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尚節重義帝國棟樑

  越文化尚節重義傳統的薰陶和明末清初的時代風雲共同造就了祁彪佳獨特的人格稟賦，使其在為政、為學、為官、為人中都鮮明地凸現出自己的個性。祁彪佳一生孤介剛正，屢次上疏直陳時弊，從來不曾苟且偷安。在崇禎朝政治混亂、黨爭頻仍之時，冒著生命危險上疏糾劾奸黨，挽救清流人士，濟世有為、體物恤民、以氣節為生命之重，富有深重的憂患意識。為朋友他敢於伸張正義，兩肋插刀；對貪官惡霸敢於嚴厲鎮壓，不循私情；對父母克盡孝道，敬重有加；對妻子情深意重，琴瑟和諧，是一個儒家人格相對完美的鄉紳和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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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彪佳（1602—1645年）出生於世代簪纓之族，為藏書家江西布政司參事祁承爜之子。彪佳自幼寢饋書卷中，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帝王名。7歲，鄉人抱之上樹，命以「猢猻上樹」作對，彪佳應聲答以「飛虎在天」。彪佳善畫山水，深得倪瓚、黃庭堅等大家神髓。在花卉竹石上，隨意點染，亦有梅花盫（吳鎮）的風趣。祁彪佳「生而英特，丰姿絕人，18歲鄉試中舉。20歲那年（天啟二年，1622年）考中進士，次年授福建興化推官，「初到任，吏民輕其年少。及治事，懲猾吏，禁豪右，絕苞苴，剖決精明，皆大畏服。」也就是說彪佳少年得志仕途順暢，開始擔任推官時，大家還有些輕視他，擔心他太年輕，辦案經驗不足，然而在治理訴訟事務中卻能夠懲戒貪滑的官員，抑制豪強，杜絕種種弊端，辦事精明，於是吏民都很敬畏佩服他。

  崇禎四年（1631年）彪佳升任右僉都御史，上《合籌天下全局疏》，提出以鞏固山海關、寧遠一線以策應登海為兩大要點。具體分析了中州、陝西、山西農民起義軍以及江右、湖北、廣東等地的山寇，浙江、福建、東南沿海的海賊，雲南、貴州、湖南、四川等地的土賊四大勢力，以及如何控制駕馭的辦法，而其歸納其要點在節制行伍以節約糧餉，實行衛所制度以養兵。又反覆陳述民間有十四大疾苦朝廷必須關註：一是里甲苛政以欺壓民眾；二是虛報糧產以邀功騙賞；三是冒領兵餉中飽私囊；四是到處搜贓以肥己私；五是假借皇帝名義，橫徵暴斂；六是繞過各級管理部門，直接提取款項；七是司法不公，貪贓枉法；八是地方官一窩蜂進京賄賂京官，京官一窩蜂湧入地方藉口檢查工作實為敲詐索賄，名為窩訪；九是私設稅收以害民；十是私鑄銀錢以亂幣制；十一是藉口解運貨物濫征民夫；十二是設立養馬專業戶，盤剝百姓，十三是招人私曬，販賣海鹽；十四是難民問題。崇禎帝認為他的意見是正確的，下發到相關司道研究解決的辦法。

  崇禎六年，祁彪佳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巡按蘇、松諸府，所至延問父老，察訪民情。豪右兼併，百姓皆得控陳，一時權貴為之側目。吳中無賴假天罡黨欺凌百姓，彪佳捕為首者4人，立杖殺之，餘眾股慄。首輔周延儒家在宜興，子弟家人恃勢橫行鄉里，觸發民憤，鄉民焚燒其居宅，挖掘其祖墳。彪佳既捕捉犯法者加以懲治，但是對於周延儒家人欺壓百姓的違法行為也絕不寬縱庇護，堅決查處，繩之以法，毫不徇情。周延儒對其恨之入骨，回道考核時，竟被降俸，佳彪遂以侍養老母為名，告退返歸紹興家中，一直到母親去世。[1]

  崇禎十五年（1642年）冬，彪佳再次被朝廷召用出任河南道御史，又一次走上仕途。他在戰事連連，道路堵塞，天寒地凍，交通不便的情況下，便服束裝踏上充滿艱險泥濘的赴任道路，為的是躲避沿途農民軍的盤查，他的弟弟祁熊彪有這樣一段記述：

