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朝的宗教

  在元代這個多民族的帝國里，元朝政府對宗教信仰採取了寬容政策。

  無論信仰什麼宗教，只要不影響蒙古人的統治及尊嚴，就不會受到太多的限制。

  蒙古統治者最先接受的是佛教中的禪宗思想。1214年，蒙古軍攻克金人寧遠城時，只有13歲的禪僧海雲見到了成吉思汗。1219年，成吉思汗傳詔，命海雲和他的老師中觀一起管理漢地僧人，並免去了僧人的差役。

  1242年，海雲又北上覲見了忽必烈，並在講解佛法的同時，將劉秉中介紹給了他。蒙哥汗時期，吐蕃佛教（即喇嘛教）亦開始進入蒙古宮廷。後來，由於受到帝師八思巴的影響，在元朝佛教各派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而就全國而言，最為流行的則是禪宗。同時，從佛教派生的白雲宗，即「白蓮教」，在南方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徒眾，到元末竟成了農民起義軍最初的主要力量。

  道教在元代也比較盛行。元朝時期，在北方活動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全真三派及渾元教。在這些教派中以全真對蒙古統治者的影響最深。

  全真教由道士王重陽創建，教義主旨在於宣揚儒、釋、道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號全真。因在金末元初，全真派掌教丘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的關係，全真教在蒙古帝國時期前期的三四十年內，成為北方道教的主要勢力，形成了一門獨尊的勢頭。後來在蒙哥在位時期，佛教與道教為誰是正宗的問題發生爭論，全真教在兩次佛道辯論中都失敗，結果使道教的地位降至佛教之下，也改變了全真教在北方道教諸派中一門獨尊的局面。但貫穿元朝始終，南方主要是太一、大道這些自宋以來就進行傳播的宗教，而北方道教依舊是全真為尊。

  伊斯蘭教早在唐代就已經傳入我國。元代一般稱伊斯蘭教徒為回回人，「回回」一名是「回紇」的諧音。元朝境內的回回人主要來源於蒙古西征時從中亞、波斯和大食俘掠來的人口或當時投降依附蒙古的官員將領，當然也有相當部分的商人。回回構成了色目人中的絕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統治者信任，不少人在中央衙門或地方官府擔任要職，如元朝的著名能臣賽典赤就是回回人。

  基督教（主要指聶思脫里教）也是唐代傳入我國的，當時被稱為「波斯經教」，又稱為景教或大秦景教。9世紀中期，由於唐政府的取締，基督教在內地趨於滅絕。但在遼金時期，景教在中國西北民族中廣泛傳播。

  蒙古草原上的克烈部、乃蠻部都信奉基督教。這些部落被成吉思汗滅亡後，基督教也隨著被征服的部眾重新傳入內地。因為基督教是從西北地區重新進入內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區仍是基督教教徒比較集中的地區。此外因商業原因，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許多信徒。

  摩尼教是唐代傳入中國的又一教派，是唐代漠北的回鶻汗國所信奉的宗教。因為回鶻人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有功，所以摩尼教在唐代受到保護。公元840年回鶻人西遷以後，把摩尼教帶入了吐魯番地區。而內地的摩尼教雖遭唐政府禁限，但並未滅絕，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民間仍然被信奉。因為摩尼教崇拜光明，因此也稱「明教」。到了元代，元朝人像對待其他宗教一樣對待明教，並不進行干預，將其和基督教一樣看待，不加區分。當時明教在泉州、溫州地區十分流行，並建有寺院。

  

  在元朝，天主教也傳入了中國。因為蒙古大軍的西征，使羅馬教廷為之震動，因此法國國王和教廷都曾遣使者到達過中國。蒙古人擄回的戰俘中也有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後來他們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漢地，所信仰的宗教也隨之東來，但影響遠不及基督教。

  相較於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猶太教進入中國的時間就要早得多了。

  宋代時，就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定居在開封，他們是來自波斯或中亞落籍不歸的西域商旅的後裔。在開封，這部分猶太人有自己的社區，保存有自己的宗教。金代，1163年，開封的猶太人還在俺都喇的組織下開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猶太教教堂。元代，猶太人被稱為朮忽，或主吾，有的時候也被稱為朮忽回回。蒙古人並不注意區分伊斯蘭教徒和猶太教徒，把他們都視為一類人。總之，只要他們的宗教信仰不損害蒙古統治的尊嚴，蒙古人對回回人和猶太人則採取放任態度，不予干涉。

