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活躍於南方的太監集團

  為了維護大一統的皇權專制體制的運作，太監作為體制的寄生物是伴隨體制興衰相始終的皇家鷹犬集團。其存在的價值不僅僅是宮廷可供役使的奴才僕役，也是皇家遊走於外庭的惡犬和放飛於軍政體系的鷹隼。雖然祖訓明確太監不得干政，但是帝國政治經濟體制機制的運轉已經完全離不開龐大的太監集團深深介入。尤其是王朝沒落期官僚政治體制的頹敗，太監勢力在政治上崛起，幾乎無孔不入仿佛水銀泄地那般滲透到皇天后土的方方面面。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作為膏腴之地的東南諸省尤其是被稱為南直隸的江南，是帝國賦稅的重要來源。涉及經濟、國防、海防、礦產重要資源的各個領域及遍布的皇莊、祖陵都派有太監掌控或者監管。其主要管理衙門就是留都南京的司禮監，這實際上是一個直接代表皇帝的情報搜集、皇室用品採買、經濟資源掌控和賦稅收繳監督及軍事武裝力量監控的重要衙門。提督太監是超越於帝國行政權力之上的皇上代言人，其實際的權力超過總督和巡撫。

  在水路運輸方面，南方有發達的水系和沿海漫長的海岸線，因而物資運輸和關稅收取是漕運總督的重要職責。帝國實行鹽業專賣制度在揚州專設巡鹽御史衙門，這和設在淮安府的漕運總督衙門均為和南直隸省平行的獨立核算部門，也是兩個權力和油水都很大的中央直屬機構，都同時派有太監進行監督管理。而海上的貿易體系，基本由皇上直接領導的提督市舶司的太監們所控制，無疑也是皇家重要的財富來源，是敲詐勒索沿海船民、抽取海上貿易稅收的重要渠道。

  至於那些遠離了政治中心的太監集團的外放人物，在脫離了皇帝主子的視線之後，猶如放逐的野馬，脫離了宮廷的羈絆，身上又烙上了神聖的皇家印記，儼然成了凌駕於地方軍政勢力之上的特殊人物。因為生命線被閹割之後，身體已經變得畸形，必然影響到性格上的病態變異，因而敏感多疑，在文臣武將的視野中他們實在是一群不倫不類不男不女的東西。這些東西喪失了人倫生殖功能之後，隨之亦失去正常人在情感張揚和性慾釋放方面的情趣，也沒有了家庭生活的天倫之樂，而極度自卑表現出的形式卻是自尊式的極度傲慢。

  尤其是大明留都乃六朝帝王之洲，江南佳麗之地，連吹出的風都帶有茉莉花的芳香，繞城潺潺流淌的水面飄蕩出脂香粉膩的色彩，秦淮河上來去的畫舫，羊角燈光閃爍迷離。那些卵子發燒的文官騷客們個個人模狗樣，白天像是道學先生那般口不離孔孟之道，言不脫存天理滅人慾，仿佛為人師表的道學先生；晚上則左擁右抱和那些歌姬舞女們打情罵俏，在吟詩作賦中博得粉頭一笑。這些風情萬種的世像，都使得太監分子看得眼睛發酸，但是他們都是被閹割了生命線的人物，心中只有怒火和無名的嫉妒，這股心中熊熊燃燒的火焰和看得到葡萄卻吃不到葡萄的酸氣匯聚到一起，只能釀造成報復社會的仇恨。

  然而，他們擁有皇家奴才的身份，在地方就扮演著皇上代言人的角色，完全口含天憲，頤指氣使，為所欲為，無人能夠管束制約。變態扭曲的靈魂，一旦爆發出負面的能量，也是無人可以匹敵的，因為他們依附的乃是帝國最高的權力——皇權。

  皇權在帝國版圖上的馳騁，法力無邊，勢不可擋。而施展法力的人員莫非內臣和官僚，內臣外放就是天使，儘管他們失去了在人慾享受方面受到影響，但是人的欲望是多方面的，他們也有追逐財富的欲望，帝國財富的攫取，是離不開權力的。他們是吸附於皇權的螞蟥，只能藉助於帝國宮廷法力無邊的權力場，縱橫馳騁在帝國龐大的財富圈中漁利。內心的齷齪，性格的變異，演繹著行為的瘋狂。