  渡河，抵沭陽。知紫禁城戒嚴，士民商賈無一親行者，先生北向號泣：君父有難，生死以之，吾計決也。戎服介馬，攜乾糧，歷經艱苦，入都門，都中人咸謂先生從天而降耶。

  他上任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請留劉念台和金正樞。據王思任《祁忠敏公年譜》記載：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是先生赴召時，總憲（左都御史正二品）劉念台先生、副憲（左副都御史從二品）張二無先生、僉憲（僉都御史正四品）金正樞，皆正人表率。先生喜澄清有機，至都，劉、金二公以直諫遣，先生即上疏請留清望直臣，表率群僚。上怒甚，則諸臣回奏，先生復上釋聖怒，以開言路疏，終不可挽。張公又多病，先生處勢孤，而自任益力。

  這是指祁彪佳被召到北京準備出任河南道御史時，當時朝中主管監察的幾位掌管都察院大員都是清流士大夫的代表，劉念台、金正樞因為直言進諫而遭遣歸，祁彪佳剛上任就上疏請留，不僅沒有奏效，反而觸怒了崇禎帝。此時的形勢對祁彪佳已十分不利，但祁彪佳沒有選擇明哲保身保持緘默，而是在左副都御史張二無身體不好，一人處於孤掌難鳴的情況下「自任益力」，這表明了他強烈的道德勇氣和剛正不阿的處世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擔當精神。

  除此之外，最能顯示祁彪佳剛烈正直的處世態度的事例是他疏糾吳昌時。崇禎十三年到十六年（1640―1643年）年間，正是周廷儒再度把持朝政的時期，祁彪佳因為巡按蘇、松查處宜興民亂得罪了周延儒。而吳昌時卻與周廷儒的關係非同一般。周廷儒的再次為相，得到了東林黨及其復社人士的大力支持，吳昌時就是自命清流的復社元老，是復社領袖張溥的好朋友。《明史》中記載，張溥通過吳昌時遊說周廷儒：「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也就是說周延儒的再任首輔是某種官場權錢交易的結果，吏治的腐敗已經延伸到了自命清流的東林黨和復社人士內部。吳昌時成為搭建周廷儒與東林、復社人士的橋樑。

  吳昌時原來是禮部儀制司主事，由於幫助周廷儒結交內侍，使其再度成為首輔，因此而獲得首輔的寵信。老周準備將吳昌時由禮部調往掌握幹部推薦任免大權的吏部。周暗示吏部尚書鄭三俊具體辦理調動事宜，鄭三俊徵詢老鄉徐石麒意見，徐答「君子也」。於是鄭三俊就向皇上推薦吳昌時出任吏部文選司主事，其實「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2]

  徐石麒是害怕吳昌時心機太深，故意誇獎他的。吳倚仗周延儒的權勢，實際行使文選司郎中（司長）的責權。吳昌時雖然是復社元老，但為官之時，卻斂財納賄，貪得無厭，把持朝權，手段陰毒，朝中官員對他十分憤恨，但因懼怕當權的周廷儒，無人敢彈劾吳昌時。皆因為吳昌時是首輔周廷儒的朋黨。

  朝廷官員常常通過吳昌時來賄買首輔，獲取重要的官位。按照舊例：向朝廷推薦官員，必須經過吏部尚書擬文向上報送。「昌時以私意，竟推六員」實際架空了組織部長，直接通過內閣首輔向皇上推薦」。但是這位權勢熏天的人物有一道繞不過去的坎，就是都察院掌管官員考察的右僉都御史祁彪佳。小祁是一位油鹽不進認死理講原則的人，沒有都察院的考評意見，吏部的推薦是不符合官場程序的，難以在皇上面前通得過。老吳就得在私下裡做小祁的工作。

  崇禎十六年（1643年），吏部吳昌時依附周首輔經營著文選司。崇禎帝命令將一些地方官員調入京城大理寺和都察院任職，六部任職的官員調到地方擔任總督、巡撫等職務。掌管吏部文選司的吳昌時認為是一次撈錢沽權、擴大勢力範圍、培植親信的好機會。藉此機會他可以籠懾人心結黨營私。台省舊例外轉者應是二人，他私下頓增至八人。也就是說，吳昌時藉手中的權柄，以籠絡私人，排斥異己，有意識多報人選。「時舉朝方懾首輔，並懾昌時。」

