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9 17:34:01 作者: 周文侹

  人人都想做一個淵博的人,但書到用時方恨少,讀書靠涓滴積累,潛移默化,融會貫通,水滴而石穿。任何學問都是如此,沒有付出,沒有收穫。

  縱觀古今大家,兩腳書櫃,隨說隨拿,這些人無不靠學問武裝頭腦,充斥網際網路的短篇心靈雞湯,初讀好像很提神,一經咂摸,就知道沒有營養,靠味精調鮮的湯汁只能叫人口渴。我還會扮個鬼臉,寫兩句無病呻吟的話:我端著一杯清茶坐在窗前,和煦的陽光照在我清秀的臉龐,泛起淡淡的憂傷。

  但凡這種話,一天寫一百句都有。

  寫文章必須千錘百鍊,字斟句酌,平易清新是文章的生命力,不要以為佶屈聱牙,讓人費猜才是高人,那是裝神弄鬼,沒有底氣,肚子裡沒貨。

  《詩經》是上古詩歌,如今感覺內容難解,那是因為很多生僻字在文字演化過程中被淘汰了,或者轉成了其它意思。放在那個年代,都是能朗朗上口的白話文,是流行歌曲,流行歌曲靠老百姓傳唱,如果看不懂,聽不懂,就不會深入人心,誰還會去唱,去流傳?

  魯迅說:好文章是改出來的。文不加點,一氣呵成的寫作只能是王勃這樣的千年難出的巨匠。一般人,即便像王安石這樣的「八大家」,也會為鍊字而憔悴。

  一句「春風又綠江南」,一個「綠」字叫他大費心思,起初是「到」,之後是「來」,總覺得不夠有生氣,之後改成「綠」,則滿篇皆活,整個江南都為這一字而生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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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賈島的「僧敲月下門」,起初是「開」,之後是「推」,碰到韓愈後,兩人反覆切磋,到底是「推」,還是「敲」,後來確定「敲」,推敲,推敲就是這樣來的。

  《呂氏春秋》成稿後,呂不韋下令把全稿吊在咸陽城頭,昭告天下,凡能將書稿增一字,或減一字的即賜千金,結果也沒有人敢領賞。

  《史記》寫作風格更是平易,從不用花里胡哨的辭藻去自抬身價,滿篇佳言名句,直指人心。

  作者羨慕古哲先賢,但畫虎不成,寫不出他們的文字,唯有儘量學習他們的好風格,著實認真創作一部35萬字的小說,實實在在地把信息和內容一字一句地填進去,力求文字精彩,語言簡練,內容豐富,知識性強,饒有趣味。

  寫文章靠積累和靈感,靈感迸發時,下筆千言,如仙人指路,揮毫神馳;靈感阻遏時,仙人遠遁,一字難求。每當此時,只好自我安慰:井水淘干,就當蓄水;種稻三季,就當歇耕;寫作艱澀,就當擱筆;文思枯竭,便當移情。游泳、開車、旅遊、聽相聲,看電影,換一換腦子。還算幸運,寫作大半年,直到截稿,仙人光顧頻繁,還不至於江郎才盡,中途戛然而止。

  不論寫幾百字的命題文章,還是幾十萬言的大部頭作品,都要散得開,收得回,魚網不是亂撒的。前後要呼應,小情節小呼應,大情節大呼應,曹雪芹寫《紅樓夢》,最講究「草蛇灰線,千里之外」。寫手儘管去創作和發揮,多頭並進,縱深發展,橫向牽連,中間隔著多少不相關的情節,都無所謂,但要重視對伏筆的呼應,多少伏筆,就要有多少呼應,讓呼應一個個不經意間跳出來。讀者帶著懸念和期待往下讀,作者要一一給他們解開,作者心裡要有數,自己埋了多少雷,就要踩響多少次。

  寫初稿但求盡包事實,講清原委,再看全篇有無可刪之章,每章有無可節之句,每句有無可略之字,儘量使篇無閒章,章無贅(zhuì)句,句無冗(rón)字。一篇四平八穩,沒有跳躍,抓不住讀者興奮點的文章就不是好文章。最好能把一些有警策,總結,具有後現代主義,目前社會流行的時髦話用一點,一下子把讀者拉進故事,讓他們產生很強的代入感,他們會感到親切,產生共鳴,仿佛和作者面對面地聊天。作者三言兩語搔到癢處,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優美語言可以不多,但能讓全篇充滿活力,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好的文字,常讓人或會心一笑,或忍俊不禁,或開懷大笑。

