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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位年輕的英國人從薩那裡（Sanary）過來找我。薩那裡距離邦多樂很近，那裡曾住過很多作家和畫家，比如列昂·福萬格（Leon Feuchtwanger）。奧爾多·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曾在這裡住過一陣。年輕人作了一個自我介紹，然後說他來找我是因為感覺自己前途渺茫，想徵求我的意見，他已經在薩那裡住了很多年了。

  「現在要想回英國實在是太難了，」他對我說，「火車上擠得一塌糊塗。」

  每天只有一趟列車開往巴黎，不管開到哪裡都人滿為患。火車一到站，馬上人潮洶湧，擠得水泄不通。擠上車後人們才發現，你根本就動彈不得，他們要麼站著，要麼坐在過道里。我聽說過這樣的故事，有人在火車站整整等了三天才擠上一列火車，整個行程在平常只需要14小時，現在卻需要將近30個小時，很多乘客一路上都要站著。而且，餐車被取消了，想吃東西就得自己帶。人們都像瘋了似的要從這裡離開，其實原因也不是很明確，很難想像義大利人真會打進來，他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宣戰，但是每個人都被一種恐懼的氣氛所攫取，都想回到自己的家。

  「我不知道自己回到英國能幹些什麼。」年輕人說。

  

  我大致猜到了他為什麼來找我，他想讓我告訴他，現在就應該安安靜靜地待在原來的地方。他正是應該參軍入伍的年齡，不過我總覺得，如果你自己已經過了服兵役的年齡，而你卻要告訴別人應該上前線打仗，這種感覺總讓人不舒服。

  「我不敢保證你待在這兒會感覺很舒服，你看，在這裡，每一個四肢健全的人都已經應徵入伍了，我覺得要是你堅持留在這兒，他們對你的態度不會很友好。」

  「有些人已經對我很不滿了。在我常去的那個咖啡館，很多人都對我風言風語，指桑罵槐，但是我不是太在意，我想你能明白，唯一讓我擔心的是我怎麼可以掙點兒錢花。」

  看起來，他來找我的另外一個目的是借錢。我一向對年輕人很慷慨，但這次我不想幫他。

  「你要想清楚，戰爭很有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你不會想著在那兒待上四五年吧？」

  「我不介意，我早在那兒待習慣了，怎麼著也比參軍打仗強。我要是回英國的話，他們會讓我參軍嗎？」

  「我也不知道，也許不會。你多大年紀？」

  「要是我能在情報部門或者類似的地方找點活兒干，我倒是不介意，我就是不想去打仗，沒有什麼可以引誘我走上戰場，我就是個膽小鬼。」

  我以前從沒聽人這樣說自己，他這話將了我一軍，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我也不想當膽小鬼，可我就是。你說這可怎麼辦？」

  他的眼睛很漂亮，眼神中的表情很奇怪，我猜不透那是一種什麼心理，但我覺得我該說點兒什麼了。

  「要是那樣的話，你當兵也沒多大用。」

  「屁用都沒有。」

  話說到這份兒上，已經無法繼續了。

  「要不要喝一杯？來杯乾馬提尼？」我問道。

  「好啊。」他微笑著。

  笑容很迷人。

  過了幾天，他又來找我，似乎聽說住在里韋艾拉（the Riviera）的德國流亡者都已經被監禁起來了，附近社區的德國人也被帶到了土倫（Toulon）。他們被安置在一個閒置的車庫裡，裡面沒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食水供應也都不足。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接受外面帶來的食品，但後來這個渠道也被中斷了。官方禁止他們收發信件，會見朋友也只有幾分鐘的時間，而且看守監視得很嚴。他們就像牛一樣被趕來趕去，還要忍受看守的各種粗魯對待。來看我的這位年輕人對此義憤填膺，他覺得，對於那些逃出德國以躲避納粹集中營的人來說，這樣的對待實在太不公平。對他的這種義憤填膺我並不完全同意。眾所周知，流亡者中有很多納粹間諜，要是聽到他們說自己反對希特勒專制，就任由他們自由活動，那也太過草率了。他們所遭受的各種痛苦確實讓人感到不幸，但是這種管制措施還是有必要執行。在這樣的敏感時期，法國當局只能把他們安置在這樣一個相對比較合適的地點，但我敢確信，他們並沒有受到多少不公正待遇。這些人在法國很安全，他們享受到了法國人的熱情好客。現在看來，他們應該心平氣和地接受這些降臨到他們身上的不幸，這正是他們表達自己感激之情的機會。局勢很嚴峻，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對法國人心懷不滿。為了國家的安全，如果他們被看做危險人物，那也很正常。我們都知道，下雨的時候，雨點兒會落在每個人身上，不管你是天使還是惡棍。