  在這樣的情勢下，祁彪佳卻毅然頂著周、吳二人的囂張氣焰而上。在其日記中記載：「三月十六日，吳來之（昌時字來之）至，以會推南大司農少司馬（南方諸省總督、巡撫）新設江督（兩江總督）、沅撫（湖南巡撫）、楚撫（湖北巡撫）、秦撫（陝西巡撫）五缺來商予，又與力爭衙門之外轉，請以身當之，其言甚厲。」

  王思任《祁忠敏公年譜》也記載：祁彪佳對吳昌時說，皇上的意思是為了鍛鍊人才，並非簡單將官員外放。我們首次實行這樣輪換，請你先進行試點，可破除重中央各部，輕視外面各省的陳舊積見，但是推行之，宜循序漸進，不宜貿然實施，恐讓朝中聽起來比較突然，有傷國體。吳昌時當時聽了，也表示同意。並答應了祁彪佳的要求。

  不過吳昌時在祁彪佳面前的表態，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仍然我行我素。祁彪佳日記記載：「三月二十四日，見太宰（指首輔周延儒）書，允許科道陸續推升，以為來之（吳昌時）調停。後知予衙門已推至六員也，不知其反覆變換，適吳來之至，予乃面折之，直叱其立威招權，其惟惟謝罪耳。」祁彪佳不顧周延儒來書調停，不僅當面斥責吳昌時的立威招權，而且接連上疏彈劾吳昌時，「因連疏明職掌，並言昌時奸邪」。當時朝中同僚都深為祁彪佳憂慮，認為他這樣做是「取禍之道」。「時舉朝方懾首輔，並懾昌時，多為先生危者，先生不顧也。」也就是說，舉朝官員均害怕周延儒，也怕吳昌時，見到祁彪佳當庭痛斥吳昌時，皆害怕得吐著舌頭遠遠避開。此時祁彪佳剛剛上疏留任掌院劉公，正為皇帝所猜忌，現在又得罪周延儒的私黨，他所處的環境愈加險惡了。但是也就在此時，皇帝對吳昌時的做法開始產生了懷疑。

  祁彪佳的處世立場沒有因為極大的危險和壓力而有任何改變，他不曾有絲毫退縮。正如劉念台對他的評價：「於邪正之關，頗能扼定，有功世道不淺。」「次年參預考察官吏大計，一秉至公，無敢以一錢一簡至其門，輿論大服。」也就是說在參與對於幹部的考察中，相關人員攝於祁彪佳的公正清廉沒有人敢於送錢送物上門賄賂他，官場輿論對他十分服氣。這正是對祁彪佳剛正人格的真實寫照。然而，這種一塵不染的監察官員，對於早已是貪腐蔓延朋比為奸的官場是不待見的，所謂「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坦蕩之君子遭到戚戚之小人的排斥在朝綱紊亂的政治昏暗時期幾乎是常態，不管是自我標榜的清流，亦或是被目為閹黨的邪惡之輩都不能擺脫體制的囚籠而潔身自好。潔身自好的君子不見容於日益腐敗墮落的體制。相比之下，體制卻更像是孕育綠藻的池塘，池塘遍布綠藻，那池死水中僅存的一絲鮮活空氣將被帝王的專橫和姦邪的囂張而屏蔽，那些猥瑣卑鄙的吳昌時之流反而顯得如魚得水，滋潤地活得瀟灑自如。那池死水終將被腐草和爛泥充塞，在腐臭中乾涸覆滅。涸澤之中魚龍皆死，這就是歷史的選擇，非人力可以回天，即使如同劉宗周、黃道周、祁彪佳這樣的孤臣孽子，因為整個帝國均被貪腐所綁架，豈人力可拉回已向懸崖迅速滑落的戰車，他們只能和帝國一起殉葬，完成自己剛烈人格的塑造。

  祁彪佳的性格明顯是不見容於京城官場的，那就打發他去留都，不久祁彪佳就被改任南京畿道。估計是在朝中工作不順利，心情不舒暢，祁彪佳在升官之後，卻高興不起來，他請辭官職，皇帝不允許，只好勉強去南京就任。他借赴履新職之機會，順道返鄉，回家去探親。這一探親見到老婆孩子和即將竣工的園林，他就不想再回到渾濁齷齪的官場去了。這時大明帝國也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

  [1] 見《明史·卷二百七十五·列傳一百六十三·祁彪佳》，線裝書局，第1483頁。

  [2] 見計六奇著：《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年，第3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