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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朋友[1]在政府擔任內閣大臣，我給他寫了封信，求他幫我找點兒與戰爭有關的事情做，很快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去戰爭部報到。但是我害怕他們會給我一份在英國的文職工作，因為我這時根本沒想要去寫東西，我想要行動，那種真正參與到戰爭中的行動。於是我去法國加入了一個救護車編隊。儘管我認為跟任何人比起來我的愛國熱情絲毫都不遜色，但是這些似乎已經和新的生活經歷所帶來的興奮感融合在了一起，於是，一到法國[2]我就養成了記筆記的習慣。這個習慣保持了很長時間，但是後來其他的工作過於繁重，一到晚上我就會累得什麼都不想干只想著上床睡覺，於是記筆記的習慣就這樣暫時擱置了。我非常享受這種無意中捲入的新的生活狀態，同時很享受不用負責任時所能夠感到的輕鬆愉快。自從離開學校後，我就很少會被別人指使著做這做那，而現在卻無意中重溫了一下那種生活體驗，我感覺很有意思，而且，一旦任務完成，我就能明顯感覺到，剩下的時間完全是自己的了，那种放松的感覺真是用語言都不好表達。作家就很少會有這種感受，因為你永遠會覺得，下一本書的出版計劃正在時時刻刻鞭策著你，於是你一分鐘都不想浪費，甚至睡夢中都要拿著筆。現在我可以肆無忌憚地在法國的小咖啡館裡花費大量時間與人閒談，而且沒有任何負罪感。我喜歡與大量不同的人去見面，儘管當時並沒有寫作，但我已在自己的記憶中珍藏下了這些性格各異的人物。雖然身處戰爭之中，我卻感覺不到任何危險，我急切地想知道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危險，我的心裡會是一種怎樣的感受；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少勇氣來面對危險，我也不認為自己有必要這樣去做。僅有一次我考驗了一下自己的勇氣。那是在易普爾（Ypres）的大廣場（the Grande Place）上，我當時正靠在一堵牆上休息，忽然看到不遠處就是中世紀的紡織會館的遺址，我走過去想近距離參觀一下，剛一離開，一枚德軍炮彈飛了過來，把剛才那堵牆炸了個稀巴爛。我當時就蒙了，已經來不及細細分析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

  不久後我加入了情報局，似乎在這個部門我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至少比開救護車要強，而且我的駕駛技術很一般，經常會手忙腳亂。情報工作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這項工作會讓你想入非非，顯得既浪漫又超越現實。我在這裡接受培訓，學會如何甩掉跟蹤我的人，如何在一些常人想像不到的地方與其他特工接頭，如何秘密傳送情報，如何把一些重要的軍事情報帶過邊境。這些培訓當然都非常必要，只是它們乍聽起來就像是那些廉價驚險特工小說里的情節，頗有懷舊情結，虛幻得與現實中殘酷的戰爭場面一點都不相稱。我只能騙自己說，這些東西早晚會起到一定作用，當然，是在我的小說里。即使這樣，我還是懷疑這些訓練是不是有點兒過於陳腐，寫在小說里也會被讀者恥笑。我在瑞士待了一年，這裡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3]在這段時間裡，我經常暴露在各種各樣的環境裡，那裡的冬天很冷，不管天氣如何，我都要跨過日內瓦湖去執行任務。當時我的身體很差。任務完成後，我感覺已經無事可做，於是便飛往了美國，在那裡，我的兩部話劇正在排演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愚蠢和虛榮，我經歷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不幸遭遇，現在我想恢復內心的平靜。於是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去南太平洋逛逛。我早就有這個想法，因為在年輕的時候我讀過《退潮》（The Ebb-Tide）和《打撈沉船者》（The Wrecker），而且我還想根據保羅·高更（Paul Gauguin）的生平寫一部小說，現在我要去那裡收集素材。

