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黃道周和隆武帝的悲劇

  也就在潞王因輕信陳洪範的許諾，堅決不肯監國的時候，黃道周卻在富春江上巧遇被弘光赦罪出獄的唐王朱聿鍵，於是又有了一番君臣的遇合。恰逢此刻，從鎮江撤兵回閩的福建軍閥鄭鴻逵，也有擁戴唐王朱聿鍵成為南明新君主的意思。

  於是一個新的小朝廷粉墨登場。南明隆武朝的橫空出世，對逐漸南下福建的清軍開始進了一場力量懸殊的拼搏，也開始了一場小朝廷內部刀光劍影的權斗。

  這場拼鬥名義上的主帥是朱聿鍵，而主導這場內部權斗的是地方實力派軍閥鄭芝龍和儒學大師隆武帝的首席大學士黃道周。唐王的政治素質顯然要優於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許多，由於其特殊經歷，閱世之深，在明宗室中無人可比。

  唐王深愛讀書，頗善文字，胸懷壯志，志在恢復山河故土，而且身邊不乏如同黃道周這類具有儒家情懷的明代文官精英。然而，這場拼鬥是在統治集團激烈的內鬥中展開的，文官集團首領黃道周的政治對手是海盜出身地方軍閥勢力鄭芝龍。

  鄭芝龍是福建當地武裝商業集團的頭子，原本就是海盜出身的地方梟雄，後來被朝廷招安，成了鎮守海防的地方將領，其基本政治軍事經濟利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只是多了朝廷授予的一張虎皮，勢力反而在招安後不斷有所擴張，坐大做強，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因為唐王崛起的統治基礎就是由帝國遺留的儒臣和地方軍閥悍將所組成。軍閥們意在拉大旗為虎皮在清朝和南明勢力的夾縫中繼續保持勢力的擴張。當時鄭氏家族的勢力已經完全擴張到了台灣，他們最早鼓動移民台灣，對於開發台灣做出過卓越的貢獻。但是坐困福建一隅的隆武王朝顯然在財政稅收方面是不能和坐擁江南膏腴之地的南明弘光朝相比，只能在經濟上依賴鄭芝龍集團輸血，在軍事上依託鄭氏武裝集團立足。因此，在政治上受制於這這股勢力，更準確地說被持槍的武裝集團所綁架也就在所難免。

  

  因此，唐王朱聿鍵的一切雄心壯志和黃道周們的周密綢繆都只能是心中願望紙上兵，沒有鄭芝龍的支持根本無法實施。在黃道周被鄭芝龍逼走，鄭芝龍又不告而別遁入海上後，朱聿鍵只能孤家寡人地帶著他心愛的圖書和剛剛降生的兒子走向末路。

  鄭芝龍最終投降了清廷，而鄭氏集團也在天崩地坼中分崩離析，父子兄弟反目。兒子鄭成功和四弟鄭鴻逵堅持抗清拒不屈服，直至大明最後一個桂王小朝廷走向末路，鄭成功依然和他的兒子鄭經在台灣打著殘明旗號割據多年。

  據黃道周在《逃雨道人舟中記》中記載[1]：1645年（順治二年）六月十一日，唐王朱聿鍵見潞王朱常淓已經決定投降，不勝憤慨，在一批文官武將的支持下，離開杭州前往福州籌辦監國。首先擁戴朱聿鍵的是靖虜伯鄭鴻逵。

  鄭鴻逵是福建第一大權勢家族鄭式家族鄭芝龍的四弟（原名鄭芝豹）。鄭家出身海盜，曾經橫行東南沿海，周旋於日本和西洋海商之間，勢力逐漸膨脹，稱霸一方，擊敗日本和荷蘭海盜，擁有私人船隊和武裝集團，朝廷官軍奈何其不得。鄭後來為福建巡撫熊文燦詔安官至都督同知。

  鄭鴻逵於崇禎十三年（1640年）考取武進士，擔任錦衣衛都指揮使。崇禎十七年（1644年）弘光帝派他前往鎮江防範清軍，擔任鎮江總兵、鎮海將軍。鄭氏兄弟海匪出身，常年活躍於海上，擅長水戰，駐守長江天塹擔任江防司令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據《明史南略》記載：

  弘光元年乙酉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失守。鎮江總兵鄭鴻逵、鄭采，知事不可為，因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王諱聿鍵，太祖後也。性率直，喜詩書，善文翰，灑灑千言。初封南陽，以父夭失愛於祖端王，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為請嗣。後復以統兵勤王，錮高牆。會赦出，避亂適浙，鴻逵因奉之俱南至福州。

