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雨欲來四顧重兵圍

  朝堂里的窩裡鬥，大部分在大臣們彬彬有禮的面紗之下，暗潮洶湧不露聲色圍繞著皇帝臉色進行著。除了皇帝有了明確的政治傾向後，才開始明火執仗起來。因為帝國在朝堂上議事，在一般情況下是實施「言者無罪」的開明政策的，尤其是對於台諫的言官更是有著「風聞言事」的特殊優惠政策，以鼓勵廣開言路，在彈劾大臣劣跡方面有著較大的言論自由，也算著一種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大臣權力的制約。

  然而，誠如孔夫子所言，在政治清明的有道之世當大官是一種榮耀，而在無道之世有道德的人是應該退隱而獨善其身的，這說明了知識分子的「達則兼濟天下，窮者則獨善其身」不為名利地位所左右潔身自好的價值理念。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一是暴政惡政當頭絕不助紂為虐；二是在王朝即將傾覆在大牆倒塌之際，不至於危及自身，顯示了儒家精明的自我保全之策。而鼎移祚變前夕，朝廷綱常的內部鬆動，導致了黨爭的激烈，進一步加速了帝國覆滅的速度。

  崇禎十年以前，朝中權臣溫體仁一黨同復社的鬥爭尚未在明面上爆發。雙方表面上看相安無事，但暗中的較勁一直未停止過。表面的風平浪靜，深水的暗潮洶湧，各自都是潛流中的游魚，必然在適當的時候掀起新一波的滔天巨浪。溫體仁一黨是在朝堂上惡虎，虎視眈眈地瞄準著復社文人的一舉一動，伺機反撲撕咬。老溫常常與蔡亦琛、薛國觀密謀如何找茬整垮復社，加害復社人士。

  張溥雖然閒居在家，也是狼眼環視四周，通過各地的復社關係搜集溫體仁家族種種在家鄉違法亂紀的事實。尤其是一些家在浙江吳興一帶的弟子來到太倉，給他講述溫氏子弟橫暴鄉里，招權納貨的行徑，他聽後，常常和朋友們當成笑話談起，以揭穿溫氏表面上廉潔奉法的虛偽嘴臉。而他們的笑談往往又流傳開去，讓溫體仁得知，這樣雙方的矛盾更加尖銳。[1]崇禎九年（1636年）一系列看似意外事件的發生，終於使得溫體仁等人認為已經找到對於復社下手的機會。這一年二月，淮安衛武舉人陳啟新越級向朝廷上書言事，正逢崇禎皇帝欲想廣開言路，於是陳啟新破格擢拔，拜為吏科給事中。陳的驟然高升，引起人們的羨慕，不少輕浮燥進之徒競相效仿以圖幸進。

  溫體仁趁此機會，將原常熟縣小吏陳履謙、張漢儒召至京城，秘密授意讓他們告發前禮部侍郎錢謙益和科臣瞿式耜居鄉貪肆不法。攻訐二臣：

  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操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為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應門生故舊列於要津，鳴冤無地；患干豪奴滿於道路，泄憤何從。[2]

  也就是說，這兩個老王八蛋，在家鄉橫行霸道，根據自己喜歡和討厭把控人才升遷和罷黜的權力，以賄賂多少操縱江南人民的生死之權柄。這兩個傢伙親戚黨羽，沒有一個不是奸詐之徒，他們和商販相勾結，以貿易為名裡通外國；甚至侵吞國庫銀兩，危及國家安全；將自己的學生和親友安排在重要崗位，使得老百姓無處申冤；他們的心腹和惡奴布滿道路，人們連發泄憤怒的地方都沒有。

  上書言辭誇張刻毒，將錢、瞿二人描寫得十惡不赦，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這位刁民陳履謙與人爭奪田產，曾經求助於錢、瞿兩位大佬說情，遭到拒絕，因而懷恨在心，遂唆使張漢儒出面無中生有捏造事實出面告發。錢、瞿與復社關係密切，溫體仁最恨東林黨大佬錢謙益，他想一箭雙鵰，先置錢、瞿於法，然後再興復社之獄。

