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維新派的強國之夢-一、先天下之憂而憂

  仁宗登基以後，宋王朝的內憂外患開始逐步顯現。慶曆年間，北宋和西夏開始了全面的邊境戰爭，宋軍接連吃了三次敗仗，而這個時候，國內又出現許多農民起義和叛亂。形勢逼人，仁宗不得不想方設法來解決這些危機，這一次，他找到了范仲淹。

  仁宗在天聖年間就知道了范仲淹這個人。當時，范仲淹剛到京城，任秘閣校理，他大膽上書給垂簾聽政的劉太后，認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應率百官在太后壽辰時向其行跪拜之禮，應由宰相來代替。當時朝中大臣都知道皇帝上壽行禮是非常不妥當的，但懼怕劉太后的權勢，沒人敢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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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年，范仲淹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於仁宗。劉太后當然不予理睬，范仲淹便憤然請求外放。范仲淹的這些剛烈行為給年輕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范仲淹小時身世不幸，兩歲時父親就死了，母親改嫁他人。范仲淹少年就胸懷大志。據說他曾經在一座廟裡向神詢問：「我將來能不能當宰相？」神說不能。范仲淹便接著道：「不能當宰相，那我能不能做一個治病救人的好醫生呢？」雖然這只是一個傳說，卻充分說明了范仲淹從小就懷有濟世救人的理想。范仲淹小時家裡條件不好，學習條件非常艱苦，常人不堪承受，但他依然刻苦攻讀。根據范仲淹自己後來的回憶，當他和一位姓劉的同學在長白山讀書時，每天煮兩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凝固之後切成四塊，早晚各吃兩塊；把蔬菜切碎，加上半杯醋、一點鹽，燒熟了當菜吃。這樣的生活一過就是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十三歲的范仲淹告別母親，到應天書院讀書，這家書院非常有名，是北宋四大書院之一。范仲淹讀書非常勤奮，冬天的時候，讀書累了，他就用冷水洗洗臉，接著再讀。年輕時艱苦的求學生涯使范仲淹掌握了豐富的學識，更磨鍊了他堅強的意志。

  仁宗親政以後，將范仲淹從地方召回京城，升他為右司諫。這時劉太后已死，朝野上下攻擊太后垂簾政事的人越來越多。雖然范仲淹此前強烈要求太后還政，並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卻沒有藉機進行報復，而是勸告仁宗：「太后受先帝遺命，佑護您十多年，就算是有一些小小的過失，也應當遮掩過去，以保全太后的聲名。」仁宗聽了很是感動，下令不許議論太后垂簾時的事情，從此更加敬重范仲淹。

  當宋朝西北邊境局勢緊張起來之後，仁宗讓范仲淹出任陝西路永興軍的知軍州事（今陝西西安一帶）。後來，宋仁宗任命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全面統籌宋·黑花嬰戲圖瓷罐邊防，任命范仲淹和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分別負責延路（今陝西延安）和涇原路（今甘肅平涼）。

  西夏的首領元昊原來稱臣於宋朝，看到大宋軍備日益廢弛，就自稱皇帝，並把國內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都徵發為兵，糾集了十萬人馬，向宋挑釁。

  趕赴邊關抗敵的范仲淹已經五十二歲了，鬢角開始出現了斑斑白髮，但是忠心報國的熱忱仍是不減當年。范仲淹首先來到處境最險惡的延州，這裡到處是斷壁殘垣，茅廬草舍被焚燒成了廢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數留下的也是無衣無食，有家難回。

