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寄生於體制的勛臣子弟

  帝國的勛臣子弟是寄生於帝國肌體逐步擴大的癌細胞。勛臣也即跟隨太祖皇帝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開國功臣們在江山定鼎後，按照功勞大小被封為公、侯、伯等各種爵位的開國將帥的後代們。父輩的這些顯赫爵位有些是可以世襲的，也就是老子們的戰功換來的勛位可以由後代們分享。長子可以世襲繼承自己父輩的爵位和俸祿，世子以下封為將軍、衛尉等虛銜享用祿米。但是這些授為各等級爵位的勛貴子弟在安享榮華富貴的同時卻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也就是失去了參與政權管理的資質，本質上也是某種防止勛臣造反謀取江山的贖買制度，是以金錢爵祿換取政治穩定的制度性設計。

  明代勛戚貴族在帝國中的地位一直不容小窺，只是時代不同，各有消長罷了。朱元璋時代，因為打天下的緣故，政治就是功臣集團與皇帝共享的結果。因此，對待文官集團的腐敗，可以將反腐政策執行得非常徹底和鐵血無情，皆因為文官們只是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臣僕，身後沒有龐大的軍事實力作為支撐，只能俯首帖耳供皇帝驅使效力。

  隨著朱元璋諸子的成長並掌握強大的兵權，使得朱元璋可以採用鐵血政策清洗功臣集團，改變自身權力的基礎。朱元璋在培養太孫時，反覆告誡他要依靠眾藩王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要保朱氏家族江山的永不變色，想來還是覺得自己家族的子弟來得可靠。老朱並不明白，帝王的權力對於自家弟兄一樣有吸引力，而所謂勛戚家人的子孫一樣會腐敗變質。由帝國早期的艱苦創業，到後期的養尊處優，一樣會使自己的子弟變成不學無術只會養尊處優的敗家子。所謂「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多挾重器」的結果，必然是誤國誤民，最終危及帝國本身的安危。

  靖難時期，建文帝和皇叔朱棣之爭，以及後來的安化王、寧王造反都說明了皇權對於自家人都是有吸引力的。這也使得功臣和文官的力量有所復甦。（文官勛戚跪迎新主，一直是明代的特色，從燕王渡江，到李自成進北京，再到清軍進入南北兩京，這一出出熟悉的場面不斷上演。）永樂時代因為靖難之役的原因同樣要分封功臣，造成明初政治一直是功臣、文官元老和皇權共治的局面，權力鬥爭基本以內廷向外延伸。所以從永樂到宣德，皇帝為了加強皇權，開始精心設計宦官政治，使得影響明代歷史的宦官二十四衙門初具規模。正因為有宦官制度的保證，使得皇權在與功臣和文官重臣的鬥爭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明代皇權政治的形成恰恰是從武宗正德時期開始的。到嘉靖時期完成轉型，功臣貴戚才被真正排除出權力中心。

  明朝初期參造前朝之制，列爵五等以封功臣外戚。後來革除子、男二爵，只留公、侯、伯三等，定製：「凡爵非社稷軍功不得封，封號非特旨不得予。」明朝爵位分兩種，一是只授終身（不世），二是可以世襲（世）。爵位的「世」與「不世」，以軍功大小而定，均給誥券。除有軍功者外，可得爵號的還有曲阜孔子後裔衍聖公及駙馬都尉、外戚等因恩澤受封者，但只是給誥而不給券。與前朝不同的是，明朝的公、侯、伯只有爵號和食祿，並無封邑。明朝，王爵為皇族專享（開國諸大將死後有追封郡王者），皇族封爵均世襲罔替。皇族封爵有親王、郡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封奉國中尉。明朝另有國公、侯、伯三等爵專授功臣，三等爵可以世襲。

