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園林中的沉迷和失落

  祁彪佳、劉宗周和陳子龍在天地反覆的關鍵時刻被排擠出南明小朝廷，先後被罷官返回了各自的家鄉。陳子龍回去自行組織義軍準備藉助民間的力量抗擊清軍對於江南的入侵，後來去了福建追隨唐王朱聿鍵，被捕後投水自盡。

  祁彪佳再次退回寓園，一邊關注著日益頹敗的政治局勢憂心如焚；一邊繼續完成自己的園林修建的夢想。他為自己在國難當頭時候沉湎於修建私家園林深感自責，然而同時又不能戒絕自己這種文人士大夫的癖好，在日記中不停地做著自我批評。祁彪佳是一個辦事和生活習慣都相對嚴謹的人，平時有記日記的習慣，與人書信往來也有詳盡記錄，因而為後人研究明末的社會、政治和地方風情習俗留下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營造私家園林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和貴族豪富鬥富的故事相聯繫，撇開財富的因素，當然也和士大夫階層追求山水自然而自適的精神追求是分不開的。當然，這些奢靡的或者恬淡的表現形式都和經濟以及精神價值追求密切相關。既是財富和權勢的象徵，也是精神和思想寄託的人化自然審美情趣之所在，大約是和兩漢時期興起的道家追求山水自適與佛家思想傳入中國有關，以後儒道釋相融合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主宰著中國士大夫的思想。有時又往往是政治理想暫時隱藏在山水園林中，等待東山再起的某種韜晦之計權謀手段。

  顯然祁彪佳的造園僅僅是某種個人對於老莊甚至佛教禪宗修煉的需要，是陶冶性情避世情節在自家庭院的精神寄託。只有在天地反覆後，他那塊陶冶心性寄託情趣的世外樂土才不復存在。士大夫經過儒家學說洗腦過濾的思維才以無比潔淨心態在佛家生死輪迴的宿命中毅然走向了死亡，追求著精神的涅槃，成為儒家忠烈人格的象徵。其實這也只不過是為沒落的大明專制王朝殉葬而已。

  西晉權貴石崇為了和王愷鬥富就曾經在洛陽近郊構建金谷園。傳說中的金谷園因山形水勢，築園建館，挖湖開塘，園內清溪縈迴，水聲潺潺。周圍幾十里內，樓榭亭閣，高下錯落，金谷水縈繞穿流其間，鳥鳴幽村，魚躍荷塘。石崇用絹綢茶葉、銅鐵器等派人去南洋群島換回珍珠、瑪瑙、琥珀、犀角、象牙等貴重物品，把園內的屋宇裝飾得金碧輝煌，宛如宮殿。金谷園的景色一直被人們傳誦。每當陽春三月，風和日暖的時候，桃花灼灼，柳絲裊裊，樓閣亭樹交輝掩映，蝴蝶翩躍飛舞於花間；小鳥啁啾，對語枝頭。所以人們把「金谷春晴」譽為洛陽八大景之一。明代詩人張美谷詩曰：「金谷當年景，山青碧水長，樓台懸萬狀，珠翠列千行。」此詩描繪出了金谷園當年的華麗景象。除了石崇鬥富的故事，還有石崇愛姬綠珠，為石崇徇情勇而墜樓的歷史典故。

  馮夢龍在《情史·綠珠》篇中詳細記載了趙王司馬倫的親信孫秀向石崇索取美妾綠珠不果後挑唆司馬倫誅殺石崇，綠珠殉情的故事。一個封建社會權錢對於女性奴化占有的血腥故事，竟被專制文化改造成了優美動人的愛情傳說，可見意識形態對於人性人心扭曲和異化的強大功能。因此，這些豪華園林的修建多半是與財富、女色、權勢聯繫在一起，女性只不過是權貴財富的一部分。權力金字塔的層級越高，財富越多，占有的女性也就越多，專制帝王也就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天下女性盡入我殻，滿足的是自己無盡的貪婪和欲望，顯示的是自己的掠奪天下財富的貪婪和權力張揚的豪壯。

  當然，金谷園也往往是一些攀附權貴的雅士們的麇集之地，比如無聊文人美男子潘安就經常出入其間飲酒作詩、宴筵享樂。石崇的《金谷詩序》中提到有一次聚會吸引了三十多個文化人，所有人都賦詩以賀。這些詩文中被保留下來的只有潘岳《金谷集作詩》。潘安和石崇都是當時攀附貴族賈謐的所謂「二十四友」集團成員。《晉書·潘岳傳》中記載：「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這位中國第一美男子最終被自立為帝的趙王司馬倫以謀反罪夷滅三族。這是《世語新說》中記載的故事。[1]

  北宋時期作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元祐黨人總頭目司馬光在罷官後，貶謫去洛陽建有獨樂園，表面上在那兒獨善其身，潛心撰寫《資治通鑑》；骨子裡躲在園林中窺測朝廷政治，召集同黨，議論朝政，圖謀東山再起。王安石實施新政，啟用年輕才俊，罷斥舊黨。一時那些老年官員雲集洛陽，以獨樂園為反對派的據點。園林就是主人政治訴求的表達之所。司馬光在《獨樂園記》寫到：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賜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份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2]

