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末出版業的潮起潮落

  一、禮崩樂壞下的新思潮洶湧

  新舊王朝的交替時期，是一個衰世、亂世，但卻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年代。那些離經叛道的新思想、推陳出新的藝術表現形式，永遠照亮著中華文明在歷史中坎坷前行的道路。

  和祁彪佳一起走進歷史深處的還有一批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如王陽明、李贄、袁宏道、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湯顯祖、徐渭、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等等。至於在那個亂世之交的殉道者中也不泛文學藝術成就碩果纍纍的可圈可點者，如馮夢龍、凌濛初、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彝、劉宗周、王思任、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等等。一座中國式文藝復興的高峰，在舊秩序崩潰和瓦解中崛起，又在滿清鐵騎的踐踏下被摧折斷裂了。

  然而，這些人畢竟都曾經是飽讀詩書的儒生，在讀書、藏書、著書、刊刻出版書籍的活動，幾乎伴隨了他們的一生。圖書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他們是在攀越文化險峰途中的先驅，為後來的時代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那些社會進步和文明的承載物——傳世的典籍。隨著出版載體不斷更新和高科技化，即使在網際網路時代其值得傳承的精神價值也是永恆的。真箇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明末就是這樣一個亂象紛呈，而又推陳出新的時代。

  從宮廷到官場乃至全社會作為綱常倫理的「禮樂」象徵，也就是統治階層所追捧定為官學的主流意識形態，隨著法統的崩塌，道統也相對瓦解，因而在對內專制手段的加劇，財富聚斂的速度加快，出現了貧富懸殊、腐敗蔓延、信仰缺失、道德解構、法治鬆弛、官僚治理疲軟等敗象叢生的世象，形成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土崩瓦解的整體態勢。實際上演繹著王朝主流意識形態已經完全不能統攝人心王朝末世的亂象。朝廷話語體系完全處於脫離實際的臨空蹈步般的虛空，只是在那裡自說自話般地表演著偽善，在精神文化層面出現了春秋戰國時期和東漢末年「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局面。

  新思想在統治者對於意識形態管控相對鬆弛時開始萌芽，在民間知識分子階層中得到廣泛響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文官階層的思想走向。而明末藏書、著述、刊刻圖書的風氣盛極一時，印刷業的發達，在事實上催生了出版業的繁榮，促進了新思想、新觀念、新的生活方式的廣泛傳播，緩慢地沿著世界文明史的路線碎步前行，遵循的依然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工業革命的步伐邁向現代化。如果不是外民族的入侵，封建王朝內部所滋生的早期資本主義萌芽也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自然成長。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中國社會的進步，只能沿著自己的客觀規律艱難曲折地向前推進。

  本章節來源於𝘣𝘢𝘯𝘹𝘪𝘢𝘣𝘢.𝘤𝘰𝘮

  祁彪佳家族三代藏書的歷史幾乎是伴隨著家族的造園史一樣漫長而執著，造園和藏書共進退，園林毀於戰火而藏書也在變亂中流失。原來在紹興城中祁家就建有一座頗具規模的曠園。其父祁承爜（1563—1628年），字爾光，號夷度，又稱為曠翁，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曾在山東、江蘇、安徽、湖南為官，累官至江西布政使右參政。祁老爺子曾經耗巨資在紹興城建造了一座莊園——曠園，「園林極盛，藏書娛樂其中」。這應該就是祁彪佳兄弟充滿著書卷文化氣息的老宅。

  清代學者全祖望在《曠亭記》中稱祁承爜治曠園於梅里，有澹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有曠亭，則游息之所也；有東書堂，其讀書之所也。祁氏為其藏書樓起名「澹生堂」，取義於《文子?上仁》中「老子曰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表達了他澹泊明志的藏書志向。而名其莊園為「曠園」並自號「曠翁」，亦在表明自己神怡心曠，無往不適的豁達胸襟。祁承爜從小就是個擁有書癖的人。如同張岱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癖不可與之交，以其無真氣也」。

  在整個官場按照「三綱五常」的禮教指導下，都嚷嚷著要「從天理而滅人慾」，但而現實生活中，「天理」從來就沒有戰勝或者消滅過「人慾」。人的各種欲望和追求，只是人的自然本能和主體精神的表現形式與生俱來，不可或缺。壓抑的結果卻是人性的扭曲和變異。凡是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壓制，反而越是壓抑，越是如同天狗吞日那般猖獗，如同火燒著了雲彩，變著法子在天際流竄，在天地一片昏黯中終究會亮出一絲熹微。