  明朝的異姓封爵為：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流傳有世。功臣則給鐵券，封號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開國輔運推誠」；從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難推誠」；余曰「奉天翊運推誠」和「奉天翊衛推誠」。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受封而領鐵券者，為世襲封爵，否則為流爵。襲封則還其誥券，核定世流降除之等。爵位世襲，或降等以襲。公、侯、伯封號分四等歲祿以功為差，可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可領將軍印為大帥督，轄漕綱，但不得預九卿事。按照永樂的設想，勛貴和文官應該是大明的兩根支柱，靠文官治國，靠勛貴掌軍制約文官。英國公張、成國公朱兩門，自永樂以來，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難功臣子弟，互相聯姻，盡掌都督府，而此時「初間以公、侯、伯為之，兵部掌兵政，而軍旅征伐則歸五軍都督府」，文官根本不掌軍事。

  明英宗時的「土木堡之變」是明朝勛貴衰敗的轉折點。也即正統十年（1449年）七月，也先率瓦剌擾大同，大太監王振挾英宗親征。八月英宗還至土木堡被瓦剌軍所俘虜，郕王朱祁鈺監國，九月即帝位，是為景帝。據《明史》中《英宗前紀》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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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戌，師潰，死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奉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並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野，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死，帝北狩。[1]

  在土木堡之役中，損失的文武官員數百人，都是大明王朝當時的精英分子，尤其是武將勛貴，幾乎一鍋端了。之後就是兵權歸於兵部文官之手，五軍都督府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就作戰效果來說，勛貴至少一部分要有較好的軍事素質，能夠勝任大軍將帥的職責。就專制皇權必須掌控軍權的前提來說，皇帝必須要在軍中保持較高的威信。勛貴本身有極高的地位，又是世代領兵，很容易在軍中建立威信，進而威脅皇權。這就需要皇帝本人在軍中樹立威信，控制軍隊。

  這其實是很難實施的一項帝國用人制度，如同帝祚的綿延長久和繼任者本人的素質有很大關聯。帝國的皇位世襲繼承和勛臣的恩蔭承繼一樣，面臨人才選擇的餘地很小，因而人才優勢的逐年遞減，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勛臣的繼承人總體也是坐吃山空腐化墮落者多。

  勛臣人數不多，其中可供選擇將帥者，人選相當有限。這些人往往一出來任官就是當參將（明初參將是總兵官的副手，地位很高，相當於現代的省軍區副司令），而這些人不是按照軍功逐級晉升上來，而是靠制度性恩蔭躥升高位，既缺乏基層作戰經驗，且在軍中因為出身的顯貴而驕橫跋扈，缺少相對的人望，統兵、領兵的實際效果很差。

  天順至弘治朝仍然有不少勛臣出鎮，但至少有半數勛臣出鎮表現不佳。這無疑會推動明廷減少勛臣出鎮的任命。（事實上到嘉靖朝都還有一些勛臣出鎮，但多是在南京、湖廣、貴州等內地，及臨清、揚州的漕運總兵。九邊則少有勛臣了。）英宗死後，憲宗是個結巴，羞於與大臣論事，明朝皇帝從此開始依靠司禮監（實際多是「文官化」的宦官）和內閣，在文書周轉中處理政事。

  天子親征在明初制禮樂時，放在軍禮之首位，依次為遣將、出征、祭祀之禮，及親征還還要舉行獻俘、論功行賞之禮儀。《明史卷五十七》記載：

  洪武年閏七月，詔定軍禮。中書省會儒臣言：古者有天子親征，所以順天應人，除殘去暴，以安天下，自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2]

  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馬上打天下、得天下的一代雄主，親征之事司空見慣，是其文治武功開疆拓土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的皇帝所謂「親征」都是拙劣地模仿先祖的鬧劇，明英宗親征竟然被瓦剌軍生擒，導致變生肘腋連皇帝之位也被自家兄弟奪了去。後來的天子親征的除了武宗之外，寡人們都對親征之事興趣不大，明孝宗晚歲說過要親征的氣話，可能被武宗聽去了，「繼承父志」不時演出一些「親征」的鬧劇，只是以此為名，到處遊山玩水，搶掠民女，暴斂民財而已。這樣的皇帝，當然也不能再在軍中直接建立威信。