  嚴格地說朱聿鍵並非從封地河南南陽來杭州，而是從鳳陽的皇家監獄被釋放，因為家鄉南陽已經被李自成賊軍占領，其弟唐王朱聿鏌被殺。他於十二月剛剛恢復唐王稱號，被指令到廣西廣元縣居住，卻一直因為缺乏路費，在鎮江、蘇州、嘉興等地遷延。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破南京，唐王在湖州避難，恰好路過杭州。

  此時，鎮江總兵鄭鴻逵等得知清軍渡過長江，弘光朝難以自保，退往福建，在杭州遇見唐王朱聿鍵，便鼓動朱聿鍵一起回到福建。鄭鴻逵打算以朱聿鍵繼任南明皇帝，許多大臣認為應該先擊敗清軍，再考慮即位之事；鄭鴻逵表示不快點即位，會有其他人先行稱帝。朱聿鍵因此被擁立為皇帝（隆武帝），鄭鴻逵也因這項功勞，受封定虜侯，後來晉升定國公。根據佚名的《思文大紀》記載：

  五月十五日，福藩即位金陵，詔改來年為弘光元年；隨允廣昌伯劉良佐奏，赦原爵唐王奉降庶人（御諱聿鍵）於鳳陽高牆。

  十二月，賜復親王冠帶，送東粵閒住。貧無路費，自鳳陽至南都，遷延時日，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蘇州。風聞清兵陷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至湖州，又至嘉興。大總兵陳洪範、陳梧、汪碩德、吏部尚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太監高起潛等面請唐藩監國，堅辭謙讓。乃睿撰揭帖，倡奉潞藩。……初十日，唐藩至杭請朝，具本勸進，面陳方略，不允。靖虜伯鄭鴻逵面請回閩取兵，亦不允。是晚，清牌至杭州，潞王從閹弁之議，甘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適遇靖虜伯會同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奏啟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東人心震動，唐藩不得已，始勉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關，抵浦城縣。

  黃道周和幕僚從紹興移舟而下富春江，還不知道杭州城裡發生的變化。只聽到岸上鼓樂喧天，原來是前鳳陽總督、兵部右侍郎朱大典和前兵部尚書阮大鋮乘坐的一葉輕舟，順流翩翩而來，仿佛翱翔的白鷺準備去鶩州。黃道周他們在去桐廬的途中，遇到了靖虜伯鄭鴻逵的船隻，小心翼翼觀察很久，原來以為是鄭鴻逵扶駕潞王的船，直到登船覲見，見到其人，才弄明白原來他所護的聖駕是唐王。

  這時兵部右侍郎、鳳陽總督朱大典也同時登船到訪。朱大典見到唐王后還對道周先生說：「唐藩還未封，安得至此！」於是大家都在說，韃虜氣焰正囂張，杭州城已經感受到大軍壓境的緊張氣氛，潞王正在閉門謝客，修齋禮佛，他是不可能效仿南宋康王趙構，圖謀東山再起的。也就是說，潞王以保護闔城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名義，按照和陳洪範的約定準備獻城投降了。

  六月十三日晚，黃道周又去了唐王舟中「與唐王殿下會晤，慷慨以恢復自任，遂同諸臣交拜，約成大業。明日乃具小啟，共請監國，雖靖虜意，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襄大業也。」[2]

  唐藩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桱的八代孫，在譜系上離崇禎皇帝很遠，按照常規是輪不到他承繼大統的。黃道周等大臣參與鄭鴻逵的推舉有以下原因：

  由於朱由檢的叔父、兄弟只剩下廣西的桂王，而當時南明的政治中心卻在東南，朱常淓、朱常潤降清以後東南士紳急於解決繼統問題，不得不就近從疏藩中推選。

  唐藩封地為河南南陽，這裡正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故鄉，在黃道周等人看來真可謂「起南陽者即為恢復漢家之業」「以今揆古，易世同符」。

  這位朱聿鍵在明朝藩王中確實是位鶴立雞群的人物。他雖然出生於王府之中，但是從小飽經磨難，歷經艱辛，是經受過生活磨難的一代藩王。原因是他的祖父唐端王不喜歡他的父親，父親被長期囚禁在唐藩王府的私人監獄中，顯然唐端王更加寵愛朱聿鍵的叔叔，他是在唐王府內部的「奪嫡」之爭夾縫中成長的王爺。

  作為父親長子的朱聿鍵出生於萬曆三十年（1602年），從小甚得曾祖母魏妃寵愛，八歲開始延師受教育，十二歲曾祖母薨，就與父親一起囚禁。在囚禁中的朱聿鍵發憤苦讀，度過了十六年，直到二十八歲王府尚未向朝廷報備他的出生，未被冊立為王世子。崇禎二年（1629年），父親被叔叔毒死，他發誓要報殺父之仇。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祖父唐端王薨，他父親才在河南巡撫和南陽知府的力爭下恢復被不正當剝奪的王位，追封為唐裕王，名字被批准列入太廟。這樣作為長子的朱聿鍵理所當然受封世子。

