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牛刀小試失意歸去再掀巨浪

  進入仕途，也就意味著一腳踏進王朝政治的官場之門。門外體面光鮮，袍服錦繡，儀仗肅穆，八面威風；門內藏污納垢，明爭暗鬥，你死我活，暗潮洶湧。這條道路遠未有這些懷揣崇高理想準備正風肅綱、致君澤民、激濁揚清的年輕官員想像的那般平坦。在考中進士初期的歡宴應酬結束之後，面臨著的是朝廷殘酷的政治鬥爭。而明末畸形的政治也早已脫離儒學常理和官場道德規範變得異常複雜而殘酷。張溥那帶著幾分孤傲和群團領袖狂妄的氣質，自然很難適應官場的鉤心斗角，互相傾軋。

  帝國的危機除了來自於農民起義和後金的不斷入侵，還來自於永無休止的官僚集團內部的黨派鬥爭。魏忠賢倒台之後，在崇禎皇帝的極力主張下，擬定了一個200多人的附逆名單，閹黨遭到致命打擊，東林黨隨之抬頭。黨派鬥爭一直延續到普通文士，復社從成立起就明確表明要繼承東林黨人衣缽，互相以東林氣節相砥礪，十分關心政治。這些人有張溥和吳偉業以及一批進入朝廷政治的復社才俊，包括陳子龍、吳繼善等新晉官員。作為翰林院的低級文官，農民起義和後金入侵不在本職範圍之內，而黨派之爭，卻不管你什麼職務，幾乎任何人無法逍遙其外。張溥和吳偉業從立朝之初就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這種鬥爭，一下子處於風口浪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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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中與東林、復社作對的主要是溫體仁。《明史·奸臣傳·溫體仁傳》記載：

  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崇禎初遷尚書，協理詹士府事。為人外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1]

  老溫天啟時曾經巴結、逢迎閹黨，崇禎時，魏忠賢遺黨一心盼望著他能夠「翻逆案，攻東林」。因此老溫成了復社人士極力反對的人物。張溥暗中收集了溫體仁交集宦官、結黨營私、援引同鄉等等違背朝廷法度的劣行，寫成疏稿，交吳偉業叫他上奏。因為吳偉業畢竟是朝廷七品命官，而張溥只是翰林院實習官品軼不入流無資格上書。但吳偉業對朝局尚不熟悉，以一名剛剛上任的小小編修驟然參奏次輔，內心不免膽怯，未敢貿然行事。當時老溫一黨中為其「主持門戶，操控線索」的是大理寺少卿蔡亦琛。吳偉業難違師命，於是將彈劾老溫的奏章，改頭換面，變成了彈劾蔡亦琛的奏章，參了蔡一本。結果還是惹得溫體仁大怒，欲重重處置吳偉業和張溥。首輔周延儒曲意為吳、張回護開脫，才得以無事。（見陸世儀《復社紀略》）從此，吳偉業便被視為復社在朝廷中的代表人物，成為老溫一黨的死對頭，這樣從崇禎朝一直延續到弘光朝被挾裹在黨爭的旋渦中難以解脫。[2]

  正當吳偉業得罪溫體仁、蔡亦琛，溫蔡一黨伺機報復時，吳偉業回家娶妻的請求得到崇禎皇帝批准，並「賜馳節還里門」，他以少年高第，又獲欽賜歸娶，可謂「大登科後小登科」，占盡無限風光。張溥有《送吳俊公歸娶》詩曰：

  孝悌相成靜亦娛，遭逢偶爾未懸殊。

  人間好事盡歸子，日下清名不愧儒。

  富貴無忘家室始，聖賢可學有朋須。

  行時襆被猶衣錦，偏避金銀似我愚。

  他的際遇令天下士子羨慕不已，知名度也大大提高，其本人也感到無比榮耀。他把崇禎帝在試卷上的褒獎和賜假歸娶看成是曠世之恩，銘刻在心。崇禎五年春，吳偉業成婚，妻子郁氏是當地名門，婚禮盛況空前，太倉城熱鬧非凡，前來祝賀的人絡繹不絕，晚上燈火夾市，燦如白晝。有著名文學家、畫家陳繼儒賦詩祝賀曰：

