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侯朝宗情緣桃花扇

  余澹心在《板橋雜記》中記載的李香君寥寥數語，神態畢現：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俊俏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裡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中為書與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為三絕，由是香盛名於南曲。[1]

  余懷眼中的李香君，是一位皮膚白皙細膩的袖珍型美女，聰明伶俐，標緻活潑，言辭詼諧幽默，善於調節氣氛，於是余懷寫詩贈送。復社名士魏子中（書畫家魏學濂、著名東林黨人魏大中次子）將這首詩題寫在粉壁上，書畫家詩人楊龍友又在旁邊畫上一叢茂盛的蘭花和奇石，當時的人稱之為詩書畫三絕。由是李香的大名開始在秦淮河畔南曲勾欄中傳開了。

  陳維崧是明末復社四公子之一陳貞慧的兒子，他寫了一本書《婦人集》，搜羅明末一代幾乎所有才女，其中就記載了其父有一位青樓女友李貞麗，恰好就是李香君的養母，兩人相差八歲，關係好得情同親生母女。陳大公子在《婦人集》中記載這位個性鮮明青樓鴇母形象卻是十分光鮮動人的，完全顛覆人們對於妓院老鴇的惡劣成見，李貞麗就是一個出身底層有情有義的俠女形象。而他的這些文字其實完全是抄襲了其父的好朋友河南歸德人侯方域的《李姬傳》一文（筆者已大致譯為白話文）：

  李姬這個人，取名李香，是金陵教坊的歌女，她的養母名字叫李貞麗，李老鴇有俠女氣概。經常通宵賭博，攜千兩銀子輸得一乾二淨，卻平靜如常。李香亦有俠氣而且非常聰明，略通文墨知書達理，能夠識別士大夫是否正直賢達。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尤其稱讚她。這母女所交接的人皆為當世豪傑，李老鴇尤其和宜興人（陽羨）陳貞慧要好。李姬為其養女，從小就風姿綽約氣概皎潔而特立獨行。十三歲時，跟隨蘇州崑曲名伶周如松學習湯顯祖的《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四大傳奇，而且能將曲調音節的細微變化盡情地表達出來。她特別擅長高明的《琵琶記》，但是不輕易唱給別人聽。

  河南商丘雪苑社的秀才侯方域，己卯年（崇禎十三年，1640年）來到南京，與李香認識。李姬經常邀請侯相公寫詩，而她則唱曲作為酬謝。當初安徽懷寧人阮大鋮這傢伙因為奉承依附閹黨魏忠賢而被削職，退居金陵，遭到清流人士復社的猛烈抨擊。宜興陳貞慧、貴池吳應箕首先發難，發揭帖揭露他的惡行。阮大鋮不得已，想請侯相公從中斡旋，請自己的好友王將軍出面，每日送來美酒佳肴，陪同侯相公一起吃喝遊玩。李香心生疑慮說道：「王將軍家境貧寒，並不是廣交朋友的人，你何不問一問他呢？」經小侯再三詰問，王將軍於是屏退左右，轉述了阮大鋮的用意。李香私下對小侯說：「我從小跟隨養母與宜興陳貞慧君相識，他品德高尚，還聽說吳應箕君更是鐵骨錚錚。而今他們跟你都十分友好，你怎能為了阮大鋮而背棄這些親朋密友呢！況且公子你出身於世家，在士林頗負名望，怎能去結交阮大鋮這種閹黨餘孽！公子讀遍萬卷詩書，你的見識難道會比不上我這樣卑賤的小女子嗎？」侯公子聽後大聲叫好，從此便故意借醉酒而臥床不見王將軍了，王將軍心裡頗不高興，只得辭別而去，不再同侯公子來往。

  不久，侯相公鄉試落榜，心情沮喪地離開南京返回河南老家。李香在秦淮河邊桃葉渡設宴為他餞行，特地為他演唱了一出《琵琶記》送他上路。李香鼓勵他說：「公子的才華名聲與文章詞采都和東漢學者蔡邕不相上下。蔡中郎雖然學問不差，但是他依附大奸臣董卓難以彌補他品行上的缺陷。這齣《琵琶記》里所描寫的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蔡邕曾經投靠董卓，卻是不可抹殺的事實。公子秉性豪爽不受約束，再加上科場失意，從此一別，相會之期實難預料，但願你能始終自愛，別忘了我為你唱的《琵琶記》！從今以後我也不再演唱了。」

  侯方域離開南京之後，原淮揚巡撫田仰以三百兩黃金為聘，邀請李香見面，李香斷然拒絕。田仰惱羞成怒，便故意製造流言對李香惡意中傷。李香感嘆地說：「田仰難道與阮大鋮有什麼不同嗎？我以往所讚賞侯公子的是什麼？而今如果為貪圖錢財而赴約，那是我背叛了侯公子！」她終於不肯與田仰相見。[2]

  李貞麗的介紹只是為李香鋪墊，卻使得香君形象得到進一步升華。原因是這對青樓母女所交的男朋友皆是學識豐富、出身高貴、節操高潔、容貌俊朗的貴公子，一般的官僚政客、財賈巨商，這些青樓女子根本還看不上眼，不要說臭名昭著閹黨餘孽了，她們的愛憎反而有時會影響那些年輕的復社才俊的立場。

  至此，孔尚任《桃花扇從傳奇》中的人物原型全部登場。畫家楊龍友、復社公子侯方域、吳應箕、冒辟疆、南都名妓李香君、鴇母李貞麗、崑曲名師蘇崑生（周如松）、閹黨餘孽阮大鋮、馬士英等等。該劇背景為險如危卵下的弘光小朝廷醉生夢死的君臣、慷慨悲憤的復社士子和深明大義的勾欄名妓。可謂是一部「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人實事，有憑有據」的大型政治歷史劇。其中以復社名士侯方域和南曲名妓李香君愛情悲歡離合的故事為主線，情景交融中寫盡王朝覆滅後明末士子和江南名姝的情感心路變遷，穿插以小朝廷激烈的黨爭，演繹著千古忠奸博弈的風雲詭譎。作者綜合余懷《板橋雜記》中卷、陳維崧《婦人集》和侯方域《壯悔堂文集·李姬傳》記載，將侯李愛情還原於明末種種社會矛盾的旋渦，二人的離合雖是全劇主線，但是起承轉合莫不與當時的黨爭和朝廷的起落相勾連，侯、李性格的凸顯即在這種時代滄桑巨變的典型環境中逐步深化塑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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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別號岸堂，自署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孔子後裔。他少年時讀書縣北石門山中，已博採南明遺聞，準備寫一本反映南明興亡的戲曲。《桃花扇傳奇》即在他的腦海中反覆醞釀。1684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返經曲阜時，他被推薦到御前講經，受到賞識，由國子監監生的身份，破格提拔國子監博士，後遷之戶部員外郎。1686年，他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參與疏浚黃河入海口的工程，在淮揚一帶生活了三年，結識了冒辟疆、鄧孝威、黃雲、宗元鼎、杜濬、石濤等一批明末遺老和其他一些著名文人。在揚州過梅花嶺，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磯，游秦淮河，過明故宮。還到棲霞山白雲庵拜張瑤星道士。這些生活經歷，加深了他對南明亡國的感慨，廣泛收集了明政權滅亡的種種史料，為其創作《桃花扇》積累了不少素材。所以其作品也就不期然地染就了濃烈的遺民色彩。

