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明末宦官善惡辨

  宦官集團原本是寄生於皇權專制體制的附著物，一群被閹割了生命繁衍能力的陰陽人，他們是誠惶誠恐出入前朝後宮服務於皇帝本人及其後宮嬪妃的奴僕，在政治地位上原本微不足道。卻因為他們有了皇帝家臣的身份，皇權形成威力無上的保護傘，籠罩著這幫奴才走狗，由是跟著主子耀武揚威起來。他們的興盛和迅速繁殖完全取決於帝王后宮的不斷擴張以及君權無孔不入地極端膨脹而不斷加強對於官員權力管制的需要。

  因而宦官干政幾乎伴隨王朝政治盛衰之始終。從戰國末期強秦宦奴嫪毐弄權到秦國一統天下後趙高的指鹿為馬立威，以致發展到漢代十常侍亂政，唐代楊思勖、高力士擅權，歷朝歷代宦官干政綿延不絕。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指出：

  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

  有專制君主在，歷朝歷代皆有宦官干政的記載，東漢的宦官可以左右朝政、廢立皇帝，品高位重，可以封侯；宦官對於文官士大夫集團甚至大開殺戒，釀成了漢末有名的「黨錮之禍」。唐代中期以後，宦官一直介入皇帝的廢立，肅宗以後一共14個皇帝，其中13個皇帝由宦官廢立。

  明代宦官干政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中、晚明時期尤甚，宦官集團成為政治舞台十分活躍不可輕視的勢力，部分朝廷文武大員紛紛依附投靠，成為閹黨。《明史·閹黨傳序》中云：「明代閹宦之禍酷也。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其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明代是歷史上閹宦之禍為害最烈、時間最長、後果最嚴重的朝代。然而，閹宦之禍危害之烈歸根結底是皇帝的無能、怠政，導致皇權旁落而由宦奴代行，過度依賴走得最近且兼有奴才性格的宦官，以致宦官權勢坐大後，影響到皇權的正常行使。

  由於宦官身體的殘缺而導致了性格的殘缺，朝廷上下君子作風的喪失，奴性人格的盛行，儒家的最後一點「大丈夫」精神為趨勢小人的陰謀虛偽習俗所取代，於是趨炎附勢成風，諛諂媚上成習，外界的真實信息和正義呼聲也因閹黨集團的屏蔽而使皇帝成為孤家寡人，被奸佞小人玩弄於鼓掌之上，朝綱也就一天天墮落。

  然而，宦官權力的賦予、擴張、收縮、剝奪全在於君主意志的張揚和衰落。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草莽，對宦官深以為戒，對宦官干政的危害，採取了一系列的預防措施。他在立國初期就嚴禁宦官預政典兵，不久又下令不許宦官讀書識字，以防止其干政，後又命令吏部制定內監等官秩始終低於前朝。洪武五年六月，定宦官禁令。次年禮部議置內正司，考究前代究劾內官之法，專察究劾內官失儀及不法者。為防患於未然，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敕內官毋與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移文往來，並在《皇明寶訓》中告誡侍臣：

  為政必先警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鑑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危害非細故也。……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朱元璋這一席話對於太監干政的危害性可謂一針見血，對于禁止太監干政的初衷道得很明白，就是為了防患於未然，防範措施也非常嚴厲。為此，他專門在宮門口立一鐵牌明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並將其所制立法諸事編為祖訓，命令後世諸臣永遠遵守，不得更改。到他的孫子建文帝秉政時期，這位皇孫對於太監干政尤其警惕，處罰也特別嚴厲。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他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發起靖難之役篡奪皇孫他的親侄兒朱允炆的皇位，其中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就包括了太監的勢力。

  