  那種世紀末人慾橫流的現象，在明末世俗小說「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有著深刻的揭露。誠如魯迅先生當年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其為世情小說：「在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那是專制體制下舊道德解構，商品經濟市民社會新道德艱難成長過程中的混亂。那種新舊交替時期必然出現的混沌，預示著新思想在黑暗中顯現出的曙光。人慾橫流金錢至上首先是「亂自上作」，皇上和臣子們的荒淫才導致了整個社會風氣的敗壞，也才有了新思想、新道德觀、價值觀的破土而出。統治環節的鬆弛，個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程度才會相對寬鬆，有時往往出現的卻是新價值、新規範未建立前的矯枉過正的「二律背反」，才使得在失序中社會逐步走向新的秩序，這是符合自然萬物否定之否定規律，從量變到質變飛躍原理的。

  明末實際上是一次中國歷史上的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復興，文藝形式適應大眾市場需求多樣繁榮發展的一次文藝復興小高潮。這次高潮中湧現出類似《金瓶梅》《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這樣觸及時事，真實反映社會生活的白話長篇小說以及「三言二拍」等白話短篇小說。文學的繁榮更多地反映了市民社會的生活和情感追求。《水滸傳》中的官逼民反，農民起義軍隊伍的分化瓦解揭示出起義隊伍的必然走向：要麼走上王朝政治交替循環的道路，在殘酷廝殺、生靈塗炭中誕生天下共主，成為新的帝王，走著中國專制王朝循環的老路；要麼被招安成為王朝的鷹犬走卒，去扮演幫凶的醜惡角色；要麼在各種勢力的殘酷絞殺下走向覆滅。儒釋道三教合一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主宰天下人心，從天庭到人間，從龍宮到地府，宇宙六合，一片混沌。在那種混沌中所誕生的奇妙靈感使得《西遊記》橫空出世，作者奇思妙想的文學虛構的能力，飽含詩情的哲理奇思，至今無人能夠超越。象徵追求自由反抗壓迫的孫悟空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和如來佛祖的三重禁錮中難以突圍而出，最終其造反精神被壓倒在象徵中國金木水火土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的五行山下，皈依馴化修成正果。儒道釋既是主宰也是牢籠，成為馴服工具被執掌大權的帝王所主宰。

  漢末軍閥主導的亂世所演繹出的《三國演義》正是王朝崩潰的真實寫照。小說勾勒出的王朝政治的陰暗和梟雄之間的陰謀詭計迭出，是中國權術主宰下宮廷政治的昏魅和下作。至於那些有著儒家美好理想追求的士人往往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人格悲劇，一直在王朝盛衰的歷史中演繹著重複著。儒家先賢們勾畫出的儒家「仁者愛人，世界大同」烏托邦，最終湮滅在法家愚民牧民暴政苛政的血泊中。這就是中國歷史的殘酷。眾多美好的言說骨子裡卻是殺人和被殺，戕害的不僅是肉體還有靈魂。

  明末橫空出世的「四大名著」。其思想藝術成就時人論述頗多，不再贅述。而在戲曲藝術上奇峰凸顯的是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尤其是《牡丹亭》的思想藝術成就直逼同時代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寫出了封建綱常禮教壓迫下青年男女在愛情生活中的無奈和苦悶，在情與理的衝突中，美麗的愛情之花凋謝在禮教的壓迫之下，以悲劇形式將人類有價值的靈魂毀滅，又以喜劇形式編造著王權恩賜婚姻圓滿的大團圓結局。它所塑造的追求人性自由和美麗愛情的叛逆女性杜麗娘的感人形象，其中蘊含著作者本身的理想追求和思想的局限。

  這是一個文學藝術思想家群星璀璨的時代，這個時代打造了明末文化特有的天空。直至滿清鐵騎在殺戮中建立新的封建統治秩序，實施殘酷的文化鉗制，再一次在扼殺新思想的過程中恢復了「儒表法里」王朝的改朝換代，完成了財產和權力的轉移。所謂「康乾盛世」實際是在血腥強權和愚民政策並駕齊驅中鑄造完成的。嘉慶之後和珅跌倒而官僚統治的腐敗並未剷除，帝國的曲線開始下滑。綿延至清末統治階級元氣大傷之際，文學藝術思想言論的復興再次出現，那些暫時被高壓鉗制淹沒在滄海波濤之下的礁石，又一次露出水面，凸顯於海的平面，展露出生氣勃勃的社會大變革前思想解放的氣象。而這一歷史現象卻使得中華文明落後於整個世界文明的腳步整整一至兩個世紀。可以說康雍乾三朝絕對的思想文化專制，延緩了中國走進現代文明的步伐。

  那些新興起的代表市民階層追求的通俗文學表現形式，揭示了社會大變革時代所產生的思想解構、道德淪喪、官場腐敗、世俗風情等觸目驚心的現狀。緊貼時代發展的脈搏，在近似「禮崩樂壞」社會大轉型期的拼圖中，給人諸多歷史和現實的關照，至今仍然像是鏡子那般映照著當下的天空。