  1699年在擔任戶部主事五年後升任戶部廣東司員外郎。也就在此時，經過他精心醞釀苦心打磨的傳奇《桃花扇》如同懷胎十月的成熟嬰兒那般呱呱墜地了，在這個巨嬰落地開始就引起了京城官場和明末遺老們關注，同樣也引起了最高當局康熙皇帝的警覺的目光。一般在官場不去鑽營仕途經濟尤其是官場潛規則而去專注什么小說戲曲之類的旁門左道，追求迎合世風時風，尤其是明末遺民情緒的宣洩，那麼他的仕途也就終結了。由於這部戲曲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會現實的深刻和廣泛性以及它在藝術上的巨大感染力立即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可以說在搬演之際，轟動京城，引得一些明代遺民在觀看該劇後引發共鳴，重新勾起了他們的亡國之痛。據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記載：

  長安之演《桃花扇》者，幾無虛日，獨寄園一席，最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騷人，駢集者座不容膝……，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灺酒闌唏噓而散。」[3]

  在這年深秋的一個晚上，康熙帝派人派內侍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稿本，老孔匆忙中只能從老朋友張平州家中覓得一本，在深更半夜送到內侍府中，送呈御覽。由於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褒揚了史可法、左良玉、黃得功等一批忠臣，諷刺了劉良左、劉澤清、田雄等降清叛將，流露出濃烈的移民感慨和哀思。尤其在《餘韻》中甚至以「開國元勛留狗尾，換朝元老縮龜頭」來形容那些改換清朝裝束為新王朝辦事的官員徐青君等貳臣的醜態，引起了康熙帝及其周圍大臣的不滿，到第二年春天即被罷官。1702年冬天返回曲阜石門山老家。當時以任俠著名的大興學者王源寫序為他送別時說：

  先生以文章博雅重於朝，羽儀當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士無貴賤，挾片長，莫不著折節交之。凡負奇無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先生為歸。先生竭奉錢典衣，時時煮脫粟沽酒，與唱和談，酣嬉慰藉。

  可見孔尚任是一個急公好義的人，不僅文章做得好，為當世推崇，而且為人仗義，待人真誠，是一個不分貴賤等差，凡有一絲特長，願意屈節俯尊相交的禮賢下士之人。對於那些官場不得志奇才異士，都喜歡和他交往，他就是竭盡所能借錢典當衣物，也經常買酒囑煮飯，和他們相交往。詩詞酬唱高談闊論，借歡樂的氣氛給予朋友以心理上慰藉。這樣狂狷講義氣的才士，專制統治者是不待見的。孔尚任在留別康熙朝學者、刑部尚書王世禎的詩中悲憤地表示：

  揮淚酬知己，歌騷問上天。真嫌芳草穢，未信美人妍。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傑出的戲劇家孔尚任病死故鄉，時年七十歲。他的《桃花扇傳奇》卻流傳千古，至今傳唱不歇。他那效屈原《楚辭》之意，以芳草美人比喻崇高節操、美好理想的秦淮歌姬李香君成為人們永久歌頌仰慕的對象。儘管只是一個來自以生活，經過藝術典型化的人物，卻是人們心目中一首傳唱永久的美好詩篇。

  李香君和侯方域俱為作者表彰獎掖的正面形象，但是兩人在孔尚任的審美天平上是並不平衡的，顯然「香墜兒」的分量要更加偏重些。其中書畫家楊龍友的形象更像是一個插科打諢的串場小丑，這與歷史上楊文驄的形象相去甚遠，誰叫你是馬士英的老鄉兼妹夫，阮大鬍子朋友。人家劇作家也只能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地進行虛構了，將你寫成了阮大鬍子企圖重金收買侯大公子的掮客和說客。劇中寫李香君高風亮節的場合就有五出：卻奩、拒媒、守樓、寄扇、罵筵。舉凡明辨是非、鍾情篤義、威武不屈、富貴不淫、斥奸罵讒、民族大義中華民族諸多美好品質全部集中在這個美好典型的塑造上，一個起自於民間底層妓女的形象被凌空拔高寄寓著作者諸多美好的理想。在孔尚任酣暢淋漓的藝術創造之後，李香君被推向雲端。相比較而言，作為中國士大夫代表的侯方域、楊龍友等人卻顯得相對猥瑣了許多。這部基於歷史史實的傳奇，在細節的展示進行了虛構，而在問世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被當成歷史來閱讀，這就是文學藝術作品永恆的魅力，超越於歷史之上了。誠如陶慕寧在《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中所指出那樣：

  且名妓在唐代，非能徒以炫色媚人致之，必得以相當之才藝，獲士人認可方庶幾焉。既有相當修養，復與士人唱酬談?，耳鬢廝磨，趣味品行皆以士林所尚為圭臬，積久成習，亦漸能理解士人之追求，認同士人之操守。這種文化在明末仍然堅守在東南一隅，且皆因其黨社勝流之激揚而染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當時的吳越名姝、秦淮角妓在政治立場上即完全傾向於東林復社，其待人處世也便多有氣節和風骨。再由於中國女性歷來所受壓迫摧抑遠較男子為甚，故其對苦難厄運之承載能力和性格的堅韌程度亦非一般男子所能及。身為妓女，身心所受之摧殘又非良家閨閣所能知者。特殊的生涯，特殊的環境造就了妓女識別賢否，品評人物的素質，這種素質在明末之季則拓展為妓女對國事黨爭的深切關注和積極參與，並往往表現出勝出男子的識見和義烈。