  朝廷官員幾乎是無官不貪了，在南方諸省的政治、軍事、經濟領域，那些官員的收入本來微薄，只能巧立名目地擴張權力，拓展財富牟取的渠道，他們生活得也是有滋有味，又是蓋府邸、築園林、養戲班子。生活在這裡的達官顯貴，退休官員們哪一個都不是善茬。對於太監們來說無福消受美色，享受家庭多妻多子的天倫之樂，那也只剩下對於權力和財富的瘋狂追求，來彌補殘缺不全的生理功能失落，這就是堤內損失堤外補的道理了。

  

  老天對人來說也算是公平的。老子不是說：「天之道，其猶張弓也？高者抑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太監缺少了人道，就只能遵循天道，在那些地方豪強權貴的利益圈中舀上一勺，以彌補自己為皇家貢獻卵子的不足。這大約就是太監們的真實思想了。

  太監遂成為宮廷外放的御用惡狗，表現出的狀態就是窮凶極欲，作威作福，囂張跋扈，無惡不作。這些東西就是附著於專制皇權肌體上，為害地方百姓饕餮天下財富以自肥的一群吸血鬼，本質上是皇權專制的衍生產品。誠如唐代韓愈《順宗實錄二》所記載的宮市：

  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未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並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並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

  白居易《賣炭翁》詩，即為諷刺此事而作：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這就是太監把握專為皇家所設「宮市」的邪惡。凡當國家的法治程序失效，潛規則大張其道的時候，人治明目張胆恣意橫行之時，也就到了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變革時期。那麼法國貴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中所預言的法國大革命似的動亂就可能發生，李自成、張獻忠似的農民造反派就會橫空出世。明末就是如此，至少太監集團肆無忌憚地張揚，也是整個國家朝綱紊亂的重要特徵。因為他們代表是皇權的張揚。當君主視民眾為草芥之時，民眾視君主只能是狗屎了。

  由皇朝直接派出的太監不僅藉助「宮市」巧取豪奪，而且還直接壟斷採礦等國家重要資源的開採，依仗權勢盤剝掠奪百姓的財物，老百姓唯恐避之不及。也就是說，商品交易所遵循的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的運作全面失效，而由皇權所完全主導。在明末幾乎所有重要領域均由皇帝直接派出太監來辦理相關事務，給太監集團的從中漁利造成極大的方便。

  專制王朝的悲劇實際上是由封建集權制度造成的，權力一旦成為某些人的專利，就會變成他們魚肉人民的刀子，流血的只能是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太監集團是皇權利刃上的刀把子，至於刀刃毫無疑問就是整個腐朽的官僚集團，鑲嵌著寶石雕琢著美麗花紋的刀鞘則是標榜著「仁者愛人」的儒家集團。而操縱整個利器的則是皇權本身，儘管這柄百年寶刀已經鏽蝕卷刃，很難削鐵如泥了，但是珠光寶氣的外表依然璀璨華麗。披著華麗外衣的太監集團依然趾高氣昂囂張跋扈。

  永樂年間宦官插手經濟領域的影響力開始擴張，是洪武朝不能望其項背的。洪武年，在蘇州天心橋東建織造局，宮廷內外的衣飾袍褂朝廷官服均有織造局專營，有地方官員督造。而到永樂時，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蕭月、阮禮都擔任過蘇州、杭州的織造，從此「祖制始變。嗣後歲以為常，末造禍更烈」，本來那種織造歸地方官管理，「民不擾也」（孫珮編：《蘇州織造局志》卷二）的局面，一去不復返。永樂時，宦官還至西北地區索買駝毛，「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匹，自後歲以為常」（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七《織造》），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永樂元年（1403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國朝典匯》卷二○○《市舶》）。這樣，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權，也即江海航運的管轄大權。宦官手中的權力既已越來越大，橫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傳聖旨，屢有發生。如：永樂五年（1407年），內使李進在山西以采天花為名，「詐傳詔旨，偽作勘合（偽造公文）假公營私，大為軍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問李進（譚希思：《明大政纂要》卷一四）。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內官馬騏偽傳旨諭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朱棣得知後，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人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明大政纂要》卷一七）有個大宦官到蘇州織染局上任，下車伊始，便藉故製造冤獄，致使無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餓死（祝允明：《志怪錄·周七郎》）。