  顯然司馬大人不是迂叟，當然不能自困鷦鷯、鼴鼠之樂，他是智者，哪裡只能滿足飲食起居吃飯睡覺這些生存需要呢？作為政治家對政治理想的狂熱追求，除了著書立說研究歷朝歷代治亂興亡學說之外，更多的時候是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討論天下大事。司馬光在退居洛陽的十五年裡，舉國上下的的確確將他看成真宰相，至少保守派大員是這麼認為的。司馬光也自認為責無旁貸，他不可能脫離政治平靜地安享園林之樂。蘇軾在詩中明確指出：

  

  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雲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3]

  蘇軾指出司馬光的「獨樂」，並不是真正的獨樂。司馬光所居住的園子裡充滿了各種社會活動的喧鬧聲。耆老會的會員們都跑來看望他，而他們來拜會司馬光時都沒有拋棄自己官場的冠蓋，也就是穿著朝服戴著官帽以官員身份在獨樂園中諷議朝政圖謀在政治上東山再起。證明了這些耆老雖然罷官政治上依然不甘心，所以這裡其實是失勢政治家的議事堂，陰謀復辟派的聚義廳。司馬光從獨樂園主成了政治反對派的領袖，最後成為國家朝政的道德燈塔。這樣貶謫官員養老的園林又賦予了濃厚的政治意義。其實司馬大人的獨樂園並不豪華奢侈，最大的磁場乃是政治精神的吸引力。李清照的父親時任禮部員外郎的元祐黨人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如此描繪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卑小不可和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猶小。曰「見山台」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庵」、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藩蔓草為之爾。溫公自為之序，諸亭台詩，頗行於世，所以為人欣慕者，不在於園爾。[4]

  題外之意是園不在大，而在於主人心胸器宇的宏闊，看來司馬溫公的獨樂在於心懷天下之樂，所謂「先天之憂而猶，後天下之樂而樂」。

  而園林作為文化藝術的審美則是自唐、宋時期成為文人士大夫營造自己私人空間的一種高雅生活方式了，到了明末更加成為某種時尚。園林景觀來自於自然的靈感，將山水木石盈縮於小園之中，寄託著士大夫自己主觀的諸多審美需求。所謂大隱隱於朝風險太大，常常淪陷於黨爭，政治的沉浮起落也只是瞬間之事；小隱隱於野又過於荒涼，享受生活中的多種樂趣也很不方便；幾番比較，還是中隱隱市曹，似在獨得兩方面的情趣。在城市的豪華空間中辟一安靜之地，按照自己是審美觀規劃自己的詩意空間，種花養草、談情說愛、操弄琴棋書畫、品鑑古玩、唱戲吟曲，閒暇之時找一二好友臧否時政高談闊論抒發一下政治豪情，窺測一番政治風向，時刻準備東山再起……都是比較理想的場所。

  在明王朝覆滅之後，祁彪佳在寓園坐池自斃以身殉國，實際催化了他的兩個兒子班孫、理孫繼承了父親忠實於朝廷的遺志，很有些「老子英雄兒好漢」子承父志的意味。家族傳承大體如此，為了捍衛帝國的江山，即使在殘山剩水上圖謀東山再起，在帝國殘存的灰燼上撒盡了最後一滴血，也是在所不惜的。

  在一腔熱血的激憤下，這座依山傍水的園林完全的政治化了，這裡自然而然變成了圖謀復辟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深明大義的商景蘭對於兩個兒子活動自然是心知肚明的，理性使她只能眼開眼閉地坐視他的兩個兒子不自量力地走向末路，這就是封建大家族在改朝換代之際的整體悲劇了。園林盛衰是和王朝興亡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在明末，實際已經形成了系統的造園理論。文人們相互攀比的造園活動又和傳統儒教的式微緊密聯繫在一起，體現出世精神的老莊皈依自然的隱逸思想在末世「禮崩樂壞」的政治氛圍中的抬頭，當然也是世家大族在攫取大量社會財富後追求享樂的一種最佳表現形式。這裡也是文人希圖在亂世中覓得一方淨土，頤養性情陶冶情操的世外桃源。在嚮往和追求自然界山水之樂的同時，把人的審美情趣融化在其中，也是所謂「人化自然」的傑作。

  官員在朝政進退之間自然而然和建造園林緊密連在一起，同帝王大興土木地建造皇家宮苑以顯示帝國皇權的赫赫威勢在道理上是一致的。帝王追求的宮苑的豪闊奢侈和富麗堂皇；官宦們追求的是小巧玲瓏曲徑通幽而富有情趣和詩意，顯示的更多是文化。園林文化在與自然和理性的相互適應中逐漸升華，然後沉醉於飄然於物外，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這種意境，是在外形美上更高一層的內在藝術審美，往往體現主人思想格調審美情趣的高低，有著更加明顯的私人個性化特色。清人沈復在《浮生六記》中指出：

