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本思想的凋敝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一些思想家開始發現了人民的力量和價值，提出了民本思想。其中最為後人稱道並加以廣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兩段話。

  《孟子·盡心下》中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荀子·哀公》中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於西方的民主主義。比如，在古希臘實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許有君主存在的。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從來沒有也從不試圖在制度的層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與君權。西方的民主制是一種審美意識，而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徵是發現人類社會關係中的兩種力量，主張以民權制約、抗衡君權，在這一點上，似乎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相近。檢視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本思想，可將其主要觀點歸納為三點：君權的根本在民；立君的目的在於保民；如果君不稱職，民可以批評甚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這朵奇葩卻在戰國晚期逐漸枯萎，到秦王朝幾近凋敝。其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面：

  一是適應於戰時特點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們的青睞和採納，而民本思想的積極鼓吹者儒家卻往往不能見容於這個崇尚攻取的時代。一些法家人物，在為大一統的專制及帝制搖旗吶喊時，將君權至上論推向極端。

  《韓非·外儲說右下》認為，君主再壞，終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終究是臣民。這就好比再破爛的帽子也要戴在頭上，再好看的鞋子也必須踩在腳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視「民」的言論。但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供驅使的「民力」，而非「民心」，更不是民在社會中的主體價值。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稱：「雖拂於民心，立其治。」（《韓非子·南面》）。絲毫不見民心的向背對為政、治國的重要性。他們還將欲「得民之心」的儒家反說為「不知治者」，以為「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為政者如果想要適合民意、民心，乃是「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法家思想的本意，雖然不在於造就一個絕對化的皇權，以讓君主毫無約束，但思想界的這種動向，卻在事實上為絕對化皇權的出現做了輿論上的開路工作。

  二是被勝利沖昏頭腦的秦始皇，不僅錯誤地過高估計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獨擅天下之利」。他以「獨制天下」的政治實踐，徹底否定和拋棄了民本思想。

  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尉繚就說，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

  如果得到天下，天下人都將成為他的奴僕。不過那個時候秦王政對自己的「虎狼心」還可以時常加以克制，對別人的批評和指責有時也能接受和容忍。對一些有真才實學的人，他甚至還可以屈尊相待。正是由於這一點，洞察秦王政本性的尉繚，最後還是被秦王政挽留了下來，並擔任國尉，為秦的統一大業奔走效勞。

  然而，隨著秦王政專制政權的鞏固和發展，特別是在統一六國後，秦始皇使專制君主的權力在實踐中獲得了最大的實現，他的殘忍暴虐的本性也就日益暴露了出來。秦始皇認為，憑藉強大的軍事官僚機器和一整套嚴刑酷法，就可以任意奴役天下。他視人民如草芥，無休止地橫徵暴斂，肆意地摧殘、蹂躪，自己則窮奢極欲，縱情享受。公卿大臣們都仰承秦始皇的暴君行事，個個誠惶誠恐。違背他意志或惹他不高興的人，隨時會招來殺身之禍。

  橫掃天下、一統六國的英雄，變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