  這一年三月，太倉人陸文聲上書訐告復社領袖之一的張采。陸本身是街頭小混混屬於奸詐小人一流，曾經花錢買了一個監生的身份，為復社士人所不齒，又企圖以行賄鑽進復社，理所當然被拒絕，後來又受到了張采的叱罵毆打，一直懷恨在心。當他知道溫體仁當國時，就悄悄進京狀告張采。陸文聲與張漢儒住在同一旅社，由張連夜介紹先去見了兵科給事中薛國觀，薛先將疏稿面呈兵部侍郎蔡亦琛，由蔡轉呈首輔溫體仁。溫體仁對於張采不甚熟悉，兩人素無夙怨，便說：「誰是張采？不過一鄉下學究罷了，不值得奏明聖上。現在朝廷急於要辦的是張溥，如果能一併彈劾張溥，就定會和陳啟新一樣授給予上告者官職。」蔡將此話轉告給陸。陸於是改為參疏庶吉士張溥、前任臨川知縣張采兩人創立復社以亂天下。他的上書中羅列了張溥、張采的罪狀有十多條，上綱上線幾乎為亂國集團。

  陸文聲疏奏指控：風俗之弊，皆源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來亂天下。根據陸世儀《復社紀事卷四》記載，陸文聲和張采原來都是太倉貢士周文潛的學生，張采先中進士，陸文聲後成貢生，兩人對於鄉中建設和弊政經常提出建議，鄉里晉坤「獨信受先（張采），言聽計從」。這時張采準備舉報鄉里一姓陶惡人。陸文聲在張采書房偷偷看到舉報信後向陶告密，姓陶的小子來找張采自我辯解。張採為人脾氣暴躁，知道是陸所為，抓住陸文聲暴打一頓。陸受辱不過遂去京城告發張采。他找到的是太倉同鄉太常寺少卿王時敏，由王引薦去見了溫體仁。溫體仁抓住這兩件事，利用崇禎皇帝對復社心存疑慮的心理，蓄意誇大案情，根據這些撲風捉影的誣陷，假借崇禎皇帝的名義擬旨抓捕錢謙益、瞿式耜，將他們投入刑部大獄，嚴令徹底究查復社。

  

  朝廷對於復社的嚴厲態度召來一些落井下石者。崇禎十年二月，原蘇州通判周之夔，因與張溥、張采有夙怨，揣摩附會首輔之意圖，入京伏闕上《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牟、朋黨誣旨疏》，疏中說：

  溥、釆自誇社集之日，維舟六七里、阻道六百人，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兄弟盡號常侍、天王；同己者雖盜跖亦曰聲氣，異己者雖曾、閔亦曰逆邪。下至娼優隸卒、無賴雜流，盡收為羽翊。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進身；有司不入社，必不得安位。每一番歲科、一番舉劾，照溥、釆操權飽壑；孤寒飲泣，惡已彰聞，猶為壅蔽。臣恐東南半壁，從此不可治矣！其它婪場弊、窩盜賊、詐鄉民，有證據之贓已累巨萬。

  疏中最後懇求皇上：

  伏望皇上立奮乾綱，大破黨局，提張溥、張釆與臣面鞫得實，乞斬溥、釆以謝朝廷，並斬臣以謝朋黨！

  周之夔擺出一副為國鋤奸視死如歸的架勢，誓與亂國朋黨復社決一死戰。他還用黃紙大字書寫吳偉業、黃道周、陳子龍、夏允彝的姓名，誣告這幾人奉二張之命，用數萬金賄賂、交結東廠。不久，又有無名氏託名徐懷丹，作復社十大罪檄文，謂「復社之主為張溥、佐為張采，下亂群情，上搖國是，禍變日深」。檄文中羅織二張「舉其十罪，開訴四方」：一曰僭擬天王；二曰妄稱先聖；三曰煽聚朋黨；四曰妨賢樹權；五曰招集匪人；六曰傷風敗俗；七曰謗訕橫議；八曰污壞品行；九曰竊位失節；十曰召寇致災。

  這位自稱嘉定徐懷丹者起草的檄文，洋洋數千言，以四六駢文體，引經據典，文采斐然，慷慨陳詞，一副忠君報國嘴臉，八方漫漶傳播，頗能蠱惑人心，然而其中羅列的罪名大都捕風捉影，羅織擴張。最後這位徐丹懷呼籲：

  嗚呼！牛、李興而唐不振，蜀、洛甬而宋以衰；朋黨之禍，自古有之。實因族類太別，則好惡恆僻；志氣既乖，則爭鬥必紛。積輕成重，羽可覆舟；上誤君父，下悖物情。況以越州踰郡之眾、諸教雜流之技、誣罔驕狠之習、險詐諂鄙之謀，相率推戴！此狂妄之溥、釆閉賢路、絕公道、布爪牙、恣貪詭，靡人不有、靡凶不為。雖社稷靈長之福萬代無窮，亦豈堪此輩朘削乎！是真當痛哭流涕而急以上聞者也。某等草昧疏賤，忠憤自矢。伏讀制書嚴切，仰望鋤奸誅叛、激濁揚清不得更容逆黨，永長亂源。如其有此，則君子之道終消，治理殆不可復。非志士裂冠毀冕之日，即忠臣忘生厲節之秋；當不憚君門萬里，要斧鑕而鳴其罪矣！特此露布，以彰公討。至於吞婪武斷、耗弊鄉曲，又通行之惡，非賊國之源；無重爰書，何堪毫舉哉！