  朱聿鍵在崇禎五年六月初二被授予金冊金寶，算是繼承了王位。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初一日朱聿鍵殺其叔父報仇雪恨。此時，河南受到李自成起義軍的騷擾，北京受到滿洲人的威脅，京城戒嚴。朱聿鍵為了應對危機，表達對帝國的無比忠誠，出資加固南陽城防，要求擴大王府護衛3000人，組建王府軍隊，不被允許。

  這位不安分的王爺七月二十日請求率兵進京勤王，八月初一未經批准即揮師出發，八月十一日，兵部文件到，責令他退回封地。他魯莽舉動雖說用心良苦，卻是完全有違祖制的悖逆行為，實在有舉兵謀反的嫌疑。想當初燕王朱棣的靖難之役和寧王朱宸濠謀反，均為藩王做大，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舉兵與朝廷對抗而謀取王位。

  唐王此舉確屬輕率而冒險。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二日（1637年），朱聿鍵為他的冒險付出代價，王位被褫奪，廢為庶人，並被圈禁在鳳陽皇城監獄，弟弟朱聿鏌繼位。在這期間先有鳳陽總督朱大典上書朝廷請求寬恕，後有南京守備大太監韓贊周請求寬恕，崇禎十六年漕運總督兼淮安巡撫路振飛再次請求寬恕，崇禎帝在生前批示「該部即與議復」。因為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克南陽朱聿鏌被害，唐王之位空缺。而在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自盡煤山，此事未及辦理。

  唐王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記載到「不及受先帝之恩矣，痛哉！」當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繼統，大赦天下，朱聿鍵被赦出。順治二年五月，南都降，朱聿鍵在途徑杭州時遇見撤回福建的鎮江總兵官鄭鴻逵和蘇觀生、黃道周等人。[3]

  六月十五日，黃道周第三次請監國疏中說：

  近聞清逼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意，舉國同蒙面之羞，思高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即失一尺；為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即易一時。幸切宗社之圖，勿顧士大夫之節。神器不可久曠，令旨不可以時稽。亟總瑤樞，以臨魁柄。

  經過這種徒具形式的三推三讓，朱聿鍵表示：「萬不得已，將所上監國之寶，權置行舟，俟至閩省，面與藩鎮文武諸賢共行遵守。」[4]

  十七日，朱聿鍵行至衢州，在檢閱軍隊時發布誓詞，表示將親提六師，「恭行天討，以光復帝室；驅逐清兵，以纘我太祖之業」。閏六月初六日，由南安伯鄭芝龍迎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監國。閏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從本年七月初一日改元隆武元年，以福州為臨時首都，政府名為天興府，以原福建布政司衙門為行宮。這是南明歷史上的第二個政權，稱為「隆武政權」。

  與剛剛覆滅的南明弘光朝皇帝朱由崧以及幾乎同時建立的紹興政權魯王朱以海相比，朱聿鍵確有過人之處。

  朱聿鍵生活刻苦，不尚奢華，體魄強健，精力旺盛，果決有為，受過治國之道的良好教育，關心公共事務。這些特點使他在明朝宗藩中是個惹是生非的角色，在圈禁皇陵高牆時幾乎九死一生。崇禎十年五月，朱聿鍵大病一場，幸好有隨行的曾王妃割下大腿的肉，救了他一命，他僥倖活了下來，因此也養成對於這位同甘苦共患難的王妃即後來的曾皇后言聽計從，導致登基後的後宮干政。據《明季南略·曾後入閩》記載這位曾後：

  性儆敏，頗知書，有賢能聲。隆武每召對奏事，後輒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5]

  也就是說，這位曾皇后知書達理，有賢惠的聲望，朝廷奏對，她常常躲在屏風後面偷聽，隆武帝對她既尊敬又害怕，每遇大事兩人共同商量後才做出決定。

  和一切繼統的帝王一樣，他初登寶座就封了一大批文武百官，對於擁戴和勸進有功的人員，一一加官進爵。封鄭芝龍為平虜侯、鄭鴻逵為定虜侯、鄭芝豹為澄濟伯、鄭採為水勝伯。為了招攬人心任命黃道周、蔣德璟、蘇觀生、何吾騶、黃鳴俊等三十餘人為大學士，入閣人數之多在明代歷史從未有過。