  若夫園亭台樓閣，套室迴廊，壘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圖繁工費，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石塊，雜以花草，籬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也。[5]

  即是在一個不大的空間中，利用自然，順應自然，再造自然，以淡雅幽靜的構思，沿阜壘山，因窪疏池，營造亭榭，種植花木，由此構成引人入勝的詩畫意境。這種過程也是濃縮和提煉的人化自然的審美過程。顯然所費的人力、物力、財力並不低，而且所耗費的心力完全不能以金錢來計算。但憑藉祁彪佳的家世財力以及本人的文化素養胸次是完全可以打造出適合自己精神境界的園林來。

  當年營造私家園林也幾乎是明末有些財力的文人士大夫一大雅好，因此江南園林之盛，冠絕神州。如那些曾經與他同朝為官的文人們都建築有自己的私家園林，致仕閒居的禮部侍郎錢謙益和江南名妓柳如是有拂水山莊，就是被貶謫南京的閹黨分子阮大鋮也建有巢園，至於他的老鄉好友張岱在紹興城內擁有砎園、城外築有天鏡園等等，一時爭奇鬥勝相互攀比著顯示自己出奇制勝的雅趣和美好精神追求的鄉紳們在居住環境上追求新穎、奇特、雅致。

  明末士大夫的造園風潮中還湧現出一批造園名家，其中以計成和張漣最為著稱。吳偉業曾有《張南垣傳》問世，譯成白話文如下：

  張南垣名叫漣，南垣是他的字，本是華亭人，後來移居秀州，所以又算是秀州人。他從小學畫，喜歡畫人像，又善於畫山水，就以山水畫的意境壘石砌造假山，所以他別的技藝都不著稱，只有壘石造山最為擅長，別人幹這一行的沒有誰能趕得上他。一百多年來，從事壘石造山技藝的人大都把假山造得高突險峻，修建園林的人家往往搜羅一二塊奇異的石頭，稱它為峰，都從別的地方用車運來，為此而挖大城門，掘壞道路，車夫和駕車的牛都累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才得以運到。他們用長而粗的繩索把巨石綁紮，用熔化的鐵汁灌到它的空隙中去，安放以後像祭祀那樣宰牲下拜以示敬意，再開始在它的正上方鑿刻題字，又在鑿好的字上填上青色，使巨石象高聳險峻的山峰，壘造這種假山竟是如此的艱難。假山旁險要之處又架上小木橋，鋪設狹窄的山路，讓頭戴方巾、足蹬爬山鞋的遊客順著曲折盤旋的山路攀登，彎著腰鑽進深深的山洞，在懸崖峭壁之處扶著山壁顫顫抖抖、驚愕瞪視。張南垣經過時笑著說：「這難道是懂得造山的技藝嗎！那群峰高聳入雲，深山隱天蔽日，這都是天地自然造成的，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何況天然的山嶺往往跨越幾百里，而我用方圓一丈多的地方，五尺長的溝渠來仿效它，這與集市上的人拾取土塊來哄騙兒童又有什麼區別呢！只有那平緩的山岡小坡，土山高地，營造修建，可以計日而成，然後在中間縱橫交錯安放山石，用短牆將它圍繞，用茂密的竹子把它遮蔽，有人從牆外望見，就好像奇峰峻岭重重迭迭的樣子。這種壘石而成的假山的脈絡走向，忽伏忽起，又突又翹，像獅子蹲伏，像野獸撲食，張牙舞爪，奔騰跳躍，穿越草叢林間，直奔廳堂前柱，使人感到似乎身歷山麓溪谷之間，而這幾塊山石乃是我個人所有的。方形的池塘和石砌的溝渠，改建為曲折迂迴的沙岸；深邃的內門和雕花的柱子，改造成黑漆的里門和石灰抹牆的屋子。選取不凋謝的樹木，如松、杉、檜、栝之類，混雜種植成林；再用容易得到的石頭，如太湖石、堯峰石之類，按自己的意思加以布置。這樣既有山水的美景，又無登攀的勞苦，不也是可以的嗎？」

  華亭的南京禮部尚書董其昌、征君陳繼儒都非常稱讚張南垣的構思，說：「江南各山，土上有石，黃公望、吳鎮經常說到，這是深知繪畫的構圖和布局的。」豪富官宦們書信相邀、上門禮聘的，每年都有幾十家，有些張南垣實在來不及應聘的人家，因此十分遺憾，等一見張南垣到來，驚喜歡笑就和當初一樣。