  這段分析和秦淮八艷中與士大夫交往的大多數人而言是很切合實際的。這些從李香君、李貞麗、柳如是、葛嫩娘、卞玉京、寇白門這些烈性女子身上都能得到充分的體現。相比較而言錢謙益、侯方域、吳偉業、朱國弼這些鬚眉男子確實要相形見絀許多。他們更多受到家庭和功名利祿的牽制，在社會鼎革之際變得首鼠兩端，猶豫不決，與他們平時滿口的仁義道德相比較就顯得更加自私猥瑣而使正人君子的形象大跌。這樣的靈魂必然墜入他們自己親手架起的道義節操和功名利祿之火，文武交叉著燒烤煎熬到死了。《桃花扇》的作者利用藝術手段還原歷史事實，而不在意細節的真實性，這是藝術審美的需要。

  馬士英、阮大鋮這類權奸我們姑且可以不論，我們來看歷史中真實的楊龍友和侯方域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楊龍友（1596-1646年），名文驄，號山子，萬曆二十四年生於貴陽城南郊的石林精舍。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龍友鄉試中舉，在此年與馬士英之妹結婚。次年入京會試，他曾經多次參加會試，連連失利。天啟元年（1621年），安邦彥叛亂，進圍貴陽城，龍友曾募士隨父拒守。次年，貴陽圍解，龍友率所募集的軍隊追擊，取得勝利。貴陽雖得解圍，但是叛軍隨時捲土重來，天啟四年（1624年）龍友28歲時隨父母移家南京。不久復社組建，楊龍友加入成為早期社員，與復社領袖張溥及後稱「復社四公子」中的陳子龍、吳應箕等交好。後與陳繼儒、董其昌、倪元璐等名士交遊甚密。[4]

  崇禎時，官江寧知縣。御史詹兆恆劾其貪污，奪官侯訊。事未竟，福王立於南京，文驄戚馬士英當國，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監軍京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請築城以資守御，從之。文驄善書，有文藻，好交遊，干士英者多緣以進。其為人豪俠自喜，頗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明年遷兵備副使，分巡常、鎮二府，監大將鄭鴻逵、鄭彩軍。及大清兵臨江，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炮石，以為克敵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沖之，悉潰。文驄走蘇州。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盡降。命鴻臚丞黃家鼒往蘇州安撫，文驄襲殺之，遂走處州。時唐王已自立於福州矣。

  初，唐王在鎮江時，與文驄交好。至是，文驄遣使奉表稱賀。鴻逵又數薦，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於淮安。王貧甚，鼎卿賙給之，王與定布衣交，以故寵鼎卿甚。及鼎卿上謁，王以故人子遇之，獎其父子，擬以漢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為人詆諆。

  明年，衢州告急。誠意侯劉孔昭亦駐處州，王令文驄與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驄不能御，退至浦城，為追騎所獲，與監紀孫臨俱不降被戮。楊文驄在他的《山水移》詩集中收錄他在落選會試後，去拜訪明末抗清老英雄大將軍孫承宗因遭到把持朝政的宦官的排擠而罷官，在京城閒居。文驄對這位勞苦功高、忠心為國的將軍敬愛有加，特地去拜訪，將軍贈以在邊克敵所制的人頭杯，文驄慷慨作歌志謝。這首七言古詩看似詠人頭杯，實為抒懷。詩以北方邊境的清兵殺人越貨為背景，塑造了孫承宗縱橫馳騁、浴血奮戰、艱苦抗敵的威武豪壯的形象，熱情謳歌了他的卓絕功勳；同時也抒發了詩人仕途坎坷、壯志未酬的感慨，以及在逆境之中得遇知己，決心以身許國、建功立業的情懷。詩篇氣魄宏偉，豪邁沉雄。慷慨悲壯，大氣磅礴，起句已屬不凡，猶如晴天霹靂，令人驚心動魄：

  天驕濺血污青天，十年虜臣迷九邊。家家空有生銅吼，豪客誰驅走峰巔。綠眼將軍勤遠戰，腰控金鉤赤羽箭。紫騮一騎踏黃沙，奪得敵兒駕飛電。何必驃姚與吳起，雄略巡邊幾萬里！渴餐冷血當清泉，旋取頭顱當杯子。一飲一鬥氣如虹，醉倚氍毹笑晚風。蠻童妖女皆驚怖，起來猶自挽雕弓。獨指楊郎相對看，英雄許我洗銀漢。半生未遇蔡中郎，潦倒無端留下爨。我也拔劍目裂眥，寶氣入斗驚白帝。壯懷長嘯向君開，恍如獨鶴空中唳。感君容我發疏狂，劍光提動揮八方。脫手相贈亦何勇，我將持此見明王。世人畏死懼寒鐵，有頭怕學常山舌。豈惟求之君臣間，末世因之交情絕。君不見孫楊有眼夸絕塵，又不見孫武行兵驅婦人，君臣朋友自千古，誰能再見孫將軍！[5]

  孫老將軍長楊文驄三十三歲，一見之下對這位具有奇才壯志的後生大為讚賞，取出他在邊疆克敵制勝時所製作人頭酒杯斟酒待客，並慨然以此杯相贈送。孫老將軍也是以文官統兵的一員忠君報國的儒將，卻長期遭到朝廷閹黨勢力的排擠打擊，此刻正滿懷壯志卻被撤職在京城閒住，和這位落第舉子一見如故，兩人不禁有惺惺相惜之感。於是矚望讚嘆之情，崇敬感激之意，牢騷憤懣之語，憂國憂民之嘆如同江河決堤，汪洋恣肆傾瀉於紙面，楊文驄走筆如神，一氣呵成酣暢淋漓地盡抒豪情，讚美英雄，表達敬仰報國之意。果然，孫承宗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清軍圍攻高陽城時率領兒孫阻擊清兵，最終寡不敵眾，全家殉節。楊文驄不負前輩厚望，在隆武二年（1646年）領兵抗清之時，兵敗被俘，面對清軍威脅利誘，始終不屈，全家殉國於福建浦城。包括他那位賢惠的馬夫人，也就是奸相馬士英的妹妹。文驄可以說成也馬士英，敗也馬士英。在《桃花扇》中鼻樑上被抹上那片白粉，終於在抗清前線用鮮血被洗刷殆盡。

  歷史證明，楊文驄既是一位蘊藉風流多才多藝的詩人畫家，詩被列入晚明八大家之列，畫雖流失過多，仍以獨闢蹊徑，師造化，崇神韻，質樸渾成之中顯雄奇幽峭，而蜚聲藝壇；又是一位臨危受命，鐵骨錚錚，堅持民族氣節，寧死不屈，獻出全家生命的忠義自守之烈士。