  另外，由於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發達，自宋朝起，就有來華的信仰印度教（即濕婆教）的印度人。總之，應該說元朝對於宗教的寬容政策是成功的，在元朝沒有發生過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大規模的宗教戰爭，與統治者的這種態度是分不開的。

  五、理學思想的確立

  理學在元代的北傳並取得正統地位，是元朝統治下的漢族儒士，在失去了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後，對本民族文化的傳承表現。

  在金朝，理學就已經在北方的局部地區流傳。金章宗時，信安人杜時升隱居嵩洛山中，以程學授徒，他是在北方傳播「伊洛之學」的第一人。

  後來，理學著作開始在金境流傳開來。最早在金境公開刊行、造成廣泛影響的是張九成作解的理學著作選集《道學發源》。

  蒙古滅金後，與南宋之間的戰爭展開。1235年，蒙軍攻陷湖北安陸後，俘虜了「鄉貢進士」理學家趙復。趙復被俘後很快得到了元朝的重用，當時元朝行中書省事楊惟中及僚屬姚樞等受命在俘虜中搜求儒、道、醫、卜以及工匠藝人，知道趙復是南宋名儒後，立即護送他北上。趙復被護送到燕京後，在太極書院講學，向他學習理學的人有上百人之多，其中北方儒士姚樞、劉因、竇默、郝經也在其內。在太極書院講學期間，趙復也刊行了自己的著作《伊洛發揮》。後趙復又持此書遍遊河北、山東，宣講程朱理學，將理學思想較為系統地介紹到北方。所以《元史》認為「北方知有程朱之學」是從趙復開始的。

  但由於趙復不願做官，不久就在真定隱居了，所以他並沒有直接促使理學成為官學。忽必烈經理漢地時，重用儒士，讓姚樞擔任勸農使、許衡做京兆提學。許衡所在州縣都建起了學校。1262年，忽必烈設諸路提舉學校官。許衡在1265年接受忽必烈召見時，提出了採用漢法的五條建議，其中第四條就是：「自各城市州縣都要設立學校，讓皇子以下的普通百姓子弟都能上學，以懂得父子君臣的綱常倫理。」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並逐步實施。後來又在京師設立了蒙古國子學，許衡作為國子祭酒主持國子學事務，在元朝的蒙古人、漢人官吏和貴族的子弟中招收學生入學讀書。

  國子學的學制體系都是許衡按照朱熹的教育思想確立的。1287年，元朝正式建立國子監，由許衡的學生耶律有尚任祭酒，一切也都遵從許衡的體系進行教學。1291年，元朝又在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了小學，自此從京師到郡縣，元朝統治的各地都設立了學校。

  在元代，地方有自由建學的權力，因此書院的數量遠遠超過宋朝，北及大漠，南到雲南，都有地方辦學。書院的山長由政府任命，掌錢穀的直學則由郡守及憲府（廉訪司）考試選補。自京學到州縣學以及書院的學生，經守令的薦舉和台憲官的考核，合格者可出任教官或做吏員。雖然通過這一途徑不能讓讀書人做到省台的要員，但在科舉停辦的時代，仍然給讀書人指出了一條出路。而程朱理學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得到傳播發展的。

  程朱理學在全國的廣泛傳播，為元仁宗在1313年恢復科舉考試創造了必要的客觀條件。元代科舉鄉試的程序為，蒙古人、色目人為一科，試二場。第一場經問五條，第二場策一道。至正時改為經問三條，增本經義一道。經問只在四書內出題，經義須從五經中明選一經為本經出題考試。漢人、南人為一科，試三場。第一場明經、經義二問，於四書內出題，經義一道，從五經中出題，各治一經。

  元朝的科舉考試已經和明朝的科舉制度十分相近了。當時的考生在答題時，四書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詩》用朱注，《尚書》以朱熹弟子蔡沈的《書集傳》為主，《周易》以程頤的《伊川易傳》和朱熹的《周易本義》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註疏，程頤、胡安國的《春秋傳》《禮記》用古註疏。

  這樣一來，讀書人認識到，如果不讀四書五經，不學程朱理學，就沒有出頭的一天，所以四書五經就成了世人奉為經典的書，理學思想也在這一時刻被確立。這以後，文廟從祀諸賢的座次在元代也已依照理學的道統觀加以排定。1313年6月，仁宗以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和許衡從祀孔廟。1316年7月，「詔春秋釋奠於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這樣，全國的文廟制度被統一起來，道學的正統地位及其所宣揚的道統說在這時正式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理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對元後的明清影響巨大。儘管理學到明末清初時已經沒落，可由於它是官方的正統學說，加上有科舉制的支撐，存在了3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