  張南垣生得黑而矮胖，性格滑稽，喜歡拿街頭巷尾荒唐不經的傳說作為談笑的資料。有時因為見聞陳舊，反而受到別人調笑耍弄，也不掛在心裡。他和別人交往，喜歡講別人的好處，不管別人地位的高低，能夠與不同愛好的人相處，因此在江南各府縣來往活動了五十多年。除華亭、秀州外，在南京、金沙、常熟、太倉、崑山，每次經過必定要逗留好幾個月。他所建造的園林，以工部主事李逢申的橫雲山莊、參政虞大復的豫園、太常少卿王時敏的樂郊園、禮部尚書錢謙益的拂水山莊、吏部文選郎吳昌時的竹亭別墅為最著名。他在繪製營造草圖時，對高低濃淡，早已作了規劃。剛剛堆造土山，樹木和山石還未安置，山岩峽谷已安排妥貼，隨機應變地選用各種山石來壘出假山的脈絡，烘托它的氣勢，而不留下人工的痕跡。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它的疏密傾斜，從各個角度看也都是非常巧妙的。假山尚未壘成，就預先考慮房屋的建造；房屋還沒有造好，又思索其中的布置，窗欄家具，都不加以雕鑿裝飾，十分自然。主人通達事理的，張南垣可以不受催促勉強，逐一建造；遇到要憑自己意圖建造的主人，不得已而委曲順從，後來過路人見到，就會嘆息說：「這一定不是張南垣的構思。[6]

  南方不少中高級官員的私家園林均由張南垣所設計建造。在文人雅士中也有不少精通造園之道的，有的還能夠自行設計、經營、布局，並不完全藉助於工匠之手。比如紹興的祁承?、祁彪佳父子均極好園林，以至廢寢忘食，官俸所入，盡用於置辦園林。祁彪佳的姻親張岱也精通造園藝術。張岱出生官宦世家、書香門第、高曾祖父皆有造園愛好，代有營建，總計不下十餘座，還在杭州建有一座寄園。張岱自己也有營建，且遊覽過許多江南名園。寫過許多園亭記，約計二十餘篇，是研究明代園林建築史和園林美學的寶貴資料。如他在《陶庵夢憶卷二·梅花書屋》記他的梅花書屋建造工程：

  陔萼樓後老屋傾圮，余築基四尺，乃造書屋一大間。旁廣耳室如紗幮，設臥榻。前後空地，後牆壇其趾，西瓜瓤大牡丹三株，花出牆上，歲滿三百餘朵。壇前西府二樹，花時積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對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數峰。西溪梅骨古勁，滇茶數莖，嫵媚其旁。其旁梅根種西番蓮，纏繞如纓絡。窗外竹棚，密寶襄蓋之。階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雜入。前後明窗，寶襄西府，漸作綠暗。余坐臥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輒入。慕倪迂「清閟」，又以「雲林秘閣」名之。[7]

  主人利用一間即將倒塌的老屋，稍加修葺，點綴上花木竹石，遂使破舊的老屋煥發了青春，成為一座可與元末大畫家倪雲林的「清閟閣」相媲美的書齋。可以獲得一個遠避塵囂的幽雅讀書之處，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小天地，日夕坐臥其間，自得其樂，也是亂世中的士大夫用於避世的某種生活方式。

  祁彪佳的初衷本意即使不在蚊蠅嗡嗡的官場去爭權奪利，也能夠在自己壘築的詩畫境界中以詩詞、字畫、戲曲、書籍為伴，與愛妻商景蘭夫唱婦隨，在文化藝術氤氳中平安愉快地度過一生。如果不是那次改天換地的甲申之變，明王朝或許能夠在割疆裂土的南北對峙中苟延時日形成南宋那樣的局面。

  然而，朱明王朝的後裔及其家臣們個個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和擅長內鬥高手，官場的四分五裂，軍閥的割據一方，終於難以在苟延殘喘的半壁江山形成核心而有效對抗如同泰山壓頂那般掃蕩而來的滿洲鐵騎。帝國一朝覆滅，已經難以再有捲土重來的可能，他作為一介書生如同撒播在帝國土壤的優質種子，只能被颶風高揚起的風沙席捲而去，從自家苦心經營的園林，隨同大明帝國的萬劫不復，墜落進黑暗的隧道，隨波逐流而歸於天海。他費時十年所苦心孤詣打造的美麗園林最終成為畫餅而被戰亂兵燹所吞噬。

  其實，從專制帝國走向淪亡的開始，祁彪佳就開始打造體現自身文化價值的園林，地址選擇在紹興郊區依山傍水的鏡湖湖畔寓山之下，祁彪佳有《寓山注》序（《寓山注》：記載越州園林的經典）和將友人題詠、唱和詩文連同自撰的四十餘篇文章詩文編為《寓山志》，記載寓園打造的前前後後來龍去脈。筆者試圖結合寓山所在的地理人文掌故用現代語言翻譯這些詩文，結合他的日記記載，讓讀者大致了解寓山園林的概況及各色讓他痴迷的景觀創造的匠心所在。

