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角逐的產物：神聖的薩拉米斯 （公元前480年） 一 水道里的浮屍

  1

  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在他的代表作《唐璜》中這樣寫道：「天明之際，國王統計麾下戰士的數量，但到了日落時分，他們又去了哪裡？」

  這或許是命定的慘烈結局——這些英勇的戰士因肺部大量積水，身體變得越來越沉重和麻木了，他們的大腦功能隨著最後一點氧氣的耗盡，絕望之情的蔓延也到此停止。

  他們到底是去了天堂還是地獄？我們只能祈禱。

  非常糟糕的死法！在咸澀的海水裡許多戰士拼命地用手臂扑打著海水，他們清晰的意識逐漸變得模糊……

  此時，正值黃昏時分，夕陽的餘暉漫灑在薩拉米斯（Salamis）灣的海面上。誰承想這樣美麗的景象中竟有人類殘酷歷史上最為悲壯的一幕？

  黑夜過後是白天，但對他們而言，黃昏過後是永遠的黑夜。

  歷史會銘記這一天：根據相關史料推斷，這場戰鬥大約持續了8個小時，大約發生在公元前480年9月20日到30日之間，最可能的日期是9月28日。此刻白晝將近，在薩拉米斯島與希臘半島之間長長的水道上的狹窄區域，著名的薩拉米斯海峽，許多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約公元前519—前465年）的戰士——他們當中大多數為奴僕——因不會游泳或遭殺戮而命喪大海，漂浮的屍體塞滿了水道。

  這片狹窄的海域就這樣成為陰森恐怖的海上墓地，那裡有埃及人、腓尼基人、小亞細亞人、波斯人……海風像往常那樣隨性吹動，他們的屍體在海水的沖刷下涌到了薩拉米斯島和阿提卡（Attica）半島的岸上。

  或許是希臘人的誇大其詞，又或許是他們因這次戰役的完勝而驕傲，薩拉米斯這個名字儼然成為當時「西方崛起」的同義詞。然而，它背後血腥的屠戮正漸漸地被世人遺忘！眾所周知，許多人更多的是在這裡欣賞海上曼妙的風景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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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之前的溫泉關（Thermopyles）戰役，斯巴達的勇士們在最後全部壯烈犧牲，作為懲罰和威懾，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Leonidas）的頭顱被波斯人插在木樁上，薩拉米斯海戰帶給後人的影響也遠遠超過了溫泉關之戰。而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薩拉米斯海戰中的亡魂在臨死前的恐懼已超過了「食人狂魔」狄俄尼索斯（Dionysus）帶給活祭者的戰慄。

  這場大規模海戰的特殊性在於，它發生在寬度不足1.6千米的薩拉米斯海峽。如果以一名戰地記者的身份出現在海灘上，幾乎可以將整個戰場盡收眼底。1607艘戰艦擁擠在薩拉米斯海峽，數以萬計的波斯戰士在「頃刻間」命喪黃泉，這樣的景象恐怕是再無其二。

  狂妄的薛西斯一世曾經率軍血洗雅典，如此「榮耀與輝煌」：讓所有人膽寒的「薛西斯式的憤怒」足以讓他把自己的王后也看作奴隸一樣——據說在一次酒後，薛西斯一世竟然命令王后走到那些醉漢面前赤身裸體展示自己的美麗身體，如若反對，他的憤怒就能讓眼前這個高貴的女人命喪當場。

  但在希臘的薩拉米斯島，或者說艾加萊奧斯（Aegaleos）山巔，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如今，報應來了——他只能空懷憤怒地看著自己的軍隊被海浪吞沒。

  這就是著名卻又被人遺忘的薩拉米斯海戰。

  2

  公元前480年，決定希臘生死存亡的一年。波斯人相信，只要能征服希臘―雅典，就一定能實現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公元前521—前486年）的宏圖：這是波斯土地，阿胡拉賜給我，這是一塊吉祥的土地，有好馬，有好男人，承阿胡拉的恩典和個人品格，大流士王不怕任何敵人。

  出人意料的結局是波斯人遭受了慘痛的失敗，馬拉松（Marathon）戰役的慘敗就是他們心中難以拂去的傷痛。根據古希臘作家頗為誇張的記載，這場發生在公元前490年的會戰，波斯人遭受了恥辱性的慘敗——波斯軍隊陣亡6400人，雅典僅陣亡192人。