  此文實在使人聯想到明末黨爭的不擇手段，罔顧事實一心想把對手置於死地而後快的殘酷，使人聯想到這篇文章出籠的背景有著朝廷中內閣總理大臣溫體仁的陰影。聲討的調門越來越高，復社的罪名越來越重。這些上書者於復社各懷私怨，但對於溫氏一黨來說，無疑捷報頻傳，只差最後一擊即可大獲全勝。然而，百密一疏，戲演得太過分就顯得虛假了。面對生死之爭，復社唯有背水一戰，復社人士上下同心，朝野協力，運用可能的機會疏參溫相無有虛日。

  加上這一年的科考復社再次奏捷，顯示了復社的實力：「丁丑殿試，狀元為劉同升、榜眼為陳之遴、探花為趙士春，皆復社中人也。」這可是皇上親手選拔的人才呢。榜眼陳之遴的兒子後來成了吳梅生的二女婿。他們成了兒女親家。

  復社畢竟樹大根深，在官場上下均有龐大的網絡，實力依然不可低估。而老溫平時專橫跋扈樹敵不少，在「窮就復社」的聖旨下達後，遭到了下屬的變相抵制，或者故意拖著不辦。下達江南提學倪元珙主辦，老倪推給兵備參議馮元颺，老馮又推給了太倉知州周連仲，遷延日久，一直沒有下文。老溫有以皇帝名義下旨切責老倪，老倪乾脆上書為復社辯解，評功擺好，反將了朝廷一軍。據計六奇《明史北略》載：

  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易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於婁東，故借復社為名耳。」

  也就是說，這位蘇、松提學大人，竭力反駁陸文聲的胡言亂語，稱讚復社實在是我東吳大地最為優秀、最著名的學術團體。這些社團精英對帝國忠誠，言行講究品性道德，講述《易經》，談論《四書》，互相琢磨，共同砥礪，文章講究先有正氣，追求聖賢良好品格，實在是無愧於儒學名教。至於陸文聲這個傢伙原來在太倉就幹了不少壞事，名聲很不好，只是借誣告復社來來牟取個人利益而已。太倉知州周中璉乾脆上書倪元珙說復社張采、張溥「無罪可指，（陸）文聲被罪潛逃，母服未終，匿喪謁選，今又借端誣陷，罪不可宥。」知州這道上書，不僅說二張無罪，而且指陸文聲是個潛逃的大逆不道之徒，母親去世隱匿不報，丁憂服喪未滿，又去參加科考，如今又去藉故誣陷，實在罪不可恕。

  倪元珙綜合這些下屬的回告，寫成自己的奏疏回告朝廷，實際是徹底將攻擊復社的那些上疏檄文擰了個，意思很明白朝廷受了太倉一個小混混的蒙蔽，將一個原本十分優秀的知識分子社團誣陷為反帝國集團，實在太過荒謬。話雖然未說得那麼明白，但是微言大義十分清楚，他是為這個精英集團在辯誣。這使得溫體仁和皇上都很下不了台，但是倪元珙和他的堂弟倪元璐也是當時的翰林院右庶子，皇帝的侍講學士，都是越東名臣，朝廷有名的直臣循吏，在朝野均有很高的聲望。而且這兩人都是當年閹黨的死對頭，力主為東林伸冤的大臣。

  倪元珙為復社的直言亢告，雖使皇上很不舒服，但是溫體仁連發兩大案的動機也使得崇禎皇帝產生了懷疑。為了面子崇禎就譴責倪元珙為復社掩飾，將其由江南提學御史蘇松學政降為光祿寺錄事，但是不久就升為光祿寺少卿，等於變相又升了官。倪元珙去職貶官，老溫責成繼任者張鳳翮查究復社之事，張鳳翮照樣拖延不報，溫體仁等人無計可施，因此復社的查處暫時擱淺。

  [1] 見《吳梅村全集·中·復社記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02頁。

  [2] 見計六奇著：《明季北略·卷十三》，中華書局，第2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