  我家的寓園就坐落在當年東漢末年梅子真為躲避王莽擅權所隱居的高士里。這裡地處紹興城西南郊外的山陰縣和會稽縣交界處。林木蔥鬱，山水相鄰，《世說新語?言語》記載：「王獻之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美景使人應接不暇。』就是讚美寓園附近風光秀美。離此處不遠，就是波光瀲灩的鏡湖，唐代詩人，舉進士不第的方干就隱居在附近的島嶼之間終身不出。唐開元中秘書監賀知章請為道士，歸山陰故里，以宅為千秋觀，更求以鏡湖為放生池。於是唐明皇李隆基詔賜鏡湖一曲，賞給賀知章。鏡湖又被稱為鑑湖、長湖、太湖、慶湖，賀知章因此也被稱為賀鑑湖。鏡湖湖面寬闊橫跨山陰、會稽兩縣，明代徐文長有詩曰：「鏡湖八百里，水闊渺荷香。」水面寬闊總納二縣三十六源之水。一名南湖屬山陰，一名東湖屬會稽。

  鏡湖附近的景色，清平淡遠，夕陽照耀著碧波，搖著輕舟小櫓踏浪而游，仿佛進入畫中。遙望鏡湖對岸綠蔭掩映的幾棟樓房，那裡便是當年南宋大詩人陸游的故居——快閣。陸游有許多詩句就是來自於鏡湖的靈感：「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鏡湖清絕勝吳淞，家占湖山第一峰。」我的山陰老鄉徐文長有《春日盪槳鏡水》一律曰：

  短槳長橈出鏡湄，弱羅和日本相宜。

  廣原積綠催芳急，幽谷新鶯吐韻遲。

  雜蕊攪絲飄易斷，柔波排荇盪難移。

  麗侯佳辰應靡待，飛觸緩遞棹停追。

  寓園附近這些人文山水自然美景使得我可以任意遊走欣賞獲取。端賴老天眷顧，我家旁邊的寓山和我有著深深的緣分。其名曰「寓」。寓意深長，記載了我在童年時代和季超（即祁逡佳），止祥即（祁豕佳），兩位兄長以數斗糧食交換來的一座小荒丘的故事。後來弟兄們刨去山石栽上松樹，親自挑著畚箕、扛著鐵鍬勞作，手腳因此生了很厚的老繭。我當時也撐著小船悠然飄蕩到寓山，摶著泥土，做小孩的遊戲。以後二十年間，松樹漸漸長高，山石也漸漸變得古舊，季超兄就棄擲寓山而離去，專心信奉佛教。止祥兄也構建了柯園以作告老隱退的居處。我在山的南面建了麥浪大師佛塔並作《會稽雲門麥浪懷禪師塔銘》。以後這座小山就被丟棄在雜草叢生的竹林之中，似乎被忘卻了。

  等我託病辭官南歸，偶爾路過，回想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觸景生情，於是萌生了打造園林的興趣，以後興趣越來越濃不可遏制，這是我打造園林的初衷。興建初期，只想在山上建築三五間房子，後來不斷有客人來指點，此處可建亭子，此處可建水榭，雖然我開始不以為然.但是我在山水間徘徊多次，進行實地考察後，對於客人的建議卻常常縈繞在心頭，在腦海久久揮之不去。我認為某處建亭，某處建榭，果然說得在理，都是占山川形勝之利，借景生成，簡直天作之合不可忽缺。而且在修建過程中我的興致愈加濃厚，前面的工程尚未完畢，後續新的設想又湧上心頭，常常朝出晚歸，樂此不疲，痴迷於園林的建造。偶有家中瑣事干擾，也都是在晚上處理完畢。就是睡在枕頭上也巴望著等待天亮拂曉到來，立即帶上僕人駕上輕舟，不辭辛苦的往來於三里之遙的路程上，那時恨不得幾步路就走到寓山不間斷地持續自己的造園活動。就是冬寒酷暑，體乏腹肌汗流浹背也不以為苦。就是遇到大風大雨的氣候，我的小船也沒有一日停息過，我在城中居住的曠園和寓園工地之間都在鏡湖湖畔，只要舟楫往來即可。只是到了檢查床頭錢袋告罄之際，才略生懊惱後悔之意。但是一到工地現場，沿著山水來回梭巡之際，才發現所購置的石材還是太少了，所以這兩年的造園運動搞得我幾乎囊空如洗，依然堅持不懈，樂此不疲。我發現自己已經對於園林的打造到了病態痴迷走火入魔的狀態。開山造園借水成景，猶如藉助自然而進行人工的藝術創造，實在能夠刺激起人的創作欲望，欲望如火燃燒不可遏制，也就演變成痴狂的病癖，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我實在是在自然山水之間雕琢創作一幅立體的作品，山水之間點綴的亭台樓閣橋榭堂屋，實在是在檢驗自己的審美眼光和藝術創作的能力。

  寓園三面臨山，山腳有田十餘畝；一邊臨水，園中水石各半分，房屋廬舍和花草樹木各半。由鑑湖水路乘船入園仿佛進入海上瀛洲，人間仙境，於是園子東面建有水明廊，「循廊而西，曲池澄澈繞出於青林之下，主與客似從琉璃國而來，鬚眉若浣，衣袖皆濕」，西面因毗鄰「絕壁竦立，勢若霞褰」的柯岩，我便建立「通霞台」「選勝亭」「妙賞亭」「笛亭」「太古亭」幾個觀景亭，大都是斫松葺茅，素桷竹椽，全是天然本色，不加漆飾，本意不在刻意仿古，而是便於看雲聽風，都是意在欣賞景色不在於觀看小亭，畫梁雕棟反而與周圍景致不相協調了。