  憤怒的波斯人堅定地把這場失敗看作是一種莫大的恥辱。這一次，他們要在薩拉米斯做一個了結。

  雅典人呢，他們會坐以待斃嗎？當然不會！早在雅典人與鄰近島嶼的埃伊納（Aegina）人產生糾紛時，他們就已經有了某些準備。客觀地說，在擅長航海的埃伊納人面前，雅典人感受到一種無法戰勝海洋的恐懼。這種恐懼就像中國古語裡說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樣，他們因缺乏「利器」而惶恐萬分。

  於是，雅典人開始有意識地造船，造一種當時非常先進的三列槳戰艦。耐人尋味的是，埃伊納人居然無視來自鄰岸的威脅，整日忙於將山形牆雕塑搬到他們的艾菲婭（Aphaia）神廟裡去。

  為了造出更多的三列槳戰艦，雅典人採取開採銀礦和私人募捐的形式籌集資金。其中，來自勞里昂（Laurion）銀礦的收入占了絕大部分。之前，雅典人在海洋上的能力並不算強大，這一次的造艦計劃將標誌著雅典躋身於海洋強國的行列。

  由於艦隊需要大量的槳手、作戰人員等，雅典在造船的同時也著手招募大量沒有不動產、靠受僱而活的「城市流浪者」。實際上，他們可稱作「自由的奴僕」。在戰爭期間，這些人就成為艦隊的主要戰士。

  當時作為主力戰艦的三列槳戰艦，據說是古埃及人或腓尼基人發明的，因龍骨上架有大量木板而得名。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這種艦船被視為地中海上標準的主力戰艦。

  在海戰中，三列槳戰艦可以依靠人力划行提供動力，能完全做到不使用風帆。一般情況下，一艘三列槳戰艦需要配備170人左右的槳手，他們3人為一組，每一組按照從下向上的垂直順序排列，這是為了防止不同層的槳手的船槳相互碰撞而設置。每名槳手手執一根標準長度的船槳在海水裡揮動著。另外，約有30人則擁擠在甲板上，他們當中有舵手、弓手、戰士，這些人主要負責作戰。

  三列槳戰艦的設計充分利用了力學原理，造船者將戰艦的重量、速度與動力之間的比例把握得恰到好處，採用「魚鱗式疊加」的造船方法讓船龍骨的外板就像魚鱗一樣排布。船體的建造也是相當厲害，能用「平鑲」的方式一塊一塊地將船體組建起來。就算到了今天，許多地區的人們依然採用這樣的方式來造船，或者是通過榫卯結構來拼接船隻。作為「海上戰狼」的維京人駕駛的長船也是按照這樣的結構去建造的。

  如此精密的造船方法讓三列槳戰艦的航速驚人，即便有200人或者再多一些的人在船上面，也能在幾十秒內加速到9節。速度上的優勢再搭配靈巧的機動性，使得三列槳戰艦的撒手鐧青銅質分叉撞角能在極速航行中發揮出超強的威力——這是安裝在船艏水線處的撞擊性武器，可將當時任何類型的船隻攔腰撞斷。

  三列槳戰艦的作戰效果在地中海地區久經考驗。16世紀，威尼斯的造船工人試圖仿造出三列槳戰艦，結果讓人不甚滿意。到了現代，設計者試圖通過先進的計算機技術，結合儘可能多的航海知識，依然無法完全掌握這種艦船的設計精髓。

  當然，三列槳戰艦也有自身的弱點。它屬於輕型戰艦，不能在深海中遠航，會因負載沉重而產生結構上的脆弱。雖然能讓200人或者再多一些的人搭載於艦船上，但是船員的生命安全幾乎沒有什麼保障，唯一能保護船員的是最下層的槳手搖槳的窗口。

  這個窗口距離戰艦的水線較近，只有40厘米，設計者用一個皮質的護套加以密封，僅開一個小窗戶來透氣。也就是說，一旦三列槳戰艦被敵方戰艦的撞角撞擊到側面，整個船體的傾斜幾乎是瞬間發生的事。同時，海水會從敞開的窗口無情地灌入，船和人都會被拖入海底——對於喜歡穿長袍的波斯人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因為長袍在海水的浸泡下會束縛人的逃脫行動。

  如果當時負責搖槳的奴隸像16世紀海上作戰時一樣被鐵鎖鏈鎖住，逃脫的可能性還有嗎？答案讓人絕望。古希臘的劇作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在其著作《波斯人》1中有這樣的描述：「那些得到波斯人愛戴的人們，他們的屍體浸泡在咸澀的海水中，常因裹在長袍里而被拖到水下，或者毫無生氣地被來回拖動。」

