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皇家海軍的沉痛：四日海戰不多時 （公元1666年） 一 爭奪西班牙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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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誰也沒有想到，於1659年簽訂的《庇里牛斯和約》200會對國際局勢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腓力四世因沒有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援，不得不割讓邊界領土給法國以和平結束戰爭，同意將西班牙公主瑪麗·泰蕾莎嫁給路易十四，公主的嫁妝為50萬金埃居，分三筆付清。1660年6月9日，婚禮在法國南部城市聖讓-德呂茲（St-Jean-de-Luz）舉行，這項婚約使路易十四成為歐洲權力最大的國王。和約結束了西班牙與法國因爭奪歐洲統治權進行的長達11年的戰爭，也結束了西班牙的大國地位。無論西班牙人有多麼悲痛或難以割捨，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由西班牙構建的世界帝國體系走向解體了。

  

  那麼，問題來了，這個帝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遺產將由誰來接管？面對如此巨大的肥肉，海上的衝突怎能平息？「海權論」的提出者馬漢將1660年作為其研究的起始年絕非偶然。這一年英國國王查理二世即位，當時因君主制復辟，查理二世才得以返回英國。5年後，第二次英荷戰爭爆發（查理二世在位期間發動過兩次英荷戰爭）。查理二世在強勢的議會面前表現得不盡人意，他知道自己的王位是如何得來的，必須謹慎地行使其有限王權。同時，他也希望自己的地位牢固，這就需要大量金錢和較高的威望來維持。這兩者要得以實現，只能通過海洋貿易才能獲得，有了收穫豐厚的海上貿易，大量金錢自然滾滾而來。查理二世當然知道在牟取暴利的同時是免不了軍事上的衝突的，打敗競爭對手中取得軍事勝利就能提高自身的威望。

  1659年簽訂的《庇里牛斯和約》，距離1660年並不遙遠。這是法西戰爭結束時簽訂的合約，西班牙當然不甘心走向失敗，而正在崛起的法國顯然躍躍欲試。西班牙的不甘心不用多說，法國因國王路易十四的即位也變得躁動不安。眾所周知，這位國王有多麼驕傲和不可一世！他自詡「太陽王」，執政期間（1661—1715年）法國發動了三次重大戰爭，即遺產戰爭、法荷戰爭、大同盟戰爭，通過這三次重大的戰爭，他於1680年開始成為西歐霸主。在《庇里牛斯和約》簽訂後2年，即1661年3月9日，法國紅衣主教卡迪納爾·朱爾·馬薩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去世。需要說明的是，當時他還是法國的宰相，是這個國家的實際掌權者。那時的路易十四年僅22歲（1643年即位後並沒有親政），由母親安娜攝政，而馬薩林是著名宰相阿爾芒·讓·黎塞留（Armand Jean Richelieu）201器重的人物，黎塞留臨終前就把他推薦給路易十三，其權勢自是不可撼動。也就是說，實際掌權的是馬薩林，年輕的路易十四及其母親沒有實權。現在，這位權臣去世了，擁有遠大抱負的路易十四肯定會採取行動。不久，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物讓―巴蒂斯特·科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此人之前是馬薩林的私人財務，深諳經濟與財政之道，他特別推崇重商主義（也叫商業本位，產生並流行於15世紀至17世紀中葉的西歐），致力於建立殖民貿易公司。不得不說，這簡直和路易十四的霸主夢想一拍即合。作為宰相的科爾貝敏銳地意識到增加財政收入對於當前推行的霸權政策有多麼重要，財政收入中的大部分要從海外貿易中獲得。於是，法國理所當然地加入了海軍軍備競賽的行列。

  一個是走向衰落的西班牙帝國，一個是正在崛起的法蘭西，一個是想要穩定王權的英國國王查理二世。三方勢力交錯在一起，浩瀚的大洋上又要掀起腥風血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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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年，橫掃世界的西班牙無敵艦隊覆滅了，西班牙海軍由此走向衰落，這意味著西班牙在海上發展的進程開始減緩。但是，這不意味著海上爭奪就此結束，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勢頭。歐洲各國都重視在海洋上的作為，這時候的歐洲在軍事方面呈現出的技術革新與意識形態的變化都可作為海上交鋒背後要義的分析重點。