  寓園中大致建有：寓山草堂和遠山堂二座，有亭閣三座，中間有迴廊四座相銜接。園中造有八求樓（藏書樓）和讀易居（書房）各一，沿湖還築有堤壩者三。其他各種規制的軒、齋、室和山房若干，均幽靜敞亮極其精緻。其他居室與佛堂（虎角庵）類，皆各具特色，依山勢而造型，根據高下而分設以求出奇制勝。在營構園林時，講究水石、室廬與花木的搭配適宜，軒與齋、室與山房以類相從，橋、榭、徑、峰高低錯落，體現了虛實相映、聚散結合等特色，皆藉助水道山峰走勢，參差點綴，波瀾起伏，曲折生輝。險者平之，險中求奇。就如同良醫之治病，陰陽互補，相輔相成，對症下藥；猶如良將治兵，正面出擊，奇兵制勝；又像是高手作畫，筆筆到位而靈韻疊出；恰似名流作文，不使一語不含韻味而使人浮想聯翩。這就是祁彪佳開園造林的精心構思和營造的苦心孤詣所在了。

  寓園開建於崇禎八年（1635年）仲冬的農曆十一月。崇禎九年（1636年）孟春，農曆正月草堂落成，書齋與廊軒的營造準備亦已經就緒，仲夏，農曆五月完工。這個時候造園工程緊張進行，水榭先建，樓閣次之，等到山房竣工，山頂和山腳下的建築全部完工後，惟剩下停泊舟船登岸的小路尚未開築，我造園的意願猶嫌未盡。於是疏通河道開鑿小路的工程又開始了。於當年十一月冬天到崇禎十年（1637年）春天完成。前後一百多天內，曲折的池塘穿越窗前而過眼，搖曳的煙柳拂動碧波則生姿，綠樹掩映朱紅色的欄杆，丹霞流動在翠綠色的山壑，這就可以稱作為園林了。而我從事農桑園圃的興致還很濃烈，於是開始規劃豐饒的農林和幽靜的花圃，建有梅坡、松徑、茶塢、豳圃、櫻桃林、芙蓉渡等四時花舍。這時已經是孟夏的農曆四月了，我又開始建造八求樓、溪山草閣、抱瓮小憩，經常利用閒暇時間偶然為之，不再以時日去計算了。這就是開創寓園的最大樂趣了。

  園林以外，山川之美，如同古人所言：「千岩競秀，萬壑爭流」盡收眼底；園林之內，花木繁盛，堪比淵明、鄭薰所居「五柳先生，七松居士」長入襟懷。四時之景，都堪泛舟月下，迎風吟詩；三徑之中，自可呼喚雲霓，醉臥雪野。常居此處，令人沉醉，眼界豁然開闊；偶入園中，流連忘返，心懷出塵之思。其中的美妙之處，我實在無暇難以盡情細細向諸君描述了。

  以上充滿藝術情趣的文字，細緻記載了祁彪佳於崇禎八年開始營建寓山園林，一直到其死那年，園林之營建一直未曾中斷。然而，在這段時間內正是明王朝內憂外患，長期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積累集中爆發的時期，帝國全方位潛伏的危機猶如蓄勢待發的火山岩漿在地底奔突，即將噴涌而出，勢將擊毀整個千瘡百孔的大明江山。此刻，外部憂患如同狂飆席捲完全不可阻擋，內部創傷迅速糜爛已達心臟部位，王朝處於內外交困中的風雨飄搖之中。祁彪佳卻一直沉浸在園林營造近乎病態的情趣之中，全心全意一絲不苟地打造自己詩意棲息的園林，幾乎是不可遏制的欲望焚燒著他的心，追求園林山水意境的獨具匠心，營造亭台樓閣建造的盡善盡美，使得他意志沉迷魔幻入心難以擺脫。