  作為一介書生的楊文驄確實有著性格上的弱點缺陷，他是詩人畫家，對於馬、阮的擅權亂政、結黨營私的危害性缺乏認識；他好交遊結納，出手闊綽，不拘小節，胸無城府，待人寬厚，在政治是非面前，原則性和鬥爭性不足；他具有雄才壯志，卻一直報國無門，長期充任地方小吏，在南明王朝好不容易憑藉與馬士英的裙帶關係謀取到兵部一職位，自然特別顧惜，不想和權奸進行決裂，而在復社與馬、阮的矛盾中間採取調和的態度。但是對於他們的行私誤國、羅織大獄、搜捕清流是一直不滿的。當朋友遇到危難時，或為之報警，或代為緩解。從基本傾向上，他和馬、阮之流是有顯著區別的，他仍然是站在復社清流一邊的，不失為憂時愛國的有心人和有志者。

  歷史的弔詭之處，往往在於看到了人物性格缺陷的一面，又經過藝術誇張後漫畫化處理，於是變得猥瑣不堪起來，未及觸及人物在民族大義面前的生死抉擇中的英雄壯舉，因此我們看到的是歷史哈哈鏡中被扭曲的楊文驄。

  同樣被扭曲誤解的還有復社名士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在侯家兄弟中排行老三。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商丘元朝名為睢陽，春秋時為梁國的都城。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謂「戍籍」即是有罪充軍至某地所記的戶籍，被視為賤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開始才開始顯貴起來，因為他的祖父進入了官場的快車道，因為科舉而擔任了朝廷的高官。

  侯方域的祖父名侯執蒲，兩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二品）。太常寺司職朝廷祭祀大典。天啟年間魏忠賢想代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執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賢不曾矯詔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說天壇常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游嬉戲」，以為「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饗祀之地？請下所司論治」。這是指著和尚罵禿子，含沙射影地攻擊魏忠賢，魏忠賢大怒。侯執蒲見機，辭官而歸。在朝時，陳貞慧的父親陳於庭，是吏部左侍郎，與東林巨頭高攀龍、趙南星，並負天下重望，對侯執蒲頗有照應。所以侯陳兩家，算起來是三代四輩的交情。

  侯執蒲有子五人，長子即是侯方域的父親侯恂，以進士為言官。天啟四年閹黨大攻東林時落職而歸。崇禎元年復起，由廣西道御史轉太僕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三品），為時不過兩年。崇禎三年出駐昌平，稱為「督治侍郎」。其時正當前一年冬天，清兵入關，直抵京城，以及袁崇煥被殺，祖大壽兵變之後，各路勤王之師雲集近畿達二十餘萬之多。負守關全責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孫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揮不靈。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無所表現，真是坐守而已。唯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識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在《壯悔堂文集·寧南侯傳》記載了左良玉發跡的過程。

  左良玉是遼東人，投軍以戰功得為遼東都司。有兵無餉，少不得常干一些土匪搶劫的勾當。有一次搶了一大票，不想竟是運到錦州的餉銀，論法當斬。而同犯丘姓很夠義氣，一肩擔承，左良玉得以不死。當然，官是丟掉了。《寧南侯傳》云：

  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6]

  古代執掌兵權的稱為大司徒，侯恂系兵部侍郎略低一級，故稱為司徒。昌平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職責之一，即是守護陵寢。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設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葉以後，龍陽之風甚熾，軍中不攜婦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寢。「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說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賈開宗，於此四字之旁有夾註：「寧南出身如此。」也就是說老左在陪侍那些朝廷高官喝醉了酒，丟失了用黃金鑄造的祭祀用酒杯後，左良玉去請罪，侯恂寬恕了他的死罪。所以在孔尚任創作的《桃花扇》中派給老左的角色是面貌嬌美的小生，可知其中隱含微言大義。

  崇禎四年（1631年）春天，清太宗製成紅衣大炮。秋天舉兵侵明，進圍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寧南侯傳》記：

  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侯恂說：「大凌河面臨的關東鐵騎是天下勁旅，這圍不易解。我去出征，誰在這裡守陵？你又能派遣哪些將領去前線，以解大凌河之圍？中軍將王國靖，是書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侯侍郎說：「那麼誰可以呢？」尤世威說：「獨左良玉可耳！但是左良玉只是一個打掃衛生的走卒，怎麼能率領諸將打仗呢？」侯侍郎說：「良玉剛剛到此不久，我難道不能重用他？」當天晚上 漏下四鼓，尤世威親自去了左良玉宿舍，請他出山領兵。

  左良玉聽說尤世威親自前來以為是前來抓捕他，繞床自言自語語：「莫非是當年搶劫仙音的事敗露了」於是藏在床底下不肯出來。尤世威大聲高呼說：「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於是告訴他侯侍郎決定提拔他當副將領軍前去解大凌河之圍。左良玉大驚失色，抖抖嗦嗦站立多時，才緩過勁來，跪在尤世威腳下，尤世威也跪下將他扶起來。

  不一會侯侍郎也親自前來和左良玉會面。次日侯恂在轅門召集諸將以黃金三千兩為左良玉送行，和他對飲三大卮酒，發布命令三道，賜令箭一面。侯恂大聲說：「三扈酒者，以三軍屬將軍率領也！令箭，如同我在指揮作戰。諸將士必須聽從左將軍的命令，左將軍今日已為副將軍，位在諸將之上。我的任命狀疏，今夜即發矣！」

  左良玉率兵出征，跪在轅門前的台階下說：「此行如果不建功績，我將提頭來見。」出發之後果然連續攻克松山、杏山，取得大凌河之捷，功勞為第一，遂升為總兵官。良玉自起被貶謫軍校至總兵官，連頭帶尾僅僅一年有餘，時年三十二。因此，侯恂對於左良玉的崛起有知遇之恩。[7]

  侯方域的這段記述，稍嫌誇張，而大致皆為事實。自此以後，左良玉成為動關安危的大將。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禎六年五月，調升為戶部尚書。侯方域進京侍父，即在此時。其時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親。第二年，代父草擬屯田奏議，計分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墾種、考課、信任等十目，洋洋萬言，條暢練達，期於可行。但此時大局已成鼎沸魚爛之勢，民間有「田」字詩，所謂「昔為富之基，今成累字頭」，有田者寧願流離道途，乞討為生，不願回鄉耕種，藉以逃避「加派」。在這種情況下談屯墾，無異紙上談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為斷言。但以十七歲的少年，能草成這樣的大文字，雖說是在侯恂指導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頗留意經濟政事，有用世之志。卻以生不逢辰，英才無由得展。以小見大，侯方域個人的悲劇，亦正是時代的悲劇。

