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幻夢旖麗下的往事回顧

  張岱在他的《陶庵夢憶·卷七》中記載了他創作的崑曲《冰山記》就是一出全面揭露魏忠賢宦官集團包括阮大鋮等人對於東林黨人楊漣諸公的殘酷迫害和在浙江紹興、山東兗州等地公演群情激奮的盛況：

  魏忠賢被查處後，好事者創作魏忠賢的傳奇劇本有幾十種，很多都脫離事實甚遠，我加以刪改為戲劇，仍然命名為《冰山》。在城隍廟登台，有數萬人觀看，從戲台開始，一直擠到大門外面。

  扮演楊漣的演員出場，念白道：「我是楊漣。」老百姓高喊道：「楊漣！楊漣！」聲音傳播很遠，如同潮湧，人人情緒高漲。魏忠賢用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怒氣忿涌，人人咬牙切齒。到顏佩韋擊殺緹騎，看戲者大呼跳起來，氣勢洶洶幾乎將房子崩塌。沈青霞（沈煉）縛草人射奸相嚴嵩作為笑樂，這些都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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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秋天，我攜帶此戲到兗州，為父親祝壽。一天，宴請守道劉半舫，劉半舫說：「此劇已將魏忠賢十件惡事說出八九件，可惜不如宦官操菊宴，以及人交出靈犀與收香囊幾件事。」我聽說，當夜席散，我填詞，監督小戲童強記新詞。第二天，到道署搬演，已增加七出，正如劉半舫所說的。劉半舫大驚，非常奇怪，知道此戲是我所寫時，於是轉告我父親，他決定與我交朋友。[1]

  早年作為無意功名，多才多藝的公子哥兒，雖然飽讀詩書，心中並不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終究還是將政治和藝術分得很開。張岱和馮夢龍一樣是真正的南曲藝術的行家，他也並不因為阮大鋮人品的賊滑，否認阮大鬍子對於詩文藝術的精通，絕不以人廢文，表現了在政治上的寬容和大度。在他的《陶庵夢憶》中專門寫了一篇《阮園海戲》真實記載了老阮家的所見所聞：

  阮園海家養有專門戲班子，老阮經常給這些優伶戲子上課，講解戲文的關目，講解戲文的情理，講解結構的脈絡，與其他戲班子的草率不一樣。然而，所使用的戲本，均為主人自己創作的作品，全是一筆一筆精心勾勒，苦心孤詣打造出的精品，與其他草台班子的鹵莽馬虎完全不同。所以搬上舞台演出，本本出色，角角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我在他家看過《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出劇，其穿插架構、插科打諢、意色眉眼，主人細細講明。使人知其蘊含的意味，知其指向和歸宿，故咬文嚼字吞吐自然，含蓄而耐人尋味，意猶未盡。至於《十錯認》中的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中的走動的解差、之猴戲，《燕子箋》中的飛燕、之舞像、之波斯進寶，紙紮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園海大有才華，我恨這個老傢伙居心不安靜，他所編的諸劇中，咒罵世事的占了百分之十七，自我解嘲的占了百分之十三，大多數是詆毀東林黨人的，為魏忠賢閹黨解釋開脫，為士林君子所唾棄，所以他所寫的崑曲傳奇不能收錄在專著中，但就其戲曲藝術而論，則也如響箭穿林鏃鏃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由此可見，這位大家公子對於阮大鬍子這位朋友的觀察是十分透徹的，在政治上和藝術上的分野很明確，是非很清楚。這些均意味著張岱其實是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的，也基本決定了他在社會承平時期的聲色犬馬從來不拘小節，在家國淪亡時期卻深明大義保持氣節在憂患中著述春秋，為中華民族留下了文采斐然的文章和歷史記錄。

  這位朱明王朝的官宦子弟，在自己生前擬定的墓志銘中自稱：

  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花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2]