  朱聿鍵的個人品德在南明諸王中是無人可與匹敵的，黃道周在信中描述隆武帝的為人：「今上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未所見也。」[6]（黃道周《與楊伯祥書》）不少史籍中記載他喜歡讀書，無聲色犬馬之好，他衣著樸素，飲食簡單，拒絕建造宮殿，不准為他準備豪華的別院，宮內執役人數也很少。他只有一位仍然沒有子嗣的曾後，卻拒絕納取任何嬪妃，鄭鴻逵一次掠取十二名美女進獻，被他嚴詞拒絕。如果是進獻有價值的圖書，他就非常樂意接受，視若珍寶，尤其是歷史上的治道之書，甚至在親征時，都要載運幾千捲圖書，以備閱覽。朱聿鍵時時喜歡展露才華，親自撰寫幾乎所有詔書和曉諭，往往洋洋灑灑，不假思索，立草而就。常常搞得身邊那些以備顧問或者替代草擬文書的才智傑出之士們無所事事。

  美籍學者司徒琳在她所著的《南明史·一六四四——一六六二》指出：

  他基本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他的思想往往忽而如此，又忽而如彼，因各種可能的情況而已。因此他的許多上諭和詔書，常常彼此牴牾，自相矛盾。不消說，那個時代本身的特徵就是動盪不安，即使是最穩健、頭腦最清晰的人來擔當隆武帝的角色，也不可能不感到困惑。在弘光朝，謀求權勢的大學士使「體制上」所不允許的全權，在魯與隆武朝則是不做決策的人物來到君主身旁。不論哪一種情況，由於明朝體制中缺少宰相職務，本來就極困難的局勢更加惡化了。[7]

  無疑在隆武小朝廷儒學宗師黃道周是朱聿鍵最信任的大學士，因此被授予「首席大學士」的頭銜，相當於內閣的首輔，因為他的嚴正方剛和深孚眾望，無形中成了文官集團的領袖人物，客觀上成了與海匪出身卻掌握著朝廷兵權和財政經濟大權的鄭氏集團的對立面。

  這種對立在小朝廷剛剛建立起就形成尖銳衝突。一般人來看，朝廷議事文武大臣的站班無關宏旨，只是一種形式，但是理學重臣和武裝集團頭目都很看重。理學重臣們將站班次序看成是對於朝綱禮儀的堅守，是守護君臣等級制度的關鍵；武裝集團頭目卻認為是在朝廷中的高低位置擺放，是權重比例的標誌，他們注重的是實際，想表現出權臣凌駕君王之上的欲望，時常表現出得意揚揚的有恃無恐。對於文官集團而言當然是可忍而孰不可忍的大逆不道之事。因而開始就爭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文武黨爭由此拉開序幕，以後越演越烈，最後導致黃道周的負氣出走。

  鄭芝龍自以為皇帝由己立，立足在自己地盤，吃著福建的糧，享受著自己贊助的俸祿，朝見時自然應當排在文武諸臣前面。首席大學士黃道周卻以祖制勛臣從來沒有位居班首的先例，堅持不讓。在隆武帝的干預下，黃道周取得了表面的勝利。

  在接著的一次朝見群臣時，鄭芝龍、鄭鴻逵當著皇帝的面揮扇去暑，戶部尚書何楷上疏劾奏他倆「無人臣禮」。隆武帝嘉獎何楷敢於直言，立即給他加了左都御史的頭銜。然而，這位朝廷的總監察官並不好當，鄭氏集團處處予以刁難，何楷只能辭職返鄉。最後在回鄉途中遭到一夥假冒強盜的打劫襲殺，何楷看到伏兵持刀突然出現，心中已經明白這是鄭氏集團所為。他鎮靜如常地說道：「知道你們想得到的是我腦袋，不要禍及其他無辜的人」於是伸出腦袋讓他們來砍。何楷這一舉動，使得賊們頓時愣在那兒了，停頓了幾分鐘，賊首讚嘆道：「好一個部院，且取你的耳朵就可以了。」於是割下何楷的耳朵揚長而去。回去向鄭芝龍兄弟報告，何楷已經被襲殺。隆武皇帝聽說何楷被殺，悲傷地哭了好幾天。當時有人作一對聯說：

  都院無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由此可見，小朝廷建立初期，明末黨爭的陰影就開始籠罩在朝野上下。這個時候，鄭芝龍將自己的兒子鄭森安排到了朱聿鍵身邊充當耳目。這個鄭森就是後來堅持復明抗清的鄭成功，即使自己的父親鄭芝龍投降了清廷，他也絕不屈服，寧願割捨父子關係也要堅持反清復明鬥爭，最終導致早已成為清廷手中人質的鄭芝龍全家被宰殺在北京燈市口。老海賊當了叛徒之後，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

