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朝與吐蕃的關係

  忽必烈改「元」之後，就對吐蕃地區加強了中央的管轄。在元朝，對吐蕃地區的管理採取了設立宣政院、宗王分鎮與帝師的統領、完善地方機構和設立驛站、統計戶籍等措施。由於吐蕃地區封建制的確立與藏教的形成相輔而行，在經濟上也出現了二者同步發展的局面，因此，元朝在吐蕃地區的管理也多採用政教合一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用具有政教合一身份的帝師對吐蕃地區進行管理。

  帝師其實是元代皇帝授予藏教僧人的最高神職。元代的第一位帝師是八思巴，可以說在中央與吐蕃的關係中，八思巴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思巴生於1235年，是藏教薩迦派高僧薩班的弟子，同時也是他的侄子。「八思巴」在藏語中的意思是「聖童」，是藏民給他的美稱，因為八思巴7歲時就能熟讀佛經，知道經文的大意了。1247年，薩班到涼州與闊端談議吐蕃歸附蒙古的事項，年僅8歲的八思巴也一同隨行。薩班走後，八思巴作為人質留在了涼州。這樣，他童年的大多數時間是在蒙古人的宮廷中度過的，所以八思巴受蒙古文化的影響很大。薩班去世後，15歲的八思巴作為薩班的繼承人，到六盤山拜見了忽必烈。忽必烈一見到他就非常喜愛，把他留在了身邊。

  八思巴19歲的一天，他給忽必烈講授《喜金剛·大灌頂》時說：「藏教是從天竺傳來的。佛法的宗旨是要救度一切眾生，引導眾生到達涅槃的境界，過極樂世界的生活。要達到這個境界必須嚴格遵守三藏經典中所闡述的戒律而修行。假如一個人違背了三藏中的戒律，他將轉生在阿鼻地獄中受苦……」可見八思巴是位虔誠的藏教高僧。

  1260年，忽必烈搶在阿里不哥前宣布繼承汗位，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他封八思巴為「帝師」，賜玉印。1264年，忽必烈設立了專門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和西藏地方軍政事務的機構——總制院，也就是宣政院的前身，命剛剛29歲的八思巴掌管。到後來，由帝師管理宣政院也就成為一種慣例。

  有了宗教勢力的幫助，元政府對吐蕃的工作就容易展開了。不久，元政府就開始在西藏設立起地方行政機構和驛站，根據吐蕃的物產分布情況，重新劃分了行政區域。元政府還對吐蕃地區進行了人口普查，在前藏和後藏分別設立了13個萬戶，各萬戶兼管軍事民政，皆由八思巴領導。這樣一來，八思巴既是西藏的宗教領袖，同時也成為行政首腦，一個「政教合一」的新政體在西藏出現了。

  政教合一的政體對吐蕃地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元政府賜給帝師莊園土地，使帝師成為吐蕃地方的大封建主。這些是按照聖旨賜給八思巴的土地，不負擔府庫及驛站等漢地、吐蕃的任何稅賦差役。而由於帝師的特殊身份，他領導下的烏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轄的諸萬戶、千戶，吐蕃等處的各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安撫司、招討司、元帥府等長、使，也因擁有一定數量的莊園而成為大小不等的農奴主。這就使吐蕃的經濟形式具有了封建性質，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吐蕃的政局穩定，社會安定，在農牧業穩定發展的基礎上，在元朝多民族統治的龐大帝國中，手工業與商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吐蕃的手工業多以家庭為生產加工單位。氂牛尾製作的帳篷以及羊毛織成的各種織物，種類繁多，質量精美，「毛布」「花毯子」「藏地嗶嘰」「氆氌」等都廣受人們喜愛。烏思藏的細氆氌尤為著名，是上貢的佳品。至於金、銀、象牙、珍珠、銀珠的加工品和吐蕃當地的特產藏紅花、木香、牛黃，虎、豹、水獺皮張及麝香等，既是貢品，也有一部分進入市場成為貿易商品。

  因元政府的扶持，吐蕃文化在這一時期也有了相當大的發展。這種發展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相互促進的，以薩班與八思巴叔侄貢獻最大。薩班與闊端商定吐蕃歸附蒙古的條件後，留在了涼州，從事佛教傳播工作。他發現當時蒙古人使用的畏兀兒蒙文有不完備的地方，無法標註、翻譯一些梵文、藏文。為了傳播翻譯經文的需要，薩班便對畏兀兒蒙文加以完備，在畏兀兒字母的基礎上增加了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了一套新的字母。這套字母的出現對後來八思巴創造蒙古新字無疑有很大的影響。

  成吉思汗所創造的蒙古文字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這一點忽必烈也意識到了。在他於1260年宣布登上蒙古汗位後就命八思巴開始制定蒙古新字。八思巴同薩班一樣，也是借用藏文字母，創製了41個新蒙古字母以拼寫蒙語，這一新的拼音文字在1269年正式公布使用。元朝統治時期，官方文書一律用八思巴創製的蒙古新字譯寫。今天我們從保留下來的元代碑刻上還能看到這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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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年，八思巴去世後，歷代藏教首領成為「帝師」，受朝廷的委託，執行朝廷命令，管理西藏政事，就成為一項沒有明文的規定。

  吐蕃文化在元朝也顯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藏族長篇史詩《格薩爾王傳》就大約形成於元代。這是中國文學史及世界文學史上罕見的史詩巨作，150多萬行，1500多萬字，歌頌了藏族英雄格薩爾王的偉大業績。

  另外，藏族史學作品也是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發展。元代藏族學者讀史、撰史之風興起。十五卷本的《薩斯迦全集》是薩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資料。現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的《紅史》，於1346—1363年由公哥朵兒只寫成，對後代藏史的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同時很多中原史書也被翻譯成藏文，起到了文化促進作用。如漢族譯師胡將祖把《唐書·吐蕃傳》和《資治通鑑·唐記》譯成藏文，並由喇嘛亦鄰真乞剌思刊行。史書的編譯整理，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吐蕃地區佛教的發展，也推動了寺院建築業的發展。各種建築、繪畫、雕塑藝術都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提高，藝術風格得到更好的吸取利用。如搽里八的領主請漢族巧匠修建漢式佛殿，還有拉當寺彌勒佛、沙魯寺的蓮花雕刻，都吸收了元代漢地的雕塑風格。而薩斯迦寺的黃金塔、沙魯寺的幾幅「供養天」壁畫則由尼泊爾工匠完成，並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

  總之，在元代大一統的客觀環境下，吐蕃文化吸收融合了其他地區民族的文化，不斷完善提高，得到了長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