  或許波斯人也想到過三列槳戰艦的致命弱點，只是當時的他們或者說當時的人們未必能找到破解之法。當天氣變得惡劣，行駛中的艦船就需要立刻尋找避風港，而最好的避風港是沙灘。相比較而言，從設計上克服三列槳戰艦難以逃生的弊端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將這些精力和時間放在尋找、建設港口則是比較明智的選擇。更何況，迫在眉睫的戰事讓波斯人的復仇之火早就難以抑制了。

  這場戰爭的結局讓波斯人再一次感受到屈辱。在征伐他國時，喜歡裝載大理石的波斯人每奪取一地就要立上一塊石碑作紀念。這一次，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出征前堅決如鐵的勝利感就如出發前滿心歡喜地裝載上的大理石一樣，最終竟是毫無立處的結局。

  在隨後5個世紀的時間裡，雅典人憑藉他們的阿提卡三列槳戰艦始終保持著無比的榮耀。根據公元前4世紀的石刻史料記載，三列槳戰艦多以城市名、地域名和女神的名字命名。阿提卡是一個伸入愛琴海的半島，帕爾納索斯（Parnassus）山脈將其與希臘大陸分隔開，向西連接科林斯（Corinth）地峽，雅典是它的首府。雅典人以「阿提卡」為戰艦命名，其用意不言而喻。

  三列槳戰艦對雅典人來說是稀缺的。按照古代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說法，在希波戰爭之前，只有西西里（Sicilia）島的僭主（指以發動政變或以其他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獨裁者）和克基拉島（Kerkyra）的居民才擁有三列槳戰艦，在雅典和埃伊納以及其他地方幾乎是不存在三列槳戰艦的。克基拉島也叫科孚（Corfu）島，意為眾山峰的城市，外形像一把鐮刀，是地中海的邊緣海伊奧尼亞（Ionian）海中的第二大島嶼，與阿爾巴尼亞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讓這個島嶼成為外族入侵的重要目標。

  同時，雅典沒有一個建設良好的港口，而埃伊納島具有這樣的優勢：四面環海。埃伊納人利用他們的艦船不斷騷擾阿提卡沿海的村鎮，攻擊沿海的雅典船隻。而當時雅典人的船屬於長船型，並且只能算是一種原始而簡陋的船隻——30名槳手或者50名槳手的驅動力是無法與三列槳戰艦170名槳手所帶來的驅動力相比的。這意味著，即便雅典人能在短時間打敗埃伊納人，獲得他們優良的港口，在一定時期里也不會讓海軍的實力有實質性的提升。

  很快，雅典執政官塞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就開始宣揚建造這種戰艦的必要性，他敦促雅典人必須儘快建造出三列槳戰艦用於海上作戰。勞里昂銀礦的礦工在某次工作中意外發現了一條新礦脈，這位有見地的執政官顯得非常高興，因為建造海軍艦隊的軍費終於有了保障。

  有了勞里昂銀礦提供的充足的財富作為支撐，雅典人就能建造大量的三列槳戰艦了。都城雅典是最大的造船基地，古希臘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他的喜劇作品《鳥》中曾以一隻戴勝鳥詢問雅典旅人從何而來的方式寫道：「從哪裡來？從光榮的艦隊誕生之地來。」這足以說明雅典人熱衷於造船、組建艦隊了。

  在塞米斯托克利斯未曾告誡雅典人之前，他們是沒有足夠的危機意識的。這主要緣於雅典人在馬拉松戰役中取得了讓人驕傲的勝利。

  來自波斯帝國的威脅雖然暫時解除，但並不意味著威脅不存在。具有危機意識的塞米斯托克利斯強烈地感受到薛西斯一世的憤怒之火此刻已熊熊燃燒。馬拉松戰役不是希波戰爭的結束，而是更加嚴峻的、長期的戰爭的開端。只有大力發展海軍，獲得海上控制權，才能徹底拯救自己的國家。為了讓更多的雅典人樹立起危機意識，他採取極力鼓吹「埃伊納人威脅論」的方式，並強調要利用對埃伊納人的戰爭經驗，著力打造一支強大海軍更能讓希臘長治久安的必要性。

