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祚鼎移受命南都

  吳昌時和周延儒先後被處死，而祁彪佳回到老家後，已經對朝政的振興失去了信心。他一回到紹興老家，就試圖辭官。十月份打了退休報告上去，因為路途遙遠，公文運行緩慢，一直到甲申年二月吏部公文到達「不蒙聖允」。延至三月二十六日，他只好再次放棄家中造園之事，赴南京履任。這時距離開北京已經半年之久了，在這半年之中，北京發生的變化他甚至還不是很清楚，也就是三月十九日崇禎王朝已經宣告覆滅，北京陷落於李自成之手，崇禎帝已經自盡煤山。

  

  事後他追記這一天，越中天氣清和，春風四敷，一點也沒有大難降臨的徵兆。這一天他會晤了紹興知府於穎，和一些客戶核算造園的石工帳目，還有幾檔應酬，回復了幾封信。這種時空阻隔造成的信息隔膜，只到四月二十七日行至江蘇句容才感受到隱隱約約的風聲，次日行至淳化，王朝覆滅的消息才被坐實。他感覺到了形勢的緊迫，再提所謂「退休致仕」請求，於君臣大義，似乎不相符合，此時稱病，身雖安而心不安，於是決計去南京赴任。祁彪佳為弘光朝效力約不到半年。

  他就任的是蘇、松兩府巡撫。這實在是一個苦差事。是為朝廷在蘇、松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末世巡撫無非催糧徵稅，解決軍需為小朝廷的運轉提供經費。他致力解決因戰亂引起的米價哄漲，囤積居奇，通貨膨脹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並著力整頓鬆懈的地方防務。這一段時間，他負責安定地方治安，為朝廷籌糧籌款，收拾散亂的人心，調解駐軍和地方之間的糾紛，可以說四處奔波日夜操勞，常常忙到住宿在夜行的船中，在船上還要挑燈草疏，每晚都要熬到三更後才睡覺。

  軍閥高傑的兵馬騷擾揚州，百姓奔避江南，祁彪佳奉命巡撫江南，斬倡亂者數人，一方遂定。高傑，外號翻山鷂，原來就是一草寇，曾為李自成部將，因為驍勇善戰，深得李氏信任，李外出征戰期間，委託高傑駐守老營，保護家屬。高傑竟然和李自成小妾邢氏勾搭成奸，背叛李自成投降明總兵賀人龍，後因圍剿農民軍有功，成為朝廷的總兵官。但是作為叛徒，一直遭到李自成部的追殺。高傑只好一路率敗兵燒殺搶掠逃到徐州，被鳳陽總督馬士英所接納，自此成為淮北四鎮總兵之一，駐節揚州郊外瓜洲渡一帶。因為擁戴弘光帝有功被封為興平伯。他曾經縱兵包圍揚州企圖入城肆虐，遭到全體揚州民眾的堅決抵制，雙方相持不下，後由史可法出面從中斡旋，揚州之亂得以平復。

  此公雖為土匪出身，但是也仰慕道德人品高尚的士大夫，因而在史可法督師揚州期間，他的部隊相對安定。但是大量逃難躲避兵亂的民眾向蘇南湧入，給蘇、松地區治安帶來極大影響。只好由蘇、松巡撫祁彪佳出面和他約定會晤，解決難民問題。到了約定時間，京口至瓜州的江面風聲大作，浪潮洶湧，高傑以為這位白面書生必然不敢冒險前來。而祁彪佳卻僅攜數名兵卒，乘著一葉小舟，乘風踏浪不避生死冒雨親臨瓜州渡口。兩人在渡口相見，風度翩翩相貌堂堂的祁彪佳，使得一向囂張跋扈的高傑既感到驚異又深感敬佩。高傑盡撤兵衛，和祁彪佳相會於大觀樓。祁彪佳披肝瀝膽，坦誠相見，勉以忠義，希望兩人攜手共同扶掖王室，復興帝國。

  高傑感嘆說：「傑閱人多矣，如遇像祁公這樣的人，高傑甘願為之一死！祁公一日在吳，我高傑一日遵守和公約定的事項，共同守好長江防線，以報君恩。」兩人飯後，稽手相別。由此可見祁彪佳的人格魅力確有過人之處，連一向並不把朝廷放在眼中的一代梟雄也深感嘆服。