  攻取南京之初，不少太監跑到燕王朱棣處告密，致使朱棣輕易攻下京城，占領紫禁城。尤其在大肆屠殺建文帝集團文武大臣時，朱棣開始啟用自己身邊的宦官勢力，因為在他看來，這些被閹割了的刑餘之人沒有後顧之憂，且有許多是外域之人。在北京和南京沿線諸多文武官員退縮觀望之際，燕王不得不打破祖制，啟用宦官利用其鋒銳打擊建文勢力。比如後來率船隊出使西洋的鄭和就是從雲南回民部落俘獲的戰俘被閹割後，充當了內臣。鄭和在靖難之役立有戰功，被朱棣登基後重用。名義上出使西洋宣撫天朝國威，骨子裡對於親侄子是否如傳說的那樣在宮殿中放火自焚時被燒死心存疑竇，派鄭和暗訪蹤跡，以絕後患。

  燕王變身明成祖後，完全不具備其父親那樣擁有自己親自選任的官僚隊伍為自己所用，面臨建文勢力的強力反撲，控制局勢的手段遠不如其父親。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朱老四「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極，初令錦衣衛官暗行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登事猶恐外官循情，隨設東廠，令內臣提督控制之，彼此並行，內外相制」。明太祖防止內臣干政的銅牆鐵壁，在皇族內部爭權奪利的血腥殺戮中被瓦解，終於又成為皇權專制的附著物再次衍生壯大成為干預政治的龐大力量。

  為了集權力於一身，朱元璋曾經裁撤中書省罷免丞相一職，建立絕對君主專制，自己夙夜辛勞以過人的精力和膽識處理政務，而他的後代們顯然沒有他那樣的責任感和過人的精力及頗具韜略的政治手段處理全國全局的重大問題。

  成祖之後的皇帝，安享錦衣玉食，枕於安樂者居多，如此藏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花花太歲們軍政要務多交於近侍太監處理，這樣太監假天子之威的權力就不斷膨脹起來。太監干政本來就是專制政體的孿生物，太祖竭力避免，卻不能剷除其賴以生長的專制政體土壤。其只能像是野火燒不盡的枯草那樣春風吹又生，最後覆蓋帝國各個領域，成為醫治不了的痼疾，向王朝政體的血液和骨髓蔓延，促使了大明王朝的死亡。

  明代宦官有二十四個衙門涉及朝政事務、宮廷事務、軍事、司法、經濟等各個方面，太監幾乎成了天子的代表。首席衙門為司禮監，不僅主管內廷太監事務，而且職涉外廷朝政，司禮監除掌管批答奏章、傳宣諭旨的權力外，還可代表皇帝出席內閣會議商議軍國大計。此外，監國、顧命、立法改制、進退大臣他們都有權參與。在司法方面。明代的東廠、西廠、內行廠等特務機構均有宦官控制，他們就是利用這些權力毆辱、杖殺文武百官，以皇權的名義泄其私憤。

  清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黃宗羲曾經滿懷悲憤地大聲疾呼：

  閹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預朝政之閹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他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為閹宦奉行之員而已。

  在下面南明政權建立過程中太監操縱預立新皇的魅影始終在幕後閃爍，他們出入軍營、勛臣、官府，暗中勾結軍閥和姦佞大臣等擁立被史可法稱為有「貪財、淫蕩、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福王，而內閣大學士史可法、鳳陽總督馬士英等皆是台前提偶，只是虛假的表演而已。

  在馮夢龍所編輯的圖書《智囊》中搜集了一些太監亂政的有趣故事。比如，他在寫到明朝一哥通學大儒王陽明時，就有著這位號稱聖人的道學大師如何在平息了寧王朱宸濠叛亂時與內廷太監錢寧等勾結的證據，又如何和大太監進行交易周旋的故事，讀來頗有趣味。原因就在於王陽明早年在刑部擔任雲南司擔任主事時，曾經給正德皇帝朱厚照上了一道奏摺，口氣十分委婉，為那些遭到太監劉瑾迫害的文官求情，被劉瑾唆使朱厚照將他扔進了詔獄。劉大太監等著禮部左侍郎、陽明之父、狀元郎王華提著銀子來求情行賄，偏偏王副部長很有骨氣，絕不登門乞憐，結果自己被弄到南京擔任了空頭的組織部長（留都吏部尚書），還連累得兒子被劉宦官下令拖出午門狠揍四十大板，貶職到了偏僻的貴州龍場當了一名招待所所長（驛臣）。在與二十九匹瘦馬和十二名驛卒相伴的孤獨中，王陽明開始了龍場悟道的學術研究生涯，導致了後來震驚於世的心學理論的誕生。