  當侯恂就事一個月之後，首輔周延儒為溫體仁所排擠而去官。不過溫體仁雖取代為首輔，猶不敢彰明較著與東林、復社為難，所以侯恂亦得安於其位。

  崇禎九年（1636年），東林黨人文震孟被排擠出內閣後，溫體仁羽毛已豐，職掌財政支出的侯恂為老溫唆使言官奏劾侯恂浪費公款，被捕下獄，直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因李闖王圍攻開封，張獻忠圍攻湖北才讓他出獄戴罪以兵部侍郎銜去領兵督師，指揮左良玉部救援開封。而此時大局糜爛，軍事上已經難以有作為，故侯恂救援無功，開封失陷，侯恂再次獲罪下獄，一直關押到李自成攻破北京，被釋放出獄，逃回家鄉隱居不出。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禎十一年。此時正是父親侯恂被誣陷入獄期間。侯方域從北京南歸的原因是在應江南鄉試。第二年方始結識李香君。崇禎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為明朝百毒俱發，勢在必亡之時，而南都的繁華，卻更勝於昔。「四公子」的名聲，即起於此時雀起。

  崇禎十一年（1638年）南闈鄉試，王謝子弟，東林孤兒，連翩入場。陳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盡關乎文字優劣，如侯方域之被擯棄，是因為第一場策論觸犯時忌之故，文章中對當今皇帝崇禎，隱含不滿之意。由於隨父久居京師，洞悉高層權斗內幕，看問題往往犀利，對於時弊有清醒之認識，又加上帝國高幹子弟的秉性，放言高論，無所顧忌，言論中就有些放肆。那些久歷官場的帝國學政、提學等主考官在政治上何等敏感，貓狗鼻子不會嗅不出其中的異端氣息。

  在侯大少爺晚年所撰的《壯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試策一》，有徐鄰唐按語：

  是科為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廖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回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蕢，千載一轍，良可嘆也。[8]

  已卯科考，侯朝宗已經定為舉人第三名。放榜前夕，副主考對正主考說：「如果此生入選為舉人，我們一定得罪皇帝。」而這一科房師廖國遴力爭說：「如果得罪，我願一人承擔責任。」正主考思考良久說：「我輩得罪，最多罰俸祿降級而已，而對於侯公子卻可能是死罪。不錄取是為了保全他。」於是朝宗落榜。讀朝宗這篇策論，寫得實在不比唐代大和年間揭開黨爭黑幕的考生劉蕢的差，是千載難逢的好文章，他的落榜實在可惜了。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則磨勘試卷，侯方域將獲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這個說法，可以成立。因為侯方域這篇策論中，對崇禎有極深刻的批評，試摘數段如下：

  所貴於甘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於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偽，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鉤距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秉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9]

  這開頭的一段，便是指，君臨天下者，主要在於本人要具備良好的道德品質。虞書上說：皇帝對待下屬還是簡單為好，管理民眾以寬大為懷，也就是東方朔所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朋」的意思。而後來的一些皇帝，對於朝政掌管的過於細緻，對於一些小事也要刨根問底，所以天下人就以虛偽來應對了。這樣偽善的小人也就防不勝防。而君主老是自以為是，觀察得過於細緻，自己的判斷偶然得到證實時，就剛愎自用，自信滿滿；而判斷錯誤時，就可能輾轉而懷疑他人。所以剛愎自用，而又懷疑他人，天下怎麼能有誠信可用的人呢？

  他的朋友賈開宗在旁批註說「此暗指劉忠端公」，也即是崇禎朝左都御史大儒劉宗周曾經上《痛憤時艱疏》直言批評崇禎皇帝：

  且陛下所闢劃，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疑之端遂從此起。夫持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雍；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事，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

  侯朝宗這些言論，句句點到崇禎帝剛愎自用，疑心病太重的毛病，和劉宗周之上疏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以下策論用人之道、太子教育問題和內憂外患的用人問題、和戰問題、文章取士問題均有直言不諱的批評。侯方域引經據典，侃侃而談，其言論背後隱含著朝政的諸多弊端，均是有事實依據的，是否也隱含著崇禎帝聽信薛國觀、溫體仁的讒言，對自己父親侯恂被誣陷下獄的切膚之痛，也未必不可能，所以言論激烈而剴切，暗藏的鋒芒可見一斑。[10]崇禎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寧遠巡撫袁崇煥率師赴援。其先，俘獲太監二人，清太宗付與漢軍旗人高鴻中、鮑承先監收。高、鮑二人遵密計行事，據《清太宗實錄》所載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語云：「今月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袁崇煥下獄。

  這完全是《三國演義》中「蔣干盜書」故事的翻版。事實上，清太祖時曾將《三國演義》譯為滿文，作為兵書。清太宗確為有心用此反間計，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對崇禎「竟墮此等下劣詭道，自壞萬里長城」，深致感嘆。後入讀史，尚有餘憾，則在當時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論中痛切陳詞如此。倘或中式，闈墨發刻，天下皆知，則謗訕君上，必有巨禍。是故「保全」之說，亦不可全視為遁詞。

  榜發下第，侯方域回家鄉，與賈開宗等組織文社，名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傳》所謂「雪苑侯生」之雪苑，出處在此。

  回到家鄉歸德後，又遇到了一件很有意思事情，那位馬士英的同黨，田仰以三百金追求李香君，被李嚴詞拒絕。李香君一點面子都不給，使他很是下不了台。這位淮揚巡撫竟然怒遷怒於侯方域，多次致信小侯，認為這一切都是侯方域所策劃的。當朝二品大員為一秦淮歌姬竟然爭風吃醋，實在使人不齒，可見其人的猥瑣不堪，小侯接到信一定在內心是又可氣又好笑的。這位田仰是貴州安化人，曾經在天啟朝擔任過四川巡撫，因為甘於充當魏忠賢的乾兒子，在崇禎朝被罷官，弘光朝走了阮大鋮的路子和馬士英結為鄉黨，重新起復，實為閹黨餘孽。如同侯方域和李香君又怎能看得起這樣的無恥小人呢？於是侯方域又有了一封導致田大人遺臭萬年的《致田中丞書》，在這封書信中侯方域寫道（筆者已翻譯成白話文）：