  在海戰戰術和軍艦歷史等方面頗有建樹的瑞典歷史學家揚·格勒特（Jan Glete），在其所著的《海上戰爭，1500—1650：海上衝突和歐洲的轉變》（Warfare at Sea， 1500-1650: Maritime Conflic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認為，與之前相比，甲板炮逐漸成為重要作戰工具。這種革新技術不僅讓軍隊戰鬥力得到了顯著提升，還讓戰鬥力更加持久。而火炮、炮彈和火藥無須進食與供給，它們都可以通過艦船自身的運輸能力被載至世界各地。作為政治實力的基礎，物質力量便可以根據需要進行輸出，這屬於典型的大炮與巨艦相結合的理論運用。通過這樣的方式，控制海洋進而利用其統治世界廣大地區就比從前更容易了。應該說，火炮在軍艦和商船上的運用就此成了歐洲擴張成功的關鍵。

  只是，這種炮與艦相結合的形式要發揮出潛力還需要一些時日，因為能否生產出精良的火炮才是關鍵。笨重、生產成本高、裝彈困難、射擊精度不高，這些特點都是擺在那時人們面前的困難。特別是青銅炮的造價成本一直居高不下，那時的歐洲，銅長期供不應求，又因青銅炮的材質是銅鋅合金，這種高難度合金技術不屬於大眾推廣型。若採用鑄鐵炮，其成本固然降低了許多，卻很容易炸膛，直到16世紀中期英國才基本解決炸膛的問題，能夠成批生產出安全的鑄鐵炮。即便如此，武裝商船對於價格低廉的鑄鐵炮使用不多，只是從大約1600年開始，往加勒比海以及遠東地區航行的商船使用較多。17世紀時，許多艦隊依然青睞青銅炮，因為鑄鐵炮在連續發射後會過熱，仍然會炸膛。因此，如果使用鑄鐵炮，充其量只能讓歐洲人在海外遭遇小規模作戰時，起到一種威懾作用罷了，卻無法承擔起艦隊與艦隊之間猛烈的或者長時間的作戰。

  任何問題都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得到儘可能快的解決，讓諸國趨之若鶩的軍備競賽為廣泛使用青銅炮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歐洲的「三十年戰爭」開啟了這場軍備競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三十年戰爭」攪動了整個歐洲，使得整個歐洲充滿了火藥味。在戰爭的推動下，許多軍事技術都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發展，這種技術的革新也作用於海上。「三十年戰爭」是歐洲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緣於1618年5月23日發生在波希米亞首都布拉格的「擲出窗外事件」，這一事件引發了連鎖反應，隨後，西班牙、法國、丹麥、瑞典、特蘭西瓦尼亞、英國、荷蘭、波蘭―立陶宛、奧斯曼帝國、教皇國、許多義大利邦國或直接或間接參與到戰事中，歐洲火藥味瞬間變得濃烈。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Ⅱ Adolf）202，曾說：「各場小型的戰爭在這裡匯集成一場全面的歐洲戰爭。」各參戰國已經意識到艦隊在戰爭中的重要性，通過海上作戰能對戰局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按照馬漢的理論，就是制海權的有效運用。

  譬如當時丹麥的國王克里斯蒂安四世（1588—1648年在位）執政期間，積極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擴建港口，興建城市和海上要塞，並廢除了漢薩同盟的特權，引進荷蘭新技術，在國務委員會的領導人尼爾斯·考斯和尼德蘭工程師的努力下，丹麥逐步建立起了強大的艦隊。在1596年時該國僅有22艘艦船，到1610年時就已擴充至60艘了，丹麥的海軍力量不容小覷。

  又如，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是一位好戰的皇帝，他具備古代北歐海盜的冒險精神，猶如一頭猛獅。為謀求波羅的海霸權，積極建立、擴充自己的艦隊，在1611—1629年先後同丹麥、俄國和波蘭進行戰爭，並取得了勝利。