  據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記載：

  隆武帝沒有子嗣，鄭芝龍命令兒子鄭森入侍，隆武帝賜國姓，改名成功。隆武每意有所向，成功輒先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兵科給事中也以忤芝龍去。有密告芝龍攬權者，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怒，佯欲謝去。隆武心知芝龍不可恃，無以制之，因復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芝龍潛中傷之。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皆鄭人也。[8]

  隆武朝的建立看上去文武人才濟濟，其實軍政大權皆在鄭芝龍手中，鄭鴻逵、鄭芝豹都是他的弟弟。鄭芝龍開府福州，坐見九卿大臣，商量戰守大計，大臣入見不作揖，告別也不相送。

  朱聿鍵並不是一個貪圖安逸，坐困一隅，貪圖享樂的君王，他希望積極有所作為，展示新朝有能力收復失地。恢復故土，因而在軍事上一定要有所作為，就是打出福建。經廷臣商議，需要兵員二十萬，自仙霞關以外需要據守的有一百七十餘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在冬天精心操練，明年春季出關。兩路出擊：一路出浙東，一路出江西，聯絡舊臣，準備收復失地，首先是收復被攻占的南京。

  在隆武帝和廷臣們的不斷催促下，鄭芝龍不得不作出表面出兵的姿態，因為他也知道不出關無以收服人心，於是分兵為二，聲言有萬人，其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逵為大元帥出兵浙東，以鄭採為副元帥出兵江西。隆武帝甚至效仿漢代劉邦對於韓信築壇拜將的隆重儀式，在福州近郊築壇送他們出關作戰。但是兩位將領出關後就以等待軍餉的名義不再前行。

  鄭鴻逵在仙霞關，鄭採在杉關前逗留一月有餘，朱聿鍵心急如焚，在宮內不停地發出命令催促出征，兩人無動於衷。乃至隆武帝下詔切責「尚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二將才不得已挺進關外。但是出關後二人再次按兵不動。看來鄭家軍是並不準備真正為王朝賣命的，他們的出關也只是形式上做做樣子，骨子裡依然想著保存實力。永勝伯鄭采隊伍逗留杉關，無論監軍給事中張家玉如何催促，他一概不理，不久聽說清軍將至，拉起隊伍就跑，三日夜退到蒲城。張家玉極為憤慨，上疏劾奏。隆武帝下詔削去鄭采伯爵頭銜。1646年（隆武二年）正月又因為鄭鴻逵部將黃克輝從浙江江山縣撤退回閩，隆武帝大怒，指責鄭鴻逵「始則境內坐靡，今覆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觀，抑且萬世遺恥，未有不能守於關外，而能守於關內者」，下詔將鄭鴻逵由太師降為少師。應該說隆武帝對於鄭氏兄弟擁兵自重，挾制朝廷，無意進取的用心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他當然不是屈從權臣甘當傀儡的兒皇帝，還是很有主見的，但是主見遇到握有實權的軍閥，也只是空談而已，他的謀復江山社稷也只是一場夢。

  在這之前，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黃道周募眾數千人，馬僅十餘匹，領有一月糧，出仙霞關，與清兵抗擊。夫人蔡氏嘆道：「道周死得其所了！」皇帝的股肱大臣首席大學士黃道周完全是因為和鄭芝龍不可調和的矛盾，負氣自請督兵走出福建，聯絡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帶的金聲義軍。

  然而，黃老先生畢竟一介書生，手無兵源，軍餉奇缺，憑藉著一身忠肝義膽，帶著臨時拼湊的三千兵卒，企圖藉助自己的聲望和故舊學生募兵籌餉。掌握兵馬錢糧的鄭芝龍對於黃道周的出走正中下懷，既不撥給精兵，而且僅給了一個月的糧餉。師出不久，兵餉接濟不上，黃道周只好利用自己名望，親自書寫委任狀，沿途招募了一些忠勇之士。黃道周雖自稱知兵，曾經注斷過《廣百將傳》，但是從來未指揮過軍隊。部下兵將都是臨時招募而來，僅憑一腔熱血奮勇向前。他的學生李世雄在《再上石齋黃老師書》中說：

  先生之行也，招募市人才三千耳，餉不給於國帑，而資於門生故友之題助，此一時義激慷慨耳，朝廷才給空門扎百十道，以當行銀，兵事數月未可解，義助能夠歲月例輸乎？空剳可當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兵飽騰、人人致命，三千未教之卒可枝住諸道數十萬之方張之寇乎？[9]