  後來，高傑為叛將河南總兵許定國設計謀殺於睢州袁尚書府後院的藏書樓，許定國叛逃投奔黃河以北清軍。《明季南略》載有高傑致後金肅親王招降書，面對威逼利誘倒也寫得深明大義，不卑不亢，雖非粗人高傑所撰寫，也必傳達了本人忠君報國的意志。茲全文照錄如下：

  高傑移清肅親王書

  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予心。大仇未復，山川具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奉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達高厚萬一。茲逆闖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嘗膽。唯以殺闖逆報國讎以為汲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傑萎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匯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祭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額祝福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積懷，無由面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剿闖，始終成貴國恤鄰之名。且逆闖凶悖，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也祈貴國之垂鑒也。[1]

  本書信主旨非常清楚，對於南明朝廷包括史可法在內的君臣所制定的方略，也即是「聯虜抗賊」，對建州貴族的入侵缺乏警惕，依然寄幻想借清軍之手而企圖報君父罹難之恨，聯手擊潰李自成義軍以圖帝國中興。南明君臣的昏聵，對形勢的誤判，又豈能希望一介武夫之清明，只是高傑拒絕了清軍的利誘，這卻是事實。

  祁彪佳不久升任大理寺丞，擢任右僉都御史，仍然兼任江南巡撫。祁彪佳在江南募技勇，設標營，沿江增設屯堡加強長江防務。督輔部將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於永綬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署水陸兵三四千戍守該地。之奎治軍御下甚嚴。四將率領的兵恣意蠻橫，經常殺害民眾，兇手被浙兵綁獲後投入江中，雙方產生矛盾。之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殺傷鎮江的兵馬，鎮江兵和浙江兵尚未迎戰清軍就開始了相互殘殺。可見南明小朝廷兵制的混亂。而此刻的內閣大學士馬士英和兵部尚書阮大鋮卻忙著幫助弘光帝選秀女充後宮，結黨營私，思慮著如何打擊報復東林黨人，繼續著自己醉生夢死的奢侈生活。亂兵大肆焚掠，死者四百多人。祁彪佳前來處理這次兵亂，於永綬等遁去。祁彪佳劾治四將罪，賙恤受難者家屬，計戶給錢補償，平息事態，安定了民心。

  在馬阮的提議下，弘光帝命設東廠和錦衣，企圖恢復詔獄制度，避開三法司，藉助特務手段，鞏固統治。祁彪佳力陳詔獄、緝事、廷杖之弊，事乃止。彪佳上言：

  洪武初年，官民有犯罪的，或收監關押在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焚毀其刑具，送這些罪犯去刑部關押。故而祖制原來是沒有詔獄的。後來所謂詔獄專門以羅織罪名為能事，雖自稱是朝廷的爪牙，實際為權奸的鷹狗。舉朝上下盡知其人冤枉，而法司不敢詔雪。慘酷刑罰使用等同武則天朝的來俊臣、周興等酷吏，平反卻無唐徐有功和杜景佺這些治獄公正的大臣。此詔獄之弊端是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為錦衣衛，專門掌握直皇帝的出行侍衛等事項，並未指令參與案件偵緝查處等事項。永樂年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之門。品行惡劣的人投靠為辦案差役，空手靠製造冤案就可獲取鉅萬高額報酬。經常誣陷及於善良之人，所謂招認的口供無非出於私刑拷打，民怨和憤怒布整個首都北京。欲根索賄公行，而行賄受賄更加盛行；欲清理貪官污吏，而貪官污吏反而更多。此就是廠衛參加案件查處的弊端。古者刑不上大夫。太監劉瑾用事，開始脫去儒臣的衣服接受廷杖。本來沒有可殺的罪行，乃然要蒙受必死之刑罰。朝廷蒙受不聽勸諫之惡名，那些受刑之大臣反而在民間獲得了忠直剛正的清譽。此就是廷杖端弊端也。[2]

  疏奏上達，弘光帝乃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緝事官廠衛不設。也就是小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不再設立由皇帝直接掌握，實際由太監和權臣操控的東廠和錦衣衛等特務組織和私設的所謂詔獄，非法緝捕和關押審訊處死大臣。

