機器在航海中的應用給艦船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改變：它使船隻不僅擺脫了風速不定的影響，還迅速提高了自身的速度。對此，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比較：在1805年的特拉法爾加海戰中，納爾遜的艦隊在正常情況下，最高時速只有8節左右。到了利薩海戰，先進的現代鐵甲艦最高速度可達13～14節。

  當然，這種跨越式的提升也經歷了一番歷程。這也可以從「葡萄牙國王」號戰艦身上得到體現，它是義大利艦隊「義大利國王」號的姊妹艦。這艘戰艦是1866年左右艦型變革的有力表現之一，它採用獨特的混合動力形式。首先，這艘戰艦沒有拋棄桅杆，可如之前的戰艦適風航行；其次，加入煙囪的設計表明這艘戰艦已經開始了對現代蒸汽動力的運用。火炮的配置和傳統布局沒有什麼兩樣，安裝在船體兩側的火炮甲板上。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火炮配置在下一代戰艦中將被旋轉炮塔取代。

  蒸汽機為新一代戰艦提供更好動力的同時也伴隨著致命的缺陷——蒸汽機易受攻擊，且耗煤量很大。為了彌補這一缺陷，設計師暫時沒有放棄使用風力作為候補動力。另外，從外觀上看，早期的蒸汽船不太好看——這種安裝了「桅杆、索具和煙囪的蒸汽船與帆船的結合體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怪物似的」。不過，從長遠來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一定是屬於蒸汽船的世界。對海戰而言，它將在戰術上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由速度的提升引發的。換句話說，「此前與敵艦作戰時往往起決定作用的接舷戰在未來將不復存在」。

  鋼鐵工業的進步也為海戰帶來了另一項革命性的進步。

  具體來說，在蒸汽革命後以蒸汽為動力源的艦船不僅速度有了很大提升，還因為裝甲甲板的發明而產生了新型鐵甲艦這一艦種。與傳統的木製戰艦相比，操控一艘船體包裹了重量以千噸計、厚達數厘米鋼板的戰艦航行，當然要困難得多。如果沒有強大的動力支撐，這種艦型應該不會出現。不過，早期的鐵甲艦適航性很差，從第一批鐵甲艦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262的使用情況（指錫諾普海戰）來看，其適航性不如傳統的木製艦。拋開這點，全風帆操縱的傳統木製戰艦與鐵甲艦作戰時不僅處於下風，甚至可以說毫無取勝機會。這很好理解，在炮彈質量一樣的前提下，「老式戰列艦發射的實心彈打在鐵甲艦上，就像鵝卵石打在混凝土牆上一般彈出去了。反過來，鐵甲艦命中木製戰艦的效果則十分恐怖」。

  如果能在火炮質量上再有突破，其殺傷力就更大了。事實上，在這場技術革新中，火炮領域同樣得到了發展。按照阿內爾·卡斯滕和奧拉夫·拉德的描述，「其中有四項技術革新在19世紀中葉引起了轟動：一是後膛炮研製成功，相比傳統的前膛炮，操作更簡易迅速，不過，後膛炮的炮栓問題（比如裝彈後的封閉，發射炮彈產生的膛壓等問題）長時間沒有得到解決，致使英國海軍在1864年恢復使用更為安全的前膛炮；二是鑄鐵及不久後的鑄鋼取代了青銅材料，二者耐用性更強；三是線膛炮技術的運用，也就是在炮管內部鍛壓螺線型的凹槽，使炮彈旋轉飛行，以使其飛行軌跡保持穩定，並顯著提高了穿透力；四是傳統實心彈被爆破彈取代，後者破壞力明顯要大得多」。

  由上所述不難發現，要擁有一支新式艦隊將付出高昂的費用。但「義大利的頭號夢想是成為亞得里亞海的女皇」。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義大利願意花費3億法郎了。在當時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造船廠是具備不錯的生產能力的，尤其是英國，無論在技術還是造船能力都很厲害。於是，「年輕的王國投身於國際資本市場，給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造船廠下了訂單，要它們製造配有全新海戰技術裝備的戰艦」。

  到1866年，「義大利海軍不但擁有像『義大利國王』號這樣的12艘新式鐵甲艦，戰爭爆發前還有一種全新的艦型及時交付使用，這是一艘被充滿希望地命名為『鉛錘』號的所謂沖角艦。這個裝甲密布、刀槍不入的怪物只有2門火炮，但都是在英國著名的阿姆斯特朗鑄炮廠澆鑄的，安裝有裝甲旋轉炮塔，瞄準目標時不受戰艦行駛方向影響，可發射口徑254毫米的威力恐怖的爆破彈」。值得一提的是，「沖角艦這一艦型的命名由來，是因為該艦裝備了長達9米的艦艏沖角，這在近戰中是一件可怕的武器」。