  宣德年間，皇帝不斷派出宦官到各地採辦，如蘇州一處就經常有五六個宦官坐鎮，其中羅太監待的時間最長，「或織造，或采促織（蟋蟀），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艾」（楊循吉：《吳中故語》）。有的太監，備受恩寵。如司禮監太監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年）被賜以免死詔。給范弘的詔書中，有謂：「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弇山堂別集》卷九○《中官考》一）御用監太監王瑾，宣德四年（1429年）時，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迴文詩體，做了一首題曰《偶成》的詩送給他（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上）。其後，又賜給他銀記四塊，上面刻的字是「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跡雙清」（葉盛：《水東日記》）。

  當然，比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頭腦還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年）十二月，他下令召還採辦中官。這是因為山東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上疏，揭發京師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農務」，朱瞻基遂下令「悉召還治之，自今更不許輒遣人」。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朱瞻基還下令處死指使內使阮巨隊等在廣東「以採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的內官袁琦，用的是凌遲這一極刑；次年正月，他還敕諭南京、應天等府，今後「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皇明詔令》卷九《誅袁琦敕》）。

  留都的兵部掌管著南方各省的駐軍，而太監廠衛負責帝國皇陵的警衛，比如鳳陽和盱眙的兩處明代祖宗陵墓的警衛工作。這裡還豢養了一批明代宗室的違法犯罪分子和一批流放勞動教養的太監，比如前面介紹過小太監劉若愚就曾經因為捲入閹黨案在孝陵充當清道夫，寫下了血淚交替的《酌中志》，此書的完成也為自己洗冤辯白，得以平反釋放。再加上提督太監還管理著內廷警衛部隊，肩負著催繳稅賦和宮廷後勤採購等一系列任務的監管之責。這些太監除了公開職責和身份以外，還肩負著對地方行政、軍事首長的監督責任，是皇帝在地方的耳目。這是特別使人可怕的事情，也就是他們作為鷹犬就是皇家的特務，地方軍政長官的一舉一動皆在無卵子集團的監控之下。因而外派太監的勢力實際是通天的，往往凌駕於留都的六部都司之上，可以說是藉助皇家勢力，狐假虎威，貪斂財富，監控地方，專事告密，無惡不作。留都的司禮監提督太監實際就是皇帝派在留都情報機構的大特務頭子，隨時匯集當地軍政情報，密報朝廷，必要時動用廠衛直接將人犯逮捕押解京城查處。

  據《明通鑑·卷三四》和徐咸《西園雜記·卷下》記載：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貿易，貪污中飽：如憲宗成化初年，寧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極為「貪恣」；爾後在廣東的宦官韋眷，在市舶司任內更是「聚珍寶甚富」。奏討鹽利，甚至販賣私鹽，使鹽法大壞：如成化十九年（1483年），宦官梁芳「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前後請兩淮存積余鹽不下數十萬引……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勒索貢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鎮守太監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監崔瑤等人，對富陽縣的茶葉、鰣魚二種貢品，百般勒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

  在太監充當皇上採辦後宮所需物品中也是趁機盤剝中飽私囊。成化七年（1471年），湖廣鎮守太監開始進魚二千五百斤，成化十七年（1481年）以後，猛增至二三萬斤。貢魚要裝載船、車、人夫、保鮮，因而宦官從中大搞花樣。以南京進貢鰣魚為例，每年是五月十五先進於孝陵，然後開船北運，七月初一在北京薦太廟。路途遙遠，時間緊迫，押運宦官遂得以乘機勒索。起運時，每歲在南京鰣魚廠取里長二十名，各索銀二十兩，正德時更倍取其數。又要茶果銀一百二十兩，水夫銀二百兩，發船時又取民夫四千三百多人。船日夜開行，求冰置換急如星火。其實各地均不用冰，只是以高價折合銀兩，即所謂「折干」，因而魚未到北京，早已腐臭不可聞。到京後，雖然加入雞、肉、筍、菹及各種作料來掩蓋這些臭氣，但仍然不堪下筷。顯然，這樣的進貢冰鮮，實際上不過是向沿途百姓大撈一票而已。浙江富陽縣所產茶葉與鰣魚均為貢品，鎮守太監王堂之流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時任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曾寫下《富陽民謠》一首，悲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黨搜刮富陽人的罪行：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漁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韓邦奇還向武宗上了《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征科四出，軍民困瘁已極」，建議「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參奏者奏請究治，應拿問者逕自拿問」。但結果，被「參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韓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謗，阻絕進貢」，韓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錦衣獄，撤去官職。（見王學謨：《續朝邑縣誌》卷六）