  應該說他的這位學生的一連串疑問的提出是十分有道理的。三千臨時招募的新兵未經訓練倉促成行，無疑烏合之眾；國庫沒有充足兵餉給付，資金全部靠學生故舊贊助，朝廷給出的只是空頭的委任狀，以賣官鬻爵的錢來補充軍事給養；支撐曠日持久的軍事行動，義務捐助能夠形成慣例維持長久嗎？三千未經訓練的兵卒能夠阻擋數十萬久經戰陣的虎狼之師嗎？但是面對質疑，黃道周已經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只能以卵擊石，捨生取義，以死報效帝國。他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條路走到底了。

  十月初黃道周抵達廣信（今上饒），募得三個月兵糧，分兵三路，向清兵發起進攻，以堂·吉坷德的勇氣和大明儒臣的凜然道義對虎狼之師展開戰鬥。一路向西攻撫州（今臨川），另兩路北上分攻婺源、休寧，不久三路皆敗。十二月六日，黃道周率隊向婺源出發，至童家坊，得知樂平已陷，二十四日，抵明堂里時遇伏兵，參將高萬容逃隊，於是全軍崩潰。

  黃道周被徽州守將張天祿俘獲，送至南京獄中，獄中吟詠如故，有詩云：

  六十年來事已非，翻翻復復少生機。

  老臣擠盡一腔血，會看中原萬里歸。

  清廷派使洪承疇勸降，黃道周寫下這樣一副對聯：「史筆流芳，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將史可法與洪承疇對比。洪承疇又羞又愧，上疏請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後絕食十二日，期間其妻蔡氏來信：「忠臣有國無家，勿內顧。」

  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五日就義，臨刑前，盥洗更衣，取得紙墨，畫一幅長松怪石贈人，並給家人留下了遺言：「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捨命不渝。」就義之日，其老僕哭之甚哀，黃道周安慰他說：「吾為正義而死，是為考終，汝何哀？」乃從容就刑。

  黃道周因抗清死節，大義凜然！至南京東華門刑場上，向南方再拜，黃道周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書遺家人：「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臨刑前大呼：「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最後頭已斷而身「兀立不仆」，死後，人們從他的衣服里發現「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個大字。其門人蔡春落、賴繼謹、趙士超和毛玉潔同日被殺，人稱「黃門四君子」。

  訃訊傳至福建，隆武帝「震悼罷朝」，特賜諡「忠烈」，贈文明伯，並令在福州為黃道周立「閔忠」廟，樹「中興大功」坊；另在漳浦立「報忠」廟，樹「中興藎輔」坊，春秋奠祭。清乾隆帝為褒揚黃道周忠節，改諡「忠端」；道光四年（1824年），旨准黃道周從祀孔廟。

  黃道周留有絕命詩四首：

  陋巷慚顏閔，紆籌負管蕭！風雲生造次，毛羽合飄搖。火厝難棲燕，江橫怯渡橋；可憐委佩者，晏晏坐花朝！

  搏虎仍之野，投豺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當刪。怨子不知怨，閒人安得閒！國家猶半壁，不忍蹈文山！

  諸子收吾骨，青天知吾心。為誰分板蕩，不忍共浮沈！鶴怨空山曲，雞鳴終夜陰；南陽江路遠，悵作臥龍吟。

  火樹難開眼，水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題香草，白頭逐釣綸；更無遺恨處，燥發為君親。[10]

  隆武二年二月，朱聿鍵終於難以忍受鄭芝龍的夾持，決意親征。移師建寧府浦城縣。與福建接壤的湖北巡撫和江西巡撫楊廷麟皆上疏歡迎他前去。隆武帝的意思還是希望去江西，一直猶豫未定。而鄭芝龍以關門兵力單薄堅決請求返回，福建原籍的官兵數萬人呼應芝龍的請求返回福州。

  時間延遲到六月，皇子誕生，而此刻清軍已經渡過了錢塘江，紹興魯王政權危在旦夕，已經流亡到了舟山群島附近，派出使者都督陳謙到福建，猶豫著不敢去見朱聿鍵。陳謙是鄭芝龍的老朋友，先派人去試探鄭芝龍的態度，老鄭表態「有我在但見無妨」。於是陳謙和隨從林垐前去陛見隆武帝。朱聿鍵打開魯監國朱以海的致函，見到這位小侄稱呼他為「皇叔父」而不是「陛下」氣不打一處來，立即命令廷尉將兩名來使關押進大牢，等待處決。

  鄭芝龍前來求救，隆武帝竟然不予理睬。誰知這位來使和鄭芝龍也算是知交，而且有恩於老鄭。陳謙者，江蘇武進人，曾經擔任過金華和衢州總兵。乙酉年（1645年）春天奉弘光皇帝的詔令前往福建封鄭芝龍為南安伯，當打開詔書宣讀時卻發現誤寫成「安南伯」。陳謙卻對老鄭說：「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則僅僅一片地方。請留下這份文件，改動詔書，將『晉伯』改成『晉侯』」。鄭芝龍大喜，厚贈陳謙而別。陳謙走到半路，南京已被清軍攻破。鄭芝龍素來敬重陳謙，聽聞陳謙下獄，盡全力疏救。