  祁彪佳這段奏疏本質上在於維護王朝設立時期的法統，法統是道統的支撐，法統的破壞是權力肆意妄為的結果。他回顧歷史直指皇帝私家詔獄由太監集團掌控對於官僚集團的迫害導致道統淪喪而致綱常紊亂的嚴重後果。皇權濫觴無非是製造新的冤案而堵塞言論，鞏固專制而以亂政綱，放任苛政和惡政的盛行。奏疏引經據典有理有據，致使小朝廷在立國未穩就企圖恢復罪惡滔天的廠衛詔獄制度以迫害不同政見大臣的陰謀流產。

  甲申年初春，北京城的一聲驚雷打破了祁彪佳意圖退隱園林的黃粱美夢，他應召出任了南明弘光朝的蘇、松巡撫。小朝廷的本意是利用他在蘇、松地區威望為小朝廷苟延喘喘籌集錢糧安定民心，然而目睹南明小朝廷荒淫無道，他失望了。不到半年時光，他的好朋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上書痛貶朝政，指責君臣的失德。此時的朝政內部為馬士英、阮大鋮、韓贊周、盧九德等把持，外部由高傑、黃得功、劉澤清等驕兵悍將操控，朝政糜爛，敗相凸顯。陳子龍指出：

  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陛下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之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3]

  陳子龍此言，坦陳心跡，語氣頗沉痛，此時離甲申之變崇禎殉國僅僅五個月，弘光登基也只有三個月，是為甲申年八月十八日。大清鐵騎正虎視眈眈即將向南方席捲而來，而南都的君臣還不切實際地做著「聯虜抗賊」的美夢，企圖以金錢厚絡滿清貴族而重新回到山海關為界，恢復裂土而治的格局，然而這只是小朝廷的一廂情願。滿洲貴族吞進去的肥肉豈肯輕易吐出？他們等待是占領整個大明江山。小朝廷內外卻枕於安樂，恍如昇平之時，在漏船中輕歌曼舞，在焚毀的屋檐下飲酒作樂，偏安王朝的結果可想而知。陳子龍深深的憂慮均來自對於秉持朝政的那些奸佞的肆意妄為，對一二掌握軍權武臣的姑息養奸而導致所謂王朝中興偉業只能在文恬武嬉的荒唐現實中歸於一枕黃粱。

  八月十九日，浙江安撫使左光先報告，原來被他誘殺的秀才許都餘黨勾結游兵散勇在義烏、東陽、浦江發生叛亂，已經被平復。二十日弘光在浙江巡撫黃鳴俊奏報上批覆：「左光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至煽動，著鳴俊相機剿撫。」

  東陽秀才許都原是東陽世家原監察院都御史許鴻綱的孫子，為人任俠仗義，在當地很有感召力。東陽知縣姚孫榘貪虐殘害民眾，以防止戰亂為名勒索民眾錢財，此時許家已經捐款百金，姚知縣勒索萬金，許都氣不過，聚眾造反。巡按御史左光先奉命鎮壓，民眾據守，一時僵持不下。紹興推官陳子龍是許都的好朋友出面讓許都投降，左光先卻違背承諾殺害了已經投降的許都，結果激起許都部下重新聚眾起兵反抗，是為許都事件。

  其實透過弘光皇帝的這道聖旨批覆，可以在字裡行間窺見當年萬曆、天啟朝黨爭的陰影仍然在小朝廷繼續迴蕩著。這位左光先是被閹黨迫害致死的著名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弟弟，陳子龍是復社成員。此兩人都是老阮的死對頭。老阮此刻已經通過行賄馬士英、韓贊周等人東山再起，擔任小朝廷的兵部尚書，他在人生低谷中像是冬眠毒蛇又回過神來。俗話說，寧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老阮就是這種卑劣小人，他開始尋找一切機會，採用一切手段，對政敵進行打擊報復，以報當年屢受東林黨及其後人凌辱的一箭之仇。

  此刻的南朝兵部尚書新仇舊恨湧上心頭，啟奏弘光帝彈劾左光先、陳子龍說，許都餘黨作亂均是因為左光先聽了時任紹興推官陳子龍的誘降詭計殺了許都，所激起的民變，應當追究這兩人罪責。馬、阮本身就是穿一條褲子的同黨，馬士英也主張必須嚴懲這兩人，皇帝的御旨不是出自韓贊周的司禮監就是以馬士英為首的內閣，這時的大學士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學生史可法已經被打發到揚州去督師了。