  然而，他所精心構造的寓園真是他逃避世上風雨的安樂窩嗎？這一年農民起義軍大會滎陽。張獻忠、高迎祥、李自成率義軍攻克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安徽老家鳳陽，明皇陵被焚燒。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在瀋陽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清兵入塞，連下近畿州縣。這些情報作為曾經的朝廷三品大員，後來的二品高官，即使致仕也能通過邸報清楚了解形勢的發展。在祁彪佳的《林居適筆》《山居拙錄》等日記中，常有記錄同內子至寓山、與內子舉酌、偕內子放舟歸……如崇禎九年十月，恰逢商景蘭生日，祁彪佳便在寓山舉放生社，盛況空前，夜晚又「懸燈山中」為樂：「初八日，為內子誕日。放生諸社友畢集，禪師邇密、歷然、無量俱至。自舉社以來，是會最盛。」崇禎十年，張獻忠、羅汝才自襄陽攻安慶。李自成入四川，連陷州縣，逼近成都。寓山園林初步建成，祁氏夫婦在寓山中乘月蕩舟、懸燈水涯、種菜讀經：「二月十二日，同內子至寓山。午後，內子復至，乘月蕩舟於聽止橋下。」「四月十九日，與內子至山。令奴子懸燈於水涯，波光掩映。」「四月二十五日，與內子至寓園，督奴子種瓜菜，閱《楞嚴經》。」「閏四月十二日，至山。午後，同內子復至山看月，深夜乃歸。」崇禎十一年清兵入塞，明督師盧象升戰死巨鹿，北京戒嚴。而祁彪佳夫婦：「正月二十三日，霽。至寓山，督石工築壩。午後，復與內子至，種花樹於兩堤。」「三月初六日，至寓山。內子督諸婢採茶，予督奴子植草花松徑中。」崇禎十二年：清兵克濟南，俘虜德王凡深入二千里，下畿內、山東七十餘城。三月清兵出青山口，北歸。五月張獻忠再起於谷城，敗左良玉於羅猴山。此類「虜情」和「賊況」不停在邸報和日記中出現，祁彪佳卻在「三月十四日，內子率諸婢採茶。予於四負堂再簡木料，更定歸雲寄及東樓之址」。還有一些時候，則是商景蘭作主角，帶領祁家老母、諸姊、諸嬸還有兩個兒子一起到寓山遊樂。

  看來寓山初步建成之後，在一定的季節還是向社會公眾開放的旅遊景點，為了宣傳這個景點，祁彪佳甚至徵集各方名士的讚美詩文編成《寓山志》一書公開刊行。其中收錄有張岱的《寓山士女遊春曲》。祁彪佳在致這位好友的信中說：「向欲求大作，而翹望詞壇，逡巡未敢。茲有續構，尚缺題詠，唯仁兄所賦自當有驚人句、嘔心語，足以壓倒時輩也。雖所望甚嗜，然十得五六，便足生光泉石矣……」對張岱竭盡吹捧之能事，當然張岱也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果然應約寫了一首長歌以酬老友盛情。

  張岱在應邀遊園後作的《寓山士女春遊曲》[8]中有「春郊漆漆天未曙，遊人都向寓山去。大舠小舠來不已，倉促莫辨村與市。阿房宮中脂粉膩，洛陽紙貴芙蓉髻」「今見名園走士女，沓來連至多如許。倩裝灼灼春初花，笙歌嘈雜數布蛙」「誰使四方同此地，園中主人得無意」等句，極盡褒揚之意。題詠之後又附一函，稱：「寓山諸勝，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處，無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難。」他誇讚主人自具摩詰之才，自己的題詠則鄙俚淺薄，如同醜婦見公姑。祁彪佳病中讀後，稱之為空谷足音，「是一篇極大文字」。

  此詩，作於崇禎末年，其時李自成起兵，清兵大舉入塞，形勢非常危急。詩中出現「因見處處烽煙急，兵戈不到有幾邑」云云，透露了時局吃緊的信息。但是寓園的主人和當地民眾並沒有感覺到危機的即將到來，只當還在太平盛世中，糧食豐收，賤如泥沙，窮歡極樂。天不亮，遊人就乘船從郊外來到寓山，青年男女尤其興高采烈，姑娘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油頭粉面，至有脂水漲膩之感，小伙子們乘機向她們挑逗。一直玩到日落，船上不斷傳來催人回家的陣陣鼓聲，有人還站在碼頭上流連不去。看來具有文人情懷的主人很樂於向民眾展示自己的山水園林傑作，也樂於在這偏安一隅的樂土，與民眾共享不易得到的太平年景。而作為朝廷三品大員的祁彪佳是每天都有可能接到朝廷對於國家形勢分析塘報的，竟然還有閒情逸緻躺在寓山樂土上充耳不聞。

  祁彪佳仿佛置身於朝政大局的風雨之外，享受著世外桃源般安逸逍遙的士大夫隱逸生活，頗有一點古今名士不知魏晉，遑論漢唐的出世意味。然而，他畢竟是朝廷大臣，儘管致仕歸鄉與朝廷拉開了距離，但是儒家情懷已經完全浸入骨髓，只是人生欲望和理想追求交織的複雜心理，使其在入世和出世之間徘徊觀望，也許是對糜爛的朝政完全失望後的寄情山水，也許是自欺欺人般的沉迷幻境而享受生活。但是大局潰敗，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唇亡齒寒，失去了朝廷的屏障，他要麼當貳臣，向新朝曲膝投降，要麼盡忠前朝殉節去死。如同他這樣的朝廷二品大員（蘇、松巡撫也可稱作江南巡撫論之）、社會知名鄉紳是連選擇隱居山野當遺民的權利都不具備的。因此，大動亂的年頭人生避世的念頭畢竟是某種枉然的虛妄。他的身上已經牢牢地刻烙著名宦和名士的雙重印記，這都使他成為引人注目的政治和社會人物。他迴避不了政治震盪對於他內心的衝擊。只是天理和人慾在不停地交戰，他的良心在不停地叩問自己的靈魂，腳步卻情不自禁地繼續在心裡魔障的引誘下，流連於寓山園林的打造之中，難以卻步。