  其他的國家如西班牙、荷蘭等也在「三十年戰爭」中系統地擴充了自己的艦隊。「三十年戰爭」的價值不止這些，從長遠意義來看，風帆技術的革新使得艦隊的作戰形式在16—17世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1588年的重要戰爭，讓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體會到了炮戰的殘酷性，傳統的接舷戰在這次戰役中顯得落伍。這種作戰形式的改變，前提源於近代早期航海的技術性變革，即大幅度改進、提升了艦船的風帆性能。

  許多變革都經歷了較為漫長的時期。揚·格勒特曾這樣寫道：「總體而言，設計與建造配備火炮的風帆戰艦是前工業化時代的歐洲所面臨的最困難的挑戰之一。」最重要的困難在於火炮自身的重量，尤其是射程更遠的大口徑火炮，其重量是驚人的。按照當時英國的計量方式，它是根據所發射彈丸重量進行核算的，1磅約0.45千克。一門24磅炮，即發射重24磅、約10.8千克鐵質彈丸的火炮重量就重達2.5～3噸。這般重量，不難想像一艘艦船除了要承載配備巨型甲板建築設施的重量，還要承載這種規格火炮的重量，其機動性能、平穩性乃至航速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解決這一難題的過程顯然是較為漫長的，而且還付出了許多慘痛的代價。這裡有必要再次述及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這位國王不僅能征善戰，還對建造艦船有著讓人刮目相看的認識。即便如此，由他下令建造的蓋倫帆船「瓦薩」號還是遭到了慘痛的失敗。1625年，他決定建造一艘三桅巨型艦，要求戰艦航速要快、火力要強、裝飾要華麗，以便更有力地實現他在歐洲的海洋利益。「瓦薩」號長69米，寬11.7米，吃水4.8米，排水量1210噸，帆面積1275平方米，由1000根瑞典橡木製成，並配備了兩層甲板和64門火炮。1628年8月10日，「瓦薩」號首航，在行駛不到1海里的時候，遭遇到一股強風而傾覆，沉於斯德哥爾摩港內。造成這次傾覆事件的根本原因不在於那股強風，而是兩層甲板上的64門火炮以及高於水線約20米的船艉建築。

  如果能有更好的風力推進方式和搭載能力顯著提高的船型，或許就能解決這一問題。15世紀伊始，風帆面積就已經得到擴大了，中世紀時期的單桅船已經被淘汰，在雙桅船出現後，三桅船也有了，而三桅船直到17世紀初還是艦船的標準船型。三桅船的桅杆設計是前桅和主桅各掛三面橫帆，後桅用一面三角帆與另一面橫帆固定。這種帆具的模式基本上在整個17世紀都沒有改變。在船型方面，傳統的搭載式船殼一般都是採用互相重疊的模板連接而構成船體的，類似於魚鱗的架構形式。這種外殼到了15世紀被平接式取代，改為各根木條緊密相連，這樣的好處是減小了船體的表面阻力。曾長期用於近戰或接舷戰的高大船艏和艉樓也被取消了，這樣的好處在於船舶的上層建築變得更為平坦，也就是說能加強艦船的平穩性。但是，這種上層建築的高度減小需要在一定範圍內，因為船型加大，或者說作戰力要提升，一艘艦船至少需要兩層火炮甲板，有時甚至需要三層火炮甲板。

  然而，又有問題來了！當把大量的火炮安置在甲板上，並能適應作戰需要時，如何降低重心呢？解決辦法就是，火炮儘可能地放在靠近水線上方的位置。於是，從16世紀早期就開始使用「舷側炮眼」了。這種設計非常人性化，在航行中，風浪大時就關閉，在作戰時就打開。

  隨著航海能力的加強與提升，當活動範圍擴大到全球的時候，歐洲的航海業得到了較大發展。譬如早期的地中海，槳帆船就是標準的船型，無論是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巴塞隆納和君士坦丁堡，這些地區建造的艦船都是大同小異。即便到了風帆艦船興起的時代，在地中海地區槳帆船依然是首選。法國在大西洋的各個港口已成批建造先進的風帆戰艦了，可在地中海的艦隊仍然裝備以槳帆為動力的艦船，足見這種傳統的根深蒂固。