  沿著明末社會史和思想史的脈絡，將這些文學現象置於16世紀全球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革的背景中，探討作品所展示的政治文化、民俗風情、經濟活動、觀念形態、器物日用等諸多現象，並在中西思想譜系的比較中定位，完全可以在明末的社會世相中提煉出商品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卻導致了封建政治法治體系在實踐中的名存實亡，甚至於全面解構的殘酷現實。在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大量揭示：政治生態的無序化觸發了官商勾結，權力和金錢交媾後權勢張揚的社會黑暗，人的欲望在失去思想道德約束後猶如脫韁的野馬瘋狂踐踏著人性的底線，物慾橫流而演變成獸性般的群魔亂舞和對社會財富貪婪攫取和鯨吞。

  那些被稱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和諸多發人深省的典型事件，在歷史的變遷中，延續著永恆的魅力，給人們以諸多的聯想，讓我們體味到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的畸形發展。分配不公、精神崩潰、信仰缺失、道德瓦解、貪腐蔓延所導致上層廟廊和民間江湖的互動，造就了貌似太平盛世下花團錦簇烈火烹油中所深藏著的污水橫流，導致了社會整體文明水準下降。

  程朱理學作為整個帝國官方所竭力提倡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的精神支柱在從上到下的現實生活中已經完全淪落坍塌。很讓我們想起《紅樓夢》中「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蒼勁悲涼，文人學士們對整個社會現實是絕望的，絕望中誕生了許多叛逆的文人，從心學大師王陽明到「童心說」的創導者李贄，延續到「性靈學」的鼓吹者「公安三袁」，他們以人的主體精神的確立到獨立人格的塑造，進一步否定了天理對於人慾的控制，乃至延續到了明末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思想家的誕生，對於整個王朝合法性的反思和質疑。這是思想界和文學界的相呼應。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紅樓夢》所言：「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者，獨寶玉而已。」顯然大明王朝的傾覆前兆，在孤獨中相守的文人士大夫中是深刻體會到了的。

  這些文學、思想作品的傳播都是和明末禮崩樂壞的現實相照應的。明末的圖書出版和戲曲文化的繁榮是市民社會萌芽的標誌。

  這些現代文明傳播體制萌芽的出現，在明末均是藉助於書院的自由講學之風，藉助於文學社團的聯絡文學同仁，在事實上形成了對於帝國政治權力運作的制約，比如以南方新興地主集團為基礎的東林黨人和以後的復社就有著對於政治的強大影響力。因此，在明末凡強權運作一時猖獗時，則焚毀書院，禁止私人講學，比如張居正和魏忠賢執政時期。到了清代，為了穩定政權，則開始實施文字獄，康雍乾三朝則登峰造極開始了對儒家知識分子的全面思想禁錮和人身殺戮最終使得專制權力空前強化，知識分子變成沒有思想自由和獨立意志的奴才，匍匐於皇權的的神壇之下為豬狗或者成鷹犬。

  皇權的至高無上，權力宰制社會的肆無忌憚，按照等級專制的金字塔式結構布局，地位越高的人，占有財富的欲望越強烈。貴為帝王，欲望占盡天下美女，貪盡天下財富，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女人也只是財富的一部分，是權勢張揚的象徵。至於官場只是按照權力金字塔的層級不斷對於天下財富進行按等級再分配的過程。

  因此，道德說教和理論倡導與行為實踐之間的嚴重脫節，導致了政權的虛偽性，其合法性基礎完全動搖。一部千瘡百孔的人才孵化機器和建立在程朱理學基礎上的科舉人才拔擢機制，孕育出來的就是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行若狗彘的偽君子。

  那些道學先生掩蓋自己真實嘴臉的官僚在張岱看來都是戴著面具行走的假面人，作為人不可能無個性無情趣，而那些看上去乾乾淨淨一本正經的官場大員，其實是將自己喜怒哀樂的真實性情掩蓋起來，是在政治上包藏著更大的禍心野心家、陰謀家。比如王莽、李林甫、嚴嵩那樣的奸佞，在人前人後的嘴臉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的真實性情被巧妙掩飾起來，為的是實現自己見不得人的政治目標，以政治的權勢去攫取社會的財富，表面上還要裝得道貌岸然，骨子裡卻是男盜女娼。然而，真正的性情中人，是不迴避自己個性張揚的，其實就是性情趣味的展示，而追求到了極致就是成癖了，在一般人看來就是病態或者變態了。其實是他們異於常人的特別秉性的張揚，是對於社會傳統的個性化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