  顯然在以後的官場生涯中陽明先生吸取當年做憤青時的教訓，開始收斂起鋒芒，以思想家的成熟和道學家的立身嚴謹和朝廷內外的黑暗勢力鬥智鬥勇了。這一點作為王陽明粉絲的馮夢龍有一篇專寫王陽明的紀實文學《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對他心目中真正的道學先生王陽明倍加禮讚，甚至不惜筆墨加以神化聖化。[1]

  馮夢龍在《警世通言·鈍秀才一朝交泰》的傳奇中，寫了明代天順年間吏部給事（中央組織部幹事）馬萬群給明英宗上了一道奏本，彈劾太監集團頭目司禮監大太監王振專權誤國的故事。馬萬群當時是捅了馬蜂窩。

  王振何許人也？英宗皇帝小時候伴讀加玩伴，也就是在朱祁鎮當太子時的陪侍。在朱祁鎮孤獨的太子生涯中唯一相伴他長大的髮小和同窗，兩人間的淵源不可謂不深，情誼不可能不長。在皇帝孤家寡人的生活中也只有太監和嬪妃們圍繞著他，奉承著他，滿足他的欲望。祁鎮即位之後，不稱其名，稱呼為先生。皇帝也是人呢，是人就有七情六慾，況且君權神授，在塵世就是老大，老大滿足七情六慾的權力是不受制約的，這樣必然導致情慾的濫觴。

  後宮的干政不外乎嬪妃和太監。孤獨中的知音，雖然充斥著奉承和陰謀，但是肉麻的阿諛奉承聽起來卻像是悅耳的夜曲，給人以舒服愉悅的快感，這就是毒品給嗜毒者帶來的的舒適幻覺。皇帝就沉醉在這種幻覺中不可自拔。那些自以為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官自命道德楷模和真理旗手，動不動以祖訓和聖賢之言來制約和干涉他當皇帝的無限自由，有時竟然管到皇帝褲襠里的那點鳥事。

  相比較而言，當然是身有缺陷的太監更懂得皇帝心中那點事，辦事無不稱心如意。位尊九五，口含天憲的專制皇帝豈能受群僚此等鳥氣？這樣官權和皇權就對立起來，可信任的只有身邊的那些近侍之人了。朱祁鎮登上大位立即安排這位發小當上了太監二十四衙門最有權勢的司禮監總管。要知道王太監可是在少年時期自己割了睪丸自動來為皇家服務的，他為人機敏，善於揣測聖意，辦事都稱心如意。當然文化程度低是可以受教育加以提高的，祖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自成祖爺起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奴才就信任有加，就已經安排太監當大使辦外交，當監軍鎮邊防，當稅吏催賦稅。為了提搞這些內臣的文化水平和辦事能力，在宣宗爺時期甚至還專門為這些太監辦起了宮中學堂，開始了太監的掃盲工作。令大學士陳山專門教習。從此，太監讀書成為定製，太祖老兒那一套早就成了陳規陋習被廢棄了。太監成了有文化有勢力的一窩蛀蟲，開始蛀蝕王朝政治的綱常禮教柱石，大廈也就即將傾覆。[2]