  在這一時期，祁彪佳一面致書故友詢問「都門近況」，身在江湖依然心系魏闕不忘君父，以退休官員的身份與地方縉紳商量所謂「禦寇」之策，一面在內心中不停懺悔自己「以有用精神埋沒於竹頭木屑」。然而天性使然欲望驅使，理性僅僅只是欲望之海中的死水微瀾而已，瞬消即逝，寓山工程絲毫沒有停止的意思。就在連續接閱邸報江山淪亡噩耗頻傳的次日，他又「至山督造工程」。當然內心他還是深深自責的「營建藻瀚，溺志歌舞，有意以為之者，皆苦因也」[9]。一位叫王朝式的朋友勸誡他，如此亂世之秋大興土木，實在是負君、負親、負己。不聽朋友勸誡，則是負友。然而，非常搞笑的是祁彪佳竟然藉此由頭，又在寓園弄出了一座題名為「四負堂」的建築，以作靈魂懺悔的場所。他一面繼續自己世俗人生的享受，一面又不停地懺悔，以尋求靈魂的安寧。黑色年代的黑色幽默，黑色幽默繼續著他的雙色人生，最終以生命去殉道，撒手人寰，一切寓園美好的風光都將和財富、嬌妻割捨而去，完成了自己靈魂的超度。但那絕不是贖罪，而是對於帝國的忠誠。儘管這個帝國已經完全地腐朽沒落到了無可救藥，只等待利刃割去最後的生命線。而祁彪佳在生命線還未連根割去之前依然滋長著欲望，可謂生命不息，造園不止。

  甲申年（1644年）的歲末，祁彪佳終於在為弘光小朝廷忠心耿耿服務了半年之後，和他老鄉劉宗周一起被馬、阮之流排擠驅趕出了朝廷，再次恢復到寓園寓公的角色。對於祁彪佳來說很可能是正中下懷的事情。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天空飄蕩著冷雨，心情和天氣一樣晦暗，他已經深深感覺到了國勢的頹敗已經非人力可以挽回了，不如趁早皈依自己精心打造的園林，尋找安適與寧靜的人生。他的恬淡心情對於官場的成敗得失已經看作是過眼雲煙不復再去尋覓了，他現在寄託的是寓園中的一草一木和山水情懷了，他不是官場的偽君子和兩面人，他是率性和直爽的真正君子，宦海沉浮人生的歸舟畢竟還有家庭這個溫馨港灣可以返航。寓園就是他的港灣。

  他已經完全不寄希望於那個垂死的小朝廷還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果然所謂的「弘光元年（1645年）」也是小朝廷走向死亡的年頭，五月清兵攻占南京，福王出逃湖州被俘，弘光朝壽終正寢，尸居餘氣地喘息了不到一年。六月清兵攻占杭州潞王棄明投敵，紹興魯監國在帝國落日餘暉的迴光返照中漂泊流亡去了海上，七月帝國前巡撫、二品大員祁彪佳歸隱夢破，坐斃殉國於寓園放生池，他的造園之夢悽美收官。只是他付出了寶貴年華後又付出了生命，他的亡靈被後人超度到了天國，成了腐敗帝國的模範，既被他的同道讚美，又被他們的共同敵人所褒揚。

  祁彪佳在明末的儒家知識分子群體中一直是比較幸運的，其出身官宦世家，從小受到詩書禮儀薰陶，少年中舉，為官廉潔有政績，人格相對完美，為人寬厚嚴謹，性格平和中庸，又不失原則性。其為人正直無私，婚姻非常美滿幸福，官運雖然歷經沉浮，但是其本人並不以為意，因為他骨子裡對兩面三刀表里不一的政客手段極其鄙視，本質上是個富有正義感且多才多藝的文化人。其多方面的才華在不同的管道流淌，因而除去做官以外，更多時間是在藏書、讀書，從事戲曲、書畫、詩詞的研究和創作，有多種興趣可實現人生的情趣化追求，體現自由人格的獨立價值，展示了豐富多彩的人生光譜，這些光譜在園林的山光水色中晃漾，最終映照了大明帝國的一抹落日餘暉。他在血紅色的夕陽里消逝在蒼茫的鏡湖湖底，成為遺落在歷史中的明珠。

  [1] 《晉書·卷五十五·列傳之二十五·潘岳》，線裝書局，第709頁。

  [2] 司馬光著：《獨樂園記》。

  [3] 見張鳴著：《宋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192—193頁。

  [4] 李格非著：《洛陽名園記》，第14—15頁。

  [5] 沈復著：《明清小品選刊·浮生六記》，嶽麓書社，1991年，第89頁。

  [6] 《吳梅村全集卷五十二·文集三十·張南垣傳》，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59頁。

  [7] 張岱著：《夜航船·陶庵夢憶》，四川文藝出版社，第436頁。

  [8] 《張岱詩文集·詩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8頁。

  [9] 《居林氏筆引》，見《遠山堂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