  比如優秀的相聲段子,講了很長的情節,中間卻沒有可笑的橋段,全場一直沉默,直到最後一句,迸出一個響亮的總結,於是全場大笑,餘味無窮。藝術家講一大通,只為最後一句畫龍點睛的包袱,若沒有最後一句撐著,前面都成了廢話。這叫經典,經典因為精彩才叫經典。

  《李鴻章:奮鬥者必學智慧》沒有囉里囉嗦的話佐料,學冗長的電視劇故意拖沓,這是作者的性格和他的寫作風格,崇尚言簡意賅,只奉獻給讀者乾貨。平生最討厭熱衷糾纏瑣碎,琢磨小事,無格局的人。

  多年曆練,對文字有了領悟,品人也逐漸深刻,為更好學習王陽明先生超凡入聖的精神,潔身自好,只交君子,把雞糟男人,酒肉朋友一律從朋友圈淘汰出去,如今可算「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但也很憂慮,水至清則無魚,不學一些和光同塵的中庸之道,再發展下去,就成了孤家寡人,人就是那麼矛盾。

  成功脫離不了幾大要素:

  第一, 天賦;第二,機遇;第三,自律;第四,堅持。

  沒有誰能隨隨便便成功,天賦不是後天的,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能自己做主的只有自律和堅持。作者在這兩點上有些體會。堅持寫作,每天2500-3000字,多時5000字,身無半畝,與古人神交,忘掉現實的煩惱,也是心靈解脫的好辦法。

  少食多動,回絕多數應酬,少去飯店,成為作者的生活習慣。一日不過兩餐,四季常服不過八套。早中兩頓飯,早飯雜糧粥,菽黍粟藜;中飯糙米,一蔬一葷。七點起床,十一點就寢,每天游泳半小時。

  自律加堅持,一年下來,從75公斤跌到65公斤,一時形象大好,自信大增,體質已改造成瘦肉型,股票跌不是好事,體重跌是好事。

  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先生將歷年徵集、出版的圖書保存在重慶南岸的汪山上,他每周步行上山整理圖書,常上午上山,下午下山,來回走30里,台階3000級,其中一段張家坡,須一口氣攀登380級。重慶幾年,他一直在登山中度過,體重從77公斤下滑到63公斤,為追求精神食糧而消耗物質食糧,精神愉快,身體健康,可謂一舉兩得。

  王雲五在抗戰初期,組織印書館全體同仁聚餐,餐廳有磅秤,於是人人過磅,王雲五名列第三。抗戰勝利時,排名第一,第二,第四的同事都已去世,不是死於戰亂,而是死於肥胖。體重與壽命成反比。

  書名為《李鴻章:奮鬥者必學智慧》,原來只想寫十萬字,應音頻平台和讀者的要求,不斷擴張,變成如今的35萬字,但已經不是李鴻章:奮鬥者必學智慧,而是李鴻章之大半生,書名明顯不能覆蓋全部內容。可作者對《李鴻章:奮鬥者必學智慧》的名字還是很有感情,欲想保留,最後還要聽出版社的意見。

  前後拖沓一年,時寫時停,真正寫作六個月,尤其後三個月,每天四五千字,只好推掉一切應酬,潛心筆耕,有時候真想大哭一場,真是一次文化苦旅,身心俱疲。身體還留在現實里,可元神早飛馳去了100多年前,可謂「神交古人」。

  本書沒有寫李鴻章的最後十年,兩個原因。第一,他的晚年和中國那時的情況類似,風燭殘年,寫多了都是淚,不忍下筆;第二,不知道市場反響如何,若好,就繼續創作;若不好,便擱筆,道理很簡單,不想一人獨唱而滿場空座,還要付場租和水電費,作者感情脆弱、柔軟,難以承受。折磨人的不是艱辛奮鬥的現在,而是看不到希望的將來。

  如果全國有四萬萬五千萬讀者看我的拙劣文字,聽我的節目,做我的衣食父母,我該多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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