  承蒙老中丞來信，使我能夠自我反省自我檢討自己的行為，慚愧得無地自容。中丞大人在年齡上與我相差好幾倍，在地位上相差那麼懸殊，你老竟然不顧自貶身份降尊紆貴，與我們這些年輕人討論那些玩笑般的浪蕩行為。說道大人過去以三百兩上好白銀，想招徠金陵名妓李香君，被姬所拒絕，是我在背後唆使的，因此而刮去污垢，尋找疤痕，吹毛求疵地指責大人。我誠然修養不夠，言行不夠謹慎，但是也不至於連累到大人您。如果大人您想使外界無可議論，則應該像過去的賢人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那樣，他們雖然身份高貴，而且皆與青樓女子有所應酬，也未聽說後世有人議論，為何獨到中丞大人您，世人就苛求了呢！那就是中丞大人果然有值得議論的地方，如果不是重金征妓，大人又有何擔心之處呢？

  我之來到南京，是太倉張溥老兄偶然和我說道：「金陵有女伎，姓李，能歌唱湯顯祖的《玉茗堂詞》，而且落落豁達開朗，很有格調風情。」我因此與她相識，偶爾作小詩贈送她。不多時，我秋闈落第後回到家鄉，就沒有和她再相見了。下半年，才聽說大人您拿黃金招妓的故事，還私下裡感到詫異，自謂我對這位妓女還是了解得不夠徹底，又如何去教唆她羞辱大人你呢？且大人相邀李香是在我離開南京之後！如今天下如同中丞您不止一人，豈是我這個常常獨自相處的人，能夠時時標舉中丞您姓名，預告您邀請此妓，她必不會去的事呢？此妓也太無知了，以您老人家的三百兩白銀厚禮，面對中丞的顯貴，其他人恐怕都會爭先恐後地前往攀附，又豈能是落拓書生的一句話能夠制止得了的？如果她聰明，大人以三百兩銀子厚禮，中丞的顯貴，都不能打動她，那必然她胸中自有其他打算，那又何等待我去指導她的行為？

  所以君子立身和處世的行為本來就是有因有果有本有末的，你老反覆來信指責我，使我感到汗顏。我雖然是一介書生，常常也唯恐自己稍有失誤，為那些妓女所恥笑，我又豈能因為自己讀過數卷書，寫過幾首詩這些伎倆，就以為能夠隨意對別人頤指氣使呢？唯請大人明察。[11]

  風月場中的失意，對于田仰這樣的高官，為了不自取其辱，也只能自己躲在洞穴里暗暗舔平自己心靈上的瘡疤，對外依然是以道貌岸然的面目視人，哪有這樣公然展示自己的無恥無聊，大張旗鼓地譴責自己的情場對手的。況且對手又是當時連同皇帝也敢批評嘲諷的文壇名士，此舉只能是自討沒趣，田仰的蠢笨歸根結底是其心靈的無恥幽暗，末世官場墮落的無可挽回。

  侯方域的回信，行文綿里藏針含而不露，委婉大度的語氣中暗含機鋒，文中對于田仰這類朝廷庸臣的不屑奚落難以掩飾，不言而喻李香雖為金陵妓女，但是心中的是非標準是十分明確的。其中透露出的信息也就是侯方域舉人不中，歸家以後與李香就再也沒有聯絡過，感情似乎並沒有孔尚任《桃花扇》中所描繪的那般情深義重，你儂我儂得如同無錫泥人大阿福那般捏在一起化不開。這是符合當年士大夫與青樓妓女之間真實關係的，但是他對於李姬才藝美色、風骨氣節的欣賞是真實的，否則不會有後來的《李姬傳》問世。

  侯方域的好朋友賈開宗在評價此信時說：

  卻其金不往，事本奇，筆下更寫得委屈生動。

  王文濡在《續古文觀止》中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

  南都偷安，危在旦夕。為臣子者宜如何臥薪嘗膽，力圖恢復。而乃燕雀處堂，坐忘顛覆，征歌宥酒，日事嬉遊。至所求不得又復形諸筆墨，與人爭閒氣。以中丞之貴而廉恥道喪，如此因不亡焉得乎！又曰：娓娓說來，入情入理，田仰何人？自取其辱而已。又曰：（最後）一段大意論，極嬉笑怒罵之至。[12]

  侯方域天賦異稟，在京師侍奉父親，多為賢公卿所賞識。胡介祉在《侯朝宗公子傳》中稱他「生而穎異，讀書嘗兼數人」「為文若不經思，下筆千萬言立就」。他與魏禧、江琬被稱為清初三大文學家，其文恢奇雄健，被譽為宋代以來「中州數百年一人而已」。侯方域倜儻任俠，與陳貞慧、冒辟疆、方以智被譽為「為天下持大義者」的「南明四公子」。他與陳貞慧、吳次尾作《留都防亂公揭》，歷列阮大鋮之罪，聲震南都。曾醉登金山，指評當世，臨江悲歌，被譽為周瑜、王猛。他與同里賈開宗、徐作肅、徐鄰唐、徐世琛、宋犖組織雪苑文學社，切磋文事，被譽為「雪苑六子」。

  侯方域是復社成員，文章風采，著名於時，史可法給多爾袞的回信《復多爾袞書》即為方域起草。《多爾袞致史可法信》則為方域早期復社盟友降清的李雯所書寫，也可謂朋友陌路，文遇良才，棋逢對手。這位李雯當年也算是「秦淮八艷」之一柳如是的男朋友之一，可惜後來投降了清軍，成為多爾袞的狗腿子。

  宋犖是侯方域的好朋友，也是雪苑社六子之一，其父宋權是國史院大學士。清順治八年（1651年）宋權退休回鄉。時河南巡撫吳京道知道侯方域沉雄豪邁，曾經以一介布衣參加史可法軍隊的抗清活動，其父侯恂隱居歸德南園，前明降清大臣交章舉薦，侯恂堅辭不出。吳京道準備抓捕侯氏父子。宋權從中斡旋對吳巡撫說：「公知道唐有李太白，宋有蘇東坡嗎？侯生乃今天李、蘇。」這次侯方域雖然沒有入獄，但是當局要求方域必須參加省試。侯方域在忠孝不能兩全的逼迫下，為保全父親，參加了這年河南的鄉試。表面上看這是向當局的屈服，其實是一次消極迂迴的抗爭，他以不把試卷做完的方式，拒絕了與清政府的合作。據李敏修《中州先哲傳》記載，清政府只要他參加鄉試就將他錄取為第一，結果竟然沒有完卷，一些人提出異議，才把他降為副榜。晚年失悔此舉，著《壯悔堂文集》明志。