  在馮夢龍的筆下，這位不知好歹的七品給事馬萬群，遭到王振的無情打擊報復，不僅被撤職趕回老家，還要給他加上貪賄國庫銀兩的腐敗罪名，欲將之置之死地而後快。為了搞臭馬給事，追索莫須有的銀兩，馬給事的家財被抄走，田產被籍沒，財富被勒索榨取一空，本人悲憤而亡。其子秀才馬德稱遭親朋好友白眼，求告無門，最終一貧如洗，秀才功名也被官府褫奪，不幸流落北京寺廟寫經餬口，只是在得到他未婚妻黃六英的出手相救後，才安心讀書，準備參與科考。等到王振鼓動英宗朱祁鎮親征瓦剌，被一舉擒獲，王振被憤怒的將士錘擊而死，郕王朱祁鈺即帝位後，馬萬群得以平反，家產發回，家道振興，馬德稱連考連中，先後出任禮、兵、刑三部尚書。雖然小說的套路依然是才子落難，小姐相助最終夫貴妻榮的大團圓結局，宣揚的依然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理念，終究脫不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筋骨，勞其心智」等俗套，但是故事所揭示的背景卻是宦官干政對文官集團的殘酷迫害這樣的史實。英宗年代，王振專權，舉朝文武阿附成風，宦黨演繹為集團而壟斷朝政，卻是明代第一人。之後劉瑾、錢寧、魏忠賢等前赴後繼，不絕如縷，終於導致了朝綱墜落，千瘡百孔，無可救藥地走向了末路。

  明代的宦官也並非完全一無是處，個個都是鼻樑上抹白粉的跳樑小丑，也有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崇尚士大夫節義的君子型宦者。除了明初永樂朝的鄭和充當外交使臣七下西洋為中外讚譽以外，在宣宗皇帝開始對太監實施文化教育，以提高內廷太監的文化政治素質，更有效地為王朝服務之後，也湧現出了一批才藝雙絕的優質太監，補充著官僚隊伍。只是這些人在宮廷飄蕩的一團黑霧中，一直被甚囂塵上的閹黨氣焰所遮蔽，成為太監集團的鳳毛麟角而難以脫穎而出罷了。

  據《明史·陳矩傳》記載：「陳矩，安肅人。萬曆中，為司禮秉筆太監，二十六年提督東廠。為人平恕識大體。」[3]陳矩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選入宮，分派在司禮監秉筆太監高忠名下，在司禮監服役，當時年僅九歲。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兵在邊境搶掠，逼近京師，太監高忠全副武裝參與防守，立下功勞。陳矩十分敬佩，立志要經世濟民，治理國家，從此經常留心有關政治、經濟的事。萬曆十一年（1583年）春，代藩奉國將軍朱廷堂有罪，被革去爵位，由陳矩奉聖旨把他押送到鳳陽高牆禁錮。歸途中路經安肅縣時，回家上墳，寫了《皇華紀實詩》一卷。當時很多宦官外出辦事，都是作威作福，沿途敲詐勒索地方官和百姓，陳矩卻是廉潔安靜，不擾官不害民，所以驛站的人都很滿意，稱他為「佛」。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陳矩以司禮監秉筆太監掌管東廠，他為人正直，有度量，能顧全大局，常常說：「我只守著八個字，就是祖宗法度，聖賢道理。」所以對刑部、鎮撫司監獄所關押的、丟了官的內臣和外臣，即使是犯了重罪的，也常想著「上帝好生，無知入井」，對他們多方曲意保存。又注意隨事進諫，匡正神宗的失德。榮昌公主是神宗的嫡長女，光宗的妹妹，她和駙馬楊元春吵架，楊元春一氣之下，跑回了老家。神宗非常憤怒，召陳矩商議，要從重懲辦有關內臣和外臣。陳矩緩緩地說：「這是閨房內的小事，不該驚動皇上，傳揚出去影響不好。」於是擬旨諭閣臣，讓他們說楊元春不知什麼原故，出了某門到固安縣去了。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召楊元春回來，罰他到國子監演習禮儀，便了結了一段風波。

  陳矩身材比較瘦弱，聲音嘶啞，但是白耳黑齒，雙目炯炯有神，對人謙和，對下從不聲色俱厲。不過，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保全君德的時候，都很有決斷，敢於擔當。他衣食方面自奉甚薄，暇時喜歡彈琴、吟誦詩歌，收集古董書畫。喜歡讀《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和有關儒學的各種書籍，如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的文集。尤其是常常細讀《大學衍義補》。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還上奏進送兩部，請求發給司禮監重新刊印。遺憾的是，書印成時他已去世了。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陳矩在內直房端坐去世。生前他已在香山慈感庵旁預先卜得葬地一塊，建了一個石塔在冢上，稱「太極鎮山塔」，在墓道前豎了一個石坊，上寫「敕葬中使神道」。有石門，門楣上寫「還一仙洞」。死後，用立棺，像僧人一樣安葬。神宗賜諭祭九壇，祠額題為「清忠」，並頒布了保護祠和墓的敕令，上面開載著房屋、地畝的數目。文武百官都親臨弔唁，穿著素白色衣服送葬的人多至堵塞道路。大學士朱賡、李廷機、葉向高親自在棺前祭奠，祭文中有「三辰無光，長夜不旦」等句，充分表達了他們對陳矩的敬慕之情。陳矩的遺像，掛在在德勝門裡欽賜會館祠堂內，供人瞻仰。