  朝中大臣無人敢於反駁，唯有蘇、松巡撫祁彪佳獨自挺身而出為左、陳兩人辯護：「許都之變突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左光先誘殺許都立即離開了，聽到事變立即返回，調兵籌餉，不到一個月即平復叛亂，元兇授首，兩浙恢復平安。許都此賊弄兵叛亂，以至破城據邑，其罪難道不應該致死嗎？光先奉旨討賊，當日兵威逼迫，賊已經陷入窮蹙之境地，而後乞求保全性命，與陣前擒獲無異，並非誘降。假設誅殺不力，無非養虎遺患於後來，國難方張，又不知作何舉動了。豈可反而以激變之罪加之！」祁彪佳這篇奏疏馬、阮二人懷疑是劉宗周在幕後指使。[4]

  祁彪佳在東林黨人和閹黨惡鬥時，並未選擇站在哪一邊，他也非復社成員，只是從儒家道義的角度秉公而議。這一義正辭嚴的反駁，將馬、阮之流誣陷陳子龍、左光先、劉宗周罪名全部推翻，兩人誅殺許都不僅無罪反而有功。馬、阮等人將祁彪佳和劉宗周等人恨得咬牙切齒，唆使御史張孫振彈劾彪佳貪奸。原來在迎立新皇登基時，因傾向於立潞王而並非現在的福王朱由崧，於是祁彪佳、陳子龍、劉宗周等大臣具被罷免。

  群小疾彪佳，競詆諆，以沮登極、立潞王為言，彪佳竟移疾去。

  祁彪佳在仕途上是生性豁達的，對於為官的信條是謹遵儒家教誨，該堅持的一定堅持，並不以君王的喜怒而放棄直諫的文官職責，也不以忤逆朝中權貴而放棄抨擊朝野醜陋行為而放棄自己的立場。在擔當地方巡按監察官員時堅持原則關心民生疾苦，打擊豪強，不吝查處高官家屬的不法行為。在朝中他忠實於帝國絕不結黨營私保持特立獨行，注重品行操守，因而多次罷官，多次復出，起落沉浮完全淡然處之，可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朝兢兢業業履行職責時肅惕報君，忠於朝廷；在野讀書、學習、寫作、繪畫、收藏和刊刻圖書。還時常和家鄉大賢從事慈善公益事業，比如崇禎十三年越中大水，彪佳與劉宗周分區賑米，設粥廠施粥，病者藥之，死者埋之，深山窮谷，無不親歷，充分展示了一個飽學之士所具備的家國情懷和高貴氣節。

  而此時阮大鋮正在秘密醞釀一份準備抓捕東林黨和復社人士的黑名單，再次延續當年閹黨搜捕東林黨人以《水滸點將錄》的類似羅織手法，擬定了一份「十八羅漢」和「五十三參宿」的黨人名單準備抓捕。其中就包括了祁彪佳、劉宗周、黃道周、陳子龍、冒辟疆、侯朝宗、黃宗羲等人，但被馬士英否決。要不是因為清軍南下，大獄恐怕早晚形成。這就是風雨飄搖的南明小朝廷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德行，也是早年萬曆朝到崇禎朝內部鬥爭的延續。就是在這些永無止境你死我活的爭鬥中最終帝國歸零，江山整體覆滅。

  在祁彪佳、劉宗周、陳子龍等人先後盡節的同時，阮大鋮卻在紹興城破後，剃髮易服率眾投降清軍，並主動到清軍大營慰問演出。還在演唱崑曲時，生怕來自北方的建州兵將聽不懂南戲，改唱北方流行的弋陽腔。清李天根《爝火錄》中對這個政治小人的嘴臉記載很形象：「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嘆曰，『阮公真才子也！』」

  [1] 計六奇著：《明季南略·卷二·高傑移清肅王書》，中華書局，第145頁。

  [2] 計六奇著：《明季南略·卷二·祁彪佳請革三弊政》，中華書局，1984年，第78頁。

  [3] 計六奇著：《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年，第93頁。

  [4] 見計六奇著：《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年，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