  詔容歸娶主恩私，何羨盈門百輛時。

  顧影采鸞窺寶鏡，銜書青鳥下瑤池。

  侍兒燭引燃藜火，宰相衣傳補袞絲。

  珍重千秋惇史筆，多情莫念畫雙眉。

  既描繪了婚禮的隆重風光，又對他的仕途寄於厚望，並希望他不要陶醉於小家庭的恩愛，要珍重詞臣的地位，盡到千秋史筆的責任。

  吳偉業一走，張溥就成為老溫一黨攻擊的目標，他捲入了首輔周延儒和次輔溫體仁之間的黨爭越陷越深，惡性循環難以自拔。恰在這時候，他的老父親因病去世，他才循例回鄉丁憂，歸葬父親。也就是吳偉業在朝廷立足不到半年，回鄉迎娶媳婦。張溥在朝廷不到一年，回家埋葬父親。他們在官場的牛刀小試，即碰得焦頭爛額，好在都有正當的理由抽身退步，離開是非之地。回到家鄉他們就猶如蛟龍入滄海，在家鄉乃至南方數省又掀起了滔天巨浪。

  儘管張溥在官場上失意而歸，但他和復社的名氣卻在民間炒作得如日中天。社會上一般人並不知道他「告假」內幕，一心只想加入復社博取功利，遇上他這次出京，更加容易親近的機會，越發蜂擁而來，簡直把張溥和吳偉業兩人捧上了天。

  他們兩人雙雙回到了家鄉太倉，於崇禎癸酉年（1633年）春天召開復社第三次大會，刊行《國表社集》問世。

  據《復社紀略》記載：吳偉業以張溥的學生，在會試、殿試連連奏捷，奪得會元和榜眼，而且欽賜歸娶，獲得天下之榮耀。於是大家都傳說是凡士子拜張溥為師必然很快能夠出人頭地。恰逢此時張溥丁憂告假歸，沿京杭運河他的官船無論航行到哪裡，必然有人趨之如騖。有不少讀書人夾帶著自己的文章前來投靠，幾乎沒有一天有空閒的。到達家鄉太倉，四方學子門徒群集，海內學者爭相拜訪，經常是高朋滿座。張家的喪事簡直辦成了喜事。老爹的去世反而成了張溥擴張組織製造影響的藉口，於是他和吳偉業緊鑼密鼓地利用在野的機會開始籌辦第三次復社大會。這次會議的召開他們進行了精心的準備，組織工作更加細緻嚴密。

  張溥為了約定各地分社社長參加虎丘大會，先期廣為散發傳單，對復社進行宣傳。到了虎丘大會那天，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連山東、山西、江西、湖廣、福建等遙遠之地的書生們都絡繹不絕地搭乘車船趕來參加大會，與會者多達數千人。以至於虎丘山雲岩寺的大雄寶殿都待不下了，會議只能移至與山路相接的千人大磐石召開。磐石廣闊達數畝，平坦如砥，高下如削刻，空間十分開闊。傳說吳王闔閭將墓修好後，以看鶴舞為名將千名工匠誘騙到此在巨石上將人殺盡。巨石背後春梅點點桃花灼灼簇擁著高高的虎丘斜塔，雖然有些傾斜卻象徵著明末中國第一大文社的勃勃生機，他們的事業就像這九層高塔那般在這裡豎起達到頂峰。此刻的生公台、千人石鱗次櫛比布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如同過江之鯽往來如織，當然也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加上遊人圍觀，聲勢浩大，蔚為壯觀，實在為大明朝開國近三百年來前所未有，這種民間知識分子的大型聚會就在以後也是絕無僅有的。[3]張溥是這次聚會的中心人物，而吳偉業的地位也非前兩次可比，第一次他還是一個秀才，第二次剛剛中舉，而這一次他已經是「連捷會元、鼎甲」，並且以朝廷官員身份參加，自然成為大會一顆耀眼的明星。他作為復社成員以在科舉之路上的成功的典型人物出現，自然是聚光燈下的焦點，作為復社人才培養搖籃誕生的典範，很有示範作用。張溥和吳偉業在贏得羨慕目光的同時，附會了許多復社真真假假的傳說。