  陳矩門下有個叫劉若愚的宦官，受陳矩的影響，亦是為人正直，好學有文，他所著的《酌中志》一書，是唯一一本流傳至今的宦官著作，為後人留下了很多明末內廷各方面的珍貴資料。

  劉若愚，自稱原名劉時敏，生於明代萬曆十二年（1584年），南直定遠人。其家世襲延慶衛指揮僉事（正四品），父親劉應祺官至遼陽協鎮副總兵。可以說出身於軍門世家的高級將領子弟，因而自小受到良好教育，有相當的文學修養。劉若愚十六歲時，因感異夢而自施宮刑，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被選入皇官，隸屬司禮太監陳矩名下。因此，受到陳矩言傳身教，有著較好的政治素養。天啟初年，宦官魏忠賢擅權專政，魏之心腹太監李永貞任司禮監秉筆，因為劉若愚擅長書法且博學多才，便派其在內直房經管文書。與此同時，魏、李又因多陰謀詭計，故對劉若愚頗多猜忌。劉目擊魏、李所為而又無可奈何，遂將原名「時敏」反其義，改名為「若愚」，意思也就是大智若愚以保護自己，不與閹黨之流同流合污，在奸黨群中潔身自好求得生存。崇禎二年（1629年），魏忠賢閹黨事敗，若愚被群臣糾彈謫充軍孝陵打掃衛生。

  後來，查實東林黨高攀龍等七人被誣致死一案，乃係李永貞索取蘇杭製造李實空白印紙架詞虛構，李永貞被斬決，劉若愚被處斬監候。若愚因受誣告而蒙冤獄中，有苦難申，而真正的魏黨司禮太監王體乾、塗文輔等則以黃金買命而逍遙法外。在幽囚的悲憤不平中，劉若愚乃效太史公司馬遷之榜樣，發憤著書，嘔心瀝血，詳細記述了自己在宮中數十年的見聞，並進行說理申冤以自明，終於由崇禎二年至崇禎十四年陸續寫成這部頗具特色的明代雜史《酌中志》。之後，劉若愚果然得釋免，從此重見天日。

  《酌中志》在明代宦官隊伍的一團渾濁中，為我們牽引出一縷清風，而使得明末宦官中那些才藝卓絕的閹人不至於完全被湮沒在歷史塵埃之中，使我們看到了宦官畸形和痛苦的兩面人格及光明和陰暗的雙向人生，並非戲劇中完全被醜化的反面角色。

  《酌中志》卷二十二，錄有嘉靖、萬曆時朝太監眾生相，非常傳神。如嘉、萬時期的著名大太監馮保就是名臣張居正的好搭檔，其更是「善琴能書」，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寶愛之」。千古佳作《清明上河圖》上有馮保的題跋，筆力雄健飄逸，實屬書法上品。嘉靖時司禮監太監戴義，「最精於琴，而楷書筆法與沈度相埒」。江南一著名女琴家，攜琴遍游南北兩京及各省，與各地名琴師比試，認為沒有人能和她媲美。她聽到戴義的大名後，特地持琴前往拜訪，兩人約期比琴。屆時，先聽戴一曲，琴聲剛住，她便「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攜善琴即下階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不再言鼓琴事」，可見戴義的操琴水平，已經出神入化。