  公元前487年，與埃伊納人的戰爭勝利後，作為民主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塞米斯托克利斯趁機說服了雅典公民大會支持「用勞里昂銀礦收益建造三列槳戰艦100餘艘」的計劃。這樣，雅典的戰艦至少能到200艘，如果能完全實現，雅典就能躍升為當時的海上強國。另外，在波斯人再次入侵前夕，他還積極促成反波斯侵略同盟的建立，親自在科林斯多次主持召開「泛希臘會議」，討論戰或不戰的利與弊……

  這樣看來，希臘或許能躲過一劫！

  3

  雅典徵集和招募的海上人員大多是自由人，他們當中很多人不擅長航海。三列槳戰艦的主要動力是依靠槳手的划動而產生，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划槳，訓練合格的槳手迫在眉睫。

  根據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2的分析，一艘三列槳戰艦大約能承載200人，其中槳手就占了170人，分三層坐在船的兩側。在船上還有14名重步兵、4名弓箭手，外加主舵手、副舵手、笛手、木匠、槳手指揮等戰艦管理人。

  艦長的人選採用抽籤的方式決定。顯然，這樣的方式是不明智的，艦長也有可能不精通航海。解決辦法是配備一名精通航海的「Kybe-rnet」，即類似大副的人。

  槳手的體能、彼此間的協調操作成為在海戰中制勝的關鍵因素之一。170名槳手分布在艦船的三層艙室，上層62名，中層54名，下層54名，由笛手指揮他們划槳的節奏。

  吹笛的節奏非常重要！槳手在節奏的引導下做到划槳的節奏、槳入水的深度和間距一致。這樣的方式可產生巨大的驅動力，讓驅動力與船體形狀達到完美結合。無論是向前還是向後划動，都需要高度一致的配合，才能在加速的情況下，利用撞角撞擊敵船時將撞擊力發揮到極致。

  在很長時期的海戰中，三列槳戰艦都以主力戰艦出現，戰術的發揮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實踐空間。戰艦自身的高速航行讓它成為一件破壞敵船的利器——早期設計的撞角主要用於近距離作戰，隨著作戰範圍的擴大，海上作戰經驗的不斷積累，人們發現，如果能讓撞角從側面撞翻敵船或者折斷其船槳，就能使敵船失去繼續活動的能力，這對接下來的近距離作戰是很有幫助的。

  為了更加有效地破壞敵方的戰艦，希臘時代的撞角大多增設了3個錘刺，目的是折斷船槳。在高速的航行中通過側面衝撞敵船，在不發生偏離的前提下完全能做到穿透船身，從而讓湧入的海水加速敵船的側翻，甚至是沉沒。

  在戰術的使用上主要有兩種：一是diékplous，即縱穿；二是períplous，即迂迴。縱穿戰術是利用陣型，以強大的衝擊力穿透敵軍戰線，一旦成功，可以進行從船艉方向衝撞敵船、折斷其船槳的作戰方式。迂迴戰術也需組成陣型，其不同之處在於從側面進攻，實施的前提是採用大量的戰船迂迴到敵方戰線側翼，只有這樣的進攻才是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採用哪種戰術，一旦成功實施了衝撞，必須儘快後撤，以便快速脫離與敵船的接觸，將傷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我們可從《波斯人》中的一段描述得到證實：「倖存的船舶都轉舵向後，試圖劃到安全的地方。然而，這些倖存者仿佛是被網住的金槍魚一樣，被敵艦使用破損的船槳和遇難船隻的漂浮物不斷撞擊著。尖叫和啜泣的聲音始終在外海上迴蕩，直到夜幕降臨……」

  上述兩種戰術，尤其是對側翼形成的巨大威脅使得作戰雙方都必須小心翼翼。譬如在海岸附近作戰如何利用海岸的走向、水深來保護側翼是指揮官必備的能力。側翼一旦被襲擊，是極有可能對戰鬥的勝負起到關鍵作用的。

  在薩拉米斯海戰中，波斯人將大量戰艦開進了狹窄的淺水域。很快，希臘艦船就衝進陣線了，他們利用堅硬的撞角施行突破戰術。在撞角的猛烈撞擊下，波斯艦隊很快陷入混亂。當成功而有效地實施撞擊後，希臘艦隊的槳手在各自的位置上有條不紊地划動著，他們讓艦船在水中快速後退。當他們發現可發動進攻時，會毫不猶豫地再次施行撞擊。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就此斷定在薩拉米斯海戰中波斯人的失敗僅僅是因為戰術運用上的錯誤。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太多，天時、地利、人和都是重要因素。但就其結果來看，不管是縱穿戰術還是迂迴戰術的成功運用，對波斯人的傷害都是巨大的。