  在一個權力神秘運作的國家，公眾沒有信息權的共享機制，小道消息的傳播，往往成為民眾獲取信息的來源，而這些正是張溥所需要的，也是導致復社名譽受到污染的致命傷。因為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為復社的聲譽帶來意想不到的推動能量，同時掩蓋了復社在運作政治權力擴張中的腐敗行為，成為藏污納垢的遮羞布。既然如此，盡可放任傳播而不加澄清，專制集權下的民眾是好愚弄的，輕信和迷信是他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虎丘大會之後，復社的勢力在真假消息的流竄中繼續像是野火那般熊熊燃燒而且肆無忌憚。明人周同谷在《霜猿集》中說：

  婁東月旦品時賢，社譜門生有七千。

  天子徒勞分座主，兩闈名姓已成編。

  周同谷自注說明：婁東（太倉）的庶吉士張溥這傢伙，創導復社攀附東林為榜樣，一時文人學士競相歸附，門生多達七千多人。朝廷的春秋兩次科舉考試，皇帝只是分配座主也就是正副考官，各科房師；而誰當解元、會元和科考的魁主，誰先誰後，這位張庶常已經編定了次序，並且一無遺漏。主考官和房師不是門下學生就是東林黨人，只等張溥這傢伙一句話就揭榜。

  一干想要靠他的關係走科考後門的人推波助瀾，把他門下的一乾子弟稱為四配、十哲，他的諸弟則被稱為東漢閹黨「十常侍」。上門請託的鑽營之人則更多，這幫人帶著大批銀兩，僅由張溥的五個門生號稱「五狗」的管道私下聯絡，談定條件，支付銀兩，買賣科考名額，生意火紅，張溥自也獲利不少。張溥則為這些自稱門生的孝敬銀兩的人提供了「保證考取」的服務。由於他的盛名和復社的勢力，考試的主考官不是他的好朋友，就是復社社員，對於他所開出的名單少有不全收的；即便有少數不買帳的主考官，他也有辦法直通京師權貴，使他們更換錄取名單，甚至有辦法運作讓不聽話的主考官受到處罰而調職、去官。看上去嚴格嚴密公正公平的帝國考試制度，在張溥人脈資源和金錢潛規則下已經動搖。士子們都是帝國的儲備人才，科舉考試本是國家選才制度，人才人心被腐蝕，選才制度被破壞，帝國的執政基礎已經動搖。《復社紀略》直接指出：

  局外者復值歲科試輒私擬等科名次，及榜發十不失一，所以為弟子者，爭欲入社；為父兄者，亦莫不樂其子弟入社；迨至付麗者久，應求者廣，才俊有文，倜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則啫名躁進，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竄子其中矣。

  而這就是自命帝國棟樑的復社領袖所作所為，張溥為了自己釣名沽譽，培植私黨，營私牟利儼然將自己的私宅變成了地下考試院。

  這些傳說雖然不完全準確，卻也並非空穴來風，明代科考制度雖然向稱嚴密，但是在官場縱橫交錯的朋黨網絡下也會鬆動。所以周同谷說張溥「大為孤寒之患」，也就是說張溥如同孤松那般獨立於寒冷的冬季，迎接他的必然是暴風雪的襲擊。這就有點「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意味了。於是有些傳言更加可怕了，說是那些縣試府試的童生考秀才錄取一名是「紋銀一百二十兩，皆為黨人壅塞也」。可惜張溥等人卻依然沉侵在民間虛幻擁戴的盛名中沉睡不知甦醒。