  很顯然，當時的奧地利艦隊對義大利人來說就是「老古董」。

  奧地利「沒有一艘戰艦能夠與這些技術進步的尖端產物相匹敵。它本身完全是迫於1848—1849年革命後義大利統一進程的威脅，才十分勉強地建立起來的」。沒落的哈布斯堡君主還停留在半專制的國家治理層面，並且對軍事力量的看重更傾向於陸軍。在海洋與陸地作戰的權衡中，上層階級更相信陸戰的強大作用。不過，讓人略感奇怪的是，當時的奧地利帝國已經憑藉巴爾幹和上義大利的領地獲得了伸出的沿海地帶，而且也擁有威尼斯與的里雅斯特這兩個重要港口，完全有理由和空間大力發展海軍。最合理的解釋可能是，作為政治中心的維也納自認為這個帝國只是一個陸上強國，而非海上強國。加之建造一支新式艦隊需要巨額的費用，對君主來說，財政匱乏才是最大的疼痛點。因此，即便投資也只會投資於陸軍現代化建設，而不會投給海軍。

  奧地利艦隊司令特格特霍夫曾在一封電報中反覆提及古董艦隊的缺陷。首要的是，就連艦隊裡最先進的鐵甲艦「費迪南德·馬克斯大公」號（Erzherzog Ferdinand Max）和「哈布斯堡」號（Habsburg）也缺陷重重。最初的設計是想裝備32門重炮，結果因造價問題不得不減少了一半。這些火炮是在埃森（Essen）的克虜伯兵工廠訂購的，然而直到戰爭爆發之初仍未交貨。最後，這兩艘鐵甲艦隻配備了16門重量輕得多的48磅滑膛炮。

  面對這樣的尷尬，特格特霍夫氣憤地說道：「什麼也別干，你們沒有火炮，那就把船交給我，我會讓它儘可能出色地完成任務。」

  1827年12月23日，特格特霍夫出生在斯洛維尼亞的馬里博爾（Maribor，德語稱其為馬堡，Marburg）。1840年，13歲的他進入威尼斯的海軍少年軍校學習，「在那裡他第一次學會了義大利語和威尼斯方言，並終生使用這種方言作為指揮語言。這樣做之所以必要，是由於奧地利帝國海軍中少部分軍官和為數更多的水兵都是克羅埃西亞人，他們來自1797年前由威尼斯統治的達爾馬提亞沿海地區，因此與來自威尼斯的艦隊成員說的義大利語口音差不多」。從這一點來看，這位少年才俊將在未來為帝國事業大展宏圖。

  1866年的時局，特格特霍夫早有預見。按照德國學者榮·溫克勒爾在《利薩》中的描述，人們會認為在與紙面上遠勝於己的對手作戰時，奧地利艦隊或老或殘、數量也不占優的戰艦上的「多民族」部隊恐怕不會有太多戰鬥熱情，何況由於民族主義觀念，這些對手對他們來說似乎不是敵人，而應該是兄弟。不過，特格特霍夫也預見到了這些問題，但它們並未影響部下的作戰動力。他反倒在1866年4月的一封信中以特有的諷刺風格抱怨了海軍管理層的怠情：「我離開維也納時感覺很痛苦，上層的無知與漫不經心會在這幾年中讓飽受誹謗與侮辱的海軍成為無情的犧牲品。我之所以來到波拉，就是不想被國內外報紙上的戰爭流言所打擾，以便重回港口將軍府和兵工廠，享受舒適寧靜的睡眠；也不會被維也納來的那些戰爭色彩模糊不清的指令所打擾。我們像往常一樣沒裝備好，這樣一定程度上就能滿足那些突然提出的嚴肅要求了。」

  在1867年的《兩個世界雜誌》里，希爾伯格撰寫的《利薩海戰》一文中也對特格特霍夫有所描述，表面看來這位海軍將領有所懈怠，實際上「工作起來還是孜孜不倦：彌補裝備缺陷，指導軍官，訓練艦員」。

  德國學者肖恩多夫在《特格特霍夫》里則描述得更為詳細，這期間的進展令他不久後給自己多年來的密友與知己特倫托的艾瑪·馮·盧特羅特男爵寫了一封信，信中展望即將到來的戰鬥時，語氣不說樂觀卻也很平靜：「您不必為您的孩子們——如果您願意這樣稱呼我們這些老蠢貨的話——感到羞恥，這一點我可以向您保證。」由此可見，這位「奧地利艦隊指揮官以不知疲倦的活動贏得了下屬的尊重和信任」。

  至於對手，原本占有絕對優勢，現在幾乎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