  勒班陀（Lepanto）海戰死亡人數在4萬～5萬之間，這是非常恐怖的數字。而薩拉米斯海戰的死亡人數也在4萬以上，相比波斯人的慘重傷亡，希臘人僅損失了40艘三列槳戰艦，我們可以據此推算40艘戰艦上的人數大約為8000人。根據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說法，只有少數希臘人因溺水而死，大多數落水者都能游過海峽安全上岸。

  在火藥還沒有出現的時代，在短短几小時的時間裡，這場海戰能讓數以萬計的人失去生命，實在是讓人戰慄不已。在希臘人看來，淹死是最為可怕的方式——死者的靈魂將找不到身體，從而無法安息，無法進入冥界，成為在外遊蕩的孤魂野鬼。在薩拉米斯海戰結束大約80年後（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紐西（Arginusae）戰役中，雖然希臘的指揮官們成功擊敗了伯羅奔尼撒艦隊，但是作為有很高權力的雅典公民大會依然決定處死一些指揮官，其原因就是他們沒能救起落水的士兵。

  波斯人，或者說薛西斯一世的將士們，他們當中又有多少人的名字會被後世記得呢？由於史料缺乏，我們很難統計了。不過，根據希羅多德的說法，有一個波斯人或許是「幸運的」，他就是薛西斯一世的兄弟、海軍四大將領之一的阿里阿比格涅斯（Ariabignes），他在海戰中死得頗為壯烈，與座艦一起沉入大海。而根據有些資料的說法，死亡的波斯陸海軍將領有3位，他們分別是——

  千夫長達達西斯（Dadaces），在跳下軍艦時被長矛刺死；

  萬夫長阿爾縢巴斯（Artembares），因撞上了塞倫尼亞（Silenia）礁石林立的海岸而死；

  特納貢（Tenagon），巴克特里亞（Bactrians）貴族，他的屍體隨著波浪，在阿賈克斯（Ajax）島旁的海水裡載沉載浮。

  這是記載有名字的，那些未被記載名字的亡命者不計其數，《波斯人》中曾這樣記載：「海面被戰艦和人體的碎片覆蓋塞滿，不復得見。海灘上、礁岩間，遍布著我方勇士的遺體。」

  許多波斯將士就這樣命喪大海，薩拉米斯是他們心中抹不去的痛。

  4

  薩拉米斯海戰時期的波斯帝國十分強大。

  薛西斯一世的治國、拓疆能力毋庸置疑，雖然他本人頗受爭議。用龐然大物來形容波斯帝國是恰當的：擁有259萬平方千米的疆域面積，以及將近7000萬的人口。可以說，這在當時的世界中名列第一。這樣強大的霸權國家與歐洲大陸上的國家希臘相比就是天壤之別了。當時，希臘的人口數量不足200萬，居住地區的面積也只有13萬平方千米。

  但是，別忘了那時的波斯是年輕的，相比希臘文明，在距離帝國建立不到100年的時間裡做到充滿活力並處在力量的巔峰，波斯人有種發自內心的驕傲。

  帝國的強大得力于波斯國王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約公元前600—前529年）的豐厚遺產。這位波斯帝國的創建者用大約30年的時間（公元前558—前529年）將地處偏僻的小國拓展成為一個較為強大的世界級政權。

  亞述人在公元前9世紀就曾記載，波斯人源於帕爾蘇阿部落。那時，亞述人與波斯人發生過部落戰爭，他們將波斯稱作「Parsuash」，即帕爾蘇阿什，意為「邊界、邊陲」，其地理位置大約在今天伊朗的法爾斯（Fārs）地區。最初，居魯士大帝是一個不起眼的從屬君主，在打敗米底、呂底亞、巴比倫三大帝國後聲名大噪；到了他的統治後期，疆土再一次得到拓展，涵蓋了亞細亞大多數民族所在區域：東至印度河畔，西抵愛琴海邊，南達波斯灣，北及裏海與鹹海。被史學家認為是仁政天下的居魯士大帝死於暴力，傳說中他被馬薩格泰（Massagetae）女王托米麗司（Tomyris）割下頭顱。當時，憤怒的女王對著他的頭顱說了一句讓人不寒而慄的話：「我在戰鬥中打敗了你，可你用奸計將我的兒子殺死了，那這場仗毋寧說是我敗了。現在我便實現自己的話，讓你飲血飲個痛快吧。」說完，她把居魯士大帝的頭顱放到裝滿人血的革囊中。