  民間力量的興起必然是以專制王權和官僚體制的朝綱墮落為前提的，復社領袖的登高一呼天下士子云集，本質上和農民起義揭竿而起道理共通，是朝廷權威的衰落，王權政治的式微。當然李自成、張獻忠是為了推翻政權自己當皇帝，所以是推牆派；而張溥、張采等人和前輩東林黨人是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看到了王朝政治的弊端，從維護王權的角度出發，希望朝政可以通過改良而達到儒家政通人和的局面，本質是補天的改良派。只是王朝政治已經走向末路，作為知識分子他們已經回天無力，只能坐視江山滅亡，或者當義士殉節，或者成遺民當學者，即使當了貳臣，內心仍然非常痛苦。民間力量的勃興，即使是耿懷忠肝義膽，也是對於王朝政治和官僚體制的威脅，並不為當政者所容忍。因為專制權力本身是隨心所欲而不受制約的權力壟斷者，尤其是民間勢力的崛起者，原是俯首帖耳的家臣，怎能變成政治權力的操控者？尤其是主導輿論的知識分子獨立組織的出現，對於大一統帝國已然是某種異己的威脅力量。只是局限於內憂外患的現實，當局者暫時騰不出手來收拾張溥這類具有獨立意識也具有政治野心的儒家知識分子而已。

  晚明時期，王朝政治已經千瘡百孔而難以修復，一切的制度已經完全被扭曲變形，包括朝中大員和在野知識分子的靈魂。政治的黑暗與社會的腐敗已經病入膏肓，黨爭只是其中的表現形式，是王朝覆滅前統治集團內部四分五裂的象徵，皇帝的意圖已經很難全面準確地貫徹，因為整架機器已經腐朽，很難正常運轉。內部的消耗抵消了帝國運作的合力和動力，這是坐視滅亡的先兆。

  當時的張溥只是利用了這些傳播很廣的流言，借力造勢做大自己的組織，至於捲入朝廷派系的政爭，墮入那個污水橫流黑洞是後來的事。這一切可以說是整個王朝政治的結構性腐敗導致的必然結果，是權力功利對於人心人性的戕害。至於幾次科考復社人員所取得的成就，本身或許是這些處於末世知識分子的優秀，並不完全是人脈資源滲透的結果。明末的歷史發展證明了復社的優秀人才在當時舉國上下君臣昏聵的當下，他們確實也是出類拔萃的。真正充當清廷「帶路黨」的漢奸幾乎沒有，即使被逼投降了的貳臣錢謙益和吳偉業也是內心無比痛苦，一直背負沉重的心靈十字架走向人生終點。

  當然處於事業巔峰狀態的張溥只有得意洋洋地忘乎所以，而絲毫也沒有豺狼環伺的政治危機感。民間傳說的神奇性形成巨大的輿論場，如同吸盤那樣使得攀附復社的人越來越多。人人以爭當復社社員為榮，虛榮心中潛藏著明確的功利目的，於是難免泥沙俱下，不少沽名釣譽之徒，投機鑽營之輩也流竄於復社中間，反而敗壞了復社的名聲。

  張溥此刻卻洋洋得意陶醉在虛名之間，陸世儀在《復社紀略》中明確記載：「溥亦以闕里自擬。」「闕里」是孔老夫子的故居。顯然忘乎所以的張溥已經狂妄地以孔老夫子自居了。

  復社勢力的急速膨脹，招惹來與之作對的官僚階層更深的恐懼和嫉恨，而那些被復社拒之門外的士子和地方官吏也懷恨在心，兩股勢力的合流和朝廷反東林勢力的沆瀣一氣，很快造成對於復社的清算和打擊。

  [1] 見《明史》，線裝書局，第1689頁。

  [2] 見《吳梅村全集·下·附錄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34頁。

  [3] 見《吳梅村全集·附錄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