  范仲淹決心保衛邊疆，讓百姓安居樂業。一連數天，他深入邊境視察，聽取守邊將士的意見。通過調查分析後，范仲淹認為：宋軍人數雖然較多，但缺乏精兵強將，戰鬥力差；西夏軍人數較少，但兵強馬壯，戰鬥力很強。另外，西夏境內山川險惡，沙漠廣袤，其都城又遠在黃河以北，如果宋兵孤軍深入，糧草輜重的運輸線太長，很容易遭到敵人騎兵的截擊，所以不宜採取深入敵境大舉進攻的方針。范仲淹同時看到，西夏雖然兵力較強，但國家的經濟力量非常薄弱，糧食不足，絹帛、瓷器、茶葉等更是需要從宋朝輸入，只要宋軍修固邊城，進行經濟封鎖，同時訓練精兵，守住險要的關隘，就可以使西夏軍無機可乘，時間一長，西夏經受不起拖延，就只有講和一條路了。於是，范仲淹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為主的禦敵方針。但當時有許多人主張堅決進攻，認為宋軍擁有二十萬重兵，卻只守在邊界，是怯弱的表現，而且長期屯兵邊境，耗資太大，應該調集精兵，對西夏採取進攻的策略，速戰速決。結果，急於求成的宋仁宗採用了進攻的主張。

  後來，主帥韓琦貿然出兵，結果陷入西夏軍隊的埋伏圈內，死傷一萬多人。之後，宋軍又與夏在定川砦遭遇，結果宋軍全軍覆沒。

  交戰失利迫使宋仁宗放棄了進攻方針，改用范仲淹的守策。於是，范仲淹大展身手，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陣地修築寨堡，建立軍事據點，並精練士兵。范仲淹聽取部下的建議，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古寬州的地方築起了一座新城。這裡地處要衝，右可以保障延州的安全，左可以得到山西的糧食。

  築城後，在這裡開闢荒田，收穫不少糧食補充軍糧；又招募通商，經濟上逐漸充實起來。范仲淹的這些措施，使邊境的經濟迅速得到恢復，軍事力量也得到了明顯的加強，西夏軍隊不敢再輕易進犯。

  范仲淹還採取措施，大力安撫宋、夏交界處的各少數民族。這些部族在宋、夏戰爭時持觀望態度，范仲淹一面修築城堡，切斷他們與西夏的聯繫，另一方面召集他們的部族酋長，親自接見，推心置腹地相談，並發放糧食、農具等幫助他們恢復生產。這些部族紛紛歸附宋朝，還在宋、夏戰爭中擔任宋軍的嚮導，出兵助戰，有力地支持了宋軍。

  慶曆三年（1043），北宋與西夏之間初步達成和議。仁宗將五十五歲的范仲淹從前線召回到朝廷，升任他為參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開始推行新政，以整頓吏治為核心，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但是，改革觸及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朝廷中實際贊成改革的人並不多，新政施行不久就遭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攻擊。很多人指責范仲淹等人拉幫結派，仁宗召范仲淹詢問：「從來都是小人好結交朋黨，君子是不是不應該結黨啊？」范仲淹回答：「臣在邊疆時，知道勇於作戰的人自己結為一個團體，朝廷也是這樣，有正、邪之分。一心向善的人結為朋黨，對國家不會有什麼壞處。」以文章名世的歐陽修這時也進呈了著名的《朋黨論》，表達對范仲淹的支持。但仁宗對范仲淹結黨非常不滿，因為從太祖立國，每一個皇帝都下大力氣防範臣僚結黨，仁宗當然也不希望自己身邊出現一個結黨的政治集團。慶曆五年，遼和西夏對宋朝的軍事威脅相繼解除，仁宗終於罷去范仲淹等人的職務，讓他們這些「朋黨」擔任地方官。

  「慶曆新政」也由此宣告失敗。

  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向宋王朝內部的積弊開戰，目的在於解決內憂的困擾。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有：嚴格官吏升降制度。那時，升降官員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為準，這使得許多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無所作為。以政績來考核官員，可以使有功勞的人得到提拔，不稱職、甚至有罪的官員得到罷免。

  限制靠特權做官和升官。當時，一些大官每年都要自薦自己的子弟充任京官，逐漸造成了冗官的局面，大大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他們之間還相互包庇，結黨營私。於是，范仲淹提出措施，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改進科舉制度。為了選拔出有真才實學的人，將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慶曆新政還包括提倡農桑、減輕勞役、加強軍備、嚴格法令等多個方面。

  范仲淹被貶出京城後，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廢止了。

  一年之後，被貶出京的范仲淹受到在岳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子京的邀請，為修建當地的名勝岳陽樓寫紀念文章，范仲淹揮筆寫下了《岳陽樓記》。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說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名言一直為後人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