  根據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說法，公元前530年，居魯士大帝入侵馬薩格泰，殺死托米麗司的兒子斯帕伽皮西斯（Spargapises）。從那一刻開始，她就對著太陽發誓一定要報此血仇。

  美麗又殘忍的女王終於報了居魯士大帝殺子之仇，德國畫家亞歷山大·齊克（Alexander Zick）以此為題材繪製了名畫《托米麗司將死去的居魯士的頭裝入血罐之中》（Tomyris Plunges the Head of the Dead Cyrus Into a Vessel of Blood），同一題材的畫作還有好幾幅。

  居魯士大帝之死延緩了波斯征服中東的進程，但他的後代沒讓波斯人失望，在勵精圖治後縱橫疆場。公元前522—前486年是大流士一世統治時期，那時的波斯帝國已經相對穩定了，以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統治帝國的波斯人監管著20個總督治下的複雜行省，波斯帝國的總督們通過行使他們手中的徵稅權力，為帝國戰爭提供重要的財物支持。

  這個王朝強大的整合資源能力讓希臘人感到十足的驚訝——希臘人在小小的本土尚且不能很好地做到本民族力量的統一，波斯人卻做到了。要知道，愛琴海中的希臘島嶼與小亞細亞大陸相距僅數十英里（1英里≈1.6千米））而已，兩者在文明上也相互交融——從時間上看，這已長達幾個世紀了，希臘人不可能接觸不到波斯文明。

  最好的解釋就是波斯文明不同於希臘文明，兩者之間仿佛有一堵彼此不願意逾越的牆。在西方有一種普遍觀點，認為波斯文明中重要的部分都與希臘文明截然相反，更不必說其他。譬如波斯人絕不是希臘人對外宣傳所說的軟弱和腐化。在過去，西方歷史學家對波斯帝國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希羅多德、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Euripide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柏拉圖（Plato）、色諾芬（Xenophon）這些名家的資料和著作來分析判斷，這難免會形成一種相對固化的傾向，即波斯帝國是受制於太監和後宮的妖魔政權，極其腐化、軟弱。

  如果波斯帝國就是這樣的文明形式，又何以橫掃諸國呢？這是值得商榷的。隨著考古的發掘和發現，通過對波斯文獻、碑刻的仔細檢視和研究，現在已有了不一樣的觀點。按照過去西方歷史學家的說法：城邦國家是屬於希臘、羅馬等所特有的一種國家形態，而在東方世界，國家形態不是城邦國家的形式，主要是以專制主義形式存在的。

  波斯帝國，或者說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像奧斯曼（Ottoman）帝國、阿茲特克（Aztec）帝國一樣，都屬於一個龐大的兩極化社會。以這種形態存在的國家要想管理好數以百萬計甚至更多的臣民，恐怕只能通過君主專制、祭司精神控制以及將軍武力強制壓迫的制度來實現。

  如果這樣的觀點是成立的，那薩拉米斯海戰就是兩種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碰撞，即一方是龐大而富有的集權帝國，另一方是弱小、貧窮、一盤散沙的城邦聯盟。

  事實上，波斯人的確有高效的帝國管理模式，而這種模式是受到東方文明影響的。東方文明既讓權力高度集中，又能較好地做到有效管控——無論是稅收制度還是其他行政機構的運行，都會對社會財富的積累產生良好的促進作用。

  愛琴海、東地中海在貿易中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對財富的獲取方式要麼像維京人那樣進行無情掠奪，要麼像葡萄牙、西班牙那樣開闢航線，打通對外貿易的通道……在巨大的貿易財富誘惑下，波斯帝國的大流士一世發動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遠征希臘的戰爭。

  他失敗了，未能征服希臘！特別是馬拉松戰役的慘敗使波斯人恨得咬牙切齒。薛西斯一世在繼承父業後，於公元前480年對希臘再次進行規模空前的遠征。現在，薛西斯一世的軍隊已經突破溫泉關並占據了雅典。為了報復，薛西斯一世下令軍隊將雅典城洗劫一空。而希臘聯軍退守到雅典西南的薩拉米斯海灣。