  在幾個有特殊政治意義的地區，還專門設置了守備太監。鳳陽是朱元璋的老家，而且犯罪的宗室子孫都押來關在高牆之內，因此明王朝對鳳陽異常重視，特設守備。天壽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歷代皇帝的陵寢所在，故有天壽山守備。燕王朱棣起兵，從建文帝手中奪權，定都北京後，南京成為留都，不但是朱元璋的埋骨之所——明孝陵所在地，更重要的，這裡是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也是全國經濟命脈所在的江南地區的中心，因此明王朝不但在南京設置守備太監，而且賦予大權。作為「三千里外親臣」的守備太監，地位比守備南京的武臣要高得多，在公堂就坐時，守備太監坐首席，侯、伯只能上坐，都督則只能側坐。（見王世貞：《鳳洲雜編》卷一）

  萬曆年間，神宗皇帝完全超越政府權力，直接派遣太監充當礦監稅使到各地去為自己和家族以增加稅收聚斂個人財富，激起市民反對。皇帝及其家族藉助宦官勢力的橫徵暴斂，再加上為了和官僚集團取得統治天下的平衡性對於官員集體腐敗的放縱，構成了王朝政治從上到下的結構性腐敗。關係國計民生重要資源的壟斷是專制政權的重要特色，通過對於資源控制掌控天下財富而專奉一人一個家族，實現家天下的目的，盤踞於九層之塔的各個層級又成為天下財富分流的渠道，因而必須由皇帝的家臣進行層層控制，層層控制的另一層含義就是層層盤剝，實際造成「天下苦秦久也」的貪腐格局。

  一方面帝王驕奢淫逸的生活導致了太監集團無限擴張，明末宦官集團的人數已經擴充到了十多萬人，幾乎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如蛆鑽營無孔不入；另一方面文人集團包括帝國從上到下的官僚士子縱情聲色、毫無節制地發泄，導致生活的糜爛腐敗已經無以復加。江山的危亡定然在貪婪的攫取和西門慶之流的奢靡淫亂中被註定。

  格局既成，要想改變這種利益固化特權橫行的結構性貪腐十分困難。修修補補顯然無濟於事，拆除重造就是車毀人亡，因為人治格局藉助官僚體系的利益鏈幾乎是環環相扣，中間一個環節掉鏈條就意味著一損俱損整個統治機器的瓦解和崩潰。

  封建專制王朝其實是完全缺乏主動糾錯機制的，就是迫於無奈的「罪己詔」也是內外壓力無法緩解下某種形式表演，太監其實是專制體制直達宮廷的聯繫人，皇權政治從上到下執鞭駕馭戰車的御手，戰車已經完全腐朽破敗，那麼只能沿著歷代王朝覆亡的末路狂奔，直至車毀人亡。這就是歷史的宿命，非人力修修補補可以完成。等待的就是毀車拆屋那些陳勝、吳廣農民起義軍的撲面而來。

  明末越來越龐大的宦官二十四衙門幾乎控制帝國政治、軍事、經濟乃至社會各個層面的所有重要資源，直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代言人。群臣唯俯伏聽命，有時是無力反抗的，因為太監身後站立的是天命所系至高無上的王權。以儒臣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失去對於皇權的制約，預示東漢末年「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改朝換代就要到來。作為政權合法性的道統已亡，政權形式上的法統還能維繫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