  王翱，字鵬起，號村東，原籍南直隸應天府句容人（南京句容）。永樂時，遷北直隸通州。嘉靖壬寅年（1542年）選入宮中，時年十一歲，因聰明伶俐選入司禮監內書房讀書，受業於郭東婪、趙太洲、孫繼泉等先生，為這些儒學重臣所器重。老師授課時囑咐這些受教的小太監說：「你們這些學生都是服務於內廷的宦官，不必學科舉類的文章，唯講明經史書鑒及本朝典制以備聖主顧問，有空餘時間可以學些作對子和作詩詞的學問就可以了。」

  萬曆辛巳年（1581年），王翱五十歲時奉旨：「慈寧宮教書。遂遷居於西安門北，得從容與士大夫唱和吟詩。侍母孝，待弟良翔友於之愛，為內廷所少。」王翱為人悲歌倜儻，博學自豪，視富貴若電光石火焉。其《詠籠雀詩》云：

  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奈愁何？

  徒于禁苑隨花柳，無復郊原伴黍禾。

  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

  聖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

  王翱與張維前後皆有詩名，而品秩榮顯，翱遠不及。張維勘刻《禁砌蛩吟稿》《村東集》行於世。嘉靖時擔任御馬監右監丞的王翱有《秋夜有懷》詩：

  西風吹雨夜蕭蕭，客思逢秋倍寂寥。

  十載已虛明主詔，半生徒插侍中貂。

  誰憐季子黃金盡，無奈馮唐白髮饒。

  何日一帆江左去，獨尋山水混漁樵。

  明代學者鄭之惠認為王翱和另一位太監張維的詩，均為朱彝尊所未見，完全可補《明詩綜》之不足。尤堪稱道的是王翱的《詠籠雀》《秋夜有懷》這兩首詩對遠離家鄉親人，從年少起就久困深宮，如同被囚於牢籠之中的感嘆尤為真實真誠：世態之炎涼、宮斗之殘酷、宮廷之冷漠、情感之寂寥，均有融會貫通於筆墨。作者切身之體會，如同冬夜中夾雜的寒風苦雨吹去了對於人生的美好追求，心靈中充斥了苦寒之陰影，不如一帆飄去，追求山水自然中的漁樵生活，那才是人生的自由自在自適，現在這種籠中雀的生活已然完全失去了人生正面的價值和意義，生活還不如同噩夢。可謂情境交融，抒情、感懷、用典均很到位，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上乘之作，是不可多得的好詩。看來太監有了文化就具備了思考人生的思想，也有著對於人生的價值追求。這何嘗又不是《酌中志》作者劉若愚本人的感嘆呢！

  明代宦官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崛起，是因為朱元璋罷黜相權，將最終決策權集中於帝王一身，但是太祖爺沒有辦法保證皇子皇孫者們的素質和品質，他的子孫們不可能如同他那般成為雄才大略的君主，變相的丞相制度就會應運而生，其標誌是內閣的首輔制度，內閣就有了「票擬」的權力，對柄外朝內閣的「票擬」，就有了內廷替皇帝硃砂批示的「批紅」之權，形成最高決策公文下達的程序化過程，如果兩者之間充分默契配合，按照程序化運作，那麼皇帝可以垂拱而治。明代中後期的帝王很少真正管理政事，而明代的統治卻能延長那麼長時間，實際上得益於這套機制的正常運轉。如果兩者權力失衡，就會導致政權的半癱瘓狀態，決策失誤，矛盾日積月累，也促使兩者可以各自為政公開分庭抗禮；這就是朝廷內外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形成黨爭的制度性原因，也就有了後來東林黨人和閹黨集團你死我活的爭鬥而導致王朝政權結構內部瓦解的必然命運。即使帝國後期崇禎皇帝要乾坤獨斷扭轉敗局，但已經是尾大不掉，無法有效切割王朝疽癰，乃至病入膏肓不治身亡了。可以說朱元璋在立國初期，廢除宰相制度和禁止太監干政的決策，在施行中均是失敗的。

  [1] 見《馮夢龍全集》第10卷，江蘇鳳凰出版社，第2頁。

  [2] 見《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者》，線裝書局，第1651頁。

  [3] 《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三·陳矩傳》，線裝書局，第16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