  但是，我這些想法過於理性，我這位朋友根本聽不進去。這件事嚴重傷害了他的人道主義情懷，所以他痛罵法國人的愚蠢、專制和殘忍。這些囚犯中包括福萬格，即《猶太人蘇斯》（Jew Suss）的作者。我的朋友帶給我一封這位作家的妻子寫來的信，懇求我做點兒什麼把他營救出來。福萬格五十多歲，強烈反對納粹主義，因此，他的德國國籍已被剝奪。這樣看來，把他關押起來真是有點兒荒唐。恰好我與讓·吉洛杜（Jean Giraudoux）有過一面之緣，他是法國著名作家，同時也是奧賽碼頭（the Quai d』Orsay）的一名官員，而且還在位於巴黎的情報局（the Bureau of Information）總部工作過。我給他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報，還附帶有一封信。在信中，我詳細講述了福萬格的情況，並指出，如果德國難民心裡產生了敵對情緒，一旦他們戰後返回德國，就會對公眾輿論產生不利影響。我不知道我的介入是否發揮了作用，但不久我從福萬格那裡得知，他已經被釋放了。

  日子一周周地過去，天氣變冷了，泡澡已經不再是一項娛樂活動，而變成了一種精神磨鍊。我不再划船去港口的入口處，而是從遊艇的甲板上跳入水中，快速游泳，這樣做真是樂趣無窮。邦多樂現在的樣子就像是一個早已過氣的女演員，內心極其痛苦，臉上一片茫然。這裡有一家酒吧，我常去那兒喝一杯，有一天晚上，酒吧服務員上船來道別，因為第二天早晨他就要離開了。

  「你願意離開這裡嗎？」我問他。

  「也沒什麼不願意的。酒吧生意也不好，而且我不必去打仗，我已經三十六歲了，我敢保證，在一個無事可做的地方我能夠輕鬆地找個活兒干。」

  日子一天天的重複，越來越讓人難以忍受，我們打算回家。但政府又出台了新規定，看起來，我們得等好幾周才能獲得離開邦多樂的必要手續，然後穿過戒備森嚴的土倫，從一個地區趕往另一個地區。邦多樂的警察會檢查你的證件，然後才讓你上火車。土倫和尼斯的警察也會上火車檢查證件，如果你的證件不全，他們會直接帶你去警局。對於這一切我們只能忍受。但是決定了要走，我們就再也不想留了，所以我們下定決心去冒一冒險。有一個很古老的故事，講的是一個囚犯，花了很多年挖地道，想從監獄逃出去，結果都失敗了。有一天他突發奇想，撞大運似的摸了摸牢房的門把手，結果門把手轉動了，他輕而易舉地走出牢門，來到街上。我們這次的經歷跟他差不多。我們把遊艇交給當地的一名水手照看，然後坐進了一輛馬上要散架的老出租，告訴司機我們要去費拉海角（Cap Ferrat）。到了邦多樂的邊界，我們看到一群中年的預備役軍人，他們看上去特別懶散，軍裝也不合身。他們盯著我們看了一陣，但是沒有阻攔。我們又穿過了土倫，不管是在入口還是出口，守衛都沒有注意我們。我們從一個地區來到另一個地區，這些都是嚴格的禁區，但是既沒有障礙物也沒有阻攔，入夜時分我們就回到了家裡面。看來，所謂嚴格的規章制度也不過就是那麼回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