  有一個叫錢邦芑的人，自請召對天下事，很能迎合朱聿鍵的心思，話說到一半，立即被提拔為監察御史。這傢伙出自鄭芝龍門下，這時深得隆武帝信任。秘密啟奏隆武帝：「陳謙為魯藩心腹，且與鄭芝龍是至交，如果不及時除掉他，恐怕會遺留禍患。」隆武聽信了他的讒言，決定立即處決陳謙。

  有人將此信息透露給了老鄭，老鄭認為受刑戮之人必然要經過自己家門口，到時相救反而更加方便。意想不到的是，時至半夜，大內傳出紙條「陳謙已轉移到其他地方處決」。老鄭立即出面營救，但陳謙的腦袋已經被砍了下來，鄭芝龍伏在陳謙的屍身上失聲痛哭，極其悲哀，以千兩黃金安葬陳謙，並為祭文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字句。

  在陳謙這件事的處置上，隆武帝心胸器宇狹小了些，處置得稍嫌草率了。除去他本人和魯藩朱以海的矛盾外，在此大兵壓境之時，宗室王族內部為一名號之爭，也應當隱忍為上，放棄前嫌，一致對敵，以免重蹈萁豆相煎，唇亡之寒之覆轍。而此事的草率處理也本使得他和鄭芝龍的矛盾公開化，導致了他和地方握有實權軍閥的分道揚鑣，也是王朝內部崩解的前兆。

  六月份，清兵渡錢塘江，鄭芝龍聽到消息，上疏隆武帝：「海上盜寇橫行，如今三關的軍餉皆由臣供給，臣取之於海上，無海即無家，非往親征不可。」辭別的表章遞上去，鄭氏軍隊已經開拔。隆武帝手敕挽留，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太監奉手敕到達河邊，而鄭芝龍的水軍飛帆已經過了延平縣。鄭芝龍的突然離去，守關將領施福聲稱缺餉，也已經盡撤兵員返回安平縣。此時福建三關守兵盡撤，門戶洞開，無一兵一卒把守，清軍入閩如入無人把守之境。

  計六奇在《明季南略·清兵從容過嶺》中描述：

  是時，舊撫田兵及方兵、鄭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逶迤而南。或手不持鐵，所致劫掠，或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者四五日。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如是者三日，始有輕騎二三千從容過嶺，分馳郡邑。然清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必定走仙霞嶺也。

  再加上鄭芝龍早就與清軍有默契，隆武王朝的覆滅指日可待。[11]也就在黃道周遇難不久，鄭芝龍見隆武朝大勢已去，投機的本色使他和清廷暗中有了勾結。清廷派出招撫福建的黃熙允安排使者蘇忠貴秘密來到福建，「見到鄭芝龍，見其有誠意歸附」。

  六月初清軍渡過錢塘江，征南大將軍博洛又派蘇忠貴「持敕書齎送鄭芝龍」。鄭芝龍既已決定投降清朝，秘密下令仙霞關守將武義伯施福放棄天險，自動撤退。而隆武小朝廷中類似鄭芝龍這樣的投降派並不在少數，隆武帝心中也很有數。但是這次他卻採取了寬大處理的辦法，力圖挽回人心，而人心在江河日下的形勢面前似乎是很難挽回了。

  當朝臣們紛紛在暗中向清軍投送降表時，隆武帝效當年東漢光武帝劉秀當眾銷毀了這些降表，企圖安定人心。據當年曾任隆武朝延平司理的錢秉鐙在《所知錄》卷一中記載：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群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一盤，復以黃帕，置御前。上御群臣曰：「朕本無利於天下之心，為勛輔諸臣擁戴在位。朕布袍素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只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負眾臣擁戴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關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俱在此。朕不預知其姓名，命錦衣衛檢明封數，捧之午門前對眾焚之。班中諸臣宜也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心易慮；其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二初衷。特諭。」[12]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隆武帝從延平行在啟程前往贛東。監軍錢邦芑先期前去清路，頤指氣使地指揮屬縣準備接駕。二十二日中午，移駕行宮，朱聿鍵身著戎冠鎧甲而入。隆武帝喜歡書，雖然在崎嶇山路上行軍，依然帶著十大車圖書和一干宗室隨行人員。隊伍行進得很悠閒很緩慢，這一行人並不知道大禍已經臨頭。