  當然這一切都是在山河變色國祚鼎革改朝換代後的對於人生的總結，明面上是懺悔，實際上帶有更多炫耀的意思。在他看來晚年的落魄更多是對其早年放蕩的報應，其中潛意識中則是對於大明王朝滅亡的一曲痛徹心扉的輓歌。

  在時代風雲的激盪變化中，人生就猶如蒼狗白雲那般變幻無窮，所謂時過境遷，人生從快意走向沒落的感慨畢竟是不一樣的。身份地位隨著王朝更替也由原來的高居雲端瀟灑自如地俯視眾生，駕著陽光籠罩的豪車在帝國廣袤的天空自由馳騁，到墜入泥沼限於貧寒和粗陋，前後比較對於人生的感悟是不一樣的，可以說判若雲泥了。

  以後的張岱曾經在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攻破南京後毀家紓難，在紹興高舉抗清義旗，召義兵圖謀復明，也正是這一年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出任監國，張岱短時期成為魯王幕僚，作為魯王府舊臣的後人，他當然是要和明王朝共進退的。

  他在《陶庵夢憶》中記載：「魯王播遷至越，以先父相魯先王（張岱父親張耀芳曾任魯王府右長史），幸舊臣第，岱接駕。」隨後張岱陪同魯王宴筵飲酒，出優伶歌姬以助酒，並獻上數百兩黃金於魯王。朱以海酒量大得驚人，用犀牛角雕琢成的巨觥，足可盛酒半斗，魯王竟能一氣而盡，直喝得滿臉通紅，搖搖晃晃在兩位堂官攙扶下竟然邁不動步子了，張岱一直送到大門外。魯監國傳旨曰：「爺今日大喜，爺今日喜極。」

  李寄有《西施山戲占》諷刺魯王朱以海監國時的情況，在清兵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依然在張岱的天鏡園宅邸中歌舞夜宴，醉生夢死。不知效當年越王勾踐臥薪嘗膽以圖復國[3]：

  魯國君臣燕雀娛，共言嘗膽事全無。

  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獻吳

  詩後原註：

  魯監國之在紹興也，以錢塘江為邊界。聞守江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當是時，余故知其必敗也。丙申（1645年清順治三年）入秦，一婁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魯先王故長史某，聞王來，畏有所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宴，啟王與各官臨家。王曰：將而費，吾為尓設。因上數百金於王。王乃召百官宴於庭，出優人歌伎以侑酒。其妃也隔簾開宴。余與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酣歌作，王鼓頤張唇。手象著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著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淫，聲聞簾外。

  看來此番大肆鋪張的接駕，並非出於張岱本意，他本來是想躲避的，而是魯監國主動所謂召見了他，獻上百金的豪闊之舉，顯然也是魯監國以招兵買馬保衛他的家鄉紹興的名義強行勒索所致。張岱也是傾其所有接待了監國龐大的官僚團隊，使魯監國一行玩得很開心，得意忘形之下自己開始婉轉高歌起來，並以象牙筷子和著南曲音樂的節奏不停敲擊著座椅椅背，完全沉醉在崑曲無與倫比的柔美綺麗歌板中，最終竟然不顧尊嚴在眾目睽睽之下放肆和妃子調情，完全暴露了末代小朝廷耽於美色，沉醉於歌舞昇平的虛幻之中，完全無可救藥了。

  喜極之夜，魯王僅僅封了張岱一個職方主事的小破官，漏船載酒下的破官，風雨飄搖中朝廷還在歌舞宴筵中自我陶醉著，只能加速滅亡。原以為憑藉老爹與魯王府的特殊關係，能夠被委以重任，結果使得張岱大失所望。失望接連不斷，他所招募的三百義軍，也被監國所帶來的正規軍所取代，義軍的費用完全需要自籌，官紳士民義氣，完全為監國的驕奢淫逸所瓦解。這時弘光皇帝已經在湖州被清軍捉拿，他手下兩個大奸臣馬士英、阮大鋮投奔了魯監國，張岱當時主張以自己的三百人馬去捉拿跑到越國公方國安處協助防守江防的老馬，為國鋤奸，他以魯藩舊臣的名義上書魯監國，「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馬士英。「疏入監國召岱至御榻前，詔以先殺後聞。岱即帶兵數百人躡之，士英宵遁江上，見其私人方國安，挾制魯王，斥逐張岱，令士英統兵汛地，協守錢塘。」[4]沒有幾天張岱就辭去了官職，躲進了深山，因為他看到了紹興政權難以避免的覆滅命運。