  說走就走，我馬上啟程前往那個遙遠的地方尋求浪漫與美好，同時，一想到自己與以往的煩惱遠隔重洋，心裡就感覺很坦然。不出所料，我確實在那裡找到了浪漫與美好，但也找到了一些自己沒有想到的東西：一個新的自我。自從離開聖托馬斯醫院後，經常與我生活在一起人都特別看重文化的價值，我開始慢慢意識到，世上沒有什麼事情比藝術更重要，我一直在尋找宇宙的意義，而尋找的唯一結果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們所創造的美好。從表面上看來，我的生活豐富多彩，讓人興奮不已，但實際上，從深層次來看，它依然非常淺薄狹隘。現在我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天性讓我歡呼雀躍，盡情吸收新鮮養分。吸引我的並不僅僅是各個島嶼上的美麗景色，我以前在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和羅蒂（Pierre Loti）的書中早就讀到過，儘管風景不同，但其景色之優美也並不能說可以超越希臘和義大利南部。吸引我的也並不是當地人以及他們那種簡樸悠閒而又略帶冒險意味的生活。真正吸引我的是形形色色性格各異的人們，每個人都有故事，每個故事都是我以前聞所未聞的。我就像是一個博物學家，偶然來到一片新的土地，那裡的生物種類數之不盡，形態各異。有些類型的人我大概認識，因為以前在書中讀到過，看到他們讓我倍感驚喜。舉例來說，有一次在馬來群島，我看到樹枝上落著一隻鳥，這種鳥我只在動物園裡看到過，而從沒有想到它會出現在實際的自然環境中，剛看到它的時候，我還以為它肯定是從動物園的籠子裡逃出來的。還有一些類型的人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們讓我感到震驚而又欣喜，就像華萊士發現新物種時的感覺一樣。我發現這些人不難相處，他們千差萬別，乍看起來會讓人感覺目不暇接，但是通過長期的觀察訓練，我在這方面已經很有經驗，一般來說，不用費多大勁就能夠在頭腦裡面把這些人進行初步的分類。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對比較低，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沒有文化，他們對這個社會的認知、對人生的見解都是在實際生活中慢慢形成的，與我們這些常年接受教育的人大不相同，所以他們會得出一些讓人感覺很詫異的結論。可以說，我們壓根兒就不在同一層面上思考。以前的那種文化優越感現在已經蕩然無存，我現在看到的只是差異，一種與生俱來的差異，如果你的目光敏銳，你會發現他們的生活並不荒誕，而是同樣有著秩序與和諧。

  我放下了自己作為名作家的架子，走近了普通人的世界。我逐漸發現，現在所遇到的各色人等比我以往所見之人更富有活力。他們放射出來的不是寶石一樣的光芒，而是野火所特有的火焰，這種生命之火正在熊熊燃燒，熱力四射，煙氣沖天。他們有自己的狹隘之處，也有著自己根深蒂固的偏見，他們的生活有時非常無趣，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們活得那麼笨拙。我對這些倒不是特別關心，我關心的是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在所謂的文明社會裡，一個人不管多麼與眾不同，都必須遵循某些行為準則，這就使得我們的行為不至於那麼怪異，文化就像是一張面具，遮掩了我們的本來面目。而這裡的人沒有任何掩飾，他們保存了很多原始特性，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必須遵從什麼傳統的標準，他們的個性能夠肆無忌憚得到發揮，不會受到任何約束。在城市裡，人們就像裝在袋子裡的石頭，不管以前多麼稜角鮮明，在袋子裡裝的時間長了，摩擦的時間久了，那些稜角也基本上被磨平了，他們就像鵝卵石一樣圓滑溫潤；而這些人就像是散落在山邊的石頭，他們沒有機會去互相摩擦，所以個個見稜見角，個性張揚。在我看來，他們更為接近人性的本質，我的心會禁不住跳到他們身邊，就像多年前我在聖托馬斯醫院的時候，我會情不自禁地想要接近那些來門診部看病的人，我抓緊時間在筆記本上簡要記下他們的外貌和性格特點，這形形色色的人物所給我的印象激發了我的想像，只要稍微加上一點自己的創作，生動鮮活的故事就會源源不斷地湧向筆端。

  [1] 這個朋友應該指的是溫斯頓·邱吉爾，他當時擔任英國海軍大臣，而兩人在1910年前後經常在一起打高爾夫球。

  [2] 1914年10月19日，毛姆在法國布倫登陸。

  [3] 戰後，他寫下了以自己為原型並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間諜小說《英國特工亞申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