  一場海上決戰一觸即發！

  5

  狂傲的薛西斯一世對勝利有著絕對的把握，他覺得數倍於雅典的海軍力量是足以摧毀一切的。不想，這次海戰的結局竟是無法挽回的失敗。隨後，希臘聯軍轉入反攻，迫使薛西斯一世退出雅典。臨走前，他下令焚燒雅典城，著名的雅典神廟就這樣在熊熊烈火中化為灰燼。

  之前是洗劫，現在是焚燒，波斯人並不如雅典人說的女人般的怯懦，即便遭到了再次失敗。反觀當時的希臘，他們雖然在希波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卻沒有在反攻中傷及到波斯波利斯。

  作為大流士一世為紀念阿契美尼德王朝歷代君主而建造的都城，希臘人習慣將它稱作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意為「波斯人的城市」；波斯則稱它為塔赫特賈姆希德（Takht-e Jamshid），意思是「賈姆希德的王座」。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第二個都城，位於今天伊朗扎格羅斯（Zagros）山區的盆地中。

  眾所周知，企圖擊潰一個國家意志的重要形式莫過於占領其都城，並施以暴力。波斯人的暴虐做法已刺痛了希臘人的神經，不知道信仰拜火教，視火為神靈的波斯人是否意識到當初他們的野蠻之舉會在幾十年後遭到懲罰？

  果然，到了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時期，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率領軍隊遠征波斯。

  波斯國王大流士三世親自率軍迎敵卻慘遭失敗，大流士三世倉皇逃回波斯本土後，母親、妻兒卻做了亞歷山大大帝的俘虜。不久，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占領了波斯本土，進入到波斯波利斯。為報波斯人燒毀雅典神廟之仇，亞歷山大大帝用當年「薛西斯式的憤怒」燒毀了波斯波利斯。大火燒了幾個晝夜，這個象徵著波斯帝國權威和強盛的石頭城就這樣在刺眼的火光中成為一堆殘垣斷壁。

  我們不說「宿命論」，對于波斯波利斯的結局而言，我們只說希臘曾一度對波斯帝國產生了敬畏之心，他們害怕「薛西斯式的憤怒」，以致缺乏勇氣，曾數度不敢與波斯海軍一戰，如果不是塞米斯托克利斯的一再堅持，這場關乎希臘命運的戰爭，其結局將是另一番景象。

  讓我們把視野放得更遠一些，雖然一個世紀後的希臘人和馬其頓人在亞歷山大大帝的率領下終於占領了那個暮氣沉沉的波斯帝國，但是我們心中仍有一些疑問：亞歷山大大帝下令燒毀波斯波利斯的勇氣從何來，僅僅是報復嗎？真的是曾經讓人敬畏的波斯帝國的暴虐激發了他的怒火？

  在薩拉米斯海戰前夕，波斯海軍的戰艦遭受到了海上無常的風暴摧殘，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薛西斯一世依然沒有後退。反觀希臘方面，就連聯軍統帥歐里比亞德斯（Eurybiades）也被波斯海軍的表面強大所震懾了。再看他的應對計劃也是消極的——放棄薩拉米斯，撤退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在連接希臘半島的狹窄地段築起一道牆進行防禦。

  雅典執政官塞米斯托克利斯堅決反對。他知道，如果大敵當前希臘人沒有決戰的勇氣，這將是多麼可怕。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記錄道，塞米斯托克利斯憂慮萬分：難道雅典人就如此害怕波斯人嗎？雅典人真的都了解波斯人嗎？他不想看到將士們的消極而讓國家淪陷，於是他威脅歐里比亞德斯說：「如果你們不這麼做（指在薩拉米斯抵禦波斯艦隊），那麼我們雅典人就會直接離開希臘，帶上所有的財產和艦隊，航向義大利的西里斯（Siris），那裡自古以來就是我們的土地，而神諭也指示我們在那裡建一塊殖民地。」

  兩人爭執不下。

  這時，原先被雅典公民大會放逐荒島的將領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 The Just）從流放地乘快船來到了薩拉米斯島，同時也帶來了海峽北面出口被封鎖的壞消息。這個消息意味著波斯人已經切斷了希臘的後路。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歐里比亞德斯才暫時同意在薩拉米斯與波斯海軍決一死戰。