  那麼，使用文官系統去控制軍隊，再加上宦官從中監控，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相應來說，勛臣中有軍事才幹者也越來越少，弘治之後武功衰落，更是很少新封爵位。京營的戰鬥力一直無法真正提高。明末京營戰鬥力低下難於抵禦內寇外虜入侵的現象，恐怕也是在政治上難以選拔良將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武宗朝試圖調入邊軍武將整頓京營，並將許泰、江彬等人封為新的勛臣，統帥他們親征，有恢復明初統帥體制的傾向。但是武宗是在玩弄「親征」遊戲，在最終玩死了自己後，江彬等人就被朝臣和宦官武將張永等聯合清算，這些邊將未能完成向新帶兵勛臣群體的轉化。在沒什麼軍事才能的勛臣們的操練下，朝廷雖然屢屢下旨申飭，明朝中期由吏部主持，設立武舉科考，也有了武舉人、武進士這些擔任軍職的機會，然而在政治地位上依然低於文科科舉下錄取的舉人進士。在國家危難時期，這些子弟常有臨危受命擔任軍職去領兵打仗建立新功勳的機會；但在承平時期就顯得閒極無聊，飽暖思淫慾，在掠奪民財民女上下工夫，皆因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結果。這點和明朝的親王很相似。他們極具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欲望，但是這樣的機會似乎十分渺茫。

  在永樂、宣德、正統三朝派兵出征時的勛臣為大將、重要場合皇帝親征、太監監軍或直接帶兵、文官主要管理的後勤的軍事模式，逐漸變成了文官任總督、巡撫（帶提督軍務銜）、武將任總兵、太監監軍的三方體制。而皇帝和勛臣，則近乎同步地退到了幕後。前者繼續保有穩固的皇權，後者安逸地享受著榮華富貴，不再出任統軍治兵的實權，使得勛臣後代們大部分成了徒有虛名不堪大任的紈絝子弟。所以明代末期的皇帝才不得不依靠宦官取代勛貴去平衡文官集團對於軍事權力的掌控和擴張。

  武官地位不斷下降，二品武官給五六品文官行跪禮的事在這之前根本是不可能出現的怪事。即便如此，文官系統還是不停去侵蝕軍權。到後來，明朝天子真正能指揮得了和指揮得動的軍隊，除了內廷太監和御林軍，基本就沒多少了。而文官和太監缺乏制約坐大的結果，產生了明末致命的惡果就是閹黨和東林黨大臣及文官其他團伙的黨爭不斷，最終大明帝國在內訌和外亂中走向覆亡。

  馮夢龍的紀實文學《甲申紀事》中粉墨登場的就是此類貴族子弟。如中山王徐達的子孫魏國公徐弘基、誠意伯劉基的後代劉孔昭等等就屬於這種利用新君主的選擇，而企圖擁立之功，實現擴大政治空間、拓展權力、參與政治決策的圖謀。而這些人大部分徒有虛名，並無實際行政和軍事能力，只是繡花枕頭一肚子秕糠的蠢貨，未見到他們在江山變異之際的救世壯舉，只是一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爭權奪利的宵小之徒。

  至於那些依靠祖宗遺蔭世襲封王拜爵的紈絝子弟，閒極生事常有強搶民女、強占民田等魚肉百姓危害地方治安的惡行，也使得朝政不斷惡化。當然，還有一些皇親國戚，被十六朝帝王們不斷追封公、侯、伯等貴族頭銜，也就只是享有空名和俸祿，除了增加帝國越來越入不敷出的國庫餉銀之外，就是繼續膨脹著帝國官員寄生隊伍的數量，使得人浮於事盤剝百姓的特權階層隊伍不斷龐大，猶如惡性腫瘤寄生於帝國千瘡百孔的肌體，加速了帝國崩潰的步伐。

  [1] 《明史·英宗前紀》，線裝書局，第30頁。

  [2] 《明史·卷五十七·志第三十三·禮十一》，線裝書局版，第3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