  張岱在後來所著的《石匱書後集·卷五·魯王世家》中對朱以海頗有微詞。流竄在浙江、福建、廣西的明朝宗藩的反清復明事業終告完全失敗。

  張岱也隨著王朝的覆滅而徹底結束了自己風花雪月的紈絝子弟生涯，作為前朝流落江湖的遺民他在政治和生活多方面陷入困頓之中。乙酉年（1646年）五月十五日，清貝勒博洛統帥的軍隊由蘇州進抵杭州，六月杭州軍民擁戴歸避杭州的潞王率軍抗清，潞王覺得力量微薄不足以抵抗清軍遂降清。據《明季南略·貝勒入杭州》記載：

  貝勒以書召王，王度力不能抗，又不忍殘民，遂身詣其營。請勿殺害人民。貝勒許之，遂按兵入杭，市不易肆。後潞王北行，與弘光、王之仁俱凶問。[5]

  清軍兵不血刃地占領了杭州，而潞王卻被和在湖州抓獲的弘光皇帝、興國公王之明一起押往北京殺害了。六月六日晚，在紹興閒居準備和劉宗周一起起事抗清的明蘇松巡撫祁彪佳在自己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寓園拒絕了清貝勒博洛的招降，在放生池中自盡，享年僅44歲。

  一代大儒、著名的東林黨人、清流領袖、前明應天府尹（南京直轄市市長）劉宗周在紹興自己的家中絕食自盡《明季南略·劉宗周不食死》載：

  清兵至杭州，公與同郡祁彪佳約舉事，不果。彪佳先死，公絕粒兩旬，至閏六月八日戊子乃卒。有絕命詩曰「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6]

  這年夏季浙江久旱不雨，錢塘江水水涸流細，清軍渡錢塘江兵分兩路直逼紹興，魯監國所封的越國公方國安受命防守的錢塘江防，不戰而降，明軍全線瓦解。而此刻魯監國朱以海早在六月二十日就逃離紹興去流竄海上，去了舟山一帶漂泊。

  紹興被占領後阮大鋮隨著一幫前明大臣投降了清軍，剃去頭髮留起大辮子，穿起了清軍的袍褂，甘為清軍掃蕩逃竄福建的魯王朱以海和唐王朱聿鍵殘部前鋒。老阮隨清軍入閩，行至仙霞嶺下時突然頭面腫脹，其他官員勸他暫時休息，不要過關。老阮唯恐失去立功機會，堅持隨軍越嶺。為了顯示自己的老當益壯，他爭先步行登山，對落在後面的人吹噓道：「你們這些年輕人爬山還不如我這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攀登到山頂疾病突發，死於嶺上。當其他官員氣喘吁吁到達嶺上時，見他坐在大石上一動不動，呼之不應，以馬鞭撥其辮子毫無反應，仔細一看已經氣絕身亡。[7]而他的同黨東閣大學士馬士英卻在關鍵時刻，拒絕降清，躲進四明山的寺廟削髮為僧後被捕獲，不屈就義。

  [1] 見《夜航船·陶庵夢憶·卷七》，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475頁。

  [2] 《張岱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73頁。

  [3] 見顧誠著：《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第264頁。

  [4] 張岱著：《石匱書後集·卷四十八·馬士英阮大鋮列傳》，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83頁。

  [5] 計六奇著：《明季南略·卷五·貝勒入杭州》，中華書局，第279頁。

  [6] 計六奇著：《明季南略·卷五·劉宗周不食死》，中華書局，第281頁。

  [7] 見顧城著：《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3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