  侯方域也算是明末清初名士，命運使然，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使他在那個社會變革時期，不經意間在歧路的選擇間未能如願踐行自己壯烈報國的意願，本來準備走進那個正大光明的殿堂去充當壯烈的勇士，卻鬼使神差地踏進了清朝統治者布下的文網。雖然他做過掙扎抵抗，就像他要求別人遵循先賢道德節操那樣，「清議」也用同樣甚至更高的標準要求他，因為他是社會名流，名流在享受名譽帶來的鮮花和掌聲的同時，看客們在無形中對他的表現帶來更高更加苛刻的道德要求。他們對他順治八年參加的那場鄉試非議頗多，似乎就是他的變節行為，這也使他自己悔恨不已，以至在痛苦中英年早逝。而他那些雪苑社的盟友們後來有不少都參加了清政府的科考，有的還做了清政府的高官成為皇帝的寵臣，比如宋犖就擔任了江蘇巡撫，康熙皇帝三次南巡，皆由宋犖負責接待。被康熙帝譽為「清廉為天下巡撫第一」。侯方域的哥哥侯方夏在順治三年成為清代第一科進士，也未見有人指責他，也就湮沒在終南捷徑的滾滾黃塵中，原因是他太普通太沒有名氣了。明代末年，侯方域年紀輕輕，就以才情、經國濟世之志，名滿南北兩京。

  明季啟、楨之間，逆閹魏忠賢徒黨，與正人君子各立門戶，而一時才俊雄傑之士，身不在位憤然為天下持大義者，有公子四人，桐城方密之以智、如皋冒辟疆襄、宜興陳定生貞慧與商丘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13]

  明末的天啟、崇禎年間，復社四公子雖然都不在朝當官，卻儼然民間輿論領袖，開始了與魏忠賢黨徒的鬥爭，其中侯方域最為著名，然而在王朝鼎革之際，其他三位均堅持不與新朝合作，先後當了遺民。而其中最優秀者侯方域，卻去參加了滿清的科考，這是對他景仰負有重望的士大夫們在感情是難以接受的。也就是他其實從少年成名起，就一直帶著光環在社會舞台的聚光燈下，追光一直跟蹤著他步伐，他成了士大夫的榜樣，任何的瑕疵都可能損害他的清譽，這就是盛名反被盛名所誤的性格悲劇。

  陳寅恪曾代侯方域辯護說：「朝宗作《壯悔堂記》時，其年三十五歲，即順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應鄉試，僅中副榜，實出於不得已。『壯悔堂』之命名，蓋取義於此。後來竟有人賦『兩朝應舉侯公子，地下何顏見李香』（按：引詩中「地下何顏」句與原詩有出入）之句譏之。殊不知建州入關，未中鄉試、年方少壯之士子，苟不應科舉，又不逃於方外，則為抗拒新政之表示，必難免於罪戾也。」（《柳如是別傳》）陳寅恪就解釋侯方域應鄉試是「不得已」的，他的觀點是客觀公正的。侯方域的五世孫侯恂所撰年譜中寫道：「當事欲治公（侯方域），以及於司徒公（侯恂）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觀點正和陳寅恪的一致。侯方域是個愛國愛民、具有民族氣節和民主思想的人。前文說過，他所交往和相互敬重的朋友，基本是忠於漢民族的、有氣節有感情的仁人志士。他也極力用詩文歌頌他們可歌可泣的民族節操和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大義凜然地抨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義正辭嚴地鞭撻紊亂朝綱、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他對明王朝忠心耿耿，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語）。他和魏閹遺黨、禍國殃民的阮大鋮、馬士英、田仰等作不懈的鬥爭，幾遭殺身之禍；他寫《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鋒芒畢露，又盡力嘲諷駁斥，把阮大鋮罵個淋漓痛快。他稱讚為抗清而死的友人吳應箕「明三百年獨養此士」（《祭吳次尾文》）。他為抗清被捕、不屈而死的平民任源邃立傳。在應鄉試之後，他是決不會再為清朝效力了，「應舉」只是虛晃一槍而已，明白人都能看得出來的。他在舉河南鄉試中副榜後，就「放意聲伎」「發憤為古詩文」（賈開宗語）了。

  順治九年（1652年），侯方域寫《與吳駿公書》，勸吳偉業不要出仕清廷，言辭懇切，說理充分。賈開宗評這信時說：「文之光芒，上薄星漢。」又說：「余見學士復侯子書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負良友！』其後當事敦迫，卒堅臥不出，斯人斯文並足千秋矣。」清陸以湉也於《冷廬雜談》中說：「梅村（吳偉業）出山，侯朝宗曾遺書力勸。」在該信中他諄諄告誡偉業：

  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清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為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舉第一人，官學士足也，學士少年皆以為之，今即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我過吾！其不可者，三也。[14]

  侯朝宗勸阻吳偉業出山仕清的三條理由，可以說完全出自於朋友至情，而吳偉業也許也有自己出山不可言說的隱情，情不自禁地踏上了清代統治者為他預設的人生陷阱，而進入這個陷阱他就泥足難以自拔，後悔痛苦到死，沒有冒襄、陳貞慧、方以智、張岱、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充當遺民的學者來的瀟灑。這就是明末這代知識分子難以逃脫的宿命和悲劇性命運，靈魂在皇權專制轉換時期不得擺脫羅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前朝之皮被拋棄，要麼與帝國共存亡，要麼將魂靈繼續放逐在草野。保持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其實還是在精神上依附著朝廷的皮，而大部分的士子還是爭先恐後奔著新打造的那張皮去了，這就是新朝統治者所需要的結果。新的專制帝國的建立，隨之而來的是採取一系列旨在加強專制統治的措施，一方面開科取士，分化籠絡遺民志士，使他們依附體制為專制政權服務；一方面從思想文化上加緊對知識分子的無情摧殘，大興文字獄，無數仁人志士遭到迫害，忍受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煎熬。侯方域和他的朋友吳偉業何嘗不是處於新舊體制的夾縫中呻吟殘喘直到走向肉體的寂滅，歷史依然在叩問他們的「變節」行為。