  這種情況在發現新大陸與通往印度的航路後發生了重大改變，並使得地中海退居成為一個次要的內海。因為歐洲人能越過海洋進行更大、更遠範圍的擴張，海上貿易路線的轉移也引發了歐洲經濟重心的轉移。於是，為了適應遠洋航行的需要，為了自身安全和殖民，許多艦船都需要配備大口徑火炮，同時為了增加用於儲存補給和運輸商品的空間，原先船體內複雜的構架也被取消，於是各種新的船型陸續出現了。

  由此看來，「三十年戰爭」的確在諸多方面都起到了某種積極作用。不過，想要形成一支具有規模性、威懾性和實戰性的艦隊，各國面臨的困難依然很大，就算是當時一些實力較強的國家依然如此。因為，這樣的艦隊至少需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其一，需要很強的經濟實力，無論是大財團還是國家；

  其二，需要一定數量的艦船和人員；

  其三，需要一套專業的海軍軍官制度，以及內外部管理機制。

  那麼，誰能解決或者說打破這樣的困境呢？

  問題越大，解決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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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紀上半葉，海外貿易產生的巨大利益已經受到許多歐洲國家的重視。為了有效地保護這樣的利益，歐洲各國都在為建設正規海軍而努力著、競爭著。在這些國家中，尤其以尼德蘭聯省共和國（中文俗稱荷蘭共和國）最為突出。

  這是1581年成立的「尼德蘭聯省共和國」，早在16世紀上半葉，荷蘭因宗教與經濟原因脫離了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統治。在1568—1648年的戰爭中203，這個聯省共和國以超強的抗壓能力和反抗意識從歐洲各國中脫穎而出。

  荷蘭人懂得利用先進的造船技術與訓練有素的水手進行持久抵抗。這主要是地理環境因素所致，尼德蘭的北方諸省屬於比較窮困的地區，為了生存被迫走向海洋，這就激發了他們心中開發海洋的欲望，想盡一切辦法從海外貿易中獲得一席之地。這種無畏的精神力量使得荷蘭人不僅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爭奪海外進口貨物，還憑藉其誓死捍衛的契約精神、超強的執行力提升了在波羅的海與地中海的貿易份額，再加之因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紛爭，荷蘭人不僅沒有被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絞殺，反而通過戰時的軍需品貿易繼續獲得實力提升。

  更讓人驚嘆的是，面對西班牙的咄咄相逼，荷蘭人還創新了融資模式，並以此作為提高海外貿易利潤的另一途徑。1602年，荷蘭人建立了東印度公司，這是以「政府授予特權，財團、個人參與投資」為重要形式的股份公司，擁有這樣的特權是為了方便給前往印度尼西亞的商船隊融資，畢竟用公司的股份吸引投資還是有很大的誘惑力的。應該說，股份制公司的理念誕生於荷蘭，而這一成功模式很快產生了化學反應，英法等國也先後複製了這樣的模式。荷蘭人用他們的敏銳意識，將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利益緊密地融合在一起，深刻影響了此後歐洲的歷史。

  當海上貿易需要發展並呈現出繁榮的景象時，海上貿易與海上劫掠似乎成了無法分割的連體嬰。在有利可圖的驅使下，商船隊遭遇了更多的危險，因此它們都需要武裝保護。在荷蘭的許多港口，除了商船的武裝配備得到了較大改善，戰艦的數目也在增加。

  香料貿易興起於巨大的經濟利益，並使得許多商船隊不顧一切地開往遠東海域204。荷蘭人為商船隊和戰艦裝配了先進的設施：兩層火炮甲板、為補給提供儘可能大的儲存空間、優秀的船員、經驗豐富的船長和領航員……因此，17世紀上半葉，荷蘭人的海外貿易幾乎所向無敵，連此前壟斷了遠東海域香料貿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這個時候也倍感壓力了。

  在遠東建立了許多貿易據點後，荷蘭本國的貿易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強勢崛起，讓它成為當時的世界貿易中心。1580—1660年間是這個港口城市的超繁榮時期，單說人口數量就接近20萬，成為位列倫敦、巴黎和那不勒斯之後歐洲第四大也是最富有的城市。

  荷蘭的崛起與強大很快成為歐洲多國羨慕不已的對象，如果要控制荷蘭，就必須從它的海外貿易下手，掐斷它的經濟命脈。

  戰爭正在悄然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