  由此看來，希臘人或多或少被波斯帝國強盛的外表遮蔽了。他們對波斯帝國的了解主要來自商旅、從東方進口來的奴隸、與伊奧尼亞同胞的內在聯繫、數以千計的為波斯官僚機構工作的希臘雇員，以及返回故鄉的僱傭兵。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對波斯國情的傳播是誇大其詞的，而這背後的心態則充斥著他們對波斯帝國治理國家能力的敬畏之心。

  以伊奧尼亞的繁華為例，這是愛琴海東岸的伊奧尼亞人的居住地，相當於今天土耳其安納托利亞（Anatolia）西南的海岸地區。伊奧尼亞這個名字來自一個叫伊奧尼亞人的部落，這個部落原先很分散，他們在小亞細亞定居後就逐步形成了一個聚集體。如果沒有一種共同的思想意識，或者說有某種統一的象徵事物，伊奧尼亞人是不可能形成聚集體的。到了公元前546年，波斯人開始統治這裡，伊奧尼亞也被納入波斯帝國版圖。在帝國的治理下，伊奧尼亞湧現出了像以弗所（Ephesus）、米利都（Miletus）、伊茲密爾（Izmir）這樣繁華的城市。

  為了讓伊奧尼亞得到更好的發展，公元前7世紀中葉，由12個伊奧尼亞城邦組成的聯盟——伊奧尼亞聯盟成立了，成員主要包括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弗所、勒比都（Lebedus）、忒歐斯（Teos）、克拉佐美納伊（Clazomenae）、福西亞（Phocaea）、科洛封（Colophon）等；第二部分是米利都、美烏斯（Myus）和普里耶涅（Priene），以及所有卡里亞地區說相同方言的城邦；第三部分是擁有同一方言的希俄斯（Chios）島和埃里特萊亞（Erythrae）；第四部分是擁有自己方言的薩摩斯（Samos）島。

  伊奧尼亞聯盟成立後，這些城市依靠繁榮的海上貿易變得非常富裕，對波斯帝國的強盛起到了推動作用。當時的希臘對此有何反應呢？他們只是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成功管理感到無比敬畏而已，並沒有深入去了解這個帝國的內在屬性。除了少數人，除了像塞米斯托克利斯這樣有見地的人。然而，他的結局太讓人感慨了：薩拉米斯海戰勝利後，作為功臣的塞米斯托克利斯竟被雅典公民大會用「陶片放逐法」判以流放。就這樣，塞米斯托克利斯被流放到阿爾戈斯（Argos）。「陶片放逐法」是希臘城邦一項獨特而且臭名卓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該制度允許召集公民大會對城邦的某位成員進行放逐表決：市政廣場中央用木板圍出一個一個圓形場地，並留出10個入口，與雅典的10個部落相對應，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從同一入口進場。投票者在被充當選票的陶罐碎片較為平坦處，刻上他認為應該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選票總數未達到6000，此次投票即宣告無效；如果超過6000，再按票上的名字將票分類，得票最多的人士即為當年放逐的人選，放逐期限為10年（一說為5年，但都可以為城邦的需要而隨時被召回）。

  該制度的設立初衷是為了威懾想做僭主的政治家，但很快就演變成了「多數人暴政」恐怖統治的起源。後來，該制度也通用於那些因個人名望影響到城邦的人士。心灰意冷的塞米斯托克利斯最終在謠言的逼迫下投靠了敵國波斯，這位叱吒風雲的人物最終淪為雅典人心中的叛徒。

  如果塞米斯托克利斯身在波斯，結局不會是這樣。他絕不會被公民以投票的形式通過「陶片放逐法」被制裁。但是，他身在希臘，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幾乎所有政治領袖的產生都來源於抽籤、選舉，他們在上任之前要經由一個被選出的委員會進行審查監督。任何一個執政官都不會聲稱自己具有神聖的地位。那些自詡「民主」「自由」的暴民，始終對那似有似無的僭主，懷著一份警覺。

  希臘城邦由於其地貧人稀的先天缺陷，儘管同樣實施著野蠻而且殘酷的奴隸制，但基於保障人力資源的初衷，仍對奴僕的基本人身安全進行了一定的保護。即便是私人擁有的奴隸和僕人，其主人在希臘城邦中亦不能隨意折磨或將其殺死。而反觀地大物博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法律高於任何地方的法律，任何條款的發布或修改取決於君主的個人判斷。而參加希波戰爭的大多數波斯人，其在法律意義上只是「班達卡」（奴隸），或者說是薛西斯一世的「活的財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