  對於早已復辟無望的明帝國，出身於時代簪櫻之家族的侯方域始終是非常懷念的，他在致友人方以智《與方密之書》中「（厭木）絲之衣」的細節描寫即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入清後，作者聽說故友方以智為了表示堅定的遺民意願削髮出家，很受感動，於是寫了這封信，向方氏表示崇敬之意。其中詳記作者珍惜故友饋贈的絲衣，藉以表達二人真摯的友情和作者對故友的深切眷念，是全文最精彩動人的一節：

  猶憶庚辰，密之從長安寄仆（厭木）絲之衣，仆常服之。其後相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元致，垢膩所積，色黯而絲駁，亦未嘗稍解而浣濯之，以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後，制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恆對之欷獻。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矛之所愛，吾為子稍一裁翦而更之，以就時制，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蓋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15]

  在作者筆下，方以智贈予的這件絲衣已經遠遠超出一件衣服的價值，而成為一種對於故國衣冠服飾禮儀文化的一種懷念，剃髮易服是清政府以屠刀逼迫中原人民遺棄中華文化的奇恥大辱。侯方域一直珍藏著這件絲衣就是表示對於故土文明的追思，是當年社友之間友誼的象徵，對於前朝風物故人的眷戀，潛含著亡國切膚之痛的悲哀。這是一種特定的遺民意識體現，作者以詳盡細微的筆致，即物即情，處處著意，讀後感人至深，堪稱古代散文成功地運用細節抒情寄意的範例。

  順治十二年（1658年）十月，年僅三十七歲的一代才子，曾經叱吒風雲的復社學人，在寂寞悲涼中賁志以沒。這年十二月，已經做了貳臣，一直羞愧難當的吳偉業經過河南寫下了《懷古兼吊侯朝宗》：

  河洛風塵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

  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

  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

  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

  詩中全用信陵君與侯嬴一若千金的典故，抒發對於故友的懷念之情，對於自己當年違背承諾，恥事新朝的變節行為沉痛懺悔，其中沒有一個字的自我辯白和對於老友違背承諾的指責。其自註：「朝宗歸德人，貽當約終隱不出；余為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誠如台灣作家高陽先生在長篇小說《明末四公子》中所言：

  有此一詩一注，勝於侯方域自辯清白者千萬言。其實，吳梅村如欲自剖，何嘗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試一事，借題發揮？而寧願屈己以尊人，古人風義蓋如此。

  至於李香君的下落，依據余懷的《板橋雜記》和葉衍蘭在《秦淮八艷圖詠》中的李香君「依卞玉京以終」。但是似乎香君的美好形象一直存活在河南商丘人民美好的想像之中，因為缺少文字資料記載，或者男權社會對於女性輕視，她的去向莫衷一是，史家沒有明確交代，故而留下諸多懸念。（在王樹林校箋的《侯方域全集校箋》及其說明中沒有發現李香君後來去向任何蹤跡，這是一個2013年最新校箋的權威版本。）倒是家鄉的學者對於民間傳說進行了發掘梳理，對于歸德遺址進行了開發，如今歸德侯家西園的壯悔樓和香君樓儼然雙峰並峙，繼續演繹著《桃花扇傳奇》的愛情故事，以成功的大團圓使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並且言之鑿鑿說，侯家因為李香君是歌伎，身份低賤為府上所不容，將她趕到了城南 14 華里的侯氏莊園，即現在的李姬園。李香君不久鬱悶而死，葬在了李姬園村東。侯方域為她立了碑，並撰有一聯：「卿含恨而死，夫慚愧終生。」

  而且傳說「桃花扇」終於也有了下落。那是崇禎皇帝御賜的宮扇，在侯恂升任太僕寺少卿時，皇帝把它賞給了侯恂，侯恂在升任了戶部尚書時又把它送給兒子侯方域。後來侯方域在南京與李香君定情的當天晚上，把它贈給了李香君，並在扇面上題詩一首：

  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爭御富平車。

  青溪盡種辛荑樹，不數東風桃李花。

  在李香君遭巡撫田仰逼嫁時，血濺宮扇，畫家楊龍友就血痕點染成桃花扇，遂成一代佳話。這段故事後來被孔尚任創作《桃花扇傳奇》時收入。李香君生前一直將這把扇子珍藏在自己手裡，臨終前，將扇子交給了侯方域原配夫人常氏，讓常氏以後當作女兒的陪嫁品。李、侯去世後，他們的密友陳貞慧的兒子陳宗石前來商丘入贅侯府東園。當常氏的女兒出嫁時，將桃花扇帶到陳家。以後，這把扇子就成了陳氏家族的傳家寶。後來陳家人丁興旺，四代五翰林，四世詞館，官運亨通，海內聞名。他們日益認識到這把扇子的歷史價值，千方百計秘密收藏，使外人無法知曉。1986年5月5日，《中國書畫報》發表了趙前《張伯駒目睹桃花扇》的報導：

  明末「桃花扇」，由錢壯悔後人收藏，民國初年曾攜北京。扇為摺疊式，明末楊龍友就血跡點花數筆，成折枝桃花。清初名人在扇上題詠幾無餘隙。扇盛於紫檀盒內，襯白綾，綾上邊有題識，當代收藏家張伯駒曾目睹之。

  不過現在扇面桃花已經發黑。這恐怕也是將戲劇藝術的虛構衍化成了現實的美好說辭。

  [1] 余懷著：《板橋雜記》，嶽麓書社，第47頁。

  [2] 見《侯方域全集校箋·李姬傳》，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91頁。

  [3] 見《桃花扇·本末》，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6頁。

  [4] 《明史·卷二百七十七·列傳第一百六十五》，線裝書局，第1498頁。

  [5] 見白堅著：《楊文驄傳論》，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年，第17頁。

  [6] 見《侯方域全集校箋·卷五·寧南侯轉》，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81頁。

  [7] 見《侯方域全集校箋·卷五·寧南侯傳》，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81頁。

  [8] 見《侯方域全集校箋》，人民文學出版社，第403頁。

  [9] 《侯方域全集校箋·文集八·南省式策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第402頁。

  [10] 同上，第403—428頁。

  [11] 見《侯方域全集校箋》，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21頁。

  [12] 見《侯方域全集校箋》，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20—123頁。

  [13] 見胡介祉著：《侯方域全集校箋·侯朝宗公子傳》，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190頁。

  [14] 見《侯方域全集校箋》，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70頁。

  [15] 見《侯方域全集校箋》，人民文學出版社，第5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