  二十四日抵達順昌縣，尚未出發，已有飛騎警報報來：「大清兵已及劍津，燒毀了關隘，頃刻就要到來。」隆武帝只得倉皇逃竄，不一會，行宮數騎突出，說是隆武帝在內，從行者惟有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何與郭等官員看到隆武大勢已去，亦先後作鳥獸散。曾皇后的轎子逃到河邊，對隨從的太監曰：「劉宮人已經懷孕，好好護持她上路道。」皇帝「親征」的隊伍，尚未接觸到清軍已經亂作一團。此刻，妃媵狂奔，宮人們有的一條小船載著數人，有的一匹馬上騎著三個人，爭相逃命，哪裡還顧得上護駕。[13]

  二十七日朱聿鍵一行，過河跨溪，攀岩越崗，歷經艱辛終於狼狽逃竄到達汀州（福建汀州）。按前明官員華廷獻在《閩事記略》中記載：這一行人一路上不斷遇見「關兵潰回，戈戟滿路，夾道而馳，崇崗蹭蹬，再蹶再起。日夕路修，牽衣結隊，極人生未有之苦」。然而，厄運馬上降臨。

  清兵過延平縣繼續向東而去，獨有被朱聿鍵宰殺的陳謙之子帶領著數百騎兵帶著殺父的仇恨，緊追隆武帝不放，一直跟蹤到了汀州，準備為父親復仇。這時的隆武帝準備進入江西，放鬆了警惕，暫停一日，稍事喘息。他和曾後，正在晾曬被打濕的龍衣鳳衣。沒想到冤家路窄，陳謙的兒子追趕到了汀州，猝不及防，夫婦雙雙被抓獲。同時被俘的還有從駕官員朱繼祚、黃鳴俊。將他們械至福州，隆武、曾後遂遇害。朱繼祚被勒令致仕，旋為亂兵所殺；黃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

  據顧誠《南明史》記載，隆武帝到達汀州隨行的只有忠誠伯周之藩，給事中熊偉帶領的五百多名士卒。長汀知縣吳德操「吏才非其所長」，隆武帝及其隨行人員奔逃至該縣時「需要役數千名，民逃不應命」。次日（二十八日），清軍追到長汀，隆武帝、曾皇后、沈嬪妃、陳嬪妃被俘於趙家溝，周之藩、陳偉被殺。帝、後大約在汀州即遇害。據《清實錄》記載：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博洛將軍入閩，連下建寧、延平等府，聞「偽唐王朱聿釗（滿文翻譯有誤，應為朱聿鍵）遁走汀州，前護軍首領阿濟格尼堪、杜爾德等率兵追擊，直抵城下。我軍奮擊先登，擒宰朱聿釗及偽陽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全、松滋王朱演漢、西城王朱通簡併偽官、偽伯等，撫定汀州。繳獲偽璽九顆、馬騾輜重無算。」江日升《台灣外記》云：「隆武帝後死於汀州府府堂，乃順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諸家記事，悉書隆武被執，送福州斬於市。時有錦衣衛陸昆亨從行，眼見隆武帝後戎裝小帽，與姬嬪被難。昆亨脫出。百姓收群屍葬於羅漢嶺，豎其碑雲『隆武並其母光華太妃諱英忠烈徐娘娘之墓』。」總之對於隆武帝的死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留下諸多謎團未解。

  隆武王朝就這樣悲慘地灰飛煙滅了。他死後，後來繼統的桂王朱由榔追贈他為思文皇帝。自命文采出眾的朱聿鍵給自己定了一個「隆武」年號，使用一年有餘，以親征鬧劇收場，卻在後人撰寫的《思文大紀》中留下一些他親手撰寫詔書、御旨等等文章，由此可見他的文採在南明諸個小皇帝中確實還是非常出眾的。

  [1] 見顧城著：《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252、253頁。

  [2] 見《黃樟浦集·卷二十四》，本文引自顧誠《南明史》，第253頁。

  [3] 見《明史·卷一百十八·列傳諸王》，線裝書局，第712頁。

  [4] 見《思文大紀·卷一》，本文引自顧誠《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第255頁。

  [5] 計六奇著：《明季南略》，中華書局，第311、312頁。

  [6] 顧城著：《南明史》，第286頁。

  [7] 見【美】司徒琳著：《南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7頁。

  [8] 見《明季南略·鄭森入侍》，中華書局，第312頁。

  [9] 見顧誠著：《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第292頁。

  [10] 見計六奇著：《明季南略·卷八》，中華書局，第321頁。

  [11] 見計六奇著：《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年，第324—326頁。

  [12] 見顧誠著：《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第307頁。

  [13] 見計六奇著：《明季南略·卷八》，中華書局，第3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