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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我回到了美國，隨後又被派到彼得格勒（Petrograd）去執行一項秘密任務。[1]在接受這項任務的時候我有些猶豫，因為感覺自己不具備一些必需的能力，但在當時看來，我似乎是最佳人選，因為我是一名作家，利用這個身份我能夠很好地隱藏自己。當時我身體不太好，經常有出血的症狀，畢竟我以前學過醫，所以我大致能夠猜到我得的是什麼病，我拍了一張X光片，上面清清楚楚地顯示我患的是早期肺結核。但是我不想放棄這次任務，畢竟俄羅斯出產了那麼多偉大的作家，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我夢想著在從事間諜工作的間隙為我的寫作找到一些新的素材，所以我借用了愛國主義的名義，跟為我治療的醫生說：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刻，我做出這麼一點犧牲不算什麼，而且我自己是學醫出身，明白自己的病情，不會做出出格的舉動。

  出發時我鬥志昂揚，而且錢包里也是鼓鼓的，[2]有四位忠誠的捷克人作為聯絡員，在我與馬薩里克教授（Professor Masaryk）之間傳遞消息。這位教授手下有六萬多人，分布在俄羅斯各地。這一任務責任重大，我不禁油然而生一種使命感，去的時候我的身份是私人間諜，這樣的話，萬一出了什麼麻煩我會更容易脫身，我的任務是與反對政府的一些黨派取得聯繫，設計一套方案使俄羅斯不會退出戰爭，同時阻止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當然這項任務最終失敗了，我總在想，如果能夠早去半年，說不定就能夠成功，不過這都是事後諸葛亮的說法，各位聽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當真。在我到達彼得格勒三個月後，局勢發生巨變，[3]我的計劃徹底落空。

  我返回了英國，我當時已經積累了很多寫作素材，特別是我認識了一位相當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鮑里斯·薩文科夫（Boris Savankov），他是一名擅長暗殺的革命者，就是他暗殺了聖彼得堡總督特雷波夫（Trepov）和謝爾久斯大公（the Grand Duke Sergius）。但在離開時，我對一切都失去了幻想。他們太善於空談，而又怯於採取行動，猶豫不決，冷漠無情，只善於喊口號不善於行動，做事沒有誠意，意志不堅決……我在俄羅斯的這段時間裡，這些現象隨處可見，讓我對俄羅斯以及俄羅斯人完全失去了信心。我回國的時候身體特別虛弱，因為我的工作性質非常特殊，這使我很難從大使館獲得應有的食品供給，所以，很多時候我和一般俄羅斯老百姓一樣需要餓著肚子（當我到達斯德哥爾摩後，我需要花一天的時間去等待一艘驅逐艦帶我穿越北海，這時我跑進了一家糖果店，買了一磅巧克力，在大街上就吃了起來）。上面還有一個計劃，就是派我前往羅馬尼亞去參與波蘭人設計的一項秘密計劃，具體情節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由於各種原因，計劃泡湯了。我對此並不感到遺憾，因為當時我病體沉重，咳嗽得厲害，感覺下一聲咳嗽隨時會把腦袋震下來，而且不停地發燒，燒得我晚上睡不好覺，那幾天的日子真是難熬。到倫敦後，我趕緊去找最有名的專家，他讓我趕緊收拾一下去蘇格蘭北部的一家療養院（療養院位於阿伯丁郡，是一家專門治療肺結核的大型私人療養院），於是後面的兩年我就是在療養院裡度過的。

  沒想到療養院裡的日子竟讓我感覺如此愜意，我第一次發現，長時間躺在病床上也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我的生活依然豐富多彩，有很多事在等著你去做。我一個人獨占一間病房，病房裡有一個巨大的落地窗，窗戶一直開著，冬天的夜晚可以看到滿天的星光，我感到很安全，很自由，而且超脫於世外，這一切都讓我愜意無比。到了晚上一片寂靜，沒想到靜謐也會有如此的魅力，無限的天空似乎從窗口湧入這間斗室，伴隨著滿天星斗，我的精神世界似乎可以經歷世上一切的奇遇。我的想像力從未如此順暢，就像是順風順水的小帆船在海上疾馳。日復一日，生活沒有多少變化，但由於我讀過不少書，頭腦中又可以遨遊天際，所以一點兒也不覺得時間漫長。等身體恢復好以後，我很不情願地下了床。

  我的身體恢復一些後，我開始跟一些病友們接觸。我感覺自己走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這裡有些人已經在療養院過了很多年，他們性格各異，就像我在南太平洋遇到的那些人一樣。常年的疾病以及這裡穩定而又怪異的生活方式非常怪異地影響著他們，使他們性格扭曲，某些方面得到強化，但某些方面變得更為糟糕，這就像是薩摩亞（Samoa）或者塔希提（Tahiti）[4]的那些人一樣，只不過影響那些人的是讓人時刻感覺慵懶的氣候條件和怪異的自然環境。我從療養院的經歷中獲得了很多關於人性的深層見解。要是沒來過這裡，我感覺損失會很大。

  [1] 英美兩國想讓俄國繼續參加一戰，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則堅決要求退出戰爭。因此，英美想要支持相對比較溫和的孟什維克黨，使其政權穩固，因而可以繼續參戰。毛姆此行就是為了這一目的。

  [2] 當時作者在襯衫下面的皮帶里藏了一筆巨款——兩萬一千美元的匯票，等時機合適的時候兌換出來。

  [3] 這裡是說俄羅斯十月革命爆發，正式退出了一戰。

  

  [4] 薩摩亞和塔希提都是太平洋南部的小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